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财政体制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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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体制运行基本情况
实行分税制度改革后,市级对区级财政制定的政策为:核定区级收支,暂借给区级一部分税源,在此基础上确定区对市属于定补区(或上解区),暂借税源在以后的年度里按照比例市级要逐年收回。
二、体制运行中取得的成效
(一)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各级政府理财观念的转变,形成了各级政府共同支持企业发展的合力,。老的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只关心本级财源企业的发展,在支持企业时要先看是不是本级企业。而新的财政体制下,市、区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利,树立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财观念,全力为辖区内所有企业服务,在中小企业担保、小煤矿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等资金的使用上,对任何类型的企业都能够支持,形成了市区利益共同体。
(二)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市区实行分税制后,极大的调动了区级政府征收的积极性,财政收入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从近几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对比可以看出,200*年一般预算收入只完成n万元,200*年一般预算收入完成n万元,比200*年增长n万元,年均增长n%,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初步建立。
(三)财政实力增强,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
1、200*年一般预算支出只完成n万元,200*年一般预算支出完成n万元,比200*年增长n万元,年均增长n%。
2、财政对农业、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年均递增n%,200*年总计达到n万元,保证了教师工资的发放和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3、重点支出得到保证。
(1)市区自实行分税制后,我区对城区基础设施投入逐年加大,仅200*年,用于城区道路建设、乡镇卫生院改扩建、中小学危房改造等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总额就达到3000万元。
(2)人员支出增加,在200*年调整津贴工作中,我区克服了财政供养人口多的实际困难,及时兑现了行政机关规范津贴的增资部分,金额达到n万元。
三、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分税制改革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现行的财政体制改革仅仅是朝着理顺政府间财政体制关系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由于受制于上级政策的限制和自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市区分税制财政体制还有很多不完善和不规范的地方,突出表现在:
(一)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明确。
区级政府财权的确定必须以其事权为基础。但是,目前我区政府的财权往往与其所承担的事权并不完全配套,影响了区级政府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其次是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各项事业管理体制、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机构等都经常发生调整变动,引起区级政府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其与财权不配套。
(二)收入划分不尽合理,尚不规范。
1、市区实行分税制后,市财政虽然暂借给区级政府一部分税源,但这些税源自200*年后,就每年都要由市财政按比例扣回,使区级财政收入每年都要短收一部分。
2、实行分税制后,市级财政与区级财政之间的收支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体制下,为了维持市本级财政的正常运转,市里将辖区内的n户纳税大企业的税源上划,作为市本级的固定税源,只留给区级政府一些纳税小企业及零星税种,导致区级财政没有足够的税源去征收。
3、纳税属地划分不清,使区级财政收入减少一部分。我区内的一些纳税重点企业,税务登记在××区,但由于其总公司在其他区县,税收征缴却不在××区,例如××厂的生产销售都在××区域内进行,但是其总部××公司设立在××区,其税收征缴由××区负责征收,使我区收入减少。
(三)转移支付补助过低。
1、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大且不稳定。由于我区收入总量小,区级每年新增的税收收入有限,用于弥补自身增支都非常困难,可用于补助乡镇的财力微乎其微,对乡镇的转移支付只能依靠上级,但是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比重偏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较小且数额不确定,影响了下级预算的统筹安排及重点工作的运转。
2、对农村转移支付补助低。近年来,区级对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是市里对我区农村转移支付的补助基数,是在200*年的基础上确定的,市本级对区级的转移支付金额,已不能满足我区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农村中小学取暖、五保户、独生子女费方面的补助金额低。
(四)产业结构单一。
我区财政收入和财力增长趋缓、财政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区财政供养人口多,经济总量小、基础薄弱,财政缺乏非煤企业支柱财源,对煤炭、焦化、电力等企业的依赖性比较强,我区的财政收入中有n%靠上述企业征收,而这些企业受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又比较大,抵御风险能力小,如果煤炭市场疲软,会对我区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影响,将使我区财政收入减收一半以上。
(五)刚性支出大。
我区财政供养人口多,人员支出大。200*年在调整津贴工作中,我们克服困难,及时兑现了津贴的增资部分,但是市本级对我区的补助金额仅为n万元,其余的要由区级承担。七煤集团在辖区内下放教师的接收,200*年“两高”工作的验收,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区财政出现缺口,具初步测算需要n万元。
四、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法
完善财政体制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体制杠杆作用,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区级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基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和政权正常运转的保障水平,通过财政体制创新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按照要求,我市分税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
区级政府承担的事权结构不仅决定了它所需要的财政收入的数量,而且还决定着它所需要掌握的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其原因在于,财政不但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工具,而且是其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区级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既需要相应的资金,又需要运用税收等财政收入形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实施调控。所以,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在确定区级财政和管理体制,划分市区两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时,不仅要考虑区级政府所承担的多少,而且要考虑其事权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调整市与区财政分配关系,在调动区级发展经济和增收节支积极性的同时,使区级政府有权支配其自身的财权和财力,保障其职能的顺利实现。
(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均等化转移支付力度。市区实行分税制后,区级政府的事务增多,财政支出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区与××区、××区相比,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区,工业基础薄弱,税源征收少,地区间财政收入不平衡,属于“吃饭”型财政,难以开展其他工作,近年,随着城市东延,省市对我区基础设施投入增大,致使区级相应匹配的资金也增加,使我区财力难以应对,需要在完善转移支付中加以解决,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逐级实行财政均等化分配,缩小与其他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压缩专项转移支付额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使之真正成为调节地区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三)加强财源建设。
在市区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下,区级更要注意财源建设工作。一要坚持把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第一要务,克服把公共财政建设与支持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念,坚持“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效”的方针,学会运用财税杠杆为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创造更加公平、开放、宽松的环境,在促进全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壮大财政实力。二是要不断巩固提高现有支柱财源,发掘和培植后续财源。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非煤产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培植力度,充分运用财政有限的资金,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三是要严格依法纳税,加强征管,堵塞跑、冒、滴、漏,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增强区级财政实力,推动财源建设。四是要牢固树立经济财政观,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从根本上解决税收增长的快与慢、多与少、供与求的问题,促进财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五、对下一个体制改革的建议
无论采用什么类型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划分收支范围时,首先应根据区级政权的事权结构划定其财政支出范围,核定出这些支出项目所需的资金数额,然后再从财政收入中确定相应的项目及其数额,作为区级财政的收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体制中,应该做到以下
(一)按属地关系划分税源。
1、新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既要保持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又要科学划定税源,在财力分配上既要保证区级自我发展的空间,又要有一定的发展紧迫感,要保证区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调控能力,要将区域内的非国有企业,作为区级财政收入的固定税源,要在市级暂借税源到期后,归区级征收。
2、近年来,我区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一些重点企业相继投产使用,按照市区分税制的文件精神,新上招商引资企业的税收全部归区级所有。但是,市里政策调整,将税收超过n万元的企业,收入重新核定,市本级与区级5:5分成,使我区税收减少很大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辖区内新上的招商引资企业的税收,无论金额多少,都要归区级所有。
(二)合理划定支出。
由于我区是农业大区,城市基础设施差,财政供养人口多,区级财政收入少。所以我们希望,市财政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我区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面临很大压力的基础上,给予区级政府财力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我区四个乡镇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区乡两级政权的正常运转。
篇2
1.19*-19*年的财政体制改革。19*年,国家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即“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我市适应这一体制改革要求,当时的襄阳地区对县市也作出了三项适应性调整。
2、19*-19*年市带县财政体制。19*年起,*作为全省唯一实行市带县行政领导体制的中等城市,市对所属各县市区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定额上交或是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按比例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
3、19*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分税制改革,对我市原有体制引起的分配关系上的变化,从市到县市、到乡镇都依据不同情况逐步实行与中央分税制相适当的财政管理体制。
4、20*年的省管县财政体制。为配合省管县财政体制的顺利实施,一是按照方案,搞好市、县对账、有关债务交接工作;二是在完成好省委托市财政有关管理工作,积极推进“乡财县管”财政体制改革工作;三是重点理顺市区财政体制。
二、大力支持地方财源建设
1、补贴县财源建设。19*年,我市积极争取,促使保康、谷城两县加入全省首批6个“摘帽”县财源建设试点至1987年,两县如期摘掉补贴“帽子”。
2、自给县财源建设。19*年,促使南漳、谷城两个县加入全省三年财政收入过5000万元县(市)财源建设行列。
3、亿元县(市)财源建设。为配合19*年省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支持部分县市到19*年财政收入分别过亿元、*00万元和6000万元的“亿元县(市)”财源建设活动,其中我市枣阳过亿元、老河口过*00万元。市财政从体制、资金、工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使亿元县市建设在当时取得了明显成效。
4、省辖市财源建设。19*年,我市紧紧抓住省辖市财源建设这一机遇,当年从省财政借回周转金1300万元,19*年借回1200万元,重点支持了原襄棉厂、宏伟厂、化纤厂等一批骨干企业更新改造和产业升级换代,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5、分税制后的财源建设。如在支持新型工业化上,大力支持国企改革,为转制企业原有职工买断身份、促其转变就业观念、重新就业;不断加大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着力引导、支持企业引进和运用新科技、新装备;在农村财源建设上,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农副产品加工转化等项目建设。
三、社会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1、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从2006年起已实现“两免一补”。城郊农村中小学从去年开始实行“两免一补”义务教育。在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大专教育上实现了大跨越。
2、科学文体事业繁荣。从预算上统筹安排,确保重点需要,加快了科学普及、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适应社会变革需要,对文艺创作、文化体制改革、剧院等文艺场馆的维护与管理从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
3、卫生保健事业兴旺。全市财政部门在支持村级卫生室建设、乡镇中心卫生院建设、以及市区或县城中心医院、中医院建设等方面积极争取上级投入、不断加大本级财政投入,同时争取世行或外国政府贷款投入,使全市各级卫生院、各类医院硬件建设不断上新台阶。
4、社会保障覆盖城乡。全市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按照先行试点、积极推进、制定政策、规范管理的原则,使全市社会保障体系由改革开放初期仅限于机关事业和国有职工向全体市民延伸,由改革开放初期仅在城乡实行向广大农村逐步拓展。
5、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全市财政部门在大力支持城市和县城以及小集镇基础设施建设上,运用财政政策、资金投入等形式,全市城市面貌、规模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不断优化财政监督管理
1、综合财政预算管理。从19*年开始探索实施以统筹预算内外财力为主要特征的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与实践。到1996年基本实现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三个还权”;从1998年开始,按照上级要求,全市又开始进行了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
篇3
【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 省直管县 财政分权
一、“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简单理论分析
有关省管县财政体制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不同级次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层次各异的公共产品问题,也是一个地方财政体制中最优规模的确定问题。
由于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会出现失灵现象,所以政府就成为各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又指出受益归宿的空间范围是公共物品的关键特征,某些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是全国性的,而另一些则是有地理上限制的。奥茨的分权理论主张最优的政府规模应与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空间覆盖范围一致,但这不意味着政府的级次越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就越有效率,而是应根据一级政府能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来确定政府的层次结构,制定合理的财政体制及相应的政府间分配关系。根据我国的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现行政府层次构造与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协调、各级财政分配关系不规范等引起的,应该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通过“省直管县”来实现由五级财政到三级财政的转变。
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实践
尽管80年代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在某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后,这种体制的诸多弊病开始逐渐暴露。“市管县”体制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地市级政府掌握了大量经济社会管理权,县级政府自过小,县成为了地级市的附属单位。地级市往往通过政治优势和行政权力参与资源争夺,并且将财权上移、事权下移,政府间财力差距日益扩大,增加了县级政府的负担,抑制了县的发展。
通过近些年“省直管县”体制的推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成效。增强了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调控能力,调动了县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改变了市级财政的理财思路,使市级财政由依靠集中县级力量转变为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缓解了县级财政困难;减少了地方财政管理层级,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财政管理的交易成本。
尽管现在的“省直管县”取得了以上的这些成效,不过现实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纵向来看,“省直管县”使省财政管理的辐射面变大,管理难度加大,省级财政的事权责任增加了,但财力目前没能相应增加;横向来看,市级财政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其财力下降的同时事权没有明显减少,市县间互相协调存在问题。总体来说就是,“省直管县”后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一致性出现问题,省市县之间的支出责任没能根据事权与财权、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及时进行调整。
三、如何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
“省直管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隶属关系上的调整,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逐步的完善,在探索中解决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大国来说,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应该充分依据各个省的自身特点,分阶段、有方向、因地制宜地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在进一步完善中应该逐步理清以下相关问题。
首先,理清省、市、省管的县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通过对事权的逐一列举,具体划分省、市、省直管的县各自的专有事权,以及省、市、省直管的县的共有事权。然后依据事权的划分结果,确定省、市、省直管的县各自的支出责任,明确各自的财政负担范围。
其次,理清省、市、省管的县的财政收入划分。依据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对税收收入、收费收入及债务收入进行划分。
最后,规范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弥补不同层级政府间收支缺口,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成功案例——浙江模式
浙江省是我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开拓者,但这一体制却并不是浙江省的原创,我国建国初期就实行这种财政体制。随着我国行政体制在八十年代从“省管县”逐渐转化为“市管县”,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省管县”财政逐渐被“市管县”取代,但浙江保留了“省管县”财政体制。
浙江省保留“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从其自身实际出发的。浙江省小县少,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其中80%集中于省会杭州200公里范围,各县、市间距离近。同时,改革开放10多年,县域经济已颇为强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块状经济”。1993年,30多个发达县(市)的财政收入已占全省财政收入总量的70%。在这样的基础上,浙江省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基础,在实行撤地建市的同时,仍坚持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并持续推进强县扩权的改革,逐步形成了省级政府地方治理结构方面的“浙江模式”。
篇4
一、改革推进情况
(一)加强领导,优化方案。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常务副市长为副组长,其他相关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的改革领导小组,协调督促落实相关改革,确保改革工作稳步推进。深入学习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广泛征求试点镇和相关职能部门意见,科学制定改革方案。(二)下放县级管理权限。根据试点镇实际需要,经充分沟通,重点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7个方面,从登封市“五单一网”制度改革行政权责清单事项和行政审批清单事项中,选择327项县级管理权限事项作为拟下放权限,涉及国土、规划、环保等28个部门。按照行业分:产业发展44项,规划建设161项,环境保护32项,安全生产37项,市场监管23项,社会治安2项,民生保障28项。按照权限类型分:行政许可44项,行政处罚245项,行政强制7项,行政确认9项,行政征收6项,行政检查3项,其他行政权力6项,基本公共服务7项。(三)优化机构编制配置。结合试点镇自身特色对其内设机构及下属事业单位进行整合,设置党政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局、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建设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社会事业局、文化旅游局、农业发展服务局、便民服务中心。在编制总额内,调剂增加试点镇内园区管委会的编制,补充急需的管理专业人才,由试点镇统筹使用。将试点镇原有和承接的各类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入驻镇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整合试点镇原有和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由综合执法局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坚持行政执法重心下移,整合、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切实为试点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四)理顺试点镇与派驻机构关系。强化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派驻机构统一更名为“登封市伊伊镇伊伊分局”,其承担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入驻镇便民服务中心。对派驻到试点镇的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业务工作接受主管部门指导,并接受试点镇人民政府的协调和监督,日常工作以试点镇为主。派驻机构的主要领导采取主管部门领导兼任或直接配备为副科级的方式配置。派驻机构工作人员的调动、任免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管理,科级干部由组织部门负责,事先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其他人员由主管单位或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事先书面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试点镇党委、政府的意见作为主管部门对派驻机构工作考评、考核和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五)实行经济发达镇目标考核。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目标,就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后机构设置是否合理,职责关系是否顺畅,职能配置是否优化,行政环节是否减少,工作流程是否优化,经济发展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提高等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对试点镇进行跟踪式目标考核,加强目标动态考核评估,确保改革落到实处。
二、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压力巨大。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增大,传统产业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乡镇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缴分成,试点镇可支配的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其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民生事业投入的需要。(二)人员编制不足。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以来,乡镇机构编制管理日趋严格,行政事业编制控制在80名左右,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老龄化现象严重,因此迫切需要增加人员编制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职能需要,随着部分县级管理权限的下放,人员编制缺口的问题也日益严峻。(三)配套改革不到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套,但目前与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如公共财政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进程不快,没有及时跟进。(四)用地指标瓶颈。乡镇产业的培育,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支持,但目前在土地指标使用上仍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且按一般乡镇对待试点镇,没有明确其具体份额。
三、意见和建议
篇5
地级市挑战
在新一轮“省直管县”改革浪潮中,地级市无疑属于“弱势群体”,它的利益在总体上是流失的,特别是那些自身实力不强的地级市。不仅如此,在县和县级市获取利益的同时,地级市却不得不为过去的地改市和城市化买单,这可能使得一些地级市从此一蹶不振。
1行政管理层次频繁的变动不仅消耗行政资源,也影响了部分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在全国最后一批撤地设市刚刚落幕5至6年的时间(到2003年底,全国除港澳台外31个省、区、市都实行了“市管县”体制),“省直管县”又推出了。对于刚刚撤地建市的官员而言,他们为建市忙了数年,在工作业绩尚未得到认可之际,现在又要为“省直管县”后的遗留问题忙碌数年。
2对地级市遗留问题的处理将会面临诸多困难。成立地级市以后,相关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市政设施、文化医疗体育事业都扩大了规模。原来按地级市规模设立的高等学府、图书馆、体育场、医院、剧院、博物馆、交通枢纽等公共设施和人员怎么办?按照地级市管理权限设立的人大、政协、党委、政府、法院和人员怎么安置?失去了服务对象,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必然要被精简,由此产生的财政问题如何解决,人员如何安置?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不少地级市为“经营城市”、“打造城市品牌”甚至打造“国际化的大都市”大量建设,大量举债,现在是否由地级市一家买单?有不少地级市从全局战略出发进行产业布局,把一些利税大户搬迁、安排在下属县市,“省直管县”后这些企业能否得到补偿?随着地级市遗留问题的增多,地级市面临的困难也会增多。
3过渡期政策不明朗导致市县关系紧张。地级市和县(市)很可能会在相互观望当中消耗实力,或在消极等待中丧失时机,出现过渡期症候。
4职能转变的问题很可能被边缘化。政府改革的根本问题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搞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后二者是县(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职能规定了行政活动的基本方向,在政府转型过程中,职能转变是首要的,是内涵,是目的,是练内功;管理层次和幅度是次要的,属外延,是手段,是练外功。但现在一些地级市加快县变区的步伐,一些县市则加快升格的步伐,以这种心态和目的去推进改革,很可能会强化“省直管县”这一手段,忽略或弱化“职能转变”这个目的。
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的发展方向是工业化、城市化,而且现在正处在一个最关键的时期。苏州市委党校潘福能认为,强调“省直管县”,并不否定地级市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省直管县”以后,地级市不再是行政中心,但仍然有最多最大的交通、电力、通讯、银行、商业、医疗、教育设施和网络,人力资源比较集中,文化资源相对丰富,历史积淀相对雄厚,在国内外交往中具有县级市不能比拟的优势和地位。因此,地级市不能把县脱市后的遗留设施当成包袱,而应该把它当成重要的财富。
不管今后如何变化,职能的转变是地级市政府改革的中心。潘福能认为,其一,地级市要从指导型向城市管理型转变。“省直管县”以后地级市成了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地级政府的级别可能不会取消,但管理的区域会缩小,管理更为专业化,这就需要地级市负责人把自己从下一级政府的领导者、指导者、监督者的身份转变过来,把本城市的事办好,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特点的地方城市政府治理的新路。
其二,地方要统筹考虑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随着财政上省直管县向行政上“省直管县”的落实,地级市党政机构的规模、职能和管理方式必然会有更为深刻的变化和震荡。为此,地级市要做好思想准备,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减少震荡。
政府盈利模式之变
省管县后,市里这块怎么办?短期内日子肯定会比较难过。湖南省衡阳市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我们经常说我们市是吃饭财政,省管县后吃饭的人不会减少多少,但蛋糕明显小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开源节流。
开源怎么开?首先,盘子要做大。“靠我们现在城区的90多平方公里,或者靠我们市区已经控制的500多平方公里肯定不行,必须借这次区划调整的机会,把市里这一块面积做大。我看专家们拿出的建议是除现有的城市面积外,把衡阳县、衡南县划入衡阳市,总人口300万,面积5696平方公里,我觉得还不够,应该把衡东的大浦,南岳划进市区,如果领导有魄力,有胆量的话,就把衡东、南岳全部划入,这样我们总人口就应该超过了400万,总面积就达到了8000平方公里。这样我们要建设新型工业化走廊也好,要打造旅游大市也好,要打造湘南区域性特大城市也好,就有了发展的腹地,扩展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市里早做工作,抢先动手。河北省管县时,唐山、保定动手早,就多抢了几个县作为区。”
其次,是培植税源。“税源在哪里?在工业园区,在大型产业,在大项目好项目。我们现在有了交通优势,有了基础设施优势,有了资源优势,有了高校优势,我们要尽快把我们的工业园建起来,把各种优势变成实物生产量。现在已到关键时候,要咬紧牙关,不能放松。特别是招商引资这一块,扶持龙头产业这一块。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上千亿的产业集群,有了上百亿的龙头企业,我们的中心城市功能就会发挥出来,生产要素就会向我们集中。否则如果新成立的副地级市比如耒阳借机走到了我们前面,我们就会被边缘化,就会被彻底架空。这次省管县,这些副地级市肯定会获得一个发展良机,能把握机会的肯定短期内会爆发式发展,做强做大,这也是省管县的初衷。所以,我们不能成为观望者,错失良机。这次省管县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做城市,做工业。这样我们的城市和工业应该做得更好。”
再次,就是节流。“节流怎么节?精兵简政,就是减少吃财政饭的人员,对吃财政饭的队伍要大瘦身。我们市里这一块本来就机构臃肿,队伍庞大,现在省管县了,县里这一块的管理职能基本上就划出去了,这一块的机构就不能再保留,岗位就不能再设置。对机构改革我还是那句话,区里面作为市里的派出机构、办事机构,街道办事处作为二级派出办事机构,人财物随事走,区里不设四大班子,彻底解决现在多张皮、多头管、多头撤麻纱的现状,充实基层,充实城市规划和管理队伍,提高行政效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精简出来的人怎么办?年纪大的解决待遇,政府养起来,不能让他们多事。年轻人鼓励创业,或者派驻企业,或者充实乡镇、街道,让他们沉下去历练历练,能够在大浪淘沙中露出头来的再提拔上来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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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六大核心难题待解
促进市县
协同发展
在新体制下,市辖区作为市的二级行政区划建制是不可能由省直接领导的。因此,在改革市管县体制时,宜采取“郊县改区”等配套改革,最大限度地预留和拓展地级市发展空间。一些发展势头好、空间受限的地市,可通过市辖区调整来拓展发展空间,如苏州、无锡、徐州等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可加大推进“撤县(市)建区”力度,扩大管辖范围,改近郊部分乡镇或县为市辖区。
改善省管
财政体制
首先要合理界定政府间事权财权,建立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效解决政府纵横向间的不均衡性。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其次要规范转移支付分配方法,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为蓝本,结合本省实际,推进转移支付法制化建设。再次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市级财政管理采取灵活方式。市对县帮扶能力强的可适当扩大市级事权;对财政收入受到重大影响的,省财政可酌情予以补助。另外要加强基层政府监督,建立民主科学的理财机制。充分利用地方人大、其他监督部门和社会力量对基层财政行为进行监督,重大财政行为要采取听政会、社会参与等民主形式进行决策,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财务公开制度。
完善地方
税收体系
第一,遵循财权与事权相对等原则,由中央设计一个全国性、规范化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方案,各省在这一框架下执行实施。第二,保留一定数量的共享税,实行同源课税、分率计征的方式,使各级财政收入随经济发展稳定增长,使共享税成为地方财政的辅助甚至主体税种。第三,按照“双重财政平衡”原则进行财税分配改革。省市政府除维持本级财政平衡外,还应承担辖区和跨区财政责任。第四,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关系法制化,保障各级政府依法行使职权,消除县级财政困难的制度因素。
协调府际
合作关系
省直管县以后,有必要组建跨界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借鉴美国大都市区政府协会,法国跨市镇协商会、市镇联合体、都市共同体、跨市镇合作委员会等市镇联合体,俄罗斯跨地区协调组织以及日本特别地方公共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做法,协调跨界地区间的利益冲突,提高资源共享性。还可建立一些城市联合体,借鉴欧盟理念和运行机制,遵照利益共享共赢原则,定期商讨区域内的重大经济社会事务。
改革垂直
管理部门
一是凡能改为块块管理的,一律改为块块管理,条件特殊的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二是对于不能改革的,要对其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不能任意扩大;三是对必须保留的“垂直管理”部门,给予地方更大调节权,诸如:给县级金融部门在授信规模、审批额度等方面更大权限;对电力、电信、烟草、盐业等垂直行业的收益进行必要调整,把留余资金用来补贴县级财政,使其更好地反哺农村、农业和农民。
调整干部
管理制度
首先,要改变管人、管财、管事“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县级领导班子由省委直接任命,县级中层干部由县自主任命,市级仅享有参谋建议权。其次,要逐步改变当前县级主要领导在市委常委中的任职格局,县级主要干部的级别不能以在市委中的位置来衡量,也不能统一划齐,要根据干部能力和县规模大小做适当调整,成绩突出的可按副厅配备。此外,还要加大省与县之间干部交流力度。
省管县几种模式
湖南模式
2009年11月17日湖南通过了《湖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建议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是“一步到位”――直接推进县级财政和行政上的“双直管”。行政上的省直管则直接通过新的区划调整来实现。湖南的省管县改革方案是全国唯一“一步到位”的模式,之前的浙江模式和安徽模式,都只是单方面地推进财政的直管。
安徽模式
安徽模式主要特点是大力推行扩权强县改革。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权限。自2007年,安徽率先在12个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探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模式,省发改委、公安、卫生等32个部门陆续下放143项权限。2008年,又征选18个县加入到省管县改革范围内。
几年探索表明,安徽财政体制改革成效明显。试点县的财政总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非试点县。同时扩权强县试点县也成了一张极具影响力的名片,外来投资明显增加,招商引资吸引力大大增强。
海南模式
海南模式则是注重行政管理上的省管县。从1988年建省开始,海南省就没有实行市管县,海南省所有的县、县级市、地级市都是由省直接管理,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不存在地级市对县和县级市的行政管理问题,二者之间只有行政级别的差别而没有行政隶属关系。
2008年7月初,海南将177项行政管理权直接下放到市县和地级市,同时提出了配套改革制度,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篇6
上一轮体制中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没有能够起到很好的“鼓励先进、带动后进”的作用,过分强调了“均贫富”的原则。按照转移支付测算下来,人均财力落后的镇街每年从区本级转移的财力超过了税收增长最快的镇街,严重影响了镇街争当先进的积极性。新的一轮转移支付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探索区与各镇街财政体制的多元化改革,将“属地征收、分税分成”的机制,与内容更为广泛、形式更为科学、运行更为合理、调控更为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紧密结合,使各镇街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标准能维持大体相近的格局,进一步实现均衡全区公共服务水平的目标。具体的转移支付办法还要借助于统一与规范的财政支出标准来进一步的研究。
(二)改革统一比例的方案(方案二)
改革的基本思路,彻底改革目前税收分成拿财力基数与税收增幅全额直接挂钩的做法,对各镇街实行“核定基数,超收分成,统一比例,转移支付”的财税分成办法,与市财政对区财政体制全面接轨。即保障各镇街20*年既得财力的基础上,核定各镇街收支基数,实现统一比例分成,分成数与20*年既得财力差额作为各镇街转移支付基数。
之所以采用统一比例法,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税源迁移的问题。如果不同的镇街实行不同的分税办法,税源的迁移给各镇街财力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可能给区本级带来财力流失。实行统一的税收分成比例可以保证区本级财力不受影响,有利于适当解决迁入、迁出镇街的财力均衡问题。
(2)统一比例的结果,可以使一些税收基数比较大,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财力增长相对缓慢、城市与社会负担又相对较重的老城区街道,能适当降低其辖区内税收区级分成比例;同时使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财政收入增长强劲的镇街,区级分成比例相应提高,尤其是增量集中的效果将比较明显。因此,在加大增量调节力度和均衡全区财力方面,可以说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
(3)市财政对各区与其他兄弟区的财政在实行税收的分成时,一般也采用统一比例法,改革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本方案调整共享税分成办法的核心内容是:
(1)全区各镇街实行统一的分成比例。初步拟将区、各镇街税收进行“八二”分成,即区本级占80%,各镇街占20%。区本级的分成比例低于20*年的实际比例85%,大型项目或新招商项目的分成情况可另行考虑。
(2)转移支付基数的确定。分别确定区对镇街转移支付情况,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表
(三)按公共财政方向设计和推进改革的方案(方案三)
按照公共财政方向设计财政体制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合理界定财政支出结构,而其前提又是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职责权限。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要求,并遵循中央赋予事权的规定,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证政权运转,二是管理与调控宏观经济;三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则应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也必须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按照这一要求,结合市区的具体情况及政府职责分工的要求,我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支出范围主要包括:(1)公共安全和秩序,即公安安全、司法检察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2)公共服务,即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保健、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3)公共工程即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4)公共设施,即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城市排污、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为此,我们首先将预算内财政支出分为四大类,并根据其与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密切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保障,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镇街的标准支出水平,并以标准支出水平与其财力水平相对比,得出其新体制下的税收分成比例。具体方案为:
1、财政支出的分类。
(1)一类支出包括行政性支出(行政管理费、综合治理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卫生事业费、社区经费)与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其中行政性支出是政权建设、社会运转的物质基础和必然前提,特别是增加政法经费投入、强化社会治安管理是各镇街政府要重点保证的对象;各区卫生事业费支出大部分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出;社区经费是基层运转的重要保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一类支出为必保支出,在考虑20*年的实际支出、均量推断支出和回归支出的基础上,按100%的保障系数计入各镇街标准支出。
(2)二类支出包括市容环境管理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其中市容环境管理费是公共服务支出的必要组成部分是需各镇街财政加大投入的项目;支农支出与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具有“少数产业”的特征,需作相应保护,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策性补贴支出是政策性较强的支出项目。因此,在均量与因素法调节的基础上,亦按100%的保障系数计入各镇街标准支出。
(3)三类支出主要是一些部门的事业费与卫生经费,其中有的是有补偿收入的支出,有的是非必保的支出,有的是要视财力情况予以安排的支出。在计算平均值并考虑20*年实际支出数的基础上,按90%的保障系数计算各镇街标准支出。
(4)四类支出包括企业补助支出等。根据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此类支出属财政逐步退出的范围,故按20*年实际发生数,以50%的保障系数计算各镇街标准支出。
2、以标准支出决定税收分成比例。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设计改革方案的基本思路,一是充分利用第一阶段改革在属地征地、分税分成、金库划解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努力形成奖先罚后、共同增长的机制。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履行的职能(事权)范围已经界定,财政支出新的分类方法已经明确,不同支出类别的保障程度已经确定的前提下,以20*年为基期年,相应计算各镇街的标准财政支出水平,以此再计算出各镇街的总的支出水平,在此基础上倒推各镇街的新财政体制下税收的分税比例。即以事权的划分决定财权的划分。依此思路,*区新一轮镇街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计算过程是:
(1)计算一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第一,均量推断支出。计算公式为:
某区均量推断支出=全区人均一类支出×该镇街测算人数
第二,回归支出
建立回归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各镇街的标准支出建立在财政收入与财政供养人口两个因素之上。具体则是以一般预算支出为因变量,以预算内财政收入和财政供养人口(测算人数)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建立回归模型的方法,是采用2004-20*年各镇街的5组数据,即:将每一年某镇街的财政支出都与该年该镇街的财政收入、财政供养人口(测算数)相结合建立一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财政支出相对于财政收入与财政供养人口(测算人口)的函数关系。经测算,回归模型为:一般预算支出=0.01×预算内经常性收入+8.8519×财政供养人口+65.12(相关系数为0.7909)
第三,汇总计算一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计算公式为:一类支出的标准支出=均量推断支出权数×均量推断支出+实际支出权数×实际支出+回归支出权数×回归支出
在一类支出的测算中,为尽可能剔除不可比因素,测算人数采用年度平均和双口径加权的计算办法,计算公式为:测算人数=50%×(2006年和20*年的平均财政在编人数)+50%×(20*年和20*年的平均财政供养人数)
另外,由于一类支出是重点确保与调整对象,且考虑到将来体制调整的需要,在计算标准支出的过程中,我们也曾对其中的行政、社会事业与社保支出等标准支出的计算作进一步的细化处理,具体做法是:
按照行政性支出、社会事业支出与社保支出各自占一类支出的比重,将一类支出均量推断数分解为行政性支出均量推断数、科教支出均量堆断数与社保支出均量推断数,将一类支出回归支出(即20*年的模型值)分解为行政性支出回归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回归支出与社保支出回归支出。在分别计算行政性支出回归支出、社会事业支出标准支出的基础上求和,即得到一类支出标准支出。三个细项支出标准支出计算公式为:
一类(行政、社会事业或社保)标准支出基数=均量推断支出权数×均量推断支出+实际支出权数×实际支出+回归支出权数×回归支出
一类(行政、社会事业或社保)标准支出=一类(行政、社会事业或社保)标准支出基数×细项支出各自的确保系数
(2)计算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第一,按综合因素法测算20*年各镇街市容管理费标准支出。
计算公式为:市容管理费标准支出=按城市功能系数分配的支出+按人口分配的支出+按土地面积分配的支出。
其中:
按城市功能系数分配的支出=十个镇街市容管理费支出之和×城市功能方面的支出对标准支出的贡献份额×各镇街城市功能系数相对比重(某镇街城市功能系数相对比重=该镇街城市功能系数÷十个区城市功能系数之和)
按土地面积分配的支出=十个镇街市容管理费支出之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支出对标准支出的贡献份额×各镇街土地面积相对比重(某镇街土地面积相对比重=该镇街土地面积÷十个镇街土地面积之和)
按人口数量分配的支出=十个镇街市容管理费支出之和×人口数量方面的支出对标准支出的贡献份额×各镇街折算人口相对比重(某镇街折算人口相对比重=该镇街折算人口÷十个镇街折算人口之和,折算人口=户籍人口+常住人口×50%)
公式中城市功能系数根据人口密度来设定,即人口密度超过2000人/平方公里的镇街,城市功能系数为1;人口密度低于2000人/平方公里的镇街,城市功能系数为0.5。
第二,按20*年实际发生数计算其他各项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第三,汇总计算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计算公式为: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按综合因素法测算的城市容管理费标准支出+按20*年实际发生数计算的其他各项二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3)计算三类支出的标准支出。计算公式为:
三类支出的标准支出=[三类支出实际支出+(均量推断支出-三类支出实际支出)×50%]×90%
(4)计算四类支出的标准支出。
四类支出的标准支出=20*年实际支出×50%
(6)计算各镇街标准支出总额。计算公式为:
某镇街标准支出总额=该镇街一至四类支出的标准支出之和
(7)重新确定区与各镇街税收的分成比例。计算公式为:
某镇街税收分成比例=某镇街财力缺口÷该镇街辖区属地税收
其中:某镇街财力缺口=某镇街标准支出总额—该镇街上级补助收入—该镇街专享税—该镇街非税收入—该镇街应纳入预算进行综合管理的预算外收入
四、*区镇街财政体制改革各方案之间的比较与分析
上述三个方案在调动区与镇街两级的积极性、增强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革的难易程度、与原体制的衔接、方便征收与操作以及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方面,互有差别,各有特点。
(一)调动两级政府的积极性方面
由于三个方案均将全区的主体收入作为区与镇街共享税收,故无论采用哪一方案均能调动两级政府的积极性,但由于共享税调整的方向与幅度不同,全区尤其是各镇街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所受的影响亦不一样。具体情况是:
方案一沿袭了原体制最后一年的共享税收分成状况,分成比例未予调减,各镇街积极性较高。
方案二表面上是无差别地采用统一的分税比例,实际上它给各镇街所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其中实际观音山镇财力分成占比税收比例为32.7个百分点,统一按照20%的比例测算,实际上转移支付基数已经接近了分成财力。而和平桥、虹桥、新城桥街道实际分成比例为5%左右,因此按20%的比例测算,转移支付基数同样比较大,一些镇街的积极性无疑将受到明显的打击。
方案三调动积极性的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留了原体制的优点与合理之处,有利于建立水涨船高和奖先罚后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区与镇街积极性,进一步改善环境、吸引投资、做大蛋糕。二是共享税分成比例的确定考虑了基期年的既得利益与支出需求,且按标准支出来确定收入分成比例,使各镇街所受影响的方向相同。三是财力集中遵循了“保存量、调增量”的方式。
(二)宏观调控方面
1、关于集中财力。
集中财力包括存量集中与增量集中两个方面:
方案一对财力集中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仅仅是适当增加了对薄弱镇街的转移支付补助。
方案二就存量集中而言,主要是通过调整上解来减轻区本级的支出负担;就增量而言,该方案对将来的增量没有集中,而且鉴于*区的收入结构现状和变化趋势,区本级分成比例高的镇街未来几年增幅较为有限;区本级分成比例低的镇街未来几年增长潜力较大,因此,若实行方案一,区本级在全区增量分成中的比重实际上将进一步提高,不符合财力适当下移的体制制定原则。
方案三有一定规模的存量集中,就增量集中而言,该方案财力对基层有一定的倾斜。
2、关于税源迁移
在税收属地征收的情况下,税源迁移对各镇街财力的影响客观存在,为适当兼顾区及税源迁出镇街的利益,需对此采取相应的办法。
方案一主要依靠所集中的财力,通过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予以解决。
方案二由于实行统一的比例,故能从根本上解决迁移对区本级财力影响的问题,同时,区本级也能依靠所集中的财力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当解决税源迁出镇街的困难。
方案三除了继续实行区对镇街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外,还就税源迁移问题制度了特定的解决办法,即:从20*年年终结算开始,对于20*年以来500万元以上纳税大户的迁移,迁入镇街所实现的属地税收按照三年过渡的办法来进行调节,即:第一年原迁出镇街与迁入镇街各按50%的比例进行分税分成;第二年则按迁出镇街25%,迁入镇街75%进行分税分成;第三年则全部在迁入镇街进行分税分成。这一办法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源迁移对迁出镇街的影响。
3、关于均衡公共服务水平。
方案一主要通过调整转移支付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均衡。
方案二的分配,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在增量分配上存在巨大的波动,且未能综合考虑各镇街国民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不均衡。
方案三则完全按照公共财政的方向和原则来测算各镇街的支出需求,并以此确定分税比例。依此进行改革后,我区各级政府基本运行经费得到切实保障,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要求,各级政府能提供大体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服务类支出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如,改革后各镇街一类支出(指为确保政府运作、维护法律秩序、提供社会保障及基本公共服务而必需的行政性支出、社会事业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其均等化程度是衡量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程度的重要尺度),水平最高的镇街比最低的镇街同改革前相比,差距缩小了51%。另外,为了加大财力均衡的力度,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调整区与镇街税收分配格局之一,又对原有的转移支付办法进一步予以完善,建立了新的特定性转移支付,即对经调整计算后标准支出水平仍明显低于全区各镇街平均标准支出水平的镇街实行专项补助,计算公式为:某镇街所应获得的专项补助数额=某镇街人均标准支出低于全区各镇街平均标准支出的数额×某镇街测算人数×调节系数。其中:(1)人均标准支出水平实行动态测算;(2)某镇街测算人数=(某镇街上两年平均在编人数+某镇街上两年平均财政供养人数)×50%;(3)调节系数根据区本级财力状况确定。因此,这一方案较好地解决了均衡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
(三)改革的难易程度方面
方案一属于微调,除个别镇街有调整转移支付的要求以外,改革的阻力较小。
方案二对于分税比例大幅下调的镇街将在增量分成方面带来致命的损失,改革将因此而遇到强烈的反对。
方案三采用统一的口径,方工、方法透明、公开,全区各镇街一视同仁;方案的测算与设计强调客观性,避免掺入人为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重新计算了各镇街财力基数,对原来发展较快、财力基数较高的镇街有点“鞭打快牛”,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四)与原体制衔接方面
方案一是在原体制运行期满后的新旧体制的完全对接。
方案二与原体制相比变化十分明显。
方案三从全新的角度来调整体制,同时又对原体制的收入格局和支出需求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五)方便征收与操作方面
在方便征收方面,三个方案均实行税收属地征收、金库集中划解、全区统一分成,故在税收征管环节都较为可行。
在财政体制管理的操作方面:
方案一调整幅度不大,可以平稳过渡。
方案二对各镇街的增量分配影响深远,各镇街与区财政的结算规模大,资金调度问题较为突出,区与各镇街中长期预算的安排需相应进行调整。
方案三尊重了各镇街的实际情况,改革的方向与办法相同,同时尽管改革引入了全新的观念和理念,但改革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畸高畸低的情况,并且方案又进一步简化了区与各镇街的体制结算关系,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六)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方面
在改革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方面,方案三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
1、按公共财政框架建立新的区与各镇街财政体制模式是我区的必然选择。
一是方案一与方案二无法从整体上调整全区利益格局并调整全区财政预算管理的方向。由于全区(包括区与各镇街、镇街之间)利益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沿袭性,完全围绕区与镇街财政收入格局实行体制微调,或仅仅借助于税收返还进行保存量、调增量的改革,均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公共服务水平与可支配财力相脱节的情况,难以找到财权与事权的结合点,也难以使产业结构各不相同、发展潜力有大有小、分税比例相差悬殊、社会负担有轻有重的全区各镇街找到和认同调整体制的共同标准与方法。
二是从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个别镇街呈现的经济发展“成长期——高速增长期——平稳增长期”的态势(与此相适应,税收收入由超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适度增长),从而导致辖区税源与事权负担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其他镇街的可能发展趋势。为此只有按照公共财政方向调整现行分税格局,才能使财政体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
2、方案三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该方案较好地解决了公共支出体系的划分问题。
在收入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建立的基础上,推进收入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公共支出体系的划分问题,为此,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合理地定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的范围。方案三在结合公共财政研究的成果和借鉴其他兄弟县市的公共支出范围方面的经验,对整个支出体系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并按照与政府的核心活动范围人密切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保障,这一做法既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方向,又兼顾了我区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篇7
行政区划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合理的行政区划将促进国家的发展。我国行政区划现状,同历史和国外比都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如省级规模过大,省区间规模悬殊,管理层级过多等,而市管县体制最为典型。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逐步对我国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进行合理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一、历史发展
所谓市管县体制,是指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它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依据行政权力关系,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共同发展,形成城乡一体的区域整体。建国后,随着城市行政区的发展,市领导县体制开始出现。195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京、津、沪三市和辽宁省全部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并逐步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试点并推广。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推进行政机构改革,1982年,中央下达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此后,地市合并,城市升格,建立市管县体制成为行政改革的主要取向。目前来看,市管县体制已成为各省市区最基本的区划模式,构成了最基本的纵向权力结构体系。这一体制的施行,使我国行政区划由宪法规定的四级制向五级制转化,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多级制国家之一。
二、改革的必要性
1.市管县体制违背宪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自治州、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但是,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我们看到在省、县之间又多了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演变成了“市管县”格局,使我国实际运行中的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为四级制,这在本质上是违背宪法原则的。
2.市管县体制运行中的弊端
1)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大。增加和强化地方行政层次,不仅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增加行政层级反而可能加剧城乡之间的矛盾。在市领导县体制下,县的自较小,资源配置成本增高、效益低,而且,增设一个地级行政层次,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增多,管理成本加大。
2)市职能定位不清,市县竞争加剧。市管县限制了县级政府自治能力的发挥,市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对县的主动辐射与带动作用有限。由于市县财政体制的相对独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县在经济发展中竞争多于合作,其结果往往是县(县级市)被束缚,缺乏应有的活力。不改变现有体制,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就会加剧,制约地区经济发展。
3)管理幅度不平衡,违背科学管理原则。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市领导的县数量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市领导的县数量反而多。这与行政管理原则相悖。管理幅度过小,会使管理事务繁琐化,增加管理负担。
4)实行城乡统一治理,不符合国际规律。由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是各国行政管理的一个客观规律。城市和农村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在人口结构与密度、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实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针对城乡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管理。
三、改革理论概述
在市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很多独创性意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省直管县论。这种观点在理论界较为盛行,按照进行程度和改革规模的不同可分为市县分治和缩省扩县两种观点,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推进。
1)市县分治。建立省管县体制的实质是省直接领导县,市县分治,这也是省管县体制实行的最基本方式。市县分治只是撤销市管县行政体制,地级市仍然保留,把市和县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共同受治于省。在市县分治体制下,要加强地级市的建设,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2)缩省扩县。在市县分治基础上,实施省直管县体制,实质上扩大了省一级的管理幅度。为了保持合理的管理幅度,理论上有两种选择:缩省或者并县。戴均良认为从国内外的经验和管理需要出发全国可以设50~60个省级建制,在划小省区的同时,可以合并规模过小的县。学术界对此观点意见不一,大多数认为大规模重新划分和调整省级区划不可行,但可以适当调整个别省级行政区划。
2.市协县论。这是在取消“市管县”传统概念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城乡综合协作概念,即取消市县之间的上下行政隶属关系,建立互相协作的平行互动关系。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协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通过改革探索,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3.扩权强县论。扩权强县也是改革“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操作方式是在中央政策和法律允许以及原有行政区划不变的情况下,赋予部分县与市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包括审批权、税收权和人事任免权等“扩权强县”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原有“市管县”体制下处于弱势或不公平待遇的县级地区,它们在改革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发展权限,并得以重新分配资源。
4.复合行政论。所谓复合行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复合行政旨在转变政府职能,注重政府内部职能的整合与转化,引入公共治理理念,协调城乡合作以实现发展目标。
四、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与设想
从实践中看,扩权强县的改革模式在各地方应用较为广泛,但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强县扩权政策与国家体制与法律法规不适应,权力难以真正下放;经济强县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基础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土地、工商、税务等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县级政府扩权后,省级政府管理半径增加,缺乏对县级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此外,在省直管县试点改革方面,据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效果不错,但也同样面临着政策与法律、法规不适应、省级政府管理压力大等问题。另外几种市管县改革的理论方法,也在理论解释和具体实践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探讨解决。
可见,对市管县体制改革现有理论进行理性思考和改革创新十分必要。本文在结合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等多种理论的优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扩权自治”的改革设想,以期对市管县改革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扩权与自治相结合,自上而下扩权,自下而上推进自治,二者同时进行、相互补充,最终达到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充分肯定省直管县体制的优越性,撤销地级市行政级别,实行城市级别统一化,并且市、县分治,处于同一行政级别并且接受省的直接领导管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省、市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和管理幅度,增加省级行政单位数量,限制市管辖的区域范围,实行县级行政单位的升级与合并。给予市、县更多的行政权力,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提高地方活力。逐步扩大县级以下自治范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镇将逐渐融入县,自治体系也将随之提升,最终取消乡、镇行政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三级制。具体操作如下:
(1)升级扩权
首先,增加省级行政单位数量,减少管理幅度,提高管理效率。重点考虑增加新的直辖市,将各省市中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口多的较大城市,比如从大连、青岛、南京、武汉、深圳、广州、西安等增设为直辖市,不再受原所在省管辖,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这些城市的选择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基础,至少应有10~20个左右省级单位的空间,从原所在省剥离出来之后,将大大减少省级政府的管理压力。
其次,取消副省级和地级政权层次,市、县同级。本着城乡分治的原则,可将一些与中心城市有着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县、市转型为市辖区,规定城市的行政管辖区域仅限于城市中心区域及其周边与其依托关系密切、可作为其郊区或者卫星城的地区。既减少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也解决了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问题;原地级市管辖下的县或县级市按照大小和城市化发展程度进行升级或合并,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县级行政单位可以升格为市;面积较小的、地理位置相邻的县适度合并,与其余不适合合并的县同样保留县级行政级别,并且与市同级,直接受省管辖。省直管市、县的有效管理应保持在在40~50个范围内,否则将导致管理失效。
(2)推进民主自治
市、县作为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层级之下的第三级别,享有相同的自治权利。市下设区和卫星城,城市可以行使其各项法定职能以保证所辖区域的健康、高效、有序发展,实现辖区内部的民主自治,即将社区管理模式放大,自下而上进行扩大自治范围。至于县,短期内,仍要以乡、镇政府为下一级行政单位,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基层民主范围的不断扩大、自治权的不断提升,如增强县乡领导干部选举的公开性、竞争性、选择性,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直选试点,逐步建立对下问责制,建立县、乡,村民主的有效衔接,最终将实现从村级自治到乡镇自治,最后到县级政府的民主自治,从而取消乡、镇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行政区划。
五、结语
行政区划事关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关系、各级政府职能的合理设定以及未来民主体制、民主成本等重要问题,既要积极探索,有所创新,又要保持稳定,谨慎从事。实行“省管县”的改革,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在加强诸多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稳步推进,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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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市核心景区门票管理,为了积极推进旅游综合改革。有力促进旅游发展方式转变,确保旅游收入稳定增长。9月中旬,市财政局、市旅游局、市物价局组成联合调研组,前往三地(以下简称“三地”对其景区门票体制及门票收入的管理等工作进行了学习。一致认为,三地”有很多经验值得我市借鉴,对我市的管理有很好地促进作用。现就三地的管理情况和如何搞好我市景区门票管理工作演讲如下。
一、三地”景区门票管理的基本概况
(一)三地”景区管理模式
主要存在两种管理模式:一是政府管理模式,三地”景区管理。即政府绝对管理国有资源,掌控景区的开发与利用,其代表是二是企业管理模式,即政府参股企业,对国有资源的管理保管控制权,景区运营实行企业化管理,其代表是
1政府管理模式
市政府对景区行使管理权,行政管理体制上。设立了正县级管理委员会具体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景区管理、经营与开发等事务性的工作。市政府控制了景区所有的经营设施,对景区的维护与利用、整理与开发都有决策权,对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拥有强势管理权。景区内所有的经营设施,均由市政府建设,如景区的三条索道、门票站口及道路设施等。州政府对景区的管理,与基本相似,州政府设立了景区管理局,专门负责景区管理与开发,负责景区资源经营、管理以及景区内的各项建设,直接管理景区门票及门票收入。
市政府对管理委员会实行市级财政管理。景区门票收入和索道收入作为非税收入,财政管理体制上。全额缴入市级财政金库。对管理委员会经营、管理所需要的各项资金,实行定额补助,即市级财政以年为基数,结合当年的建设需要,给予布置。其景区门票收入大部分归市级所有,以年为例,景区门票收入和索道收入的安排比例,经推算,市对管委会的资金安排比例是6:4根据规定,对新提价的门票价格所形成的收入,90%归市级财政,10%归管理委员会。州政府对实行预算管理,景区管理局严格执行年初预算,收支相抵后,结余局部全额上缴州财政局。
门票管理体制上。门票的印制、保管、发放由管理委员会负责;门票的印制、保管、发放均由管理局负责。
2企业管理模式
市政府对景区的管理通过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模式来实现,行政管理体制上。市政府占有51%股份。
景区属公司化运作,财政管理体制上。整个景区是一个上市企业,景区按国家规定上缴税费,政府依照所持股份比例享有景区营运利润。
景区门票的印制、保管、发放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负责。门票管理体制上。
(二)三地”对门票免票、门票优惠的管理情况
但各不尽同。三地”景区都有门票免票及门票优惠。
1三地”门票免票管理
实行先登记,市政府对景区门票免票的管理。后结算。市直单位没有接待免票,四大家”全年接待免票实行年度控制,每年不超过3万张。凡工作接待,必需在管理委员会料理进山登记手续,年底统一结算。对于特殊情况(如救灾、抢险等)须进山的由绿色通道放行。由于口子少,管理措施得力,每年风景区免票较少。
实行按购票总人数定额控制,州政府对进入景区的免票管理。即按年度购票总人数的1%定额控制,逾越定额控制指标的由景区管理局自行负责。由于事关切身利益,每年风景区免票也非常少。
股份制模式。旅游发展股份公司规定,市政府对景区的管理。除政策性规定外没有免票,一律购票进入景区。
2三地”门票优惠政策
门票(125元/张)优惠政策。对学生、60岁以上老年人凭
旺季每人100元,证享受旺季60元/人、淡季50元/人的优惠;对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残疾人、儿童(1.2米以下)70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实行免票进山;对教师、省部级以上劳模、英模、道德模范享受门票优惠。淡季每人80元;特殊日期(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三月三、九月九)对60岁以上老年人免票进山。
革命伤残军人、70岁以上老年人、离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免购门票,门票(3-11月份220元/张、淡季80元/张、不含环保车90元/人)优惠政策。身高在1.30米以下儿童免门票和车票。另购车票。现役军人、残疾人、60-69岁老年人及在校学生,凭有效证件可购买优惠门票(旺季大约优惠50元,门票价格为170元,淡季优惠10元,门票价格为70元)观光车票没有优惠,无论淡季旺季均需要购买全票。
凭全日制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和自己有效身份证原件,门票(230/张)优惠政策。对当年考取大学的学生实行优惠。门票执行每张60元的优惠政策(执行时间7月1日-8月31日)对特殊群体的优惠,学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校)现役军人、军队退离休干部、未成年人、全国道德模范、英雄模范和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凭相关证件门票按旺季价格享受半价优惠,即115元/张;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自己有效居民身份证件,门票按旺季价格享受半价优惠,即115元/张,残疾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门票按旺季价格享受半价优惠,即115元/张,持有国家残联颁发的一至四等残疾证的残疾人士可享受免票待遇。淡季优惠幅度15%-40%
(三)三地”景区购票人数、收入情况
表一:景区-年购票人数、收入数单位:万人、万元
(四)对“三地”管理模式、经验比较和利弊分析。
认为,1从管理模式上。政府管理模式较好。其优势在对景区的维护与利用有强硬的管理权,既能对景区的管理有决策权和调控权,又能够很好地贯彻国家、省有关方针政策和按照政府的意图对景区实施管理,更能运用景区资源争取国家、省的大力支持。同时,政府对景区的收入可统筹兼顾,集中财力办大事,如管理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企业化管理体制,如企业管理,外表上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但因其体制问题,政府不能在景区开发建设、管理等方面全面掌控,景区资源得不到科学的运用,景区的收入政府难以统筹兼顾,政府对景区管理的意图得不到充分地体现。
预算管理是景区门票管理很实用的管理手段。三地”政府有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2从财政体制上分析。特别是市政府将门票收入纳入市财政统一管理,体制明、关系顺、效益高。而市因企业管理模式,不能实行财政预算管理。两者比拟,实行政府模式下的预算管理更能体现政府的管理意图,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经济和社会效益可以得到同时提高,运行效率也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企业管理模式,只是经济效益单方面的提高。
政府管理模式下,3从政策制定上分析。政策的制定能充分体现政府意图。如对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残疾人、儿童(1.2米以下)70岁以上老年人的优惠政策,和于这一群体的政策就不一样,实行免票进山,而只实行优惠票。前者失去了经济效益而实现了社会效益,后者失去了社会效益而实现了经济效益。
从免票、门票优惠政策上比较,另外。三地”政府从免票对象、优惠幅度上,都是从紧控制,但相比之下,免票、门票优惠政策按从紧排列,分别是
二、三地”景区门票管理的基本特点
把景区资源性有偿使用收入作为重要的生财途径,1政府的重视、完善的体制是搞好景区门票管理的前提。三地”政府对景区资源的维护与利用都高度重视。制定本级政府发展规划中,将景区资源的维护与利用列入了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以景区旅游资源的充分运用,作为经济增长的切入点,通过资源性有偿使用获得更多的门票收入,增加地方政府财力。特别是三地”都有一个完善的体制,一是管理模式上,市政府强化市级政府管理,对景区的维护与利用、整理与开发都有决策权,对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有强势的管理权。财政管理体制上,实行财政预算管理。严格景区门票收入的收支管理,确保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大环境的建设,充分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市政府对景区的管理采取股份制模式,实现收入最大化。二是完善的预算体制。对门票收入都进行了科学的预算,其收入均实行两级分成,操作便利,运行高效。三是权、责明晰,利益分明。市政府、州政府对于授权管理景区的管委会和管理局,明确了职能、细化责任,如管委会只负责景区内的管理、建设、经营、维护,重大的决策由市政府决定,管委会具体执行,门票收入由市财政统一布置,不存在两级的利益纷争。市属政府管理模式,其管理机构与基本一致,但存在多家管理、利益多家分享、体制不顺、预算失控、权责不明等问题,这就要求我市需在完善景区管理体制上下功夫。
严格管理是搞好景区门票管理工作的关键。首先,2制度健全。三地”都有比较健全的门票管理制度,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对免票、奖励票、优惠票、直放的管理都是严格依照制度执行的从几个景区门票管理来分析,市对接待免票,实行先登记,后结算。管理局每年按总购票人数的1%控制免票、奖励票、优惠票。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严格的优惠政策,从严控制免票直放。而我市的门票免票管理,以年为例,市年未购票人数370105人,主要构成是市免3人、区免7186人、张管处免6161人、奖励免112534人、直放224131人(包括学生126216人、现役军人16057人、70岁以上老人30845人、残疾人5278人、记者8711人、其他签批、市民等直放37024人)未购票人数占进山总人数18.13%而同期不购票进山人数分别只占总人数的1.32%1%1%从景区门票收入分析,年,比少0.4亿元,比少1.53亿元。其原因是除进山总人数比“三地”少以外,市的免票、奖励票、优惠票、直放人数相对较多,未购票金额高达9065万元(含奖励票)其次,三地”严格控制景区经营本钱,门票印制利息低廉。从门票印制利息上,对门票利息控制很严。以100万人计算,比我市节约门票利息分别是585万元、607万元、497万元。也就是说,按100万人计算,比我市增加门票收入585万元、607万元、497万元。第三,三地”严格控制了促销本钱。三地”政府对旅游促销经费,实行了严格的预算,年初预算一步到位,如市政府每年预算600万元,中途不开其他口子,正因为政府对门票及门票收入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严格政策,使其旅游从形式到内容上,达到人旺财旺”目的相对而言,市核心景区的门票管理相对松散、文件执行不严,致使门票收入流失严重。
理顺关系,3严格预算。强化职责是搞好门票管理工作有力措施。三地”对于门票收入的预算,已经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以市为例,多年来景区的门票收入全额上缴市财政金库,门票收入归市、区两级所有。市政府对一年的管理、建设、维护都有详细的预算,市财政按年初预算拨付,管理委员会依照预算执行。三地”对景区及门票管理权责划分清楚,收入分配简单明晰。目前,从我市情况来看,不只管理层次多,收支没有预算约束,门票收入分流也相对复杂。一张门票价格245元,参与收入分流的单位有省级、市级、武陵源区、张管处、环保车公司五个单位,分别占3.26%22.45%24.23%25.57%24.49%景区的门票收入虽然实行了当日分流、月底结算”运行良好,但是目前实行或准备实行的一城通”奖励票提取、POS支付费用等,都要从当日收入中零星支付,没有预算控制,且操作复杂,相互脱节。更重要的由于多家享受分成,利益均等,直接管理景区的武陵源、张管处的积极受到损伤,一张门票收入中,武陵源、张管处只占24.23%25.57%对于因免票、偷逃票、直放和不合理的政策减少的局部收入,武陵源、张管处不会引起足够重视,总认为自己的损失只是其中一少部分,管理上不出狠招,不积极去堵塞收入流失的漏洞。因此,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科学的门票收入分配秩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市门票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
三、市加强景区门票管理的对策
一是现有体制上进一步完善
加大景区门票及门票收入管理的力度。加强核心景区门票管理,1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对筹集更多的乡村建设资金、增加市区两级财政收入都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我市工业基础单薄、财政收入增长点不多、乡村建设资金严重缺乏的客观现实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一是要加强对景区的管理力度,理顺市、区、处的关系。二是要建立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景区管理上,形成进入从严、稽查从紧、责任分明、利益明晰、实行赏罚、应收尽收的管理格局。
适当的优惠奖励政策会短期拉动旅游市场,2从严出台优惠奖励政策。不可否认。赢得暂时“繁荣”但同时也透支了未来市场,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流失。认为,不能过多的利用门票“杠杆”来撬动旅游市场,要清醒地看到市核心景区的门票价格(表二)相对其他景区来说不是很高,旅游费用中所占份额也不是很大。因此,考虑启动市场的同时,更要考虑“人旺财旺”实际,不可过多地出台优惠奖励政策,确保收入的增长,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规范免票直放。第一、对我市的接待用票,3严格门票管理。要从严控制。从每年接待票40000张压缩到30000张以内,并由市区两级政府掌握使用,不再分配到市直单位和张管处。严格接待票使用制度,对以前年度的使用情况进一步清理。按市政府2005年第20次常务会决定,逐步取消免票。第二、非特殊情况不再签批直放,对签批直放的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第三、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结算制度。
压缩支出。要对现有的门票本钱、IC卡、一城通”过高的问题进行整改,4节约本钱。2011年可采取公开招标、竞标等方式来控制门票印制本钱。
二是景区的管理体制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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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来,慈溪市将观城、逍林列入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实施了较为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践证明,分税制能够较好地理顺市、镇两级分配关系,规范镇财政收支管理,调动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保障镇级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一、浙江省慈溪市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
浙江省慈溪市乡镇财政体制建设经历了四次变革。1950年至1985年,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收入全额上缴,支出全额核定下拨,实际上是个报帐制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至1992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半统半放的财政管理体制,即核定收入包干,超收分成,核定支出,包干使用。1992年至1999年末,实行了划分收支,核定收支基数,收入递增包干模式的财政体制,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市级和镇级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共享收入(产品税),同时考虑到地区间的平衡,对不同地区的收支基数、递增比例作了区别对待。以上体制都是与各个发展时期基本情况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但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逐渐地暴露出其不彻底、不完善。面对慈溪经济社会事业的基础和迅猛发展的趋势,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已迫在眉睫。
二、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应具备的条件
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权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理职责与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既属于经济范畴,又属于政治范畴。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为基础的,分税制作为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下进行收支划分的体制,其实施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即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财政规模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口集聚度、地理条件、交通等因素,要求以上诸项指标均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实施的基础。
目前慈溪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具备实施镇财政分税制条件。
慈溪市区域面积1154平方公里,人口101万,改革开放以来,慈溪人民充分发挥头脑活、市场经济意识强、吃苦耐劳的特点,全市有10万人长期在外经商、办企业、跑供销,占总人口数的10%,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999年全市实现gdp143亿元,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14.35亿元,全市23个乡镇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镇有18个,个私工业总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镇有2b个,区域特色的个私块状经济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以下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1.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市的跨越,正在向经济强市迈进。目前,我市已步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1999年全市工商登记在册的企业已达11175家,个体工商户近6万户,二三产业的比重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1%,农村已有65.4%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
2.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正在向经济国际化迈进。全市已有自营出口企业130家,出口供货企业656家,1999年全市自营出口额达3.3亿美元,外向型经济已成为推动慈溪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至1999年底,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及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已基本完成体制改革,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做到了产权清晰,形成劳动用工竞争上岗的一种市场规范运作机制。
3.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实现了由农村为主体向城镇为主体的跨越。全市所辖23个行政区已全部建镇,乡已消失,并且市城区面积已达22平方公里,各镇建成区面积共有85平方公里,已有4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工业向小区集聚、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
4.财政收入已初具规模。1999年财政收入8.8亿元,其中镇级一般财政收入为7.9亿元,平均每个镇3435万元;一般预算支出为1.75亿元,平均761万元,连同预算外资金,全市镇财政支出为5.15亿元,平均每个镇2239万元。应该说,镇财政已具有一级政府所要求的总量规模。
三、镇财政分税制体制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镇财政分税制体制的基本内容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一步理顺市与镇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镇财政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增强镇财政自我发展、自求平衡的能力,从1997年开始,对小城镇试点镇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尝试。实践证明,以税分成的分配形式,既能增强市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又能照顾镇政府利益,调动镇增收节支、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2000年开始,我们在总结分税制试点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了以划分收支、分税分成、确定上解或定补基数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具体做法是:
1.确定原则:一是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根据镇级政府的事权,合理划分收支范围,进一步完善其财权。二是综合平衡的原则。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类确定,转移支付,适当调整镇际间的既得利益。三是稳定基础,发展财政的原则。保持镇级财政的既得利益,就增量部分倾斜于镇,以壮大镇级财力。
2.核定收支范围。一是按照属地管理,兼顾行政管辖划分收入范围,按税种划分市级收入、市镇共享收入、镇级固定收入。考虑到各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财政供养人口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实行了按镇分类确定市镇共享收入分成比例。二是根据市与镇的事权划分,核定支出范围。镇财政主要承担本级政府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镇经济、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所需的支出,并规定,实行分税制后,增人不增支,减人不减支,因正常工资调整而增加的镇财政支出,也由镇财政自求平衡,市财政不作补助。
3.核定上解或定补基数。为合理调节镇与镇的财力分配,在确定分税分成的基础上,1999年实际税收入库数和应得财力为基础,计算所得可用财力大于应得财力的,其差额为定额上解数,从2000年开始按市镇共享收入和镇级固定收入增幅同幅递增;小于既得利益的,其差额为定额补助数,一定三年不变。
4.建立转移支付。在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基础上,市财政适当集中统筹一部分财力作为转移支付需要。在保证原有利益的前提下,市财政在各镇新增财力留镇部分中集中统筹20%用以转移支付,以弥补相对困难镇的财力不足,缩小镇际间财力差距。
(二)实施分税制初见成效
1.促进镇级经济的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使镇政府收入与税收收入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而税收收入增长的根本源泉是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这就促使镇政府更加主动地引导镇级经济的发展方向,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层次。一是发展个私经济。党的十五大把个私等非公有制经济从“拾遗补缺”、“有益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私经济的地位有了质的提高,其在农村的发展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对政府来说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其上缴的绝大部分税收属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因而在镇财政分税制体制下,镇政府支持和发展个私经济、培植地方财源变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二是促进了镇级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企业所得税作为我市镇财政分税制体制中80%留镇的税种,其增长的显著特点就是效益推进,就必然要求镇政府注重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市场前景好,能出口创汇,效益显著的经济增长项目,同样,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的分成也能使镇政府产生触动,引导相应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推动镇级经济走科技发展道路。镇级经济要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由科技带动产业的发展,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以新的管理理论提高企业的管理档次,增强企业家的素质。分税制体制的实施,使镇政府对科技推动经济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更加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企业管理层次。
2.促进了镇财政的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明确了财权和事权,强化了镇财政的职能,镇政府收支具有了自主权,真正体现了当家作主,提高了理财积极性。一是镇财政收入呈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第一,分税制超收激励作用的发挥,使镇政府积极做好增加财政收入的各项工作,拉动财政收入的增长;第二,镇财政真正成为一级独立的财政实体,可用财力由镇财政统一调度,没有了区分预算内、外收入的必要性,真正实施了镇财政综合预算、综合管理的模式。二是能主动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的原则,确保镇财政收支平衡。三是注重把节流工作和合理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结合起来,大力遏制财力浪费现象,坚持勤俭办事,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四是遵守财经纪律,严格预算办事,使管理真正到位。镇财政分税制的实施,还有利于相关管理措施的推行,如对镇级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零户统管”等,进一步强化部门单位财务收支活动的监督。
3.促进了税收征管。目前,慈溪市工商登记户达6万多户,税收征管难度大任务重,漏征漏管仍有不少,给公平竞争经济环境的建立带来负面影响。在原包干型财政体制下,税收增长与镇财政收入挂钩不紧,镇政府抓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不高。分税制体制实施后,镇政府开始认识到要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由过去的“要我管”变成“我要管”,从抓税收征管的配角转向主角。(1)提高了政府管税的积极性。今年以来,全市各镇普遍开展了抓税收促征管行动,对辖区内的经营户特别是家庭个体加工业进行彻底的调查,建立起一批以镇政府为主,国地税参加的联合征收站,逐渐形成镇政府牵头,税务为主,工商、公安、供电等部门配合抓税收征管的局面,镇政府真正起到领导、组织、协调一方税收征管工作的作用。(2)促进了镇政府维护税收执法的坚定性。以往出现的镇政府单纯考虑地方企业利益,争取减免税优惠,甚至替被查企业说情的状况大为改善,使镇政府增强了政策原则性。(3)经济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税收征管工作的加强,有力地维护了正常的税收秩序。
(三)在设计分税制体制时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发展与财力增长之间的矛盾。尽管,在新一轮分税制体制中采用了分类确定不同留成比例、上解基数递增和定额补助基数不变的办法,这一办法对平衡各镇财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运作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经济发达镇与不发达镇之间财力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发达镇税基较大,而经济不发达镇税基较小,在保持税收同幅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发达镇可用财力增加额要远远大于经济不发达镇可用财力增加额,更何况经济发达镇税收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不发达镇。
四、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1.建立适应分税制需要的镇国库体系。首先,要建立镇级国库。国库工作是财政预算执行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国家金库条例》规定: “国家金库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设立,原则上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库”。虽然我市各镇经济迅速发展,各项改革也不断深化,实施了市对镇分税制财政体制,但绝大部分镇财政没有国库的配套,导致镇财政的许多职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建立和完善适应分税制体制的镇级国库,有利于税收分成落到实处,节约资金滞留时间,由资金“循环旅行”变为“留解及时”,镇财政可以更好地调度资金,统筹安排财政预算。其次,要完善镇国库管理法规,理顺镇国库管理体制。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和健全《条例》与《细则》,将镇国库职能、职责、权限予以明确到位,在镇国库会计基础制度建设上寻求新突破,要改变长期以来财政资金存款不计息、划拨不收费的规定与做法,对所有经办和监管机构制定出细化的处罚规定,以强化加强国库管理基础建设的“根子”。最后,建立镇国库会计核算网络系统,在监控体系上“复位”。当前,税务、财政、银行都已配备和使用电脑处理资金收纳划拨业务,但各行业各自为战,不成体系,为此,建议尽快构建财税库银等相关机构业务工作电脑横向联网,达到各行业数据信息共享,实质性地促使市、镇政府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健康、高效和全面发展。
2.建立和完善财政预算调度资金。为保证预算内资金的正常运转,简化和建立统一规范的资金调度办法,缓解镇财政收入增长缺乏弹性及收入的季节性而造成的预算内资金的不平衡性。市财政应加大均衡力度,对已建立国库的镇,合理确定镇国库留解比例,提前下拨定额补助数;对未建立国库的镇,按照核定返还基数和上解基数相抵后的净返还数同上划收入挂钩核定返还比例,平时按比例返还,年终进行清算。市财政应加速镇财政资金周转速度,保证镇财政各项支出及时足额到位。这样,镇财政应得财力同所调度的资金基本一致,既减少了工作环节,又保证了镇财政预算内资金的供应。
3.建立相对完善的财政运作机制。市府要严格按照受益原则,决定镇政府所应承担的支出责任范围及相应的财力,尽可能减少职能的交叉。在设计镇分税制体制时,应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划分市、镇财政收支范围,保证镇政府能集中足够财力不定期满足其职能的需要,取消目前层层集中镇政府财力的不合理现象。如土管所、派出所等部门实行市主管局垂直管理。目前,我市村级基层政权与镇级相比更显得脆弱,村土地收入保证不了本村正常事业开支。但镇政府承担着村级政权建设的职能,每年有相当一部分财力用于弥补村级建设和事业发展正常开支不足。针对这一现状,我市今年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固本强基工作组进村帮扶活动,对巩固村级政权、发展村级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法从机制上彻底解决各村的种种实际困难。为此,在设计分税制体制时,应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扶村机制,以保障镇财政有足够的财力扶持、发展村级经济和社会事业,引导镇政府扩大村的区域规模,走集约化经营路子。
篇10
对比改革前后的公交出行数据,公交服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和发展。从2007年底至2011年底,佛山市公交线路从246条增至496条,全市公交分担率和万人公交车拥有量从改革前7%和8.8标台/万人提升至21.4%和13.4标台/万人,公交投诉率比实施前下降60%,中心城区500米的线路站点覆盖率由实施前的87%上升到95%,公交IC卡刷卡量从实施前的10%上升到90%左右。同时,在TC改革的带动下,佛山市城乡公交服务均等化方面也实现了质的飞跃,2010年,佛山市实现了全市100%行政村通公交,2011年实现了全市达到通车条件的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数量的96.3%)100%通公交。
为探索TC公交模式的内涵,改革背景,改革的原则,改革的成效和未来发展方向,《运输经理世界》记者特约访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高荣堂,就读者的各种问题进行一一解答,期望为全国公共交通行业改革提供借鉴。
既政府主导 又市场运作
《运输经理世界》:高局长您好,佛山作为与广州濒临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市区,为什么要开展TC公交改革呢?TC公交改革的内涵是什么?TC公交改革的背景、原则、历程是怎样的?
高荣堂:佛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现辖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和三水共五个区,全市总面积3,8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9万人,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出台,佛山市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1年佛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600亿元,汽车保有量已突破100万辆,成为广东省第四个“百万车城”、全国第16个百万汽车城市。此外,佛山与广州相邻,两市边界长约200公里,两市政府所在地相距仅20公里(直线距离),城市建成区实质上已连成一片,是名符其实的双子城。
佛山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转变政府职能,在公共服务领域取得了改革的重要成果,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共交通领域,佛山市坚持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公交体制改革,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交通服务的新模式,为探索有佛山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佛山公交行业的发展,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经历了国有、承包经营、股份转制市场化经营的过程,至2007年底,全市共有13家民营或股份制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实行竞争性市场营运。
完全市场化的佛山公交,出现了过度竞争、公益服务功能被弱化的问题,发车不准时、候车时间长、尾气黑烟大、拒载老年人、飞站多、冷线少车走、热线扎成堆,公交行业成为市民投诉多、意见大、社会反映强烈的服务行业。
另外,城市汽车保有量增加、公交出行需求提升等,都成为政府加快推进实施公交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佛山公交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系错综复杂,但我们坚持了一个大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要突出公交公益性,又要尊重成熟的市场现状,特别是要发挥多年培育出来的、具有丰富市场运作经验的民营企业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大原则指导下,佛山市政府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方向,借鉴欧美交通共同体(Transport Community,简称TC)的机制和做法,构建政府决策调控层、TC公司管理层、企业营运服务层三级的“交通共同体”机制和管理模式(即TC模式)。
TC模式是我国城市公交体制和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创新。与公交资源全部收回国有不同,TC最大的优势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了一种既能让政府有充分主导权,又能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优势的模式,解决了政府掌控不到位、企业线路层层承包、社会公益性弱化和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
根据佛山组团式城市的特点,佛山公交定位分为四个层次,构建“四层一体”的大公交网络结构(即城际快巴、区间城巴、区内公交、镇内公交)。城际快巴和区间城巴主要解决城市与城市之间、区与区之间距离相对较远的居民之间的快速出行,这部分主要以市场化经营为主。而佛山TC改革的对象,则是针对区内公交和镇内公交,这两类公交以解决市民短距离出行和日常上下班通勤需求为主,实施低票价以及对老年人和社会特殊群体免费(优惠)政策,社会公益性定位要求比较高。
从改革的发展历程来说,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7月至2009年3月为试点实施阶段,在区普通镇(顺德北窖镇)、区中心镇(南海桂城镇)和市中心区(禅城区)三种不同特点的区域分别采取了三种模式进行改革之路的探索;2009年3月至2011年12月为总结推广阶段;2011年12月至目前为完善提升阶段。
从改革的规模来说,现纳入TC的公交线路共有275条,车辆2763辆,分别占全市公交线路条数、车辆数的55.4%和59%。纳入TC的公交驾驶员5000多名,超过全体驾驶员队伍的50%,驾驶员队伍稳定。
政府购买服务 企业运营管理
《运输经理世界》:在TC公交模式中,有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明确和确定,比如如何确定政府和企业各自的定位?如何制定票价?如何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高荣堂:通过改革,佛山市政府掌控公交线路和场站的所有权、经营权、发展权,把运营服务交给企业;TC公司代表政府根据中心城市市民出行的需求,制定了规范的量化的公交服务标准,以合约的形式向企业购买服务,并实施监管落实。在对运营企业的管理上,由过去单一的行政约束管理转变到以法定合约管理为主、行政约束管理为辅的方式上来。
政府购买服务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需要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的较大规模企业。这对于佛山TC改革而言,意味着要有多家具备一定服务能力的公交企业。
因此,推进TC改革应首先需要开展的工作,即是培育竞争性的市场,整合原有公交模式中的线路和车辆。在原有私营化模式中,存在公交线路层层转包情况严重,一条线路往往存在有多个实际经营人和所有人。由于承包人员众多复杂,利益矛盾尖锐,内部管理混乱,使公交资源在整合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和阻力。对此,我们通过引进外来优质有实力的品牌公交运营企业,在政府的指导监管下,由该企业来整合当时我市原有的公交企业,同时推进TC体制改革,有效的解决了原公交企业线路和车辆的整合问题,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多家公交企业共同参与的公交市场环境。
佛山公交改革,也是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
TC改革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使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TC改革促进了资金向车辆等生产资料领域的倾斜,生产力得以提升。按照TC模式要求,企业应配备符合要求的公交车辆,作为进入公交市场的基础条件。为了达到公交服务市场的门槛要求,公交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购置了新车,仅2011年全市就新增公交车1347辆,其中LNG公交近1200辆,市民乘车环境大为改善;二是TC改革后,政府在公共交通领域的财政支出制度化、透明化,主要支付免费优惠群体乘车、票价打折的费用,让市民直接受益,也保证了公共财政资金的公平使用。2011年财政用于支付免费优惠群体和市民票价折扣的支出约为1.1亿元(其中佛山禅城区就有6000多万元优惠给市民)。
准确、合理核定公交服务基准价,是一项关系政府财政可持续、企业发展有活力的重要工作。佛山市在制定政府购买公交服务的价格时,为了做到公平合理,首先公交企业自报成本并提供原始凭据,由政府成立专家组计算成本,并聘请中介机构审查各公交企业上年实际运营成本,最后会同财政部门召开成本核算专题会议,综合各方意见,确定公平合理的成本。政府除支付运营企业成本外,还给予企业6%的利润保障。在运营过程中,TC管理公司加强对公交企业的监管,每年聘请中介机构对公交企业的实际运营成本进行审计,根据市场物价变化,适时调整购买服务的合同成本。
但在改革之初,由于公共交通TC改革在全国尚属首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减轻财政压力,一些政策及细则的制订和实施较为谨慎,采用不分线路“一刀切”原则,核定的结算基准价偏低,未考虑不同线路由于运行时速、载客量、道路状况等原因导致的车辆油(气)耗、修理费等差异情况,所有线路采用一个结算标准,造成部分线路结算标准明显偏低的现象,加上近年来油(气)价、司机工资、车辆维修费以及企业管理成本不断上涨,有企业反映日常运作十分困难,直接影响到企业能否继续维持运营服务和稳定问题。对此,政府及时对企业实际运营成本进行了审计,并及时调整成本基准价,保障了TC公交模式的可持续推进和发展。
TC模式改革后,通过合理确定对市民乘车的票价优惠,政府对公交行业的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政府财政压力小、企业有少量盈余。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很少的财政支出,达到了很多城市高额补贴达不到的服务提升效果。
实行公交TC模式,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服务监督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目前佛山TC服务监督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以智能公交系统为支撑,进行动态监管与服务考核;二是依靠人工巡查监管,包括管理层、TC管理公司的监管,和公交义务监督员的监管;三是市民和媒体监督。
特别是智能公交系统的建立,为监督公交服务是否达到合约要求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切切实实地将科技转化为了生产力。
佛山市智能公交系统主要包括公交基础信息平台和公交调度监管系统两大部分。
公交基础信息平台又分为公交基础数据采集系统和公交信息服务系统。公交基础数据采集主要是实时采集公交运行数据(通过GPS和车载录像等),为公交的监控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另外,信息采集也包括了智能IC卡支付系统,其主要用于市民刷卡车资的支付、TC公司与各公交企业之间票款的清分和结算以及对线路客流量的分析统计等。目前,我市智能IC卡发行量超过430万张,居广东省第三位,并于2011年成为广东省岭南通重要组成之一,在广州、肇庆、珠海、汕头等十多个城市互通;而公交信息服务系统则主要是依靠实时采集的信息,通过互联网、手机、电子站牌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提供公交信息服务。
公交调度监管系统则主要是管理部门通过公交基础信息平台对公交车辆进行实时调度和监管,及时调配车辆,减少市民的等候时间,提高车辆运行的效率,并通过检测车辆发班时间、发班间隔、准点率、行驶距离等实时参数对公交企业进行监督和服务质量考核,并将相关参数作为支付企业服务质量价格标准的重要依据之一。
2011年12月开始至目前,我们针对在推进TC公交发展先行先试中出现的问题仍在不断地进行完善和提升,包括开展公交运营企业的审计,重新制定公交服务的基准价,改革TC合同,完善考核条款和客流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工作部署,进一步完善智能化调度和管理系统平台建设,实现对公交运营及时准确的评估等,力求让公交TC的体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促进公交服务水平更上一个层次,目前相关的工作仍在推进之中。
青出于蓝胜于蓝
《运输经理世界》:对欧美联合公交管理体制有所借鉴的佛山公交改革,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有哪些可以全国推广的经验?
高荣堂:佛山市公交体制改革,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公交公益性的落实,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更加公平分配,利用少量的财政支出达到了利用市场力量提高服务水平的目标,形成了政府财政可持续、企业发展有动力的新局面,市民出行环境有了极大改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
对比改革前后的公交出行数据,公交服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和发展。
佛山公交行业体制改革,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范畴,其核心是政府职能改革,其目标是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突出效率与公平。通过佛山TC模式改革,可以分享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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