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成的广场协议为中心的国际协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呈扩大趋势的主要国家间的国际收支不均衡。根据广场协议，美国特别强烈要求日本通过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来缩小本国的经常收支顺差。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实施了以金融扩张为中心的内需扩大政策，并基本认可了日元的升值。这样的政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到了维持，而转向金融紧缩政策则是在1989年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经历了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急剧上升，也就是所谓的资产泡沫现象。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内，日本的金融和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本文以最小篇幅记述资产泡沫破灭给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金融、经济所带来的严峻的通货紧缩现象，以及广场协议等国际协调给此后的国际货币制度运行所带来的影响。

广场协议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日本经济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受到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元升值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但仍然实现了年均5%左右的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后遗症，从1980年到1983年日本连续四年保持3%左右的低增长。另一方面，日元汇率一改之前的升值趋势而开始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急速扩大（从1980年的21亿美元升至1984年的440亿美元）。

这一阶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采取了相应的宏观政策措施。在金融方面，日本银行改变了为防止第二次石油危机可能带来通货膨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开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调低官定利率（从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财政方面，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追加措施，但因为继续坚持了缩小赤字的方针，日本政府的财政收支均衡状态得到了改善（财政赤字占GDP之比从1980年度的4.0%降至1984年度的1.8%，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

广场协议的国际背景

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西方五个发达国家（美、日、德、英、法）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各国的外汇政策及金融、财政政策运行等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广场协议。

谈论该协议的国际背景，首先必须提到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是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即“尼克松冲击”）的导火索，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元汇率的疲软，这种逆差一直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高利率导致的美元汇率上升使逆差迅速扩大，到1984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是日本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同期顺差达到440亿美元）和德国贸易顺差的渐增（同期顺差达到220亿美元）。

对此，美国认为，这种对国际不平衡现象的放纵将严重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运营，也会助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当时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下降至年均2%左右，同期世界贸易额也下降了近一成。为此，美国强烈要求尽快实现在七国集团会晤中达成广场协议，即要求与会各国对美元汇率下跌进行联合干预、相互协调旨在促进增长的国内政策，而且在日美两国的双边协议中还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在此期间，美国议会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通过了《1987年贸易及国际经济政策改革法案》和《1987年贸易、竞争力综合法案》，1988年更达成了包括超301条在内的综合通商法案。

广场协议的内容

七国集团整体的承诺

“主要国家的对外立场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美国存在着数额巨大且呈增长之势的经常收支逆差，而日本和德国却持有大量且不断增加的经常收支顺差。与会部长及行长就采取措施对此前产生的大规模且依然呈扩大趋势的对外经济不平衡进行纠正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部长及行长们都认为汇率应该在调整对外经济不平衡中发挥作用。为此，汇率必须在目前基础上更好地反映基本经济状况。期望那些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有序的上升，部长及行长们准备采取紧密协作促进这一目标实现。

各国的承诺

日本的承诺

金融政策：“在切实注意日元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政策的灵性调整。”

财政政策：“在削减国家财政赤字的框架中，如果地方团体打算在1985年度中增加投资的话，可以适当给予其所需要的许可。”

其他方面：应保持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畅通渠道、实现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日元的国际化、消费者金融和住宅金融市场的扩大、管制放松等。

德国的承诺

财政金融政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金融政策要继续确保能够实现国内需求持续扩大的稳定环境。”

其他：劳动市场规制和惯例的重新调整、向有效率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

美国的承诺

财政政策：“为了缩小财政赤字，继续努力降低政府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有效实施1986会计年度的削减赤字计划（削减占GNP1%以上的预算赤字）。”

其他承诺包括促进储蓄、抵制保护主义等。

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

美元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前不久就出现了急剧的疲软，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986年秋天；但从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前后开始到1989年，就一直在1美元兑换120～150日元左右中徘徊。如果从外汇储备余额和当时的文献来考察日本当局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可以发现1985年以后日本当局依据广场协议同美国、德国当局实施了联合干预，采取了抛售美元的举措。这一举措受到了外汇市场的高度评价，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趋势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减缓这一进程，日本当局从1986年开始扭转政策，大量买入美元，这一措施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而在1989年美元出现升值反弹的时候又再次实施了美元抛售措施。综合汇率市场的变化和汇率干预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汇率市场次次都能非常敏感地反映包括日本金融扩张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调行动。

日本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

本来，如果是对广场协议进行评价的话，还应该详细探讨美国、德国等的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和成果，但考虑到本文的目的，则主要集中论述日本的相关内容。

金融扩张政策的进展

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当局连续五次下调官定利率（利率从5%下调至2.5%。其中，有两次是与美国等国进行联合下调，还有两次则是与日美藏相会议以及卢浮宫协议同时实施）。之后转向上调则是在一年半之后的1989年5月，原因在于清楚地认识到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暴跌（黑色星期一）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这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晚了近一年。这其中既有国际协调的考虑，也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产业界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压力。

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扩大措施，但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坚持贯彻改善路线，1984年占当年GDP1.8%的财政赤字（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到1989年实现了2.1%的财政盈余。

日本实体经济的变化

在认可日元升值和金融扩张两大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升到了年均4.5%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3.1%）。而且，在其构成因素中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成为了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对外经济剩余（出口减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转为负数。经常收支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3.7%缩小至1990年的1.5%。也就是说，仅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已经实现了向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贸易收支一般都以美元来进行计算的话，日本的进口几乎都使用美元计算，而出口则用日元计算，所以以美元计算的顺差额的减少还需要不少时间，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事实上，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从1985年的560亿美元激增至第二年的近千亿美元后就开始转向缓慢减少，到1990年时还不满700亿美元。）此外，上文所提到的民间设备投资激增，虽然和后面所要论述的资产泡沫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还是造成了90年代初的设备过剩，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不景气。

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和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

土地价格暴涨

在日本，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土地价格的上升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倾向，进入80年代后期的地价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甚至扩展到了全国各地（1990年的城市地价指数示1985年的3.1倍）。

股价飙升

股价不仅可以反映企业的良好经营业绩，也说明地价的上涨促成了企业所持用资产的升值。1986年，日本股价上涨的速度开始加快，达到顶峰的1989年年末时，日经平均股价达到了大约39000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是1985年股价水平的3倍，股价收益率超过70%，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处于显著高水平的。

资产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

关于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和背景，众说纷纭，不可能归结到一点上。如果要强行对其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经济整体因素和金融层面因素。

实体经济因素

首先从实体经济因素来看，日本经济在过去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使其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谓“日本第一”的幸福感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这种氛围下，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日本特别是东京的有限土地的价格因为外国企业的入驻将必然呈上升趋势的看法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转产海外不断增加，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被定位为着力于第三产业的内需依存性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本来并没有错，而且随着规制的缓和，日本经济结构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80年代末存在的问题在于在过短的时间里，过于集中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开发等不动产投资。

金融层面因素

在促成以上潮流真正实现为具体投资的过程中，金融层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首先，随着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大企业资金借入需求低下趋势的日益明朗化，银行开始致力于扩大对第三产业的融资和面向个人的住房贷款。其中，日本传统的银行融资基础即重视担保的融资手段，充分发挥了其通过不动产和股票等担保价值的上升而使贷款增加正当化的作用。而且，从80年代初就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特别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使通过积累高利息存款积极推动融资成为可能。事实上，80年代的日本银行贷款以每年12%左右的高水平持续增加。仅仅都市银行的贷款，在泡沫时期就增加了约80万亿日元。结果导致这一余额占GDP之比大约上涨了18个百分点，达到了48%。初步估算一下，这个增长率，可以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即该国在过去十年内住房贷款和消费者贷款的合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率（约为20%）相匹敌。

其次，股价的上涨，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使日本的骨干企业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某些场合下甚至是负成本）实现资本配置。

篇2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灾后恢复重建；金融服务保障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1－0008－04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olicy finance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its powerful support and guarantee functions. So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essentials of policy finance and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among policy finance, commercial banking, government finance, development financing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Moreover, policy finance system should operate as a pilot actively i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about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constituted and issued and suitable policy financial products should be provided innovatively to rebuild homes in disaster area.

Key Words: Policy Financ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Guarantee

一、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是运用“特政”支持灾后重建的理论前提

按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的安排大体分为两类，即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曾康霖，2004）那么，究竟什么是政策性金融呢？目前，国内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误解、错解乃至曲解政策性金融的制度内涵及其科学性，不仅影响到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普及应用，而且也使得当前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及思路模棱两可、误入歧途和举步维艰。当然，正确认识政策性金融的科学内涵，也是在灾后重建中充分有效地发挥政策性金融特殊功能作用的理论前提和根本保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白钦先教授就概况了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结合迄今国内外政策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特点，笔者认为，所谓政策性金融，是在一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以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合理性为最大目标，以政府政策性扶植的强位弱势产业、强位弱势地区、强位弱势领域、强位弱势群体为金融支持对象，以优惠的存贷利率或信贷、保险（担保）的可得性和有偿性为条件，在专门法律的保障和规范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和制度安排。这里，所谓“强位”，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需要政策性金融扶植的产业、地区、领域和群体，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所谓“弱势”，是指这些政策性融资对象由于自身的、历史的和自然的以及特殊时期的特殊原因，造成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和特别弱势的状态。遭受这次汶川地震自然灾害的地区及群众，就是属于强位弱势的地区、产业和群体，亟待政策性金融的特殊支持与援助。这既符合并执行了政府的灾区重建复兴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也是政策性金融质的规定性及其“政策性”或“特政”的集中体现。

从政策性金融制度结构或业务形式上来看，政策性金融不仅主要是指一切规范性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而且还包括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如住房储蓄、社会保障保险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农业保险、公益信托、利息补贴、债权重组、外汇储备投资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活动的总称。所以，对灾区重建的金融支持，既有政策性贷款这种主要形式，也包括政策性保险、担保、公益信托等手段。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互补的基本金融中介，即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根据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及外延，并相较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政策性金融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金融资源配置目标的社会合理性；对强位弱势对象的融资倾斜和强力扶植的政策性；融资的优惠性、可得性和有偿性；金融功能的特殊性；“一行一法”的法律独特性；制度载体的多元性。所以，尽管政策性金融以社会合理性和公共绩效作为资源配置的首要目标，但也并非不讲经营绩效或经济效益、并非不讲信用的有偿性、单向无偿分配财政资源的政府机关或慈善机构，而是具有其自身特点、特有绩效评价体系的特殊金融制度。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发生的种种金融“特政”行为，也属于政策性金融制度的范畴。因为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其业务经营主体或制度载体可以有多种选择，既可以由专门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等）独立经营或专营，也可以由其他各种类型的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在特殊时期、特殊地区、特定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如制定和实施金融“特政”、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等）经营或兼营政策性金融业务。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后的一系列政策性金融业务政策，不仅有政策性银行的主动介入和承担，而且也有央行、银监会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所采取的属于政策性金融范畴的特殊金融政策，因而灾后政策性金融制度载体在这一特定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明显特征。

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灾后重建的先导性、主动性、主导性和主体作用

国内外的相关实践证明，采取政策性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效果会更直接、更明显、更有效。尤其是在遭受自然灾害及贫穷落后的地区，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最能直接发挥其特殊功能作用且最能体现其价值的领域和舞台，关键时刻方显政策性金融的制度本色。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尤其是三大政策性银行在灾后重建有的先导性、主动性、主导性、主体性的积极作用。这次遭受强烈地震的灾区，也是政策性金融最能直接发挥其特殊功能作用且最能体现其价值的领域和舞台，也真正体现了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目标和地位，性质与宗旨，金融功能，业务运作机制，资产与负债结构，法律的适用性，以及金融监管的主客体与目标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我们鼓励、提倡或“道义劝告”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不能强求其必须承担一切或一定的社会责任，因为这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公平自愿的基本原则。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基于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考虑而产生的“嫌贫爱富”这种外部性约束，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种本能反应，无可厚非，我们也应该理解和支持，这也有利于金融资源的经济有效性的最佳配置。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商业银行都已上市，应该考虑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所以，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对灾区的扶贫济困，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或生产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要做的，就是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做市场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公共职能的逻辑关系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只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做不到的金融业务，而不做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做到的金融业务。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在面临着两难尴尬的境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地震等巨灾造成的信贷损失，作为商业运作的银行，不可能说减免就减免，但现在情况特殊，也没有成熟的处理办法。

三、发挥政策性金融在灾后重建中的独特作用，需要澄清和界定的一些相关概念范畴

发挥政策性金融在灾后重建中的独特作用，既要区别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不同质的规定性，也要明确政策性金融同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开发性金融等相关概念的理论界分。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财政或国家财政是一种公共财政，尽管公共财政的逻辑前提也是市场失灵，但其核心概念是公共产品（主要是纯公共产品），与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客体的准公共产品有所不同，尤其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或公平分配的无偿性，也同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有偿性截然不同。所以，政策性金融不等于财政融资，也不是政府的“第二财政”。财政融资是在早期（主要是二战时期）政策性金融机构初创时的一种主要资金来源渠道，随着当今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的变化，财政融资正在逐步让位于市场融资的主渠道。然而，即使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一定或特定时期、特殊融资领域，如这次灾区政策性融资，依靠必要而适量的财政资源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因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代表国家与全民利益而从事政策性的业务，提供准公共产品。问题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用国家资源去从事什么性质的业务活动，所以应该受到质疑的是那些动用珍贵而稀缺的国家资源从事商业性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我国财政部门十年来对三大政策性银行缺乏必要的财政融资支持这个根本原因，才导致了今天的政策性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另辟蹊径、越位无序竞争的结局，国家也不得不作出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

所以，在灾后重建的政策性金融信用活动中，政策性银行既不能单纯讲究利润指标或出于商业性营利目的和动机，也不能无偿地划拨信贷资金，至少应该做到保本或采取无利保本经营型。所谓保本，是指收入能够抵补利息和管理费用这两部分的支出；所谓无利，是在收入可抵支出的基础上，不谋求剩余，不追求盈利。政策性银行如果涉足灾区纯公共产品领域，出现利率倒挂及政策性亏损，则应该采取财政补贴经营型，由财政提供资金来源、贴补、贴息并兜底。否则，就会演变为政策性贷款有借不还或减免偿还的、不规范的“超政策性金融”，也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科学的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就不能称其为金融机构，机构自身也必将是短命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古今中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其一。

其二，政策性金融（policy-oriented finance）不同于金融政策（financial policy）。金融政策，一般是指由央行或金融监管部门所制定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外汇政策、支付清算政策、信托租赁政策、证券市场政策、保险市场政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等；从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对称的角度来看，金融政策还可以分为针对政策性金融的金融政策与针对商业性金融的金融政策两大类。政策性金融是针对强位弱势对象而言的一种制度安排，而金融政策的客体既有强位弱势对象、也有强位强势对象，具有一般性、宏观性、整体性的特点。在西方，金融政策往往是指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政策。所以，面对这次汶川特大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我国政府采取了种种的金融援助扶植政策，其中也包括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性金融这项特殊金融政策，利用政策性金融这个强而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工具，支持灾区的灾后重建与复兴。

其三，政策性金融也不同于“开发性金融”。如同农村金融、进出口金融、房地产金融等金融业务领域一样，开发性金融只是具有某种特征的特定金融业务领域，并不是金融理论与业务的基础或基本规范性分类，开发性金融既包括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也包括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彼此既不对称、也不平行、更不并列，进而，开发性金融也不能称为或成为政策性金融的“高级阶段”。“国家信用”是一切政策性金融的共同特征，并不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独有特征，也不可能是开发性商业性金融的特征。“市场化运作原则”是微观经营、运营、操作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最高原则，市场化运作必须服从、服务于政策性金融基本宗旨、职能定位定性这一最高原则。资金筹措渠道与方式的多样化与更大程度的市场化，是现代一切金融的共同趋势或特征，并非开发性金融所独有。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为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开发性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国开行近年来的实践，既是对1994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一身二任”体制的变相回归或传承，也是对国有商业银行过去“一身二任”业务运作方式的开创性变革。这不仅进一步佐证了政策性金融制度在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也充分说明现实中仍然需要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经营政策性业务。然而，在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政策性金融制度本义的“市场化运作原则”，却不应该被故意炒作、滥用和泛化，更不能各取所需地将“市场化”与“运作”割裂，将市场化或市场化运作同机构自身的根本性质、宗旨与职能割裂，乃至于“本末倒置”，将其提升为最高原则。

奥林匹克有句名言：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出发。同样，政策性银行如何深化改革，也不能忘记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初衷和宗旨。事实上，由于过于推崇、仰视西方的市场化，已经或正在造成我国经济、金融、文化、政治等各行各业的国家安全问题。近年来，我国去西方国家学习、进修、访问的经济金融类专家学者，也大都是去学国外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如何赚钱的商业性金融知识和经验，而很少去学习、关注谋求社会合理性资源配置目标、非营利性的弱势金融、农村金融、政策性金融知识和经验。当然，短期利益往往是直接的和具体的、是诱人的和强烈的，因而是难以抑制的；而长期利益则只有在全局和长久的利益之上才是重要的和值得关注的。然而，作为政策性金融，应该始终关注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利这一关系到国家前途和长远发展大局的最高战略原则。而且，以政府组织增信、财政兜底的打捆贷款模式为核心的开发性金融理论，在实践中既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缺少明确而充足的法律依据，因而开发性金融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同商业性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截然不同。当然，凭借“不言自明的优势”和“特殊而微妙的背景”、在尴尬中前行的国开行（高晖、陈春，2007），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性和目标定位，尽快规范自身的业务行为。

所以，作为承载、承担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复兴的重要职责、第一天职和先导作用的政策性银行，在当前大灾国难的历史关头，更应该基于非营利性目的，采取保本无利经营型模式，专心致志地专营相关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合法合规地遵循商业道德，承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不应该凭借所谓的开发性金融理论，在灾区不受任何限制地从事营利性的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业务活动。

四、“特政”特事特办，尽快颁行政策性金融支持灾后重建的法律法规，开发创新适合灾区的政策性金融产品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和颁行《灾区复兴促进法》或《政策性金融区域开发法》，这是规范政策性金融有效运作，以促进灾后重建和灾区尽快复兴的法律保障，也是世界各国促进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反弹琵琶”跨越式发展的普遍做法。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为了保障贷款、贴息等一系列区域援助政策的落实，颁发了《地区再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等重要法令，把政府援助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性专项资金置于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监控过程中，而很少发生将资金挪作他用而使项目夭折的事情。日本的区域政策性金融立法更为超前，在制定颁布了《北海道开发法》、《北海道开发金融公库法》及《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法》后，才成立了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法运作、依法规范、依法保障，有效满足了落后地区开发对中长期资本的需求，也避免了事到临头时的草率应付和许多不必要的延误损失。

关于我国政策性金融专门立法的呼声经久不衰，政策性银行成立运作了十几年，迄今还没有专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保障，这种立法共识得不到落实尽管有种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但在大灾大难的紧要关头，在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历史时刻，应该本着灾后“特政”特事特办的原则，首先尽快出台相关的专门法律，依法规范和保障各种形式的政策性金融业务活动，尤其是依法落实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灾区重建的区域信贷、保险（担保）政策。同时，根据灾区需要，也可以组建跨省份、区域性的灾区复兴信贷银行、政策性保险（担保）公司等一系列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但是，务必汲取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教训，力求做到立法先行，或立法与机构建设同步进行。

发挥政策性金融在灾后重建的独特作用，也要求政策性金融机构借鉴国际做法，并结合灾区客户的特殊金融需求，不断地开发和提供适合灾区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园的金融保险创新产品。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尤其是政策性银行，既要及时足额地保障传统的长期性大额批发贷款的有效供给，加大对灾区电力电网、公路交通、住房建设、电信通信、供水供气、医院学校等抗震救灾重点行业、重点客户的信贷扶持力度，并在贷款资金上予以倾斜，也要开发和提供针对个人的短期性小额零售贷款产品，帮助灾区农民群众尽快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既可以直接向灾区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弱势领域及基础设施项目等发放政策性贷款，也可以由政策性银行牵头组成银团贷款，或通过商业银行或其他承贷平台发放委托贷款或转贷；既要适当放宽地震灾区小额贷款条件和用途，也要适当扩大小额贷款授信额度上限并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既要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巨灾援助基金，发行政策性金融特别债券，也要建立巨灾政策性保险及再保险机制，开发巨灾险种。

面对灾后重建，需要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指导下，配合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社会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有的先导性、主动性、主导性、主体性和主力军作用，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一道，共同吹响金融支援灾区的“集结号”。

参考文献：

[1]曾康霖.按科学发展观发展金融事业需要多元化的金融制度安排[N].金融时报,2004-10-19.

[2]黄丽珠.弱势金融支持: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要务[N].金融时报,2007-03-05.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

1 我国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实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危机。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手段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我国经历的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在货币政策上都采用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连续三次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2008年下半年央行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政策方面的措施均采取了扩大投资、税费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综合运用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等手段,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减免部分税费、提高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实现了“投资拉动—经济总量扩大—消费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传导。尤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为甚,2009年伊始,从1月14日到2月2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汽车、钢铁、造船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并进行了4万亿元投资规划；2009年1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在运用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同时,进行了区域政策的运用来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10个区域性规划和文件。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概览

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应从重商主义说起,从时间上说,大约出现在15~17世纪,伯恩斯说：“重商主义可以说是政府所采取的干涉制度,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繁荣和增强国家力量。它有时又被称作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本国的财富,却忽视了市场作用的发挥。继重商主义而兴起的是古典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行为。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富与利润来自生产领域,国家应减少直至取消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国家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守夜人”，古典主义经济学后经马歇尔的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等人的一般均衡等理论的发展,新古典主义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有限职能的政府和作用范围无限的市场是追求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经济危机,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大量工人失业让经济沉疴难愈。凯恩斯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从摇篮到坟墓”的政府参与形象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出售的改革运动,对国家全面干预经济采取极端否定态度,认为经济上的计划化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个人的工作性质、就业差异、分配区别等。这些经济职能的集中必然引起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滥用,并导致个人自由丧失,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农奴化。相信自由市场能顺利地解决一切经济的问题。

3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二者之间的分配。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尽管认为出现市场失灵的时候,由政府来解决诸如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等问题。似乎政府与市场之间是一种互补品的关系,但政府与市场远远不是照相机与胶卷的关系那么简单,至少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互补”。并非离开政府,市场就无法运作；离开市场政府就无所适从,政府是有意识的来调节市场的缺陷,从而完成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二者关系不应界定在互补的范围内，而应界定为替代品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作用中,时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与其说时间影响着二者的相互作用,不如说是市场规律在自发的支配其自身的运作。既然市场自发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作为政府就不能够回避这个规律。政府有着强大的宏观调控部门,有着完善的信息收集机制。在明确市场动态的同时,可以调整自身干预范围的大小及自身适应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建立一个对市场反应灵敏,并能够及时回应市场要求的机制体系。

分析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可以得知,任何经济现象都属于公私的范畴,从国有企业改革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原则的确立到公民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的宪法条文,无不体现着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社会

所有权划分。在这样的原则下,“私”当然由假设为理性人的私人主体来管理,遵循着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而“公”则由代议制背景下的政府代为管理,遵循着为委托人服务的原则。二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全部的经济生活。由不同的手段和运行机制构成的不同能力主导着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沉浮。

4 理想状态下的政府与市场作用模拟

我们可以构建动态的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的关系,之所以称之为动态是因为需要把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图形如下：

图中横轴代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起的作用,纵轴代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直线ab表示政府和市场能力的预算约束线。具体而言,市场作用指市场自身的发育程度,包括市场规则的完善程度,合同契约对交易双方的约束程度,市场的开放性程度。政府作用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自身部门建设能力,政府维持市场环境能力等。二者的能力组合构成了特定时间政府和市场的能力对社会资源利用的约束。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此条约束线的位置是在不断地变化,不同国家在相同时期,此条约束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曲线cd则表示政府目标无差异曲线,此曲线的含义是政府在一定时期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一旦目标确立,就调动经济、社会资源去实现。在此曲线上的任意点表示在此曲线上,政府的目标是相同的,可以通过不同规模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的组合来达到,政府的目标在一定阶段是相对稳定的。曲线cd向下倾斜表明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存在着替代关系,凸向原点表明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二者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而用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最优解的决定,直线ab和曲线cd相切无疑是最有效率的组合,也即在政府能力和市场作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设置经济目标是最佳的选择。

在得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图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政府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在寻求政府作用能力与市场作用能力组合的约束线与政府目标无差异曲线的相交,也是在不断地调整政府经济社会目标,完善自身的发展能力,以期达到最优的组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历来争论问题,也是政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在宏观经济实践中,这样的关系往往是不易捕捉到的。在现实国家中,要么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政府为其提供条件的能力得不到保证；要么是政府干预范围过多,抑制着市场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反映在图形中就是,直线ab的位置经常出现变动,在坐标轴上的截距出现变化。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看不见的手”对政府的作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使政府的干预范围过大,其职能出现错位,市场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这些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又期望过高。以致经常出现直线ab和曲线cd的背离,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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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非货币联盟货币合作区域合作

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西非地区金融一体化要和经济一体化同步推进，充分利用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内生性，相互促进。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同时，要共同研究开发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推动债券交易市场联网，建立各地区支付清算系统。加强各国和各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建立跨西非地区政策协调机构，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维护西非地区的汇率稳定。建立区域金融信息的沟通交流机制，及时交流各国和各地区金融法规的制定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共同建立地区金融风险早预警系统。建立区域危机预警、救援和防范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沟通宏观政策相互协调、储备资产的集聚与共享，共同保卫区域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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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南省 环保市场 运行机制 调查 研究

1 现行环境保护投资融资体制调查分析

据统计，2001年，湖南省投入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约21.8亿元（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约5.5亿元），主要由日本政府环保贷款和湖南省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组成，各占50%左右；投入工业污染源治理建设约6亿元（用于工业污水处理建设约2.1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约13000万元，环保补助资金约600万元，环保专项贷款约2200万元，国内银行贷款约30600万元，利用外资约4600万元，企业自筹资金约9000万元。从资金最终来源看，政府是最大的投资主体，投资行为带着浓厚的政府行为色彩，而不是按经济活动的方式进行运作，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对其环境保护的投资活动还起不到调控作用。其特征为：

——投资渠道单一，缺乏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不利于国内外的社会资金进入环境保护领域

这样一方面造成环境保护的资金不足，一些紧迫的环境问题难以解决，使环境质量改善的进程缓慢，与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而另一方面使大量的社会资金闲置找不到投资方向，金融机构的资金也贷不出去，而一些重大的环境治理项目，还要依靠国外贷款来解决。实质上是用我们的环保市场为国外的技术和资本找到了出路，在付出高代价的同时，抑制了国内技术和资本的市场，使其找不到出路。

——投资成本高，使国家和企业都付出极高的代价

由于传统的环保投资体制是以政府为主要投资主体。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经济成本核算机制。因此，投资往往不计成本，不讲求经济效益，此外，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盲目投资，投资项目以事业单位的方式进行管理，再加之市场不规范、透明度不高导致的暗箱操作等。使人为的管理成本大大高于技术成本本身。比如城市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技术成本每吨水可达700—800块钱，而现在的实际成本却是l000—2000块钱。重要原因就是现行的投资体制中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体系。

——投资效果差，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

现行的环保投资不是建立在经济运作基础上的，因此，无论是工业污染防治设施，还是城市环保基础设施，都存在建成后不正常运行的情况，除部分设施是因技术因素或设施不配套的原因造成不能正常运行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主要是企业通过不运行设施把污染治理的企业成本转嫁给社会。这样造成了环保投资的极大浪费，不能有效地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政府将在近几年内对排污收费和环保投入政策方面有较大的改革，将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目的是要打破传统的单一的环保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实现环保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及资金形式的多元化，促进环保资本与投资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环保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推进环境保护走上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基本内容将包括：

——融资形式的多元化

在加大政府对环保财政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环境保护专项基金、发行环境保护彩票、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机制，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解决目前环保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将改变目前政府作为环保主要投资主体的局面，为国内外的企业及个人、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政府等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竞争机制，加快环保技术的进步和环保事业发展的进程。

——投资方式的多样化

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为各类环保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和服务方式，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这样有利于环保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企业制度的现代化

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环保企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市场竞争才具有活力。否则，将会被市场淘汰。因此，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将推进环保企业的改革和改制，加速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整体素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环保企业改革陈旧的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新的企业运作方式，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体制才能发挥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推进环境保护产业化发展的作用。否则，即使建立了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也是难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推进环境保护产业化发展的。

基于以上现象，国家在今后将要对环保投资、融资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从以公开的有关信息表明，今后将要出台的相关政策改革措施包括：

——收费政策改革

收费政策是促进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建立和发展的最主要政策之一。通过收费政策确立“排污者付费、治污者收费”的原则，调整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使治污者有利可图。制定收费政策时要注意理顺收费价格关系，改变目前收费中的价格扭曲现象，使价格能反映环境治理的实际成本，使之真正发挥其作为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另外，要根据不同收费对象的承受能力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对象，收费价格应有所不同；从管理上还要对收费、收费的使用、污染治理服务的规范等进行严格的界定和管理，增强收费及使用的透明度，建立政府和公众监督机制。

——税收政策改革

税收政策是政府最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之一，通过税种和税率的变化来促进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对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活动征收高税率的环境税，对从事环境污染治理服务的企业实行低税率或零税率。这不但能促进公众投资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制定税收政策要注意界定政策覆盖的企业范围及产业活动类别、正确贯彻落实完善税收政策的措施，还要注意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税种和税率，以及课税的对象。使税收政策真正能发挥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

——金融政策改革

金融机构本身就是调控社会资金流向和分布的服务机构，金融政策是引导融资机构资金进入环保投资领域的重要手段之一。实行市场经济后，各金融机构成为商业性机构，政府无权像原来那样运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各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而是由各金融机构自己决定资金的流向，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因此，金融政策要体现经济诱导作用，通过国家贷款贴息，建立投向优惠机制。使金融机构的资金大量流入环保领域，促进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资渠道的形成。

——财政政策改革

财政政策主要是转变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机制。一是建立国家财政对环保投资的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机制，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和效益；二是将国家财政对环保的投资转变成补、鼓励性投资，成为引导社会向环保投资的助推剂。

——融资政策改革

国家从政策上应允许环境保护的融资活动。环境保护也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经济活动，可以像发行体育彩票、残疾人福利彩票一样允许发行环境保护的彩票；允许建立开放式的环境保护基金；优先让有实力的环保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发行股票；或者允许建立环境保护投融资公司。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化融资渠道。制定融资政策要注意防止不规范操作，加强对环保社会融资活动及其融资机构的监管，防止其社会融资挪着他用或融资活动的不规范运作。

2 湖南省环境保护市场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市场化建设，绝大多数行业市场已完全开放，只有极少数的特殊行业和新兴行业例外，环境保护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环境保护市场完全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兴行业，从市场开放角度讲，不存在任何市场壁垒。由于中国的环保产业市场形成的时间比较短，相对其他传统行业来说，从市场运行和市场管理的角度看，环保产业市场发育很不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中的环境保护项目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由于项目总数相对不多且规模普遍比较大，市场操作一般能按照国家对项目管理的要求进行比较规范的操作，如采用招投标制度、监理制度等，当然，个别地区为了吸引投资商等原因，在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也有可能掺进一些政府行为，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的环保专业单位规模小，运作大项目的经验少，在项目的竞争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如湖南在建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几乎所有的项目的设备和土建承包商都不是专业的环保公司，真正的环保公司一般只能参与项目的前期工作和提供设计咨询服务，市场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也提高了进入这些项目市场的门槛，本土环保企事业单位做大做强的路还相当长。

相对城建基础设施中的环保项目而言，工业污水处理项目规模大小不一，量多面广，各地的操作模式不尽相同。尽管省环保局要求全省各地投资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执行招投标制度，由于项目来源、性质千差万别，真正能认真执行招投标制度的只有极少数。这方面的市场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自然无序的自由竞争状态。主要表现在：

——企业和产品的资质管理执行难度大

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局的要求，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设计、施工和提供设备的单位都要具备相应的资质，但是，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单位拥有相应的资质。设计和施工证书的主管部门为建设管理部门，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建设高峰期，过去很多从事一般工业和民用建筑设计、施工单位拥有不同级别的资质其中混进一些不具备实力的单位，造成了一些影响很坏的建筑事故。从2000年以来，建筑管理部门对设计、施工证书的发放管理极为严格，基本上处于停顿整顿状态。而环保市场过去对从业企业和产品的资质没有要求，全省只有6家环保企业拥有环保专项设计证书，现在再要争取这些证书则是难上加难。2002年初，湖南省环境保护局和湖南省建设厅达成妥协，下文在全省接受环保专项设计证书申请，但到目前为止，有关具体要求和操作办法还无法达成一致。这样，全省环保市场的资质管理在客观上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绝大部分环保企业目前事实上还处于无证设计和无证施工状态，各地方的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对拥有适合技术和产品的无证企业实际上也没有限制其在当地从事环保相关业务。

——不正当的市场竞争依然存在

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个别地方存在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对个别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要求不合理，设置一些人为的障碍。如有个城市在推行餐饮业油烟治理工作时，把产品被列入省环保局和省科技厅的环保重点技术推广计划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许多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技术合格产品都被拒之门外，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显而易见。不可否认，还有少数企业在争业务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如采取回扣、贿赂和伪造虚假资质等行为欺骗管理部门和用户，不仅造成用户的损失，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些也正是中国政府目前重点打击的对象。随着管理手段的不断完善，这种现象将会越来越少。

——价格、工资、利润率完全自由，缺乏市场信息交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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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政策已逐步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对我国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理论上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国外新问题，一方面越发凸显了作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切入点的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

“直接管制”类环境政策的管理实践困境催生环境经济政策由社会经济活动的纯经济性和行为的无约束性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性，是环境问题形成的理论根源。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直接控制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环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国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时”等8项制度为框架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就大部分属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国长期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实践证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内可能能够获得较大的环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识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会成本过高，在有些领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开始重点研究和运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碍甚至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经济激励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问题成因更深入的理论认识，使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实践越发受到重视除去极少的纯粹由自然效应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外，绝大部分环境污染都是由于人类的各种行为所造成的，而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类，即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为此，七次环保大会明确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具体来讲，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能效消耗远高于先进国家，重投资贸易轻消费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我国污染形势复杂、污染事故多发、污染留在国内、产品出口国外现象严重，无节制、不公平的消费模式极大地加速了资源和环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时期环境政策的制定应围绕“优化生产方式、引导消费模式”这一核心要求展开，而能够基于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全流程制定相关措施，统筹兼顾投资、出口、消费三方面的发展与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新时期、新阶段的新问题及外部新挑战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一是我国现有的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由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监管滞后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

二是发展的新阶段可能带来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前一时期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可能集中爆发，加之该阶段我国发展将面临后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国可能面临新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挑战，当下发达国家可能集体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高企、消费低迷等现象同时出现，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并重启国内制造业，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以我国限制9种原材料出口案败诉为标志的资源环境领域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极大地压缩了我国一直以来倚重的通过贸易限制保护资源、倒逼环保升级的政策空间，国际贸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应用仍存诸多问题

一是对环保的促进作用还有限，“十一五”时期，以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脱硫电价补贴等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对促进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减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对大规模污染源（如火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工作整体进展缓慢，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的还非常少；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较少。

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的体系在认清国情、妥处世情的基础上，七次环保大会制定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总基调，提出了“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的总要求，指导“十二五”时期环保工作的开展。七次环保大会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连接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赋予了新任务、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

一是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制定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均存在环境污染的现象，应有针对性地设计研究相关政策手段从而建立覆盖整个经济活动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影响企业生产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环境财政、环境税/费政策，其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资金是企业生产活动得以维持的根本，因而绿色金融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环境税/费政策一方面通过惩罚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改善自身环境行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环境财政政策通常为激励性政策，通过补贴或转移支付的形式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商品消费环节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绿色采购政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政策、环境税/费政策和信息公开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侧管理，其中，绿色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和信息公开政策可直接引导各消费主体选择环境绩效较好的厂家生产的商品或本身环境污染较轻的商品，而环境税/费政策通过增加或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引导绿色消费。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可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风险。绿色贸易政策旨在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可以鼓励生产过程中污染轻、生态影响小的产品出口，从有针对性地抑制和鼓励国外消费的角度，引导和倒逼国内环保升级。上述多环节、多层面、多角度且各有侧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为达到刺激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政策目标，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这个聚集点和连接点，直接提供了灵活、有效的备选政策工具组合。#p#分页标题#e#

二是从中观层面研究制定针对特定区域和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就是牵住了环保工作的“牛鼻子”。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硫、高氮行业，二者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工业排放量的60％左右，造纸行业和印染行业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占工业排放量的40％左右，控制住了四个行业的排放总量，就为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我国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重金属等污染，均呈现典型的区域化特征，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粒子导致的灰霾天气，湘江流域、“锰三角”等区域的重金属污染等，如果能够针对区域性的问题出台一些地区性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将一些主要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选择在重点区域，将对区域性的环境质量改善起到巨大支撑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针对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排污交易试点，针对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差异对待、兼顾奖惩的绿色贸易和绿色信贷研究，在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以及完善旨在维护区域间发展与环保机会公平均等的生态补偿和绿色财政政策等。而且，上述中观层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促进总量减排、质量改善和风险防范等环保重点工作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促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环境基本人权、更好地发挥环保在服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的政策保证。

三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制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环境经济政策。直接运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经济调节手段，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体来讲，该部分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资源定价、绿色税收、环保投资、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排污收费等。这是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催生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性动力而进行的资源环境改革的关键环节，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措施。

篇7

关键词：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增加了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随着2008年9月16日人民银行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标志着5年多来的紧缩性政策转向，同时各地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不景气的局面。然而到了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一扫阴霾，各地房地产市场频频上演“地王频出”、“量价齐升”、“一房难求”的火爆场面。随着2009年9月1日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建设用地管理促进批而未用土地利用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策重新启动。

二、房价成为调控的目标

房价上涨过快是当前房地产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房价为什么会不断上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认为是开发商牟取了暴利，有的人认为是炒房团在存心哄抬，也有人说，是很多人的超前消费观念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人们明知开发商通过炒作而哄抬价格、明知自己难堪重负，为什么还有超前消费?这是因为房价越调控越涨的事实，强化了人们的预期，如果现在不赶紧买，将来可能付出更多。归根结底，任何商品的价格高低只与需求和供应两项因素相关。当需求旺盛时，价格上涨以抑止需求，同时上涨带来的暴利，又吸引了更多的制造商加入，于是增加了供应，竞争逐步加强，价格慢慢回落，如此周而复始。住房价格是住房市场的核心，是住房市场健康的“晴雨表”，怎样对其进行调控、其调控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必须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宏观调控就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总量控制来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周期中的经济上下波动。对国家来说，经济总量就是GDP增长速度、失业率与就业率的高低、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利率和汇率的调整等。但从当前政府出台的不少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来看，基本上没有走出那种以微观行政方式来代替宏观调控的窠臼，而仅仅是遏制过热行业的发展等。

三、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但房地产的生产要素土地与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偏低，不仅严重制约着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而且呈现出一定的伪市场化特征。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其表现形式为“政府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政府高价拍卖――开发商开发成商品房后再更高价出售”的“官商联合开发模式”，使得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在短期内容易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风险。这也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首当其冲地承担的救市义务。另外，基于房地产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特点，房地产市场竞争程度低下，垄断特征明显。同时，房地产市场效率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资源闲置和短缺并存的局面并未得以根本扭转。为此，应当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使市场供求均衡得以优化和保障；应当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能力；积极推进上游资源――土地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房地产开发模式；按照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的原则，积极发展商品房市场，活跃二手房市场，规范租赁房市场，创新经济适用房产权制度以及廉租房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和保障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监管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间的利益联结，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其能够真正承担起为各阶层民众提供更多更好公共服务的职责。

四、应积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提高调控的有效性

应该说，住宅和房地产区域性很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土地资源情况、不同的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其发展。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住宅和房地产本质上不是全国统一市场。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各司其职，在不同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应明确中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通过金融政策、税收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而涉及到住宅建设中的土地供应、容积率、户型结构以及市场调控的具体操作则应由各级地方政府来完成。现在我们对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多有抱怨，但不去追究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已到了要建立中央与地方对房地产调控“共同治理”机制的时候了。

篇8

关键词:财政支农;税收;农村社会保障

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这已被大家所共识但是,现行的支农政策以及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化长期化的支农政策体系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但是,这一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并积极创建新的政策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整合这些政策,区分其主次和先后顺序,统筹安排这些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政策框架的整体目标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元~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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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支农;税收;农村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10.45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54-03

公共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这已被大家所共识｡但是,现行的支农政策以及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化､长期化的支农政策体系｡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但是,这一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并积极创建新的政策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整合这些政策,区分其主次和先后顺序,统筹安排这些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政策框架的整体目标｡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 500亿元~2 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 王朝才,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苏明.中国农村发展与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杨周,张冬平.WTO框架下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侯石安.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 孙茂万,李自俊,徐艳芳.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设想[J].财政与税务,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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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额信贷；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1-0054-02

一、 完善小额信贷的外部环境

1、改变对小额信贷的认识与定位

现阶段，对小额信贷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一种向特定的目标群体――贫困或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或产品，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必须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金融反映一种借贷关系，这种借贷的金融关系决定了小额信贷机构不应被视为一种单纯的福利机构。把小额信贷看成一种正常的经营业务可以消除不少误解，从长期来说也将更有利于小额信贷扶贫的持续和深入发展。

2、转换政府在小额信贷发展中的职能

首先，要创造一个有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环境，促使商业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成长、壮大和竞争。政府要把管理的重点从管理资金使用方向、进行利率管制等方面转向贫困地区市场化建设和信用环境培育上来。对小额信贷而言，当前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是：（1）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2）实行小额信贷扶贫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小额信贷扶贫系统；（3）建设有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保证不同经济部门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时处于同等地位；（4）加强市场信用环境建设，形成信用大环境不仅有利于实现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也可以为地方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其次，要大力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如果说传统的政府干预是一个扭曲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那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小额信贷就应该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让真正有偿还能力的人得到金融服务。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分配金融资源，而是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道路、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市场化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提供更多赚钱的机会，有利于贫困人口获得的商业化信贷资金实现最大化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培训，提高贫困者发现盈利机会的能力。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这一方面使得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在执行扶贫任务时身份暧昧，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金融风险，所以完善对小额信贷的法律规范迫在眉睫：

1.要尽快修改《人民银行法》，补充有关小额信贷的法律条文，规范小额信贷组织的性质和审批条件，在法律上赋予小额信贷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

2.要允许小额信贷组织享有按照其资金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利率浮动的权力，使其可以近似市场利率的水平进行信贷服务，增强其可持续性。

3.开通小额信贷组织从金融市场上融资的渠道，允许它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有意义的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往来。

4.条件合适时，开办存款保险制度，为小额信贷壮大资金来源、增强低抵御风险的能力提供保险。

5.改进金融监管模式，加强对小额信贷组织的存款保障、资金安全性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以确保存款人的利益不受损失，维护整个金融秩序的健康和稳定。

二、建立形式多样的小额信贷模式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因此，不可能以一种固定模式解决所有地方的信贷扶贫问题，因地制宜，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是尊重实践的做法。以下是几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1、成立新型的扶贫银行，组建强大的小额信贷机构

这样的银行的特点是：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服务于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金融机构；是实行自负盈亏，企业化经营的非政府机构。资金来源：国家财政拨款、财政扶贫资金、农业银行的扶贫贴息贷款、国际贷款、扶贫基金等。由于这样的扶贫银行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应使资金增补制度化、法制化，加强对贷出资金投向扶贫领域的监管。

2、现行正规金融机构运作模式

可以借鉴印尼BRI-UD的村信贷系统管理模式，在农行内部设立完全独立的小额信贷专职机构，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核算，制定区别于银行内部其他商业部门的运行和考核指标、标准和规则，行使市场化运作取向的政策银行的职能。农村信用社自身改革目前处在攻坚阶段，为鼓励其积极性，建议对农信社办理的农户小额贷款免征营业税。农行与农信社毕竟是商业性的金融机构，不能不考虑择优的原则。所以，他们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应该是有一定生产经营能力的中等收入以下的贫困农户，但不是最贫困户。

3、三线运行的间接信贷模式

“三线"即“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党政一条线，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安排计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扶贫社一条线，主要负责确定扶贫对象，选择扶贫项目，提供配套服务和协助农行收贷收息；农行一条线，主要负责筹措资金和放款。该模式需要改进的地方有：①扶贫资金的供给方式，应当恢复到由中央政府提供基础货币的方式。②将中介组织（扶贫社、工作站）专业化,把中介组织改造成企业型服务组织。③解决好专业化中介组织的办公操作费用。在现行的合作体制下，可采取政府从扶贫资金中拿一点用于操作费补贴；再向农户收取贷款额度的1～2个百分点的管理费来分担解决。

4、完善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模式

①允许有条件、有实力的NGO注册为准金融机构。②给予NGO小额信贷免税的待遇。③成立NGO小额信贷行业协会，代央行监管NGO项目的活动；定期向央行提交报表，汇报NGO项目动态；代表全体NGO向政府提出发展和政策建议，起草文件等；为NGO项目筹措资金、培训干部。

三、 合理制定利率，确保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

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是决定该制度能否存在并真正起到扶贫作用的关键，狭义的小额信贷可持续性是指小额信贷机构不需要外部提供的特别资助的条件下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其经济可持续性即小额信贷机构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能够支付贷款的全部资金成本和非资金成本。但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利率过低，远没有达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随着相关政策环境和小额信贷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种必然选择和趋势。

四、建立适宜小额信贷运作管理的有效机制

1、推进穷人自愿组织的建立。将单个的穷人组织成小组，以增强他们应付风险的能力，降低信贷机构的监测和管理费用。

2、加强资金筹措与储蓄动员。措施有：①改变农行自筹扶贫信贷资金的方式，由中央政府提供基础货币；并在扶贫信贷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小额信贷，建议这一比例不低于60%；同时，财政扶贫资金中也可以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小额信贷的操作费用。②可以考虑创立一个总部机构或批发式资金形式来解决中国小额信贷资金问题。批发式基金从政府、银行和捐助机构动员贷款和资本金赠款，然后转贷或入股于基层的小额信贷项目，有助于克服小额信贷零售机构为争取资金和管理资金而付出高成本的缺陷。③设计适宜的存款制度，充分吸收穷人的储蓄。为减少金融风险，可分为两个档次：一般的小额信贷，可以向贷款人吸收储蓄，额度限制在贷款的80%以内；对于已有较强实力资本较多的机构，可以吸收社会储蓄，额度不得超过自有本金的50%，后一种必须获得批准。

3.强化对适宜穷人需要的小额信贷产品的开发。

4、小额信贷工作人员专职化，完善激励机制。

五、加强对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

具体措施有：1、小额信贷机构应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体制。2、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监控体系。3、运用合适的财政政策以降低小额信贷的风险。改革国家财政支持小额信贷的方式，将目前的贴息贷款转变为共同财政担保基金。担保基金主要用于补贴经营机构因办理小额贷款而产生的合理亏损以及为扶贫到户、提高还款率、减少亏损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少部分奖励。4、加快农村诚信体系的建设；5、建立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艾路明.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M］.北京：科学经济出版社，2000

［2］刘文璞.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A] .杜晓山.中国小额信贷十年[C].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

［3］社科院小额信贷管理体制课题组.关于改进和完善政府实施小额信贷扶贫管理体制的研究报告［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