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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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弊端；启示

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调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因为作为一个计划，发行计划的主体在指导和监督计划的执行上都应该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运行计划是平衡的，是客观的，具体说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各种指数都是平衡的。在这种前提下，政府职能就是监管，以确保计划的完美实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经济计划，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过获取制定一个计划的全方位，立体式，符合实际的客观指数，及时，准确的GDP数据；其次，政府总体规划方法要符合市场规律，遵循客观情况；再次，一个系统的计划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规划方案是否科学，决策过程是否民主；而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等技术落后，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将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制定一个全面，及时，准确计划所需要的全部经济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寻求最佳规划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产出方法，优化方法已用于制订计划，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尚未完全掌握优化规划的有效方法。其实，规划方法的关键在于制定主体对于改善经济恒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程度已经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简洁和实用的数学模型，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规划方法是计划经济的落后，许多的计划是，政策制定者和结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规划制度在实践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统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个利益之间的均衡，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最后，作为制定主体----规划师应该完全代表社会利益，完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着眼全局，但事实上是，在现实中这是理想化的存在，计划制定师总是难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从己出发，或从其代表的部门或地区的利益出发，制定一个反映少数人利益的计划，着眼小集团利益。鉴于上述事实，现实的计划常常是不完美的计划，计划本身难以避免出现不平衡的结果。

第二、计划调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规划是已经预测了的，并且已经考虑在该项目中，但有些情况是计划中并尚没有出现，没有预测更无法提前考虑的，这些情况将使预先设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令计划执行措手不及，所以，他们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不断适应和更新计划，以求达到与时俱进。可是，这一简单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实现，客观情况是规划方法和制度出台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导致这种调整的滞后，计划调整往往滞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即使其中第一个计划是均衡的，也会因为规划调整导致宏观经济的片面失衡。为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而使计划能够跟上经济变化的脚步：首先，规划部门出台符合客观情况的执行规划和计划指标。其次，建立有效的评估或绩效识别系统。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体制。在优先考虑数据，技术，收益效益等环节的前提下，这些条件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计划经济时期，执行该计划时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是不是一个很长的计划纲要下，为了实现计划指标指数不得不执行的现象出现。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宏观调控所导致的平衡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存在客观的经济失衡问题，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激励和监督机制予以纠正。因此，宏观调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的拟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和激励造成的。

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有宏观调控。从形式看，似乎都没有区别，但事实是，也有明显的差异。要清理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适用宏观调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计划经济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观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本能的调解功能，让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调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对计划经济，更要能够使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重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破坏市场体系的正常功能，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应加快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革进程。

不得否认，政府的一些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规划制度是底线，底线不容僭越，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征服政策的实施是有效果的。但问题是，一方面，政策效果具有短期性，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实施，不利于在市场经济的增长，因此损害长期的经济利益，甚至短期性的影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实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成立，并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相关征服部门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变化规律的情况，更加不能掌握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调节方法，也谈不上对宏观经济的操控有效性了，积累市场管理调控的经验教训，只有在宏观调控的变化情况才是可能的。目前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管理的体制机制体制，同时制定相配套的宏观调控规划计划，全面推进创新。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系统而努力。除此以外需要加快改革经济管理方式，始终不渝的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彻底变革落后的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引导，尽快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调控体系，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经济大繁荣，经济大发展。应当看到体制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却应该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作者单位：河南驻马店市安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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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国家干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当中的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国家――中国。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得不想到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应着相应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的财产所属制度，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主要的经济运行方式。

有人说，社会主义也有改革开放，有之后的市场经济。同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也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手段。因此，不能把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区别作为区分两种政治制度的依据。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确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二者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分量的高低可以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从而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经济的分量不可能高于计划经济，公有制也终将不会被私有制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能够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既然经济制度是与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为何资本主义国家频频爆发经济危机？且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能涉及到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更是一直持续至今。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营模式致使其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

对于08年的经济危机，准确地来说应该是次贷危机。这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产出过剩，供需不平衡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是不同的。所谓“次贷”，是指“次级按揭贷款”。“次”的意思是指与“高”“优”相对应的，形容较差的一方，在“次贷危机”一词中指的是信用低，还债能力低。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很多人的收入并不稳定，甚至一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都能贷款买房。购房者在前几年可以单单支付一定的低利率的利息，而在大约五年只有便要支付高额的还款金额。

虽然这次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原因不尽相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根据当前消费者的需要出台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政策，本着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大肆地攫取金钱，只顾眼前利益，不为长远的发展考虑。同时，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化的大背景下，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将财富玩弄于指掌，即使在最萧条的时期银行家们仍能赚取高额的利润。而政府对此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督和管制作用，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与市场的需求和巨大的经济泡沫比起来太薄弱，只是在危机出现后，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款救济即将倒闭的银行。

与之相对应的，在社会国家中，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力度比较强，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我国为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公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等行业中，国有经济起到控制作用。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力量。在这一点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不同，财产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也会相对较弱。

第二，在分配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与经济制度相适应，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社会主义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并且以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比如，对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次贷问题，也就是房地产问题上，国家的宏观调控能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不会发生诸如银行为了赚取一时的金钱利益而劝诱消费者盲目借贷购房的事情，这也是中国暂时没有爆发跟美国一样的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比如，政府出台的限购令，以及银行的加息政策，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房价，给市场降温。

市场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各自的需求和持有而自发形成的交易体系，不是某个集团或政府强行制造出来的。既然这样，为何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市场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度过危机？事实上，市场本身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市场本身有一定的缺点：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

试想，如果美国施行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许经济危机不会那么快地爆发，影响不会如此之巨大。也许是美国人骨子里的自由思想作祟，他们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也被视为拥有良好信用的标志，再加上美国有比较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危机意识较弱，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如果能有效地加强政府的监管作用，对盲目过分借贷进行限制，也许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

但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做法无不充满着社会主义的味道。为了阻止房价进一步下跌，政府甚至直接推出了为首套房屋购买者提供8000美元的财政补贴。再看私有企业，本来私有企业的成败兴衰均由市场来决定，但危机后这样的规律行不通了。以三大车厂为例，因劳动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在金融危机之下濒临倒闭。对汽车购买者，政府又鼓励民众旧车换新车，最多可以获得4500美元的补贴，最高可达新车价格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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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0世纪 新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

近代史上一个显著的史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自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大萧条”，商品的大量过剩,垄断形式的广泛存在，使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设想的完全的、纯粹的自由经济处于尴尬境地，以至在一些国家中，如美国，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开始奉行所谓的国家干预主义。但这一切是否由市场自身的原因而形成？自由主义还要不要了呢？

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政治割据、经济相对落后的帝国。但到19世纪末，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变革，废除了农奴制、统一关税、工业革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等，使德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自由主义经济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德国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两种威胁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是垄断加强，卡特尔组织发展迅猛；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该运动的矛头直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本身的消耗、战败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以至至今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德国对通货膨胀还心有余悸。后期，德国的统治者希特勒推行了“军事计划主义经济政策”，也对德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有爱国情怀的德国学者对此忧心忡忡，自发形成了以欧根为核心的包括经济学和法学的学术群体，同时该群体对外部的一些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是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经济事务，而必须是制订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当经历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内的凯恩斯主义者所展开了的激烈论战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德国的主流派。“西德奇迹”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范例。其中尤其需要特写的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认为人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想要“寻找合乎人和物的本质的秩序”，“赋予新的工业经济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持久的秩序”。他们首先提出“经济秩序的差异是什么？”的问题，然后进行了比较找出优缺点，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人为经济秩序存在两种，即集中领导型（封建采邑经济、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交换型经济。前者具有完整的计划，直接配置资源；后者则是个别的计划。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决策，如何获得信息”。前者的弊端在于由于中央机构的决策的目的与消费者决策的目的是不同的所以存在大量的浪费；后者的弊端在于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联合，然后又必然导致垄断联盟。同时又说用中央计划的方式代替交换经济的方式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更促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单纯的走两条道路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首先建立竞争秩序，要对竞争进行保护、鼓励。表现为三条:1.建立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完全竞争的价格体系――由市场供求自己形成价格体系，而不需要国家的干预;2.建立稳定货币币值的货币体系――不要由于币值的升降而影响价格来误导消费者的决策;3.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是建立维护竞争的秩序，使弱者能维持继续竞争。以上就是弗莱堡学派的基本观点。后来被时任总理的艾哈德作为政策的理论基础付之实践，为德国赢得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奇迹”。弗莱堡学派的观点显然是自由主义的，也就是说，发展经济还需要“自由主义”，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自由主义”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第一，他们提出了对经济秩序的研究，所谓秩序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划分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其区别、优缺点。这是以前不多见的，引起了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的关注，这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前苏联在大萧条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军国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的以国家配置资源为手段的方式而着重提出来的，后来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区别甚至一度演变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自由主义学者明确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把经济搞糟，是不行的，只有走“第三条道路”。

第二，对自由的理解由无序的自由变为有序的自由。自由竞争阶段的自由主义是无序的，也许因为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还是刚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强烈的管制和压抑下追求的“自由”必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纯粹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趋向理性化，而且其自身的矛盾不断暴露比如垄断的广泛存在，破坏了原来的无序的自由主义存在条件，使其必然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的含义，重新制定政策来迎接经济现实的挑战。但他们又不会完全的去管制经济，而放弃自己自由经济的信仰，一切的政策还是基于让市场自由调节配置资源，只是需要维护经济自由发展，即能够使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保持稳定的货币币值使消费者不被误导，另外要有保障私人的财产制度。

第三，反对垄断，主张对竞争的保护和维持即使国民经济在一个可持续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必然导致生产的联合,生产的联合又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而垄断是德国新自由主义所要规避和排除的,他们不但要排除私人垄断,更要反对社会组织的垄断(例如工会组织就是对劳动市场的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认识的一个飞跃，他们开始正视自由经济存在的问题，而不认为自由主义经济一直是一副优美的田园风光画。

第四，从对劳动者的保护的角度提出了累进税等减少两极分化的措施。要实现劳资的合作，实行“经济人道主义”，提出工人和资本家是社会伙伴，因此经济的发展需要劳资双方的合作。同时，认为实现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途径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调整由市场引起的收入的不公平，从而实现公平分配。这也是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减轻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在工人阶级没有形成一定的力量时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没有的。

第五，主张国家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即法律制度等方面来对经济有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较以前的国家观有区别的。亚当・斯密主张“小政府”，而且政府仅仅就是“守业人”的角色，即只是维护国家不受外国侵略，保障社会安定而已；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除此之外国家还要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是通过上层建筑即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而不是直接用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强化了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铺垫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又保障经济是自由的发展。

理论只有见之于实际才能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20年，新自由主义一直是西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以至后来为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研究外国的经济思想关键是看能否为我所用，能否借之以促进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项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呢？我国经历了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跨越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的。当前，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就自由主义的三大特征来说，它描绘了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即要求市场自主形成价格；要求稳定的货币币值；保护私有财产即激励制度。仔细想一想我国现存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这三个方面没有做到位。随着我国进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更紧密了，对于国际上通用的准则和模式我们必须适应，否则就会因为无法融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而导致边缘化，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进入WTO的一道重要门槛，我国虽说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只有不断深化对市场的认识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搞得越好，经济就越发展。美国商务部提出了市场化进程的标志：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企业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度；政府对资源的拥有和控制及分配程度；企业生产和定价的程度。从这些仍然可以闪烁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光芒的“标志”中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何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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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题】现代物流

    【关键词】经济管理/物资企业/物流企业/转型

    1994年以来,全国物资系统出现持续亏损,众多国有物资企业(以下简称物资企业)步履维艰,与当前蓬勃发展的物流企业呈现彼消此长的明显反差。昔日辉煌的物资企业为何一蹶不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其发展路在何方?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的本质区别

    在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教材中,将物资行业等同于物流行业,把物资企业视同物流企业,我们实在不敢苟同。本文认为,物资企业与物流企业既有相近相似之处,更有本质差异。

    二者的相同点是均属第三产业的流通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从事流通服务的市场主体。二者均通过流通服务,实现物资、物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服务。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主要表现在:

    1.从服务对象看,物资企业的“物”是指工业品生产资料;物流企业的“物”是指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退货和废弃物等,二者含义不同。物资企业连结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从生产企业购进物资销售给消费者,在这个流通过程中从事各种流通活动,把销售服务作为主要对象。物流企业的服务对象涵盖面则要宽得多,除销售物流外,还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物流,以及外部的退货物流和废弃物回收物流,也即以物品流通全过程的综合为对象。

    2.从企业功能看,物资企业从事一手购进、一手销售的营销活动,主体功能单一,虽然也配合销售实施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和信息等服务,但均系从属并服务于销售的辅助动能,且彼此分割,忽视成本核算。物流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包装、加工、配送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要素实施有机结合,集成系统,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管理,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满足用户日益多样性、个性化的物流需求。物流企业关注“效益背反”,追求整体最佳状态。

    3.从服务目的看,物资企业服务的目的是在搞好供应、扩大销售中谋求购销差价、取得利润。在确保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尤其是在物资价格暴涨取得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往往忽略或不计成本。物流企业的服务目的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周到的物流服务,包括提供货物运输、储存、包装、加工、配送等有形服务,以及提供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管理等无形服务,这是物资企业难以企及的。物流企业为社会提供全面、多样化的物流服务,并在物流各功能、要素实现增值服务,降低成本,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从管理体制看,物资企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由于在理论上接受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1957年我国建立起了一套重要物资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以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和流通体系。其特点是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分离开来,生产资料又限定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即把农业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以计划分配调拨取代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流通。在这种体制下,物资企业作为物资部门组织生产资料的基层单位,既执行国家物资部门的职能,又担负着物资经营业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优胜劣退,物资企业大多成为弱势企业。物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完善,探索出一套物品的物流管理经验,尤其是在物流中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流通领域的新态势表明,现代物流企业是物资企业的发展方向,物资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二、物资企业转型面对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物资企业的生产资料主业经营逐年萎缩,市场占有率连年大幅下降。2000年,全国物资系统物资销售总额仅占全社会物资销售总额52000亿元的5%,整体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明显削弱,给转型带来了困难。同时,在流通领域还存在着物资企业转型的许多制约因素。1.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和影响仍然存在。一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物资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企业创新意识仍然不强,习惯于传统物资营销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办法不多,与物流企业要求的创新发展能力差距较大。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性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多头管理和相互划分导致流通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流通不畅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三是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完善,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程度低,市场管理的法规不健全,政出多门和不平等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不少市场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割裂着市场的统一性。

    2.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沉重。一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量难以收回的应收帐款和改革开放经济过热年份形成的“三角债”,造成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方针导致物资企业目前一方面人浮于事,且部分员工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懂业务、会管理、善开拓、能创新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三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生产、轻流通,以及改革开放后物资企业上缴国家利锐多,国家对物资企业投资少,造成物资企业流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技术装备水平低下,影响流通效率的提高,致使物资周转慢、库存大、占用资金多,经济效益差。

    3.流通服务方式单一,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一是服务方式和手段简易。物资企业大多仅能分段提供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送货等流通服务。有的县级物资企业至今仍用手扶拖位机运输,送货、装卸仍是人拉肩扛。二是企业组织规模和经济实力大多偏小,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萎缩不振,市场份额缩减,由物资流通的“主渠道”变成了“支渠道”。三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质量总体不高。不少物资企业经营粗放,管理混乱,规章制度流于形式,难以为用户提供适时、适量、适质、齐备、便捷的规范化服务。四是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和技术手段滞后。由于全国物资系统没能建成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虽然不少物资企业配备了电脑等装备,但难以提供准确、及时、实用的信息,指导决策和营销,现代化设备成了“花架子”。4.改制改组未到位,企业机制不适应。一是省市、地市级物资部门虽然成建制改为物资集团总公司或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是换个牌子的“翻牌公司”,仍是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沿袭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现代企业制度远未建成。二是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不够深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物资企业虽然普遍地开展了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物资企业的机制转换还是初步的,在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资金管理上还很薄弱,经济效益低。由于物资企业大多连年亏损,分配档次难以拉开,职工队伍不稳,有的人才外流,企业凝聚力明显下降。三是企业约束机制乏力。有的企业领导盲目决策,出现不少“三拍”(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膛保证、拍屁股走人)工程项目,资金有投无回;有的用企业流动资金炒股票、搞期货,造成巨额资金损失;有的“官位”升上去,公司跨下来,或提前退休了事,或易公司当“官”;有的盲目为外单位甚至个体、私营企业提供银行贷款的经济担保,造成经济损失。有的企业领导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收受贿赂、挥霍浪费。对企业业务骨干管理乏力,“体外循环”现象时有发生,使企业雪上加霜。

    5.政策环境不宽松,市场竞争不公平。一是在税收政策上,由于税制改革,物资企业由过去按进销差额的10%缴纳营业税改为按进销差价的17%缴纳增值税,税负加重。而对个体、私营流通企业采用包税制,税率仅为物资企业的15%,使物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在财会制度改革上,国家大幅提高折旧率,企业成本大增。三是在投资政策上,多年来国家对流通行业的投资少,对物资企业的投资更少。四是在金融政策上,工业企业贷款易而物资企业贷款难,常使自有流动资金紧缺的物资企业束手无策。五是在改制政策上,兼并破产政策不适用于物资企业。这既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总体要求,也不利于物资企业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

    三、物资企业转型的对策思考在近年物资企业整体滑坡的情况下,仍有部分物资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向物流企业转型的优势和物资基础。这部分物资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创造条件,发展物流,逐步转型,将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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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 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 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 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 《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 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 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梁慧星等： 《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 ）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 ）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 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 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 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 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篇6

第一，两者在调整的范围方面有着相互交叉之处，但是其交叉之处有着一定的区别。无论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服务。但是真正不同的地方在于，两者的服务方向不同，民商法着重强调与个人的利益和权益的重要性，而经济法则主要是从国家的宏观角度上对个人经济资源进行分配和处理，换句话说，经济法只是民商法的一部分，即不再单独侧重于个人利益，而强调因为个人利益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伤害。第二，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取向是同质的、共生的。二者的真正走向是相同的。虽然从表面来看，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受益对象并不相同，然而实际上，民商法侧重于个人利益，经济法则相对要更为重视公众利益，两者的最后受益对象都是普通公民，保障的都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处于弱者的对象。第三，两者在作用职能上有互补之处的存在。民商法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调节力度，以个人的资源配置和额度分配为基准进行调控;而经济法则注重于国家的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属于国家对于市场的自主调节。这两只手的共同调控和配合下，促使我国经济又快又稳定的发展。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

第一，民商法和经济法对于意思自治的管理观念不同。民商法侧重于意识自治，即要求以个人的意愿在法律法规的配合下，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时，个人对于是否运用民商法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决定权，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所转移，因此民商法是注重于意识自治的;经济法侧重于限制意识自治的，即以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下进行利益的取舍，他并非关注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在整体国家大局的考虑范畴下进行公共利益的维护。个人的利益在某些时刻为了大局甚至是可以牺牲的。而经济法的本质就在于对于部分扩张过度的经济利益进行调度和限制。第二，民商法和经济法强调的保护个体存在差异。民商法作为一个让所有公民受益的法律，强调的是保护市场在内所有的公民的利益，对于不同地位和不同身份的市场公民提供相同的法律保障和保护，它不区别于市场上的主体和次体关系，也不区别市场个体之间的人格差别，对于所有精神正常的个体都给予充分的自助维护权益的权力;经济法则强调保护部分市场主体，充分考虑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个体之间身份和权益的不同，从而对其中的弱势群体发挥出更为精准、更为有利的保护，限制部分个体的过度经济扩张和发展，以达到最终的共同富裕。第三，民商法和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区别。民商法是针对于人民大众的法律，是个体权益的实际体现，换言之，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民商法在根本上都有着一定的相似度，同时，在各个国家之间民商法互相借鉴的现象也是极为常见的。但是经济法则大不相同，它往往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有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同样的，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经济法往往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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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二、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对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配置，后者则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符合三项基本的原则：（1）透明性原则，即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机制应确定且公开；（3）公平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会群体得到公平的对待；（3）效益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原有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转轨客观上要求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以便各地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到财政体制改革上，即由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全国“吃大锅饭”的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新体制。按照这种安排，财政收入按来源被分为中央固定财政收入、地方固定财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财政收入。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也相应地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切块安排，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由中央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下达教育事业费支出指标的管理体制。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拨款的改革，实质是中央财政只负责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的经费，地方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完全由地方财政供给。[3]在新体制下，中央财政的任务更多是宏观调控和规划。这样就把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管理的自主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数目有了明显增长，就是这种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

第二，高等学校经费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要求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要求赋予高等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得高等院校能够主动适应千变万化的人才市场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主动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与此相适应，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制度由“专款专用、结余上缴”改为“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即高等学校按照国家下达的年度预算经费，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高等学校结转下年度使用。这项改革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使得学校能够把提高办学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机地集合起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过去“基数加发展”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相适应。因此，教育财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新方式。这一经费分配方法由“综合定额拨款”和“专项拨款”两个部分组成。“综合定额”指由财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培养成本确定教育经费的定额标准，区别各类层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专业，定额标准有所不同。“综合定额”部分包括：教职工人员经费、学生奖贷学金、行政公务费、教学业务费、设备费、修缮费、其他费用等几个项目。“专项拨款”部分是对综合定额的补充，是根据各个高等学校的特殊发展需要，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单独安排给高校使用的专项经费，包括：专业设备补充费、长期外籍专家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世界银行贷款设备维护费和特殊项目补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中央拨款即为专项拨款中的一项。该专项的内容为：从1999年起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60多亿元，分别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的重点建设。该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实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员经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该计划的实施程序为项目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教育部申请项目预算，报财政部、教育部审批，然后按批准的预算和现行财政渠道请领、使用资金，最后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项目资金决算。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按项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专项资金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但是考虑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作为特殊专项，有关学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可在不改变项目总预算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内部调整，所做调整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由此可见，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

总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基于对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尽管这种拨款方式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毕竟这一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拨款是高等学校经费的唯一来源。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收益是统合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对独立的经济收益并未显露出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和企事业单位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分配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由原来的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从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虽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到个人的比例从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统包高等院校的全部办学经费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的。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应根据其支付能力分组成本”的原则，改革过去那种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财”是指国家财政拨款。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收益，而且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收益。政府是全社会的代表，其拨款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费”是指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合理学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显提高。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税”是指企事业单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据《教育法》规定交纳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税费或税收性质的资金。“产”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从校办企业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提供的捐赠。“基”是指各种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学校通过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贷”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学校发展的贷款。“息”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对临时沉淀的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运作，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这些经费来源渠道以及各个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着。

第五，与高等教育拨款渠道相关的管理体制改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难以流动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调整”的方针进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化转为地方管理、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对公办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截至2000年8月，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00多所。原国务院50多个部委直属的400多所高校除极少数改为教育部管理，多数院校下放地方或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绝大多数中央部门不再办学。[5]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被彻底打破。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仍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政府则给予相应资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我国加入wto在客观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应对wto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我们要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克服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遗留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使高等教育财政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完善。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的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将会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教育市场。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树立市场意识，提高竞争力。首先，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和个人倾斜，导致教育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为了保证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确保实现“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拨款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逐步增长，以及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其次，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合作办学的方式，利用国际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办学层次会进一步多样化。不同层次的学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他们的成本行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型的学校，由于办学主体不同。国际间的联系不同，成本行为不同。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行为规律、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国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较过去的“基数加发展”的“渐进式”分配方式有较大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综合定额”是一种以学生数为单一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过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别。以学生人数作为唯一的政策参数，学生多则意味着得到的经费多，致使一些高校为获得较多经费不切实际地增加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然而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配置跟不上，结果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为此，我们要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办法，把教员及其结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学生数、以及建筑面积等纳入到拨款公式中来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这将是今后高教财政体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制度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要进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调整国家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立法，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推动高教事业的发展。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在全面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使学校创收收入稳步增长。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使高等学校的收费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学费的制定应考虑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高等学校收费比例有所不同，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原则。[6]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应积极地组织和利用国际优质资源。与此同时，银行、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成熟、规范，在新的条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教育基金，比如发行教育债券、建立与发展教育投资基金。以及更加积极地开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是我们需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闵维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2][3]王善迈，周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j].教育与研究，1991，（4）。

篇8

农业灌溉，俗语有：灌溉之利，田之大本，农业丰收源于引水，成于输水。但无论是哪朝哪代，在重视水利的同时却对农田这块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疏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财对大江大河，人饮，环境等与水直接相关的重视远远重于对农田建设的投入，虽然我们时刻都在讲必须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方针，贯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推广节水工程，科学用水，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作为非政治任务的农田水利工作在政治口号下显得力不从心。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以政府加强对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理为引导，充分认识地域性变化对水的要求制定适应性的政策、方针，同时改革现有农田水利在市场中所处地位，正确划分市场体制下农田水利公益性性能，再有就是发挥市场在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

乐山农田水利建设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乐山是西南地区的一部分，全年平均降雨量达1000多mm，但降雨量过于集中，造成春旱夏涝，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于是，乐山地区建成许多蓄水、引水工程，所有这些水利设施的管理都是依照谁受益、谁负担和谁拥有谁主管的原则进行管理的，一般来说：支渠以上的设施都是由供水单位自行管理，但支斗农毛渠（直接进入农田）却是由乡镇、村、组建设与管理，这里所讲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指支渠以下的建设管理。我们以乐山市沫江堰引水工程为例：从近年来此灌区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和建设效果来讲，新建项目没有一项，毁损却十分严重，使得设施总量不增反减，再者灌区内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加速水利设施完全丧失输水功能。具体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利益中下的水利设施完全失去经济的扶植，农民对水利不再用“公益”去认识。

（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沫江堰引水工程是全灌区10万多人义务投劳上工修建的三边工程，兴建于七十年代。其支渠建设也相应配套，但之后，几乎没有更多的配套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冲激下，要想有更完善、更配套的水利建设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每一处建设都关系经济，没有钱寸步难行。在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在一些防洪工程上，再加上镇乡财政和农民对水利的狭隘认识，农田水利建设这一块，就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二）农田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多年来新建设的调水、分水、提水、排泄设施在疏于管理的同时，也遭受着人为破坏。一些值钱的设备被地方组织变卖，或被人盗窃。这与人们对水利认识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更多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三）水质污染，渠系自然损毁严重。在沫江堰灌区，仅有沫江堰工程为当地提供生产、生活用水，但由于渠系途经长，渠系所经之处有党校、群居地、工厂生活垃圾、生产排放物等，甚至农民生产剩余物、畜牧排放物和死尸等，都很自然也方便地污染着沫江堰水。灌区人饮用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需处理直接饮用沫江堰水，中下游人民到了“谈水色变”却又无奈的地步。另外，水利工程发挥的好坏最关键还是要建设。支渠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功能却一年不如一年，渠道淤积堵塞，堤毁渠亡。人们对工程建设仅有一点信心更是到了绝忘的极限。

第二，管理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一）虽然现有的水利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修建的三边工程，土沟土渠，渗漏十分的严重，渠系水利用系数极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水利建设却没有停止。始终保持着每年的彻底掏沟（渠）、除草、蓄水，呈现的是小沟通大沟，大沟通河流的状况，基本实现灌溉自流化。可是现在，市场开放了，经济也发展了，原有的划段管理，分级管理、受益管理模式，都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不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于是，沟渠内杂草从生，淤沙满沟，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把庄稼种在沟渠里的现象。在沫江堰灌区，因为支渠以下管理不善，造成水涝与水旱，于是有上游淹死，下游之说。

（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利设施呈现分割状态，无法发挥水利工程整体配合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每户人在产业结构上各有不同，造成用水季节和用水量的不同，出现水利设施功能的发挥不同步现象。靠整体发挥效益的水利设施，在独立系统下就失去原有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其结果是水库失修，塘埝干涸，工程毁坏。

第三，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抑制水利建设的进程。

在水利灌溉区域，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么一种与时不俱进的现象。一是受益户对水利建设不在有义务建设和自觉交纳水费的观念，农村的义务工已成为历史。二是村级基层干部有力无法使，干涸的村级财政无法保证水利建设中的正常开支，招投标的工程建设更是一纸空文。另外，水利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是水费，而在沫江堰灌区140万的水费，每年收取率不足70%，仅沫江堰灌区冠英镇多年来所欠水费就达33万之多，相当于冠英镇全年水费的200%，其他乡镇都与此有相同之处。收取的水费除去管理费、手续费，所乘费用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水利维修与管理，更不用说的水利设施配套建设。

原因分析

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靠现有农田水利状况是无法保障的，但一边要发展，一边却又在退化，这不是十分矛盾吗？分析其原因可以为我们改善农田水利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计划经济的思想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得到保证。首先是思想认识发生偏差：

（一）一是国家财政投入比例小。近年来，国家为保证大江大河安全或者环境保护，把资金投入在防洪工程和稳定项目上，极少把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就乐山来说，农田水利资金仅限于水毁工程和节水配套工程，争取的资金也因为这样那样地被分割不少。如沫江堰管理处对支渠的配套改善工程长度一年一处不过才2km左右，仅占全灌区支渠以下650km的0.31%，如此建设，按20年的最高安全运行算，循环性建设也只能保证40km的渠系畅通。二是地方乡镇与村组对水利建设投入不够、认识狭隘。按分级管理原则，支渠以下一级的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由这一级的政府负责，其建设投入也由其承担。但说到投入，无论是乡镇还是村组都是入不敷出，即使能向上级争取资金，地方领导都会为自已建政治功绩，修建一些地方民众最直接最受益的事，如修建公路、建设集镇等。决不会把这些本不够宽余的资金投用于不见功德又不能立马见效益的水利建设，那水利建设怎么办？村组依赖乡镇、乡镇依赖水管单位，水管单位又按分级管理原则，如此循环……。

（二）对原建水利设施保护不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修建的水利设施大都存在不科学与不合理性上，人们对那些不能发挥水利功能的设施进行了最为直接的经济转换。如提灌机械拆卖、水闸门拆除，更有的把认为渠堤上的条石挪作他用。问其原因：最简单也最实在的回答是经济实惠，利益所趋。

（三）水土流失与人为污染丧失了水利设施的功能和降低了人们对水利建设的信心。水法明文禁止向水渠内排放任何有污染水质的物质，同时也规定了渠系的保护与管理范围。但由于农田水利灌溉对象为农民，农民意识在灌区内甚至全国都较为普遍。生产后的农作物垃圾、畜养物排放物、死尸等不费力地去搬运处理，直接进入邻近的渠道内。污染了水质，使得下游居民生活用水水质无法保障。再有，在渠道保护与管理范围内随意种植、开垦、修筑建筑物等，破坏了渠道的运行安全，也增加了水土流失，加剧了渠道淤积，洪水期，因渠系不畅通，排洪不及时，又造成水了毁。在这种反复建设又不能治根条件之下，谁还愿意建设水利工程呢？

第二，从计划向市场机制转换的结果是水利设施管理制度存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旧体制已不适应现行体制，但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使得农田水利管理和建设的主体不清，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用水、管水、建设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水利上的谁受益谁负担，水是商品的理念深入人心，农民认为农田水利建设就应该由水利工程单位管理，而水利工程单位最根本的生存来源就是水费。水费价格仅包含由工程单位管理的工程费用，而村组一级的工程管理则不能从水费中支出。市场经济下的农民意识就是最直接的效益意识：我交了水费，你就应该把水放到我田里。这些计划统管一切的经济年代在市场主导生活面前总显得可笑而又无奈，就是因为市场改变了我们的贫穷，也就是因为市场推动了我们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也就是市场使得农田水利建设步伐找不准自己的市场。市场讲究的是经济，建设更需要经济，水利建设所需经济恰恰是从水费和受益的义务中来。我没受益决不负担，那种按行政区域划定的义务在市场面前似乎不再有理了。更有在市场面前说不清的就是水是商品，法律赋予了的，既然是商品，我没用水那就不交水费，更无义务可言。然而，水利设施的维护，决不会因为风调雨顺而不会出现水毁，不出现淤积。天旱之时，再说用水，水从那里来，水又怎么来，……？

（二）在用水上，农民对种田也不在再是增收的手段，而是养家糊口的的主要目的。各自为营的用水方式使水利设施疏于管理维护，利用自然降雨和辅助其他设备来解决农田灌溉成为农民普遍做法。表现为一是高台丘陵地带挖坑、蓄水进行灌溉；二是地少的地方利用山溪流水机灌解决；三是季节性等雨灌溉。无论那一种用水方式，都加大了用水成本和农作物产量的减少。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一些水利设施被租赁、承包或出卖，这些设施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只会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经营管理，往往是改变其用途和功能。最有例范的就是水库的管理，天旱时庄稼需要水，而经营者却要保证水库蓄水养殖；防汛时，水库应蓄水挡洪，经营者却又怕蓄水过多影响安全。经营者保证的是利益而非公益。如此一来，用水成本的增加，导致用水户对输水设施的管理更为疏远，最终是水利设施无人用也无人管，投入不能产生效益，又限制各方对水利设施的投入，用水、管水、建设矛盾从从，恶性循环。

第三，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制约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化开展。

有句话叫北修堰南淘沟，充分地肯定了北南两方在水利能源上的差别。然而，许多水利政策、规范、技术性要求都产生于北方地区，其区域的不同并没有随实际的差别在政策等方面有更大的区别，仅随市场经济的深入而统一。计量收费，按方收费及价差节水等等政策的制定，出发点就是用经济的杠杆使其用水户节约能源，搞活水利经济。这在国外特别是以色列最具代表性，且非常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我国北方地区部分实现这一政策。但在南方丰水地区，这一切成为空话，农田用水中的漫灌、跑灌现象实为普遍。按方收费、按实收费在南方成为拒交水费最充足的理由。再有，费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村经济增长百分点，同时也提高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全面发展。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也是地方各项建设的基础。税费改革后，由于各级政府广泛效仿财政集中，加强整体调控能力，其结果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向下移的局面。比如，农田水利建设，在“谁受益，谁负责”原则之下，按经济能力大小分担至用水户，提留各种义务工、摊工的费用，并用于各类水利建设中。税费改革后，财政的集中导致地方事权只能停留在监督和组织中，并无实质性地表现行动。政策要求：村民自治，一事一议解决。但市场经济的广泛推进，人们看到的是经济利益的趋使，在同一件议事的比较中，一个人就有一个看法，往往是“一事一个议，决定早过时”。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我们水利建设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却不合理的危机正在悄然来临，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就会产生怎样的恶劣后果。

对当前农田水利建设的建议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要求，把农业推向市场已是整个农村工作的主题。大气候影响下，农田水利也要破除原来那种国家、集体建设和管理，农户无偿或低费用用水的方式，进入市场机制。但是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并不能完全市场化，而是有规范和政策性偏向的市场化。

第一，对于农田水利主体设施应加大投入，加强管理。

首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耗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国家应该全力承担。因为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以及对水利利益的追求使得市场经济条件的各种组织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其次，对社会上其他资金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只有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主干部分实施配套，水管单位或社会团体才会把对主体部分的重视放入到支斗农毛那些本由受益户自行管理、建设的工程建设中，主、支才能共同发挥作用。

加大投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符的。一是经济实力可以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特别是现在，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却保持了8%左右的增长率，完全有能力支持农田基本建设。二是符合国家自1996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用于基础建设，拉动内需。减轻农民负担——减免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对基本农田的粮食直补就是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减和补的方式来保证农民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对农田建设的投入可以重新树立农民对政府的信心和威望。在农业灌溉区，逐渐发现，多数农民对政府官员、村级领导的不满，两者充满不信任，甚至敌视。更有甚者，政府的工作还需要水管单位人员出面才能得到农员的支持和理解。农民的话说：只有对农业建设投入的部门才是直得信任的。

第二，土地制度的改革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农田水利的建设与管理。

现有的农田灌溉面积的核定是以83年三查三定即土地第二轮承包面积为基础的，多年来，各种发展原因导致了有效灌溉面积的减少与增加，统一灌区却无统一收费标准。过度分散的生产经营容易产生免费搭车或乱收费现象，最终导致人心涣散。过度的家庭经营生产又造成水利建设的重复性和建设能力的浪费。所以土地制度上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下重新核实土地实有灌面，保证有效灌面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确保农民对按面积收费的信任度。

改变原有谁受益谁负担为谁投资谁受益，鼓励农民、集体和社会团体投资。充分发展小型水利工程的效益，解决建设和管理在市场机制下的作用，利益就是市场下最原始的动力。乐山水利建设正在试行的成立用水户协会来管理正是这种模式的体现。但这种格局的改变其前提是在国家对水利主体工程配套后，剩余的具有独立的区域或独立的灌面下才能得以保证。

第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应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当前的农田水利建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受益区域的建设与建设区域的差异在于同一条水利工程跨越不同行政区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受益建设区可能在本受益地域上。建设的难度在于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冲突，一边是公益事业必须的，一边又是自身的利益。两者的矛盾是不能兼得的。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是实行市场体制下的农田建设，建设的不再由受益户义务户负担，而是统一缴纳建设费用，由水管单位来统一规划建设。二是重新规划受益区域的建设地段，实行差额补助建设的办法。建设方式实行采取公司化运作管理，加强建设的规模化和透明度。

但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其系统内的公益性特点却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政府还是应该从政策和法律法规上进行调控和引导，完全市场化的农田水利经营管理，应从税、费中支持和服务。具有公益性的水利工程，应在市场化中考虑计划性的规划，制定必要的用水、防洪制度，约束市场化的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乐山市水利志[乐山市水利局]

2当代四川水利事业[四川水利电力厅]

3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市场机制的建立[山西水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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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也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本文围绕合同自由原则逐步确立的过程，揭示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本质及合同法自由原则的功能。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 教育功能 支持功能 指引功能

《合同法》已颁布六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合同自由原则，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这也为合同自由原则进一步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司法实践证明：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原则和法律条文规范一起发挥作用，忽视法律原则，把一个法律仅作为部门法来看待，将会大大削弱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监督权，公民依法享有人身自由和自由，并且宪法赋予了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以及有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这些权利当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但可以看出这些权利是以政治权利为主要内容，自由也是特指政治自由，相对而言，经济自由则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权利往往比政治权利对个人的利益影响更直接，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政治自由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合同法中规定合同自由原则是对经济自由权利的明确规定，是对公民享有的政治自由的必要补充。新合同法里第一次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我国合同立法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市场经济建设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合同法自由原则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因而也谈不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本文围绕合同自由原则逐步确立的过程，揭示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本质及合同法自由原则的功能。

一、 合同法中确定合同自由原则的背景

合同自由原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但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却是近代民法的事情。所谓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完全享有合同自由。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1、缔结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签订合同，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强迫或干预。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既有选择同谁签订合同的自由，又有拒绝同任何人签订合同的自由。3、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的内容在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自由协商确定。4、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合同法中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和变更合同，任何人不得干预。5、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合同法规定了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及其他形式，除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外，当事人可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

合同自由原则作为民法的核心和精髓，其关键是合同自由原则体现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经济自由思想，合同自由原则就是整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理解合同自由原则的意义，首先要了解这一原则确立的背景，我们国家合同法中确定合同自由原则是基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这些背景主要包括：1、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家是传统的计划

经济国家，自以来的20年时间里，我们国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概念，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从一开始我们国家搞的市场经济就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这不仅仅是概念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不同于西方国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不同。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并且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并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第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不同。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在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国家，即政府。2、观念上的法律工具主义。如果仅仅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的话，那么达到法治社会的目标就不会真正实现。法律工具主义是现代法治的真正克星，法律工具主义的危害在于忽视法律的权威，把法律置于政府权利之下，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政府权利干预下的法律实际上是政府行使权利的一种手段，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利的干预达到一定的目的，法律成了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法律的公平正义只不过是幌子而已。3、人治的传统。在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讲“礼治”、“德治”，实际上就是“人治”。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种“贤人政治”同现代法治精神是相对立的，由于长期文化上的影响，使人们对“法治”有一种内在的抵触。表现在外部就是忽视制度建设，重实质正义，轻形式正义，重结果，轻过程。4、社会本位主义。我国历来盛行社会本位主义，也称国家本位主义。其主要特征是，重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一个人在中国只允许有义务观念，而不许有权利观念。”，这种传统的义务观念已融于社会生活，甚至见于法律。表现在法律中便是直接规定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表现在道德观念上就是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义轻利、先大家后小家等。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仅仅靠政府力量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离开人们权利观念的启蒙，这种需求只不过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客观上要求人们权利观念的转变。在上述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本身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公民权利观念的增长程度，这个过程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因此，仅仅把《合同法》作为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来谈论它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发挥《合同法》中蕴含的巨大权利启蒙观念，才会使合同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

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合同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是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运行状态，无数交易活动构成完整的市场，只有靠法律才能保证交易

活动的正常进行，一句话，必须有合同债和合同法才能保障交易活动的顺利开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合同法便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其次，要正确认识合同自由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供求关系，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要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市场机制的特征主要是市场机制的决策者是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的推动力量是经济主体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因此，市场经济主体是否具独立性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才会发挥作用，在合同法里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实质是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要求。

我们国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认识是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紧密相关的，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到1981年《经济合同法》颁布之前。这一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国家计划，否定合同自由。其原因是我们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当时民法理论主要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第二阶段，从1981年《经济合同法》颁布到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重大修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对合同自由作严格的限制。其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方面发展商品经济要求扩大当事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为保证计划的完成，又要求对合同自由做出种种限制。因此，《经济合同法》既规定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依据自愿、平等、协商互利的原则，又强调当事人签订合同必须遵循国家计划。第三阶段从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的修改到1999年统一合同法制定。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突破计划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扩大当事人的自由。其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客观要求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正是适应这个要求《经济合同法》1993年作了重大修改，改“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改“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确认权有合同管理机关所有改为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享有，但是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第四阶段指1999年新合同法出台以后，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合同自由原则，并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了必要的限制。其背景是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把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必然要求实行合同自由，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的前提是有一个自由、平等、公开竞争的市场环境，靠价格杠杆的调控，优胜劣汰，提高社会生产率，实现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没有合同自由作保障，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便会失灵。因此，新合同法第四条对合同自由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适应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

三、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

合同法总则中规定的合同法原则有：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哪个原则是核心原则和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关系如何？我认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原则，

是合同法的生命所在，其他原则则是民事法律行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2]依据如下：

首先，合同自由原则符合法律原则的基本特征。法律原则的特征应包括：抽象性、标准性、和统帅性三个特征。所谓抽象性是指法律原则是多项法律规则经过长期实践之后的一种总结，而这种归纳和总结又不是若干规则的简单相加，它蕴含着许多更高的道德含义，体现了法律的价值追求目标；所谓标准性是就法律适用和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言的。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衡量的意义，即可以被用于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二是控制的意义，即在事实上控制了其他法律规则的使用。当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它控制规则的使用。所谓统帅性是指法律原则是超级法律规则，或是更高级法律规则，它是其他一般法律规则产生和发展应遵循的规则，换言之，其他法律规则则根据法律原则制定，并接受它的检验。所以，法律原则具有统帅其他法律原则的意义。合同自由原则完全符合基本原则的特征，合同原则具有抽象性，合同自由原则是从自由交易行为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目标。合同自由原则具有标准性，合同自由原则具有解释合同法中其他条文的功能，合同当事人可以援引该原则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合同自由原则具有统帅性，合同法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该原则是新合同法的灵魂。

其次，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还要具备特殊性，即合同自由原则不等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是合同法中的特有的原则。合同法基本原则是合同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对合同法调整的特殊需求的集中反映。它与合同法的本质、特征一样，是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重要法律标志。同时，它也是法的原则具体化。因此，合同法基本原则应该具有其特殊性。凡是法的一般原则或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法的基本原则，都不应该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不同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当然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在民法基本原则范围之内，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是：1、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准则，贯穿于整个合同法，统帅合同法的各项制度和规范；2、合同法基本原则体现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是合同立法、执法、守法及研究合同法的总指导思想；3、合同法基本原则是统治阶级对合同关系的基本政策的集中表现，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本质要求。当然合同法基本原则是适用合同法的特定领域乃至全部领域的准则，它不同于合同法的具体原则，如适当履行，实际履行原则。

最后，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根本原则要体现合同法的精神。合同法总则中的原则有：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这些原则都符合上述五个特征，但能反映合同法精神的只能是合同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只是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准则的法律化，社会公

共利益原则应是一切民事行为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是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客观要求，合同法的修改的真正原因也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没有合同自由也就没有合同法，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生命，同样，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如果从这一角度加以分析的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或者说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

则，没有合同自由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

四、合同自由原则的功能

法律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在价值上比其他原则更为重要，在功能上比其他原则的调整范围更广的法律原则。具体原则是以基本原则为前提，并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适用某一特定社会关系领域的法律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体现合同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的维护经济自由的精神，合同法的其他具体原则则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在合同法的具体领域发挥作用。我们讨论合同自由原则的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思考：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公民现代民利的启蒙和培养来谈合同自由原则的教育功能；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法治环境建设的维护和促进作用来谈合同自由原则的支持功能；从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法立法和实施指导和统领来谈合同自由原则的指引功能。

1、教育功能

合同法不仅是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合同行为的规则体系，作为一种文化，它还是训练和引导全体国民步入现代文明的教科书。合同法，有助于培养成熟的现代社会成员。平等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商品交换，是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普遍关系，合同法的精神实质是拒绝任何特权，民事主体间无高下、尊卑和贵贱之分。每个合同关系的参与者都是大写的“人”。权利意识、主体意识、意思自治、法律行为意识、责任意识等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人格，植入每个人的头脑，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软件”的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合同自由原则包涵的正是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在市场中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完全平等，互不干涉，享有充分的自由。所谓合同自由原则的教育功能是指合同自由的思想对人们权利意识的唤起。计划经济是不需要个人的权利观念的，个人自由要绝对服从国家计划，因此，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泊，这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环境相去甚远，不但有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搞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求人们具有相当成熟的市场法律观念，因为法治建设需要一种文化和观念的支持。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平等自由，没有平等自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将成为泡影。因此，合同自由原则的意义不在于在合同法中加以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在人们心中树立合同自由的权威，唤起人们的权利观念意识。当人们普遍的法治观念落后于法治所需要的水平时，人们便会绕开法律，自行其是，法律便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发挥合同法的教育功能是合同法作用发挥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建设整个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合同法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自由原则是公民维护自己经济自由权利的武器。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在合同争议中，当事人可以直接依据这一规定维护自己的权利。2、合同自由原则对政府部门行使权利进行限制。由于政府部门同一般民事主体签订合同时，拥有较多的特权，往往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侵害对方的合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可运用合同自由原则主张合同无效，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合同自由原则的行使将提升这个社会的权利观念和意识。在合同法中规定合同自由原则本身就对公民的自由观念有一种启蒙教育，通过合同法自由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用生动的事例对公民的权利观念进行启蒙和培养。

2、支持功能

所谓支持功能主要是指合同自由原则对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支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套交易规则，更需要一种交易自由的理念，这种交易自由的理念实际上就是合同自由的观念。这一功能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促进；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和维护。

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支持是指通过发挥合同自由原则的教育功能，通过启发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为法制建设提供一个必须的环境。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法治本身的建设，另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是否完善，以及人们的法制权利观念，这是法治的土壤。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其关键也是因为我们国家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以及历史上重农轻商，人治传统盛行，国家本位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人们权利观念淡薄。法制建设如果没有成熟和权利觉悟的民众，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也是广大民众法治观念的觉悟，而不是法学精英分子个人的行为，同样政府本身不断加强法制建设的力度，也只是法制建设的外部推动力量，其结果导致立法超前。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些法律漠然置之，比如全国屈指可数的行政官司，正是人们权利观念淡薄的表现。合同自由原则对法制建设的支持功能，就是超出一般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对人们的权利观念的启迪，这正是合同自由原则区别于其他法律原则的独特之处，合同法的实施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合同本身，同时也起着对公民权利观念的启蒙教育，为法制建设培养成熟的具有权利观念的“法治公民”。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表现在：1、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找到法律依据。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前提是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因所有成分不同，而划分为三六九等，企业隶属于行政权力，而不能有效地参加竞争。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就是赋予市场主体法律上的平等自由，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援引这一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平等自由地位，这也是合同法颁布之前和其他法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容。2、促进交易。合同法是规范交易规则的一个重要法律，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合同自由原则是这一功能的重要体现，所谓合同自由原则也就是强调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享有充分的意志自主性，这种意志自主性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加以干预，正因为当事人享有这种充分的意志自主性，当事人可以享有充分的选择性，在完全符合自己意愿和利益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交换是其主要内容和形式。一个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交易行为，促进交易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取决于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程度，二是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履约信誉。3、维护市场交易法规的统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即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法制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不但要求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且要求同国际接轨。这种统一主要是指规则的统一，新合同法就是

对以前三部旧合同法规则的统一。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灵魂，对具体规则有着指导和统领作用，这就是讲，在对合同法规范有不同认识时，依据的准则是合同自由原则，从而防止合同法在实施中出现的不统一现象，保证整个交易行为规则的统一。

3、指引功能

合同自由原则的指引功能是指，作为合同法精神的合同自由原则对人们权利观念、行动指南以及合同法具体规则的统领与指导作用。这三个功能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其中权利观念的启蒙和人们行动的指南是对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对合同法的具体规则的指导是指合同法内部合同具体条款同合同原则的关系。

合同自由原则是人们权利观念启蒙的最好老师。在签订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依其占有的有利地位强迫对方签订不合理合同时，首先侵犯的是对方当事人的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的权利。我们国家是社会本位主义占主导地位，再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权利、公共权利侵犯个人正当权利被认为理所当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正当的个人权利要求往往被看作是不合乎法律的，甚至是违道德的。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其意义在于揭示了法治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和人们权利观念的觉悟程度。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直接给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个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这种权利观念的启蒙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社会内在需求，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重要因素。

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主体寻求合法保护自己利益的行动指南。由于行政权力和垄断行业的存在，单个市场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行业利益，那么必然会无视和损害单个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如果不赋予市场主体合同自由的权利，默认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主体地位不平等问题，不但会使市场机制发生扭曲，而且会使市场主体通过非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农民的上访、到权利部门打通关节等。合同自由原则为当事人指明了一条通过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当一个人为一角钱而时，当人们面对垄断行业的私自调价行为说“不”时，这正是合同自由原则在指引人们行使权利。

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法具体规则的统领与指导作用。合同法的自由原则是合同立法的准则，具体制度及规范应当以合同法的自由原则为准。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趋向。合同自由原则的作为合同法的精神，构筑了整个合同法的理念基础，正因为如此，合同法中减少了大量禁止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如合同法规定合同形式的多样化，双方当事人协议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自由原则具有补充和解释合同法不

足的功能。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原则就成为指导解释法律漏洞不可缺少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合同自由原则也可以被法官适用，直接弥补合同法立法的不足。合同法自由原则是解释、评价和补充合同的依据。由于法律规则的抽象性和滞后性，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成为弥补法律抽象和滞后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合同法》第124条规定： 法

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这是对《合同法》总则的适用的法律明确规定，也是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合同法自由原则的法律依据。

事实上，绝对的合同自由从来没有过，合同自由应受到限制，真正的合同自由应包括自我限制。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原则都是对合同法自由原则的限制。对待合同自由原则既要考虑合同自由原则的重要意义，又要兼顾合同自由原则的负面效应。由于我们国家的国情决定，在现阶段以及将来一段时期都应强调合同自由原则，并以必要的限制作为补充。

注释：

[1]新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2]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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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