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法实施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土地承包法实施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林权；用益物权；森林资源

        

        森林资源具有稀缺性，经营森林资源能够产生环境性利益和物质性利益。中国的“林权改革”因林业生产经营主体对森林资源的物质性利益需求而推动，而林权法律问题则随着“林权改革”的展开而凸显。法律制度本应通过明晰、具体的规则，构建起权利和义务体系，对资源利益进行公平和合理的分配。

        

        但是，就森林资源而言，我国现行法律尚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18、119条规定了自然资源由国家或集体所有，允许单位和个人对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为体现这一原则，物权法在用益物权一章中专门针对矿藏、水流、海域、滩涂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收益创设了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养殖捕捞权(第122、123条) 。但对自然资源的另一具体形态--森林资源的使用收益，却没有相应的权利规范。因此，从理论层面研究林权的界定、分析其法律构造，对于立法中创设林权，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林权现象及相关法律规范检视

        

        (一)林权现象的产生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森林资源属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在具体的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林农、林场职工等各类非所有人利用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事实，尤其是在林区，森林资源更是当地群众赖以为生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些事实上的利益主张依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社会观念，完全可以认为是“特定主体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因此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发展为权利现象，如林业生产中所谓的林木采伐权、林下资源采集权、林业资源补偿权、景观开发利用权、林业资源抵押权等等，这些权利现象作为民事利益的具体体现在现实中存续并运行着。诚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法律只保护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中，“民事权益”当指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但是，这些有待权利化的民事利益往往边界不明，法律保护和救济的方式不足，难以对抗行政权利的干预并极易造成法律调整的错位。由此可见，林权法律问题来源于实践，在立法上有效规制林权及其行使规则是现实的需要。

        

        (二)现行法中的相关规范检视

        

        我国目前尚无任何一部法律完整、明确地界定林权的内涵、外延。现行法中有关森林、林木、林地或森林资源权属的规范散见于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中。对这些规范的检视与反思，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科学界定林权概念。

        

        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该法第23条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章沿袭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在该法第124条、125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同时，该法第127条重申了各级政府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从文义解释的层面看，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可以推断出：“林权”即“林地承包经营权”，亦即林权是对“林地”的权利。

        

篇2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两个问题：分割的客体即征地补偿费的内涵和农地承包者参与征地补偿费分割的理由。

一、征地价格在集体内部分割的讨论前提

（1）征地补偿费的内涵

按照《土地管理法》（1998年）的规定，征地补偿费应该属于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包括地上物及青苗补偿费。随着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关于征地的补偿有了新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已经提出了“统一年产值标准” 和“区片综合地价”的概念，国土资源部也相应的出台了《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等一系列的文件，初步规范了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市、县行政区域为主），综合考虑被征收农用地类型、质量、等级、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以前三年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价格为主要依据测算的综合收益值。统一年产值标准是计算征地补偿费用的主要依据。征地补偿费用在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区位、当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原征地补偿标准等因素确定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倍数进行计算。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下简称征地区片价）是指在城镇行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原则上不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地区片价测算范围重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但各地可以根据征地需要和实际情况扩展到城市郊区或更大范围。

（2）承包农户应参与征地补偿费分割的理由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推动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这部法律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推动了承包经营权由债权性质向物权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了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其中流转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进行，并且流转所得收益完全归承包人，任何人不得侵占；承包人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剥夺，可以依法继承。通过以上的表现，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土地承包法》延续并提升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进程，经过《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改造,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成为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权利，在征收过程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就显得顺理成章。

二、征地补偿费在集体与承包农户之间合理分割的讨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征用时给予足够的补偿，这一点是有其法律依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怎样补偿。”现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参照国有出让土地中政府所得的纯收益占土地成本价格的比例确定集体对征地价格的分成比例。

第二种是按照《土地管理法》中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的比例进行分配。法律规定征收农地的补偿包括三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第三项与地价无关，前两者构成完整的征地价格，土地补偿费可以理解为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安置补助费则可理解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例如，若土地补偿费取最高倍10倍，与安置补助费两者之和取最高倍数30倍，则可得安置补助费为20倍，即集体与承包经营权人的分配比例为1:2。

第三种观点：对于土地补偿费，其中集体所得到的应该是其每年所得的承包费的资本化，其余的部分全部归承包经营权人；对于安置补助费，是为了确保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充分考虑土地的就业效用，社会保障功能效用而确定的，应完全归属被征地农民。

对于以上的观点各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观点，它是以国有土地出让为参照，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土地制度与国有土地制度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受到相当多的限制，这种做法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生搬硬套的嫌疑。

对于第二种观点，其政策性较强、有相关的法律支持，而且承包农户获得的部分高于集体所获得的部分，也是符合在实行永佃制时，通常田底权价格高于田面权价格的理论。（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的《永佃制》条）但是，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首先，这种方法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集体所有制实质上是一种共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这里的集体共有应理解为按份共有，区别于“共同共有”，换句话说，即每个农民都对本集体的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权，所以，将相当于土地所有权补偿的土地补偿费全部归属于集体是不公平的。

笔者基本赞同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综合考虑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同时又兼顾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征地补偿费在集体内部的合理分割

首先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看，承包农户已经成为独立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独立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独立于土地所有权主体，使征地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进行单独被偿显得非常必要。

再从农地纯收益的分配情况看，农民在获得其承包土地收益的同时，由于集体有权行使该组织的土地的受托管权，使其也享有一定的收益份额，也就是说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分别享有一定的所有权份额。集体经济组织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享有的份额表现在其作为发包方，每年要向承包方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而剩余的农地收益则完全归承包方自己支配。国家征收集体土地给予一次性补偿的实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按照产权经济理论的观点，这个价格相当于该宗地所有权的交易价格，只是这里所有权的变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公益性，其交换价格与市场上讨价还价确定的价格相比更加理性，同时这个价格不同于该宗地农用地属性的所有权价格，也不同于其建设用地属性的所有权价格，而是依据前面提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而确定的。按照上面的分析，集体只能从这个征地价格中获得相当于其每年向农民收取的承包费的资本化部分，剩余的部分应完全归农地承包者使用，这个剩余的部分分配给农地承包者的实质就是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货币价值。当然这里的补偿并不是单纯的指货币安置，而是指这部分的受益者为农地的承包者，它可以包括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等多种途径。

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征地补偿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时给予的所有补偿之和（除地上物和青苗补偿），至于怎样确定合理的土地补偿标准，这也是一个讨论的焦点，但属于另外的命题，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总之这个补偿价格要保障以下两个条件：“不降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同地同价”。

对于集体内的未承包土地，由于这些地块由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经营，因此该集体经济组织应获得与其过去每年的纯收益额资本化相当的征地补偿费，同时，农民获得的部分应为总的土地补偿费减掉该集体经济组织应得的补偿费的剩余部分。按照农民等额占有集体土地的原则，再将这个剩余的部分平均的分配给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

当然，这里提到的农地纯收益并不是其实际的收益，而是农地的客观收益，它排除了由于经营水平、种植品种选择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剔除工农业“剪刀差”等的负面影响，使这个纯收益的确定能够真正体现农地的收益价值。

这里的分割方法除了以上的理论依据外，还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的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同时，由于农村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问题的增多，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成为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并于同年9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针对不同性质的补偿费用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请求支付土地补偿费应予支持。

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结合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不同性质，《解释》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

1、承包地被依法征收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的，应予支持；

2、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但需要统一安置的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安置补助费的，不予支持；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征地补偿费的分割中，集体应当得到的是其每年应得收益的资本化部分，扣除这部分之后的全部征地补偿费应该足额分配给承包农户。

（作者单位：廊坊市国土资源局安次区分局）

参考文献：

周 诚：《农地征用中的公正补偿》，2003年9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版。

蔡运龙、俞风庆：《中国耕地问题的症结与治本之策》，《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第3期。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省略 ，农业部信息中心，2004年9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

篇3

调查机关：自然资源局

承办人：XXX XXX

调查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2021年4月12日

当事人：XXX，系XXX居民，身份证号码XXX，任XXX扶贫专业合作社法人。

调查情况：XXXX年XX月X日，XXX扶贫专业合作社因建设需要，从XXX手中转包了1.65亩土地，并签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准备用于建盖养猪场。

2020年11月18日，该合作社到XXX人民政府办理相关设施农用地用地手续，XX人民政府经核实于11月18日同意备案并出示《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乡农设备〔2020〕第01号），备案选址界线总面积1143.19平方米（旱地336.87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75平方米；其他园地806.32平方米），使用年限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1日。

2020年11月25日，该合作社开始建设生猪养殖场的猪舍和生产用房等相关设施，到2021年2月份已基本完成建设。

2020年2月16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在开展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巡查时发现，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实际建设界线与《设施农用地备案表》（子里甲乡农设备〔2020〕第01号）不符，超占了201.68平方米，且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情况。

2021年3月29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向我执法监察大队移送线索。

2021年3月30日，我执法监察大队连同昆明宇恒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核查线索并进行现场勘测，经核查，该生猪养殖场确实存在超出备案范围线建设的违法行为，实际建设地块总面积1046.18平方米（旱地422.85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5.04平方米；其他园地623.33平方米）。通过套图对比分析，超占土地面积201.68平方米（旱地180.78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3.29平方米；其他园地20.90平方米）。

案件分析：XXX扶贫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62人，涉及农户62户，其中建档立卡户53户，涉及贫困人口231人。在增加群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案件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之规定，该合作社已构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事实。

以上违法事实既有该合作社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又有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的现场勘测记录、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结合我执法监察大队对该案的分析和我局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建议对该合作社做如下处理：

篇4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范围间接损失土地承包权社会保障

征收补偿的范围是征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征收制度中各种补偿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征收补偿范围主要解决的是应对哪些方面的财产损害进行补偿的问题。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也应当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它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是集体组织丧失的土地所有权。安置补助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农业人口的安置，因此，谁负责农业人口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就应该归谁。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地土地下管线等设施的拆迁和恢复费用，及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地上物的补偿费是补偿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的直接损失。青苗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上处于生长阶段的青苗被毁坏后给与未能获得可预期收益的补偿。这种补偿也是农民在征地中的直接损失。

根据上述分析，土地补偿费、地上物的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都是对土地征收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安置补偿费是对农民基于土地所产生的稳定的收益之损失补偿，体现了对农民生存保障的考虑。但是，我国这种补偿范围立法规定，无论是与外国征收补偿立法比较，还是从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实践来看，都是值得仔细斟酌的。我们认为，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之立法，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被征收土地上存在的权利体系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征收补偿的权利损失仅限于土地所有权，根本就没有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等土地他项权利之损失给予补偿。然而，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最主要的权利，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进行分割的，而在实质意义上由农民享有和处分所有权，所以，农民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一个虚有权，只有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土地经营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应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但在目前的现实中，这种权利遭受征收制度侵犯时，国家却恰恰忽视对这个在农民看来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权利给与补偿，结果出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在征收中不对土地承包权进行补偿，似乎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权利，然而这个土地承包权却是农民生存的根基之所在，国家也因此一再强调它的重要作用且不断强化对他的保护，如以《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来专门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所以，当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失去了经营土地的长期的收益来源，国家应当给予失地农民充分合理的补偿。如果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则极易陷入生活无依靠的困境。

第二、从被征收土地的财产损害角度分析，征收补偿范围基本上只限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对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如残余土地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等等，则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是我国征收补偿制度上一个明显的立法漏洞。即使是已经规定的关于直接损失的相关补偿费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按照土地原用途进行计算而不是采用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补偿费，根本不可能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实现全部补偿和全面补偿，只能达到一个部分补偿的效果。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还极力地限制征收补偿的范围，加上补偿费的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存在，使得被征收人能够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就更少。

第三、从土地上所承载的功能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上不仅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收益来源，更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因为我国农民在目前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市人口一样获得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救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础，全部依靠在其享有权利的土地之上。现行征收补偿范围中的安置补偿费，实际上是按照城市的失业模式而采取的劳动力货币安置方案，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却没有给与考虑，而这恰恰是农民所最关注的两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农民的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中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可见，在征收补偿范围上，我国立法缺乏从功能角度的考虑，对农民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之补偿极不全面。因此，从土地承载的功能角度，征地补偿需要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与西方国家征地补偿范围不涉及社保利益补偿问题相比较，这是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中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土地不需要承载社保功能，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有收益功能而且还有社保功能。

二、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对策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低补偿标准和很窄的补偿范围，这种征收补偿范围和标准都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的变革。根据上文指出的三方面问题，从相应角度来完善我国征收补偿范围的立法规定。

（一）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因为农民种植和经营土地的目的是取得土地收益。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因此，从土地上财产权利体系角度而言，当国家征收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时，实际上发生了既直接征得了发包方的土地所有权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两个法律后果。显然，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对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亦应直接向农民支付对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补偿费。然而，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仅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承包者并未得到应得的土地补偿。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的补偿难以落实的理由在于，我国至今延用的只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补偿，不对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民进行土地补偿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制度。实际上，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显现，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现了作为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和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亦对应着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主体。此时，国家征用土地的受偿主体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家，而是同时包括被征地的农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已经不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还应包括对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

我国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其他现行法律的一些条文规范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行的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这些专门规定对于农民土地被征收时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如何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进行补偿并未做出规定。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法》都明确要求对农民的承包土地给与补偿，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农业法》也有相似规定。但问题是，在《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或修改以后，《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进行同口径修订，没有规定土地承包权被一并征收时应给与补偿和明确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此形成土地承包权补偿方面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使已经生效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征地补偿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

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第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的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地位，确立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进行补偿的并行补偿机制。其次，确立被征地农民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享有依法取得土地补偿费的受偿主体地位，由有关部门直接对被征地农民予以征地补偿登记，对农民直接支付土地补偿费，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交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

2、应该把土地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利益纳入补偿范围

现阶段农村居民应对生存风险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保障及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家庭保障作为一种古老的保障模式，是通过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之间的物质互助和情感、精神层面的交流而实现的。传统上作为家庭保障的物质基础的土地。仍然是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的重要的物质或资金来源之一。实行以来，农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由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经营，取得的收成或收入成为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和应对生存风险(年迈、疾病、灾害等)的物质来源。在国家征收他们的土地后，他们基本上就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基础，因为现在农民所获得的征收补偿费，在不断上涨的社会物价与消费面前，是很难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状态的，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不端攀升的情况下，靠这些征收补偿费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都是问题，何况谈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有必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以求保证失地农民在遇到风险时有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条件。这应当是国家在征收补偿中更应该考虑的问题。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在国家实施征收土地行为前，农民和农村在生活逻辑上，实际上处于一种农耕社会的生活模式，但在征地后，农民直接面对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他们将要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运作方式和生活模式，这是一种与其祖祖辈辈所生存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他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模式的巨变中，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当农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体制的转换时，他们会怀念或者试图退回到以前旧体制的生活模式中，但旧体制在征地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被征地的农民就会出现在新旧体制中都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情形，从而形成在“两个体制”中都不沾边的边缘群体。我们认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解决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问题，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为农民适应市场逻辑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是解决了征地农民的行动空间与“退路”问题。另外，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把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系统，是把他们重新组织到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来的重要举措。征地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由于没有了土地，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社会结构，但是他们又没有获得像城市人口一样的地位，即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最低失业救济金。实际上，失地农民此时已经被强制性的抛在了社会经济结构之外，既不能继续保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也不能被新的市场经济结构所认可和容纳，处于极端不利的夹缝之中。这正如有的农民所说的：“论身份，我们是农民但没有地种；论生活，我们像城里人但没有社保。”因此，对失地农民实行身份转换——“农转非”，再把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范围，是对农民进行再结构化，使之融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同时，也是把他们所处的社会运行逻辑，从前工业社会逻辑转向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运行逻辑的有力措施，使之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融入新的生活共同体。

因此，根据劳动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取消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而直接设立农民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并在土地补偿费中留出一定数额直接转为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统筹保险的做法，无疑是使失地农民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策略，也是避免他们被沦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被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所接纳的弱势群体。

3、应把被征收人的间接损失纳入征收补偿范围

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的区分标准有两种学说，一种借助因果关系的观念区分二者，认为“着眼于损害之引发，谓损害事故直接引发之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之介人所引发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另一种以行为结果的时间性关联为判断标准，认为“着眼于损害之标的，谓损害事故直接所损及之标的，其损害即直接损害；其他之损害，则为间接损害。在征收所造成的损害问题上，一般而言是采用的后一种标准，即征收行为给被征收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害是直接损失，如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丧失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损失补偿等；而征收给被征收人带来的间接损失补偿包括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我国目前的征收补偿制度范围仅限于补偿直接损失是不妥的，我们认为，征收制度的补偿范围，不仅应包括直接损失补偿，也应包括间接损失的补偿。

关于我国征地中形成的间接损失的补偿项目之规定，可以参照日本土地征收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以下几项内容是比较重要的间接损失补偿项目，残地损失补偿、工事费用补偿、移迁费补偿、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等，国家应当考虑给与补偿。（1）残地损失补偿。残地损失是指由于土地征收而给被征收地块之外的残留地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是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补偿内容。土地征收给残留地造成损害极为常见，如征收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收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残留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噪音污染等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及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2）工事费用补偿。在征收土地后形成残地状态的，国家还应该给与工事费用方面的补偿，以使被征收人的财产能够恢复到基本适用的状态。工事费用补偿是指因收用属于同一土地所有人的一整块土地的一部分致使残余地须为通路或挖沟渠、修建墙垣等工作物时所需费用的补偿。(3)移迁费补偿，包括建筑物和动产的迁移费补偿等。（4）营业损失与租金损失补偿。（5）对于被征收人的其他间接损失的补偿，立法者也应考虑给与补偿，如暂时居住费用补偿与生活再建补偿等等。只有国家对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给与补偿，才能把失地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其补偿范围才合情合理。

三、结语

征收补偿范围的大小决定着征收补偿制度的广度，也体现着对失地农民的损失补偿到何种程度。我国现行的征收补偿制度，无论是从土地权利体系，还是从土地的相关损失及土地的功能角度来分析，都有征收补偿范围的现行立法不能涵盖并给与补偿的地方。我们应从这三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方面的立法，以尽可能地弥补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损失。

注释与参考文献

季秀平．物权之民法保护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87．

李迎生．市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与偏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4）：23

李友梅．制度变迁的实践逻辑——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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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林兴答：村委会将疑似精神病者送去住院治疗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擅自将疑似精神病患者强行送去住院治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28条第2款“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规定，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危险的情况下，村委会可以依法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为防止“被精神病”问题的发生，将 疑似精神病患者送去住院治疗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规定，实行自愿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且第30条第2款第一种情形下，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才可以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只有该法第30条第2款第二种情形下，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患者所在村委会才可以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

未经全家同意的承包地互换协议是否有效？

江西省某村读者陈金来信咨询：1980年代，户主刘某代表家里5口人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一块约0.5亩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我家也与村里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一块与其土地面积相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9年，为了耕种方便，我和刘某将上述各自的责任田互换耕种。2013年，刘某在外地做生意的儿子刘某某回到家，他以其父亲刘某早已将该块土地分到其名下承包经营、互换土地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承包地互换协议无效。请问：只有登记的承包人同意，未经全家同意的承包地互换协议是否有效？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张木生答：刘某某的父亲刘某将争议的地块与你家进行互换耕种的行为是有效的，该互换行为依法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其他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从外部看，本案争议地块当时是村里发包给刘某某的父亲刘某名下的，是以刘某为户主取得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家庭内部巳将该争议地块分到了刘某某名下承包经营，但刘某家分家的情况并未在村委会备案或登记，对外不具有公示性，外人无从知晓其内部对家庭承包土地的划分情况。因此，对外来说，作为户主的刘某对该争议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有权进行互换。

另一方面，你们两家互换土地是为了各自耕种的方便，两家互换土地的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等情形。另外，刘某家换给你家的承包地是以刘某为户主取得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该地块已实际分给其儿子刘某某，你家有理由相信刘某能够代表全家进行土地互换。刘某与你家互换承包地的行为也可以构成表见，互换承包地的行为依法生效，对双方家庭均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

“谁烧山谁坐牢”的说法对吗？

江西省兴国县某村村委主任朱某来信咨询：为防止村民烧山，我在村口墙上写了“谁烧山谁坐牢”的标语，却有村民称这种说法不对。请问：“谁烧山谁坐牢”的说法对吗？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张木生答：“谁烧山谁坐牢”的标语没有考虑到各种情况，存在绝对化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因违法犯罪引起的法律责任应由行为人自己承担，不存在行政处罚责任、刑事责任的代替、转移问题。因此，从这一意义而言，“谁烧山谁坐牢”的表述基本是准确的，谁烧了山，当然应由烧山者本人承担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责任，构成犯罪的则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按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来看，烧山也存在故意烧山与失火烧山之分；从行为人的年龄来看，也有成年人烧山与未成年人烧山之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的规定，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时，犯故意放火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不满14周岁，无论是故意烧山，还是因过失的失火烧山，行为人是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因此，为了增强法律宣传的效果、增强法律的权威，类似“谁烧山谁坐牢”的普法标语还是应当尽量规范使用。

偷电数额大能构成犯罪吗？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某村村委委员来信咨询：我村村民刘某原先是一名电工，3年前自己申请开办了一个修焊门市部后，利用自己的技术，偷接了附近工厂的电，用于自家照明和机械使用。据有关部门计算，几年来刘某窃电两万多度，致使国家损失数千元。请问：刘某窃电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律师协会律师李文成答：电是一种有价物质，也是一种商品，对工农业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国家、集体所有的，由供电部门向社会提供的电能，都属于公共财产。窃电行为不仅危害电力设备的安全运行，扰乱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也侵犯了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利益。因此，对窃电行为应当予以坚决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71条规定：“盗窃电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电费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刘某采用技术手段，长期大量窃电，给国家造成数千元经济损失，应视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村民对征地是否享有知情权？

安徽省读者陈元来信咨询；我村的部分农田被批准征用，有关部门只是宣布了哪些村民的地被征用，而对补偿标准、人员安置等事宜并没有公告，以致村民议论纷纷，传言、猜测很多。请问：村民在征地方面是否享有知情权？

安徽省警官职业学院律师潘家永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市、县政府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征地批准的机关、文号、时间和用途，被征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地类和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期限、地点，在被征用土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8条规定：“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内容包括（1）被征土地的位置、地类、面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种类、数量，需安置的农业人口数量；（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数额、支付对象和方式；（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4）农业人员的具体安置途径等。”据此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公告有关内容是违法的，侵犯了村民的知情权。对未依法进行上述公告的，被征地的村委会、村民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和征地补偿、安置手续。

老人受狗惊吓摔伤，责任谁承担？

辽宁省锦州市某村村民闫某来信咨询：最近，我年过古稀的父亲在村口散步时，跑过来一条大黄狗，我父亲受到惊吓，摔倒在路边的沟下。经医院确诊，我父亲腰部严重扭伤。住院治疗近1个月，共花费医疗费6000余元。大黄狗的主人、同村村民张某出于同情，为我父亲垫付住院费1000元。

事后，我父亲找到张某，要求赔偿损失。张某认为，事发时，自家的大黄狗沿着村口路正常奔跑，未扑向或骚扰我父亲，也未对其构成任何威胁，说我父亲摔倒是因年老体弱、自身疾病原因所致，拒绝承担责任，并要求我父亲返还其所垫付的1000元住院费。张某的说法对吗？狗虽未咬人，但受狗惊吓摔伤，应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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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发挥法治引领作用，营造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推进“三大目标”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一）制定方案，全面动员

根据全市普法宣传年通知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科学详细的工作方案，并召开全体干职工会议，对普法宣传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3月底前完成。

（二）举办专题法治培训

将法治培训纳入全年学习培训计划。全年不少于4次专题学习，主要学习内容为：宪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相关的法律以及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家审计准则等审计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其中，邀请我市法制系统专家进行一次专题辅导。通过学习培训，使审计人员增长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进一步树立依法审计理念，提高审计执法水平。

（三）开展一次送法下乡活动。

为联系村（董市镇姚家港村）举办一次法律知识讲座。邀请我市农业主管部门的法制专家为联系村党员、村民代表进行法律知识专题辅导，主要内容为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法律知识，通过讲座，进一步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代表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意识。11份完成。

（四）开展一次集中法制宣传活动

结合“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以宪法和审计法为重点内容，通过机关宣传栏、政务公开网、审计内部网站、微信微博等方式大力宣传，让广大群众了解审计法律法规，关注审计，监督审计。12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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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财产权 民间法 国家法

在本文开始论述之前，首先需要指出，使得农民财产基本归位，财产主体基本到位，并向多元化的方向迈步。但这种变迁毕竟是浅层次的：一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定义和性质不明确；二是财产主体的权利和归属分裂；三是财产客体的内涵和界定分离；四是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机制不完善。中国的现行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农民没有占有权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财产权。农民土地财产权应该是物权化倾向和使用权的扩大，界定为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结合，既一种特殊的财产权，或者说一种特殊化界定的产权。为什幺要赋予农民这种土地财产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域，其中必然牵涉到种种方面，本文仅从法社会学角度予以解释：由于这种财产权的缺位，而导致各地乡土社会、村社集体往往以民间法的名义“集体合法”的侵害甚至剥夺了国家法予以保护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益。

其次，本文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民间法特指各地的乡规民约，即乡土社会的民间法，而不是严格法学范畴中的广义民间法。毋庸讳言，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在乡土社会，一旦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参照和利用的一个武器。在农村村社的土地财产权权方面，民间法无疑比国家法在村民社会中更有威信和效力，但后果却是农民合乎国家法的土地财产权益往往被牺牲。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多元规范或多元秩序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为调节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仅有国家法是不够的，在正式法律之外应该有非正式法律存在的空间。因此，面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采取限制抑或取消民间法的简单办法。必须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在现实中的问题，找到调和民间法与国家法，从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农民土地财产权被民间法侵害的表现

我国从1978年改革废除了延续二十多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经济体制，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在这“不变”的过程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从而基本确立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多数村庄采取了“调整土地”即再分配的办法。研究表明，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有65.2%的村庄对承包地进行过调整，调整土地的村庄，70-80%的首位原因是人口变化，15%左右的村庄虽然当初没有规定随人口变动调整土地，但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村委会也不得不采取调整措施。迄今土地调整已不止一次，而多达三次以上。 在这种调整过程当中，乡土社会的民间法相对国家法而言，明显占了上风。事实上，人多地少的现状而导致的农民土地边际收入随人丁变化的幅度如此之大，民间法对土地调整的发挥主体规范整合功能，也就不足为奇。但是村庄内与婚嫁有关的农民，无论是迁入户口的上门女婿、还是迁入户口的上门媳妇，或者是嫁入外地，户口仍在本地的这些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却也被这种民间法给调整了。

1、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土地承包中可能受到民间法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签订的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由于土地承包合同不甚规范、合同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村社集体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无论是在土地发包中，还是在土地承包关系存续期间，都存在着村社以民间法的名义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比如土地承包费，在乡村普遍存在着多种价格，本村村民一种价格，外来户就算能够承包土地，也通常是“市场”价，此外，外来的承包者须上缴的公基金和管理费都可能大幅度上扬，尤其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农民在村社土地承包中往往受到歧视和排挤。由外村嫁入本村的妇女或者是上门女婿，在本村被视为添丁，对本村农地边际成本的增多无疑被民间法视为一种负担，按照国家法的规定，他们无疑肯定是享有土地承包权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的民间法中，他们的土地承包权的争取难度要大得多，甚至被这种民间法默认式的“集体合法剥夺”。

案例：“王焕光兄弟二人承包后沙庙乡162亩土地，合约签18年，并约定无论粮价如何，租金100元不变。合约取得了公证后，兄弟二人开始整治土地，借贷耕种。几年以后效益见好，借贷逐渐还清，粮食有所剩余，村委会便单方面决定拒收租金，提前收回土地承包给本村农民耕种。王姓兄弟求助法院及公证机构支持合约18年的期限，但法院的证明并不能有效阻止村委会提前收回土地的行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这种权力受到村民的广泛承认，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甚至，在村级的民间法确认和上级法律部门的国家法确认发生冲突时，村民舆论站在民间法一边。对于村民来说，他们承认的户口，才能享用村庄资源的分配，“不承认”户口依据的是民间法，它支持剥夺该村民享有土地的“合法”权。上述案例中，国家法的效力在这种所谓的村规民约的压力下，对这种强大的民间法近乎一纸空文。

2、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在土地调整中可能受到民间法的侵害。本来规定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在这“不变”的过程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是，在农村家庭人丁变化的过程中，村社集体往往以民间法的名义，或者是在民间法的压力下进行了土地调整。本来这应该说是非正式法律对正式法律制度的一种调整，并且从社会控制功能而言，这种调整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保护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法社会学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在土地调整中同样面临着被民间法侵害的可能空间。尤其是农村妇女，在国家法的意义而言，应该在土地调整种中拥有自己的权益，但是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却大多对此在实际操作中不予以认同，按照农村习俗，“嫁出去的女就是泼出去的水”、“出嫁之女，概不继承”，即使出嫁后户口没有外迁的妇女，也已经不是本社村的“合法”（民间法）村民，显然，按照当地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习惯和民间法，农村妇女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调整中的侵害是“合情合理”的。

案例：常村村民薛某（男）1988年与邻村妇女王某结婚，婚后生一子。由于婆媳、夫妻关系恶化，二人于1991年离婚。根据当地风俗，王某应携子迁出户口，但她不从，反而招婿进村再结婚，而薛某亦另组家庭，并有一子。两户发生土地争执，王某认为，自己仍是村民，有正当户口，不应交出从前分给她和儿子的土地。她上告法院村庄的收地行为侵权。法院根据户口登记，判决王某及其子继续拥有结婚时该村分配的土地4.86亩。但村委会根据乡规民约，将王作应迁出户口者看待，并决定将其土地收回，分给薛某的新媳妇和儿子使用 。

从案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民间法在此有一个借口：保护村庄公共财产免受“外人”的贪图 。在这个集体合法的名义下，民间法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甚至对国家法都造成了伤害。

3、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土地流转收益中可能受到民间法的侵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征地补偿和流转收益，这种收益在国家法而言对村社全体村民是共同享有的。但是就农村妇女而言，由于外嫁妇女在户口迁入地的土地承包权受到侵害，她们大都选择把户口继续留在本村社。。户口留在本地的外嫁妇女要求享有平等的收益权，但是本地的习惯法显然不大可能会满足这种要求，这样就产生了土地流转收益在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而就普通农民而言，国家法规定土地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将土地的处置权利含糊其辞地授予村庄集体组织，集体所有在民间法的含义上变成了村社甚至是村委会所有。在土地交易和承包中，交易的决定和定价通常是基层组织决定的，村民基本上并不参与土地交易的决定、定价、和其它相关收益的分享。

案例：“各农户对承包田地、自留地、宅基地等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村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土地都应服从村的统一规划和调整”。“村里进行公益事业建设，如需使用农户承包地，村民委员会应事先提出方案与农户协商，各农户应积极给予支持。如协商不成，由村民委作出决定” 。

案例中，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被民间法偷换概念变成了村社的领导班子，或者说，至少是民间法在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在无形中被侵害，收益和处置权被民间法悄然剥夺。

二、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法社会学辨析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被民间法侵害，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域，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牵涉到其它学科领域，如经济学，土地管理制度，农民土地产权制度等等，本文现仅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学理探讨，寻求解决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上的民间法和国家法冲突的路径选择。

1、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存在特性分析

在以成文法为主流的现代法制社会，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覆盖面已经非常广泛，即便是偏远的农村也要毫无例外地要受国家法的调控和规范。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讲，似乎民间法应被成文法所取代。然而，时至今日，国家法还不能也基本不可能作到“一手遮天”，民间习惯法还在农村大量存在，它还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与强调严格限制、规则系统化和调适广泛化的国家法不同，同样具有社会调节功能的民间法的调节范围是有限的，即民间法的作用只涉及到村庄集体和个体利益关系。具体而言，乡土社会的民间法的特点表现为：（1）特殊性。每一种民间法所覆盖的区域，只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超出这个边界，它的作用就会减弱或者根本不为他人所承认；（2）绝对性。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往往强化为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就是先天性的无条件，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前提，以一致性道德为治理基础；（3）弥散性。由乡村组织行政权力的衍散性所决定，民间法也具有惩戒范围的弥散性，即扩散到与当事人生存有关的任意事项上；（4）内控性。民间法的运行没有外在强制力的保障，主要靠相关主体（农民）对该规则的普遍认可，它的实施靠的是一种情感、良心的心理认同和利益价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重视运用“调解”的手段解决纠纷。因此，民间法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它事实上称为了乡土社会中平时更为常用、村社更容易采取的准法律形式。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和理解，为什幺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被民间法屡屡侵害的问题上，一方面是国家法对这种民间法的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就是这幺多的村社居民在“民间法”的名义下以“集体合法”的方式侵害甚至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2、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控制范围分析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控制是社会成员取得秩序和推动行为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 of behavior)的途径。其目的是使越轨行为者、群体回到规定的轨道上来，是社会系统恢复均衡。 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传统权威迅速削弱或流失，而以良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权威的建立又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就会出现“权威真空”。在利益驱动和权威丧失的双重效应下，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必然在沿革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更大的社会控制功能。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中，民间法适用的深度和广度必须在国家法的规则框架之内 ，以填补国家法的某些漏洞真空为目的。具体来说，必须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控领域和范围要有一个基本的限定。其限定范围一般为：（1）属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国家法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适，不允许乡规民约之类的民间法“串位”；（2）属于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点和民间色彩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来处理；（3）属于国家法与民间法都可以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可以由两者互动适用。显然，在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问题上，民间法一方面有“侵权”的嫌疑，在侵害了农民权益的同时，也侵害了国家法的调控空间；另一方面，民间法也有“串位”的嫌疑，在本属于国家法与民间法都可以调适的互动领域，反客为主，民间法在调控和侵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时，神圣的国家法也成为了乡土社会民间法颠覆和重新解构的对象。

3、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调适分析

众所周知，国家法与民间法是一个互动融合的社会调控系统。国家法在强调制度，限制恣意的同时也取消了选择，民间法在强调乡情，限制专制的同时也取消了权威。民间法很多都是偏重于对财产、婚姻家庭及本社区的生产资料的保护，在内容上以朴实、简洁、方便、合理、易操作见长，这些优点也正好是它的缺点所在。因为民间法作为就是为调适利益出发的乡规民约，本身就带有巨大的利益性和相当的不严肃性，国家法具有严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现形式，作为调控社会整体利益的国民公约，它带有严肃性和公利性，但是国家法也有缺陷和弊端，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民间法有效和管用。因此，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立足于现实和相对的合理主义，民间法还有存活的市场，指望国家法完全替代民间法发挥功能是不现实的 。但是如果站在民间法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使国家法屈从于民间法，那幺法律有可能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有可能代表和反映落后的利益要求，其结果表面上可能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被侵害，深层的后果却可能导致国家法无法在农村扎根。因此，在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问题上，国家法应对民间法保持一定的兼容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民间法调适范围的指导和规范。这样，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调适，才有可能使农民在土地权益问题上，国家法不会成为“好看不中用”的“花瓶”，民间法不会成为剥夺农民土地权益的“恶法”。

三、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法社会学路径

从上述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分析中，本文得出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问题的思考路径，即法社会学认为法律是多元的，法律多元主义强调法并不只是一套纯粹形式的、孤立的规则体系，重要的是法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活动，法律秩序是一种有组织和决定的方式。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和研究民间法的产生来源、生存空间和调适范围，在实际层面上调和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冲突。

1、依国家法界定农民切实而明确的收益处置权，完善其土地产权民间法。承包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产权概念中收益和处置权的缺位，是导致农民土地财产权在土地承包、调整和流转中屡屡被村社集体以民间法的名义“合法”侵害甚至剥夺的重要原因，也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在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上的冲突根源所在。在此，民间法的合法性来源于《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国家法赋予的土地所有权地位。但民间法在实践操作中扩充了权利范围，“串位”了国家法，俨然拥有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因此，在国家法的立法思想和实践中，在保证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明确的土地财产权，即土地使用权的扩大和物权化（明确的收益和处置权）倾向，赋予农民一种特殊界定的，具有产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是解决农民土地权益被民间法侵害甚至剥夺的重要法社会学途径。

2、依国家法保护农民长期而有效的土地财产权，完善其土地使用权民间法。以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为例，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可以发挥作用，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这就是必须符合如《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承包法》等国家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农村妇女婚嫁外村社和本村社的，必须按照国家法的要求在户口迁入地依法享有土地权利；婚嫁后不迁出户口者，必须和本村社其它村民一样拥有土地承包权；土地因流转和征用而产生的收益，必须按照与其它村民一样同等收益的原则进行分配；但对因集体经营土地而产生的收益，可以依照各地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要求，在分配上依据其它投入情况有所分别。这样做，在考虑了“人户分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同时，既维护了国家法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又体现了乡土社会中民间法的乡情性和实际性。

3、依法国家法实行农村土地财产登记，完善其财产权管理民间法。为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加强农村土地财产登记工作，依国家法确定集体土地的权属范围和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依民间法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和流转收益的公平性。通过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调适，加强对集体土地产权流转的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权益法律保障机制。

4、依国家法实行村民自治，完善其财产利益代言人民间法。从现实的情况看，村级组织在土地流转、征地补偿费分配的过程中问题非常多，黑箱操作、腐败贪污等现象不一而足，也是造成农民土地财产权受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村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村干部。村干部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农民利益？一方面他受到自身利益的局限性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上级的压力，当然还有营私舞弊、腐败等因素，客观上不能完全代表农民利益。而乡土社会中，农民往往就把村社领导作为权威的民间法象征，因此，民间法要成为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真正保护法，就必须完善利益代言人机制，依照国家法规定，实行村民自治。

注释：

何道峰， “村级土地制度的变迁” [M]，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地制度课题组（编），1993：31-61。

参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报道，1996年12月20－23日。

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乡村治权”[A] 载《北大法律评论》（北京大学法学院），第二卷，第一辑。

参见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报道，1997年，65期。

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乡村治权”[A] 载《北大法律评论》（北京大学法学院），第二卷，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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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体土地；征地模式；农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15日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影响了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本文首先从规范法律制度方面确立农民在农村土地上的合法权益，然后探求新型的征地模式。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收益

（一）农村土地产权权利界定模糊。农村土地在承担城市保障的同时也承担着农民生活保障的任务，不仅如此还是部分城市开发建设的资金来源。我国关于征地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条款中均规定除过城市土地与在农村的国营农场属国家所有的外，其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宪法》规定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而《土地管理法》规定禁止农用地转非农用地，农用地流转只限于农业用途。农业用地不得参与城市房地产建设，将农业用地转为农村建设用地需要经过审批。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内容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公共权利”的概念界定不清，建议在相关下位法修订时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与界限，以便于合法的区分哪些是公益性事业用地、哪些是经营性商业用地，严把征地审批手续。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缺位，虚位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但同时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三类：一是村农民集体；二是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三是乡（镇）农民集体。权利主体多元化导致权利主体缺位，致使村委会或地方政府代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引发农地非法征用、侵害农民利益事件的根源之一。笔者认为，应在法律高度具体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

（三）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目前，我国农民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完整，仅有耕作权，部分作物受益权以及受限制的处分权。农民并没有农转非农的转让的权利以及将农地用于除农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权利、无租赁权。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被严格的限制，只准许以从事农业为用地目流转农地，农转非农尤其是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行政管理审批制度非常严格。笔者认为，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使该项使用权囊括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多项权利。将权利主体、全力施行范围、权力实行对象，以及违反规定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方式等都要列明。

二、构建新型的农地征用模式

（一）构建“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用模式。主体农地征用的利益相关方有3个：政府有关部门、村民集体、开发商。

1、政府有关部门主导城市建设，是农地征用的主导力量。在二级市场中，政府与开发商在工程项目投资上有相同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一旦两种利益失衡，社会利益就会流向经济利益。在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之后，就在法律层面认可且保障了农民合理且合法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政府主导之下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2、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且由村民委员会出面与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商讨农地开发面积与开发强度。

3、开发商主要指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提供开发方案与并垫资部分项目，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之下与村民委员会商讨具体的合作细则。

（二）征地模式的运行管理机制。在法律明确农地产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依托“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地模式主体，以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征地补偿费用控制、项目进程控制为驱动力，形成适应新环境的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

（三）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内涵

1、项目进程控制。在城市开发小组的行政主导之下，由村民委员会与开发商确立项目进度责任制。由三方代办机构签订项目进度责任协议，确定交地和开工建设的最后期限，并明确在协调工作中的各自责任和义务。

2、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在确立项目后，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共同投入资金启动项目。在施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负责监督财务与工程质量，由开发商具体负责项目进度。社工完毕后进入盈利阶段，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分享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

3、征地补偿费用控制。维护征地模式良性运作的关键管理控制机制。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把开发项目所获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征地补偿款拨予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征地补偿费用既要包括被征地农户农作物收成的损失，也要包括土地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增值部分。既要保障农户的生活水平不变，也要考虑到农户失地后再就业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成本。于是在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主导下，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长期有效运行的征地模式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农村集体所有权与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制度必须体现在法律中。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不仅应承担起经济全面发展的任务，而且应承担起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经济红利的任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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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流转；意义；困境

一、农村土地的概念界定

土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土地是指农业生产所依赖的耕地、滩涂、河塘、林地、山地以及开拓的荒山、荒地等；狭义的土地是指农业耕作所依赖的耕地。本文特指后者，因此土地流转是指在保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在不同生产主体间进行转移。

二、土地流转的意义

（1）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发展现代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目前以家庭生产为主导传统农业的比较收益低于二、三产业，挫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刺激广大农民积极寻找新的出路，而土地作为与农民利益紧密相关的生产资料，且具有稀缺性特征，对土地进行科学有序的流转就成为现实的选择，也为实现规模经济，发展现代农业奠定物质基础。（2）有利于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农民可以获得地租收益，或者将土地作价入股获得股息分红。而土地流转的流入一方，也可以扩大经营规模，进行机械化和深耕细作，发展高效农业，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或者非农化生产，也可以作为产业工人，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获得工资性收入。或者，脱离了土地牵绊的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就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也开拓了农民增收的渠道。（3）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指农业生产中农、林、牧、副、渔等各个生产类别之间的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这是就“大农业”的概念而言的，“农”就是指的种植业。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传统农业会逐渐被市场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高效农业，土地和其他资源都流向“大农业”中的优势产业，农、林、牧、渔等比重也会产生相应的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指在农村范围内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比重及其相互关系。一般用三个产业劳动力或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进行衡量。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农业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会有所下降。而第二、三产业会获得较大的发展，从业人员会逐渐增多，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会逐步上升。（4）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分离的二元体制已被实践证明是与时展背道而驰的，打破二元体制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已然成为时代特征。加速建立科学有序的土地流转秩序，引导资金、人才和技术流向农村和农业生产。也便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由农村村民向城镇社区居民的转化，形成城乡互动互利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

（1）产权制度的制约。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土地的性质必须是公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土地制度。但是，对于“集体”的界定却不甚明确，这个所谓的“集体”究竟是指哪个“集体”，是“全体中国农民”，还是“某一村庄的全体农民”，还是“某一县镇的全体农民”，由于没有具体明确的所有人，导致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置。在主体虚置下，土地的权属模糊化，土地流转的收益主体也虚化了，这就阻碍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2）流转市场不健全。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土地流转有市场需求，但目前我国土地流转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主要表现有：首先，缺乏完善的市场载体。市场载体就是指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或信托机构。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尝试建立起了一批土地流转中介机构或信托机构，但从全国来看，所占比例有限。其次，土地流转订立合同时缺少统一的制式合同，随意性太强。土地流转双方在订立流转合同时，往往会根据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变化，将合同条款倾向己方利益，有失公允。第三是土地流转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正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主体和制式合同，土地流转中价格往往只是简单商定，压价、抬价行为时有发生。（3）流转意愿度高低不一。伴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二元体制的弱化，大量的新生代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实现了由村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年龄越大的农民，由于故土意识较重，加上文化水平不高，知识结构较为落后，越不愿意离开土地，他们对土地流转的意愿度就越低。而新生一代，由于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容易接触新鲜事物，他们更愿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因此，他们对土地流转的意愿度就比较高。（4）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将土地视作其生存的底线保障。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程度，保障水平的高低都会直接对农民流转意愿产生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存在两大困境：一是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二是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受制于政府财力和需保障范围较大的现实国情，目前我国农村社保水平还比较低。（5）相关法律体系建设滞后。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速，依法治国理念在政府执政中的内化，我国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先后颁行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规范土地流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都是一般法或者政府政策性规定，对农村土地流转，特别是在农村土地征用、农业用地非农化流转、农村土地抵押、流转收益分配等尚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制定农村土地流转的专门法，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

结论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科学有序土地流转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良好的土地流转秩序的构建，需要克服那些困扰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保障土地良性流转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刘卫柏.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研究[D].中南大学，2013.

[2]梅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1.

[3]曾超群.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0.

篇10

关键词:宜林地;林产业;法律基础;滨海县

中图分类号:S7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569X(2009)12-0009-03

1 引 言

林业、渔业等在广义上属农业范畴,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种植业、林业、渔业等产业需要根据产业优势优化布局、协调发展。江苏省滨海县在推进“绿色滨海”建设上要依法界定宜林地,规划宜林地,用好宜林地,拓展林业用地空间,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改善生态环境,打造“高效农业第一县”作出应有贡献。本文就该县推进林业产业化作一定的探讨。

2 滨海林业建设的目标

滨海为沿海平原地区,“沿海”总是和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相联系,“平原”又反映了“粮仓”的特质。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立地条件的优势,林木生长生物量总体上高于林区,种植业单产也高于干旱半干旱同类区域。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沿海区域产业全面升级,经济加速发展的态势下,建设“高效农业第一县”成为滨海农业发展新的定位;发展林业抗灾减灾功能,改善生态,保护生境,保障农业,加快林业产业化进程成为林业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发展目标。

3 林业建设的困惑

培育资源是林业建设的基础工作。近几年来,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林业资源总量得到显著的提高,2005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的光荣称号。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县委、县政府作出“绿色滨海”建设决定,林业又迎来新的发展热潮。然而,在以植树造林为主要政策的环境中,各地却普遍出现了“树难栽”的困惑,难在哪里?

首先,是难在部分群众的不认同!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长期以来,政府强调的生态效益未能让老百姓有现实的感知,进而不能转化成人们的行动自觉。

(2)在产权不明晰背景下,政府强势推动使人们产生抵触情绪。

(3)不规范、不平衡、低效率、低水平的发展挫伤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4)生存与经济的偏好使得绿色文化未能成为全民共识。

由此可见,影响农民种树积极性的实质不完全是措施的问题。必须正视平原林业建设的价值取向:效益引导,生态经济双赢。

其次是难在宜林地的界定和使用。原因是:

(1)宜林没有准确的定位。目前只是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做了“哪些地方应该造林”的概念性的规定;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在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2)少量河堤、圩堤堆面的宜林地被划为二轮承包责任田,甚至划为基本农田,作为基本农田法定保护起来。

(3)大部分道路特别是新建道路系统没有预留足够的护路路肩空间。

(4)农田林网建设,涉及林基的各承包户之间存在树荫隙地不均等的矛盾。

(5)重视基本农田保护,在宣传上产生误解,把所有耕地都视为基本农田,排斥林桑果产业的发展。

(6)新开垦的滩地,“八五”以后,没有编制林业专门规划,建设上没有明确林业发展空间。

4 林业用地的空间

关于植树造林的每个“难”,通过科学规划、技术支撑、科技示范和效益引导等可以得到改善和解决,这里着重探讨如何解决第二个难的问题,即依法解决宜林地和增加林业用地的问题。

4.1 林桑果应占25%农业园地

对照25%的林木覆盖率指标与现实的差距,如何看待林业用地的空间问题,根据有关法规,现作出初步的分析和判断。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第五款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具体数量指标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分解下达。按照《土地管理法》农业用地非农化占补平衡的原则,另外的近25%的农业用地,应视为林果桑等产业的发展空间,加之现有林地非农业用地的部分空间,理论上,宜林地与林业用地所占空间比例与省政府提出的20%的小康指标不矛盾。

4.2 消除对耕地用途的误解

《农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对农村和农业发展作出了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协调发展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益的农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防沙治沙工程,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加速营造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和薪炭林。

《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

法律规定的土地分类和用途以及禁止性的规定,只是国家从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角度作出的科学决策和安排。在法理上不存在无地造林的情况,需要依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宜林地被占用和拓展林业建设用地的问题。

4.3 依法界定土地利用方向

4.3.1 用足宜林地

我们的宜林地在哪里?《森林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侧、湖泊水库四周,由各有关主管单位因地制宜的组织造林;工矿区、机关、学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由各该单位负责造林。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造林。

由上可见:道路、河堤两侧,荒地是法定的宜林地和林业用地,但究竟多宽的范围内属于宜林地和林业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林地,包括郁闭度0.3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一句话,“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认定。

4.3.2 拓展林业用地新空间

“法无禁止即自由”,根据现代农业、现代林业发展的要求,依法拓展林业用地空间。

(1)抓高效农业建设,拓展林业建设新空间。《农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法定的农业概念涵盖了多产业的内容,高效农业包含高效林业建设项目,事实上果树、蚕桑、花卉苗木等高效林业项目已成为高效农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在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新的发展项目上,林业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因子。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快高效农业建设的进程中理应根据产业优势和产业布局,优先在20%左右的非基本农田,发展高效林业;利用基本农田空间拓展林业建设的新空间。

(2)抓特种用途林建设,拓展林业建设空间。林地的功能是多样化的,一个区域的林业建设,除用材林、经济林外应该重视多林种的培育,发挥林业的综合功能,如建设城市水原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化工园区、工业集中区、中心村建设的围村林、园区防护林、水源防护林等。

(3)抓城市建设和非农产业建设区域绿化达标,扩大绿色空间。随着城市、城镇建设空间的扩大,根据城市绿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园林城市创建等工作,扩大绿色空间。

5 拓展林业用地空间的措施

按照依法用地、宜林则林;因区制宜、重在沿海;效益引导、生态经济双赢的总体思路,采取以下措施用好宜林地,扩大林业用地空间。

(1)制定土地利用分类区划标准。通过人大立法或政府制定规章的途径,由国土部门牵头,林业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和土地利用区划,从国家层面对法定的程序将土地利用目标进行认定,解决长期以来,在林业用地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依法用好宜林地、林业用地、林地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2)规划、界定宜林地。根据《森林法》第二十六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的规划,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地区提高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林地,包括郁闭度0.3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的规定,对现有公路、铁路、河道两侧宜林地做一次全面勘查,摸清林地规划与规定。根据县委、县政府确定的绿色滨海建设目标,调整和确定各乡镇植树造林规划和实施办法。

(3)依法、有序退耕还林。采取政府文件或省级人大立法、政策支持、土地流转、林权改革等方式、办法,在不改变二轮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定目标、下功夫妥善处理好退耕还林的问题。在落实退耕还林工作的同时,对宜林地上不宜造林的情况作出具体的规定,便于阳光操作,减少工作阻力,提高工作效率。

(4)发展高效林业,扩大林业用地。适应现代农业、现代林业建设要求,为切实解决农田林网、现代农业示范园、高效林业产业、景观建设用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土地流转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高效农业建设――林业用地指导意见》规范性文件,指导沿路、沿堤两侧和靠近园区一定宽度农田的调整,扩大林业用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