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

篇2

它与一般教育中的“教育”概念相对称，成人教育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种特定的教育。这种教育，由于教育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教育需要不同。前者是与生活和工作的直接需要相一致的，后者则是独立生活和工作的潜在需要的反映.由于他们的教育需要不同，决定了两种教育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为了帮助成年人更好地生活和工作进行的教育，后者只是为年轻人作为独立生活和工作的准备进行的教育。由于两种教育的出发点不同，决定了两者的驱动力不同:前者来自教育对象现实的生活和工作，是他们自觉选择的教育，后者来自教育对象未来的独立生活和工作，是他们不自觉接受的教育。由于两者的驱动力不同，决定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和两种教育性质上的差异:前者是受教育者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是一种由学决定教，由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学习的教育，后者是教育者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是一种由教决定学，由教育者促使受教育者的教育。从这两种教育质的规定性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理解成人教育应当是多元的、多变的、多层次的。从宏观上看，任何一种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古今中外，兴衰存亡的历史，几乎都是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建设中的生产部门，浪费大、质量差都是与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不善有关，而这与教育落后又紧密相连。不管从那一方面讲，也不管人们怎么来认识，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由于教育本身所具有很长的周期，所学的知识不一定今天就能用得到，有些是几天，甚至几个月，有些甚至推迟到几年以后才能真正用得到。二是经济效益的滞后性，教育需要相当大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并不像生产领域或商品流通那样，马上可以得到直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教育上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滞后的，而且是隐性的。然而岗位培训教育由于它和生产实际紧密联系，直接地为生产服务，育人和用人的一致性，能明显地扬长避短，有效地缩短周期，较快地带来经济效益。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教育的周期都是越短越好。因为各种教育的所起的社会功能不同，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又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因此在周期的长短上不能有一刀切的要求。但是作为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岗位培训教育来说，它的周期短、收效快、反馈及时，比起周期较长、收效较慢的其他成人教育的办学模式，不失为一种优势。企业在经过改革逐渐成为一个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后，首先要考虑的应当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用正当的手段发展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进行成人教育的最终目的，也仅在于这一点。因此企业与其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在目前来说教育与生产相脱节，育人与用人相脱节，对企业并不急用或根本没有用的高等或中等学历教育，还不如从实际出发，按需施教，进行职后岗位培训，培养对企业直接有用的人才。而且企业用学历教育方式培养的人才其中不少是生产第一线的骨干、主办。

当他们读完高等和中等的学历教育以后，因为国家的人事，工资和其他方面的待遇和学历中成对应关系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凭借已经取得的“学历”挤进本来就相当臃肿的第二线当科室干部，或者以某种借口从企业调出，跳槽到其他部门或其他单位。另外，参加学历教育的人，即使是业余的，也要占用部分的生产和工作时间，这给企业的生产和工作安排造成一定的困难。而岗位培训从企业内部来说是局部定向的，接受岗位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胜任本职工作，因此在接受培训以后原岗位不可能有大的变动，当然不存在跳槽的威胁，工学矛盾也不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在这样的对比中，岗位培训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取消学历教育，但是这种学历教育本身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且在成人教育的主次上不能不有所侧重。不管怎样，岗位培训在成人教育中不能不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重要性将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产品结构的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力因本身的知识技术结构不能适应新产业以及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要求，必将出现结构性失业、求职者与职业空缺并存、求职者的技术知识结构与空缺职业所需的技术知识结构不相符合的局面。除了新兴产业的崛起外，三个产业的比例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例急剧地减少，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这就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有必要提供相应的职业训练，帮助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具有适度的流动性，使他们有能力从事新的工作。另外，在近几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的操作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能够对此加以利用、吸收和熟练的操作，用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在社会经济的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对于职业技术的教育的需求将迅速膨胀，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将成为这一时期整个成人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

许多国家正是这样审时度势，以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捷径而走上发展的振兴之路。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企业能不断地得到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在美国，工业界用于技术职业训练方面的费用估计等于公共教育总开支的三分之一。我们的成人教育怎样选择各种办学形式的结构布局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不无启迪的。故事说:一个哲人因渔夫不懂艺术而叹其生命的三分之一没有意义，又因其不懂数学而叹其生命的二分之一没有意义，又因其不懂哲学而叹其生命的绝大部分没有意义，后来哲人与渔夫同时翻船落水，渔夫问哲人会不会游泳，哲人回答他不会游泳。渔夫说，那你的生命立即全没有意义了。这里不是说企业培训“哲人”那样的人才不重要，而是说，在培养“哲人”的同时还应该培养具有强大生存本领的“渔夫”。如果我们的企业一味培养“哲人”，而没有确立培养“渔夫”的战略地位，那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即使培养了再多的“哲人”，最终也许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众多的“哲人”，挽救不了企业翻船的命运，而且翻船以后，也不能组织自救，那只能自取灭亡。

但是，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部分人，把培养“哲人”为主要功能的学历教育作为一项应尽的义务要企业来承担，而把培养“渔夫”为主要功能的以岗位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作为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目标而鄙视，怎样看待这个现象呢?我们只有到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才能找到它的正确答案。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由于经济落后，使教育的物质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接受同等程度的平等教育，因此劳动者的受教育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平等的基础教育即我们的宪法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第二部分是择优培养的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进行的成人教育，企业办了不少属于全日制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所应该办的教育，这有着一定历史的原因。“六五”期间，由于，教育受到严重的摧残，使许多进入企业工作的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一方面是人才奇缺，一方面是大批青年没有受到应该接受的教育。在原有的集中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企业也要分担一部分的责任。

篇3

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教学离不开实践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已被列为本科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并且被国家教育部定为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项重点指标。学生的艺术理论知识学习主要通过老师的课堂讲授，对艺术设计原理的理解，对艺术风格、流派的认知也主要通过“看”和“想”来完成。这种教学体系下培养出的学生，他们的设计还更多地停留在“感觉”的审美层面，无论从造型的美观性还是设计工艺的技术合理性都很难达到实用的要求，一些概念设计也只是“概念”而已，并不具有同行业的前瞻性。实践环节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学生由思维想象设计带回到实际设计，将头脑中的设计真正落到手上。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在校的“90后”学生们头脑灵活，接受新鲜事物、新知识很快，同时也带来新问题，就是他们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的问题，理解力强，思维敏捷，整体艺术感强是这一代人的优势，但是学习的浮躁，沉不下心，看几遍就觉得自己会了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传统的只听不练的学习方式不仅不能使学生将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实践来印证，时间一长还会给学生养成不良的学习习惯。在教学训练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学生们的设计想法很大胆，创意独特，天马行空，但是在尺寸比例上考虑得很少。例如产品设计课中学生们做手机的设计，如果按人手的尺寸来规范，那么手机上仅有的几个按键就会小得手指没有办法操控；如果按键是可操作的合适尺寸，那么手机的尺寸之大又是人手不能掌握的，这样不切实际的设计是毫无用处的浪费，学生根本得不到提高。因此，实践教学环节不仅在知识体系中是必须的一环，在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不等同于纯艺术，设计需要服务更多的人，要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所以社会需要是我们在艺术设计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随着社会体制的逐步完善，在我国艺术设计已经作为服务行业的一支被正式提出，我们教学的对象正是将来要走向社会的服务者，培养适应社会的设计者，让学生所学为社会所用应该是我们教育教学的宗旨。我们常常看到用人单位在考察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专业素质的同时，还要考察学生创造性思维、团队配合意识、价值观，等等，在考察学生的这些素质时，学生的表现往往很不尽如人意。实际上这些素质是我们的学生在走出校门前就要具备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环节应该注重学生们这些素质的培养，需要我们在教学中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培训并重，全方位提升学生素质，从而造就适应市场需要的职业英才。同时，在硬件设施基本完善后，逐步控制学校的规模，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上来，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为将来的生活和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现阶段的教学中，我们看到，很多学校已经与企业联合对学生进行培养，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的平台、资金和教学场地，学校为企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学生，并根据企业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课程调整对学生进行教学和训练，在互帮互助，互取所需的过程中，学生接触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了解并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企业在学生身上发现时尚的气息、新鲜的活力，甚至是充满激情的临时劳动力。还有的校企对接中，学生将用灵活的头脑设计出来的新点子新思路或者是参加比赛的设计申请专利，之后企业接受学生的专利转让，而这一埋单不仅仅是一个个小小的专利这么简单，它很可能就是企业向前发展的创新活力，而今天的学生，很可能就是企业明天的员工，如此的订单式培养，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企业与学校相结合的这类实践环节，对于校企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培养学生，以学生促进企业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篇4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管理 问题 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风险管理更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工作内容。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中的风险管理主要指的是信用管理。加强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够促进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概念分析

信用风险，也叫做违约风险，指的是借款人向银行借款后，到期后出现不能及时还款或者不遵循还贷付息协议的现象，进而给银行的贷款带来损失的一种可能性。从传统观念上来说，借款人在不能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也就是发生违约情况时，银行将其确定为信用风险。随着我国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银行的信用风险由以往的静态性、历史性转变为现在的动态性和现实性。特别是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增加，商业银行投资具有了多元化和风险化，任何小的变化均会导致风险的出现。

二、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

1.没有认识到银行发展和信用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银行工作人员普遍存在着只注重银行业务、不关注银行盈利水平和资产质量的情况，另外，平时的业绩考察工作主要以业务发展作为主要的标准，没有重视信用风险管理。以发展银行业务为主的经营理念给银行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2.没有认识到银行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之间的协调性。银行工作人员为了提高业绩，在不考虑风险性的基础上，增加贷款规模，进而导致出现不良贷款的情况，给银行的长远发展带来影响。

3.信用风险意识没有得到贯彻。由于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真正贯彻、落实信用风险意识，进而导致银行职员产生认识误区，以为信用风险管理是银行风险控制部门具有的职责。

（二）没有完善的信用风险体制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行业主要以大财政和小银行作为主要格局，银行制度具有高度集中计划管理、行政约束的特点。在经过不断地改革后，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目前的商业银行中，由于没有确立商业银行制度，进而导致银行的治理机构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而且还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出现的根源。

（三）信用风险管理方法比较落后

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但是在度量方法、采集数据、加工数据以及检验信用风险管理结果等方面使用的方法还比较落后，给信用风险的管理系统进行的揭示信用风险与控制信用风险工作带来阻碍影响。

三、加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树立全面、系统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在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中，要坚持全面、系统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不仅要注重进行全面控制管理，而且还要注重全员的参与。提高银行董事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操作执行人员的参与意识，制定监督问责制度，有效的加强内部评级体系的治理，增强内部控制。通过将全面控制信用风险管理理念融入到商业银行中，营造互相学习、交流、监督的环境氛围。

（二）改革商业银行体制

商业银行发展为优秀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发展能力以及抵御信用风险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设置规范的治理结构、集中股权、构建职业经理人机制以及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等方法来实现对商业银行体制的改革。

（三）构建信用风险预警系统

1.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构建信用风险预警系统，首先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将可行性的预警指标体系作为基础，目前所确定的预警指标要对差异性、明显性以及指标权重的合理性方面进行有效的改进。根据预警指标对信用风险预警表进行科学的设计，建立内容完备、详实的预警资料库，以便能够进行信用风险的分析、衡量与监测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风险进行防范和化解。

2.运用风险预警模型与方法。通过运用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模型与方法，能够有效的进行风险预警工作。例如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指标，运用聚类的方法非指标进行分析，运用关联矩阵法对所分析的结果进行权重分析，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式对结果进行风险预警工作。

3.加强风险预警和银行贷款业务的结合。我国商业银行所构建的风险预警系统具有系统化、动态化和精确化的特点，因此，通过实现信用风险预警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互相结合，能够有效的将防火墙的作用发挥出来。

（四）吸引优秀的信用风险管理人才

商业银行要加强对银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让银行工作人员了解信用风险给银行发展带来的影响，引起银行工作人员对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视，树立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另外，银行要注重吸收优秀的信用风险管理人才，建立内部风险管理专业团队，并对该团队的结构进行不断地优化和调整。另外，运用定期培训的方式，确保信用风险管理知识技术体系能够得到不断的更新，保证内部评级体系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四、结语

总而言之，商业银行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最终有效地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迅速发展，降低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周晓庆.浅谈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商业，2009，11（11）：72-73.

[2]王刚.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学报，2011，17（31）：6-7.

篇6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密切相关，决定着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会计，以及会计工作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会计环境对簿记及会计的影响是直接的，就簿记及会计的职能或曰功能作用而言，它伴随着的、的、文化的，以及经济体制等环境要素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会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会计的功能作用，限定了人们对簿记及会计功能作用的认识，进而也限定了人们对它的评价，限定了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实际地位。因此，会计的基本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会计所处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水平。人们只有在认真分析与研究会计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一历史时期簿记或会计的职能作出正确评价，进而也才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会计定义作出科学的结论。正因如此，在研究会计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时便不能仅仅把“会计”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或者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来对待，而应当从总体上对它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会计部门组织之下与在一定会计法制支配之下的会计工作，以及这种工作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技巧、会计方法相协调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的集合体。这是研究会计职能与定义问题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出发点。据此，我们分别考察历史上有关会计职能的几种不同认识。

（一）核算工具论

在人类会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会计环境中的经济发展要素成为人们认识“簿记”职能的主要依据，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人们的“簿记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又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积累价值、故在此阶段经济关系较为简单：这时作为国家仅需要通过簿记核算其财政收支状况及其结果，为考察“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服务；而民间商业与手也只需要通过单式簿记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这一所企望的结果。古代数学家正是从记帐、算帐、报帐、用帐与服务相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结论。这一定义仅仅表现了簿记的核算职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方面均未涉及到会计的监督职能，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论”思想，是人们最早关于单式簿记本质的认识。

（二）管理工具论

随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复式簿记在早期的业、商业等行业的中渐自成长起来，并最终在核算中取代了单式簿记的地位。这时，人们对簿记职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改写了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它标志着由古代会计进入近代会计发展。16世纪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而从18世纪60-8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及至到19世纪这场由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类又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几百年间，一则，学者们通过复式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作用，将家计与公司簿记分离开来，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自此得以独立；二则。在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各类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此时，在权益成为管理所关注目标的同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簿记对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则，由于价值决定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协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公司内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强成本核算作为加强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问题而引发，使学者们不仅明确认识到簿记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问题也逐步成为人们由簿记思想认识阶段向会计思想认识阶段演进之导因，进而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会计界完成由簿记发展阶段向会计发展阶段转变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作用的展现，也相关地向社会显示了簿记工作在社会经济及公司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人类的会计思想与理论由“核算工具论”转变为“管理工具论”。使“管理工具论”成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理论。

把簿记看作管理的工具，认为它是为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服务的观点，最初可以从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一书中看到。他认为簿记是商业经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在管理资产及所有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经营之顺利便离不开复式簿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这里尽管作者依旧看中簿记之技法，并仅仅强调簿记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却明确指出簿记与体现所有者权益相关联，从这方面已体现出簿记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一书中所作的类似结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这类观点对其后出现的“技术（）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论”这一在复式薄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记思想，其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现代会计发展中，西方会计界关于会计定义的几种主要派别，与其均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其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更为深刻。那里的教科书中明确写道：“核算是一种工具。”“会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统一体系的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监督和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直至70年代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思想及理论。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论”之所以在上述国度复兴，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会计实体是国家而非独立核算的，故在客观上，无论政府会计还是企业会计均是实行计划管理的工具。

（三）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

历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一百多年旷日持久的探索与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终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成了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到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又进入到以新技术革命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时代，从40年代开始，“三大”（即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发展态势的出现，从此“使科学研究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科学社会化、技术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信息化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一背景变化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决策论”影响之下，以及在经济管理界酝酿、设计与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产生了旨在揭示新历史时期会计本质的“两论”——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现就“两论”出台的情形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会计技术论

对“会计技术（Art）论”，我国不少学者将“Art”译为艺术，并依此将这一学派称为“会计艺术论”学派。从本质上考察，会计不能列入艺术之列，只能讲它在帐目、汇总帐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对各科目的组合方面显示出具有一定“艺术”形态的技巧或技艺。因此，部分学者将“Art”译为“技术”为妥。194l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会计是一种技术（Art），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953年了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Rs）重申会计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论仅强调会计的反映职能，并据此强调它的服务性作用，认为会计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或说明财务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讲，现代“技术论”与历史上的“簿记技术论”在思想与理论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又结合现代技术的应用扩展与充实了新的内容，最终在对会计本质问题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亦明确写道：“会计是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的技术（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中也写道：“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企业交易与说明其成果的技术（Art）。”刘炳炎教授曾指出：把会计仅仅看作是纯技术的工作是一种偏见，因为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只承认纯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把会计只作为一种技术。从性质上考察，“会计技术论”是以往“管理工具论”思想的变态，它依旧把会计的本质认定为管理的工具，仅以反映的职能作用为管理服务，在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百科全书》在阐述前文所引会计定义的同时，又作出这样的具体解释：“在企业，会计贯穿于每一活动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务。”这便足以说明“会计技术论”学派在思想上与立论方面的本质所在。

2、会计信息系统论

为阐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成因，首先必须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导因，这将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以往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大体上受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计算机应用之启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计算机部门“相当于会计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工薪帐单、财务报表和总帐。”其后，人们便渐自“把计算机看作公司严密管理资产的一种信息工具。”这种电子计算机实践对“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门与管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促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考虑到实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机结合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取得中的人机结合问题。正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的特德。加维伊所讲：“为了管理复杂事件的需要，我们强调建立一种信息系统计划，它也是企业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计划中公司会计部门被吸收参与这一工作，从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会计信息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还受到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1950年4至6月英国会计管理考察团赴美国对五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哈佛等著名大学，以及几个主要会计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0月写出了《管理会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会计是以帮助管理当局制订政策和控制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来提供信息服务的。”1965年1月，英国还将1931年创立的《成本会计师》期刊改名《管理会计》；著名会计学者莱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当局提供信息并指导其行动，至少同外部报告同样重要，而且，这个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重要。”他还强调指出：在当时“为决策提供信息方面是会计师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战略上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管理会计着重阐述会计人员必须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助于计划、决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见，从管理会计角度所提出的会计信息问题对于引发“会计信息系统论”学说具有何等重要之影响。

上述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缘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历史导因。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从会计本质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方面洞察这一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关于会计信息方面的论述较之上述英国考察团所写报告要晚几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又讲：“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1966年在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既是一个经营实体一般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畴中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在70年代己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并为大多数会计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1957年由AIA改为此名）也改变了它在40年代“会计的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在公报中指出：“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事项的定量信息。该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而且是对经济决策有用的。”这份公报强调信息服务，并在信息服务与经济决策之间建立了必然之关系。至70年代，由美国学者西德尼。戴维森（SidnyDavidson）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指出：“会计是个信息系统——一种用来将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有意义经济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这种观点历经80—90年代，已成为在世界会计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论说，其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总的方面考察，“会计信息系统论”较之“管理工具论”、“技术论”的进步在于：一则，它迎合了时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从人机结合方面突出了会计反映这一功能性作用；二则，它明确并强调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并从服务方面突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此外，这一学派从建立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方面来认定会计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现代会计方法体系与电子计算机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必须指出，从根本上讲“会计信息系统论”所强调的依旧是会计的反映职能，所肯定的也依旧是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方面也依旧是从被动方面认定的，而未能体现会计的能动作用，所以，说到底它与“技术论”一样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论”的圈子，仅仅体现为对以往“管理工具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在阐明“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把现代会计说成是由过去简单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工具“，这一事实便是反映”会计信息系统论“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论“圈子之内的最典型的例证。

纵观以上从古至今人们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演进史，以及人们在认定会计职能的同时对会计本质问题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众多会计名家及著名会计团体的笔下，会计从来都未曾摆脱过作为“工具”的命运，无论会计环境发生着多么重大的变化，会计都始终被看作是纯粹服务性的工作，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行为，从始至终处于作为“工具”的这个社会位置之上。面对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思索：产生这一怪异现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这一怪诞现象体现在人们思想认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误差究竟又出自何处在会计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还是生在山中无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这些正是下文将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学家眼中的会计“庐山真面目”

检索大量有关经济管理的，可以同样惊人的发现，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们从来就不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价会计，他们的观点甚至完全与一些会计学家相背离，以其所论、所云相较量，会计界中“工具论”者便陡然显得黯然失色。

美国著名学者克劳德。小乔治（ClaudeS.George）在评述考古发现的史前“帐单”时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苏美尔人文化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书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实践的证明。同时，他认为那些祭司向所谓的“神”提交的财物保管帐目其本身便是“一种管理控制实践。”据此他还断定当时苏美尔人已认识到“进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这方面他与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所作结论相同，而柴尔德又进一步强调那些史前“帐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还表现为人类知识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帐单”的人本身便处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们为“管理日益增长的收入的任务……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经济管理学划期中，经济学家们把第一阶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划期的首要标志确定为“通过薄记来掌握和计量个别的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必须充分评价复式簿记的意义。他们认为：复式簿记与帕乔利关于复式簿记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计）与商人的经济管理分离开来，依据复式簿记使商人的经营管理独立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就是这个进程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与考古学家们一开始便从管理的方位上来评价原始计量记录法与单式簿记，并对复式簿记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事实上，他们已把簿记工作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由簿记向会计转化的前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远瞩之伟大气魄对“簿记”之重要性、本质及其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簿记就越是必要。”马克思是把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这个历史动因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一方面，表明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关联关系越是紧密，公司内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越是复杂，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便越是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具有“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之职能，既反映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将客观经济现象如实显示出来，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而又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发挥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与”管理工具论“毫无相涉之处。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一些跨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又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对会计社会地位与工作地位更切实、更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薄记和结算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韦伯讲的”现代簿记“即现代会计。他既强调簿记的技术，又强调规定技术操作的标准——会计制度，既说明簿记在确定企业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这种作用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服务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义的。显然，这是一种公正的评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

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不仅明确把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区别开来，而且相关联地确定了它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约尔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是由技术活动、营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与管理活动六大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动又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五大要素。他还指出：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资本的筹措与应用，而会计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还直接与管理相关，诸如会计组织、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体现了经营与管理之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财务及会计与其他活动结合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为之一。而这一点却正好在一些会计学者眼里出现了视觉上的误差。

与以上两位学者齐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Taylor），被誉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这位跨世纪的优秀人物在现代公司管理中确立了：“现代成本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与实行“预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体进行计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罗不仅从工程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方位观察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认定了进行“预算控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将会计纳入公司的管理活动，并开辟了由财务会计扩展到管理会计的通道。在泰罗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师在“管理会计”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1937年出版的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与英国管理学权威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将自法约尔以来的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在论及“预算”职能时，他们认为，在这一职能中应包括财务计划与会计控制等重要内容，并将会计纳入整个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的角度认定了会计的职能。

最后，本文还要提到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财务与会计地位之认定与作用之评价。古氏之作分为三论，第三卷为《财务论》（1969年版）。论说中把筹资、投资、生产、成本、销售、会计等关键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财务与会计，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理论对其后财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经济管理学家们笔下的会计，在经济世界里显示出一种重要管理能动力，无论它在理论上的位置，还是在实践中的位置都始终与经济管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从那荒远时代去探索会计的历史起点，还是在当今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考察现代会计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他们都把会计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确认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始终相辅而行的关系，并且随着经济之演进使会计与管理渐自融为一体。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为何在会计职能作用认识与会计本质揭示方面，经济管理学家与一些会计学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何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在此，试从以下几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国科学管理的先躯亨利。汤（HenryTowne）发表了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著名论文，作者指出经济管理与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认为工程师具有的知识应当扩大到经济管理范围。这一思想认识影响了包括泰罗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促使他们把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管理问题，乃至会计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既是20世纪初工程师们得以在“管理会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来观察会计，并最终确定会计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会计学者与会计工作者则往往局限于会计范围之内来认识会计、研究会计与评价会计。这样，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会计的服务性作用，从服务方面所认识到的则只是会计的反映职能，从而忽视了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会计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的结合点上居高临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会计问题，自然也不能从全局上来确定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时，至现代社会，在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长入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面日益狭窄，观察会计问题的视野已处于近视状态，也就依然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大体上是就会计而研究会计，以致最终导致不识现代会计“庐山真面目”之结果。

（二）单纯从“会计”词意上或将“会计”作为一种纯技术工作，来认识、研究会计基本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上的失误。

会计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与职业道德素质人的工作，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在智能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时，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部门，会计管理者又归属于一定会计组织部门，并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他们的会计思想受着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学历、资历与理论、技能又决定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组织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会计职能，揭示会计本质的依据或出发点。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把“会计”作为一个名词或一项技术工作来看待，便必然在结论上产生误差。经济管理学家们之所以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们总是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从会计工作与会计组织部门、会计法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巧与手段相结合的一体化方位上来认识会计；而会计学者们却总是从会计的核算技术与服务性作用方面，或是从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从“会计”词意方面来认识与评价会计，由此便在结论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体现在所作结论方面的差异，是全面看问题与片面看问题的区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现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质。

（三）经济管理学家从会计与科学管理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会计的特殊性；而会计界的不少人只从形式上看到了会计的技术特性。

从前文所引史实中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们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技术的会计，而同时又从控制或管理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会计。会计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体，至现代社会及至未来，作为科学的属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日益显示出作为一门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的特征，而作为技术它又将历史上形成的方法、技术本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同时，它又在理论上包容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管理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使它又将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那些会计学者们却一直是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确认其技术性，然后仅仅从技术性方面看到其服务作用，最终在服务方面走到尽头，在终点的地方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工具”之结论。

1980年，学家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发出感叹：“会计过去从本没有受人尊敬的形象。”过去的一些同行与他有着一样感觉，在电影、戏剧及不少小说里所见有关会计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与近年来中国人对会计的看法已大不相称。然而，记忆犹新、阴影犹在，“会计工具论”依然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洛尔之哀叹正是他的那些同行们造成的。可以讲，正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损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职业的威望。当今，在会计环境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该是我们认清自己形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用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工具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计工具论”应当在世界上退出舞台。同时，应当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论”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方能为现代会计正名，方能为现代计奔向二十一世纪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

三、会计本质与职能在中国的

世界会计界在会计职能研究与定义的阐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国的劳伦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在会计理论建设的最初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许由于他们通常是站在公共会计师的位置上来审视会计，并且由于他们对与会计存在血缘关系的审计有着精深研究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会计地位的评价便是客观公正的。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影响远比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大，他们正是在由会计实践发展到会计理论之时出现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来的会计师建立公认会计准则的历史时机。此外，在德国也可看到一些与狄克西等同的、齐名的会计学家，如雪尔（J.F.Schar）、伯利纳（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们在会计学建设，明确会计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样突出的贡献。

从揭示人类会计思想演进方面来考察会计中的问题，查特菲尔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记帐、控制和检查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有共同之处。……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这是从史学的研究方位考察会计问题所作的结论。

在中国，70年代末期以来，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与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学者即使在引进诸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之类的理论时，也是从再认识、再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自80年代引入中国，并经过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论断，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这一论说得到发展。其基本贡献在于：

第一，从管理的角度阐明了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义：“会计是旨在提高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第二，在通过对会计所下定义揭示会计本质的同时，又相关联地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与“控制”两大基本职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认为会计“在企业和各单位范围内，主要用于处理价值运动所形成的数据并产生与此有关的信息，起反映职能，上述数据与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又能起监督、预测、规划和评价等控制职能。会计的上述两项职能，都有助于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事实上这一论断已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同“管理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控制总体系研究方面相关联地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作用问题。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财务、成本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它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便改变了以往将会计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观点，从而将其作用扩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终与“国民经济总控制系统”建立起必然的关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贡献

1912年，围绕“管理经济学”的建立，德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宣告了持传统技术观的私家经济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经济学的建立。从导致这一转变的理论建设原因方面讲，人们不仅认为当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在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公司（财务）论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且应归功于在簿记、会计、财务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此后，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又进一步研究了“管理经济学”的历史划期，在他划分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簿记、会计发展相关联者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簿记理论时期”（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理论、成本理论、核算制时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论、财务理论、核算制，以及有关企业经营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论最终便“成为管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再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管理会计”的命名，并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产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围绕会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及部分会计学家们的认识开始出现趋同之处。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管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由经济实证转入理论化时期，这时企业财务不仅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重点，而且通常把财务与会计问题联系在一起认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受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管理经济会计学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论明确地揭示了会计与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中国出现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学派而言，无论该学派是否在立论方面受到国外相关学派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该学派从实质上揭示了会计与管理的关系，其理论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最早使用了“会计管理”名称。1982年8月，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会计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会计这一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这一论断，并指出：“会计的职能总是通过会计工作者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的。他们提倡在中国使用”会计管理“概念。1983年2月，阎达五教授撰文指出：”会计管理的是价值运动，会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会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对“会计工具论”的否定，它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这个学派认定了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其二，这个学派把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会计基本职能的认定结合起来加以表述，明确了会计的反映与监督（控制）职能；其三，这个学派明确了会计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动的，从而从根本上与“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此外，他们认为会计的本质性含义与职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强调对会计的认识与研究应破除“终极论”的观点。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

杨时展教授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这一定义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揭示了现代会计的本质。首先，定义阐明了会计基本目标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一内在的，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又在确认受托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会计是个控制系统这一关键性问题，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受托责任这一目标与会计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是现代会计内涵中显示其本质的问题，而现代会计的主导性职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应当注意，以上三个方面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从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程序上体现出来的。杨时展教授在会计本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会计基本理论建设上将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可见，中国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革新中已见显著成效，它产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计本质问题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体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

四、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在第一个问题的阐述中，笔者强调了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并表明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会计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同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的本质性内容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着一代会计学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会计的定义作出新的结论。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当如何认定会计的基本职能，明确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应当如何从定义上科学地揭示现代会计的本质，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会计历史演进中管与算的关系

在史前时代便可发现，原始人所作的刻画符号，一开始便与管理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图也“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专门的寻求那种乐趣，而实是为的一个严肃的经济目的。”尽管人们在这个阶段对生产关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实却表明，人们一开始所进行的计量与记录便出自对经济进行管理的动机。进入文明社会后，在经济发展阶段，单式簿记的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它体现了官厅会计的历史贡献。除簿记方法之外，为贯彻“量人为出”之制，统治者组建了财计组织，颁行了财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簿记组织、簿记制度与簿记方法相结合的簿记工作格局。故在此阶段，人们所关注的或认识到的只是簿记的核算职能，认为簿记是为维护国家财政收支服务的工具。然而，这时客观上与簿记核算职能并存的还有簿记的监督职能，簿记工作还起着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作用，只不过在此期间，簿记的核算职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已。

由单式簿记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演进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当“合理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生活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内便首先出现了数量的。他还认为：”在贸易由群体进行时，为了清算帐目就必须有精确的簿记。“而在单式簿记时代的簿记错误很多，即使从最近的由”佛罗伦萨留传下来的那些用文字记数的演算，竟错误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韦伯把复式簿记称之为”真正的簿记“，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记与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簿记（复式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出现的一批家族性质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记与家计混为一体，故这类公司的帐目最初是”一笔糊涂帐“。直到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后，这种情形才大为改观，家计与公司簿记逐步严格划分开来，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管与算结合的意义，进而认识到薄记的反映职能与监督职能同等重要。经历产业革命，在20世纪进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在管算结合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逐步认识到在管理与核算之间，算是基础，是手段；管则是目的，管处于主导地位。

总起来考察，在会计发展史上，自从有了会计的算，同时便有了会计的管。会计的管不可以脱离会计的算，而会计的算又始终是围绕会计的管理目标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既不存在脱离管理而独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脱离核算而独立存在的管。由会计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相对而言，在古代社会里，通常认为簿记以算为主，以管为辅；至近代社会，人们将管与算并重对待，提倡管算结合；而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人们又逐渐从会计对于管理的能动作用方面认识到，在会计的基本职能方面，当以管理作为主导方面，而核算仅起辅作用了。

（二）论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与控制

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相同，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又是同步的。人们也是从揭示管理的实质出发对管理下定义，一般认为经济管理是针对人力和资源的结合，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与会计存在的意义至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定义明确了会计控制的对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并对会计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会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参与对一个经济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又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自然这也是会计控制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总体上讲，以上两方面包含着某一单位的经营管理向会计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为管理人员的会计工作者必须承担他的岗位责任——受托会计责任。

当簿记还作为一种附带工作之时，其会计责任体现于整个经济责任之中，尚未成为一种专职责任。当会计专职出现乃至会计组织部门产生后，便出现了受托责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责任制度，在民间则出现了体现受托责任的“人簿记”。至近代，当股份公司从家族公司形态中摆脱出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科学意义的受托责任才得以明确、普遍地体现出来。泰罗强调公司中的“岗位责任”，而法约尔则把责任与权力统一起来，他指出：“对责任的畏惧，恰如对权力的喜爱”，而有其权便当负其责。韦伯则把责任、权力体现在组织部门建设之中，从组织上明确了包括会计部门在内的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责任。至现代会计发展阶段，正如杨时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责伍‘已成为现代会计控制中的核心问题了，在对会计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现代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管理中的受托责任，现代会计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责任。在市场经济下，认定经营者的责权利，维护所有者权益，以及实行科学、严格的会计控制，是履行受托责任的集中体现。

正是从现代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应当归纳为反映和控制，而为了达到反映与控制的目的，现代会计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两大工作系统，即会计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

1.会计的反映职能与系统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遵照公认财务会计准则的要求，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系统地将一个会计实体单位所发生的财务会计事项表现出来，并通过科学的分类方法，将不同性质的会计事项分门别类的、集中的表现出来，以达到揭示会计事项本质之目的；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通过这个过程进行信息筛选，去伪存真，将虚伪假冒及失准的信息揭示出来，清除出去，为整个优化信息的过程奠定基础，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决策提供有用的、能确保决策正确无误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阶段，核算过程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这个过程体现为对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诸如以货币为统一的计量标准、设置帐簿，会计科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在编报前应用平衡公式进行测试等。可见，以往把会计的反映职能与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待有失片面，应当注意，在会计信息系统工作过程中，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应当把财务会计信息确认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计算机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将财务会计系统包括其中。把电子计算机处理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又自然而然成为“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除上述环节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这样，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而后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以及可供管理者、决策者选择使用的信息。由此，通过这个系统便可达到行使会计反映职能之目的。

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是现代会计工作的基础，它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者，又是会计部门参与决策的依据；它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又服务于投资者，以及与企业工作相关的财税、金融及审计部门；此外，财务会计信息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为会计部门的会计控制工作服务的。故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会计的服务作用，这种服务作用也决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此外，应当明确，无论从人机结合的角度，还是仅仅从会计工作者在信息确认环节所体现出来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会计的控制职能与系统

就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两大职能的关联关系而言，反映职能是会计发挥控制职能作用的基础，是为进行会计控制服务的，而会计控制则是现代会计部门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首要职能。

追溯历史，人类会计控制思想的产生与从会计控制方面认定会计的职能，起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阶段。其主要历史原因，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由家庭手向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表现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为制造兵舰服务的造船厂，史称威尼斯兵工厂。该厂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复式簿记、到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会计。”在16世纪，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由于它开始采用控制与分权管理的办法，在工厂生产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标准化管理，以及“会计控制”、“存货控制”与“成本控制”组合而成的基本内容。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当时已经把成本范围界定为“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和非常费用”三种，其控制细致程度已达到对于进入和离开造船厂的每件财物都要进行详细记录的地步。

历经产业革命阵痛之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会计控制”成为“工厂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这时工程师与管理者都认识到“动力传动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提高了对资本的要求和资本成本。”他们还认识到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本来控制资本成本。“这样，到18世纪与成本控制问题乃至整个会计控制问题相关联，人们开始把财务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点，正如小乔治所讲：在英国的那些工厂主心目中”财务是他们的王国。“正是从财务控制出发，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的簿记制度在控制方面的价值。“同时，在18世纪，人们也已认识到预算在经济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博尔顿—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铸造厂便在管理中”制定生产标准、编制生产计划、部件标准化、成本控制应用、成本会计……“，其中以计划与成本控制作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国制造业中播下了种子，并出现了由管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会计制度。“至19世纪末，人们在经济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组织，实现科学的组织控制方面。20世纪初在美国企业中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了由”会计控制长“（Controller）主持的会计组织部门及由”财务控制长“（Treasurer）主持的财务组织部门，从而这种组织格局又将计划（预算）控制、成本控制、会计制度控制等内容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会计控制的实质性内容。进入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方面考虑到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其中尤其是着重研究解决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而另一方面在相应考虑”会计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虑到现代会计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处理问题。美国学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划分为”业务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控制“三种，其中又将会计控制纳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时，以上三种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种相应的不同信息，其中进行会计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这方面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涉及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方面，会计学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与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确指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控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控制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

由此可见，人们对会计控制职能的认识取决于会计环境变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三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的革新；四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与会计的结合应用等。事实表明，由以往“反映—监督”（或核算、监督）职能向“反映—控制”职能的演变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会计通过两大并存的系统——“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显示其职能作用，通过前者体现其反映职能，而通过后者行使其控制职能。反映是实行控制的基础，控制则是现代会计的目的或“落脚点”，故在两者之间会计控制职能处于主导地位，它体现着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显示着现代会计的本质。以下围绕现代会计控制职能方面的问题，试作进一步分析：

（1）会计控制职能的涵义

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是现代会计控制的对象与目标。从控制对象方面讲，它表现为对一个法定的会计实体进行控制。如果这个实体是指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是由处于经营管理系统中的若干岗位或环节组合而成的，因此，为行使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权力，并履行其受托责任，便自然而然要按这一专职岗位设置会计组织部门，由其具体组织会计控制工作。这样便把会计的岗位职责与权力统一在一起。从现代会计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标方面讲，它集中体现为这个会计实体的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并且是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里，如果再把会计控制的对象与所确定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便可作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会计组织部门为实现其既定控制目标，以法制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一定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与行使管理权力，使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与财务活动过程遵循经济活动规律及其经济活动规范运行，这一工作过程及体现在这一工作过程之中的能动管理作用便是“会计控制”。

其次，从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方面考察，它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方面：一是财务会计控制与管理会计控制；二是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三是会计部门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进行控制，诸如在执行财务计划中体现出来的计划控制，以及进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即通过对优化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现代会计而言，已由侧重利用内部信息施行控制转向从管理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市场信息、信息，以及来自外部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控制。同时，现代管理会计亦由以往固守传统的财务成本控制转向作业成本控制；六是现代会计控制还应包括内部审计控制等内容。

再次，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依据与指导思想。现代会计控制所持依据已超出财务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理论的范围，它实行控制的依据已扩展到现代经济控制理论方面，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围绕经营管理与决策问题，在充分发挥会计控制作用中还应当明确：“有效的控制必须是科学的系统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必须是把握优化信息的控制；优化的信息必须通过科学的系统方法取得。”同时，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又应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同时，应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

（2）现代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

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控制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这两个系统与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成为处于自动控制状态，并与会计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科学的控制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八个控制部分，其中过程控制又包括设计、采购、投入、产出、质量、储存、计价、运输、销售及盈亏等环节。而决策过程控制则围绕参与决策和本部门自身的决策进行，由以下九个运行环节构成，即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

以上两大分支系统不仅体现了全面而系统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这个核心；不仅从参与决策方面体现了会计的能动作用，而且突出了现代会计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以市场作为控制起点，以计划作为指导的“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全作业过程的控制。同时，从决策过程控制这个系统的建立中可见，会计的监督作用当涵容于会计控制之中，它只是实行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能在对现代会计职能的表述中，以监督取代控制，把会计控制职能局限在监视、考察与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现代会计的职能，便会在现代会计本质揭示方面出现片面性，并影响到一系列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

当然，在会计控制系统建设方面，还远远不如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成熟，其中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揭示现代会计本质的定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以下这个重要观点之上：进入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后，现代会计在其工作的组织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两大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职能，是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体现的；一是控制职能，是通过会计控制系统加以体现的。这两大工作系统都体现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如前所述，在这两大职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础作用，后者起主导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落脚点；在两大系统中，前者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后者则通过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体现于现代会计两大职能、两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已涵容于上述内容之中，如经济效益目标揭示问题，货币计量手段应用问题、财务会计信息通过一定程序的优化问题、资金运动问题，以及受托责任关系问题等等。故依我之见，在揭示现代会计本质，为现代会计下定义时，便勿需在内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试对现代会计定义作如下概括：

现代会计一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

笔者认为作为会计的定义，它既须体现会计的对象、职能、目标、意义、地位、作用，还须描述会计控制的范围。会计定义便是这些内容的抽象性概括，它集中说明会计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与揭示会计本质相关的问题。因此，在上述定义中强调了六点：一是强调了会计管理者这个工作的主体；二是突出了两大系统进行协同运作所显示的功能性作用，在其中涵容了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职能；三是反复强调了会计控制的主导性功能作用，并强调了系统控制；四是将对象与目标结合在一起，明确对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进行控制，这样，从控制范围方面讲，既包括了宏观经济部分，又包括了微观经济部分；既涉及到企业或公司这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又包容了市场经济构成中的各个部分，诸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这样也就克服了以往表现在会计控制对象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产权关系与价值运动是一个内容十分深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经营者、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及经济责任关系，涵容了个别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性问题，进而提示性地将经济效益问题表现出来。从广义方面讲，它可泛指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同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将国家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外商所有者及个人所有者的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五是将意义、地位、作用结合在一起，将其概括为会计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关于社会性意义从第四点可见，如将这种意义具体化，便可以得出现代会计是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信息经济阶段）管理基础这一结论，自然，这一结论便体现出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样来概括现代会计的定义，揭示其本质，是否合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