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公司税收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金公司税收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OECD税收竞争有害论的提出

税收竞争作为政府的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行为到底在何时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很难考究了。但是，有关税收竞争的经济学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查尔斯·蒂博（CharlesTiebout）于1956年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所作的一项研究。[2]不过，税收竞争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为人们所广泛讨论，却是在1998年OECD提出的重要报告之后。

OECD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共包括30个重要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都是其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就曾通过降低税收的手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后来的英国、爱尔兰等国也随即效仿，从而掀起了税收竞争的浪潮。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也纷纷降低税率，以吸引外国资本。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投资。许多高税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减少。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OECD对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避税港的税收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1996年5月，OECD成员国部长会议要求OECD组织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制由于避税港有害的税收竞争而造成的对投资和融资决策的扭曲效应以及对侵蚀国家税基的影响。1998年，OECD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为《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该报告界定了有害的税收优惠制度和避税港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以抵制有害税收竞争。OECD认为，有害的税收竞争措施一般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3]（1）无实际税率或者实际税率很低；（2）实行“栅栏”（“ring-fencing”）政策。所谓“栅栏”政策，是指一国为了吸引外资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仅允许非当地居民享受。其具体方式有二：一是明示或默示地规定居民纳税人不得利用其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是明示或默示地禁止从该税收优惠政策中受益的企业在其国内市场营业。[4]（3）缺乏透明度。（4）缺乏实际的税收情报交换。OECD还进一步界定了避税港的主要特征，即识别避税港的因素：（1）没有或仅有名义上实际税率；（2）缺乏有效的税收情报交换；（3）缺乏透明度；（4）没有真实经济活动的要求。[5]

为了确保1998年报告得到真正实施，OECD理事会对成员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对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2000年6月26日，OECD提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认为OECD成员国中实施的47种税收竞争措施都具有潜在有害性，并且具体列出与此有关的一些机构的名字，如比利时协调中心、匈牙利海外运作公司、卢森堡财政部，等等。[6]OECD规定，这些机构的有害税收竞争措施必须在2003年4月以前消除。[7]

二、欧盟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及其发展沿革

由于欧盟的许多成员国都是OECD成员国，因此，他们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跟OECD相似，而且他们在1997年就通过了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的行为准则。[8]2001年7月11日，欧盟发起了一场对国家援助（stateaid）进行调查的运动，矛头直指8个欧盟成员国的11项企业税收制度。因此，可以说这场运动加剧了欧盟内部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势头。他们首先调查那些和欧共体条约不一致的税收制度是否构成国家援助。如果构成，那么，该国家援助就必须停止执行；如果国家援助已经“支付”，那么必须立即从受益人那里收回。卢森堡金融公司的税收待遇和荷兰为国际融资活动实行的特殊财政制度都属于这次被调查之列。欧盟还建议另外四个成员国立即修正其税收制度，以便与欧盟原则保持一致，否则，欧盟就可以按正规的公开程序对它们进行调查。

实际上，受欧洲竞争法观念的影响，对于实施竞争性税收政策，欧盟在欧共体成立之初就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欧盟的前身，即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3年。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简称“欧共体条约”，也称为“罗马条约”）[9]中就有两个条款跟欧盟成员国制定税收政策密切相关。条约第100条规定，如果一成员国的税收立法将影响到其他成员国的国内税收政策，那么，该项税收立法就必须取得所有其他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即所谓的一致同意要求（unanimityrequirement）。而条约第87条则禁止成员国制定具有反竞争性以及歧视性国家援助的国内税收政策，禁止以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方式强制执行中立的税收政策。根据第100条，理事会在取得欧盟委员会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并在征求欧洲议会以及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的意见后，应当指令，以便其他成员国使其制定的直接影响到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行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跟其保持一致。由于成员国的国内税收政策也属于第100条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任何影响国内税收政策的立法措施（包括公司税率）都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而根据该条约第87条和90条，成员国不得制定或者强制执行最终导致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国家援助的国内税收政策。根据第90条规定，一成员国可以对其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公民、公司及其他单位征税。而第87条则通过禁止反竞争性或歧视性国家援助的方式，对成员国的征税能力加以限制。只要存在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税收政策，受害方就可以在实施国的国内法院或者在欧洲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或者衡平诉讼。[10]1990年，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OnnoRudding）受命主持一个委员会，以设计一套旨在消除共同市场内扭曲行为的具体措施。[11]该委员会发现，外国投资商在各成员国所承担的税负存在很大差异，而且税收因素是投资商作出商业决策时唯一考虑的因素。于是，该委员会在1992年的报告中呼吁制定一个《直接商业税收行为准则》，并在报告中罗列了各成员国构成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7条规定的反竞争性或歧视性国家援助的各种行为类型。这个准则在1997年终于获得欧洲委员会通过，从而成为欧盟关于公司税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协议。该行为准则列举了认定某一税收措施是否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7条的5项标准：

根据《行为准则》应当避免或逐步消除的公司税收激励措施指的是这样一些制定法规则：（1）只适用于非居民；（2）与国内市场相分离（ring-fencedt

hedomesticmarket），以使其国内税基不受其影响；（3）其赋予不要求在成员国内有任何真实的经济活动或者实质性的经济存在；（4）背离国际公认的税收原则；（5）在行政层面上以某种不透明方式放宽松了。[12]

根据该行为准则，跟第87条规定相左的所有国内税收措施必须在2002年之前逐步取消。但要在此之后确定是否存在歧视性措施或行为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各成员国只要将其税收优惠措施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在其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就能够在不违背第87条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实质性的税收优惠。[13]例如，将某个低税率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司，而不考虑他们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有何区别，也不考虑他们在国内的主要经营场所，那么这一税收措施就不大可能被认为具有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同样，表面上中立的税收措施如果不是以反竞争性或者歧视性的方式执行的，那么也不会得到反对。因此，一个通常可以适用的低税率就有可能避免受到违反第87条的指控。[14]

因此，欧盟各国一直将公司税率的协调作为欧洲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之一，[15]目的是通过建立完全一样的税基、税率和税制，以实现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欧盟认为，确立最低公司税将有助于消除税收对企业做出经营决策时的影响，从而建立一个平等争夺外国投资的竞技场所（alevelplayingfield）。如果没有一个最低公司税率，那么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就会担心他们将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其税率，从而牺牲其用于社会项目的投资，以获得外国投资。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关税收竞争的危害性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呼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税收协调，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一个最低的公司税率。[16]

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表示，他相信对公司税收进行协调就如同适用同一种货币，在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中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17]他觉得，为了避免在同一市场内扭曲竞争，避免在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税收协调是有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欧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即将实现，但是在是否要建立最低公司税率方面却存在很大争议。德国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觉得有的国家（如爱尔兰）只从欧盟接受资助，从而可能进行税收倾销（taxdumping），因而是不能接受的。[18]这一点很有说服力，因为爱尔兰每年从欧盟接受的资助高达67亿爱尔兰镑，占其GDP的4％—7％。[19]不过，尽管德国的理由非常充分，但是爱尔兰还是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00条规定的一致同意规定多次挫败了建立欧盟最低公司税率的努力。[20]

「注释

[1]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HarmfulTaxCompetition：AnEmergingGlobalIssue”，April1998.

[2]CharlesTiebout，“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1956，pp.416–24.

[3]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HarmfulTaxCompetition：AnEmergingGlobalIssue”，April，pp.26–30.

[4]Ibid，pp.26–28.

[5]Ibid，pp.22–24.

[6]See：“OECDReportsonHarmfulTaxJurisdictions”，publishedintheWorldwideTaxDailyas2000WTD124-11orDoc2000-17602（原文为31页），June26，2000.

[7]OECD，TowardsGlobalTaxCo-operation：ProgressinIdentifyingandEliminatingHarmfulTaxPractices，2000.

[8]CodeofConductonBusinessTaxation，（97）564final（AdoptedDec.1，1997）。

[9]《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为《罗马条约》，于1957年3月25日通过，1958年1月1日正是生效。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罗马条约》进行了修订，并成立了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欧共体最初只有六个成员国；欧盟成立时，成员国扩大到12个，现在已经在扩大到25个，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0]SeeFrancovichv.Italy，CaseC-6and9/90[1991]ECR1–5357；[1992]IRLR84.SeealsoECTreaty，Art.87.

[11]SeeJuliaR.Blue，Note，TheCelticTigerRoarsDefiantly：CorporationTaxInIrelandandCompetitionWithintheEuropeanUnion，p.Int‘lL.443（2000）。

[12]SeeJuliaR.Blue，Note，TheCelticTigerRoarsDefiantly：CorporationTaxInIrelandandCompetitionWithintheEuropeanUnion，p.Int‘lL.443（2000）。

[13]同前注。

[14]同前注。

[15]PhillipO.Figura，“EuropeanUnionTaxRateHarmony：AnUnattainableandDetrimentalGoal”，NewEng.JournalofInt‘lComp.Law，Vol.8：1.p.134.

[16]See：Spencer，OECDReportCracksDownonHarmfulTaxCompetition，9JOIT26（July1998），discussingtheOECD‘sreportonHarmfulTaxCompetiti

on：AnEmergingGlobalIssue，whichtheOECDCouncilapprovedonApril9，1998.

[17]荷兰财政部长奥诺·卢丁也是公司税收独立专家委员会（CommitteeofIndependentExpertsonCompanyTaxation）主任；他是第一个提出税收协调主张的人。1992年，他向欧共体建议在2000年前分三步走：消除对跨边界收入的双重征税，对公司税加以协调，以及成员国之间在其他税收问题上具有更多的透明度。参见：EuropeanReport，CompanyTaxation：RudingReportRecommendsMinimumDegreeofHarmonization，E.R.No.1754（Mar.21，1992）。

[18]Editorial，StrawintheGermanWind，TheIrishTimes，Nov.30，1998，at17.爱尔兰从欧盟体制与团结基金会（EuropeanUnion‘sStructuralandCohesionFunds）以及国际爱尔兰基金会（InternationalFundforIreland）接受财政资助。

篇2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最直接、最明显的经济杠杆。而税收政策对保险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它直接关系到保费的列支和保险金的给付，关系到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并直接影响保险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1980年恢复保险业以来，国家对保险业采取了免税扶植的政策。但从1983年开始，国家对保险业实行高税赋的政策。1983年财税体制改革后，逐步确立了国家对保险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两大主体税种的保险税制。同时，征收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这些变化可归纳为表1：

总体看，我国保险业税收政策的调整整体上延续了逐步规范、合理化的演化路径，税种、税目不断得到优化，总体税赋有所下降。但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加入WTO，保险业税收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主要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保险业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营业税税率和印花税税率偏高，造成严重的税收楔形。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一般税率在4％以下，我国营业税率虽然为5％，但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同样，印花税率也较高。财产保险合同与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适用1％o的印花税率，比其他合同所适用的0．05％o、0．3％o等税率要高，仅次于证券交易适用的2％o的印花税率。在这种情况下，税负过高，一方面不利于保险公司进行有效保险产品的供给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税负过高，保险公司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导致保险产品价格上升，减少产品需求，降低社会福利。

其次，税基宽泛且不合理。与银行、证券等金融业相比，保险公司所承担的税负过高，因为银行信贷业务是以利息收入作为计税基数，而保险业务则要以全部保费收入作为计税税基，这种计税方法无形加大保险业的税负。同时，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扣除赔款和营业费用后其结余都被视为利润所得，忽视了各种责任准备金性质，特别是对寿险公司而言，其死亡给付具有必然性，保费收人的绝大部分是用来返还的，更不应将其法定责任准备金列为纳税所得。这样，一方面降低保险公司利润收益；另一方面，导致税负增多，削弱保险公司自身积累能力。

再次，重复征税——对保险营销员双重征税。根据现行规定，寿险营销员每月需按佣金收入总和的5．5％计算缴纳营业税和附加税，税后扣除一定比例的营销费用后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由此形成双重纳税。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给营销员的佣金收入是从保险公司的保费中提取出来，这部分佣金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一部分已由保险公司计提缴纳过营业税。这样，导致保险营销员激励不足，更容易发生机会主义和高交易成本，从而造成保险质量下降，扭曲保险资源优化配置。

复次，保险税收政策没有区分险种差异，实行简单的统一比例税率，无法体现税收政策的效率与兼顾公平原则。在营业税方面，除一年以上的健康险和农险免税外，其余险种统一实行5％的比例税率，没有实行差别税率政策，不能体现国家对不同险种的政策导向，导致保险市场结构僵化，难以适应保险市场变化的需要，无法从税收政策上界定不同险种的不同功能，从而不利于保险业的全面均衡发展。

最后，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税收政策有差别，造成保险市场竞争不公平。现行税收政策对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适用不同的所得税率，不仅所得税率内外资保险公司不同，内资保险公司之间也不统一。例如，在所得税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享有“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即使过了5年减免期，也按15％的所得税征收。而中资保险公司则按33％缴纳所得税；在所得税基方面，中外资保险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在计税工资、职工福利费、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也不同，中资保险公司税基要比外资宽泛得多；在投资退税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将公，司经营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公司，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退还其投资部分缴纳所得税的40％的税款。这些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往往使中资保险公司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中外资保险公司展开公平竞争。

可见，由于我国对保险公司实行的税收政策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最终严重制约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一方面，在体制转型时期，保险市场不完善，因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或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保险资源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失灵普遍存在，特别因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衍生出昂贵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使一部分可保风险得不到保障，不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进人我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不仅不能矫正保险市场失灵，反而使中外资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上竞争不公平，不仅使中资保险公司难以抵御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而且无法实施保险业“走出去”战略。

三、我国保险业税收政策调整的思路

应该说，降低保险业的税收成本，促进保险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落实税收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因此，一方面要立足于国家整个税收制度，在保持税收制度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调整我国保险业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要考虑保险业的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兼顾税收政策取向和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公平税负、合理扣除和适当优惠的原则，调整现行的保险业税收政策，细化税制设计，完善和充实税收政策内容，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保险资源配置和保险业运行的宏观调控功能。

首先，统一内外资保险公司的税负，创造公平的税收政策环境。由于中外资保险公司的税种、税基和税率不统一，总体看来，外资保险公司的税收优惠多于内资保险公司。随着我国保险业迅速与国际接轨，需要统一中资和外资保险公司在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中的各项规定，一方面，降低保险业所得税负担，提高保险公司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统一税制可促进外资保险公司技术进步，加大保险业的溢出效应。

其次，根据保险市场竞争状况与市场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营业税率和优化营业税基。为支持保险业的发展，提高保险业的再生产能力，虽然营业税率已经下调到5％，但与国外保险业2％至3％的营业税率相比，我国保险业的税率仍然很高，应进一步降低营业税率。

再次，适当扩大免税范围。目前，我国对农业税和返还性人身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实行免税。除现行免税规定外，也可对非盈利性保险和社会保障乃至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保险，例如地震险、洪水险等实行适当减免，以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发挥保险税收政策的社会保障和自动稳定器作用。

最后，完善保险市场制度，健全保险业税收制度体系，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保险公司进行资产组合投资。由于保险市场不完善，往往使税收制度成为创造“设租”和“寻租”的场所。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保险市场制度，鼓励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尤其对购买寿险、健康险、医疗险等险种进行税收优惠。同时，也可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保险公司进行投资，以获得稳定的收益。此外，可根据保险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慎重考虑资产投资组合，拓展保险基金的运用范围和效益。当然，为促进保险业发展，除税收政策外，还需要其他一系列配套制度做保证，例如，完善保险公司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完善保险法律体系以及加强监管力度等，这样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保险业政策支持体系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5，(1931)．

[2]吾金光．人寿保险公司应税所得确认模式的国际比较[J]．税务与经济，2005，(2)．

[3]赵霞．净消费责任金的计算[J]．保险研究，2005，(6)．

篇3

1.利得税（1）个人收藏家或个人经销商（均为英国居民）在一年或一年以内出售的艺术品，英国对其将征收50%的个人所得税；如果个人收藏家或个人经销商出售自己持有超过一年的艺术品，将要缴纳资本利得税而非个人所得税，英国的资本利得税率为18%。（2）英国居民要缴纳其所有的世界范围资产销售的资本利得税，非英国居民在英国拍卖或出售艺术品所获得的利润不用缴纳资本利得税。（3）居民企业，包括艺术投资基金、经营艺术品的私人公司均需缴纳公司税。

2.间接税在英国的艺术品销售有义务缴纳增值税，由消费者承担。在原则上，买方以艺术品每次销售的成交价为基础支付增值税。2011年英国的增值税税率为20%，艺术品按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但经销商只需缴纳艺术品出售的增值税，艺术品购入的增值税可免除。

3.进口关税英国对于艺术品的进口采取零关税政策，但需要征收5%的进口增值税，以非营利为目的的艺术品进口免征增值税。如果艺术品入关之后再转手卖出的，需再缴纳17.5%的国内增值税。

二、中国的艺术品税收政策

1.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有关法规中并未针对艺术品交易所产生的利得做除特别规定，因此企业参与艺术品交易的利得应当按照其自身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个人拍卖财产取得收入，纳税人如不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按转让收入额的3%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拍卖品为经文物部门认定是海外回流文物的，按转让收入额的2%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3.增值税我国现行增值税相关法规未对艺术品做出特别规定，应当视相关企业所述的纳税人类型分别适用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对应税率或征收率。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随着“营改增”工作的推进。新纳入增值税应税范畴之中的一些行业有可能涉及艺术品的经营。

4.关税（1）未与我国签订相互给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家，其中古董艺术品适用税率为0，艺术品原作及复制品进口税率均为50%。（2）已经与我国签订有相互给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WTO成员国或地区，进口关税根据艺术品种类不同适用0~14%的税率，其中古董艺术品适用税率为0%、艺术品原作的进口税率为12%，复制品的税率为14%。从2012年开始将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画原件；雕版画、印制画、石印画的原本；各种材料制得雕塑品原件的进口关税税率由12%降至6%。（3）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如按照协定需要对艺术品关税进行减让，则艺术品进口关税会在过渡期内逐渐降为零。

三、我国艺术品税收所面临的两个问题

1.统一且偏重的的关税即便是已经与我国签订有相互给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WTO成员国或地区，我国企业在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艺术品原件时，也需要承担6%的关税，并且在包含关税的基础上再计算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2.对艺术品的用途未做针对性区分企业采购艺术品的用途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①将艺术品视为一种投资，希望该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能够持续增长，并在以后年度出售获利。②将艺术品视为一种普通商品，周转数量较大，并将在较短的时间出售获取收益。③将艺术品视为一种资产，用于提升企业形象或市场营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出售。④将艺术品视为一种资产，直接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如艺术品租赁、客户艺术形象维护等用途。尽管用途不同，但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对艺术品的关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折旧政策并未作出明确区分，这也导致了在执行层面的混乱。

四、关于艺术品税收政策的建议

1.逐步、适度分类的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终以实现零关税为目标与此同时，应当配套建设艺术品保税区等设施；在积极推动艺术品交易的同时发展艺术品仓储事业，刺激整个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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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境外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的基本特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陆续与82个国家签定了双边税收协定。在签定国际税收协定过程中，基于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吸引外资的需要，更多地应用《联合国范本》条款，合理维护收入来源国利益，并坚持了对减免税优惠视同已征税的饶让抵免原则。对于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我国采取的是限额抵免法。税收饶让条款的签定，具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实行对等的相互税收饶让；第二种是规定单方面给予来源于中国的营业利润税收饶让条款；第三种对有些国家的某些所得实行免税法，无所谓税收饶让条款；第四种是与美国的协定，没有税收饶让条款。

（二）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对“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在国内税法中，对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规定非常笼统，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在与其他国家签定税收协定时，更多考虑收入来源地的税收利益，而“对走出去”发展中涉及的对居住地的税收利益保障机制则相对忽视。

二是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从税收支持的方式看，主要就是减税或免税，形式比较单一，没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形式的税收支持，为跨国投资的纳税人的税收服务滞后，无论是在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信息方面，还是为纳税人在投资国提供税收权益的保障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

三是在税收征管方面存在某些缺陷。（1）在税源控管方面，税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充分。（2）从纳税申报方法看，对境外投资所得与境内所得汇总合并纳税时存在操作上的问题。（3）在税务管理的组织安排上，存在管理脱节现象。一般来说，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涉外税务关系处理的相关业务归属各级税务机关的国际税务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主要管理对象是境外投资者到我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而对境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则又隶属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政策不熟悉的所得税管理部门，造成懂政策的不管业务，管业务的不懂政策的局面。

二、促进境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借鉴

（一）国内税收优惠投资国为了鼓励本国投资者对外投资，一般在国内税收立法中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减免国内税收优惠。

在关税上，一些国家对海外投资也给予优惠。

（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投资国一般采取税收抵免、税收豁免或延期纳税的办法，避免本国投资者的双重纳税。

税收抵免是指投资国对本国的对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已纳的税款在本国应纳税额中扣除。确立税收抵免制度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采取单方面国内立法形式，另一种是采取与东道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确立税收抵免制度。根据跨国公司经营模式不同，抵免法又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对于总分公司模式的跨国公司，其境外所得已纳税款，可直接在总公司汇总纳税时，全部或部分抵免，适用直接抵免；而母子公司模式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在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先提取各项基金后才能用于对投资者的分配，母公司取得的股息只是子公司税后利润的一部分，其所能抵免的税额也只能是分回利润部分在其所在国相应缴纳的税款，适用间接抵免法。

税收豁免指投资国承认东道国对本国领土上的投资者的征税权，放弃本国征税权。税收豁免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确立起来的。采用税收豁免的国家有瑞典、挪威、荷兰、芬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等。税收豁免对境外投资者更有利，能更鼓励本国向外投资。

延期纳税。资本输出国对海外企业的投资收入在汇回本国前不予征税。实际上使企业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鼓励了境外投资。

（三）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

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是投资国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其投资之年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额建立储备金，将储备金的数额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减，在对外投资之初可暂不纳税或减少纳税。采用这种鼓励措施的国家有日本、法国、德国等。从各国看，对储备金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及其储备金扣除年限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四）规范的税收管理制度各国税务当局日益注重对跨国纳税人的管理。一般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境外投资税收。美国在国内收入局任命了分管国际税收业务的局长助理，设立了国际税务部，在全国设国际税收稽查员，收入局还设立了国际税收调研机构，并且加大对外国控股公司的稽查。加拿大在联邦及各省设立了国际税务审计部。英国的收入局的国际税收部已形成规范的体系，除负责跨国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外，还负责与他国的税收协定的谈判签订及税务协调。

各国对跨国投资的税收政策虽有差别，但都需要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寻求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间的均衡。一些国家希望税收在跨国投资中保持中性，同时兼顾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一般使用属人兼属地原则，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它始终反对税收饶让，就是认为它有悖于税收中性原则，会扭曲企业行为。有一些国家完全使用属地原则，如荷兰放弃了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对境外所得完全豁免税收，鼓励资本输出。也有一些缺乏资本的国家，限制资本输出，实行比较苛刻的属人原则，这类国家已经很少。税收管辖权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跨国投资税收制度的核心问题。二是考虑多方面的税收公平问题：投资国国内企业和投资国跨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第三国跨国企业的税收公平。

三、促进我国境外投资的税收对策

（一）完善税收抵免办法我国在与大多数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已列入对我国居民公司的境外投资所得给予直接抵免，为适应入世后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国门的形势发展，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对境外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并拥有分配股息红利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准予间接抵免或多层抵免，以期尽可能地避免和消除重复征税。具体建议是：对公司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抵免）。对公司企业从境外子公司或投资入股的股份公司取得的股息，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支付股息公司就该项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税额。对公司企业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地区级子公司，并拥有该地区级子公司股份不少于10%的，可以延伸税收抵免，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全资子公司就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和对地区级子公司抵免不足的税额。

（二）完善税收饶让制度考虑扩大税收饶让抵免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凡是纳税人从与中国已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取得减免的所得税，不论在协定中是否有减免税视同已征税款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都可以办理视同已全额征税抵免。二是对纳税人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所得税，不论对方国家是否与我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都可以由纳税人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视同已全额缴纳所得税进行抵免。

（三）明确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规范境外投资收益的概念。应在我国纳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于境外分公司应是其实现的所得，而对境外子公司可以考虑只就分配给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所得纳税。

对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本着管理从简的原则，建议按各国的税法规定计算成本费用和损失，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以经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为准。

（四）完善纳税申报制度明确境内境外所得合并纳税的范围。建议汇总合并纳税的范围只局限在境外设立分公司形式，即在境内外总分机构之间合并纳税，并允许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互补。境外子公司应在我国进行纳税申报，但不与境内母公司实行合并汇总纳税。因为境外子公司与境内母公司之间不能盈亏互补，合并纳税并没有实际意义。况且，将境外投资收益纳入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使申报表中的一些项目的确定变得令人费解和烦琐。事实上，既然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能互相弥补，境外所得不能享受境内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属于免于补税的境外投资收益对境内企业的税收待遇应该没有影响，那么，对征纳双方都有效的方法是将境外投资收益的纳税申报采用单独设表计算。

鉴于企业所得税在各国的会计年度和纳税年度的起止时间不同，而要调整会计年度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建议按各国的纳税年度对境外所得进行纳税申报。

（五）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走出去”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为了加大这一战略的实施力度，引导和帮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建议由国家财政建立“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从各级外经贸发展资金中统筹安排一部分资金，建立起公共的“境外投资风险基金”，专项用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资助。同时，根据境外投资是否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根据投资总额规定不同的提取比例建立储备金，允许企业直接从境外所得中扣减。通过以上两级储备金保障制度，为企业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并提供资金支持。

（六）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保护境外投资者的利益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定双边税收协定时，既要保护引进外资中我国的税收权益，也要保护企业境外投资中的我国税收权益，两者并重。我国较早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较少考虑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形，应该通过协定的不断完善解决这一问题；签定中的有些条款基于我国当时的国情，如我国与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签署的协定规定：完全为缔约国一方政府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在缔约国对方取得的利息免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股份制银行，还是否属于上述协定免税条款适用的主体范围？在参加国际银团贷款所得利息是否能享受利息予提免税待遇？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双方协商加以明确。

（七）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在税务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建议将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纳入国际业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并加强税务干部的配备，由国际业务部门统一管理国际税收事务，落实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协调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解决协定执行过程中矛盾和争端，维护我国境外投资者的利益，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良好的税收服务。制定境外投资业务税务管理的操作规程，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

「参考文献

①　［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主编《税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赵志耘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②　财政部税制税则司编《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　杨斌：《国际税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　钟晓敏：《竞争还是协调》，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

⑤　《论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财贸经济》2003年第1期。

⑥　陈志楣：《税收制度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⑦　兰斯班：《跨国经营的全球化——国际税收政策面临的挑战》，《税收译丛》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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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政策税收优惠技术创新

近几年来，国家为了鼓励技术创新、转化科研成果，在出资入股、个人奖励、税收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和优惠政策，其中税收政策涉及到技术创新工作的各个阶段，对技术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税收政策优惠并具有可操作性，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从事技术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一批批实用新颖、经济效益卓著的创新技术应运而生。由于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今后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可持续研究方面时刻与税务发生关系，因此税收上得到政策的支持更有利于保证技术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目前，技术创新的实际运作中在税收方面遇到一些问题，对技术创新有所影响。

一、影响

技术创新一般要经历开发（小试）、中试、产业化生产等几个阶段。在技术创新项目开发阶段，科研实力较强的企业自行组织科研、市场经营销售等方面的人员进行市场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技术项目，企业给予相应的研究经费，在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的条件都有利于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源头，由于学校自身的科研体系特征，在技术创新研究起步阶段，都是由高校教师根据自己对市场需求的调查、对国外信息资料的查阅来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然后筹措研究经费，学校不参与项目的调研和投资。目前教师科研经费来源主要靠：一是申请各类纵向科研基金，二是从企业方寻求研究资金并与企业共同享有科研成果。由于科研开发费的支出很大，研究开发失败的比例也很高，因此风险较大，企业对投资何种创新技术发展企业非常慎重，不轻易对研究项目进行投资。从目前技术创新投资风险大大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来看，企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更倾向于投资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只要能获利），缺乏参与从当前看来还不能获得经济利益的技术创新工作的积极性，因此高校从企业获得研究资金投入较难。

在此阶段我国对投资技术创新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限制条件很多，如：纳税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的盈利企业，允许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且其50%的超额扣除部分不应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而当前我国一些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企业不多，优惠政策要求技术开发费必须增长10%以上，而对经济效益欠佳的企业来说能有5%的增长都不易。因此，这些企业无法享受技术创新在税收上的优惠，而恰恰是这些企业特别需要创新技术，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付给企业一定的造血功能，给企业输血，使它们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大多数企业由于技术力量的原因，进行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困难，应当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利用高校的科研力量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发挥高校和企业双方各自的优势，为技术创新铺平道路，高校能获得研究经费的投入，企业通过投资于新技术和高校得到税收优惠。目前由于缺乏此方面的政策，企业只注重对成果的应用，而不愿意对科技开发的资金投入。虽然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签订技术协议，建立技术合作关系，每年能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于技术创新工作，但从总体上来说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大。

研究成果在实验室完成小试以后，对成果进行中试。中试是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或产品的桥梁，在此阶段的资金、设备、人力的投入都很大，并且实施技术成果使用的生产设备淘汰速度快，成本高，风险大。

目前我国传统的计提设备折旧费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新技术设备更新速度，创新技术投入的设备成本很难在实施阶段尽快全数收回，致使创新技术所涉及的设备折旧费偏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被降低，盈利虚增，上缴税金增多，不利于创新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高校缺少科研中试基地，需要依靠企业在人员、场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如果能在税收上给与企业在创新技术中试阶段的投资一定的税收优惠，企业会积极参与创新技术的中试：一方面企业能通过中试得到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企业有可能通过参与项目中试获得一项新技术。

中试成功后创新技术就有产业化的可能。实施项目产业化的方式有多种，可以把创新技术成果转让给企业，由企业支付技术转让费。根据我国的财会制度，技术转让费可以按年度分摊入产品成本，但不能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对企业购买实施新技术缺少税收优惠；企业也可以利用创新成果新办企业，按照我国的税法规定：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在投产年度开始两年内免征所得税，但新办企业采用创新技术的试运行阶段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大，产生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因此，新办企业在投产年度开始两年间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并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在创新技术成功产业化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之后，将面临进一步发展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的问题，拥有雄厚的研究资金作保障必不可少。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巨额利润，技术升级的资金来源主要靠项目所获得的收益加以解决，税收政策的优惠与否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投资创新技术的升级，科研人员是否有积极性继续对技术加以改进，使技术更上一层楼。目前缺乏此方面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创新技术的投资者和参与者，其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因为投资成功而获得巨额回报，也可能投资失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作为创新技术研究人员从事项目的开发需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若项目失败，研究人员将一无所获，一旦成功，个人能得到丰厚的回报，但在项目顺利实施转让之前，研究人员很难获得经济收益。对于技术投资者来说，投资成功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同时必须承担较多的税赋，但一旦失败造成较大亏损时，不会有任何经济补偿，只能自我消化；研究人员在获得收益后，由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制，因此需要支付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而实际上他的所得收益是几年劳动的成果，集中在较短时间内计算收益有所不妥，这样不利于调研人员和投资者进行创新投资的积极性。

二、对策

由于国家的税收政策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税率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税后利润产生变化，企业的收益发生波动，因此国家对投资技术创新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从政策上对技术创新起步阶段予以扶持，使企业通过投资技术创新获得实惠，减少企业的技术投资风险。

为鼓励技术创新，日本规定，企业技术开发基金比上年增加的部分，按增加额的70%减征所得税。在美国的“经济复兴税法”中规定：纳税人可以把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R＆D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1999年“R＆D减税修正法案”中鼓励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政府给予一定的免税。免税的额度取决于企业实际的R＆D支出，并允许企业以后一定时间逐步实现其过去未能使用和尚未用完的免税R＆D额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投资给予一定税收减免，使创新投资的成本减少，风险降低，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投资的兴趣，使企业乐于参与对创新技术的投入。借鉴国外在技术创新投资税收方面的经验，我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税务优惠政策，如：在开发阶段对于企业的研发投资，不区分企业的盈利或亏损，都给予一定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给予技术转让费等一些技术投资一定的抵扣比例；中试阶段允许加速设备的折旧，产业化阶段降低新技术、新产品的税率，帮助创新技术在中试和大规模生产的起步阶段得到扶持；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的产品或产业可以考虑在创新技术盈利的第一、二年能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吸引企业积极寻求有良好市场发展前景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使科研工作能从企业方在经费上得到一定的资助，企业能通过赞助科研而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从投资技术创新得到先进的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

在创新技术的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后，可以考虑从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收益中在税前提留一定比例的技术创新发展基金，明确规定企业可以利用这笔经费投入技术升级和技术创新，这样能扩大创新资金的经费和来源渠道，为以后的技术进步提供资金上的保证。另外由于技术创新工作的高风险性，创新的成功牵涉到很多环节，如技术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等，开发创新基金的提取也可以弥补由于技术投资失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还可以考虑投资再退税的方法，用项目的未分配利润再投资技术升级，可以按一定比例退税，使企业在资金的筹措上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者和参与者，在美国风险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和亏损都直接计入投资人个人名下，不征收公司税，适用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和投资收益方面对税收应加以改进，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者和研究者的收益采用较低的税率，以激励投资者和研究者投入技术创新工作。

从国家总体上看，在短时间内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上缴税金减少，国家可能会损失一部分税收；但从长远看，技术创新为税收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积累创新资金增加了用于技术创新的经费，为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资金上的扶持，国家整体的技术创新资金增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企业的技术或产品的附加值会提升，经济效益相应提高，获得的利润能呈现大幅度的上扬，上缴国家的税金必然上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大有益处。综上所述，切实从技术创新工作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在税收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税收优惠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基本手段，以促进所有企业自愿进行技术创新，得以享受到税收优惠，使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能获得最佳的效果。以利于技术创新能持久发展，为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2002年注册会计师辅导材料。税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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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风险基金计提得不到认可问题。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防范期货市场的风险，增强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根据《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期货公司可以按手续费收入的5％计提风险准备金，专用于弥补风险损失。然而税务部门有关文件规定，期货公司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仍应纳入征税范围。照此办理，不仅增加了期货公司的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对本已不足的风险准备金计提所得税，进一步削弱了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防范和化解期货市场风险增添了压力。

        四是地方税制的差异导致对期货公司的重复计税问题。税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深入进行。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税制改革进展有别，步调不一，各种特区和特殊税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有的地区完成了国税和地税的分离，有的则仍然实行统一征税，有的甚至还实行包税制。地区税制的实际差异导致了期货公司及其各地营业部的纳税困惑。有的地区对期货公司的手续费收入总额进行全额征税，存在着交易所和期货公司重复征税的不合理现象；地区税制的差异也导致期货公司营业部之间纳税成本不一，如果地区税制协调不好，同样也会存在营业部和公司重复纳税的问题。

        总之，由于我国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政策尚未完善，对期货业的税收征管存在着诸多不公平、不合理等问题，加大了期货业的税收负担，没有很好地对新兴的期货市场起到扶持、保护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完善期货市场的税收征管政策，已经成为期货业久已盼望的心愿和共识。

        完善现行期货公司税收征管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税制改革。《意见》不仅承续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而且对“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改革还作了具体部署。学习和领会《意见》精神，针对现行期货市场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完善建议：

        首先，期货业应享受与金融业相同的税收待遇。期货业能否被列为金融业的争论已因《意见》的公布实施而得以根本解决。《意见》中已明确将期货公司定性为现代金融企业，并要求严格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管理，把期货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据此，税收征管应贯彻执行《意见》的要求，适时进行调整，将期货公司与金融业列入同类，享受同等的税收征管待遇。

        其次，公平合理地确定期货公司营业税基数。如前所述，期货公司营业收入中包括期货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这部分手续费并不为期货公司所有，并非真正为期货公司的经营所得。换言之，期货公司的真正营业收入应该为扣除代收部分后的净收入，并应以此来计税。期货业应该比照金融保险业同等待遇，在按照规定向客户收取业务手续费时，以折扣(折让)方式收取的，可按折扣(折让)后实际收取的金额计入应税收入。故此，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应将期货公司期货交易所收取的这部分手续费加以扣除后，再计征期货公司的手续费，以真正体现税法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三，风险准备金应作为期货公司的税收成本据实扣除。期货市场是金融投资领域内的高风险市场之一。为有效抵御因市场不可预测的剧烈变动或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等原因所导致的债权损失，期货公司设立风险准备金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国际期货市场普遍通行的惯例。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标准和保证期货市场稳定的实际要求相比，目前期货公司的风险准备金的数额，普遍远远未能达到最低的准备限度，期货市场防范和化解风险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基金压力。鉴于此，税收征管应该与国际通行的规定接轨，明确期货公司所计提的风险基金不属于纳税所得，不再征取税收，切实贯彻执行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鼓励和扶持期货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扩大风险准备金数额，增强市场风险的抵御力。

        第四，统一税率标准和税收管辖范围。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它整体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必须具有统一性。统一性能够有效地破除地方经济保护主义，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征管政策完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期货行业的税率标准，从而为期货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明确管辖范围（如期货公司的营业部，是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不具备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资格，不应该按现行制度在属地缴纳企业所得税），避免出现多头征税或重复征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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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是税收收入规模较大和财政支出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中国财政制度实施高财政收入和高财政支出模式，保障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2003年-2012年期间，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合计从2.17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1.73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10%，即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2009年也增长11.72%；同一期间，中国的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合计从2.46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2.60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15%，2007年、2008年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3.15%、25.74%。不仅如此，中国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其增长速度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2004年-2012年期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9.98个百分点，超过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10.58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9.15个百分点，超过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9.75个百分点。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深化税收改革需要坚持透明、效率和公平原则。全社会对税收改革反映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支出的使用不透明，可能存在滥用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收入、财政税收制度酝酿过程不公开、相关利益方难以参与等问题。

税收改革要坚持透明，让每一个纳税企业、纳税人都明确税收的使用目的，相关利益方参与税收改革中，积极支持税收改革，实现税收公共性能。

税收改革要坚持效率性，健全的税收制度不仅保障税率合理，而且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中国税收征管制度还不完善，税收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存在较大的偏差，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之间的效率有待提高。根据201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Tax Monitor》，2010年-2013年期间，中国实际的个人所得税率和税基呈现下降趋势，企业公司所得税没有变化，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呈现下降趋势而税基呈现增加趋势，与国际上社会保险税（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相对应的社会保险金的税基呈现增加趋势，财产税的税率和税基都呈现增加趋势，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税基都在增加。深化税收改革就要提升其效率，特别是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一致性。

税收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是衡量税收负担的一个指标，它是根据各地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财富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福布斯了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城市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2009年中国达到159.0%，名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法国的167.9%，中国比上年增加7个百分点，提高了三位，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则分列全球税负最轻地区的一、二、三位。其中，中国企业所得税的痛苦指数达到25%，个人所得税的痛苦指数为45%，增值税与销售税的痛苦指数达到17%，这三者与上年持平，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的痛苦指数分别为49%、23%，分别比上年增加4.5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尽管各方对税收痛苦指数排名结果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它还是给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提出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警示。可以看出，中国的税收种类较多，税收政策变化频繁，使用起来不便利，而全球税负较轻的国家和地区税收种类少，税收负担较轻。例如，卡塔尔只征收公司所得税，阿联酋没有公司税，但征收社会保障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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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税收筹划；减轻税负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对建筑施工企业税收筹划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9月2日

引言

施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税收问题，这是由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决定的，并且税收问题不是静止不变，它随着企业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所谓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履行应尽法律义务的前提下，为了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运用税法赋予的权利实现减轻或是规避税负，对企业的近期与长远发展都有极其现实性的意义。

一、施工企业税收筹划必要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迅猛发展，各种工程建设在全国各地紧锣密鼓的开展着。但是近期建筑施工企业逐步陷入发展缓慢的境地，主要是由于拖欠、压价、让利和垫资等问题造成的。施工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揽到工程，垫资、压低报价现象非常普遍，从而致使施工企业资金捉襟见肘、利润微薄。施工企业为了筹措资金，不得不采取企业间拆借资金、银行贷款、通过企业内部集资等方式，因此缩小了施工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剧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在此种状况下，税收筹划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为企业缓解压力，扩大利润空间。

二、施工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

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合法性原则。遵循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是企业税收筹划的基础和前提，必须在合法的条件下为企业增加利润，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

2、稳健性原则。由于受到利润的驱使，企业希望尽可能节约税负，但是各种节税、减税预期方案都存在一定风险，并且节约税负越大，承担相应的风险也就越大，例如税制风险、市场风险等。因此，应当在税收筹划时，权衡风险和利益的大小，从而保证企业真正取得应有的利益。

3、财务最大化原则。财务利润得到最大化，也就是企业财务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税收筹划最主要的目的。企业需要考虑的是企业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仅仅只是考虑企业节税这一个方面。

4、节约资源原则。物资节约、人力资源节约都是企业资源节约的目标。但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施工企业为了谋求不法利益，出现扣发职工工资、偷工减料等行为是不属于节约资源的范围。节约资源需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例如在节约物资方面：应当尽量减少间接费用的过大开支，减少资金的浪费，按照能减少的一定要减少，能免的毫不留情免掉的原则执行；在人力节约方面：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努力降低人力资源的成本，注重培养和使用综合性的人才。

三、建筑施工企业对营业税的筹划

1、筹划好建筑业营业税与服务业营业税。不同性质的合同使用的营业税率各不相同，施工企业应当给予充分考虑。例如，当施工项目施工任务短缺时，可以利用闲置设备分包给其他企业，此时合同是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还是机械租赁合同需要酌情、慎重考虑。

2、尽量避免签订甲供材料合同。对于施工企业来说，甲方业主供应材料设备来抵付工程款的现象普遍存在，此种情况如果甲供设备不计入施工产值，那么就不需要交纳营业税。在投标报价和结算时，为了减轻企业税负，施工企业应当掌握并可以熟练应用这些规定。

3、营业税纳税时间的筹划。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是建造合同确认收入的方法，如果对其可以可靠估计，施工企业应当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费用和合同收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建筑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比较复杂，因此需要及时、准确计算出营业税及附加，并明确缴纳时间，避免出现提前纳税的现象，从而浪费资金的时间价值。

另外，需要对总机构的管理费用进行合理分配，达到降低整个集团公司税负的目标。在我国税法中规定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服务，企业集团总部可以将有关的管理费用分摊给下属公司，因此总公司可以少分配管理费用给处于亏损状态的子公司，多分配管理费用给盈利多或是税率高的子公司，降低福利负担和经营风险，从而达到降低整体税负的目的。

四、建筑施工企业对企业所得税的筹划

1、用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进行筹划。对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折旧年限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施工企业在确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时不应采用高于税法的年限，应当采用税法规定的最低年限，折旧费用计入成本得到及时实现，从而可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不仅加快了企业资金周转，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收期，同时还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将收回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另外，项目管理是施工企业普遍采用的模式，因此针对工程项目的工期、质量、安全、效益等，项目经理出于效益的考虑，为了虚增当期利润，可能将固定资产的入账时间推迟，增加企业所得税的计税基数。因此，施工企业应当将购置的固定资产及时入账，加强对项目财务管理的检查，从而可以避免施工企业放弃折旧费对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效应。

2、对分期预缴、年终汇算的纳税筹划。预缴是为了保证税款均衡、及时入库的一种手段，在建筑施工企业中广泛被应用。但是根据我国税务总局规定，企业预缴中少缴的税款不做偷税处理。并且在《建造合同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中有具体规定，施工企业的合同收入与费用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因此施工企业应当在前三个季度尽量少的确认收入，这样可以减少企业资金压力，延缓支付所得税，从而达到节约资金成本的目的。

3、利用集团优势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我国税法明确规定企业集团总部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服务有关的管理费用可以分摊给下属公司。因此，企业集团总公司应当利用集团优势，合理分配总机构的管理费用。因为对于不同的合同，其利润空间有很大差异，施工企业可以利用子公司不同利润或是税率弥补亏损的政策，将利润高的施工任务分配给处于亏损的子公司，从而达到降低整个集团公司税负的目标。

五、建筑施工企业对个人所得税的筹划

目前，目标责任成本管理是我国施工企业采用最多的管理办法，在完工后对整个工程项目进行全面考核，然后按照相应的奖惩办法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相应的奖惩；对于公司总部来说，年终奖金需要通过公司年度经济效益、安全质量、施工产值、任务开发等指标完成情况决定。按照此种方法，职工收入的不均衡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因此施工企业必须进行必要的个人所得税筹划。

1、采用分摊筹划法。为了在项目经营期使职工收入尽量趋于均衡，应当对项目成本利润情况进行随时监控，并提前预支奖金。

2、异地施工项目尽量申请查账征收或尽早在所在地办理纳税。对异地建安施工企业，根据国家相关的税法政策，按营业额的一定比例计征个人所得税，根据不同的地区，所收的比例有所不同，但是如果回所在地缴税肯定要少得多。

3、合理提高职工福利。建筑施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以考虑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建立职工教育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职工养老基金等统筹基金，在不超过计税工资的范畴内适当提高员工工资，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时按照国家规定的高限额降低职工名义工资等，这些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与此同时也能减少税赋，调动员工积极性，降低福利负担和经营风险。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施工企业税收筹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影响，企业应当做一个主动的纳税人，在此过程中应当努力学习和研究我国宏观税收政策和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由于建筑施工企业自身特点，税收筹划的空间很广阔，因此应当立足于长远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对影响企业税负水平的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资金良性循环和经济效益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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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吸收了大量外资，成为全球主要资本输入国之一。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也积聚了一定的实力。据银监会的资料，截至*年底，仅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高达人民币16.66万亿元，与1978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相比，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膨胀了近800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也达到10663.44亿美元。据外汇局网站消息，截至*年6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278.0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49%，登记外债余额近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在以输入资金为主且逐渐出现过剩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于1998年制定了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国际市场，加快结构调整，培育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股票基金上扬，上证综合指数突破5000点；市场资金充裕，出现资金流动性过剩，国家GDP增长率达到10%以上，全国物价指数CPI上涨6%，经济出现偏热现象。同时，全国能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此形势下，积极研究各项财税支持政策，加快资金分流与输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规模日益扩大，领域逐步拓宽，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据统计，截至*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733.3亿美元。其中，*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1.6％。目前，经商务部核准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已经超过1万家。中石油、中石化、中建总公司、华为、中兴、中集、万向等一批企业已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中国企业的对外经济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对外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销售、分销、国家许可、技术转让等方式，而开始纷纷到境外直接投资，从“产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或“资本运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感召和北京奥运经济的刺激，全国各地进一步掀起了“走出去”发展的热潮。据《南京日报》报道：*年以来，南京金城集团在国外一连新办了7家企业，赶上了过去几年开办的海外企业数量，并计划未来3年内在海外设立20家企业，构建更为完善的海外生产营销平台。金城集团*年海外市场拓张突然加速，是多个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认识度提高，全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出现爆发性增长，这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企业自身来说，金城集团1992年就开始输出摩托车技术到巴基斯坦，作为全国第一批“走出去”的企业，金城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试水之路，尤其在重组早期开办的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海外公司之后，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还有了一定的人力储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只有“走出去”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形成全球性品牌，形成与国际化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球价格竞争体系、产品售后服务，完善的备件提供体系，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能把握全球发展脉搏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等等。据南京市外经贸局人士介绍，越来越多企业树立了这种意识，将注意力转向国外，以全球化的眼光谋求未来发展，“走出去”的热情一浪高似一浪。今年1—9月，南京的企业已经在海外新开设了28家企业，对外协议投资总额和中方协议投资是去年全年总量的1.5倍。南京的“走出去”企业类型日趋多元，除了金城集团这样的传统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外，还涉及文化、房地产、资源开发诸多领域。南京长风堂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获准在香港设立长风国际拍卖（香港）有限公司，从事艺术品拍卖，成为南京市第一家在境外注册的拍卖企业。南京寒锐钴业有限公司*年在刚果取得矿产开采权后，今年在越南又投资300万美元设立配套加工企业，使矿石开采、加工在境外形成产业链，为南京市其他资源开采加工类企业“走出去”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房地产开发领域，亚东集团已在澳大利亚投资了房地产项目。此外，江宁开发区的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金浦集团在文莱及马来西亚的炼油化工一体化等大型境外投资项目，也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

但是，根据商贸部统计数据，与我国GDP占全球4.4%、贸易占6.5%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0.59％。这说明我国对外投资有着广阔的潜力和提升空间，同时，也说明我国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明显带有跨国经营初期的特点：规模小，行业分布零散，与国内经营关联度不高，投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总体经济效益不高。一些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盲目、成功率低，运用东道国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更显不足。如南京市在外经部门登记注册的境外投资企业仅44户，总投资10149.42万元，其中中方投资额9111.18万元；主要从事境外加工、生产制造、对外贸易；主要分布哥伦比亚、澳大利亚、蒙古、朝鲜、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除南汽、金城等少数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正常运转外，大部分注册企业只是具备了境外投资资格，已在境外投资的许多企业还处在筹建、非正常运营或停滞状态。

在“*”期间，我国企业“走出去”依然处于学习和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阶段，要形成著名跨国公司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为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全面加强对“走出去”的组织、协调、服务和管理，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整和完善现行政策，突破各种体制性和政策，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涉税问题总体研究

（一）当前相关税收政策的状况分析。税收是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为了鼓励对外投资，我国在税收相关政策的选择上也注意了与这一发展战略的适应性。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围绕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管辖，已经制订并初步形成了基本的税收政策框架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了对居民全球所得的税收管辖权，分别确定了企业和个人居民的范围和标准；（2）遵循资本输出中性原则，采用抵免法消除国际重复征税；（3）与9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协议，参与形成了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基本够覆盖我国居民的对外投资；（4）研究出台了一些对外投资税收管理办法，对企业境外所得税收管理采取了一些简化措施。

尽管对居民境外所得已经形成了上述税收政策框架体系，但是，根据对有境外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效益并不很高,除了企业经营机制上的问题外,相关的税收扶持政策滞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上述政策框架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概念是出于促进资本输入目的设定的，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二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对“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少。三是税收支持主要以减税或免税为主,形式比较单一，而且是一些无投资导向性的无差异政策,导致了对外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四是税收政策不严密，一些关键的政策要素还存在操作问题。如境外收入概念不够明确,没有明确和细化与收入相应的费用项目；会计期间局限于公历年度，需要编制国内国外两本帐，与国际不接轨，不便于对外投资企业及时足额申报抵免税款；对超限抵免额只允许向后结转5年，不能及时补偿纳税人的利益；对境外子（分）公司已纳税款如何与总公司汇总纳税没有明确；在税收管理和服务方面也存在脱节现象，不能及时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税收咨询和国际税收援助服务。五是在出口退税及其他更广泛的财税、金融等方面配套的政策还远远不够，没有形成体系性的支持合力和全社会共谋发展的氛围，还没有提升到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贯彻执行。中国“走出去”企业亟需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建立相对独立和系统的税收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和丰富税收管理服务手段，为企业对外投资和国家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更强大的政策支持。

（二）加强涉税问题研究的一般思路。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走出去”的主体、方式方法、经营形式内容和区域范围等千差万别，涉税的问题与纳税人的需求也各不相同，要真正解决企业存在的涉税问题，并发挥税收促进企业“走出去”的作用，就要对各种问题进行整理归类，透过问题的本质，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制订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税收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税收管理与服务制度措施，从而系统构建起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体系。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尚未认真对企业“走出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分析存在问题、制订税收对策时，容易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下面，是笔者关于“走出去”涉税问题的几种分类研究思路和设想。

1、从“走出去”的纳税主体看，主要为企业法人，也包括其他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自然人。国家制订税收政策时，要重点加强对企业法人“走出去”的税收政策研究，同时也要研究促进自然人到国外经营投资的政策，两者要相对公平，税负一致。

2、从“走出去”的经营范围看，主要涉及国际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国际贸易，国际劳务、服务、租赁，国际金融，国际技术合作、工程承包等众多领域。尽管经营的范围形式比较复杂，但涉及的税收问题主要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所得税问题和关税问题，当然也会间接影响到流转税、财产税、遗产赠予税等。按此进行分类，根据实际需要，重点围绕所得税制的健全、关税制度的完善来制订和落实相关的税收政策，就显得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设计方案也会简便易行。

3、从“走出去”的产业导向看，根据国际经济合作的生产要素理论，“请进来”和“走出去”都是围绕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自然资源、现代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国际间的移动开展的。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重点在利用国外资源、技术和现代管理等要素，所以，要研究制订产业政策导向比较明确的税收政策，做好优先发展和跟进发展项目的长期规划。

4、从“走出去”涉税问题的本质看，主要关系到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协调问题。在强调居民管理权的同时，尊重所在国的地域管辖权，合理、公正地处理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建立一些能为各国所接受的国际税收规范，投资国国内企业和投资国跨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税收公平；投资国跨国企业和第三国跨国企业的税收公平。

5、从“走出去”的所在区域看，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情形，又可以进行细分。如有的地区税率高于中国，有的低于中国；有的是发达国家，有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的是国际避税地，有的正常地；有的签订了双边协议，有的尚未签订等等，这就要求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前提下，以税收中性为原则设计税制，做到公平税负，不人为影响企业对投资经营地的选择，让企业自主创业与发展壮大。同时，建立国家间的税务合作关系，加强情报的交换，研究制订预防和打击逃税和避税的措施。

除上述分类外，还有其他分类办法，可以很好地帮助梳理“走出去”的涉税问题研究，更好地制订出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税收政策。综观世界各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的实践，对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与所得税相关政策的研究是制订企业“走出去”涉税问题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专题研究。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研究

（一）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1、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发展历史

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当时的对外投资并不多。一战使美国对外顺利投资于原来欧洲国家拥有投资优势的地区,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二战中由政府催生的巨大生产能力落入跨国公司手中,面对高度膨胀的生产力和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鼓励对外投资成为重要的国策,政府给予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对外投资继续增加,其对外投资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使美国的对外投资遥遥领先。截至2001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13816.74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1.09%,居世界第一位。

法国的对外投资始于19世纪末,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的经济实力下降,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冲击。战后马歇尔计划使得法国经济恢复,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但是政府对资本管制的时松时紧使得法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呈现波动态势,1996年后进入持续增长期。2001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894.4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

二战后,日本几乎丧失了全部的海外投资,加上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到1965年底,日本对外投资累计只有9.59亿美元。1964年日本成为OECD成员国,调整了政府对外投资政策,1966年起,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增长态势,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001.15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

1968年韩国南方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尼林业部门投资300万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贸易状况不佳和外汇不足,对外投资进展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状况的改善,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明显的发展。截至2001年底,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408.52亿美元。

2、主要税收激励政策与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目前,国外制定鼓励对外投资的税收政策比较典型的措施有：

美国的分类综合限额税收抵免。美国1918年开始实行外国税收抵免政策,是实行税收抵免政策最早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制订并颁布综合限额抵免法,税法规定9个所得类别,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都要分类汇总，然后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超限额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5年抵免。采取此种方法的国家比较多,主要有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罗马尼亚等。韩国政府对企业的境外股息所得统一给予相当于标准税率一半的“抵扣”额。

美国延迟纳税与CFC法规。延迟纳税即对公司未汇回的国外投资收入不予征税,这样在国外的投资公司实际上等于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能在一定期限内减轻公司负担。为对付纳税人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并利用延迟纳税进行避税,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特定意义的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foreigncompany,简称CFC)概念,即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又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F分部条款规定,凡是受控外国公司,其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不汇回美国,也要视同当年分配的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与其他所得一并缴纳美国所得税。此后,此项利润真正作为股息分配时可以不再缴纳所得税,这一部分当年实际未分配的所得,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可以按规定获得抵免。纳税递延，日本、新加坡、英国也都利用了此优惠鼓励资本输出。

美国的亏损结转及其追补机制。具体做法是,当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正常经营亏损时,便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同时把冲销掉的那部分利润对应于以前年度所缴纳的税收退还给企业;也可向以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少缴税款,以弥补企业在对外投资所遭受的损失。但同时规定,如果在以前年度纳税人用海外亏损冲抵了国内所得,在当年有国外所得而来源国又不允许亏损结转的情况下,应将外国所得中相当于以前年度亏损的部分,作为美国国内所得看待,不再给予外国税收抵免。亏损抵补，被德国、日本、加拿大等较多国家采用,我国也有连续抵补五年的规定。

法国的免税制度。使用免税法来消除国际双重征税是法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特色。1965年,法国政府颁布法律规定,任何一家法国公司在外国公司持有10%以上的资本,即视为母公司,其持股的公司为子公司,国外子公司分配给母公司的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应纳税的所得范围。免税法的采用有效地减轻了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的税负,促使法国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例如雷诺、雪铁龙等有名的跨国公司。另外,许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安置在法国,这都与法国在对外投资所得税制上采取以免税法为基础的资本输入中性模式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实行免税法的国家还有瑞典、挪威、荷兰、芬兰、德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等。

法国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余额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采用这种鼓励措施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等。

日本的税收饶让抵免。日本对发展中国家为吸引日本企业对其直接投资所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视为已纳税款,允许从国内法人税中抵扣,并根据税收条约和缔约对方国的国内法,通常把针对利息、股息和使用费等投资所得的减免额作为抵免对象。税收饶让抵免1953年首创于英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被推行,还有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则在对发展中国家签订的一些协定中包含税收饶让条款。

世界性减税（降低税率）浪潮。实行低税率虽然主要是刺激国内投资的一种财政政策,但是对于促进对外投资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掀起一股减税浪潮。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西方国家实行了“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贯彻税收中性原则,简化税制,都将所得税率下降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并降低所得税率也是顺应世界减税潮流的明智之举。

其他特定税收优惠。主要是指居住国对来源于某一类投资行为的所得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较低的税率,减免税等。美国对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的税率一般比国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美国海关税则规定,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使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再重新进口时可享受减免关税的待遇,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征进口税。日本对涉外技术、劳务所得给予免征所得税。这些做法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具有较强的投资促进效果。

3、外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经验做法的借鉴

全面审视和转变对外投资的税收理念。这是加快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真正落实“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前提。一要树立让利共赢的理念，确定长远发展战略，正确处理好与纳税人对外投资风险、资本输入国税收利益要求等方面的关系，激励纳税人勇于“走出去”，并在与资本输入国实现双赢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二要有创新意识。各项税收政策的出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在制度、措施和手段上不断突破，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真正发挥刺激与保护企业成功“走出去”的重要作用。三要政策连续、稳定，这样对外投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逐步建立完备的对外投资税收制度体系。要不断修订、完善的所得税体系,详细规定跨国所得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征税时间等税制核心要素，明确分类综合限额抵免、间接抵免、亏损结转和税收减免审批等税收征管措施，在保证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相对中性的原则下,既维护本国的税收管辖权,又保护好本国企业的利益。

制订并实施导向明确、形式多样的税收鼓励措施。美法日等国对外投资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有效的税收激励政策，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并大胆引用和组织实施优惠幅度大、导向明确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走出去”，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规避投资风险。

防范国际避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我国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要认真总结经验,创新举措，防止企业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逃避税收，切实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二）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设计思路

根据上述研究，建议在“*”期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设计思路是：紧紧围绕“走出去”战略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以“让利发展、全面筹划、有效服务、适度防范”为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税收理念与政策措施，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对外投资税收制度体系，为对外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投资规模，实现国家内外部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1、让利发展，就是要认真进行战略筹划，以实质性的税收优惠，加快对外投资的发展，尤其是在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初期要加大税收减免力度。一方面，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不得不更多地在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政治经济局势不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走出去”的风险也随之增大。我们要拿出改革开放初期放弃暂时利益求长远发展的气魄，加大对对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要树立改革开放的豪情，决心做实做强对外投资，学习法、韩等国，利用20-30年的时间打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块新天地与增长极。当然，各种税收激励措施在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要处理好当前国内吸引优良国际资本求发展的关系，要确保国内资本充裕，保障本国经济的发展。

2、全面筹划，就是要立足中国实际，科学、系统地设计和制定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完善税收征管措施。曾有经济学家预言，将来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国家和企业，尤其我国较优秀的大型企业，要共同学习消化外国成功经验与做法，尽快缩短企业“走出去”的适应期。国家要采取分步走的战略，研究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措施，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我国的企业也要积极运用好国家的税收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更快地迈入国际知名跨国公司行列，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3、有效服务，就是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贴近纳税人实际需要，为企业对外投资与发展提供有效的税收服务保障。美国在保持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至今仍始终把“如何为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作为美国设计其国际税收制度的重要命题”,从而确保了美国对外投资始终遥遥领先的地位。我国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服务企业到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采取切合实际、快速有效的方式方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4、适度防范，就是要积极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措施（如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等），增强我国税收政策抵御别国有害税收实践的能力，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保护对外投资的发展。

（三）我国对外投资税收的框架体系及主要政策构想

准确研究和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动”的涉税问题，是我国建立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基本点和着力点。对外投资涉税问题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问题的归类，也会产生不同框架的税收政策体系。笔者认为，按照企业投资、经营、发展和利润分配的过程来划分涉税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系统梳理和纳税人需求的完整归集，国家也更能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笔者按此思路勾画了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框架体系，并就投资运营的主要环节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税收政策主张。本文是按照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描述的，最终可按税收政策和征管重新进行整理，按常规的税法条目及篇章结构制定税收总则和各种单项条例规定，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外投资税收制度体系。

1、对外投资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积极推行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允许企业对外投资5-10年内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利润纳税。二是对货物形式的投资，实行出口货物退税制度，降低企业对外投资初始成本。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以采掘业、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为企业对外投资带出境的设备、物资办理出口退税，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初始成本。三是对利用本国无形资产投资的，可采取不增加投资风险金基数和不增加国内企业利润的办法处理，在利润分配环节，再按有关政策执行。四是对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的，实行税务登记管理制度，并辅之以登记享受税收优惠，提供更多税收服务的制度，加强税源管理。五是对企业对外投资发生较大数额的贷款、融资费用在税前列支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2、生产经营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引入关税优惠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企业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对国内供需缺口较大的战略性、资源性产品，以及由国内运往国外投资公司加工制造或装配的产品,在进口时免征进口环节税费或仅对增值部分征收税费的优惠政策，享受与国内产品同等待遇。二是借鉴运用涉外技术、劳务等免税做法，促进涉外加工贸易、劳务合作、金融保险、物流运输、服务等行业全面出击，为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内外经营创造更加顺畅、有益的发展环境。三是加强关联企业的分类管理，鼓励扩大对外投资的交易行为，防范以偷逃避税为目的的消极业务往来。四是推广预约定价协议，鼓励对外投资企业本着公开、合作的精神，主动向当地税务局提供所有关“转让定价”的事实材料，避免对方反避税等不必要的调查，建立税企双方诚信和谐关系，保障和促进企业发展。

3、企业成长发展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扩大对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执行范围，允许对追加的投资部分补提风险准备金，进一步解决企业后顾之忧，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二是延伸支持高新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企业通往国外市场最大的阻力。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创新方面的税收政策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内企业高新技术研发在费用列支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其“走出去”的能力和就地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对境外投资企业发生的高新技术研发费用给予抵免应税所得或税款，促进企业利用国外的科技、智力等资源，同国外大学、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多种合作，提高自主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三是研究实行企业并购定期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经营规模。企业规模太小,难以和国际跨国巨头相抗衡，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又一明显弱项。企业并购是国际通常的投资方式，具有进入市场快，可充分利用原有企业品牌、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网络等特点。通过定期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促进国内企业进一步“全国化”，进一步走快速“扩张”、“国际化”的道路，切实提高资源集中程度，提升自身实力，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四是采用加速折旧等传统方法，加快投资的回收，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和扩张能力。五是重视发挥税务部门组织功能，通过WTO和双边协定等平台，帮助企业开展有关税收事项的协商和运作。如与当地政府商议设立投资工业园区、协助解决贸易争端与税收纠纷，为企业进行维权等。六是研究制订特定税收优惠政策，除上述促进企业创新、扩大规模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可对通过税收减免鼓励高能耗、重污染等企业转移到国外发展，促进企业扩大对国家重点引导地区和项目的境外投资。

4、利润形成和分配环节的税收政策：一是充分利用低税率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新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将生效，其实行的25%所得税税率，低于世界28.6%的平均税率，也低于周边18个国家和地区26.7%的平均税率，这将有助于企业对高税负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但还要进一步做好分类研究，对投资相对集中或国家倡导重点投资的领域，如果我国的税率仍然高于当地税负或高于同地有竞争力企业所在国家的税负时，要研究采用扩大抵扣或减率征收等辅助办法，降低实际所得税率，促进企业对相应国家的投资。二是修订实施分类综合限额抵免法，提高税收抵免的合理性和便捷程度。通过积极签订双边税收协议，加快推进分类综合限额抵免，并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运用税收饶让和免税措施作补充，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要进一步加快双边协议的谈判和签订速度，提高协议的地区覆盖率；同时要做好缔结时间较早协议的修订、完善工作。三是试点延期纳税和税收保全措施。可借鉴美国延期纳税与CFC法规的经验，为企业未分配利润提供“无息”贷款，对受控外国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实行先征税后抵免的政策。四是完善亏损结转及追补机制。要尽快明确企业境内外公司综合弥补亏损的政策，在继续保留亏损向后连续抵补5年政策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向前结转的途径，及时补偿纳税人的利益。五是调整会计结算和抵免申报等政策规定，明确对外投资费用列支渠道，与国际接轨，使企业方便、及时、足额地享受各项税收优惠。六是加强反避税的监控与调查。随着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不断放松管制，以偷、逃、避税为目的的资本外流也在我国呈上升之势。为防范于未然，有必要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措施（如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增强我国税收政策抵御别国有害税收实践的能力。

四、近阶段需要开展的几项工作

（一）统一认识，明确思路。全国税务系统要切实提高税收对促进对外投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思想统一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大局和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总体设计思路上来，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要齐心协力，积极创新，敢于谋划和实践各项税收政策措施，扎实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二）构建体系，完善立法。一是借鉴美、英等国做法，加速研究和制订对外投资促进法，建立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框架，采取立法手段保护和支持对外投资。二是加强调研，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税收法律体系。要加大对现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调研力度，创新税收政策和管理手段，逐步健全各单行条例法规，为对外投资提供系统、全面、透明和稳定的政策支持，加强和规范对对外投资企业的税收管理与服务。

（三）落实政策，强化服务。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用好用足税收政策。二是加强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宣传培训，不断提高企业涉外税务知识水平和政策运用能力。三是加强政策调研，为总局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献计献策。四是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加强国内外税收信息的收集与，为纳税人及时提供对外投资咨询服务，帮助纳税人协调解决税收争议，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篇10

由于70年代过于强调税制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纵向公平的功能，税制设计复杂化，税率档次多且优惠与减免繁杂，不仅扭曲了人们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而且没有达到公平目标。因为税收优惠多为富人享受。同时因税收征管相对落后，偷逃税现象严重；为调节收入分配设置的高档税率几乎无人适用，富人的实际税负有时比穷人还要低。另外，高税率与窄税基并存，使得税收收入低下，一般发展

过度依赖石油收入、改进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而改革税制的。韩国则是从长远考虑，为适应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而对税制进行改革的。

2．改革的过程和步骤不同。

如在建立增值税方面，墨西哥实行增值税是全面铺开，一步到位，对所有商品与劳务一律征收。而印度则采取了分步走策略，早在80年代末期，就对部分商品实施有限度的增值税(modvat)，但直到1992年后才逐步将覆盖范围向零售与劳务领域延伸。又如对利息收入，不同国家有不同处理方式，马拉维与牙买加，对名义利息收入全额课征，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只对实际利息征收，摩洛哥、土耳其以低利率、预扣税方式征收。

3．改革的效应不同。

无论是从宏观税负的高低、税率结构的变化，还是税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看，发展

和自由职业者实行不同办法。智利对工薪收入者由雇主在支付工资时扣缴，税率为5％－45％；同时每年将所有收入申报一次，缴纳工资所得之外的其他各种收入的所得税。自由职业者每月按收入的10％预缴，全年按5％－45％的税率估算，多退少补。在智利居住的外国人取得劳务收入后，如将收入汇出须再缴20％的附加费。外国人取得的投资分红收入若要汇出，则需缴35％的附加费。这主要是为鼓励外商再投资，防止资本外流。90年代以来，巴西在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由州政府在1％－5％的幅度内加征地方个人所得税。同时降低税率，最高税率由45％降为25％；并减少个人所得税税率档次，超额累进税率由9级简化为3级；扩大税基，取消税前各种扣除项目和优惠措施；按指数化的货币单位划分课税收入级距；逐月按工资报酬预征个人所得税。

3．税收管理权限的改革。

在税制改革的同时，对管理权限也进行了调整，各国实行的措施包括集中税权和统一税收。例如，墨西哥国家法律规定，州政府可以征税，但经联邦和州政府协商谈判，后者放弃了流转税等主要税种的征税权，联邦事实上成为税收高度集权的政府。同时，对以前独立征管的关税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将其纳入全国财政税务系统，相应建立了纳税人进口自动报关和抽查制度。

(二)税收征收管理的现代化

1．降低税收时滞，减少通胀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在通胀时期，降低征收时滞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有3种方法：(1)建立预付制。70－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采用预付制征收商业企业的所得税。(2)缩短评定期和纳税期，提高纳税的频率。在高通胀时期，对月度税采取两周预付一次的做法。例如70年代中期，智利的大企业每两周必须预缴一次增值税。乌拉圭增值税纳税期，1987－1988年间缩短了将近60天。有些国家的月度税缴纳周期，从20天缩短到15天甚至7天。(3)税款支付指数化。即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是用一种可根据一些指数如消费物价指数等进行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巴西按通货膨胀调整的税制已进行了20多年，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税收调整已成为税收文化中的一部分。1979－1987年，墨西哥主要通过缩短公司税的预付期和纳税期来增加税收，1987年后也开始实行税收指数化。

2．实行严格稽查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在打击偷逃税方面，主要是建立纳税人单一注册体制，包括姓名、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应纳税种。为使所有部门都使用同一税码识别同一纳税人，一些国家的税务机关使税码与居民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以便核对各种信息。其中智利的做法，首先是从税收征管基础工作入手，从1960年起花3年时间建立了税号制度，任何买卖都要在发票上注明当事人的税号。其次，按照gdp计算出增值税税基，乘上税率后得出估算的理论税额，然后与实际征收额比较，根据其差额估算偷逃税情况。再次，通过计算机进行稽查，稽查人员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检查。

另一个措施是加强税收审计。拉美一些国家，由于生产与收入高度集中，审计活动也主要集中在纳税大户，中小纳税人偷逃税情况严重。1979－1982年，智利等国改变审计策略，以中小纳税人为重点审计对象，增值税收入增加了56％，其中，大户增加了17％，中等纳税人增加了87％，小额纳税人增加了186％。

三、东盟国家的税制改革状况

8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先后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有效和简便的税收制度。因为旧的税制不能有效利用资源，在运作中也常失之公平。一方面，这种税制高度依赖间接税，并采用差别税率；另一方面，直接税累进性很强，免税与特惠范围相当广，使税制体系错综复杂，难以有效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持续扩大的预算赤字难以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也迫切要求建立有效的税制。

(一)引入增值税制度，辅以选择性货物税，区别对待必需品和奢侈品

税制改革前，印尼国内间接税主要有：贯穿生产阶段的周转型销售税，对烟草、啤酒和酒精类饮料等限制性商品征收的产品税和各类印花税。这3项税收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11％，税率复杂多样，销售税的税率在1％－20％之间，各种税收豁免泛滥，对财政贡献很小。1983年改革间接税体系，实行税率统一为10％的增值税，在消费阶段征收，国内消费的商品除个别外几乎没有免税和低税率待遇。但是，未加工的食品和其他未经加工制造的主要商品不在征税之列，保护了穷人的利益。菲律宾也采用了10％税率的增值税。在泰国，增值税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加坡在80年代依然采用零售销售税，但1994年也进行了以建立商品服务税(即增值税，税率为3％)为中心的税制改革。

(二)降低所得税税率，同时削减优惠，扩大税基

旧税制采用税率较高的累进性所得税，同时提供了许多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免税和特惠规定，不仅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而且使各类经济活动、投资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真实税负差别很大，影响了经济主体的决策。另外，东盟为吸引外

资和保留人才，也相应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如印尼从10％－50％变为15％－35％，菲律宾从5％－60％降至1％－35％。在公司所得税方面，印尼从20％－45％降至15％－35％，马来西亚从45％降至35％，新加坡从40％降至31％。泰国虽曾提高税率，但1992年减征了个人及公司所得税。菲律宾1998年的税制改革继续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98年从35％降为34％，1999年降为33％，2000年起降为32％。

为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缺口，相应扩大了税基。主要是削减原有的扣除和豁免，对附加福利和资本收益课税，对自由职业者、农民、商人等难以征税的群体推行估算制度。例如，印尼将附加福利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并限制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优惠。同时为增大公司税税基，削减对企业的税收鼓励，又将国有企业收入包括到税基中。菲律宾对分公司的汇出利润税，1998年由原来的按扣除费用后计征改按扣除前计征，同时实行最低公司所得税制度，按税法计征的应纳税额占营业收入额不足2％的按2％缴纳。

(三)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协调一致，消除对股息的双重课税

股息的重复课税问题，表现在对公司所得课征公司所得税后，又在公司股东取得股息后课征个人所得税。这种重复课税使经济主体对企业组织形式和融资手段的选择受到扭曲，社会遭受无谓的效率损失。东盟主要利用差别税率制、股息扣除法、股息所得免税法、股息所得扣抵法等将股息与其他收入合并课征，来消除重复课税。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税制改革

东盟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纷纷采取各种政治和经济措施以挽救经济，在财政方面实行增税减支的紧缩政策，同时也对包括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的关税和投资收益课税等降低税率。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并向imf求助的东盟国家，税制改革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核心内容在于开放国内市场，减少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

泰国在金融危机后及时调整税收政策，一方面提高汽油及一些奢侈品的税收，如规定每升汽油增收1株，啤酒增收3％，同时提高皮革服装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调整进出口税率，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从1998年1月1日起，将塑料、黄豆的关税由40．5％和5％降低为35．25％和3％，停止向海外上市公司征收15％的资本利得税。印尼的重要涉税措施有：暂免大豆和部分船用设备的进口关税，降低具有出口潜力的商品出口关税，把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由10种扩大到18种；取消对亏损严重的国营飞机制造厂和国民汽车项目的税收优惠。

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小、宏观和微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制改革，偏重于通过减税优惠，扶持本地区家庭与企业渡过困境。

四、发展

得税；缩短评定期和纳税申报期，提高纳税的频率；实行税款支付指数化，在计算税款时，计账单位不用法定偿付手段，而是用一种可根据物价指数调整的财政或税务计量单位。通过这些财政保护制度，可避免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蒙受税收损失。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实行全面征收原则。即无论什么行业，只要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劳务，就要缴纳增值税，以降低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机会，并尽可能减少增值税税率的档次。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强增值税的中性，简化对小额纳税人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