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核心竞争力

社会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懂得享受生活。广播新闻媒体应该不断创新，紧随时代进步的步伐，满足更多观众的需要。对新闻内容进行策划和编辑，创造出更多的被观众喜欢的新闻。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相关工作人员充分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新闻加以编辑和策划，通过观众的不同反应约束新闻编辑策划工作人员的行为。

争力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新闻编辑策划工作实践性更强，更加基础。广播电台作为传统媒体中的一种，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都受到西方文化影响，逐渐走向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思想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冲击，生活和未来都没有方向，广播电台有责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正确的方向。因此广播电台不仅能够引导舆论，还促进社会发展。正确引导群众，提高新闻质量，需要不断增强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的核心竞争力。第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新媒体逐渐进入到社会，各种媒体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对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进行了解可以发现，广播电台在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逐渐减少，这时就需要增强对于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力度，保证其长期稳定发展。第二，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新闻起到不同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发展，我国传统媒体在以后很有可能会向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现如今，网络上的信息存在于每个角落，我们需要选择出正确的方法，不断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第三，对于提高新闻服务质量来说首先需要提高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的核心竞争力。新闻编辑策划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将新闻内容进行归纳总结，而是需要自己从大量的资料当中提炼出精华的部分，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策划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提高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广播电台新闻做好创新策划

在最初对新闻信息进行采集时，不断进行创新，最终制作而成的新闻才能够满足大部分观众的需要。所以，广播电台的新闻创新策划对于广播电台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广播电台想要在行业间激烈的竞争当中平稳发展，需要经过不断创新提高新闻质量。在创新策划的过程当中，紧跟时展，通过特别的创新理念使新闻内容充分体现出来，不断增强广播电台新闻的核心竞争力。广播电台的前期策划能够决定听众数量的多少，还会对行业发展造成影响。如果想要将创新策划工作做好，首先就是要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通过专业培训，使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行业知识更加丰富，提高编辑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整体实力。对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以及策划能力进行培养，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主动性，增强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工作。在整个策划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不能够将自己的主观想法加入到工作当中去，而是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将真实的新闻内容传递给观众，使报道效果更好。

(二)广播电台新闻做好前期宣传

因为广播电台新闻报道本身就具备较强的实时性以及时效性，如果想要将广播电台新闻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需要通过不同的角度对新闻进行报道。在新闻播报之前做好宣传工作，前期的宣传工作能够很好地吸引观众注意力，市广播电台新闻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提高。第一对正在进行中的时事热点新闻进行集中宣传，利用反复多次播报或者是强化调查的方式进行前期宣传，对于能够吸引观众的新闻，不能够简单带过，而是应该对新闻的本质进行着重的分析，之后在对现代社会做出分析。第二利用新闻对社会正能量进行宣传，对于公益性新闻进行反复的宣传，相关编辑策划工作人员要运用多重策划方式将集中策划以及反复策划合理结合，使所报道的新闻更具深度和高度。前期的宣传工作对于后期的新闻效果起到直接的作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事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三)增强广播电台新闻意识和思维

在大众媒体广播方式正在进行整体发展的环境之下，广播电台新闻能够依照自身的优势处于重要位置，这要是因为广播电台的发展能够顺应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同时也离不开不断强化的新闻意识以及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转变。因此，对于广播电台的新闻需要不断创新，将新闻报道的传播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对于时代精神进行正确的报道。对于自己的新闻观念以及传播思维进行不断地更新，对广播新闻的特色进行更高层次的解析。在播报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利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解决。在当今社会，想要提高广播电台新闻的核心竞争力需要不断增强新闻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以及新闻敏感度。

三、结束语

当今社会，多媒体行业飞速发展，广播电台如果仍然想在长期的竞争当中处于不败之地，需要提高新闻编辑策划工作的整体素质，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换位思考，站在观众的位置上进行报道，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观众的眼球。在前期阶段做好宣传，不断增强新闻编辑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从根本上使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策划工作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提高。

参考文献：

[1]刘涛.论网络时代电台编辑工作的变革与创新[J].视听，2016(11)：155-156.

[2]杨文姜.提高电视台新闻编辑策划的核心竞争力探析[J].新闻传播，2016(1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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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核心素养，明确发展愿景

课程建设的价值导向是“以学生为本”“为了每一个孩子的终身发展”。课程是否具有高品质主要看其是否能为学生提供必需的素养发展的可能。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指出了“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课程改革新要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细化。这要求我们首先要研究核心素养，明确其内涵。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建设则指向“精品课程建设”。基础教育阶段“精品课程”广义上指学校课程的整体优化，具体则指向学校设置的每一门课程的优质化。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从课程研发到课程教学实施及至评价的持续历程；在课程管理与实践范畴涵盖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包括自主研发地方和校本课程；在课程结构上指向完备的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上指向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和必备品格，从实施效果上看要经过教育教学检验，效果显著，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学校课程不仅要在框架和单门课程上建立与核心素养的实在联结，更要能够不断凝练核心素养具体内容，保证学校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是适切的，并且学校中的每一门课程都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

此外，还应明确区域总体的发展愿景。发展愿景应展现如下要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分散资源的分享要合法化；重视对话与合作；学习是脉络化和情境化的；在实践中构造文化共同体。

区域应基于对核心素养的研究以及发展愿景，具体细化区域课程的核心目标。以海淀区为例，课程的核心目标为培养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家乡地域情感、积极道德心理品质、坚实科学与文化素养、良好体育艺术修养、勇于创新探索、富有国际视野和爱国之心的“海淀学子”。在此基础上，五一小学提出培育学生一生幸福必备的素养，为学生道德素养、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健康素养、艺术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清河中学提出“自主行动、自主参与、自主能力”核心素养目标等。

加强整体思考，做好统筹规划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指出：中小学课程改革从总体上看，整体规划、协同推进不够。具体表现在：区校课程规划滞后于实际课程建设、滞后于学生和社会发展需求，缺乏顶层设计；学段间不衔接，学科间不融合。为此，区域应加强整体思考、高位引领，整合区校育人资源，协调区校各方力量。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落实。

1.注重课程整体规划和研究

应“由改变个别课程或某一部分学科和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到面向整个学校的所有课程、所有的学科以及整体和系统进行优化”。课程结构优化首先应从学校做起。例如，人大附中构建“优化基础课程、完善综合课程、建设拓展课程、提升德育类课程”的课程结构；首师大附中构建了与学生内在发展需求相一致，有利于夯实学科基础、促进专业发展、提高综合素养、形成自主能力的“基础通修+兴趣选修+专业精修+自主研修”的课程体系。而在区域整体的站位上，海淀区启动14所小学“课程整合，自主排课”实验项目，也是从学校课程整体规划入手，对学校课程进行顶层设计。此外，开展九年一贯制课程建设和小初高一体化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对区域课程整体优化进行积极探索。

2.注重课程资源统筹与研发

区域应研发课程教材资源，并积极促进资源统筹与共享。以海淀区为例，一方面，重点研发了《走近圆明园》《中学生知识产权教育》等课程教材，供学校结合各学科落实10%实践活动打通使用。另一方面，统筹各类优质课程资源。包括每年坚持录制课改新教学课堂实录，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这些资源开展微课教学研究；通过高中协作体和跨校选修平台的建设，促进资源统筹和共享等。

3.鼓励学校自主创新促进整体优化

优化区域学校精品课程建设整体格局，还应鼓励各学校发挥自主创新能力，自主优化学校课程建设，由点到面，由先进带动后进，发挥课程建设优秀示范校的辐射引领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区域整体课程建设水平的提升。

例如，北大附中在多元自主发展的办学理念下，采用学院制、书院制发展模式，形成了“二部、四学院、五中心、七书院”的全新组织架构。高中部实施学院制，建设差异化课程体系，提供多元发展模式。成立艺术、体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心理辅导五大教育中心，面向全校开设活动课程，提供基础设施，培育发展中心社团及俱乐部。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多元、更加适合不同需求的学习方案，将高一、高二年级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规划，将高中部分设为四大学院。学科类课程分为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的行知课程、理科深入学习的元培课程、文科综合深入学习的博雅课程以及中外对比的道尔顿课程。区域内玉渊潭中学作为普通中学，也自觉开展学校课程规划编制与实施研究，经过三年的课题实践，形成了以人生规划为导向，夯实基础素养课程、奠基职业素养课程、发展创意设计课程的课程体系，引导了学校课程的整体优化。

创新工作机制，形成组织优势

课程建设走向素养化、精品化和整体优化需要突破一师、一校、一地的视野、思维和能力局限，需要有合理的组织机制和规范的制度，以保证其有序、稳步、科学地推进。

海淀区从区域和学校层面确立了五项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区教委领导下课改办计划总结交流机制：通过定期例会，分析课程建设需求、趋势和整体优化重点工作，计划行政、业务和研修部门工作要点，注重总结和经验分享，提炼和反思问题。二是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区级项目管理工作规范，实行项目负责人研究责任制，按时提交项目计划，积极组织项目研究，适时下校指导进展，组织展示与成果提炼。三是队伍建设机制：各校结合实际逐步成立课程管理部门，包括课程研究院、课程中心或课程室，对接区域相关工作，推进学校课程改革与课程建设，形成了组织优势；以重点团队建设和现场范例培训带动整体优化，提升干部教师课程领导力、执行力；以课程建设先进单位团队的经验促进整体优化；以课程建设研究成果示范推动整体优化。四是市区校联动机制：市区校联动协同贯通了市课程改革政策、理念和要求，融合了三级课程建设主体的共同愿景，搭建了市域视野下的多方互动学习交流平台，市区校各自找到了切入点，形成了协同一致的课程建设合力；区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管理、研究、指导和协调作用，学校师生则充分释放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效果与鲜活经验。五是评价激励机制：组建专家、行政、教研、科研等组成的评价组，对校本课程进行审议及跟踪改进。中小学校本课程备案审议主要审学校的课程文件，包括课程开发方案、学科课程纲要以及相关课程资源、总结、报告等。审议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反馈意见的撰写上，海淀区组织了专家支持的区域联动审议协作组，在专家指导下与行政教研科研共同形成反馈意见，重点指向实践改进，突出解决校本课程设置粗放、理解偏颇、实施随意等问题。

建立适宜标准，落实分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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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胀目标制；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得以推行。自新西兰率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始采用这一制度，　采用这一制度后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作为经济转轨国家，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困境，这使我们在考虑到通胀目标制优越性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认真思考通胀目标制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定义

关于通胀目标制的基本定义是：它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不再设定中介目标，货币当局确定在未来某时期内取得并保持的较低通货膨胀率，直接将稳定货币（保持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通常用一个低水平且稳定的消费物价指数来代表。在经济学领域，对通胀目标制给出了一个相对狭义的定义，即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是建立在一定的货币政策规则上，其中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非常重要，该规则被称为工具性规则或目标规则。

国际上对通胀目标制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Bernanke　等（1999）从描述性的角度解释通胀目标制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强调既定法律框架在通胀目标中的作用。Mishkin　（2000）等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种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尽管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究竟是一种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不管是哪种观点，至少有以下几点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具有的特征：第一，明确规定一个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货币政策操作应该有相当高的透明度；第三，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承担责任；第四，中央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

二、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尚不具备实行通胀目标制的条件，首先，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产出波动和通胀波动都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非平稳特性，经济的运行正在由一个均衡向下一个均衡转变。特别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通货膨胀经历了由高通胀—软着陆—通货紧缩—温和通胀的转变路径，产出也由经济过热走向持续的平稳增长。在这一系列非平稳的转变过程中，意味着经济内生变量（产出和通胀）的目标选择将会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处于转型中的经济运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冲击十分敏感。由于产出和通胀目标设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微小的政策冲击也会对经济的均衡转变过程产生影响。一旦在目标制定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这种均衡转变的路径和走向，很可能设计出的货币政策规则无法有效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

其次，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现有赖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信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一种灵活的通胀目标制，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最基本的条件：（1）一个明确的可量化的通胀目标；（2）一个明确的决策规则，使通胀预期成为一个可操作的中介目标；（3）央行决策的透明程度要高，责任性要强。目前我国只是第一个条件已经基本符合，第二个条件还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的一个重要研究任务，即如何根据中国经济的转型特点设计具有自身特色的货币政策规则，第三个条件则涉及央行的决策理念和决策思路的转型。对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而言，由于不需要公开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程序，不需要制定一个高度量化的决策规则，当然也就无法客观评价政策执行的效果，中央银行也就自然无需为货币政策的相关决策负责。

三、如何为未来实现通胀目标制进行改进

1.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威和可信度。保证中央银行的权威和可信度是达成通胀目标的关键，为维护中央银行的权威，有必要对中央银行进行一些改进，包括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和透明度。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不是很高，许多政策措施在实施前还受国务院相关指令的影响，直接束缚了中央银行政策职能的发挥；另外，我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此，要使中央银行保持充分的自，必须加快改革我国的行政体制，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在提高央行透明度方面，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和有关研究报告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告，以增强中央银行引导公众和市场的权威性。

2.加快我国利率的市场化进程。鉴于国内外金融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将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货币目标的有效性将被削减，利率市场化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再则，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几乎都把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操作工具。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将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我们要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

3.建立合理的通胀目标区、实现通胀预期模型的实践操作

通胀目标制的确立要求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区间，而其中的首要问题是物价指标的选取。目前，我国有消费品物价指数、工业品物价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多种价格指标，但是这些指标普遍存在产品的替代偏差、质量偏差以及新产品偏差等问题，都不能很好的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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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就产生了解释中国的想法。他最初的构想是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来研究，但西方理论毕竟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后，郑永年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但他很快发现，国外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

这么多年来，郑永年的自我期许是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政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经济国家主义

那么他是怎么解释中国的呢?郑永年首先从国家的动员体制入手。在他看来，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而西方是市场动员型体制。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说，很难质疑国家的这些功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来，总趋势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在问题出现了，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西方，政府从属于市场。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政府的一部分。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了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

在跟其他国家对比时，郑永年发现，在西方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中，尽管他们和市场之间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

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

强政府更要强社会

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郑永年提出，社会“不稳定”是结果，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的产物，也是社会和政府互动的产物。社会抗议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要寻找到社会管理的有效的方法，就必须考察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

郑永年认为，从大环境来看，中国近年来盛行不止的“GDP主义”，破坏了社会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各级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把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等。结果，这些领域高度商业化和货币化，造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的破坏。当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社会政策改革的时候，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谋取暴利的领域，方方面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改革因此没有长足的进展，更不用说是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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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中美数字鸿沟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美国《侨报》发表文章，对“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作了对比。文章说，截至2000年年中，中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590万台，平均每万人88台。美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6亿台，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是中国每万人拥有量的57倍。1995年底，美国网民数量为600多万人。2000年7月，美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37亿人，占全美总人口的一半。1995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为8万人，2000年7月中国CNNIC的数据称，中国网民数量为1690万，略高于全国人口的八十分之一。

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达到145．3，而美国1977年的指数已经是1006．9。

数字鸿沟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著名IT评论家胡泳认为，数字化经济本身造成一些输家也造就一些赢家，这种输赢的差距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外，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方面的鸿沟。如果新技术造就赢家和输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新的秩序中输掉所有的东西。还有论者认为，数字化生存我们已到被淘汰边缘。数字鸿沟的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90％多比1％多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存在一个“沟籍”的问题，不是球籍，是沟籍。事实表明，中美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如果我们对此重视不够，将会使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科技、工业、农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有可能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在网络经济中，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7年前，当美国政府大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已迅速跟进。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数字鸿沟？对此，学术界和IT业界众说纷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由国家、社会之间整体实力的差距所形成。

天极网总裁李志高认为，数字鸿沟和数字方面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信息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牵扯到包括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不足和资金、文化，还有就业、生活质量等与整体社会水平相关的问题。

第二、企业层次的信息化水平太低。

方正公司副总经理宋建东认为，利用网络技术不是取决于企业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企业的内功，尤其是企业的组织架构、岗位分析和业务流程。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跨越数字鸿沟。

第三、资本市场对于消除或者扩张鸿沟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方兴东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支持还远远不够。互联网最需要的是风险投资的支持。美国风险资金投入互联网的有400多亿美元，中国投入互联网的所有资本加起来估计还不到40亿人民币。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1999年互联网上市公司的价值是1．3万亿美元。加上风险投资的4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推动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中国如果没有这两块投入的话，根本就没法进行。

第四、缺少从事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在发展网络经济上，我们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制约，从“软件”上看，我们的信用卡体系还不发达，持卡人还很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保障和法律保障还非常欠缺；从“硬件”上看，我们的批发、零售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邮购、“目录购物”还非常不发达，因此能在网上交易的种类、规模就会非常有限，如何保证送货就更是问题。

第五、制度上的障碍。

北京大家教授周其仁认为，目前我国关于网络经济缺乏清楚、明确和简明的规制框架，这是发展网络经济的主要障碍。一些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任意扩大规制权限，导致混乱、多部门无明确规则的管制，这将使中国失去发展网络经济最可贵的时机，在亚洲和全球竞争中落伍。

上述观点各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中美数字鸿沟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充分揭示了中美数字鸿沟形势的严峻性。但是，它们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因素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哪一种因素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最佳突破口？

根据第一种观点，数字鸿沟的产生，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整体实力存在着巨大差距，而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缩短的。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数字鸿沟将会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果真如此的话，现有的数字鸿沟将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整体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余几种观点，无论是企业的信息化问题、资本市场问题、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问题，还是制度性障碍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等待呢，还是积极行动起来？是等待条件成熟呢，还是积极创造条件？这些，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网络经济是一场革命，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任何一场革命的起点，都是新的思想观念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没有牛顿的科学思想的流行，就不会有产业革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新的思想观念逐步取得领导地位时，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巨大潜力就会爆发出来，一切障碍和限制就会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迅速地被冲跨。

笔者认为，美国在网络经济上的国际领先地位，首先来自观念上的领先。政府、国会和美国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其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就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就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

中国面临观念革命

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才能与网络经济的革命性要求相适应？中美两国在思想观念上主要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数字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风险观念、动态观念、人才观念等六个方面的观念革命，应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逻辑起点。

■数字观念：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的革命性意义。对于未来任何一个传统领域，互联网都将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我们在网络经济上仍然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中国未来的命运。

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互联性。互联性大大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效率，使社会分工水平产生了飞跃，给市场和经济活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可将之称作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将随着网络的扩张而日益显示出更大的威力。互联性和网络效应对网络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它们包括快捷性、全球性、对称性、虚拟性、模糊性、知识性、复杂性、垄断性和公平性等。我们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以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

■时间观念：由于网络经济的快捷性特征，使得时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一种产品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变成主流化的产品，又可能在几个月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网络经济中强调要快速反应、抢占先机。从企业角度来说，不是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而是反应敏捷的企业吃掉反应迟钝的企业。从国家角度来说，不是大国吃掉小国、强国吃掉弱国，而是反应敏捷的国家吃掉反应迟钝的国家。

例如，美国政府率先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使80年代处于竞争劣势的美国，在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北欧和日本在移动通信上先于美国一步，在未来的移动商务经济中将占据领导地位。又如，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实力上说，印度均不如中国。但由于印度政府抢先一步对网络经济采取积极扶持政策，使得印度无论在高速计算机和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上都领先于中国。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国内软件业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印度IT出口已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远东经济评论》甚至暗示，如果中印之间在IT产业上的差距继续扩大下去，未来亚太地区将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很可能会是以印度为中心。

■创新观念：在市场变化迅速的情况下，企业要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不断主动淘汰自己的产品。创新与灵活性成为企业的生命线。有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小企业可以迅速成长为大企业。失去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大企业可能会迅速走向衰败。

在美国，创新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够独树一帜、充分表现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美国在知识产权法规的制订方面和执行方面的严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政府、企业和大学也积极为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历届政府都在科研开发方面给予企业和技术研究部门较多的资助，在制订经济政策方面也更多地向那些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倾斜。美国巴尔蒂莫大学经济学家ZoltanAcs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我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阻力较大，特别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较大的安全感和僵化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创新观念大为削弱，人们的创新能力不可能被充分激发出来。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网络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有人将中国的互联网称作“互抄网”，成千上万个网站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中国电脑市场国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技术含量并未提高，大多数电脑公司从事的是散件装配。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网络经济如何能繁荣？

■风险观念：在网络经济中，正反馈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互联性、由于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人们之间产生了频繁、迅速、剧烈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正反馈机制。最初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会由于正反馈作用而不断扩大其影响，使细微的差别最终演变成巨大的鸿沟，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崩溃。这就是网络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之一，这就使网络经济既存在巨大的收益，又存在巨大的风险。

中国网络经济兴盛时，热浪铺天盖地；网络经济低落时，处处寒气逼人。人们刚刚为巨大的收益而陶醉，随即就被巨大的风险所击倒。美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无论网络经济是冷是热，美国投资者的反应都比较冷静，没有出现极度狂热或极度恐惧的状态。正是中国在风险观念上的巨大落差，导致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持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

■人才观念：如果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使资本第一次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的话，计算机和互联网则第一次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

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上，也反映在企业的资产结构上一无形资产价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形资产甚至比有形资产更重要。由快捷性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得有形资产迅速贬值，甚至会变得毫无用处。相反，无形资产在越来越多的商务中成为主体，它由品牌、良好的客户关系、雇员的才能、业务流程与系统的内在经验等组成，对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来说，人才和教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使网络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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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 企业 文化建设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本组织特色并为全体员工所遵守和认同的价值观念。一般地，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沉淀中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道德规范、企业精神、共同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营准则和作风等的总和，其中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二）企业文化的三个层面。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企业实施经营政策与战略决策的内在驱动因素，具有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

1.物质层面，即企业的形象文化

物质层面的企业文化是其外在的表现载体，包括企业家、员工、产品、企业标识、环境等一系列外在的形象塑造，能为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企业文化提供物质基础。

2.精神层面，即企业的理念文化

精神层面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与核心，包括企业的精神、使命、愿景与核心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理念，是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企业文化的形成基础。

3.制度层面，即企业的行为文化

制度层面的企业文化是指能对企业员工的行为产生约束性与规范性作用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所遵循的理念，包括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与生产运营等理念。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功能。

企业文化综合体现了企业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工作作风与精神状态、经营思想与方式以及管理水平等，是企业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企业文化建设具有五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改革不仅会对传统风俗、观念与习惯造成冲击，还存在着行为规范、目标、价值的再取向；二是企业管理科学化的需要，一个企业要想有效规范与约束职工的行为就要借助行为准则、道德观与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力量；三是强化企业活力的需要，一个企业拥有了积极进取与向上的文化精神才能不断开拓前进；四是形成与确立现代组织经营观念的需要，只有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教育才能调动其创造性并树立正确的经营和效益观念以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五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需要，企业的精神风貌、管理风格和经营状态等能向外界提供可信赖的信息。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面对新时期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企业员工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多变性、独立性与选择性显著增强，这给企业文化的构建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

新时期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市场经济逐渐替代原有的计划经济，企业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而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调控政策并不健全，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收入等切身问题，员工的观念与意识也在发生改变，这给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企业自身实力的局限性。

一方面，一些企业政工干部老化现象较为突出而新的力量补充乏力，对政工干部的专业培训较少，使其知识储备不够、思维方式陈旧而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知识结构更新完善的需要；部分企业满足于浅显的口号式理念或照抄照搬其他企业的成功模式而没有认真研究分析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使得企业文化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三、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策略

（一）政府应提供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 不断完善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

一方面，实行政企分开以有效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依据经济信息与市场供求情况开展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构建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建立以产权为基础并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2.采取适当的扶持倾斜政策，并强化企业信用体系的构建

政府相关部门应为企业家提供在其任期内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书并提供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积极鼓励企业家带领员工不断开拓创新；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实行经营的下放以积极扶持和推进符合国家产品和整体利益且具有比较优势的跨国企业经营，积极鼓励其在国内、境外或海外市场上市。此外，政府部门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并不断强化法律制度对信用的保障作用，要严格执法以加大企业的失信成本；企业要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理念，坚持诚实守信原则并通过建立健全商业信用管理体系来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

（二）企业要深化管理和优化整合以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

1.创造理论学习的氛围并培育科学的价值观

企业应高度重视学习与体系的有机整合以向学习型组织转变，采取知识库、学习小组和各种培训方式来培养团队的合作精神，建立健全与企业文化建设相配套的各项机制并积极挖掘自身的长处与特点。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程序来确立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核心价值观，企业家应提出企业核心的理念、使命与共同愿景并使其深入到全体员工和制度中去，进而形成一个全员认同并自觉奉行的科学的核心价值观。

2.建立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与激励制度

企业应建立科学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以及时对宏观调控的信号和市场的需求信息做出反应；要依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管理方式并赋予企业管理新的内容、手段与方式；大力抓好营销、成本、质量与资金等管理以促进管理的现代化；要综合运用物质激励、工作激励、职业发展激励与文化激励四种激励方式来提升企业家与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四、小结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并关系到企业整体的发展速度与质量。21世纪的企业要想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就要综合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和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来构建形式多样、生命力强且具备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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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投资差异；农村投资

中图分类号：F1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2－0013－05

我国自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及带来的产量的上升大大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然而，随着农村改革能量的释放和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又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容对于启动内需至关重要，但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有效需求不足，直接抑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容。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拉动内需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回顾

林毅夫等(1999)认为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李实(1999，2004)认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首先，应该从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机会；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调整。王永中，(2002)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使得农民既缺乏机会公平的权利，也未得到结果公平的权利，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首先要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其次赋予农民一定的结果公平的权利。黄祖辉(2003)的研究证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世界银行(2003)认为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削减收人差距，中国早期的农村市场化改革曾迅速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陆铭、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王小鲁、樊纲(2005)的研究表明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指出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离不开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就业扩大。他们认为：教育机会不均等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给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带来的收入大于给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的收入，进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政府转移支付对接受地区的农村内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扩大的作用_。阎大颖(2007)通过二元经济相关理论阐述了市场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21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内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本地区市场化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尹继东、王秀芝(2008)通过对江西省的实证分析显示，由于转移劳动力只能得到其创造财富的较小部分，因而仅有就业转换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不能缩小，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侯风云(2004)提出并论证了一个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城乡两区域模型，从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溢出的角度对城乡发展差距进行理论解释。侯风云(2009)借鉴贝克尔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及世代之间的变动性”理论，构造了一个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其动态演化模型，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政府投入作为基本变量来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及其动态演变的理论机制，研究表明：转变传统城乡不平衡发展战略，政府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显著提高当期的农村人均收入，通过逐期传递可以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笔者认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固然和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转移、农村税费改革、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固定资产投资对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的作用，尤其是在“投资拉动型”的我国更是不能忽视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变量。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就沿着这一思路来展开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

二、我国城乡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一)农村投资和农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效益。1981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49.9亿元，2008年达24090.1亿元，不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28年间，农村固定资产增长了将近100倍，年均增速16.31％。198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223.4元，2008年达4760.62元，不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28年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1倍，年均增速11％。从上面这些数据和图1，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蓬勃生机，给农民带来实惠，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不平衡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近年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低，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距在逐渐拉大。2008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2007年增长21.3％，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低4.5和5.3个百分点，农村投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9％，而城镇投资占86.1％。如图2所示，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在这30年来总体上呈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城乡固定资产投资的这种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比较一致的趋势。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城乡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81～1989年间，城乡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投资增长和农民增收。第二个周期是1990～1999年间，城乡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这主要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以城市为中心，全社会投资呈现出以特区投资、沿海投资和开发区投资为重点，农村投资被边缘化。第三个周期是2000～2008年间，城乡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个周期里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从2004年开始，城乡投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差异扩大的速度是逐年递增的，但是同期城乡收入差距却保持相对稳定。出现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和资源在城市的集聚，城镇投资对拉动城镇居民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弱，城镇投资的边际收益经历了十几年的递增后，开始出现了递减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目前在农村投资不足和城镇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适当将资源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的增收，而且会提高全社会的投资收益。即我国现阶段投资和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帕累托改进余地。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设计和数据来源

1.城乡投资差距。城乡投资差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在以城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导致农村投资萎缩，农村经济增长缺乏有力的推动力。农村经济上不去，农民收入水平上不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2.经济的开放水平。经济开放度=FDL/GDP。经济开放度越高，地区的的收入水平也越高。但是FDI(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城镇，因此FDI的发展有利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会扩大地区差异。

3.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全社会从业人员一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全社会从业人员。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效地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4.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程度。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程度=财政收入/GDP。在目前，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经济政策都是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收入越高，政府投向城市的资源越多，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

5.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支出。我国的基本建设大量用于城市建设支出，这会有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建设大量都是由农民工完成的，这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又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又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该指标的系数取决于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6.财政支农比例。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在以城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下，总体来讲我国财政支农比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7.财政用于科教文卫支出比例。我国政府科教文卫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这一指标的比重上升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8.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从理论上来说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定义：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村居民纯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因此预计该比例的上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9.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城镇总人口，全国总人口。城市化进程总体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模型设计

为了实证分析城乡投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id=α+β1×csinv+∑yxB+ε

其中：id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cxinv表示城乡投资差异，即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B表示各个控制变量，包含经济的开放水平、就业的所有制结构、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程度、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财政支农比例、财政用于科教文卫支出比例、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水平。在回归过程中，采用逐步回归法来找出最能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异的模型，逐步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

结合表1的统计结果和统计计量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应该选择模型9(见表1)。但是在模型9中，B3、B4、B6、B7在统计上不显著，且D-W值为1.61，模型可能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在模型9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计量回归，采用逐步删除该4个指标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来看，各个指标的统计是显著的，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认为用该模型来反映城乡投资差异视角下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合适的。

(三)实证结论

1，X的系数为0，49，在1％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下，城乡投资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2.B1的系数为8.45，在5％水平上显著。由于FDI，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经济开放水平越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3.B2的系数为3.89，在1％水平上显著。我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B2的系数我们可以认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力超过乡镇企业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4.B3的系数为6.47，在1％水平上显著。政府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比重越大，政府的财力就越雄厚，但是由于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因此财政收入越多，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5.B5的系数为-0.056，在10％水平上显著。政府用于“三农”的支出，可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财政支农比例越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6.B6的系数为2.56，在5％水平上显著。科教文，卫支出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高，主要因为城市集中了科教文卫的资源。

7.B8的系数为-3.69，在10％水平上显著。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四、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当前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是限制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加大对农村的科教文卫支出，即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固然和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存在密切的关系，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村教育落后也是密不可分的。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产生高效益的保证。

篇8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篇9

1.企业中职工收入差距加大，工作难度增加

在新经济政策下，国有企业也面临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式的旧分配制度，国有企业目前实行新的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多为年薪制、级别制。由于国有企业员工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为了留住更多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国有企业在薪资分配上存在基层员工和高层管理人才的酬劳及福利差距较大的问题。当面临一些变故或疾病时，基层员工仅靠工资难以支撑，长此以往便会造成员工对薪资分配的不满。而企业工会作为员工的维权组织需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好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2.国有企业工会工作思想理念落后

随着现代企业的不断崛起以及国家形势的变化，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亟需改革。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无论是从组织结构、分配方式还是员工需求等方面，国有企业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变。然而，当前很多国有企业的工会高层领导或管理干部思想观念落后，在企业工会工作上依然墨守成规，停滞不前，依然沿用以前的制度，这样就会导致企业无法跟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从而造成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3.工会的人员队伍薄弱，缺乏创新人才

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很多国有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追求利益片面化。只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企业工会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工会组织对企业的发展没有作用，在对企业进行改革时大量削减工会管理人员，或是让一人担任多职，从而也就导致了工会组织人员薄弱，队伍力量不足。工会组织缺乏创新性人才，缺乏新鲜血液，自然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4.工会的传统工作模式难以适应当前发展形势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有企业做出了重大改革。例如企业重组、企业改制等，这加快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的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及管理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对工会工作的忽视，导致企业的工会组织无论是在理论政策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无法与企业当前发展状况相适应。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工会依然使用传统工作模式、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方法和内容陈旧等方面。

二、如何做好国有企业公会工作的创新

1.健全当前工会工作机制，并与时俱进

在现代国有企业中，由于相关领导干部对工会工作的忽视，企业对工会工作的投入资金也十分缺乏，并且在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工会组织人员不断削减，导致人员匮乏。所以，在对工会工作进行创新、提升时，首先要根据当前工会人员稀少、工作任务重的问题，健全当前的工会工作机制。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了相应的工会工作制度，工会的工作在开展时才能有理可依，有据可循，才能更好地维护员工的切实权益。另外，完善工会的制度可以实现工会工作的透明化、信息公开化、员工平等化，使企业的工会组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加强国有企业工会干部及职工的专业素养建设

为解决当前阶段工会遇到的问题，工会组织要加强企业的人员素质建设，切实提高工会组织领导干部的专业素养与创新意识。在很多的国有企业中，工会干部大都是非专业人员，或是一人身兼多职，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进行工会工作的创新。所以，当前工会工作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对领导干部的培训上，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提高工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企业可以定期开展工会干部的内部培训或讲座等活动，组织工会人员及时学习、充电。此外，企业也应该及时选拔优秀人才加入到工会组织中去，提升工会人员的整体素质。

3.积极创新工会沟通方式

加强沟通可以促进工会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能加强工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在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创新时，可以采用与地方工会维权组织加强沟通的方法。国有企业工会维权机制需要不断地建立健全，但同时，国有企业也需要借助地方工会或是产业工会等组织的协调，帮助国有企业的工会组织有效解决在进行维权工作时遇到的各种问题。首先，企业工会要做好社会法律服务工作。在帮助企业困难职工进行相关维权活动时，可以借助县、区等地方工会的协调帮助。其次，基层工会要重视典型个案的维权工作。特别是影响特别大的案件，工会组织要及时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依靠法律援助或媒体帮助等方式做好维权工作。最后，国有企业工会要集中企业内部的力量，建立一个与劳动保障部门联系的部门，重点解决企业员工遇到的各种问题，做好国有企业员工的维权工作。

4.加强工会工作的创新，提高企业的服务能力

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归根到底是为企业的员工服务，工会工作的完善不仅关系员工满意度，还关系着企业的顺利发展。所以，企业工会组织要做好创新工作，加强工会的服务能力。应实行制度信息公开化，从制度上进行完善；定期实行员工满意度评价，针对不足的地方及时进行改善。从实处做好服务工作，才能保证企业员工为企业做出贡献，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质量。

三、结束语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