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经营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经营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农业合作社法》的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的非赢利性的企业。它“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显然，这一定义是在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的传统定义的基础上做出的，从而，正式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合作社的合作经济组织（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

我国现在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指生产性质的合作社。这一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得到了速度较快的发展。但是，总体看来，我国当前的合作社发展仍然较为迟缓。产生这一现象的首要原因是，合作社资金较少，出资方式又比较有限，难以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合作社的发展困难实际上是我国农业农村问题的一个表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一定数量的农业用地被荒废；小农经营成本高，收益较少，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现代化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本身就要求土地集中使用。因此，立法者要求国家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运作要比公司和合伙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更为优惠的条件。传统的民商事法律，不能够完全适应合作社这一特殊形态的企业组织。

一、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债务责任问题

根据《农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包括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合作社以其财产所限对债务承担责任，合作社社员以实际出资的财产对合作社承担责任。从而可以认为，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有限责任合作社。其债务责任的规定类似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一方面，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注册资金没有做出过任何限制，也不存在最低注册资金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类似于无限责任制企业。总体而言，合作社的债务责任应该是低于一般公司等企业。但是，合作社的债务履行能力，也往往弱于其它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农民；而对债务责任的规定，由于限定在社员出资额和公积金的范围，从这一点上又总体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债务责任相比较而言，是较低的；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能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也是较低的。

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的交易和服务对象是自己的社员，但是也必然要与非社员的其他企业或者个人从事交易。合作社的非营利性，是对内的非营利性；而在对外的经济交往则是从事营利活动的。在对外交易的过程中，由于其债务责任问题，对于债权人来说，合作社存在着较大市场风险。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破产法律规定

如前所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尚未颁布实施之前，合作社适用多部民商事法。但由于旧破产法只是使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此并没有适用合作社这一经济组织的法律。2006年制定实施的新破产法则规定，企业以外的经济组织在破产清算方面也可适用该法。2007年《农业合作社法》实施后，根据该法第四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破产实际上基本适用我国同年生效的《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

《农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破产特别规定在于如下几点：

1、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应当优先清偿破产前与农民成员已发生交易但尚未结清的款项。.

2、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式的财产，在解散、破产清算时，不得作为可分配剩余资产分配给成员，处置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因而从现行立法上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合作社在发生破产时，其破产财产中的承包经营权如何清算，并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在合作社破产的情况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不应该有异于其他破产财产。

目前仅有的处分破产财产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据，可能是2005年农业部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从实践中看，各地的具体做法也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不能作为抵充债务所用，而要折算成货币清算。这一做法出于前面的所说的对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考虑。所以，破产合作社的债权人是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但是，从现有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来看，其主要的企业财产构成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他类型财产占比极少。在已经因资不抵债，丧失清偿能力，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合作社获取货币折价清偿的主要方式，只可能是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他人。所以，农民社员仍然存在着丧失土地承包权的可能。另一方面，鉴于合作社的债务责任较小，而如果土地承包权等财产无法清偿的可能又较大，对于债权人而言，其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从长远而言，这同样不利于合作社本身的发展。

新破产法的目的，正好在于保证正常的商品交换和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维护与债务相关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社会利益与正常的经济秩序。破产法的直接调整作用，在于保障债务关系履行的公平性。如何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保持利益平衡，这是目前合作社法上所缺少规定的一个方面。

三、解决作为合作社财产的土地经营承包权的破产问题的设想

合作社法和破产法的学者对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破产处分设计了若干不同的方案。主要的出发点都在于债务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比如有学者建议，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出自总额，但在收益时则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分配。然而我国现有的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合作社，多数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主要财产，土地承包权占绝对比重。尽管合作社没有最低注册资金的要求，但是一个完全没有可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的一个瓶颈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总体来说，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低下，资金的缺乏，都是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但是土地承包权的处分是否一定会导致农民的保障缺失仍然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由于我国过去特有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我国农民的主体部分仍然。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按区域划分粗略分析的话，各地区农民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1、沿海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的农村城镇化程度较高，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不大，当地的土地价格高，生产成本也较高。农民多兼营第二和第三产业，有部分农户已经享受了社会保障。

2、中西部一般地区：这一区域工业化程度高，农业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土地承包经营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意义不大。

3、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农村土地社会保障作用较大，农民对土地的仰赖程度很深。

篇2

其实，孙光伟一直想跟银行产生些其他交集，比如贷款。孙光伟牵头组织了一个叫做“万众兴利”的奶牛养殖合作社，由于资金和场地限制，养殖规模一直难以突破500头，这让合作社投资的自动挤奶平台一直都“吃不饱”。

为借钱买牛，孙光伟常常在银行碰一鼻子灰回家。“那些大银行我都去过，不过人家要我拿抵押物，没有啊。”

孙光伟只能在亲戚朋友间筹措，着急时也借过“高利贷”，但都不是长久之计。直到2010年他发现“融兴村镇银行”。“我路过几次，都没进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看它在怀柔电视台打广告了，我才去试试看。”

一试还真成了。“挺方便，40万元几天就下来了。”没多久，全合作社的农民都在融兴村镇银行贷款，两年来合作社一共贷款120万元，奶牛数量也突破了1000头。

村镇银行是中国银监会2009年起开始力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一种。多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基层分支机构的战略，使农民感到与银行越来越远，而“下乡”的村镇银行，正让农民重建对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新印象。

陌生来客

2009年，张士益从哈尔滨南下来到北京郊区怀柔，奉命在当地拓展事业。寻觅良久，资金有限的张士益在街边找了个私人盖的两层小楼，把一楼门面租了下来。

2010年1月，这个门面挂上了“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招牌正式开业了，张士益任董事长兼行长。村民们议论纷纷，“他们说这是谁家开的私人银行啊，都不敢进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张士益不禁苦笑。

原来，农民们不知道国家是不允许私人开银行的，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银行离农民太远了，我们一定得让他们体会到村镇银行就是来给农民服务的。”张士益对《 东方周刊》说。

对这一点，李惠乾感触更深。作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村镇银行业务常务总监，从2007年起，李惠乾完整经历了这个业务的开拓。

“大多数农民只认农信社，所以汇丰这家百年老店到了中国农村地区要从零开始。每到一个地方，让老百姓了解汇丰、对我们建立信任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他告诉本刊记者。

汇丰是首家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外资银行，其第一家村镇银行于2007年12月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开设。

村镇银行是持有牌照的正规金融机构，这张“身份证”令它可以享受许多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但和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是个独立法人，经营管理完全独立。

更重要的是，村镇银行对外资、境内企业及自然人等社会资本有了相当程度的开放。

根据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管理规定，汇丰银行目前不能对中国居民个人开展人民币业务，因此较难扩张分支机构，但它在中国发起开设的村镇银行已经有12家，再加上6家下属支行，共18个网点。

在李惠乾看来，农村市场的未来潜力很大，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今天的村镇就是未来的城市，所以汇丰是着眼于长期战略提前布局。这些村镇银行将来很可能变成一个个分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农村一直是国家政策倾斜所在，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下乡”比“进城”更容易。一些舆论认为，村镇银行于外资银行更有低成本抢占牌照、提前布局意义。目前，渣打银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东亚银行、澳洲联邦银行、韩国友利银行等外资机构，均在中国村镇银行领域布下棋子。

融兴村镇银行由哈尔滨银行出资9000万元、北京运通博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合资成立，后者是一家民营企业。

“尽管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最大股东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但村镇银行还是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对外资银行则基本没有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对《望东方周刊》说。

小银行的大生意

和大银行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服务小微经济体，因此其自身规模也较小。李惠乾介绍说，汇丰的村镇银行中，规模最小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最大的也不过1亿元，平均在5000万元左右。

据央行统计，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实收资本合计370亿元，平均每家资本额6857万元，而同期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家实收资本为7750万元。

这样的小银行相应地也只能做小额贷款。“比如1000万元规模的银行，单笔贷款最大只能到100万元，通常也就是几十万。个人无抵押贷款额度更小，几万元的非常多。”李惠乾说。

成立至今，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共发放贷款308笔，贷款余额3亿多元。“两年3亿多，大银行根本看不上，人家有时一个月也不止这个数。但对我们来说，这3亿多来之不易，每一笔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信贷员天天都在外边跑着，要走访、调查、跟踪。”张士益对这个成绩非常珍视。

高成本、高风险是小额贷款的两大特性，商业银行不愿意做这种小买卖。对村镇银行来说，这两种压力同样存在。“在县域圈子里除了房租可能便宜一些，其他的设施、设备、劳动力成本与城市里差别不大，尤其是成立初期的经营压力非常大。这也会影响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张士益说。

湖南平江汇丰村镇银行行长詹关楠曾对媒体诉苦：现金押运费用疯涨，平江汇丰村镇银行一个网点一年的现金押运费用几十万元，在湖北随州一个村镇银行一年的现金押运费用是5万元，第二年上涨到7万元。即使在北京，一个银行网点的现金押运费用也才15万元。“这一项支出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但现金押运仅此一家，他们别无选择。

“汇丰所有的村镇银行第二年全年都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并稍有微利。”李惠乾表示。

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在2010年成立当年盈利18万元。“已经不错了，没有亏损。”度过最初的拓荒期后，盈利数字呈几何级数增长。张士益透露，2011年融兴村镇银行盈利440万元，2012年预计超过1000万元。

哈尔滨银行在甘肃会宁设立的村镇银行，2011年的盈利已达1200万元。

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为4. 49%，低于同期小额贷款公司8. 99%和农信社16. 82%的水平，与商业银行22%的资本利润率差距更大。

“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从股改开始，它们就陆续把县域和农村的网点撤销了，所以现在中国县域尤其是农村金融服务非常薄弱，各类大银行及其分支也大多充当着‘抽水机’的角色，只吸收存款而基本不放贷。”焦瑾璞说。

因此，村镇银行肩负的使命是“注水”。

这也让一些村镇银行投资者找到一种道德上的担当感。比如，汇丰银行（中国）董事长郑海泉就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他真心想为中国的农民做些实事，“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最辛苦的人群，我们这代人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不为他们做些事，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历史。”

不良贷款率意想不到的低

小额贷款的钱不好赚。

“汇丰中国和汇丰村镇银行业务的运营和管理是完全分开的，所以每个村镇银行会根据当地情况独立地设置自己的经营策略和方式，但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看客户真正的贷款需求有多大，二是评估他的经营状况或者现金流。这些都需要客户经理到下面去调研和评估。”李惠乾说。

目前，汇丰村镇银行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贷款模式，比如“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社员联保贷款”、“贷得乐”等各类无抵押贷款。

“公司+农户”模式下，汇丰村镇银行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给农户及农产品经销商提供贷款，由于三者之间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对农户及经销商进行筛选和推荐，并提供担保，这样可以解决他们缺少抵押品的问题，银行也能有效控制风险。

“农业合作社社员联保”模式则针对农业合作社成员，借款的农业合作社社员组成联保小组，由农业合作社作为担保，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前，这种“农户联保”的模式已经被村镇银行广泛使用。

尽管规模小，村镇银行的不良率整体很低。记者采访的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及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的不良率都为0，这是商业银行尚未做到的。

“都说农民没有信用意识，但在许多贫困地区比如甘肃会宁，有些家庭年收入还不到两千块钱，但人家借了两万块钱，只要手里有钱马上就跑过来还掉，不管到没到期。”张士益说。

“千家村镇银行”任务未竟

对于村镇银行，银监会曾有个“三年计划”，即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全国建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其中村镇银行的目标为1027家。

而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目标未实现。

2011年7月，银监会又将组建村镇银行的核准方式由现行“由银监会负责指标管理、银监局确定主发起行和地点并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调整为“由银监会确定主发起行及设立数量和地点，由银监局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

监管层之所以将审批权上收，是因为村镇银行扩张过快，有些把规模做得很大，甚至不输城商行，有些则并非主做三农领域，而是拿出来做了其他业务。

“在适当的时候放慢速度调整方向是对的，比如说，监管层认为发起村镇银行的银行机构不适当地借机盲目跨区域扩张，尤其是本身实力能力不强的银行，因为盘子太大管理容易出问题。目前银监会对发起行的资格要求必须在监管评级二级以上。”一位村镇银行负责人透露。

银监会的这一举措，使城商行在村镇银行的布局上不得不放慢。央行数据显示，从主发起人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11年末，村镇银行主要发起人为城商行和农商行，分别占全国村镇银行总数的49. 2%和19. 7%。城商行在村镇银行业务上起步不算早，为数不少都是在“三年计划”中大举扩张，每年建立10家以上的也不在少数。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占7. 2%，国有银行仅占6. 5%，热情显得不高。而对于占比3. 2%的外资银行来说，政策的转变对其影响不大，因其扩张速度本来就不快。

作为新兴的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的吸储能力还不强。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696亿元，全年增加944亿元，全年存款增量占农村类金融机构存款增加额的比重为5. 7%。

“村镇银行规模有限，网点少，吸收存款是个很大的挑战。市场的贷款需求又很大。这使很多村镇银行的存贷比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增加了经营风险。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将更多的存款比如支农资金放在村镇银行，再通过放贷真正回到农村，支持三农发展。”上述村镇银行负责人表示。

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产权安排；成员满意度；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048-09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6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呈蓬勃发展之势。目前，许多学者关注合作社的制度内核，讨论的焦点由合作社的经济合理性、组织原则、法律地位[1]、政府角色转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等研究工具对合作社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和合作社治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合作社具有农民自发组织的性质，很多时候嵌入在特殊的社会关系中（如亲属或朋友关系），因此，其有效治理必须通过非正式与正式两种规则来完成[2]。基于此，本文选取合作社内部信任和产权安排分别作为合作社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关键变量，研究合作社内部信任与产权安排之间的关系，探讨二者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简要的文献综述

1.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目前国内外有关合作社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任的作用和信任的影响因素两方面。

大多数学者认为，信任是合作社治理的有效机制。Hakelius[3]认为，合作社成员间的信任有利于形成团结一致的氛围，降低交易成本。Casadesus-Masanell 和 Khanna[4]构建了一个合作社内生信任建立的模型，显示合作社更有助于信任的产生。James 和 Sykuta[5]发现生产者对合作社的信任不仅要高于企业，而且这种信任还会影响生产者的市场决策。James 和 Sykuta[6]通过研究发现，合作社的信任与其组织特征和产权特征密切相关。徐志刚等[7]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信任对合作社的制约作用。赵泉民和李怡[8]认为中国农村特有的“熟人信任”制约了合作社的拓展。为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农民中间建立起以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

郭红东等[9]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黄郡[10]将信任划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并测度出影响农户对管理层信任的关键因素。徐旭初等[11]基于社员角度对合作社内部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理论模型。

2.合作社产权安排。Kim Zeuli[12]认为合作社的产权主要包括所有权、决策权、投售或采购权和剩余控制权。宋茂华[13]则认为我国合作社产权安排包括股权结构、按股金分红的比例和股份转让权的安排、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等。Cook等[14]对合作社的产权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存在搭便车、资产组合及对长期项目缺乏投资激励等问题。随后的文献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封闭的社员资格政策加上销售协议、建立合作社股份的二级市场；改善合作社的产权安排[15]；调整合作社的所有权结构和决策机制等。

林坚等[16]认为，我国现阶段合作社产权的资本化态势明显，少数大的出资者与多数小的出资者并存，并分析了这种产权存在的合理性。应瑞瑶[17]和傅晨[18]认为“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面临冲击，利益分配应注重效率，合作社产权不清和社员自由退出影响到合作社的激励。徐旭初[19]认为，目前我国的合作社在提取了公共积累后，主要采取以出资额和交易量（额）的方式分配合作社的盈余。而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惟一可以因社员不同而采取的组织激励[20]。Spear[21]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英国大型合作社中普遍存在管理者控制问题。牛若峰[22]指出在一人多票的情况下，为防大股持有者控制合作社，要规定社员持股额度和股金投票权的比例。张雪莲和冯开文[23]对合作社的决策权分割过程以及纳什均衡的形成进行了博弈分析。

3.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目前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度的文献不多见，大多散见于对合作社绩效的研究中，如黄胜忠等[17]将合作社的绩效考量指标分为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和社员满意度。徐旭初和吴彬[25]在合作社绩效度量过程中，也设计了个别关于社员满意度的指标。但上述满意度指标均是由合作社负责人代填，使得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专门探讨合作社成员满意度的研究有：郭红东等[26]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赵国杰等[27]以河北省清苑县高优专业合作社为案例，从社员满意度的角度对合作社的管理和决策机制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对合作社的信任、产权安排和成员满意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缺乏系统性，现有研究大多从合作社的信任、产权安排和成员满意度的某一个角度入手，尚未关注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二是分析方法和工具过于简单化，大部分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缺乏运用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说

假设1：传统型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正向影响合作社的内部信任

本文将合作社的产权安排界定为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三个方面，并将合作社分为传统型合作社（符合经典合作理论的合作社）、现代型合作社（具有股份制特征的合作社）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合作社（具体见表1）。

传统型合作社的产权安排通过社员进出自由、一人一票制以及按交易额（量）返还盈余等制度，向合作社社员传达了“共有权”、“平均权”和“人权”等信息，会增加社员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同时，由于一人一票制及分配方式缺乏激励，传统型合作社很难吸引生产大户和龙头企业参加，其成员大部分是同村或者邻村的中小农户。在这些彼此熟悉且同质性高的成员内部，很容易建立和积累起特殊的信任关系。此外，传统型合作社的产权安排赋予管理者与普通社员平等的权利，包含有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社会期待，有助于增强社员对管理者的信任。因此，合作社产权安排的传统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的建立和积累。

假设2：合作社的内部信任正向影响成员满意度

合作社的内部信任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合作社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发挥增效作用以及提供非正式的激励与约束等途径，提高成员满意度。首先，合作社成员间彼此信任程度高，会对彼此行为更加了解和认同，有助于推动相互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投机行为，有助于契约的实施和合作社的发展，从而提高成员满意度。其次，合作社成员间信任程度高，有助于成员之间对价格、技术等方面知识的共享，为合作社成员增加盈利，提高其满意度。再次，合作社成员对管理者的信任如同组织的剂，可以使组织更加高效地运作[28]。合作社成员与管理者是一种委托—关系，管理者有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产生损害农户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成员对管理者的信任程度高，才可能加入合作社，且允许契约条款相对简化；反之，农户要么选择不加入合作社，要么加入合作社，但是需要制定完备的契约对其利益加以保护，从而使合作社的管理成本急剧增加。再次，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程度，一方面反映了成员对合作社经营理念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反映了成员对合作社盈利和持续发展能力的信心。因此，如果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程度高，则成员的满意度高。

假设3：合作社产权安排直接影响成员满意度

合作社的产权安排会直接影响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但影响方向不确定。在传统型合作社中，由于合作社股本的来源与成员的惠顾联系在一起，成员的股本认购有着严格的限定，以每个成员拥有相同的股权，拥有相同的投票权。在这样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下，合作社成员能够感受到组织公平，由此可能会产生较高的成员满意度。但是，传统型合作社成员的收益权主要体现在与合作社的惠顾中，这种制度安排缺乏足够的成员激励。同时，由于其管理者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因而通过改善管理所得到的收益不可能资本化为管理者的个人财产或收益，更容易导致投机取巧行为的发生，致使合作社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上升，因而影响合作社的组织绩效和成员收入。成员加入合作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绩效，如果合作社的绩效不佳，很可能会降低成员的满意度。

现代型合作社允许非成员拥有合作社股票，会吸引生产大户和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使得合作社整体实力上升。而且分配方式对管理者和大股东具有一定激励性，可能会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努力提升合作社组织绩效。合作社成员如果能够享受到由于组织绩效提高而带来的福利，其满意度会有所提高。但是，现代型合作社有可能会被少数核心成员控制，使得普通社员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受损，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则会降低成员满意度。

二、研究方案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和内蒙古6个省（市）7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241名社员作为研究对象。被调查的合作社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在各地工商部门登记；二是合作社正式运营至少一年。并且规定，每家合作社调查的成员数目不能超过5人。随后，本研究利用SPSS l6.0和AMOS 7.0，对所收回数据进行了分析。

（二）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的设计围绕着合作社的内部信任、产权安排与社员满意度假说模型而展开，主要在文献研究、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针对模型中的各项假说设计问卷，采用封闭式题型设计具体问题；然后，在北京地区进行了小规模的预调查，并基于实际操作性修正问卷。正式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合作社社员的基本特征、合作社的产权安排、合作社的内部信任及社员满意度四个方面的内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含义和取值见表2。

1.合作社及社员的基本特征。合作社的基本特征包括合作社所在区域、主营产品、成立时间等。社员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土地面积、家庭人口与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到县城的距离、在合作社中的身份、在合作社销售农产品的比例、通过合作社购买农资的比例以及加入合作社的时间等。

2.合作社的内部信任。根据徐旭初和周晓丽的分析，从社员角度来考虑合作社的内部信任，并将其分为“对合作社其他成员的信任”、“对合作社管理者的信任”以及“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三部分。

3.合作社的产权安排。用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传统程度来度量合作社产权安排的特征。

4.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借鉴郭红东等和赵国杰等的研究成果，开发了成员满意度评价的量表，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经营满意度因子和发展满意度因子。

（三）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由研究者及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部分省（市）的调查是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助下完成的。本次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年7～10月，发出合作社社员问卷350份，回收265份，其中有效问卷186份分属59个合作社。第二阶段为2012年1月至3月，发出合作社社员问卷150份，分别95份，其中有效问卷55份分属20个合作社。两次调查的结果并无明显的统计差异，共回收有效问卷241份，分属79个合作社。

（四）样本数据分析

在241名被调查者中，74%的被调查者为男性，92.4%的被调查者是合作社的普通社员。在他们在合作社销售农产品的比例，少于10% 的占35.7%，10%～30%的占16.5%，30%～50%的占20.9%，50%～80%的占11.3%，80%以上的占15.7%；通过合作社购买农资的比例少于10% 的占26.4%，10%～30%的占14.1%，30%～50%的占16.7%，50%～80%的占13.7%，80%以上的占27.3%。被调查农户家庭土地面积均值为8.559 5亩，家庭人口与参与农业生产人数的均值分别为3.95和2.47亩，到县城的平均距离为29.5公里。被调查者的其他特征见表3。

1.信度检验。本文采用Cronbach系数和折半信度系数和组合信度作为信度检验的测量指标。当Cronbach系数值大于或等于0.7时，为高信度。折半信度系数通常要符合大于0.5的标准；组合信度的标准是大于0.6。表5显示，信任、产权安排和社员满意度三个潜变量的Cronbach系数均大于0.7，折半信度系数均大于0.5，组合信度均大于0.6。说明这三个潜变量所对应的题项具有良好而稳定的信度。

2.效度检验。本文应用SPSS16.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每个题项在概念上的标准化载荷，载荷系数应该大于0.70，意味着题项与其潜变量之间的共同方差大于题项与误差方差之间的共同方差；第二步是考察AVE值，即平均提取方差值 ，这是检验结构变量内部一致性的统计量。一般而言AVE值应大于0.5，即解释了题项50%以上的方差。本研究的量表达到了这个要求。

三、模型设定、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合作社的内部信任和社员满意度均具有难以直接测量与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的基本特征。结构方程模型（SEM）是为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提供一个可以观测和处理，并可将难以避免的误差纳入模型之中的分析工具。为此，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内部信任、产权安排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初始理论模型与初始模型方程分别如图1和表7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测量模型反映的是潜变量和可测变量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的是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 7.0，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得到初步运算结果，此时，修正指数为8.541。按照修正指数MI（卡方减少数值）的最大值进行调整，增列变量误差e7与e8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其标准化估计值和其他相关指标见表8。此时，修正指数小于5.00，表明修正模型不需要进一步修正。从表8可以看出，增列的变量误差项之间的协方差也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评价，一般包括模型整体适配度评价和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评价。模型整体适配度指的是各种拟合指数对模型的整体评价。表9列出了模型修正后的拟合指数，除NFI、RFI 和PGFI值没有达到标准外，其他指标均符合要求，模型整体适配度较好。模型内部结构适配度检验结果：第一，测量模型中的因素负荷量都显著（全部大于0.5）（见表10），说明测量模型能很好地反映其所要测量的潜变量；第二，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8（见表5），表明潜变量的组合信度良好。从总体上看，模型通过了绝大部分检验项目，整体适配度和内在结构适配度都较好。

（三）参数检验与路径分析

对结构方程修正后得到最终估计结果。从表10可看出，除PROPERTYSATIS的路径系数在0.005的水平上显著性外，其余系数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10给出了合作社的内部信任、产权安排与成员满意度关系模型的路径系数、标准误差、临界比率值及显著性。结构模型反映了潜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合作社传统的产权安排对合作社内部信任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了验证。合作社内部信任对成员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合作社产权安排的传统程度对成员满意度存在两种影响，一种为直接影响，其值为0.441，另一种为间接影响，即传统型产权安排通过合作社内部信任影响成员满意度，其值为0.406×0.736=0.299。因此，合作社产权安排的传统程度对成员满意度的总体效应为0.441+0.299=0.740，部分验证了假设3。即验证了假设3中产权安排对成员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但仅反映出传统的产权安排对成员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负面影响未有明确反映。与郭红东等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92.4%的被调查者是合作社的普通社员，更多地从普通社员而非合作社组织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缘故。

测量模型方程揭示了可测变量与潜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第一，合作社成员之间的信任、对合作社管理者的信任和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三个因素中对合作社管理者的信任是最显著的，说明现有的合作社事务大多是由其管理者来处理，大部分社员都认为管理者对合作社的发展最为重要，因此对管理者的信任程度对社员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另外，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的路径系数最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作社的现状：很多合作社都处于一个较为松散的状态，社员对合作社日常事务的参与不高，对合作社组织的观念不强，所以对合作社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影响较小。这一实证结果与实际情况高度吻合。第二，合作社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这三个可测变量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当，且影响方向一致。并没有验证在理论假设里分析的所有权、控制权与收益权影响方向不一致的状况。第三，在成员满意度潜变量中，社员对合作社经营满意度和发展满意度的系数相当，说明合作社成员不仅关注合作社的短期运作，还关注合作社的长期发展。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和内蒙古6个省（市）的7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241名社员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合作社的内部信任、产权安排与成员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合作社传统的产权安排对合作社的内部信任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合作社传统的产权安排有助于加强合作社内部的信任程度。第二，合作社的内部信任对成员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合作社内部信任的因素中，合作社成员对管理者的信任最为重要。第三，合作社产权安排通过直接和间接即以内部信任为中间环节两条路径对合作社成员满意度产生影响，其传统程度越高，成员满意度越高。第四，合作社成员既关心合作社短期的经营状况，也关注合作社长远的发展状况。

合作社是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互组织，因此除了关注合作社整体的经济效益之外，其成员的满意度也非常重要。本文研究结论显示，要提高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必须建立和培养合作社的内部信任，建立适宜的产权制度安排，注重合作社当前经营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值得关注的是，在产权安排方面，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合作社的经济利益而一味将合作社发展或改造为具有股份制特征的新型合作社。而要综合考虑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与合作社组织绩效，选择适宜的产权安排，尽量使二者达到相容或者平衡，才能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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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Trust， Property Arrangements and Member Satisfac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LIAO Yuan-h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篇4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bbs”为你整理了这篇“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近年来，金溪以全国“两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县为契机，以探索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中的难题为导向，健全了征信证明、产权登记、价值评估三大体系，推动金融机构创新工作举措，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实践，探索出“1+2+N”（1个平台，2项保障，多种形式）的工作方法，取得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总结和解决金溪县农村新“两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抵押贷款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推进我市 “两权”抵押贷款走深走实，探索生态产品实现的具体路径，我们深入金溪陆坊乡、黄通乡进行细致的了解，现就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金溪县“两权”抵押贷款工作总体情况

金溪县地处江西东部、抚河中游，是典型的农业大县。金溪县下辖8镇、5乡、1个国营华侨农场、1个省级工业园区，面积1358平方公里。2019年常住人口30.67万，农业人口为23.1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9.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41.1%。

1.农（林）业产业化基本情况。农业：金溪县现有农田面积44.5万亩，已流转面积25万余亩，占比56.18％。农业龙头企业34家（其中种植基地型10家），经营面积3.4万亩；合作社571家，其中种养合作社336家，经营面积7.68万亩；种粮大户1200户（50亩以上），经营面积9.8万亩。林业：金溪县现有林地面积118.2万亩，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江西天香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西思派思香料化工有限公司；省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林业种植专业合作社6家。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及抵押贷款情况。按照全省统一部署，2014年5月，金溪县启动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至2017年底，全县完成农村土地确权面积443251亩，占当年农田确权任务的99.5%；完成确权的村小组1373个，占有农田确权任务村小组的99.7%；完成农户48462户，占总任务的99.7%。2015年金溪县入选全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县，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简称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截至2019年底，全县共发放农地抵押贷款1205笔，贷款余额为40360万元（其中2019年农地抵押贷款累计发放465笔，贷款金额为17695万元），占全省24%，位居全省第一，也是全市唯一开展了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的县（区）。根据人民银行金溪县支行关于农地抵押贷款资金统计，截至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金额2720万元，占比6.74%；农业合作社贷款金额960万元，占比2.38%；家庭农场贷款金额13010万元，占比32.23%；专业大户贷款金额9737万元，占比24.13%；农（散）户贷款金额为13933万元，占比34.52%。

3.林地经营权确权及抵押贷款情况。金溪县现有118.2万亩林地中，集体林面积116.8万亩，占比98.9%，国有林面积1.22万亩，占比1.1%。目前，金溪县已发林权证41616本，林地确权面积113.21万亩，占全县林业总面积的95.78%。发放的林权证中，国有50本，占比0.12%；集体1836本，占比4.41%；个人39730本，占比95.47%。2018－2019年，金溪县共办理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简称林权抵押贷款）8笔，贷款金额746万元。我市开展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的重点地区是资溪县和黎川县，且资溪县是全省唯一试点县。截至目前，全市共办理林权抵押贷款279笔，抵押面积44.5万亩，贷款余额7.4亿元。

二、金溪县“两权”抵押贷款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金溪县“两权”抵押贷款工作在全市率先进行探索，但是贷款规模和覆盖面依然不大，全县“两权”抵押贷款规模仅占涉农贷款的4％左右。从全市来看，2019年全市“两权”贷款余额为11.5亿元，仅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0.58%，全市林权抵押贷款更是处在低位萎缩状态。通过此次在金溪县实地考察调研，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农（林）地确权工作不扎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农村一直对农地有“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传统习惯，再加上近年来全国推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村地容地貌的改变，导致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面积与农户实际拥有的面积不一致。同时我市农村承包地虽已完成了确权颁证国家验收工作，确权颁证率达90%以上，但还有部分乡（镇）及村委会出于对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的管理监督及权益保护、协解土地确权纠纷等因素考虑，将部分权证暂留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未直接发放至农户手中（全市目前证书到户数48余万户，完成率70.56%）。林权方面，全省林权确权颁证工作从2005开始到2007年基本结束，截止目前，全市林地确权面积为1879.48万亩，占总林地面积的95.7%。由于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导致在办理林权登记时，有相当多的一批林权证登记缺少矢量图形数据，宗地图仅用草图示意，权籍调查及落宗不够准确，跨宗、重叠、飞地较多，有效数据利用率不高。金溪县确权颁证的41616本林权证中，因错证等原因收回证本数为6000本，占比14.41%，已发放到林农本数为35616本。由于林改过程中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林权发证落宗是在54坐标系地形图上手工勾画的，与自然资源部门制定的权证落宗标准不一致，所以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工作进展缓慢。目前，全市共办理林权类不动产登记2585件，涉及面积16万亩，占比仅为0.84%。

2.农（林）户“两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不高。一是贷款手续繁琐。虽然金溪县实行了“两权”贷款绿色通道，但实际上在办理抵押贷款业务时，农（林）户要先后到村小组、乡（镇）政府、县行业主管部门开证明，再到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登记，然后提供给金融机构。在办理“惠农信贷通”业务时，首先由县行业主管单位推荐，然后县财政、金融、贷款银行等单位共同审核，贷款资金需求在100万以上的还需要县惠农信贷通领导小组审批通过才可发放，批准放款时间长。据了解，目前，林农用林权证抵押贷款时，更多的是需要两个公职人员用信用担保或财产担保。二是农（林）业生产前期投入大回报期长。金溪县现有毛竹12万余亩，目前种植毛竹的效益是每亩500元左右，扣除种苗、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等成本，每亩最多挣300元左右。大部分林户为此已不再从事林业种植，而是选择到外地打工挣钱。而留下的散户，因种植规模偏小而无需融资，或通过向农资店进行赊账或通过农商行的个人信用贷款等渠道就可以满足。

3.农（林）业产业化水平较低。截至2019年底，金溪县通过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流转土地面积为20.88万亩，仅占全县农田面积的46.9%。全市农田面积435.89万亩、流转面积204万亩，占比46.8%；林权抵押面积54.5万亩，仅占全市林地面积1966万亩的2.77%。目前，全市50亩以上种粮大户共9422户，种田面积、种粮面积分别为127.7万亩、185.3万亩，分别仅占全市基本农田的30.4%、全市粮食生产面积的29.9%。同时，粮食初级加工能力严重过剩、精细加工少、产业链没有全面建立。再如我市有麻姑集团（粮油加工类）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但年加工能力也只有10万吨，全市163家大米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市各乡（镇）进行加工，年处理稻谷能力为416.45万吨，2019年处理原粮103.23万吨，仅占年产能的 24.8%，大部分企业处于半开工状态，另有18家大米加工企业长期处于停产歇业状态。

4.“两权”价值核算评估体系不够健全。由于区域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及资源状况的不同，使得农（林）地使用权、农（林）资产价值也有差别，并受市场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目前，全市缺少被金融机构认可的评估机构和专业的评估人才，无法对农（林）资产价值进行科学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往往以金融机构内部的评估部门参与为主，行业主管部门或当地熟悉农（林）经营状况的人士参与度不高。据了解，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主要以双方签定的土地租赁价格作为授信依据，很少将地面附作物收益纳入评估价值，造成抵押物价值评估偏低，影响贷款综合授信。如陆坊乡江西城彩园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5000亩土地建成300亩苗木大棚和4700亩“景观花海”，县农商银行仅以公司付给农户的租金作为抵押物评估的标准，发放抵押贷款500万元；黄通乡河湾村林地大户通过林权流转面积8000亩，以林权证抵押贷款，县农商银行无法对其中经济林的“潜在价值”进行专业评估，贷款金额也仅为400万元。

5.“两权”交易体系不够健全。一是交易数据没有互通共享。全市虽然建立了市、县（区）、乡（镇）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但市与县（区）之间、县（区）与县（区）之间、县（区）与乡（镇）之间的“两权”基础数据没有互联互通，造成“两权”评估、转让、交易、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数据难以实现共享。二是交易体制机制还未全健全。由于“两权”流转抵押登记是新鲜事务，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还未出台的交易办法或规则，办事流程也未规范，很多农（林）户还是以口头协议或双方签定流转合同等方式来约定，很少到交易中心进行登记。如金溪县公共资源（生态产品产权）交易中心投入运行后，办理土地流转面积2万亩，仅占总流转面积的8%左右。

6.风险缓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金溪县主要是农商行和邮储银行在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业务，金融机构服务“两权”抵押贷款还未形成合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风险金补偿不到位。一方面，“两权”贷款抵押物的管理完全在借款人的使用管护之中，抵押物的少量减少，一时难以发现，无形中增加了贷款的后期管理难度；另一方面，农业及林业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自然灾害的影响，即使办理了保险，但由于农业、林木保险具有高保费、高保额、高成本等特点，农（林）户极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仅以国家政策性保险为支撑。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会大幅降低经营主体贷款偿还能力，极易造成债权悬空，出现代偿风险。而风险补偿的不到位进一步制约了金融机构参与“两权”抵押贷款工作的积极性，如金溪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贷款余额超过4亿元，但仅建立了600万元风险补偿金，按1：8的补偿比例也只能撬动4800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二是农（林）资产处置困难。一方面是政策因素。如林权处置需办理砍伐指标、拍卖、变卖、诉讼等一些手续，一旦抵押林权办理不到砍伐证，抵押变现就存在一定的风险，抵押权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社会稳定因素。农（林）地的属地性质导致社会资本担心抵押物原主人出面扰乱居多，不敢轻易接手处置农（林）地。同时，国家也一直重视对“三农”的保护，为了社会稳定造成法院贷款诉讼执行的难度加大，抵押物处置成本相对较高。以上原因的综合影响，造成了不良贷款占比较高。如资溪县农商银行目前林权不良贷款余额高达1800余万元，不良贷款率达19.3%。三是相关的激励奖惩考核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两权”抵押贷款虽然在稳步推进，但从顶层设计上看，国家、省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如在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建立容错纠错制度等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制约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三、下步工作建议

深入开展“两权”抵押贷款工作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重要内容，是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举措。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着力解决“两权”抵押贷款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两权”抵押贷款试点顺利推进。

1.加快建立健全“两权”确权数据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中基础的一环，是加快经营权流转，提高产业化水平，降低银行贷款顾虑的前提。一是建议由市农业农村、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牵头，各县（区）人民政府配合，对全市“两权”确权颁证进行全面的梳理。对没有办证的要补办，对有争议纠纷的农（林）地，要通过航拍绘图、实地勘测等手段，明确界址、面积等基础数据，确保权属清晰。二是在现有“两权”数据库的基础上，健全数据库，建立IC卡，完善产权资料信息化管理，做到“田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2.提高农（林）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推动农（林）业的产业化发展，既可以引导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产业化工作进行增收，又可以有效激发经营主体的资金贷款需求，扩大“两权”抵押贷款的规模和影响力。一是大力培育经营主体。各地各部门要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两特一游”要求，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重点发展出口蔬菜、中药材、水果、有机稻米等产业；加快发展特色养殖业，重点发展畜牧业、特种水产业等产业；加快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加快提高“一县一业”产业发展水平，通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以及农（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加速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进程。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农（林）业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或优势企业，充分利用全市的农（林）业资源，发展延伸农（林）业全产业链条，降低农（林）业资源的采集、运输和加工成本。利用招商企业的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稳步提升农（林）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在相关产业链的所处地位，提升农（林）业资源的经济效益。

3.建立“两权”价值评估体系。一是建议由市农业农村、林业、自然资源部门牵头组建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库，并制定“两权”价值评估制度、评估标准。同时，加强监管，对评估机构库中的评估机构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高估或低估等恶意行为，要进行严肃处理。二是建立贷款方、评估方、权属方三方共认的机制。对评估的“两权”价值要相互认可，降低评估成本与难度，调动经营主体的贷款积极性。三是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对“两权”抵押物的价值进行科学客观评估，避免“两权”资产价值评估严重偏低。

4.完善“两权”交易体系。一是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平台，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接入“赣服通”，建立全市“两权”流转数据信息共享云平台和交易市场。二是规范交易平台制度，制定科学规范的交易规则，形成确权颁证、价值评估、交易出让、信息公示、抵押登记、处置流转“一体式”服务，引导各方通过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拍卖、定价、协议、转让等各种处置。三是建议规范交易行为，今后全市所有的国有集体“两权”资产交易，必须要进入交易中心。

5.建立“两权”贷款风险防控体系。一是建议由市有关部门加快建立信用+“两权”抵押贷款和金融机构对接机制，建立面向金融机构和广大农户的信用评级信贷体系。为贷款主体建立信用档案，并嵌入银行“两权”抵押金融产品的风控体系中，为全面推行“两权”抵押贷款奠定坚实信用基础。二是建立风险补偿专项基金。建议由市、县（区）财政部门出资建立风险基金，原则上市财政风险补偿专项基金不少于1亿元，各县（区）财政风险补偿专项基金不少于2000万元。同时，金融机构也要制定贷款风险缓释工作方案，共同分担风险。三是加大农业商业性保险的力度。建议保险机构探索特色产业“政策性+商业性”保险途径，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提升生态产品应对灾害风险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四是充分发挥担保公司的作用。加大“两权”信贷抵押担保创新力度，扎实发展市县担保公司，积极引入省级担保公司，优先为“两权”抵押贷款创新产品提供担保，分担银行信贷资金风险。五是探索建立生态资产收储托管中心，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处置解决“两权”抵押贷款中抵押物处置难的问题。

篇5

【关键词】交强险 日本 中国 对比启示

一、日本交强险制度的起源及立法

二战之后，日本的机动车数量快速上升。随着机动车使用的普及，交通事故数量也急剧增加。1948年，日本在交通事故中伤亡人数为21，450人，然而到了1954年，这一数目增加到了78，764人，几乎是六年前的三倍。为了促使交通事故受害者能够及时获得经济上的赔偿，日本政府于1955年通过了《机动车辆责任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并于1956年2月正式实施。日本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由此建立。

在日本《保障法》出台前，交通事故中受害的第三方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并要求交通肇事者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时，必须证明交通事故是因为肇事者故意或者疏忽大意造成的，然而这在实践中是很难证明甚至是不可能的。《保障法》的出台，明确了交通肇事者应当承担对第三方赔偿责任的情形，规定了任何汽车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对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当负有赔偿责任。除非肇事方可以证明以下情形：肇事人在驾驶过程中恪守尽职责任；在交通事故由受害方的故意行为或者疏忽大意造成，汽车驾驶人没有责任；肇事机动车不存在结构缺陷或功能障碍。根据《保障法》，举证责任的承担由受害方转移到交通肇事方。因为举证并不容易，所以这条规定对肇事方是非常严厉的。而该法加诸于肇事方的责任接近于无过错责任，这为受害方的求偿扫除了障碍，也为交强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日本交强险的具体规定

（一）对交强险合同双方的规定

日本交强险制度要求所有机动车辆必须投保交强险。根据《保障法》的规定，如果车主拒绝投保，则会受到不超过一年的劳动改造或者不超过50万日元罚款的处罚。同时还规定，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保险人不得拒绝承保交强险。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交强险合同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合同到期前解除合同。这些规定旨在保证交强险能够尽可能覆盖到每一辆上路行驶的机动车，避免交强险制度的实施因为投保义务方或承保义务方的原因而受阻。根据《保障法》，交强险合同中的保险人，一般指非寿险保险公司，同时也包括一些诸如农业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等互助组织。但根据日本的《保险业法》，合作社不能成为保险的经营主体，因此，合作社提供的强制责任保险的制度，被称为“强制责任互助”制度，而非交强险制度。

（二）对责任范围的规定

根据交强险条款的规定，凡是投保了该险种的日本车辆，无论在本国行驶还是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行驶，都属于交强险的保障范围。而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的国籍并不影响保险保障范围。交强险条款规定赔偿分为第三方受害人死亡赔偿、永久伤残赔偿和其他身体伤害赔偿三种情况。

责任限额采用的是分项限额。分别为死亡赔偿限额、永久伤残赔偿限额以及其他身体伤害赔偿限额。其中，死亡赔偿限额为3000万日元，包含了丧葬费、未来收入损失费、对死者亲属的伤痛补偿和生存补偿等内容。永久伤害的赔偿包括护理赔偿和除护理以外的伤害赔偿。护理赔偿的限额分为两个等级，分别为4000万日元和3000万日元。根据受伤的程度，赔偿限额又被分为十四个等级，其中一级残疾最为严重，其赔偿限额为3000万日元，第十四级残疾程度最轻，其限额为75万日元。其他身体伤害赔偿限额为120万日元。

日本交强险的责任限额采取单次事故每人的赔偿限额模式，而单次事故的责任限额没有上限。倘若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两次交通事故，第二次交通事故的赔偿限额不会因为上一次保险人已经进行了赔付而减少。这种赔偿模式可以很大程度地保护交通事故中第三方受害人，使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赔偿。

（三）对保费制定的规定

1.保费制定依据

日本交强险的费率是由非寿险费率机构（NLIRO）制定的，费率的制定遵循从车原则，即根据汽车的类型、用途以及交强险合同期限来确定费率。保费高低与机动车风险状况的大小成正相关，比如根据用途，商用车的风险要低于私用车，货车的风险要高于其他车型，不同的风险因素通过差异化的费率体现出来。

2.“不盈不亏”原则

交强险的强制性属性要求其保费必须在大众可承受的范围内，以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根据《保障法》的规定，在能够满足受害人赔偿并且实现交强险有效经营的前提下，费率的制定要尽可能低，因此法律禁止保险人通过经营交强险获得利益，而是遵循“不盈不亏”原则。所以，交强险的承保盈余和投资所得不能计入保险人盈利所得，而需另外留出。同时，这笔资金只能用于预防交通事故、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等方面的支出。

3.共同基金

交强险的强制性、政策性、公益性等特征以及法律规定的“不盈不亏”原则，使保险公司更易承受较大的经营风险。“共同基金”制度是由参与经营交强险的所有保险人组建的，旨在避免保险人出现因为承保交强险而导致经营状况恶化的情形。在这个系统之下，所有保险人交强险的保费收入扣除了经营成本之后，都要归入共同基金之中，并重新分配给每个保险人。

（四）政府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业务

政府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业务是交强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通事故中，如果肇事车辆是未投保车辆、不明车辆或者被盗车辆，而造成了第三方受害人的死亡或者受伤，受害人可以获得政府赔偿。政府提供的赔偿金源于交强险保费收入的税收。如果受害人同时获得了社会保障或者其他保险赔偿，则政府提供的赔偿金应当做适当的减少。政府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会取得代位求偿权。政府赔偿机制一方面确保了受害人不会因致害人的原因而得不到及时赔偿，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发生不必要的索赔纠纷，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

三、中日交强险制度的比较分析

200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确立了“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施行，该条例对交强险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设计，为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交强险制度的设计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日本经验，但具体而言，两国制度依旧存在很大不同。

（一）保障范围

1.责任范围

日本交强险对受害人的保障仅仅是人身方面的，没有涉及到财产损失。而我国交强险的保障不仅包含人身保障，还包含财产损失保障。在关于交强险的诉讼案件中，法院往往不依据交强险保单中分项限额的规定进行裁决，导致保险公司在财产赔偿方面出现高于分项限额的情况，而这也是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亏损的原因之一。因此，考虑到我国交强险现行经营状况和制度初衷，责任范围中不应涵盖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2.责任限额

首先，日本交强险责任限额模式为单次事故每人模式，而单次事故的总赔偿没有限额。这样保障了对事故中每一位受害人的赔偿数额。而我国的责任限额模式为单次事故赔偿限额，这意味着如果一次事故中有多个受害人，这些受害人需要平分一个总的责任限额，受害人越多，每个受害人得到的赔偿就越少，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其次，日本交强险对各个分项限额做了详尽的规定。比如，对于残疾赔偿，分为护理赔偿和残疾赔偿两项。并根据对护理的需要程度，规定了两个级别的赔偿。对于残疾分项赔偿，根据残疾程度，分设了十四个级别。这种做法为保险公司决定赔偿数额提供了依据，并减少了合同双方不必要的争议。而我国对分项限额的规定比较粗略，容易在理赔过程中引发争议。最后，与日本的责任限额相比，我国的限额设定偏低，较低的赔偿额度无法对受害人提供有效的补偿。

（二）补充制度

为了弥补交强险在保障受害人权益方面的不足，日本建立了“政府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业务”制度（以下简称“政府赔偿业务”），负责不明车辆、未投保车辆以及被盗车辆的赔偿责任。该制度在功能上类似于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制度，救助基金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这几种情况进行垫付。日本政府赔偿业务的资金来源为依保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而我国的来源渠道更宽。但我国法律对救助基金是否具有法律地位，能否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并未做出详细规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开展垫付及追偿，必须具有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故须由法律赋予其独立的法人资格。

（三）费率厘定

日本交强险的费率厘定机构――NLIRO是依据法律成立的非盈利性的机构。该机构制定好交强险费率后，向日本监管当局报备，监管当局根据“合理性、充分性和不失公平性”原则进行监管。我国交强险费率是由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行业内几家大公司厘定，最后由保监会审批后颁布实施的。也就是说，我国交强险费率厘定机构为盈利性机构，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本质与“不盈不亏”原则相冲突，使保险费率难有公信力。

（四）经营模式

日本交强险制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立法推行、政府主导、公司代办。交强险制度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监管机构、非盈利费率机构、保险公司以及政府补充赔偿机构，各个主体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的保险制度体系。保险公司虽然向被保险人提供保单，但交强险实际运营权还是掌控在政府手中，虽然法律禁止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业务中盈利，但“不盈不亏”的规定还是针对政府而言的，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很低。我国的交强险经营模式是模糊的，保险公司一方面自负损失，一方面又不能盈利，在经营中承受较大的经营风险，而政府却不承担任何风险。我国交强险的经营模式一直存在公益性与逐利性的内在冲突，制度中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分配不合理。

四、日本交强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调整保障范围

第一，交强险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向受害人提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赔偿。而交通事故最重要的赔偿就是对方的医疗费用、伤残及死亡赔偿，所以交强险的主要功能应放在医疗费用及伤残死亡赔偿上。因此，财产损失赔偿不应纳入交强险的责任范围中。第二，应该细化分项责任限额，并提高保障标准，将责任限额模式由“单次事故限额”模式转变为“单次事故每人”模式，使一场交通事故中的每个受害人获得的保障不因受害人数的增加而减少。

（二）完善救助基金管理

日本的“政府赔偿业务”功能的发挥与其完善的管理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应该尽快对救助基金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管理部门、救助范围、使用方法、补偿原则、追偿机制等予以进一步明确，确保其能有效发挥保护受害人的功能。

（三）完善费率厘定机制

与日本的交强险费率厘定机制相比，我国的机制有一定的缺陷，难以让公众信服。为了保持费率厘定的公平合理，交强险的费率应该由中立权威的机构厘定。同时，也应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完善费率厘定的听证制度，对听证会代表选择、听证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

（四）明确经营模式

与日本经营模式相比，我国交强险的经营模式定位不明。我国交强险经营模式应该在“代办模式”和“市场模式”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摆脱由于模式不明而带来的经营困境和尴尬地位。笔者认为，“市场”模式可以提高交强险服务质量与经营，减轻政府负担，更适合我国交强险经营。

参考文献

[1]Non-Life Insurance Rating Organization of Japan， Automobile Insurance in Jap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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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有物业服务企业2625家，管理居住房屋建筑面积5.39亿平方米，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96.25%，从业人员逾40万。其中售后公房建筑面积9720万平方米，分布在4500多个住宅小区，共有居民180万户。随着上海物业管理行业的迅速发展，物业服务企业不断增加，服务内涵得到拓展，产业面积日益扩大，在企业规模、竞争能力、管理水平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成本逐年递增，企业举步维艰

上海职工最低工资从1993年的210元调至2015年的2020元，年均涨幅达到12.02%，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物业服务企业举步维艰。据调查，浦东一家拥有194名保洁保安人员、管理着52万平方米售后公房的物业服务企业，由于今年最低工资调整，全年工资较上年多支出46.56万元，加上社保缴纳基数增加55万元，全年多支出费用101.56万元。而从今年9月开始，本市售后公房维修资金不再列支物业服务相关费用，这就意味着原由维修资金分担的费用改由企业自行承担。同样以上述企业为例，预计9-12月份，企业管理所辖的售后公房，需要支出费用52万元。两者相加，该企业今年将比去年多支出费用153.56万元。

（二）标准偏离市场，收费入不敷出

上海职工最低工资逐年增长、水电煤气价格多次调高、企业管理费用不断上升，而物业管理费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调查发现，在一个拥有2000户居民、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根据规定配置小区经理、收租员、接待人员各一人，全年工资、奖金、加班、福利、津贴、“四金”等费用为20万元；保洁保安人员20人，工资、津贴、节日加班等费用70万元；全年办公费支出为1.15万元；分摊管理人员费用5.1万元，该小区全年正常开支为96.25万元。如果按照平均每平方米0.8元、收缴率74%计算，该小区全年物业管理费收入为71.04万元，全年亏损25.21万元。而居民出租售后公房的租金则达到数千元，与企业的经营窘况形成鲜明的反差。

（三）经营严重亏损，服务质量下降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95家企业中，亏损企业由2011年的21家递增到2012年的24家。浦房集团7家物业服务企业2012年主营业务亏损达到1835万元。据统计，2011－2012年，浦东物业服务企业受困于经营亏损，抛盘小区达到201个，占全区老旧小区总数的8%。企业利润空间缩小，要靠较低收入来调动物业人员积极性，留住业务骨干，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据对上海584家物业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月收入低于4000元的从业人员占了86.68%。本市一集团由于近年来经济效益不佳而“跳槽”的物业管理骨干达到二十余人。企业经营亏损，直接导致物业服务质量下降，引发居民不满，又令物业费收缴率逐年下降。据统计，全市物业费收缴率从2008年的80%下降到2012年的74%。以上海售后公房平均每平方米每月物业管理费0.8元、建筑面积9720万平方米、收缴率74%估算，居民年欠费高达2.43亿元。

二、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转型升级难点研究

（一）物业服务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调整售后公房物业收费标准的本意，是理顺物业收费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增强物业人员市场意识，调动物业人员积极性，促使其管理服务水平提高。但长期以来行政性、福利型物业管理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和陈旧的经营观念束缚了物业人员手脚，加上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原因，物业人员缺乏危机感和创新动力，未能达到通过收费调整来改善服务水平的目的。《浦东老旧小区物业达标补贴实践及完善路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52.2%的受访者认为售后公房物业收费标准调整后，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没有明显改善。

（二）专业人才短缺，竞争能力不强

随着上海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经营管理和工程技术人才，人才集聚效应得到初步显现。但总体而言，从业人员年龄趋于老化、专业结构不尽合理、经营人才短缺、维修力量薄弱、后备干部数量不足，难以适应物业管理市场化需要。不少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从业人员缺少系统培训，服务技能较弱，企业竞争力不强，尚未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经营和拓展能力受到限制，致使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依赖政府补贴无助企业发展

物业收费与市场脱节，不少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浦东、徐汇、杨浦、闸北等区尝试对老旧小区实行达标补贴，缓解了企业经营状况和物业管理矛盾，居民满意度得到提升。据《浦东老旧小区物业达标补贴实践及完善路径研究》课题组调查，在1361份问卷中，对物业管理现状感到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到91.3%。老旧小区物业达标补贴，是基于服务收费和成本支出不相匹配而实行的过渡性临时补贴。但从长远看，它不利于企业发展，会助长企业和从业人员依赖心理，让企业产生“旱涝保收”思想，缺乏生存危机感和紧迫感。企业一旦亏损，首先想到的是要求政府增加补贴，而不是找市场解决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存在于业主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与市场渐行渐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收费标准低、物业服务差、业主拒交费、企业抛盘等矛盾和问题，既不利于增强企业经营服务意识，也妨碍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市场化。

（四）市场经营社会管理难以结合

如何在老旧小区物业中融入市场化管理，这是物业服务转型升级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和市场经营有机结合，同步解决物业服务和市场经营矛盾，光靠收费调整、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会使企业和从业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市场观念缺失、竞争能力下降，很难走出一条运用市场机制实行社会化物业管理新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企业经营窘境。要实现市场经营与社会管理结合，必须采用市场招投标、政府购买服务成果等形式，倒逼企业转变经营方式，逐步走向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破解物业服务和市场经营难题。

三、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转型升级路径对策

（一）加快培养物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

要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加快培养适应市场的经营管理人才，提升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和思想素养；通过市场招聘、企业自培等途径，培育高素质物业招投标、项目经理、市场经营等企业急需人才；推行干部竞聘上岗机制，让更多紧缺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完善后备人才培养、实践锻炼、岗位竞争、激励创新机制，对紧缺人才素质要求、选拔程序、带教方式、考核办法、提拔途径等作出规定，将企业发展和其人生价值实现结合起来；不断优化企业人才结构，打造一支适应市场发展、业务技术过硬、综合素质好、相对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

（二）运用市场机制实施老旧小区管理

可由房管部门、街镇、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出资，建立老旧小区物业服务专项资金，按照“封闭运作、物业管理中心监管、政府部门审计”的模式运行，用于奖励为老旧小区经营服务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从业人员；以政府出资购买物业服务成果、出租经营性房屋、开展有偿服务等形式，鼓励企业运用市场机制实行社会化服务，保证从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企业有一定盈利；吸纳社会资金，设立老旧小区物业经营创新资金，鼓励企业创新盈利模式，面向市场寻求发展，探索运用市场机制实行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新路。

（三）建立与市场经济适应的经营机制

面对潜在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市场，物业企业要励精图志、夯实基础，汲取万科、上实、东湖、上房、仙霞等沪上物业服务企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努力培育强有力的竞争团队，打造有文化特色、地域特征的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品牌，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有效整合内部和社会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抓住物业延伸服务可能带来的商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拓展市场参与竞争，为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转型升级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四）政府购买服务成果，给予财税优惠

要解决目前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资金短缺、企业经营亏损的难题，短期内可由政府部门按照市场规则实施公开招投标，以出资购买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成果的形式，对管理老旧小区的企业实施经营服务补贴，之后可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鼓励更多居民用公积金缴纳物业管理费。考虑到物业企业规模不大、经营状况不佳、与民生密切相关，可对管理老旧小区的企业实施简易计税方法，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等行业一样享受3%的税率；对企业上缴的所得税实施“先征后返”，对考核业绩优秀的企业给予专项补贴和奖励。

（五）延伸物业服务，创建社区商业模式

1.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到2015年末，上海户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30万，不少老旧小区独居老人已占到六成。为此，物业服务企业可整合社区文化、教物业管理育、医疗、家政、保安、保洁、绿化等资源，探索“家庭式”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即依托社区力量，以家庭为核心，由政府或个人购买服务，企业提供包含房屋维修、生活护理、餐饮配送、家政服务、精神慰藉等内容的“家庭式”居家养老服务。

2.试行物业代行收费职能。小区内水电、煤气、电信、邮电、物业等收费项目繁多，居民每月要多次往返银行、邮电、超市、电信等部门，缴费项目多、手续烦、等候时间长，居民深感不便。政府部门应将实现社区缴费一体化列入便民实事项目，由物业服务企业代行小区收费职能，逐步实行小区各类费用收缴一门式和电子化，并向连锁化、联盟化、集成化方向发展。

3.推出房屋经纪咨询业务。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房屋和配套设施设备相对较熟悉，了解房屋管理使用情况和市场价格，而居民对物业人员又较为信任，因而可组建房屋评估队伍，为居民买卖房屋提供咨询服务，推出房屋经租服务，承接业主和企业委托的房屋经营管理业务，并为居民转让房屋的抵押贷款、手续办理等提供专项服务。

4.开展网络通信维修服务。网络通信、有线电视的家庭普及率已近百分之百，随之而来的是故障维修跟不上，居民时有怨言。物业服务企业可与网络通信、有线电视等部门开展合作，由网络通信、有线电视等部门对维修工进行业务培训，授权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设立应急维修点，对网络通信、有线电视设施的急修故障实行24小时服务。

5.打造小区物业服务平台。伴随着物流业的发展，送水工、快递员、餐饮配送、产品促销、市场推广人员等频繁进入小区，有时居民家中无人，也给送水工、快递员、产品促销人员和居民带来不便。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拓展快递收件、上门送水、代送牛奶、报纸、餐饮配送等延伸服务。还可尝试在小区放置自动售货机、银行柜员机，引入农业合作社进小区销售平价新鲜蔬菜，设立实体或网络微型家用品超市，打造社区物业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