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政策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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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住房金融政策；楼市波动

1 国内外住房金融政策

对于中国房地产业来说，如果没有金融政策调整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房地产市场要在近十年内得以发展与繁荣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仅有便利融资渠道进入金融市场，而且融资产品多、融资成本低。对于住房的消费者来说，则形成了广泛发达的房地产金融制度与市场。美国住房消费信贷的基本形式是住房按揭贷款。美国金融机构利用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现代信贷管理技术与方法，不断地创造新的、多样化的住房按揭贷款品种来促进居民购买住房、建房，并对购买住房者提供各种优惠，包括降低贷款利率和免税。同时，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付款、住房津贴或允许租住政府建造的低租金公共住房，形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参与为辅助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

2 住房金融政策对楼市的影响

在这样的房地产金融体系下，房地产融资单一，对商业银行信贷依赖程度过高；政策性住房金融发展滞后，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目前许多房地产金融政策及制度安排看上去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引入，但是许多房地产金融政策只是学其形而无其神。例如，中国的住房预售制度就完全是一种单边风险承担机制。即这种住房预期制度仅是根据计划经济下的1994年制定的《城市管理法》而设立的一种房地产金融政策。由于这种房地产金融制度安排留下的是计划印迹，从而使得这种房地产金融政策基本上与发达市场体系下的住房预售制度有很大差别。其制度安排更多的是考虑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防范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风险，而更少考虑购买住房居民及商业银行的风险，从而使得这种制度安排的金融风险或是让住房购买者来承担或是由商业银行来承担。由于这种住房预期制度是一种单边风险承担机制，从而使得这种制度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空手套白狼”获取房地产市场暴利的重要工具。对于这样一种存在严重的利益扭曲的房地产金融制度，2004年央行提议要取消这种住房预售制度，但遭到房地产开发商激烈的反对，从而使得央行取消住房预售制度的建议完全消失。

中国的个人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关十万八千里。特别是，在中国人诚信不足的条件下，这种个人收入证明的真实性更是可信度低。正因为，个人按揭贷款市场准入门槛低，也为制造房地产泡沫创造的条件。可以说，前几年房地产泡沫四起，就是与这种房地产按揭贷款市场准入标准宽松有关。当然，中国房地产金融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比这还多，这里仅举出一点。正因为，中国房地产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房地产中长期规则就得重新检讨当前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找出其问题所在，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3 房地产中长期规划的金融政策

首先，要围绕房地产业发展之目标，研究建立与中国住房制度相适应、符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金融制度，比如，以359号文件把投资与消费区分，就得建立起商业性与政策性两者并行的住房金融体系。这样既可以商业化的方式支持住房市场发展，又能顾及中低收入者等特定人群的住房金融问题。

其次，改革与重新确立中国新的住房金融市场。新的住房金融市场力求建立起多层次的市场，利用不同融资方式、不同金融产品、不同金融市场，来满足多层次住房融资需求。对于房地产开发融资可以依据住房的不同性质采取差异化的金融政策。但先要取消或改革现行的住房预售制度。通过这种差异化的金融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进入保障性等政策性住房建设、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围绕着房地产发展目标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这样，通过差异化的金融政策不仅能够促进房地产开发商实现政府房地产发展之目标，而且可促使房地产业实现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及行业运作提高效率。再次，加快建立现行住房贷款风险分担制度，针对性对风险高的制度安排进行全面改革。同时，要建立住房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与防范系统。加强住房金融市场信息搜集、整理、研究与分析，并给市场提高更多透明公开的相关信息知识等。

总之，住房金融政策是房地产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它应该是房地产规划最为核心的方面，因此，要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就得对当前中国现行的房地产金融政策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以此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金融支持体系。这才是房地产规划核心部分。而且，政府要借助这次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加大房地产金融市场立法的力度，通过法律方式来界定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功能及利益关系，而不是让房地产金融市场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对此监管部门要足够的关注。

【参考文献】

[1]李晓东，闫凯鹏，贺英男，吴治典.住房金融服务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理论观察，2011（01）.

[2]刘妍.宏观金融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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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仍有待提高。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核心的农村金融势必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本文将从已有文献对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关系的研究成果出发，探究促进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政策，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出台提供借鉴。

现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纵观近期文献，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阻滞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威胁。

一、相关关系原因分析

（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从2000年开始，在我国农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撤出县级及县级以下地区。从而导致农村金融供应机构以及资金供应出现严重缺口，与当时农村经济机制改革产生重大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尖锐，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积重难返的威胁。

（二）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农村金融运行环境：一是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缺乏有效的宏观政策支持；三是缺乏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四是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行业冲击金融市场

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资金。有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必要性，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四）存款保险体系不健全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因素，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防止挤兑危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缺乏相关的存款保险制度，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政策建议

（一）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因此应该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农村金融改革同时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是需要相关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的宏观政策的支持；三是需要对农村进行教育、医疗、法律等公共产品充分供应，促进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金融改革始于城市，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改革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池小萍在“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一文中提到，与城市金融相比，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地域的广阔性而导致经营管理难度较大，而使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望而却步。因此，应注意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推进的协调性。

（三）完善我国农村存款保险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良莠不齐的农村信用环境，设置强制投保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并且强化准入机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将经营效益差的信用单位排出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农民的财产安全。

（四）注重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实现小额信贷组织创新。

虽然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充斥了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但我们不能否认非正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同性质市场的存在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双方会不约而同地改善经营模式，加强管理，而最终获益者为广大农民，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

例如，进行以利润为导向、成本收益平衡、运行效率高的小额信贷组织创新，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利率的方法从多个渠道减少对捐赠的依赖。

（五）区别化对待，满足不同地区的农村建设要求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状况、耕作环境、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出台政策应区别化对待，切勿“一刀切”。比如，将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行政区的等级划分，逐层削减规模，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的深入农村，切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节省农民办理事务的成本，又能提高合作社的工作效率，从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六）完善金融所有制结构，加快资金回流

有数据显示，农村建设常出现资金运用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可规定对资金运用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要求其增加信贷资金投入，或者减少存款，或者自动退出农村存款市场。加快资金的回流，为农村的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流支持。

参考文献

[1] 周霆，邓焕民.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2]薛红，赖景生.基于城乡统筹视角下重庆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关关系分析[J].管理学家.2009（04）.

[3]彭艺，彭紫云. 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J]. 理论探讨.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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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管理;地方体制建设;问题与对策

1金融管理和地方建设金融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金融是对资金进行合理的融通的简称。而金融管理则是指在经济贸易中的货币流通、转账结算等经济活动的细节进行全面分析、规划制定和决策管理。金融管理的重要性可以在以下方面得到体现。

1.1金融管理是企业进行各项经济活动的基础

企业不只是要生产产品，最重要的是对商品进行销售从而获得经济利润的流入。其实本质上来讲，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就是通过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加上商品的销售，从而获得产品增值，获得经济效益。而这其中的各个环节都是需要资金支撑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完善的资金管理体系，那么企业的各个经营活动也就丧失了动力。而企业资金来源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原有资金等形式进行。

1.2金融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任何一个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是其经营生产的最终目标之一。而进行适当的金融管理，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生产经营在现代社会的企业体系中，作为企业的主要环节但并不是企业获得经济利润的唯一环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资、或者发行股票，在金融市场上也争取自己的席位，有一片天地。那么此时金融管理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了。这就需要企业能够对金融市场的大背景进行全面的了解才能够在投资时及时的预测风险以便做出及时的反映和控制，防止因判断失误而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

1.3企业的金融管理对企业的品牌形象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企业组成了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对于社会的经济促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良好的金融管理，是必须建立在遵守国家相关金融政策和经营管理者高瞻目光之下的合理决策，那么对于企业提升在消费群体心目中的形象便有了积极的作用。好的金融管理体系，可以为企业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品牌形象和信用级别，对企业在市场中的口碑有着良好的提升作用。而金融管理体制则是对当地金融管理界定的严格规范和政策体系，地方各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有在当地金融管理体制下进行，才能够保证有秩序地运作。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的推行金融管理政策，呈现了较快的发展趋势，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市场的变化，因此金融管理体制的转变是大势所趋。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管理的工作已经从中央具体落实到了地方，各个省市也都建立了相应的金融管理部门，但是每个省市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经济发展现状并不相同，因此也就决定了金融体制建设的独特性需求，因此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更需要完善，才能够实现经济的腾飞。

2地方建设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

2.1地方金融体制建设无法满足经济需要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采用的金融管理体制还是较为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能够满足经济的需要。随着我国金融业的深入发展，不断将金融的创新管理作为金融体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的金融管理机构对于制度的指定没有新兴的建设理念。呈现出很多不协调、不统一的各种漏洞。导致很多地方经济的情况已经脱离了金融管理体制的相关规定。使很多情况都脱离了管辖范围，增加了金融风险。而自中国入世以来，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了必然，而且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已经登入了中国大陆，可以说对我国很多地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也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很多竞争压力，目前各个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并没有针对这些跨境化、国际化的金融交易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很多情况可以说是无规定可依托、无法规可依靠。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已经跟不上地方经济的迫切需要。

2.2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全责分工不清

一个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包括了很多类型的业务和情况，但是目前很多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分工责任确立却不是很清楚、管理职能很分散。比如各个地区的金融管理机构目前还是承担着对中央政策上传下达的作用，从来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地方制度建设划分权责明显的机构部门。很多机构都没有实际职权，对于一些市场金融活动的审查也没有形成一个联动机制。省级机构一般只是从事宏观指导，而当具体责任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各个地方机构的职责相互交叉重叠，就导致了发生事情时各个机构推卸责任，政策实施时互相推诿。严重影响了地方金融体制的建设和完善。

2.3地方金融监管力度不足

金融的监管，是金融监督和管理的结合称谓。是指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对地方金融活动行为进行的监管，并对于一些不合法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罚。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的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定期定点的检查。按照一般的规定来说，金融的监管是要通过多个部门联合行动的，但是目前这种监管检查却少之又少。更多的金融机构都倾向于对于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防，忽视了很多市场上新出现的情况。比如一些新型网络贷款平台的兴起，在市场上取得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年轻人的消费周转提供了便利，但是也增添了很多金融风险，其合法合规性都有待商酌。而很多地方的金融机构对于这种类型的情况却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

2.4中央与地方管理目标方向不同

出于对职责定位的不同，中央金融管理体制和地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央的金融管理体制一般进行的都是宏观指导和调控，针对的是全国的实际总体情况，而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往往都是要结合地方经济水平和发展现状。中央的政策制定往往会因为不够了解地方的情况而不能兼顾多方面的问题。从而也就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在进行金融管理使得短期内目标会发生偏差。

2.5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一刀切

中央的监管是全局纵览，而地方的管理则是因地制宜。因此这就会发生中央政策过于死板，无法针对地方的实际情况。这种现象，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时往往要受到中央规定的限制。在付出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之后，反倒不能得到继续实施的认可。中央的管理都是自上而下的，而民间的管理则是自下而上的。中央的一刀切，可谓是多多少少束缚了地方的经济发展。

3改善地方建设金融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3.1树立正确的金融发展观

正确的金融发展观是引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只有政府管理者认识到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建设的必要性，树立先进的金融发展观念，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管理方式较为落后的现状。因此，地方金融管理机构首先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目光，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才能够为地方的金融管理提供明确的方向。同时还要在制订规划的基础之上，结合当地市场的规律，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政策，保障金融管理体制得以有效地实施。另外，战略目光一定要长远，不能局限于当下实际情况去制定短期的相关规范制度，规范制度的制定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规范制度的制定目的，除了对当下的市场进行规范之外，更是对未来的预测和防范，因此，金融管理的观念一定要转变，从狭隘的眼光上升到高远的层次上来。

3.2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边界划分

一些地方的金融管理机构，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很多弊病，导致问题越来越多，最后导致当地经济水平的停滞不前。所以，中央和地方如果想避免管理时的“博弈”现象出现，那就要明确划分管理的边界，详细地制定各自的管理职责权限，将宏观的调控作为基础，将详细的制定规范权利适当的下放给地方，可以建立“垂直监管、地方相互协调”的管理机制，形成上下的双重联动。此外，要加强不同地区的沟通协作，定期举办一些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学习经验分享会，让不同的地区能够开阔自己进行金融管理的思路；并且拓宽地方向中央政府反映的渠道，让地方的意见能够传达至中央，方便为中央了解基层信息，制定下一步宏观政策做出实际的依据。

3.3地方形成联动监管机制

地方的所有金融管理机构对于相互的合作，都要秉着认真负责的原则进行。无论是省级、市级甚至是县区级的机构，都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责任。进行合理分工，可以将资金放贷、市场调控、政策制定等进行分工管理，引进这方面的金融类型人才，加大培训力度，提升金融管理工作人员的知识技能专业化。同时，各个金融管理机构要定期形成联动机制，拒绝推卸责任的不良现象发生。在日常工作中，不要总是在办公窗口里进行规划，而是要深入金融市场，了解市场所需，群众所需，才能够进行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地方的金融管理才能够更有秩序。

4结语

金融管理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只有真正地完善、改进，才能够应变不断的市场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可以说真的是瞬息万变，日新月异。而各个地方经济水平的不同，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而如何预测、顺应趋势进行金融管理，是各个地方首要解决的任务。金融管理任重而道远，无论是目前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是比较落后的地区，都不能存在侥幸心理，都应该认真地审视目前存在的不足，切实的解决，才能够使自己的金融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合理，才能够发挥金融管理体制的最大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元广.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6).

[2]安巧玲.关于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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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金股利政策；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69-10

上市公司通过留存收益、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但持续支付现金股利将迫使企业在内源融资不足时只能依靠外部获取。然而上市公司获取外部融资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公司层面的融资约束，也依赖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状况。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发展状况将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就是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使企业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为公司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并可能最终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基于2006-201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呈现显著负相关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和意愿越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弱化企业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间负相关性，这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正面影响的作用在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普适性，而非限定于特定样本；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越多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弱化这种关系。

一、研究假设与设计

（一）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

近年来对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方向，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公司财务特征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作用。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备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等问题，致使公司在使用内外部资金时存在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了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对内部留存收益的使用存在差别，导致其依赖于留存收益的各种公司行为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与现金股利政策存在负相关性，即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抑制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实施。

（二）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

由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在获得外部资金方面需要支付高额成本，迫使企业依靠内部资金进行投资，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但是，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其中作为现代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金融必将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当外界金融发展环境发生变化时，由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所带来的融资便利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是否会对公司融资约束产生作用进而影企业响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Love（2003）的研究发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会伴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显著降低，这一结果说明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性，使资本市场变得更加完善，从而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Khurana等（2006）的研究显示现金持有与现金流的敏感性会伴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降低，进而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公司融资约束水平提供了跨国证据；Castro等（2015）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对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作用，进而从侧面说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融资约束企业对内部资金的依赖。我国学者饶华春（2009）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代光伦等（2012）通过分析国有上市企业的数据发现，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政府控制层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一是由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融资，这将提高公司内部资金储备，为公司对外支付现金股利提供了资金来源；二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公司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契约完备性的作用，为降低公司内部人对自由现金流的成本，股东会主动要求公司对外支付现金股利。另外，结合中国市场的现实背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银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而银行作为动员社会资源实现资金配置的有效金融中介，它的功能主要通过选择好项目、好企业发放贷款并有效监管加以实现（张军和金煜，2005），这就使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伴随着公司外部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企业为成功获得银行贷款也会主动提高内部治理水平。因此，与金融发展较低地区相比，在金融发展较高地区，银行作为债权人不用因收不回贷款而过于担心。此时，为降低公司内部人的成本，公司股东也会主动要求企业对外支付现金股利。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往往伴随着较高地区法制化水平的提升和较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行（La Porta等，1998），而作为投资者获取投资回报的重要合法手段，现金股利在金融发展较高地区会更加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金融发展能显著弱化公司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之间负相关性，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约束企业越倾向于实施正向的现金股利政策。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力求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以2006-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执行了以下筛选程序：（1）鉴于行业的特殊性，以及会计记账中使用的方法差异，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当年净利润为负但同时发放现金股利的样本，因为根据股利政策的净利润准则，要求企业确有盈利才能支付股利，所以对于当年净利润为负但又发放现金股利的不符合法律性限制的企业行为数据进行剔除；（3）剔除上市时间不满一年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存在IPO效应；（4）剔除总资产小于零的公司样本；（5）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变量中的连续变量进行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缩尾处理（Winsorize）。其中，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金融发展指标数据来源于王小鲁、樊纲等2011、2013年编写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的金融服罩甘。

（四）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现金股利政策。现有文献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衡量多从两方面入手：第一，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第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本文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主要通过哑变量进行衡量，如果当年公司对外支付现金股利则取1，否则取值为0；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衡量，主要采用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收益之比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融资约束。为了避免用具有内生性的财务指标计算企业融资约束带来的弊端，在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时，借鉴Hadlock和Pierce（2010）的做法，本文用sa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具体做法为：sa=-0373×size+0043×size2-0040×age2。其中，size代表企业规模，用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值反映；age代表企业年龄，用公司成立时间长短表示，该指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另外，为了保证结果稳健，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还借鉴Whited和Wu（2006）的做法，以ww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3.其他关键变量。近期的研究在对金融发展进行衡量时偏好于采用现有指数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但鉴于樊纲等编写的金融业市场化指数最近只到2011年，李杨等编写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指数最近只到2010年，而本文中所用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6-2014年。因此，在使用现有指数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本文采用王小鲁和樊纲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2011、2013）》中金融服务指数来替代金融发展指标，该报告记录了从2006年开始到2013年截至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服务指数，能够很好地与本文所选样本区间吻合。另外，为了增强文章的稳健性，本文控制了其他能够对现金股利产生影响的变量，主要有公司规模、公司盈利能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是否两职合一以及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变量的具体定义内容见表1。

dum_jrfw）、企业融资约束（sa）。从表中可以看出现金股利支付水平（div_csmar）的均值为024、中位数为018、最大值为161、标准差为029，说明样本公司中每股现金股利平均占每股盈余的24%，一半以下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占每股收益的比重不到18%，较高的标准差说明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离散性较为突出；现金股利支付倾向（dum_div）的均值为061说明样本公司中有61%的公司选择对外支付现金股利。金融发展指标中jrfw的最小值为227、最大值为337、标准差为026，说明我国现阶段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较不均衡；同时，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哑变量dum_jrfw的均值为046，说明样本公司中只有46%地处金融发展较高的地区，标准差为05也同样反映出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反映公司融资约束的指标（sa），其均值为399、中位数为377、最小值为09、最大值为85、标准差为143说明样本公司中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不同公司中的表现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表3报告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差异性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现金股利支付倾向（dum_div）还是现金股利支付水平（div_csmar），在低融资约束组均显著高于高融资约束组，说明融资约束能够降低企业对外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从侧面说明融资约束程度与现金股利呈负相关性；考察高融资约束组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企业现金股利支付倾向（dum_div）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div_csmar）的组间差异，发现金融发展较高地区企业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显著高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对应值，说明高金融发展水平下高融资约束企业会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考察低融资约束组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企业现金股利支付倾向（dum_div）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div_csmar）的组间差异，发现金融发展较高地区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显著高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对应值，说明高金融发展水平下低融资约束企业会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但低融资约束企业不论是否在高金融发展地区，其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以上结论从侧面说明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现金股利政策，但伴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如何都会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

（二）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的检验

表4报告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模型①和模型④中不考虑金融发展因素时，发现融资约束指标sa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dum_div）及现金股利支付水平（div_csmar）显著正相关，由于sa为负向指标，因此说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对外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和水平越低，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负相关；第二，模型②、模型③、模型⑤和模型⑥中同时加入融资约束指标（sa）、金融发展指标（jrfw、dum_jrfw）以及两者的交乘项（sa*jrfw、sa*dum_jrfw）后，研究发现在同时加入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及两者的交乘项后，融资约束依然和现金股利政策保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实施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金融发展（jrfw、dum_jrfw）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正相关性，说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公司对外发放现金股利。另外，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乘项（jrfw*sa、dum_jrfw*sa）均与现金股利政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负相关性，同样考虑到融资约束变量（sa）为负向指标，说明金融发展能够弱化融资约束企业降低对外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和水平。以上结果与假设1、假设2内容相符。

三、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金融发展、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的进一步分析

如果融资约束企业减少现金股利发放是受到内部自由现金流限制所采取的财务行为，那么当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较为充足时企业是否会增加现金股利发放，伴随外界金融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企业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作为公司对外支付现金股利的资金来源，企业自由现金流必将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而有关企业自由现金流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作用的研究，普遍认为通过对外支付现金股利，能够达到降低公司内部人对自由现金流成本的目的。Easterbrook（1984）研究发现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减少公司管理层可控制的自由现金流，股东可以以较低成本有效监督管理层，从而降低公司管理层对自由现金流的成本；Chay和Suh（2009）通过跨国数据用股票收益的波动性代表现金流的不确定性，研究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政策呈负相关性；Bliss等（2015）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期间具有高财务杠杆、高成长性以及低现金流的企业会降低现金股利，该结论从侧面验证企业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呈负相关性。肖珉（2010）发现我国股票市场上，现金股利有利于抑制内部现金流富余的公司进行过度投资，进而验证了现金股利政策具有降低自由现金流成本的作用；闫荣城等（2011）检验了现金流不确定性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现金流不确定性对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显著影响，但对现金股利发放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徐寿福等（2016）检验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的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越强，股利分配水平也越高，低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负相关，表明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抑制低融资约束公司中自由现金流产生的过度投资问题。

以上文献验证了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时，为了降低公司内部人对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公司会采取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那么在不同的金融发展环境下，公司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的这种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呢？我们预期金融发展会弱化公司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正相关性，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进而提高公司自由现金流的利用效率，在此背景下公司不需要通过发放现金股利的方式降低自由现金流的成本。Wurgler（2000）从资源配置方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公司会获得更多的投资体会，从侧面证明金融发展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Ang（2009）对比分析了金融机构政策实施对马来西亚和印度私有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整体上受到干预的信贷计划会严重阻碍两国私有企业的投资，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弱化政府对信贷计划的干预，金融发展能为企业提供更多投资机会；Chowdhury和Maung（2012）对比了金融发展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龉家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资；Munemo（2016）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创业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较高的国家中，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该国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从侧面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的正面作用；王伟等（2013）以及蒋冠宏和张馨月（2016）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显著促进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水平，并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投资机会。

第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市场的交易双方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Grossman和Stiglitz，1980；Holmstr等，1993），进而有动力去获得私有信息，这将从整体上提高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使投资者掌握更加清晰的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进而降低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Foster和Viswanathan，1993；Holden和Subrahmanyam，1992，1994），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此背景下会弱化公司股东通过发放现金股利降低公司内部人对自由现金流成本的动机。Asli Demirgü-Kunt和Maksimovic（1998）以及AslDemirgü-Kunt和Maksimovic（2002）研究发现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确保投资者获得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信息，进而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Kim等（2015）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发展整体上可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同时还能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国内有研究发现较差的金融发展水平是造成企业大股东利益输送、利益侵占并最终导致公司治理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不可忽视的制度因素（万良勇和魏明海，2009；谢德仁和陈运森，2009）；朱凯和陈信元（2009）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从总体上降低公司融资约束，而且能够使投资者更重视会计信息整体质量并据此决定资源配置。另外，孙刚（2014）的研究发现会计信息披露越稳健的公司，投资者给予该公司持有的现金资产更高的市场定价，并且这一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处于发达金融发展环境地区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以上结论说明随着金融发展环境的改善，使投资者更加关注稳健的会计信息，进而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

第三，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迫使公司接受到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这将有利于降低公司内部的问题，进而对公司通过以自由现金流发放现金股利的方式降低问题的做法产生替代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既为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获得企业多方信息提供了便利，也迫使公司必须面对外界更多的监督，在此背景下会抑制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公司的成本（Healy和Palepu，2001）。Diamond（1984）研究认为金融中介作为资金的直接借出方，能更好地对各种借款者进行监督且有效克服搭便车现象，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对借款企业实施监督治理作用；方军雄（2007）的研究显示伴随我国银行体系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前的审查力度差距将逐步缩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金融体系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因此，综合以上内容，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企业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政策呈正相关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弱化企业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性。

在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时，本文借鉴杨华军和胡奕明（2007）的做法，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o减去预期投资Expinv后的净额表示企业自由现金流，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fcf=Cfo-Expinv

根据现有经济学及金融学的相关文献，对企业预期投资的计算如下：

Investi，t=α0+β1Qi，t-1+β2Levi，t-1+β3Cashi，t-1+β4Agei，t-1+β5Sizei，t-1+β6Reti，t-1+Invi，t-1+∑yeardummy+∑industrudummy+εi，t

其中，Qi，t-1为企业期初的Tobin′s Q值、Levi，t-1为企业期初的财务杠杆、Cashi，t-1为年初货币资金持有量/年初资产总额、Agei，t-1为IPO年度到上年末为止的年数、Sizei，t-1为企业年初资产总额取对数值、Reti，t-1为上一年度的股票回报、Invi，t-1为上年度投资，可以分别用（年末长期资产-年初长期资产）/年初总资产、及（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年初总资产表示。本章将以上模型的拟合值作为企业预期投资水平的变量。

表5报告了针对金融发展、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回归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首先，在模型①和模型④中单独考察自由现金流指标fcf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dum_div）及现金股利支付水平（div_csmar）的关系，可以发现变量fcf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现金股利政策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说明伴随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增多，为防止内部人对公司自由现金流的侵占并降低成本，公司会倾向于对外发放现金股利；其次，模型②、模型③、模型⑤和模型⑥中同时加入自由现金流（fcf）、金融发展指标（jrfw、dum_jrfw）以及两者的交乘项（jrfw*fcf、dum_jrfw*fcf）后，研究发现在同时加入金融发展、自由现金流及两者的交乘项后，自由现金流依然和现金股利政策保持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企业自由现金流越多，公司越倾向于实施正向的现金股利政策，金融发展（jrfw、dum_jrfw）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正相关性，说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公司对外发放现金股利。金融发展与自由现金流的交乘项（jrfw*fcf、dum_jrfw*fcf）与现金股利政策在1%、5%或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负相关性，说明金融发展能够弱化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性，降低对外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和水平。综合以上，假设3得证。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借鉴Whited和Wu（2006）的做法，重新构建ww指岛饬科笠等谧试际水平，重新验证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主要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及与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并未发生变化；第二，在对金融发展、企业自由现金流对现金股利的作用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借鉴借鉴蔡庆丰和江逸舟（2013）的做法，在衡量企业自由现金流时，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营业利润+折旧-利息费用-所得税）除以总资产加以表示，并重新检验金融发展、自由现金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发现关键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同样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第三，考虑到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负相关性，可能是由两者间存的在内生性问题所导致，即：融资约束和现金股利间负相关性，可能不是因为企业存在融资约束而导致现金股利减少，而是由于支付现金股利才使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为了排除以上疑问，在稳健性检验中用滞后一期的融资约束变量（Lsa、Lww）分别和滞后一期代表金融发展的变量（Ljrfw、Ldum_jrfw）进行交乘，并对原有模型中的相应变量进行替换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关键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综合以上，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2006-201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公司财务特征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及自由现金流方面考察公司财务特征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金融发展水平，考察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以上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研究发现：第一，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呈负相关性，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对外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越低，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负相关性，以上结论说明金融发展通过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作用进而促进上市公司实施正向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并非限定于特定样本才成立，该结论具有普适性；第二，为降低成本，自由现金流越充足的公司，越愿意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基于金融发展能够提供更多投资机会、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以及提高公司外部监管力度的作用，研究发现伴随外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司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正相关性会得到显著弱化。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产业结构；金融体系；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一个产业在成长中，对外融资依赖程度越大，金融发展对其促进作用越大，所以，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工作会议决定“加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商品供给与商品需求，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为中介的信贷市场和以交易所为中介的证券市场来实现；其二，通过政府金融政策，其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一起对产业结构调整起作用。而目前廊坊市产业结构定位于“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生态型产业结构，需要金融发展支持的重要配合。

一、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的机制分析

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需要劳动力、资金、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支持，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到来，资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导致金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金融成为经济的中心，金融掌握了很多基础资源、原料、产品的定价权，这也导致了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发展使各种金融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合理配置，达到较优的效率，其对产业结构发挥着促进、引导、激励、调整作用，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越显著。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各种商业类金融机构的影响，特别是信贷市场的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的证券机构。商业银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通过存款贷款行为实现资金在不同产业间进行分配。存款的需求是基于企业或个人的流动性充裕，对多余的资金寻找投资出路，贷款的需求是基于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缺少问题，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的蓄水池，可以实现资金的跨期交易，进而解决资本的充裕、短缺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消费信贷通过影响个人现在与未来跨时期消费的构成结构，来影响不同时期产品的需求，从而促使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信贷通过资金在不同生产主体间的分配，支持或抑制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资金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流动，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达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证券机构的影响通过一级市场的发行与二级市场的交易来实现资金在产业间分配。一级市场通过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为企业筹集资金，越具有成长力、发展前景的企业吸引资金越多；二级市场通过股价的波动反映企业各方面的信息，使资金流向更具效率、更具投资收益率的企业，从而使资金支持相应企业或产业的发展，达到产业结构升级。

2.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政策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对国家公益性产业，发展初期尚未盈利的优质前景产业进行扶持。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发展初期尚未盈利的优质前景的国家公益性产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及公益性，商业类金融机构不愿为其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只能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发展。

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包括资本市场准入政策、信贷倾斜政策、利率差别政策。资本市场准入政策通过证券市场的一级市场规定与审核首次公开发行条件，二级市场规定与审核再融资标准来扶持或抑制相关产业的发展；信贷倾斜政策通过指导干预商业银行的投资信贷、消费信贷、出口信贷来实现。投资信贷倾斜用来扶持高效率、好前景的产业，抑制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消费信贷倾斜用来引导居民消费，使其消费趋向于国家规划的环保产业、朝阳产业与高效产业，出口信贷倾斜用来鼓励相关产业出口创汇，使其健康发展；利率差别政策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产业制定不同的利率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比如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打折政策。

二、廊坊市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1.金融资源总量不足。2010年，廊坊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786.35亿元，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477.00亿元。用金融深化度衡量廊坊市金融资源总量的情况，可以完整刻画廊坊市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其数值等于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当年GDP之比。2010年末，廊坊市金融深化度为3.7789，而同期石家庄市为5.5826，远远大于廊坊市的金融深化度，可见，相对于经济总体水平而言，廊坊的金融资源总量远远低于石家庄市。此外，2010年，廊坊市金融业生产总值占其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为5.75%，而同期石家庄比重为13.14%，河北全省为10.17%，相对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廊坊金融资源总量也显得不足。

2.金融信贷供应不稳定。从2000年到2010年，虽然总体来看，廊坊市金融信贷增速高于其GDP增速，但是，其中有2000年、2001年、2004年、2007年及其2008年5年时间，金融信贷增速低于同期的GDP增速。根据经济理论，金融信贷增速比经济增速高出5%，此时经济发展迅速，且波动较小。可见，廊坊市金融信贷供应不稳定，波动较大。

篇6

一、负向互动与越轨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生成的社会基础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社会互动发生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之中，各行动者处于特定角色位置从而承担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经过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应性社会行动两个环节，这一互动过程才结束。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构成了制约与影响达到各自本身目标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情境下，各行动者只有在规范提供的相互影响框架内进行社会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才能得以持续；而一旦打破了规范，就会表现出负向越轨，互动难以进行，甚至被迫中断。如图1所示。

政策性金融领域各主体基于资本供求相互联系，表现出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行动者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农村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资本的供给方，有通过出借资金获得收益的权力；中小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是需求方，有自由选择低成本获取资金的目的。在政策性金融资源尤为稀缺的条件下，供需双方博弈过程中不断互动，整个政策性金融市场呈现出卖方垄断的特征。供需双方可以选择合作的互动方式，相互配合，为达到共同目的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共同获利，还会增加正的外部性。政策性金融的倡导与虹吸的基础功能便体现于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用直接的资金投放可间接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跟随从事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放款，当资金配套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开始新一轮的投资循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行动无疑释放出信号，表明了政府的扶持决心，这是隐性的国家担保，可以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降低其投资风险。两者协同投资的结果便会降低被投资地区和领域对政策性资金的依赖。若博弈双方在互动中形成对立的竞争性关系，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运用各自权力相互排斥，会影响政策性金融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拥有的政府背景决定了其享有得天独厚的优惠待遇。一旦政策性金融机构偏离政策性目标，无视经营原则，主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越位竞争于市场正向选择机制下的投资项目，盈利算其业绩，亏损由财政兜底，必然会产生将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人为加以混淆的动机。在这种负向互动下，强位弱势群体的资本需求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资本反而会逐渐流向单一盈利目标下的投资项目。由此可以看出，行动者之间的负向互动与政策性金融的宗旨背道而驰。按照机构设立的初衷，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内在不足的工具。若其经营运作偏离了国家政策性目标，强位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发展权就难以得到保障。

从更深层次来分析，负向互动也极易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越轨行为（Deviance）。这里的“越轨”特指负向越轨，即破坏社会规范或违反群体与社会期望的行为（谢弗，2006）。与个人越轨相较，组织、机构违反规范的行为即群体越轨对社会规范的破坏更大。社会学家默顿的“手段—目标”理论认为，社会以文化传统方式界定了规范目标，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缺少以制度设置方式规定的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当规范目标与规范手段之间失衡或不一致时，越轨行为或曰偏差行为、反常行为、失范行为就会产生。政策性金融机构因其性质及定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着根本差异，业务范围理应依据明确的规范与之划清界限，充分发挥在各自业务领域中的比较优势，使金融资源的配置兼具效率与公平。在我国，有的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活动越位越轨即群体越轨问题相当突出，个别政策性银行凭借其特殊背景和特殊待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将“市场化”与“运作”割裂，将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同机构自身的根本性质、宗旨与职能割裂，不仅违法违规地同商业性金融机构展开不公平、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而且还将业务触角逐步延伸、扩张到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强调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性”本义本性，但不能断章取义地割裂政策性金融的宗旨和手段，更不能成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越轨经营并一以贯之的借口。市场化运作表层之下更亟须深层的制度设计，要解决的不单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问题，而是“可为和不可为”的难题，要从根源上防止越轨行为的产生。从约束和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行为的角度出发，为尽量减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负向互动，需要依赖一种稳定且持续的社会规范所提供的外部制约环境即法律制度。

二、法律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有效社会控制手段

个人或群体违反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行为是越轨行为，缺乏合理规则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并可能导致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社会秩序（王思斌，2010）。社会控制（socialcon-trol）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旨在纠正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机构）的越轨行为，越轨行为也是社会控制的对象。在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E.A.Ross）看来，社会控制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指导、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社会成员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在自身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发多维度、多方向性的社会行动，同时又会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为使互动朝着良性发展，得以持续，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机统一。社会控制的基本功能便在于此，它为社会成员提供符合社会目标的价值观与相应的行为模式，制约彼此行为，协调互动关系；明确规定各自利益竞争范围，调节其利益关系。另一位美国社会学、法学家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使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法律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权威、最严厉、最有效、最普遍的社会控制手段，原因在于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政权作后盾，由强有力的司法机构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这恰是其他社会控制工具不同时具备的。所以，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控制，不仅需要商业道德、组织纪律、社会舆论、群体意识，以及一般的机构条例、规章等来进行规范约束，而且迫切需要尽快上升到法律的最高层次上。法律的真正权威和效力不仅仅在于制裁，关键在于警示。

现代国家不仅越来越多地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的制约范围，而且法律的社会控制这一特点在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中也体现得尤为全面彻底和淋漓尽致，其法律制度中普遍包含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目的、法律性质、经营范围、资金来源、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内部管理和处理外部关系设定了严格的法律框架。如日本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小企业发展所需长期资金，一般金融机构难以融通时，本公库予以资金融通；《日本开发银行法》同样在第一条中明确指出：日本开发银行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长期资金，促进产业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补充并奖励一般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明文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殊的公法法人地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以公法设立的法人团体。在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商业性金融之间竞争方面，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第20条确立了不得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原则，银行所从事的发放贷款、担保债务、购买公司债券、应政府要求取得资产要求权或进行投资等业务，只有在确认它们能产生利润以保证能够有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了复兴信贷银行必须保持补充性与中立性两大原则，既要弥补商业性金融在诸多领域中的缺陷，又不得挟政策支持及政府优惠同商业银行不公平竞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明确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拨付援助机制：该银行可以从政府借入资金……可以从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借入短期资金，用于满足现金流量需要或财务省规定的其他要求。针对监管机制，《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2章则规定了：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承担则严格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职员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如日本《住宅金融公库法》第32条规定：公库的负责人在违反本法、融通法、保险法及基于上述法律的政令命令的，主管大臣有权将其解职。我国政策性银行在20多年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权力寻租、定位不准、不良贷款规模偏大、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分散，甚至出现了超越政策性业务范围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动的、不公平竞争的越轨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织、运行和决策仅依据成立之初的内部章程，缺少专门的法律，使机构运作无序，监管也无法可依。“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作为稳定、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能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越轨行为予以惩罚，并对规范行为做出正向引导。所以，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际惯例与国内立法缺失的历史教训，呼吁我国加快政策性金融立法步伐，高度重视并采用法律这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在法治的框架内规范政策性金融改革。

三、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体系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与教育功能为市场有效运转构建了一个有序的制度平台，同时提供了系统、完善的保障。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对越轨行为的事后惩戒，而应注重事前的引导与警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当前，一些市场亟须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如政策性金融立法等法律制度安排仍然缺位，我国政策性金融现行的制度规则（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章程）也已滞后于发展实践，专门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治理与运行的法律尚属空白，法律的系统性、体系性还不强。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和实现机构法治的基础，要实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政策性金融法制。法治也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政策性金融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政策性金融法治。从实现我国金融领域法治化角度来看，必须不加歧视性地将政策性金融上升到与商业性金融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重点做好政策性金融等领域的法规层级的完善和提升工作，构建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一）强化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家建设与非市场治理机制影响竞争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是竞争的规则。根据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利益学说，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情境互动中，这三种利益不可避免会产生竞争甚至冲突，运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即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决定、承认哪些利益，在什么范围内对其进行保障，如何保障。法律的社会控制最终目的便是以最小的成本消耗获得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反映出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和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并实现社会的公平合理。这就要求政策性金融立法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干预或国家治理的主体作用，通过非市场治理机制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在宏观上对社会运行进行控制，既是人们的期望，也常常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尽管社会控制并不限于国家权力，但实际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者的代名词。

（二）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制度基础和立法宗旨从认识层面承认政策性金融是纠正政府失灵、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合理性的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与商业性金融一并缺一不可。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宗旨，就是充当政府经济与社会调节管理职能的工具，专门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种形式的强位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担保及保险等方式的金融服务，补充并引导商业性金融，促进这些特殊目标群体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政策性金融的性质，则体现的是一种非营利公共性和社会合理性的属性。经济转型时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更应牢牢把握政策性或曰公共性的宗旨目标，所有经营运作手段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目标。从功能观点来看，政策性金融不单是政府财政的简单外延，而是具有信用性、有偿性和一定盈利性的金融制度安排，通过资本流动、资金有偿借贷等过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与“三农”、中小企业、国计民生领域等资金需求方建立平等的借贷关系。在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宗旨。立法宗旨是立法者创设法律所预期实现的目的。政策性金融立法，既不能偏离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宗旨和性质，也要体现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行为和保障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即权益和责任有机统一。尤其是必须坚持和体现国家政策导向与战略意图，持续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履行扶持强位弱势群体的职能，弥补市场失灵。立法还要处理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已形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关系，避免成为立法进程中的阻碍。

（三）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人治理结构法律地位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单位、组织等一定的人格，限定其在法律关系中可以独立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范围。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有明确了法律地位，才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各项活动，越过法律权限必然会受到相应惩罚。从建立目的和改革路径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属于特殊公法法人，应采用公司制，按照职责明确、制衡有效、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履行职能的不同，其中董事会成员可由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银监会等有关部委负责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行使政策性金融各领域发展改革中对重大事项决策和协调的权力，直接对国务院负责。这种管理体制下易于处理好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各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效率。

（四）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考核制度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是包括政策性银行、保险、担保、信托、投资基金、资产管理等在内相互补充的机构体系和业务体系。立法中要协调好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济关系，即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防止其业务因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发生偏离，避免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交叉重叠。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要以实现国家政策程度为基础和前提，考核体系指标要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稳健度和国家政策实现度两方面设计，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和行为。要严格区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的部分，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经营性亏损部分必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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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 金融形势 经济政策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一种良好趋势，国民产值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在这种良好的趋势下仍然存在一些经济运行上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就业率有所下降等。我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寻找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制定出解决对策和措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

一、当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

（一）出口形势不乐观

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在今年一月、二月都呈现负值，这说明我国今年一月、二月的商品出口金额出现了下降。出现这种现象，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春节假期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全球的经济形势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15年，全球经济整体出现萎缩状态，各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量都有所下降，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在去年的商品出口量占全世界总出口量的12.3%。而在今年年初，这一比重则达到了13%[1]。但是这并不说明我国的出口贸易有所好转。相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开始大力扶持制造产品出口，出口贸易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各个国家正在从疲软的经济形势下恢复过来，在出口贸易上对我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要积极寻求出口贸易的新出路，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需求会出现增加，我国必须抓住这一良好机遇，与欧盟、韩国、澳洲等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促进我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我国政府要对出口贸易予以扶持，加强出口贸易管理，对外贸企业的税收采取优惠政策，降低我国出口贸易的压力。

（二）投资增速大

从我国的投资形势来看，今年年初的投资增长速度有了明显增加，比去年同期上涨了0.2各百分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增长了2个百分点，建筑项目的投资总额增长了9.4个百分点，工业产品总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8个百分点[2]。这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逐步调整和优化当中，企业在扩大产品的生产小说规模的同时，也在积极利用各项先进设备和技术，提高企业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产品生产水平的提高，大大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和投资增加，比如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等。

（三）消费能力增长

由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用于基本生存之外的花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巨大消费潜力的合理挖掘，能够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发展。我国在今年年初推行减税政策和支持产品创新的政策，这大大提高了我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让服务业得到了良好发展。政府的这种行为，伴随而来的是我国人民消费能力的大大提升。我国目前城镇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居民的意识发生了转变，消费意识大大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基本生活需求更多转向其他需求，这就为服务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二、我国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

（一）财政政策方面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形势来看，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政府的当前目标是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下，不要让财政赤字的金额超过2.18万亿元这一数值。我国政府要从财政预算着手，通过调整财政预算的分布，来控制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督促我国的各项产业向着高科技、智能化、全自动的新型产业转变。为了降低我国的财政赤字，我国要对民营企业和小型企业采取减税政策，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减轻其发展负担。我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财政预算的分布不均衡，前半年少后半年多，这不利于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调节。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方面

我国的信贷行业近年来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贷款的利率逐渐降低，信贷业务的运营水平比较低，这是由世界上复杂的金融形势决定的。面对这种形势，我国要采取比较稳定的货币政策，让信贷业务的增速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提高信贷业务的运营水平。政府要尽量避免通货膨胀，维持汇率的稳定，确保我国货币的价值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如果货币政策太宽容，就会由于溢出效应造成泡沫经济泛滥，资产价格虚高，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三）加强投资有效性

在2016年，我国要将投资增长的速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加强投资有效性上。首先，我国的财政预算中要挪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固定资产项目的建设当中，优先完成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其次，各级政府要加强债务管理，限制置换债务的数额限度，避免由于政府债务而产生经济风险。最后，我国政府要放松对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发展薄弱的环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加强投资有效性的过程中，我国政府要始终坚持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发展，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与执行情况。

（四）扩大房地产需求

房价的居高不下，不仅是困扰着我国人民的生活问题，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过高的房价给买房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抑制了人民的购买需求，不利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此，我国应当适当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提高员工住房公积金的金额，或者降低二手房交易的税费，刺激人们的购房需求。我国要积极抑制房价上涨的速度，建设更多的保障房来缓解房源紧张的状况。

我国的经济形势与世界金融形势息息相关。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要积极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加强投资的有效性，有效带动资金流动和行业发展，扩大房地产等行业的需求，降低金融风险，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涛.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J].金融纵横，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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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小企业 融资 创新 发展

从紧货币政策通俗的讲是：政府认为在外流通的货币太多，希望能减少一点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紧缩货币政策一般是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通过加息来抑制消费增长，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货币从紧政策不是指减少规模，而是针对部分产业的信贷纪律约束。在货币政策紧缩的大环境下，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对中小企业的生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面临转型就得加大资金的投入，尤其是质量、环保等方面，假如后续资金跟不上，企业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的实施等等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资金的需求会增大。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备受关注。事实上，即使货币政策不紧缩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也不容易。融资难从中国中小企业开始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对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中小企业的融资就显得更为棘手。

一、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美国政府将中小企业称为“美国经济的脊梁”；日本政府认为：“没有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日本的繁荣”；韩国则把中小企业视作“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现有经济中，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容忽视。

1.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国际上的一些调查显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主体。“十五”期间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吸收就业的能力通常达到全社会就业水平的70%～80%。中国人口众多，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特别是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突现重要。

2.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增长65%以上由民营经济贡献，而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在国外，东亚“四小龙”主要依靠外向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非常发达的美国与日本，其中小企业的数量也占98%以上。

3.增强市场效率，有助于改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形态，而完全竞争的条件之一是市场存在众多的企业。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能提高市场效率。市场发展证明：除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外，由大量中小企业和少数主导性厂商组成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比仅由少数大型企业组成的寡头市场结构更有效率。

4.科学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据统计，20 世纪的主要发明中超过60%是由独立的发明人或中小企业作出的。企业对创业者的激励，小企业比大企业力度要大得多；同时在创新失败的风险约束上，小企业更强，在推进技术创新方面，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具优势。

二、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的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关键在于,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而中国的银行信贷机制,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机制不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运作的规范性不强与商业信贷政策执行之间的错位、中小企业贷款的高利率与银行商业性操作的客户选择等,也影响了中小企业融资。相对于主流贷款业务而言,中小企业贷款普遍金额不大,这和银行本身的发展思路是有冲突的。很多中小企业渴望得到信贷资金，但是担心办贷或还贷手续繁冗，而不敢轻易找银行贷款，这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有的企业还贷意识薄弱,这样使银行在贷款发放时保相当持谨慎。

2.企业信用观念较淡薄。信贷是一个“信用”产品。有些企业获得贷款后，可能还贷出现财务困境，从而产生不良贷款，企业的信用有了“污点”，再次向银行贷款时就必然要被“特殊”对待。银行选择对企业放贷，要考察企业的综合实力，或者说企业提供的项目是否具备可投资性。银行是否借钱要靠贷款人的信誉程度来决定，是否愿意与申请贷款者建立信用关系。在整体金融环境成熟的条件下，企业的还贷意识和金融知识也有了质提升。但是中小企业从创办之初就面对贷款难的困境，对银行所要求的信誉记录很难具备。

3.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很大。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根据风险定位，贷款利率可能比较高，中小企业一般不能承受这样的高资金成本，而且中小企业可能没有高价值的资产作抵押品对还贷提供保障。

4.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动力不足。规范的银行的贷款程序是非常复杂的。贷款前期要对企业做财务、经营、管理等全面调查和了解，然后要进行风险评估，以后还要进行企业经营状况的跟踪。银行对所有企业的贷款，都必须同样地履行这一套复杂而又繁琐的程序。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一般不完善，会计信息可能不准确，透明度或许不高，会给银行的贷款增加更大的风险的同时，也对银行的信息管理方面带来进一步或更大的成本支出。对金融业来说，对中小企业贷款，比对大企业贷款的成本大得多。因此，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不会积极、主动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三、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法规支持

由于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中小企业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政策及制度安排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以下政策法规有效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1.《中小企业促进法》中第十五条、各金融机构应当对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努力改进金融服务，转变服务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和组织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第二十条、国家鼓励各种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第二十一条、国家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互融资担保等条款，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政策依据。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对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基本架构与实践模式做出了具体规定，正式标志着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入制度建设与机构和体系完善建设阶段。

3.《物权法》明确规定，在应收账款上可以设立质权、用于担保中小企业融资的规定，为企业担保贷款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使中小企业以往被压占的大量流动资金获得了市场价值。目前我国企业5.5万亿元的应收账款总量，已占企业总资产30%左右，更占大多数中小企业资产价值的60%以上。

4.《票据法》的颁布实施之后，1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出台鼓励商业汇票发展的政策以来，票据融资方式客观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5.国务院有关部委已《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有关金融机构应尽快修正过去的“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等科目，增设“中小企业贷款”科目，正确、及时汇总数据，把握银行系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动态，为国家提供决策咨询。

四、中小企业融资对策

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不能局限于商业银行的间接信贷上。国际上也不断有一些新的方式，逐渐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从间接融资的角度，许多国家和地区尝试成立中小企业银行，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政府会给一些特殊的政策扶持中小企业银行。美国政府每年还对进行社会投资信贷的银行进行评比，公布中小企业贷款比例较大，或增长较快的银行的排名，提升这些银行的社会形象，鼓励银行的支持中小企业的社会投资行为，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有的国家，政府制定相应的规则，规定各大银行设置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信贷比例，推动商业银行的社会投资性质的信贷。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条件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深化中小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综合素质，改善其自身融资条件。 中小企业很难吸引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企业管理相对薄弱、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经营者素质较低等弊端。中小企业融资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深化中小企业改革，加快中小企业结构调整，提高经营者素质及其管理水平入手。首先要加快企业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通过运用现行产业政策引导积极发展高新尖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同时着力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产品和特色产品，以彻底改变中小企业产品的雷同性，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无序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水平；其次要努力提高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知识业务水平，加强个人综合修养，以适应现代生产和国际竞争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中小企业自身也要切实加强其内部管理，完善财务制度，端正信用行为，提高自身的信用水平，为企业融资打下良好坚实基础。

2.大力改善信用环境。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贷款机构内部信息处理的问题，但在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情况下，靠单个银行或企业难以解决融资问题。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当局和各级政府部门都应该有责任有义务有信心为信用环境的建设做自己的努力。

3.引入发展风险投资。引入发展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引导社会闲散资金通过富有经验的专家管理，投入到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中，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既能帮助居民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又能使融资主体多元化，以获取更多的资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风险投资一般情况下不参与生产经营管理，它进行监督管理、资源整合提供服务、扶持企业上市等等，通过上市、购并、重组、转让、回购等方式推出投资，通过服务增值获利。风险投资在我国已经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引进及成长期，在政策制度和操作方面，可以说是较为成熟的一种融资方式。风险投资最适合于产品或项目科技含量高，具有高发展空间和高市场前景的中小企业，在企业创业之初，或者在产品研发阶段和市场进入前期，急需资金之际，这是一条比较好的渠道，利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可以尽快启动。

4.银行业积极为中小企业开办创新融资产品。向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目前很多银行也推出了针对性的融资产品，如中国银行的“中小企业融资百宝箱”、农业银行“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招商银行的“点金物流金融”等。这些融资产品有效的解决了企业融资问题。比如招商银行的“点金物流金融”，该产品体系涵盖了内外贸一体化的融资服务需求，也就是说，无论是内贸与生产的采购、销售，还是进出口业务的采购与销售，中小企业客户都可以选择到标准解决方案，并可以找到个性化的专业产品获得全面供应链融资支持。该产品立足于盘活沉淀资金、提高资金流转效率、降低结算风险、提升企业价值，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合作，整合创新内外贸一体化服务体系，创新设计五种模式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比如渣打银行还联手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那些走出国门的企业共同提供包括项目融资、付款及收款服务、贸易融资、环球市场产品等在内的金融产品及解决方案。

5.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当前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时期，直接融资应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巨大的空间。比如，纳斯达克设置专门的小市值板块，不少中国的网络公司早已在那里挂牌上市并得到发展；香港的创业板已经有许多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资本市场2005年也设置了中小企业板，至今已经有百余家公司上市融资。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苏宁电器在中小版上市后，成功融资，成为电器销售行业的龙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突破口，有优势的企业应该从资本市场着手。

参考文献:

[1]田治威 陈晓倩: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其对策.管理科学文摘,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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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 贸易顺差 社会保障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11-08-03

认识中国经济要立足全球化背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的分工和市场体系中，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经济得益于全球化，中国也可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大门实际上很难再关上。中国的生产、贸易、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现在都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源。我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和规划，必须有全球视野。

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供应链中，中国出口是一个大亮点，同时中国也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有色金属、大豆等农产品和原材料。认识中国的经济成绩和问题离不开全球市场，分析中国的价格和经济中的问题也要从全球市场分析。如果我们的电便宜，就会有很多厂商把最费电的工厂建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油价低于国际油价的幅度比较大，就会发生香港的卡车到深圳和广州加油的情况，甚至会发生向外走私成品油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定价政策必须考虑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劳动生产率。中国一直讲有一个无穷的蓝领工人的供给，现在这个供给慢慢地近似于均衡。这些蓝领工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三年，全国各地的工资都有所增加，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供给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长期累积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供给发生变化时的一次全释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03-05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从05年到现在差不多每年农民工的工资能够涨10%左右，所以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下表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1978-2005）。我建议大家仔细分析中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样细分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今后制定政策、发现商机和稳健经营打下坚定的基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表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 1978-2005）。最近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是正的，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营机制和管理能力变化的综合指标，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块多出来的产出，如果多出来的产出是正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正的、增长的。它特别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有潜力、是否可持续。建议大家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中国有“成长中的烦恼”。比如投资过多、储蓄率高、顺差大、税收增长率远高于消费增长率、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唯独环境污染在哪儿都是坏的）。但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些“成长的烦恼”的度，就有可能变成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处理好。

市场已经对不均衡做出了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看上去是价格变量的调整，背后都是经济变量的调整。这两个价格都是对不均衡的一种反映。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很多综合政策。其中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涨价和升值的压力。我们的产品中有很多外部的污染，负的外部性的增长没有包含在产品的价格中。如果加大环境的执法力度和对环境的保护，使这部分治污成本由企业承担，那产品价格肯定就高了，所以看上去升值的压力是价格的调整，但它背后反映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是整个经济体调整的必然反映。如果加强劳动保护，实行最低工资制，给农民工也上三险，这些都会在成本和价格中有所体现。既然是市场的选择和调整，那我们对这种调整就要有正确认识、要有平常心，要看到调整的必然性和价格调整背后经济体实际变量的调整。一件小事的背后实际上是价格和体制问题。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就会更加理解价格变量的调整。

大额的贸易顺差并非常态。我认为贸易基本平衡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才有利。如果是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第一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也不是常态。经济学家也很难论证大幅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长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只有在最近三年贸易顺差在GDP的比重才越来越大。所以，如果顺差占GDP的1%、2%甚至3%，这都是正常的。但如果超过GDP的5%，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很多出口导向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在它们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也并未呈现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日本是典型的贸易顺差国家，美国有99年的贸易顺差，但目前日本的顺差也仅占GDP的1%-2%，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予以重视。

过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说中国有两大隐性的财政赤字，一个是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第二个典型的财政赤字就是社保欠帐。十年前，我们的银行确实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十年前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经过97、98年以来的银行改革，特别是最近五年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成功上市后，大幅度减少了这些银行的不良资产、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转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这些银行的竞争力、知名度、服务水平和内部管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整体上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从超过30%降到了一位数。正是由于这些坚决的改革，抓住了机遇和时间，使得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有评论说，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改革中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他们的股份增值了多少。我觉得这种计算多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这种计算要更加全面，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境内的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的公众持股人的股权增值情况。在刚才我说的中、工、建、交中，国家控股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控股的概念不仅仅占简单的多数，而是占了绝大部分。除了国家控股以外，还有社会保障、有境内投资者以及境内外以境内为主的公众持股人。如果要计算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赚了多少，你可以有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要乘以一个很大的数，就是国家、社保、公众持股人和境内战略投资者。如果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其他转轨国家以及发生危机的国家比较，就会看到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坚持了国家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实际上是使得机制更加顺畅、更快地改变预期、更快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使得市值和市场预期发生较大变化。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是可以讨论的。但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拉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国家，他们在处理危机中外国资本占银行股的比重，都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对银行改革要有基本的判断。

根据这个判断，我认为现在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天赐良机。当前税收好、股市好，应当抓住机会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权充实个人帐户。我以前做过一个“转型名义帐户”的社保总体方案，我认为抓住这个时机大大充实个人帐户是非常好的。在转轨国家，把股票分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股票卖出，所以这些股票短时间内聚到了寡头手中。如果我们用国有股权的一部分充实养老帐户，这个股权是一个组合，而且有利于收入分配和低收入群体。而且老百姓不能马上卖这个组合，必须等到60岁才能开始拿回他的钱。这些钱可以一次性，也可以分月拿回。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设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要抓紧时机把这个事也做好了。这样中国就能够解决另外一个隐性的财政赤字。如果我们把银行不良改革的隐性赤字控制住，再抓住一个改革的机会把我们社保的欠帐、个人帐户的空帐户充实，那10年以前观察家们批评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性财政赤字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积极推动资源价格的改革。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改革可以促进节能减排、减少浪费。但改革在一定的时点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如果总是推迟改革，扭曲会逐步累积、损失更大。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对一些局部的问题可以考虑通过财政的办法来解决。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以物业税为例，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都提到要实施开征土地规范的物业税，它可以稳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有了物业税后，地方政府可以不搞工业也能有税收，并且有积极性搞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物业现在非常复杂，全国非常大，物业税的实施可以采取中央决策、省人大通过法规、县市具体征收等可操作的原则，应当加快物业税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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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逆周期政策 审慎监管 经济

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counter cyclical policy)的概念已经被正统经济学边缘化很多年。金融审慎监管和流动资本的无息存款准备金是目前最新的逆周期工具。使用这些政策工具的目的是平滑国内经济繁荣萧条的周期和新兴市场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模式。

诚然，许多研究表明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实施顺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但也有研究表明美国在2003年至2007年问大规模实施顺周期政策，导致金融系统所积聚的风险成为08年金融海啸的背后主要力量。

因此，我们清晰的认识到，在大萧条时期，逆周期政策已经强势归来。本文主要回顾逆周期政策在印度和巴西这两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经验。Reddy and Villar(2010)关于印度的研究表明，逆周期政策在缓和信贷泡沫和避免国内证券组合资金错配上表现出色。Barbosa(2010)则向我们展示了巴西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所实施的一揽子逆周期政策。

一、印度经验

实施逆周期政策前印度经济状况如下：第一，宏观经济在较长时问内保持稳定增长；第二，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保持强劲增长，资本回报率高于业洲其他国家；第三，信息技术的出口保持强劲有力的增长；第四，财政赤字持续高企。

印度的逆周期政策包括以下：

第一，印度央行于2000年整体利率呈下降趋势时，为印度所有商业银行的投资组合做了利率上升期背景下的压力测试，并要求银行建立投资波动准备金。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将投资分为以下三类：长期持有(Held to Maturity)、可供出售(Available for Sale)、可供交易(Held for Trading)。

第二，当消费者拥有较多信贷和股票时，消费者信贷和资本市场的风险暴露权重比由100个百分点提高到125个百分点；当注意到房价急剧上升时，银行对消费性住房的风险暴露权重由100个百分点调整到125个百分点。

二、巴西经验

全球背景下的信贷困难导致国内信贷供给的急剧下降，同时也给巴西国内经济造成沉重的负面打击。商品价格的下降和世界贸易流通的减缓也对巴西的出口造成伤害，同时造成大量资本外逃，致使雷业尔兑美元汇率在2008年底一路走高。货币的贬值，流动性限制和下降的国际需求导致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一路下挫，导致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的急剧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巴西的GDP下降了4．3％。

巴西政府应对信贷损失的直接措施是为国际和国内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了对抗贬值以及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限制，巴西央行使用国际储备在现货交易市场出售美元并且为巴西出口提供临时信贷便利。国内方面，巴西央行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并于2008年底为货币市场提供了相当于GDP3．3％的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下调避免了金融危机的深化，但仍不够增加巴西企业和家庭的信贷供给。为解决这个问题，巴西财政部为巴西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相当于GDP3．3％的特别贷款便利，后者为流动资本，中小型出口企业提供了一些特别贷款便利。

货币政策的实质必须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弥补，以避免存货的过度堆积。为了避免区域层面的顺周期财政政策，逆周期财政政策也包括财政收入从联邦政府到州或者自治区政府的转移。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