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内涵；区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形式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两种重要模式，有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区别予以辨析，从而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市场形式的差异。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市场都是最为核心的载体，没有了市场，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比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看，市场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二者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市场的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多线条的球状化结构，即不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而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朝纵向和横向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市场形式。而商品经济的市场，是一种单层次的多线条结构，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交互是比较浅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存在差异化的行业经济区别。所以对比来看，在市场的形式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就存在差异。（二）市场类型的差异。除去市场形式上的差异，在市场的类型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在市场类型上，其只有一种类型，也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换市场之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是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最大区别。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形式来获得资源。而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存在资源配置，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才能交换得到。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双方是一种交易关系，也可以说是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中，经济活动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一份契约达成当前的经济交易活动，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3]（三）经济发展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的未来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二者在最终形态上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在经济发展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时产生的，这从商品经济出现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经济规模和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需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一需求的。因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三、结束语

篇2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二、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对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配置，后者则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符合三项基本的原则：（1）透明性原则，即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机制应确定且公开；（3）公平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会群体得到公平的对待；（3）效益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原有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转轨客观上要求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以便各地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到财政体制改革上，即由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全国“吃大锅饭”的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新体制。按照这种安排，财政收入按来源被分为中央固定财政收入、地方固定财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财政收入。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也相应地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切块安排，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由中央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下达教育事业费支出指标的管理体制。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拨款的改革，实质是中央财政只负责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的经费，地方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完全由地方财政供给。[3]在新体制下，中央财政的任务更多是宏观调控和规划。这样就把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管理的自主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数目有了明显增长，就是这种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

第二，高等学校经费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要求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要求赋予高等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得高等院校能够主动适应千变万化的人才市场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主动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与此相适应，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制度由“专款专用、结余上缴”改为“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即高等学校按照国家下达的年度预算经费，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高等学校结转下年度使用。这项改革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使得学校能够把提高办学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机地集合起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过去“基数加发展”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相适应。因此，教育财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新方式。这一经费分配方法由“综合定额拨款”和“专项拨款”两个部分组成。“综合定额”指由财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培养成本确定教育经费的定额标准，区别各类层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专业，定额标准有所不同。“综合定额”部分包括：教职工人员经费、学生奖贷学金、行政公务费、教学业务费、设备费、修缮费、其他费用等几个项目。“专项拨款”部分是对综合定额的补充，是根据各个高等学校的特殊发展需要，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单独安排给高校使用的专项经费，包括：专业设备补充费、长期外籍专家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世界银行贷款设备维护费和特殊项目补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中央拨款即为专项拨款中的一项。该专项的内容为：从1999年起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60多亿元，分别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的重点建设。该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实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员经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该计划的实施程序为项目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教育部申请项目预算，报财政部、教育部审批，然后按批准的预算和现行财政渠道请领、使用资金，最后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项目资金决算。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按项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专项资金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但是考虑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作为特殊专项，有关学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可在不改变项目总预算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内部调整，所做调整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由此可见，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

总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基于对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尽管这种拨款方式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毕竟这一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拨款是高等学校经费的唯一来源。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收益是统合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对独立的经济收益并未显露出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和企事业单位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分配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由原来的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从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虽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到个人的比例从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统包高等院校的全部办学经费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的。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应根据其支付能力分组成本”的原则，改革过去那种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财”是指国家财政拨款。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收益，而且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收益。政府是全社会的代表，其拨款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费”是指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合理学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显提高。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税”是指企事业单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据《教育法》规定交纳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税费或税收性质的资金。“产”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从校办企业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提供的捐赠。“基”是指各种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学校通过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贷”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学校发展的贷款。“息”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对临时沉淀的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运作，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这些经费来源渠道以及各个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着。

第五，与高等教育拨款渠道相关的管理体制改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难以流动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调整”的方针进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化转为地方管理、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对公办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截至2000年8月，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00多所。原国务院50多个部委直属的400多所高校除极少数改为教育部管理，多数院校下放地方或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绝大多数中央部门不再办学。[5]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被彻底打破。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仍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政府则给予相应资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我国加入wto在客观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应对wto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我们要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克服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遗留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使高等教育财政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完善。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的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将会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教育市场。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树立市场意识，提高竞争力。首先，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和个人倾斜，导致教育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为了保证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确保实现“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拨款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逐步增长，以及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其次，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合作办学的方式，利用国际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办学层次会进一步多样化。不同层次的学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他们的成本行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型的学校，由于办学主体不同。国际间的联系不同，成本行为不同。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行为规律、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国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较过去的“基数加发展”的“渐进式”分配方式有较大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综合定额”是一种以学生数为单一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过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别。以学生人数作为唯一的政策参数，学生多则意味着得到的经费多，致使一些高校为获得较多经费不切实际地增加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然而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配置跟不上，结果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为此，我们要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办法，把教员及其结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学生数、以及建筑面积等纳入到拨款公式中来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这将是今后高教财政体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制度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要进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调整国家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立法，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推动高教事业的发展。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在全面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使学校创收收入稳步增长。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使高等学校的收费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学费的制定应考虑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高等学校收费比例有所不同，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原则。[6]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应积极地组织和利用国际优质资源。与此同时，银行、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成熟、规范，在新的条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教育基金，比如发行教育债券、建立与发展教育投资基金。以及更加积极地开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是我们需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闵维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2][3]王善迈，周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j].教育与研究，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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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解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001-05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难题，也引发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长期变动趋势的分析和预判，主要是对“倒U”趋势的证明或者证伪；二是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考察，从所依赖的数据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研究层面的角度看，该领域的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总体数据的研究。囿于数据限制，此类研究多从宏观角度考察制度变迁、结构转换等因素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1～4]。第二类是基于家户调查数据的研究。此类数据的微观性质和大样本特点使得分析能够更加深入。这些研究通常着重分析能显著影响个人收入的变量或者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李春玲基于一项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差异是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来源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将间接导致收入差距的加大[5]。陈斌开等发现地区差异及教育的贡献程度趋于扩大，经验的贡献度则不断削弱[6]。此外，陈玉宇等也从人力资本或者行业特征角度研究了教育程度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7，8]；何立新等学者考察了福利及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9，10]。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结论，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限于数据性质，使用全国总体数据的分析在深入程度上显然不能和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基于家户数据的分解分析则往往因时间期限太短而无法进行长期的比较，鲜有文献能够给出连续的、有数据基础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使用1988～200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家户调查数据，基于劳动者个体特征角度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在析出影响城镇收入差距的主要个体特征之后，将以这些主要特征为维度进一步分解其差异程度及在近20年以来的变动状况。

二、从劳动者个体特征角度的基尼系数分解

首先采用Fei，Ranis（1974）的方法，从劳动者个体特征的角度考察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表1报告了各劳动者特征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

各种劳动者个体特征对收入差别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变化，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体制改革深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分析表1可知，1988年决定收入差别的前两位因素是工龄和性别，这两大因素是传统体制下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经济发展与改革深化20年后的2008年，决定收入差别的前3位因素分别变为就业性质、行业类别和受教育程度。

既然上述3个个体特征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之所以取得了不同的收入，从劳动者个体角度来看主要是城镇居民在受教育水平、从事行业的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类别等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每一个特征的差异所导致的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进一步地，若分别以这3个特征为维度进行分类，比如按照行业类别分类，那么每个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有多大？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得到某一类别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还要获知该类别内部的收入分布状况。本文将使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1998～2008年间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劳动者个体因素进行再分解，这一分解是对研究劳动者个体特征影响城镇收入差距贡献程度的继续深化。

三、以劳动者个体特征为维度的泰尔指数分解分析

（一）从行业特征角度的再分解

使用泰尔指数分解法从劳动者行业特征角度对1988年、1998年以及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解。结果见表2。

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和行业之间差距的变动来看，1988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泰尔指数仅为0.0047，2008年扩大为0.0610，20年间扩大了12.97倍，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由5.44%扩大为23.22%，上升了4倍多，可见从行业特征的分组情况来讲，近年来城镇居民行业间收入差距在迅速拉大。

分行业来看，城市制造业内部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在逐渐缩小，由1988年的38.16%下降为1998年的21.48%，直到2008年下降为12.14%，其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科技创新的加快，城市传统制造业中科技水平及从业人员人力资本有着趋同的倾向，这导致了制造业内部收入差距贡献率的逐渐下降。具有垄断性质的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内部的收入分布格局在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近10年来此类行业内部的泰尔指数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在这一行业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和秩序在近年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以行政机关为主要代表的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收入差距在1988～1998年间有较大上升，泰尔指数从0.0015扩大到0.0105，相对贡献率也从1.75%上升到5.02%，在1998～2008年间，其相对贡献率保持在5%～6%之间，这说明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和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增加幅度基本一致。上述分析表明，在近20年中，行业内部差异和行业之间差距虽然都在持续扩大，但就其贡献程度而言，行业内部差距的贡献有较大下降，而行业之间的差距则相应上升。

（二）从就业性质角度的再分解

以天津市城市劳动力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为维度，对收入差距进行再分解，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别情况。分解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近20年来天津市城市居民按照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分组所测算的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均有增加，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0.0048扩大到2008年的0.0658，而相同所有制内部的收入差距则从1988年的0.0821增加到2008年的0.1966。但两者增加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前者扩大了12.7倍，后者仅扩大了1.3倍。从相对贡献率来看，组内差距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从1988年的94.5%下降到2008年的74.92%，而组间差距的贡献率则从5.5%扩大到25.08%。

进一步对组内差距的分解显示，国有、集体经济单位以及再就业人口对城镇居民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而个体经营者以及被雇佣者的贡献率则迅速扩大。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从经济总量上讲，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总量与1988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必然导致其对收入差距贡献程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不同所有制经济内部市场化深入程度也不同，虽然国有经济自1990年代以来围绕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化为目标进行了较深入的改制，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改革过程很难说是彻底的，受到传统体制惯性作用的政企不分现象，造成其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显然低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化进程是我国城镇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制度

性因素，因此非公有制内部的收入差别必然高于公有制经济。

综合就业性质和行业类别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以行政垄断为主要因素所导致的行业差别是引起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行政垄断的力量之源在于政治资本，亦即政治权利在经济中的过度介入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分配。按照以往研究者的定义，政治资本即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指由政党、政权及意识形态提供的身份、权力、资源和由此而来的威慑和影响力。政治资本优势显著地表现在转轨经济国家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源配置的力量到底是来自权力主导的再分配还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经济转轨的过程意味着权力对再分配机制介入的衰落和市场力量的崛起，从理论上看，这无疑将导致政治资本影响力的逐渐削弱。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政治资本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连续性，使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后的近20年当中非但仍未贬值，反而在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显示出更加深远的影响并不断得以强化，甚至出现代际传承的趋势。

（三）从受教育程度角度的再分解

以天津市调查数据从受教育水平的维度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分解，深入考察城镇劳动者中相同受教育水平群体内部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收入分布状况。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组间差距泰尔指数从1988年的0.0054扩大到2008年的0.0572，上升了10.59倍，组内差距在相同的期限内则从0.0812增加到0.2053，仅扩大了约2.53倍，从相对贡献度上看，组间差距对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6.28%上升至2008年的21.79%，而组内差距贡献率则相应地出现了下降。这一方面说明改革以来城镇居民之间受教育程度本身在逐渐地拉开距离；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差异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逐渐加强。这说明人力资本差异（或劳动差别）的拉大及其在收入分配上的体现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从组内差距来看，大专和本科以上这两个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明显上升，前者由1988年的11.40%上升至2008年的20%，本科以上在1988年没有统计，其贡献率从1998的10.73%扩大到2008年的12.69%。一方面随着我国高校规模和招生人数的迅速扩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并未以同等速度增加，这引起劳动力市场对大专和本科以上这两个群体的需求不足，高等教育人才出现相对过剩，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收入较低甚至失业，这是造成上述两个分组对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相对贡献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中专学历组的贡献率在1988～1998年有明显增加，但在其后的10年中则基本未发生变化，这显然与近20年来中等专科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有关。在1988～1998年间，中专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为劳动力市场不断输送优秀技术人才，在当时高等学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中专学历组的相对人数不断增加，这导致了该组贡献率的上升。中国的高校扩招始于1998年，在此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无论从经费投入、规模还是人数上都出现了急剧的增长，而且随着技术创新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具有中专教育背景的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大部分就业岗位的技术需求，中等专科教育的重要性迅速下降直至萎缩，一些中专学校也被撤并，这使得该组内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不再上升。高中、初中、小学以及文盲组内收入差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相对贡献率更是显著弱化，其原因正好与大专和本科以上组内差距的扩大相反，一方面处于这些学历组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同时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多集中于技术要求不高的传统产业，而且在这些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早已出现，这必然压低了这些学历组人口的收入水平，其组内的收入差距及其贡献率也相应地下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88～200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家户调查数据，首先从劳动者个体特征角度对城镇基尼系数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劳动者之间就业性质、行业类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成为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三大因素。教育程度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来源于人力资本差异，对这一差异的承认并使其在收入分配上得以体现显然是合理的，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劳动者由于人力资本差异的存在（从而对生产过程贡献的不同）而获取不同的收入，实际上正是用“收入不均等”来体现了社会“真正”的公平。但分析也发现就业性质和行业类别有着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部分地来源于行业之间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的自然差异（这是差距中的合理部分），但更多地来源于由行政庇护产生的行业垄断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对上述三大因素的泰尔指数分解分析表明，不同受教育群体组间差距的增幅远高于组内差距；从相对贡献度上看，组间差距对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大幅上升。从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和行业之间差距的变动来看，行业间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近20年中扩大了4倍多，而行业内部差距的贡献程度则相应地出现较大下降。按照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分组所测算的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均有增加，但组间差距的扩大幅度远远高于组内差距；从相对贡献率来看，组内差距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而组间差距的贡献率则上升了近5倍。进一步对组内差距的分解显示，国有、集体经济单位以及再就业人口对城市居民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出现下降，而个体经营者以及被雇佣者的贡献率则迅速扩大。当然，对由就业的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类别形成的行业收入差距也应当加以区分，由行业之间技术水平、生产效率、资本状况以及从业人员素质等因素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比如技术密集的计算机研发行业和城市简单服务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必然并且应当存在的。但中国城镇行业收入差距的形成与垄断经营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性垄断相比，我国经济中的垄断多来源于由政府干预带来的行政性垄断，在高收入集中的垄断性行业中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一般都很大。综合就业性质和行业类别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以行政垄断为主要因素所导致的行业差别是引起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以政府为主导的垄断行业通过各种壁垒阻碍市场竞争，在非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享受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将其谋取的部分高额垄断利润按不同的形式和比例分配给企业成员，造成了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普遍并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不仅显失公平，而且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影响力的扩张有可能使改革难以继续深化，甚至危及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节的重点在于规范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并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政府的服务要惠及全民，其职能应当回到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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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当今美国高校技术转移的主要方法

研发人员咨询服务

有数据表明美国前20名的研究型大学一半以上的研究人员每年会花10％～15％的时间为产业提供咨询，每个咨询师可能为1～10个企业服务，工作关系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学术顾问一般按小时或工作日收费。

大学研究者转行到产业界工作

研究人员和教职工转行到产业界工作是原创技术与高度专业化知识和技能转让机制的重要形式。美国每年培养的理工科博士到私人企业就业或高校里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被企业雇用的数据表明了该机制转让的重要性；此外，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大学还经常在合作研发项目中与产业界进行临时性的研究人员交换行为。

专利许可

美国高校注重与此相关的专职岗位设置和机构建设。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在微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先进材料等新科技产业化的成功和拜杜法案的通过，在随后的20年中，大学申请专利的速度大大加快。到1995年，127所大学设置了专利申请职位，并积极进行技术许可活动，它们总共雇用了618个全职专业人员从事大学知识产权的许可和技术转让活动。机构设置方面，美国很多大学建立了校内技术转移办公室，其主要任务是对新的科研成果进行专利申请和技术许可，偶尔也将一些发明附带地转给创业公司。除了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之外，很多大学还设立资金激励项目来鼓励教职工进行创新。

至于获取专利和技术许可的方法各校做法各有特色，有些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主张对所有的实验室产生的研究成果拥有权利；有些学校则较为灵活，如通过谈判来决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同样，一些大学依赖技术转移办公室来获取许可费，一些学校则将办公室看作与私营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主要渠道，如作为将来研究的资助人或合作伙伴。

通过新建公司普通股所有权持股方式转移

据统计，自1980～1995年间，在美国约有1633家新公司的建立得益于学校的技术许可费，其中仅1994～1995年间就约有464家。尽管有少部分学校在将技术进行产业化的公司中持有股权的历史较久，但大部分学校还是近来才开始以这种方式进行技术转移的。

产业资助研究

在1980～1995年间，私人资金对大学研发的支持占整个高校的比例从3.9%增加到6.9%，有些大学则更高，如在1994年麻省理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均达到15％。产业对大学研究的支持主要通过合同或授权的方式进行，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微妙的，不同机构之间的差别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合同通常要求研发人员提交特定的成果，而授权更为开放。除了与学校研究人员或团队签订合同或授权外，资助人还可以和高校建立正式的研发中心、研究联盟或产业联合项目等。

技术商业孵化器

大学技术商业孵化器建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辅助风险企业解决在发展的起步阶段遇到的困难。通常孵化器为公司提供低于市场租金的实验室或办公场地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技术和一般商业服务，并为客户提供与高校研究者进行交流的机会。1997年美国约有100个技术商业孵化器，其中约有一半与研究型大学有着附属关系。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科研人员技术转化或市场营销运作意识淡漠

研究表明，离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较远的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和教学），对科技成果的转化评价不高。权威机构披露：在自然科学领域，2004年教师的人均论文产量是2000年的260％，而重点高校应用型科技成果转化的专利均价，2004年比2000年减少了近50％，技术合同均价则减少了1/3。《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2003年）》显示：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的项目数，人均为0.78件；其中成果转换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的项目数为零的占74.5%。

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教育体制培养出的研究人员，缺乏市场、经营观念，对技术的价值及其转化既缺乏技术市场的理论思维和技术商品的实用观点，又缺乏对技术价值实现途径的直接认知，更不会感知技术带来的潜在的市场利益。此外，长期以来形成的课题研究模式，使选题主观因素强，科学论证性弱，让本来就远离市场的高校科研严重脱离产业实际，与产业或无法衔接或难以兼容。

高校科研人员既无市场压力，也无市场利益引诱动力

由于高校的研发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公共资源，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乃至高校自身的资金支持。在整个资金支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申请、课题设计及专家评阅。我国现有的有关项目申请主要在于选题及其论证，且绝大部分是通过申请人申请，由有关政府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阅挑选，选中做课题的人，然后签订合同。有的政府部门甚至是因人设课题，招标只是形式。在课题承担合同签下以后，如何监督课题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及如何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目前高校的研发机制中，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很多研究人员乐于将成果停留在书面形式中，早早结项，然后再申请新的课题。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既让研究人员无市场之压力，又使得研究成果只是知识产权的毛坯，只能看、不能用，不具备可产业化的条件，造成公共投资研发的巨大浪费。

在利益动力方面，由于投资来自公共资源，一般在研究合同中规定：资助方在一定时间内享有优先使用权，而对研究方在产业化或转移方面享有的权益却未注明。这一规定带来的弊端是，研究人员对技术的市场化丧失积极性；而另一方面，权利人如何以合理的价格转移给产业在现实中很难判定，很多以国家公共资源投资的专利技术最终可能被廉价地转让出去，它们经别人简单包装后再高价转让于他人，造成的结果是研究人员未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反而是让中间商获取暴利。

在管理方面，学校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学校的主要使命在于教书育人，即传授书本知识和教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至于将科研成果进行转移并不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绝大部分高校在技术转移这一块的管理十分薄弱，投入的精力也不多；仅有的一些技术转移，也多是研发人员私人通过特定的渠道来完成的。由学校组织、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技术转移的项目并不多。

另外，高校科技管理体系存在严重不足，它以科技“成果奖”（仅有专家的理论评审，而无产业界实际使用价值的评判）为晋升技术职务重要标准的制度，造成了很多科技人员只重研究不重推广；而且在其科技工作评价体系（如晋升职称时认可的项目）中，高校多只认纵向科研，即由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务院部委及地方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部门的科研项目，并给予相应的配套奖励；而对于横向课题（如企业急需的实用项目）一般不认可，如此就影响了高校科研人员承接后者的积极性。

高校与产业界缺乏联系的纽带，各自关起门来，自搞一套，缺少沟通

如两个领域的有关研究人员的交流、互通渠道不畅，合作不充分，造成的结果是：高校不知企业所需或市场发展的导向（导致研究的盲目性和脱离市场，无太大价值），企业不知高校在研究些什么（重复研发，或花重金从国外引进），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再如，由于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两个领域的人才流动在一定时期内比较困难，特别是企业研究人员要转行到学校，导致两个领域的技术转移最彻底形式――人的流动――人为受阻。尽管目前高校与产业界已加强联系，但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两者间的合作空间十分巨大。

当然，我国企业对高校技术转移的态度和认知方面的偏差、投资不足及我国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制度（如技术评估、技术经纪人等）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基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向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参考美国的做法，我们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作出努力 ：

在教育方面，要加大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意识培训，让科研人员全面认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树立技术或科研成果的市场观念

该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并进：对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未来的科研人员）应当进行科技成果市场化的基础教育，让他们意识到研究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即研究要有实用性和应用价值，其渠道就是技术转化 ；对现职的研究人员，要强化成果转化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漫长但必须经历的过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相关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研发成果可市场化及研发人员的市场意识在推动技术转移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们既创新了实用技术，又培养了大批注重技术转化人才。

通过立法规定对研究人员付出劳动的研发成果在市场化情况下给予一定利益引诱机制

如可借鉴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案，规定大学或其他非营利机构可持有政府或其他公共资源资助的大部分发明的权利，由它们决定技术许可的运营模式。学术研究机构在对利用公共资金开发出的知识产权许可或其他商业化方面可被授予很大的自，只要它们：在许可知识产权时优先考虑本地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授予独占权利或将知识产权卖给愿意和能够在中国制造含有这些发明产品或通过应用该发明来生产的公司。此外，对于职务发明，可适当考虑高校研发人员的例外规定。

政府在科技管理体制方面应采取可行措施

科研管理需引入科学价值评估体系，以形成正确的导向。针对政府等公共机构投资的项目，技术应当在国内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既得到保护，又能运用、扩散；实用技术项目验收时以可产业化为合格标准；投资机构应加大管理力度，通过技术转移中心或机构将技术进行扩散和产业化。如拜杜法案规定的“科研人员在政府投入的计划项目里面，验收项目时，如其所在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没有提出商业计划书，或者没有实行技术转让等等的，政府有权把这个项目权收回来”的内容，可以将其吸收到我国的立法中。政府还可通过招标方式，用国家财政收入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同时需要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引导、鼓励企业对高校科技成果实行转化；税收上，对科技成果转化及相关服务的税率和征收采取优惠政策。在技术转化投资、技术转让中介机构制度完善方面，政府也应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产业和学校的合作

参照美国的做法，鼓励从事科研的教师积极为相关企业服务，甚至规定从事特定领域研究的教师，一年要有一定比例的时间为企业提供咨询或其他服务；作为对价企业可以给该教师或学校以一定酬金，或接纳学校的学生作为实习生或将来的就业者，促进技术由高校向产业转移。各界通过努力，要打通产业界和高校人员相互流动的渠道，鼓励大学研究者转行到企业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对于技术经验丰富、愿意到高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企业技术人员也应允许他们到高校，因为他们的实务经验对培养学生意义十分重大，而学生们受过良好、全面教育后，又会将技术随着工作的转变转移到产业里。

另外就是建立各种形式的研发中心、研发联盟或产业联合项目，加大两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促进技术无缝转移，既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方面，政府应积极寻求通过资助大学研究中心来促进大学-产业更紧密地合作，使该类中心鼓励学校和产业研究人员进行合作（通常是跨学科、跨领域、多层次）研究，并促进大学和它们所在地区经济和产业基地更紧密地结合。高校在评估体系中，应当加倍重视横向项目的地位，完善校内科研体制，鼓励研究人员直接根据市场和企业需要选择项目、配置力量；对教师职称的晋升和科研成果的评价上应依据不同类型采用不同标准，以使各位研究人员（特别是在从事技术转移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得到公平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