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工资改革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企工资改革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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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资；改革；费用；承包制；比例；员工；企业效益；考核

中图分类号：F24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1

一、企业工资改革的概述

工资是满足职工生存、安全等物质需要的主要渠道，更是激励的基础。合理高效的工资制度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前提和主要手段。过去，无论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工资制度都是国家统一规定。改革至今，除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由国家规定外，企业已获得了内部分配权，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工资制度。企业是直接面向市场经济的主体，自负盈亏，员工的工资紧紧与残酷的市场经济、企业经营效益相关，如何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改革，一方面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带动企业经营良性循环，这是企业管理者的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二、企业工资改革的具体措施

企业工资改革的对象是企业员工。我公司是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历经十几年的公司体制改革，员工教育水平、技术能力、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人员数量也得到了精简，生产装置也逐步完善，要确保他们工资水平逐年能按一定比例有所提高，从而推动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必须重新提出一个全新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结合我公司的实际情况，今年以来，我们逐步探索出“工资承包制”的改革思路并逐个实施。

所谓“工资承包制”，就是根据生产经营的全年计划值，根据本地区的工资增值幅度，设计一个工资增值总额，然后逐月分解承包，结合各子公司、分厂的经营考核指标进行考核发放。具体措施如下：

1.科学制定以产量、消耗为依据的工资承包额定量计算方法

每个分厂、子公司都有生产的计划目标，我们以各单位的去年全年工资总额作为今年的工资总额起始点，也就是说只要完成去年的生产任务就可以享受到100%的工资，然后以今年的生产目标作为今年的8%增长的节点，超产或减产则按此比例增长或减少相应比例的工资总额。另外，以国内同行业的各消耗指标为起点，再综合具工艺设备运行状况相应各设计指标节点，达到该节点指标时可以增长2%的工资总额，优于或低于则按此比例增长或减少相应比例的工资总额。通过这样的计算，一目了然的将工资总额与生产产量、消耗成本定量考核。

2.测算生产的辅助制造成本与工资总额的增减比例

除开上述的产量、消耗指标之外，还有涉及到影响生产成本和稳定运行的很多辅助制造成本，比如检修材料的损耗、设备维修费用、设备制造成本等，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费用预算标准，当费用超过预算标准或控制在预算标准时按实际超出或节约费用的一定比例进行扣罚或奖励。

3.以人为本，科学定员定岗，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运行

结合各子公司、分厂的具体人员分布，参照国内同类行业的人员配备，科学制定了各单位的定岗定员人数，在岗实际人数少于定岗人数的，按该单位的全员平均工资补足工资总额，实际人员多出定员的单位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统筹安排，工资总额随人员减少进行调整，直至符合定员标准。

4.树立全员工资承包的意识，提高广大员工的积极性

企业的工资管理工作需要所有员工的支持和推动，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推动工资改革的发展，必须树立工资与生产经营紧密相依的理念，只有全员参与提高生产经营效益、开源节支降成本的管理工作，从员工身边做起，立足本职工作，将成本意识和每个员工的利益挂钩，提高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达到工资承包总额的极大化。

5.充分发挥企业分配权，公开公正公平做好工资分配发放

各子公司、分厂在考核核定的工资总额内有充分的分配权，要求分配方案必须有具体的考核标准，考核实施方案必须经本单位职代会通过，要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工资分配经得起员工的监督检查，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极大地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企业工资改革的重大意义

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工资改革对于企业的成本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能否取得盈利，关键在于对成本的控制是否到位，关键在于成本管理工作中涉及到的生产能否稳定、产量能否达标、消耗能否合理、费用能否有效控制、人力资源能否高效运行等因素是否都得到了很好的管控。在现实中，我公司经过了将近半年的工资改革进程中，每个月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司的产能突破了几十年来的生产瓶颈，体现在产量逐月突破计划，消耗逐月降低，大部分指标优于或达到了国内同行业的运行指标，主要消耗指标取得了10%左右的降幅，主要产品的优等品率也得到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员工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0%左右，公司的企业经营效益在国内普遍不理想的环境下也大幅度提高，员工都感到很满意，体现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普遍提升，各单位的内部活力显著增强，员工越来越主动关心生产的产量、消耗和生产细节，现场巡检更耐心细致，主动寻找解决问题，更加注重检修质量和费用控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体现出合理高效的工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企业通过合理科学的工资改革，既能极大地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又能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进而带动企业经营良性循环，达到企业效益和员工收入同步增长的双赢，实现了企业成本的高效管理，工资改革是企业成本管理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是企业整体效益提升的重要手段。诚然，各企业不尽相同，实际操作方法也有相异，但企业高度重视工资改革、激励员工的成本管理的理念却是相同的，工资改革对于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孙旭东.企业成本管理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J].财会通讯,2008(4).

篇2

关键词：收入分配改革；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目标；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虚拟经济；存量资产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52-04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点，①不断有人预言中国会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引起社会动荡。既然把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动荡挂钩，当然就引起了包括高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重视，中央也在不断研究和推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和措施。但是，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实施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推行不断受阻，效果大打折扣；②二是社会对近期推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不满意，一些人认为没有真正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问题，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不大，一些长期遗留的收入分配问题在方案中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③这些情况的出现需要我们反思：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能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到多大程度？收入分配的调节对象是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应设定何种目标？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不解决，把希望只寄托在中央出台的政策上就可能南辕北辙。

一、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

一提起改革，人们总是会想到政府，认为只有政府才是改革的主体和责任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同样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政府有责任、有能力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这是一种对政府责任无限扩大化的错误认识。收入分配改革也如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首先要界定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与市场、社会在收入分配上的职能与责任。因为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既有政府渠道，也有社会市场渠道。必须要认清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能找到改革和调整的主体及其责任，由此寻求收入分配改革的途径和办法。人们在存量财富和流量收入上的差距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存量财富的差距可能来源于遗产继承、偶然获得或社会资产泡沫等非连续性方式。对于存量财富的差距，可以在财富持有和所有权转移时通过征收遗产税和财产税方式加以调节，这方面有的已经做了一些试点，如房产税；有些还没有开展，如遗产税等。这种财富差距的调节责任确实在政府，需要针对不同财富的性质、资产增值的特点和获得途径设定相应税种加以调节，控制因财产占有不同而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

对于流量收入，政府只能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调节，而对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收益的社会成员只能通过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进行调节，很难进行全面的控制。对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分配，并不是设置一定的工资标准进行分配就可以的。在过去计划体制下，除了农村地区，城镇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实行基本统一的工资标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但是收入分配的“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的教训十分深刻。在财政供养体系下，不同性质的机构存在不同的公共目标，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抹杀了工作性质的差别，收入分配没有起到对效率的激励作用。中国财政供养面太大，涉及的领域很多，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加以规范。以教育与卫生两大系统为例，二者虽同属社会事业性质，有相同之处，但工作性质与特点却有很大不同。教育系统的工作相对明确，风险较小；而卫生系统尤其是临床医疗工作风险较大，工作量衡量中隐性成份较多。教育系统与卫生系统如果用同一收入分配标准，卫生系统比较收入低，人才就会向教育、商业、药品生产与销售等行业转移，卫生系统的服务质量必然会下降。④实际上，即便是在教育系统，其工作性质也有很大差别，幼教与普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本身的不同层次都存在很大差别。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可以实行较为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如普通教育，但不能要求所有教育系统都实行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如高校中的科研工作量的衡量和报酬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⑤

收入分配差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大政府的背景下，不仅有庞大的政府机构，还有政府举办和管理的文教卫生等各种事业性单位和存在于不同行业的大量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有些完全不收费，有些则可以通过收费来解决部分经费；而国有企业有些提供的是公共品，有些提供一般竞争性产品。政府属下的不同性质工作人员如果要求都实行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政府连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分配调整都很困难，更何况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调节呢？

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不能只是政府，也有市场。社会成员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换由市场决定其收益，市场波动既可以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一些人瞬间倾家荡产。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定的市场分配方式下，风险与机遇就成了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虽然资本在市场分配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资本获得收益也不是稳定和直接的，也是要在竞争和市场选择中来实现。此时，对于每一个从市场中获得收益的人来说，市场就具有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力量，个人是在不自觉和不可控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分配结果。因此，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地位平等与否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收益。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确实在收入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政府不是可以超越市场和历史条件的决定一切的力量。政府不是万能的，只是社会的委托机构，同样面临着信息缺乏、资源与手段有限等问题。因此，社会财富不存在一个超然的分配主体，收入分配不过是社会成员利益博弈斗争的产物。收入分配活动虽然受制于生产活动，但收入分配活动却融入了人们对利益的理解与追求。人们不能完全脱离生产与交换活动来决定分配，但是在分配问题上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在收入分配的具体实践上首先要解决好政府方式与市场方式之间的关系，各自承担各自范围内的责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长期收入分配实践中也认识到，单纯依赖市场分配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和矛盾，效率至上的分配原则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各国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有的偏向政府主导，有的偏向市场主导。但是不管如何，总体上是与这些国家民众对收入分配基本原则的认识有关，与其国情有关，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调整的。在市场分配与政府分配之外，许多国家还积极发挥慈善等社会第三次分配方式在分配中的作用，使分配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从而多渠道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反观我国在收入分配上的实践可以看出，过分强化政府分配职能，只能使分配模式单一化。单一化的分配模式无法适应社会多层次的现实需要，更不能有效把握社会经济活动千变万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机遇。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可以适当提高，但是，当社会主要压力来自生产力发展问题时，收入分配就不仅是一种消费资料的配给工作，而是关系到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要素投入等问题，收入分配所承载的这些功能不是政府所能提供的。如果政府控制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收入分配必然也在政府控制之下，此时差距可以马上缩小，但收入分配对社会生产的激励作用就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控制或不能控制社会生产，政府对收入分配总体上就无能为力，因为分配方式是与生产与交换方式紧密相联的。

政府也好，市场也好，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因此收入分配必然要服从与服务于生产与交换，政府与市场在收入分配上的关系取决于政府与市场在生产与交换上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需要。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许多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是高收入人群和富人，认为是这些人拉开了收入分配差距，引起了社会不满，因此提出要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力度。从统计意义上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基尼系数计算的主要方法，因此说高收入人群使收入分配差距凸显出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以此将富人和高收入人群看作是道德上的罪恶者。统计上的收入差距是数据性的，并不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评价。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表现，但是这只是数字上的表象，必须分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对其收入形成差距进行分析才能找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得主要分为几块：一是工资薪金所得，这是劳动所得。二是实业经营所得，通过投资经营企业，管理劳动与资本相结合。三是虚拟经济投资经营所得，如股票、期货、黄金、古玩等投资经营。这些虽然没有参与实体经营，但是通过市场交换所得，需要预付资本并承担风险，也是一种合法所得。四是资产增值，如掌握的股票、土地和房产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而增值。这些资产的投资不是一种投机交易，而是在整个社会资产价值增加后随之增值的。五是灰色收入，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总体上是处于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如权钱交易等。⑥在收入分配改革时应该对于这些种类的收入区别对待，根据不同的种类采取不同的措施。

第一种是工资薪金部分，这主要来自劳动所得。如果高收入人群没有占有社会资源，不是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领导者，⑦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应该与其他人员的工资收入一视同仁。不管收入高低，都是正当收入，可以依据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交税，但是税后就完全没有接受再分配的义务。

第二种是实业经营所得。实业经营对社会贡献明显，经营者不仅要投入预付资本，还要自己付出劳动进行经营管理。对于这种企业经营所得，只要合法经营，依据相关法规照章纳税，也是通过市场合法合理方式获得的收入，也不能把这种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第三种是虚拟经济的投资经营所得。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补充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投资具有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特点。虚拟经济的投资面向社会，所有人都可以做，由于机会均等，收入透明，承担相应的税收后也不应该再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第四种是存量资产增值。在市场经济完善和经济发展平稳的社会里，资产短期增值的空间并不大，通过资产投资来进行投机性经营很难。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货币投放过多，资产泡沫化现象严重，因此资产投资转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在资产泡沫形成过程中，投资资产几乎都可以获得巨大收益，资产增值形成的财富分配差距就成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根源。一套房产交易获得的增值收入相当于一个人工作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收入，资产在短期内形成的巨大增值效应完全扭曲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正常机制，使人们对财富的价值和收入的来源产生了颠覆性的看法，人们的心理平衡被打破。⑧但是，资产增值收入从根本上来源于社会，应该将其增值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交还给社会。收入分配的改革对象应集中到对资产增值的税收征管上来，通过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税的征收使资产价值增值回流社会。

第五种是灰色收入。虽然我们有时也把一些地下的经济交易称作灰色经济，但是，最主要的灰色收入就是指权钱交易。通过权钱交易，掌握权力者在正常工资收入之外又获得了其他收入，而且一旦权钱交易达成，这种灰色收入往往远大于正常收入。行贿之人之所以愿意行贿，是因为通过对权力资源的购买，可以获得比市场价格更低的条件和更高收益。可见，不管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和格局，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拉开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来看，低收入人群往往只有劳动这一项收入来源，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却是多样的。但即便如此，社会也不能简单地将高收入人群作为改革对象，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的“限高补低”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如果这样做，不过是把社会仇富心态从民间转入了政府，其结果是对财富的暴力瓜分，放弃了对合法财富保护的宪法理念，也必然引起社会效率下降，减少人们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追求。

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不应该集中在富人身上，而是应该集中在对收入来源的控制上。对于上面所说的第一、二、三项收入来源的收入所得，只要照章纳税，接受了所得税的调节，社会人群之间依旧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就有合理性。因为高收入人群是依据效率或贡献原则来参与了分配，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不能强行进行再分配。而对第四种收入来源，应该建立更加充分有效的调节标准和手段，通过遗产税、房产税等方式把资产增值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交由政府进行再分配。对第五种收入来源，尤其是官员的贿赂收入，既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法律上有明确界定，在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大，应该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对象，加大打击力度，杜绝这一类收入形式的存在，理顺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

三、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

以基尼系数高低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有害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指标可以参考，但切忌绝对化和泛化。

基尼系数计算时把人口五等分，用占人口20%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计算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过高说明高收入人群占有了社会主要收入，这确实应该引起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视，应该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去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是，基尼系数是一个数据统计性的比较，既忽略了数据背后的实际收入形成的不同途径和手段，也忽略了现实社会的不同结构和情况。用北京金融系统的白领工作者与西部落后山区农民进行收入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中国自身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长期的，正处在不断变化和上升的转型时期，不同行业和区域存在很大差异，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无意义抽象。

此外，这一抽象使人们集中在收入分配的结果差距上，以为只要政府让高收入者多缴税，再把所缴的税通过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就可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这是对收入分配调节的一种极其简单且有害的想法。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孤立的，不能用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即便没有税收和转移支付成本，政府拥有完全的收入分配信息，政府也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比收入结果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来源中的能力与机会差距，而落后地区收入低正是由于能力与机会缺乏。

把发展不平衡且地区差异很大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基尼系数测定不具有真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中国不能以此目标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收入形成的能力与机会。在不断上升并且转型变化迅速的中国社会，机会不断变化，风险与机遇并存，许多行业都在社会和市场变化中浮沉，市场中的企业更是天天在为生存奋斗，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收入也是如此。

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高低自然会从各自的角度加以评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合理性，而不是结果的绝对平均。群众对深恶痛绝，就是因为这种分配损害了社会公平，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占有社会财富的一种不劳而获，是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如果公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权力寻租受到打击，收入分配是公开的，那么人们也就会接受社会收入分配存在的差距，认可通过市场或社会正常途径获得的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合理性。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评价来自于比较自己的劳动收入与相似工作的人的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绝对数差距的理解。

只要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比较与选择的机会，实现了起点与过程的公平，人们就会接受结果的差异。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只在收入分配结果上打转，而是要着眼于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更加公开的机会、更加合理的分配手段。

注释：

①关于基尼系数警戒线，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是0.4，但是，对于这一指标，国内还有许多争议。既有对基尼系数测定准确性的质疑，也有中国国情特殊性对警戒线设定的疑问。徐映梅、张学新在论文中提出的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5。而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均大于0.45，但没有超过0.5。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的基尼系数估计的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与统计局该年的数据0.481相差很大，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争论。这说明，基尼系数不仅是一个统计数值，它还被倾注了过多非理性的主观情绪。问题不在于基尼系数数值本身的准确性，而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主观感受与官方统计的区别。

②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从2004年开始推行，政府机关普遍实行了这一政策。但时至今日，许多事业单位依旧没有实行这一政策。一方面，因绩效工资改革需要增加工资，部分地方政府以财政紧张为由不愿承担绩效工资增资部分；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实行何种绩效工资考核标准难以制订，使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一再拖延。由于政府机关率先实行了这一政策，拉开了与事业单位相同级别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使社会对政府先自行增加工资的改革举措不满，实行和未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职工对绩效工资的评价也从期待转为失望的倾向。

③社会反响强烈的养老金双轨制并轨问题在2013年国务院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中没有得到明显体现，使社会对这一方案的价值产生疑问。

④近些年医患矛盾加剧，医院和医生拿药品回扣、医学院招生困难和医生向非医疗行业流动等现象说明了在卫生行业的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严重问题，已经导致这一行业的发展面临困难。

⑤课题经费变相成为科研人员生活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只是把课题经费完全用于科研耗费的支出而没有考虑科研人员在其中的劳动贡献和报酬，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⑥王小鲁认为“灰色收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比如一位官员的儿子结婚，收受了远高于普通人的结婚礼金；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比如受贿所得。”

⑦国企高管的收入既有市场化的一面，又有非市场化的一面。如果国企是面向市场竞争的经营性企业，高管工资应该与经理人市场接近，以便吸纳优秀人才从事经营。但是如果是垄断行业或非经营性企业，高管收入就不能比照经理人市场工资水平，而是根据其工作强度参照其身份加以管理，内部人员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因为这种高管的管理绩效不能用市场效益来进行衡量，而是用管理效率来体现。他们不是通过自身努力而是靠占有社会资源使企业获得了收益，因此这样的国企高管收入不能市场化，而是应该参照公务员标准来进行管理。况且这些人本身就有干部身份和级别，与机关领导干部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当然应该参公管理。

⑧《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刊文：《辛苦几十年打工，不如单位分套房》。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体制不同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资产泡沫带来的社会分配关系的混乱。一个人工作几十年的收入还抵不上一套房产的价值，人们就会对劳动的价值持怀疑态度，把自己的精力和财富全部转移到资产投机上来，进一步推动了资产泡沫化。

参考文献：

[1]徐映梅，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J].统计研究，2011，（1）.

[2]王小鲁.阻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灰手”[J].人力资源，2010，（8）.

[3]吴练达，高璇.从三次分配看中国分配问题的严重性[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2）.

[4]岳希明，李实.真假基尼系数[J].南风窗，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