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心理干预；　计划生育手术；　焦虑对象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28.039

计划生育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但受术者是健康人群，为了采取避孕节育或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而要求手术，与医院的患者为了治疗疾病而采取手术治疗性质完全不同，受术者心理也有很大差别。最突出的表现是术前因担心手术会影响身体健康而出现焦虑症状，所以，心理干预在计划生育手术中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有焦虑情绪的服务对象进行心理干预也是体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对160例来站要求行人工流产术，术前有焦虑症状的对象实施心理干预后进行对比观察，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3月1日-2012年3月1日来本站要求行人工流产术，且术前有焦虑症状的服务对象160例，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心理干预组)80例和对照组(非心理干预组)80例。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术前常规询问病史，按操作规范施术，术后送到休息室休息，不对服务对象进行特殊的心理干预。

1.2.2　观察组　术前耐心地与服务对象交谈，听取她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对手术的安全性做出恰当的解释，用恰当的语言，使对象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了解手术过程中真实的痛苦体验及对她们的具体要求，纠正其各种误解和疑虑。手术室尽可能将所有医疗设备和器械盘遮挡，使对象走进来时不会感到害怕。术中术者尽量不要让器械碰撞发出声音。同时对服务对象采取分散注意法，派专人与服务对象主动交谈，交谈时语气要柔和，要面带微笑，尽量谈一些她们关心的和一些让她们高兴的话题，让服务对象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当中，转移她们的注意力，如果中途服务对象仍有不适感觉，应对她们说一些鼓励的话语，让她们进行自我控制并教会她们控制呼吸，用鼻吸气，用口呼气，直到手术结束。术后陪其到休息室，感谢她们在手术过程中的配合，交待一些术后注意事项，并让她们好好休息。

1.3　判断标准　配合组：将术中注意力转移，术中无，无痛苦表情，能较好配合手术；不配合组：术中焦虑、恐惧、、有痛苦表情，肢体扭动不配合手术。恐惧感组：术后恐惧、害怕、乏力疲倦，述说以后再也不做流产手术的对象；无恐惧感组：术后情绪正常，自述其实流产手术没有想象中可怕的对象。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PEMS 3.1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经统计学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服务对象在进入手术室后配合情况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3.1　焦虑是个体或集体在对一个模糊的非特异的威胁作出反应时所受到的不适感和自主神经系统激活状态，它可由各种原因引起，并逐渐加重。国内外的研究者早就认识到：手术作为一种极具威胁性的应激源，常导致服务对象在手术前后产生焦虑、恐惧等心理应激反应，当反应过于剧烈时，会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及术后机体的康复[1]。心理干预能降低服务对象对手术的恐惧感，利于术中配合和术后恢复，人工流产手术作为一种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一方面能减少人口出生，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另一方面，手术对服务对象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不仅有身体上的创伤性刺激，而且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应。严重的消极心理反应可直接影响手术效果引起并发证的发生。因此，积极主动对服务对象进行心理干预，可缩短彼此的距离，消除顾虑，减少陌生感，增加信任，便于相互沟通，更利于减轻服务对象对手术的恐惧感。另外，Stinshoff等观察了男性和女性在接受侵入性医学操作时，男性更多地从药物减痛中获益，而女性更多地从减痛解忧中获益[2]。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计划生育手术过程中通过心理支持等手段，帮助服务对象克服焦虑和不适，减轻疼痛感既简单、快速、有效，并且不会产生药物镇痛的副作用和并发症。

3.2　实施心理干预最重要的因素是整个服务中心要有团队意识。为了达到心理干预的最佳效果，要求整个服务中心必须建立一种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环境，以及设计一个过程，使服务对象从走进服务中心的最初阶段直到她离开，都能减少焦虑和紧张[3]。在整个过程中，服务对象所接触的工作人员(包括收款员、化验室人员、B超室医生、手术医生和护士等)，都必须有很强的责任心，能够细心、耐心的解答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热心的帮助她们克服遇到的困难，使服务对象从进入服务中心开始就产生一种信任感、安全感，这样更有利于手术前后的心理干预措施发挥最佳效果。

3.3　心理干预成功的另一关键要素是接诊医生除了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术知识以外，还要掌握一定的医学心理学知识。平时应特别注意积累一些应对特殊服务对象异常心理特点的技巧，医生之间应经常互相交流心得。比如遇到如下服务对象：⑴爱挑剔，蛮横不讲理者；⑵曾经受过精神刺激、对疼痛特别敏感者；⑶喜欢道听途说，容易接受反面经验，别人说人工流产很痛苦，她就记在心里，导致意外怀孕时格外焦虑、担心者；⑷似懂非懂，一知半解者；⑸神经质，容易对什么事都一惊一乍者；⑹对计划生育工作有误解者。遇到以上几种服务对象，接诊医生除了应该更加细心、耐心以外，还要根据她们的心理特点，制定特殊的应对策略。比如：对于爱挑剔、蛮横不讲理者医生一定要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涵养，尽量不要与其发生正面冲突，耐心的等待她发完牢骚或挑剔完以后，再告诉她怎样才是对的，往往这样的服务对象最后都会感觉不好意思。对于曾经受过精神刺激、对疼痛特别敏感者，应该给予特别的关心，让其感受到温暖，并积极的鼓励她配合手术[4]。

综上所述，在计划生育门诊焦虑的服务对象手术前后，进行合理的心理干预对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及促进术后机体康复，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减少医疗纠纷，提高计划生育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计划生育服务的满意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瑛，黄海明，刘卫珍，等.无痛技术应用于输卵管结扎术前后的焦虑情绪调查及干预[J].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12，4(3):55-58.

[2] Stinshoff V J，Lang E V，Berbaum K S，et al.Effect of sex and gender on drug seeking behaviour during　invasive medical　procedures[J].Acad Radiol，2004，11(4):390-397.

[3] 戚其伟，于建政，张妮.青岛市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心语疏通培训的体会[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6，14(3):183-185.

篇2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传计划生育，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从1971年国务院转批《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已经40多年；即使从1982年把计划生育政策确定为基本国策，也已经30年了。而且，“十二五”期间也明确提出我国仍将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尽管如此，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矛盾日将严峻的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和评估这项作为基本国策、实施时间如此之长且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下降: 发达国家的事实

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所谓人口转变，乃指人口由传统社会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经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状态之后，向现代社会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状态的转变过程。人口转变由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组成。其中，生育转变，即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考察和研究发现，人口转变率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口转变还只局限于欧洲地区。作为人口转变核心的生育转变，首先发生于西欧的法国，然后依次出现在西北欧、澳州、北美、东南欧等地区。大致到1930年代中期，欧美地区（或文化圈）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此后，人口转变又进一步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扩散，并先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逐次实现。目前，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已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

为什么会发生人口转变特别是生育转变？学者们对此给出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如芝加哥学派认为，产业革命带来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养育子女的相对成本上升，为了保证子女质量只能减少生育子女数，由此带来生育率的下降；新家政学把妇女的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妇女为了参与就业竞争而减少生育。特别是卡尔德研究指出，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生育子女数。而且妇女受教育年数越多，生育子女数越少；诺特斯坦的现代化理论则认为是现代化带来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尽管还有其他解释，但主流观点基本上都是认为，以生育转变为核心的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实践

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下的人口发展还不应该完成人口转变。但事实上我国却早已完成人口转变，目前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左右、几乎与日本总和生育率相近的低水平。显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实践已经说明，人口转变并非仅如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所看到的那样，单纯表现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实施有效的计划生育及人口出生控制政策，即使在低发展水平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和实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

回顾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我国从1950年代末期即开始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宣传计划生育，1960年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计划生育还只是宣传和提倡，尚未作为国家政策实施，所以到197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自此以后开始全面实行“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之推广普及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由此造成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79年已下降到2.75。在这10年期间，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延续“”以来的停滞不前态势，所以在此期间我国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关系重大，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作用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以来，除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2000年开始，“一胎化”政策有所缓和，如在上海等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双独生二胎”（即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的男女结婚可以生育二胎）和农村户籍人口结婚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可生第二胎等生育政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左右，考虑到该普查的漏报并综合各种数据测算，目前大概应该在1.5左右。即在此30年间，我国总和生育率由1979年的2.75下降到1.5左右，又几乎实现了一次半减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已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跨入中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此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应该对生育率的半减下降具有一定影响。但毫无疑问，此间实行的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及目前仍在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半减下降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198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半减下降，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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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四联疗法；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患者；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

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为临床常见消化性溃疡类型，幽门螺旋杆菌为革兰阴性菌，容易在胃窦黏膜上附着，引发消化性溃疡，因而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治疗的关键也在于根除幽门螺杆菌[1-2]。该研究选取2014年4月―2015年12月该院收治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患者中随机抽取的150例，对四联疗法对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患者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纳入的对象来源于该院收治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患者中随机抽取的150例，进行随机分组。四联组患者男38例，女37例；年龄区间21～74岁，年龄均数（45.34±2.13）岁。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分别35例和40例。三联组患者男37例，女38例；年龄区间21～75岁，年龄均数（45.18±2.62）岁。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分别37例和38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有可行性。

1.2 方法

三联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治疗，其中，克拉霉素（国药准字H20051496）0.5 g/次，2次/d；阿莫西林（国药准字H14020125）1 g/次，2次/d；奥美拉唑（国药准字H19991122）20 mg/次，2次/d，上述药物均为口服用药， 十二指肠溃疡治疗2周，胃溃疡治疗4周。四联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奥美拉唑、果胶铋四联疗法治疗。其中，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奥美拉唑的用法、用量均同三联组，而果胶铋0.2 g/次，3次/d，口服用药，十二指肠溃疡治疗2周，胃溃疡治疗4周。两组患者均接受以上2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后继续口服奥美拉唑+达喜抗溃疡治疗4周。

1.3 观察指标和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①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②不良反应发生率；③干预前和干预后患者SF-36量表生活质量总分、SAS焦虑评分、SDS抑郁评分的差异。愈合的标准：经治疗，患者疼痛等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溃疡面积完全消失，溃疡愈合，幽门螺旋杆菌阴性[3]。幽门螺杆菌消除：以幽门螺杆菌阴性为根除[4]。

1.4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统计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患者数据，不良反应发生率、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以（%）表示，属于计数资料，采取χ2检验。SF-36量表生活质量总分、SAS焦虑评分、SDS抑郁评分以（x±s）表示，属于计量资料，采取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为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相比较

四联组较之三联组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更高，P

2.2 干预前和干预后SF-36量表生活质量总分、SAS焦虑评分、SDS抑郁评分相比较

干预前两组SF-36量表生活质量总分、SAS焦虑评分、SDS抑郁评分相似，P>0.05；干预后四联组较之三联组SF-36量表生活质量总分、SAS焦虑评分、SDS抑郁评分改善更显著，P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为常见消化性溃疡，可周期性发作，病程长，患者以上腹疼痛等为主要表现，其治愈难度大，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耐药的发生相关。幽门螺旋杆菌可通过多种方式为胃黏膜产生影响，可在胃黏膜细胞中粘附，引发局部炎性症状，导致上皮细胞溃疡，因而治疗的关键在于控制幽门螺旋杆菌，以降低复发率[5]。目前，三联疗法（主要为质子泵抑制剂、两种抗生素）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主要方法，而在三联疗法上增加果胶铋治疗为常见四联疗法，该研究应用的药物组合为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奥美拉唑、果胶铋，其中，克拉霉素可对细菌细胞白50 s亚基连接造成阻碍而发挥抑菌作用；阿莫西林可快速溶解细胞壁；奥美拉唑可发挥持久强效快速抑酸作用；果胶铋则可对幽门螺杆菌细胞壁进行作用，使其胞浆出现空泡样改变，导致幽门螺杆菌破裂而促使细菌死亡，还可对胃黏膜表面进行覆盖，对受损黏膜有保护和修复作用，可避免其受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影响。另外，在PH为5的情况下，果胶铋还可直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提高抗生素活性。该研究中，三联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奥美拉唑三联疗法治疗，四联组采用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奥美拉唑、果胶铋四联疗法治疗。结果显示，四联组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更高，SF-36量表生活质量总分、SAS焦虑评分、SDS抑郁评分改善更显著，P0.05。其中，四联组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分别为97.33%、80.00%，而三联组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分别为82.67%和70.67%，P

综上所述，四联疗法对幽门螺旋杆菌消化性溃疡患者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影响大，可有效提高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消除率，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改善患者负性情绪和生活质量意义重大，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薛芙蕖.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疗效观察[J].中国基层医药，2011，18（19）：2682-2683.

[2] 许晓燕.两种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的疗效对比[J].中国药业，2013，22（11）：74-75.

[3] 翟栋春.香砂六君子汤联合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临床观察[J].亚太传统医药，2014，10（16）：112-113.

[4] 毛军民，石镇东，匡清清，等.调和解毒法联合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研究[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25（19）：2060-2062，2065.

[5] 艾永华.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导刊，2014（1）：99-100.

篇4

内容摘要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篇5

11个省份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均延长了产假

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修改高峰期，“全面两孩”政策更成为近日密集召开的地方会议关注热点。截至28日，广东、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人大常委会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明确“全面两孩”的具体实施政策。记者针对 “全面两孩”落地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追踪。

生育意愿

两孩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各种压力令不少家庭举步不前

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本该出现的出生人口增长却没有如约到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甚至比上年还少32万。因此“全面两孩”实施后，各地实际生育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引发不少地方会议代表委员热议。

“国家卫计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认为是猪年生肖选择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所致。但我个人分析，近年来越来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响更明显。”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说，过去孩子只求吃饱带大，现在还希望能养好成才，“各种压力让家庭对生育两孩更加犹豫，或者直接放弃。”

2019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约为60%。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对同样人群做调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两孩。

实际生育行为其实更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东威海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中，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两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学院教授张原震认为，从“单独两孩”的实施效果来看，“80后”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已显著降低。

产妇权益

11个省份明确产假相应延长

有地方两孩津贴减少，职场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的11个省份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不少地区在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增加的产假，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据介绍，生育保险包括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与生育津贴等组成部分。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门将根据其个人生育保险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来计算。比如产前每月工资为5000元，产假为128天，则总共可获得2.1万元左右的生育津贴。

记者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放开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两孩的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区的生育津贴额度却有所减少。

天津、武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介绍，两孩计算生育津贴产假天数仍只能按98天计算，“两孩增加30天产假是计生部门的政策，社保部门尚未做出具体调整”。同样按每月缴费基数 5000元标准计算，两孩生育津贴要少5000元左右。

相较于生育补贴额度减少，职业女性关注的就业与晋升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在生育两孩中所受影响更大。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有15%受访女性担心生育两孩会导致职位变动或影响职务升迁，生育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到底是‘生’还是‘升’?”湖南省政协委员张琳说，生育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女性的职责，因就业权利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很多女性正面临着比生第一胎更艰难的抉择。

生育政策

如果总和生育率下降明显

可能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从2019年实施“单独两孩”到启动“全面两孩”，中间间隔仅两年。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短期是否还会继续进行调整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表示，判断生育数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总和生育率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孩子，或将成为重要参考指标。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1.8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根据基本国情确定的目标。

篇6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篇7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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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可爱的公民，请你们提高觉悟，给祖国多生孩子吧!”一些政府已经向他们的国民发出诚恳请求，人口萎缩开始让这些国家感到担忧。

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1997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而现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当然对于电国来说，人们担忧的仍是人口太多。

然而，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这个事实，早己悄悄地发生，并且已持续近20年，只是至今仍旧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生育率早已降到低水平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早已是确立的事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说，1992年中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的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显示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并正在接近“极低生育率”。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走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在中国，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近20年，但一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认为数据水分太大，中国实际生育率被严重低估。

中国自199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计生数字和官员政绩挂上钩，从此漏报、瞒报数量剧增，数据质量越来越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国际社会不信任中国的计生数据，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不知道中国准确的生育率，只能靠估计。”陈卫说。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是，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3，然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得到的结果是，2005年生育率为1.74。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

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认为，瞒报和低报的情况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他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还有几种估计可供参考：联合国人口司最近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了》提供的2004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4，美国人口咨询局出版《2007世界人口数据表》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是1.6～1.7。

这些数字有_二个共同指向，中国生育率确已降到了低水平。郭志刚说：“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下降。”

城市生育率极低

“世界上的极低生育率最早发生在中国的城市地区。”陈卫说，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已有20多年了。

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中国城市地区在1974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1.5以下，1984年以来(除1989～1990年)降到了1.3以下。

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仅很早就达到了板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门一起，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

陈卫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西方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实现了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与其他极低生育率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地区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更为迅速。

中国城市地区的这一转变仅用了10年时间，而西班牙、德国、俄罗斯、日本则分别用去13年、32年、31年和46年。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目前中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1993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就出现了负增长，进入21世纪，上海户籍女性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0.8左右，达到了意大利人口学家Antonio Golini在1998年计算出的，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大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所能达到的最低极限值：0.7～0.8。

中国城市地区生育率极低，除了长期以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外，陈卫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是更加重要的原因。“特别是90年代以后，政策原因的重要性越来越削弱，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越来越加强了。”

他说，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变化、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结构的改变，城市地区的婚姻市场变化、生活和工作的风险。年轻人对新生活目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养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都促使人们推迟婚育，少生孩子。

《新世纪周刊》联合新浪网的调查显示，在那些不想要孩子的调查者中，多数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行，养不起”，“养孩子太累”。还有人自填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怕孩子压力大，女性单方面承受太多，居住环境差，活着是受罪等。

而推迟婚育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不孕率为10％～5％，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中国的不孕不育率由过去的1％～3％上升到目前的5％～8％，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都对生育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来说，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有趣的是，中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在长期处于极低的状态下，总人口数还在不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比如上海，2007年户籍人口1378.86万，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但常住人口仍以304‰的速度在增长，原因在于这座城市还有660万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对城市地区的极低生育率有所贡献。”陈卫说。

很长时间以来。一提到城市流动人口，人们就会想起“超生游击队”。“但20多年来，流动人口生育率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它构成了中国城市生育率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卫说，他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1990年，流动人口生育率显然显著低于来源地农村人口，但明显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却证实，与农村和城市人口相比，城市外来人口成为生育率最低的群体。

“大量流动人口不在移入城市生孩子，比如高校女大学生，她们为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计

算只贡献了分母，而没有贡献分子。”陈卫说，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对城市人口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后果很严重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标准，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城市，时间是1979年。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户籍人口的20.8％，5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6％。

“上海本地劳动力总量正在接近峰值。”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发现，2007年度上海市户籍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如果没有重大的户籍等制度改革，上海本地劳动力供应总量将开始减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上升，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他说。

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人口学后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王丰说，目前，中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

他推算，仅5年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1／4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王丰说，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性别比失调几乎成为东亚国家特有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陈卫说，在西方国家，低生育率并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调，但在东亚国家，两者是有因果关系的。“原因是性别选择。”他说，在东亚文化中，男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被认为要比女性高，因此在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通过性别选择来生男孩。

而性别比失调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婚姻挤压，即婚龄男子找不到对象，由此又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单身未婚者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性犯罪、非婚生育与私生子问题、独身者养老、社会稳定问题。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曾导致了大量“老兵人口”的养老问题、“山地社会”童养媳问题、离婚率上升问题和当时台湾社会风气堕落等。

生育率下降也会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了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即一个子辈、两个父辈、四个祖辈这样的倒金字塔结构。陈卫说，虽然未来严格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在多大规模内出现，还是个疑问。但家庭子女数趋少，人口寿命延长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子女负担父辈和祖辈的养老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为独生子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成长环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说，这种环境的本质特点是没有兄弟姐妹，缺少手足之情。“没有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游戏，儿童会缺少很多重要的心理体验。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而这些对于儿童健康人格的形成不可或缺。”他说，缺少手足之情的童年，幸福感会大打折扣。

陈卫说，关注极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就需要尽早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准备。一些极低生育率的欧洲国家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和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由于人口发展具有周期性、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把握不好低生育率的‘度’，将会导致难以逆转的长期后果。”

篇9

关键词：初育年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1

收稿日期：2014-11-04;修订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71361140370）;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亚楠，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 Study of Intrinsic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hor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Estimating CFR

ZHONG Funing1，2， WANG Yan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2.China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Stud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ethod estimating CFR based on 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the first birth provides a better estimate compared with that based on TFR statistics in backward “forecasting”， and more stable estimates in forward forecasting. The estimates from the 2 approaches both indicate that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growth has become negative since women entering their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early 1970s，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subsequently. The minimum replacement level required to keep population constant is calculated at the level higher than 2.1 acknowledg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higher malefemale birth ratio. Chinese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fter 1970， due to growth in life expectancy， and relatively high ration of women childbearing to the total.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the number of birth als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timing of first birth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its impact on total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may have in whole life.

Keywords：the mean childbearing age at first birth; total fertility rate without tempo effect;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一、引言

由于人口变迁一般规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进入9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46，然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没有带来人口的迅速减少，2012年全国人口仍保持4.95‰的正增长水平。这主要是由于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在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人口年龄结构中育龄妇女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结果。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必然会导致未来人口的减少，一旦人口正增长惯性的作用消失殆尽，负增长惯性取而代之发挥作用，便会加剧人口减少的速度。为避免因到时再来提高生育水平而无法有效及时地抑制人口负增长以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适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例如允许“双独”、“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可见，探究掩盖于人口年龄结构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长水平以及蕴藏在人口年龄结构内部的人口增长惯性，对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长期发展趋势，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以及人口增长惯性问题，研究发现，早在1990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由正变负，人口负增长惯性正在逐渐积累起来[1-2]。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基本是针对不同时期人口增长趋势的分析与模拟，尽管能够直观地给出具体一段时间内或某个时间点上的人口总量，但却需要建立在稳定人口的假设之上，即年龄别生育率与死亡率保持长期稳定不变^[3]，也就是要求同一时期各年龄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显然这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比较明显的时期。

从本质上讲，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实际测度的是代际间的年均更替率。妇女终身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妇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间隔是构成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参数。但是，平常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未结束生育期的年龄组（队列）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各年龄组（队列）妇女当年生育率并加总得到

总和生育率。这是很多研究会直接应用总和生育率分析时期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而非应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前者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应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结果无法代表任一真实人口队列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总和生育率的较强波动性将难以对长期人口发展趋势进行稳定的预测。相反的，后者并不存在上述问题，虽然无法直接刻画出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但至少能够作为时期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根据各年龄人口的真实变化趋势分析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的长期发展规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未来人口的变化方向及增减速度。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缩短甚至消除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随着研究者们对总和生育率的深入认识和分析方法的不断改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邦戈茨（Bongaarts）和菲尼（Feeney）指出常规的总和生育率会因为时期生育年龄的变动（所谓的进度效应）而产生显著的失真，因而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简称BF方法^[4]，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学界的广泛热议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对于这一指标到底在测量什么提出了质疑[5-7]，因为它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生育率^[8]。邦戈茨和索博特卡（Sobotka）新近提出了对该指标进一步改进的方法，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较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是合理的，如用于队列生育率变化很慢，没有显著波动，而时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状变化也很小的当代欧洲人口^[9]。显然，这种转换方法也并不适用于任何一类人口群体。

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进行测度的尝试，并验证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合理性^[10]。作为后续研究，本文将进一步以预测效率和稳定性为标准，比较初育年龄测度法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并探讨上述两种方法在预测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的差异。以此为依据，本文将从队列视角揭示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并结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征探讨未来中国人口可能的发展趋势。目的在于与时期性质的人口变动水平进行对比，从另一个侧面为长期人口预测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1.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其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就已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无法准确反映生育数量的变化：受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即使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发生改变，年度间的总和生育率也会被提高或降低。瑞得（Ryder）首先提出应用一个人口中每个队列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量对这一扭曲进行调整的思想^[11]，在此基础上，邦戈茨和菲尼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将这种扭曲称之为生育进度效应，并运用某一时期前后两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龄差异作为调整系数，试图用来消除该效应以得到真正的生育数量水平^[4]。具体的调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数学表达形式做出解释：

MACi=∑49α=15fi，x*α+0.5∑49α=15fi，x（1）

ri=（MACi，t+1-MACi，t-1）/2（2）

TFR*i=TFRi/（1-ri）（3）

TFR*=∑ni=1TFR*i（4）

从上述公式可知，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仅根据不同胎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进行调整，并不需要额外的信息。其中，i表示胎次，MACi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龄，ri是调整系数，公式（2）是经过整理后的简便表达形式，其计算依据是以当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龄的平均数作为平均生育年龄年初值，以当年与下一年的均值作为年末值，最终用年末与年初的差值表示当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如果当期的总体生育时间表现为向后推迟的状态，即ri>0，那么得到的TFR*将大于TFR，也就是说实际的生育势能并没有在当期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向后累积，观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实的生育水平。当然，可能会出现ri>1、TFR*为负的异常现象，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幅度非常大。郝娟、邱长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证实的确会存在这种可能性^[12]。虽然这与数据的质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应是由于该方法要求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形状不变、各年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第i孩年龄的年变化幅度相等，一旦现实与这一强假设条件相差较远，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13]。

随着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期，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将生育率替换为生育概率，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孩次结构与进度效应的调整指标TFRp*，并用欧洲多国的数据验证了其较TFR*具有更强的稳定性^[9]。一般来说，新指标的稳定性如何是多数研究探讨的焦点，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标准而难以对其效度进行评价。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备计算所需的数据，因此，暂时难以将TFRp*应用于中国生育研究中^[14]。

不过，邦戈茨认为，在特殊条件下，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与那些在同时期内已达平均生育年龄妇女队列滞后取得的终身生育率值还是可以比较的。例如，1965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那么该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对应的是1975年调整的总和生育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总和生育率是5年的移动平均值，而不是真正的终身生育率。尽管该方法较为粗糙，而且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实情确实很难满足二者的可比条件，但这却是目前为止最能够简单有效地将总和生育率转换为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将其简称为总和生育率转换法。

2.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的模拟

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一生的生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后一生育事件的发生必定建立在前一生育事件的基础上。因此，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规律，另一方面根据初次生育时间选择和终身生育数量的决策机制，推断属于前期生育行为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高度相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在统计学上得到了强力支持^[10]。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根据可获得的时期跨度较大的15-49岁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分别计算出不同队列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模拟，另外需加入时间变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lnCFR=β0+β1lnMAC1+β2lnYEAR+ε（5）

然而，过去高生育水平时期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的拟合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于更替水平以下时期的预测，关键在于人们对二胎生育的改变情况。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数人的最少生育数量为两个孩子，那么当终身生育率降至2附近时，很难再按照过去的水平随着初育年龄继续下降;如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够接受1个孩子的最少生育数量，那么二胎会同多胎一样与初育年龄的变化高度相关，而在接近1的水平上放缓下降速度。在中国，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相对宽松，并且其生育观念也较为传统，2个孩子仍可能是多数农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数量需求。而在城镇，仅生育一胎的家庭则会更多。当然，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迁移，以及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会与城镇人口逐渐趋同。因此，可以模拟当社会总体的终身生育水平降至2附近时，未来人口全部遵循城镇和农村人口两种极端情况下的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并且根据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对其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更可靠的预测结果。

3.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比较

既然初育年龄测度法和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均可以得到终身生育率的估计值，那么就能够以真实值为标准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检验。根据1950-2012年中国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可以计算得到1950-1978年开始进入生育期的29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数据上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终身生育率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而1977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数值则出现了略微上升的现象，为考察这一变化是新的趋势还是数据的异常情况，我们进一步估计了1979年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假设其相应的缺失49岁生育率数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实际上是应用1950-1979年30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评价，比较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初育年龄测度法与总和生育率转换法估计值与真实值的比较

注：根据总和生育率转换法计算1951-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需要对应1964-2004年的TFR*值，其中，1964-1996年TFR*值引自：郭志刚.时期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0（1）;1997-2004年TFR*值是作者根据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CFR是30个育龄妇女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真实值，CFR*是利用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meanTFR*和meanTFR分别表示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对应的队列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从稳定性的角度分析，很明显CFR*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而meanTFR*和meanTFR的波动性较高，且偏离CFR。调整过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规总和生育率，体现为更加平稳的变化趋势，但仍然明显不如CFR*。从效度方面看，CFR*与真实值CFR保持高度一致，由常规和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在1951-1967年15岁的17个育龄妇女队列中与真实值的偏差较大，而这些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恰好对应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修匀值，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该时期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起伏落差非常大。6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有所缩小，并且变化相对稳定，这与中国进入8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变动幅度小相关。反向预测表明，应用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15-35岁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初育年龄，则可以预测出198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12个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0-1991年15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继续平缓下降。虽然对于这部分预测值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终身生育率以验证预测的准确性，但可以与meanTFR*和meanTFR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 并且更接近meanTFR*的平均变化趋势，说明其预测结果至少不会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产生较大偏差。

计算终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测度相对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稳定性的角度看，CFR*在整个区间都远远优于meanTFR*和meanTFR。也即，与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相比，初育年龄法能提供对妇女终身生育率更稳定的预测值，因而更接近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过去的经验表明，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不仅无法观察到妇女未来的实际终身生育率，甚至无法统计1980年以后年满15岁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因而无法用实际观察值来验证预测值。然而，正因为无法得到观察值而又需要预测，我们才需要相对准确的方法。如果解释过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预测未来，则初育年龄测度法不失为一种相对较好的方法。

三、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时期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常规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比较，说明隐藏在背后的人口内在增长势能[1，3]。但从长期来讲，应用终身生育率等队列指标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口增长潜力的表达。如前面所述，初育年龄测度法相比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能够有效、稳定地对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这一结果能否继续在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分析中得以体现，队列角度的潜在人口增长水平究竟如何，这是进一步将要探讨的内容。

1.涵义及计算方法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r与净再生产率NRR的计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即分年龄的女婴生育函数m（a）和存活函数p（a）。严格来说，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是稳定人口假设下测量人口增长潜力的时期性质的指标;而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则表示育龄妇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女孩数，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妇女能否在数量上“复制她们自己”，似乎作为队列指标更为合理一些。若要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必须统一研究对象为真实队列还是假设队列。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讨真实人口队列的潜在增长水平，因此，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涵义将被解释为两代人之间的年增长率，具体的计算参数也均应用相应的队列指标。

洛特卡将r与NRR的关系表示为如公式（6）所示，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等同于净再生产率的对数与平均世代间隔T之比：

NRR=erT，r=lnNRRT

（6）

净再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终身生育率CFR、出生婴儿中女婴所占比例S，以及育龄妇女存活到平均生育年龄的概率p（Am）三者的乘积^[15]，见公式（7）：

NRR=GRR・p（Am）=CFR・S・p（Am）（7）

其中，CFR的计算过程前面已有讨论;假定年龄别性别比相同，生育女孩的比例S即为一个不随年龄变化的常数，这种近似也较为合理;而p（Am）的计算要相对复杂一些，需要通过构建女性人口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但由公式（7）可知，p（Am）可以表示为净再生产率与粗再生产率GRR（不考虑妇女死亡情况）之比，引用王丰等测算的中国1950-2006年NRR值和GRR值^[1]，便可以得到历年的p（Am）值。由于缺乏关于早期全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统调查，因而无法转换得到队列性质的p（Am）指标。鉴于死亡水平的变化幅度不大，暂且以p（Am）的五年移动平均值代替在对应年份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p（Am）值。

科尔（Coale）证明平均世代间隔近似等于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儿年龄的均值，同时也证明了当死亡率曲线不是异常时（如战争、瘟疫），可以由年龄别生育率近似求得^[16]，具体表达形式如公式（8）所示：

T≈m-δ2lnGRR2m（8）

综合公式（6）-（8），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r=lnCFR+lnS+lnp（Am）T（9）

根据基础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出生婴儿性别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净再生产率数据得到的用于计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各参数指标值如表1所示。

2.队列角度的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由表1中的各参数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即1950-1991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其中，r、r′和r*依次代表根据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利用初育年龄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估计值计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总体而言，图2中所显示的不同增长率曲线形状与各自对应的终身生育率曲线形状类似，说明与人们的预期一致，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内在增长潜力的最主要的指标。然而，随着生育数量逐渐稳定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世代间隔的延长会成为促进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21950-1991年15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同表1。

从图2中可以看出，队列角度的人口潜在增长水平始终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15岁的育龄妇女从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间，这两代女性人口以年均22‰的速度进行更替，直至1970年出现负增长现象，也就是说从1970年15岁的育龄妇女这一代人开始，平均生育女孩的规模小于母亲这一代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初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对应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介于2.2-2.3之间，高于普遍应用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主要与中国偏高的男女性别比有关，女婴比例过低会造成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时期，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样指出考虑高性别比在内的更替水平也应提高^[17]。

对于整个20世纪7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真实的以及由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代际之间的人口迅速减少;而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得到的数值则体现为接近零增长水平的长期波动，直至80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负增长，明显这与在其他参数指标变化不显著时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事实相违背。虽然预测部分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水平较为接近，但仍可以从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态势中看出，初育年龄测度法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由初育年龄预测的20世纪90年代初15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数量在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减少。由于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实施，而且最多也仅放宽到二胎生育，因此，根据过去的发展趋势粗略外推，对于本文无法预测到的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将会继续下降。

四、未来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简要分析

结合前面对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估计以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尝试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

图32010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1》。

注：为方便结合队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分析，这里的纵坐标解释为对应年份15岁的人口队列。

如图3所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并不规则，有几处明显的缺口，从上至下的第一个缺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然而随后便出现生育的反弹，经过周期性重复，8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且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第二个缺口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又经过一轮世代更替，第三个缺口已经并不明显，人口数量的变化趋于稳定。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中，2010年处于生育期的育龄妇女（2010年15岁至1975年15岁）占有较高比重，对应类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即便通过图2可知，从1970年15岁的队列开始，真实的人口增长就已进入负增长状态，但从传统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来看，中国人口至今仍表现为正增长。可见，父母一代的庞大基数掩盖了子女规模不断缩小的事实，从而保持总人口数逐年增加。另外，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引起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段，这一因素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更为明显。

然而，由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正在慢慢消失，总人口中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退出生育期，比重较低的队列进入生育期，同时人口内在增长水平处于负增长阶段，因此，中国人口逐步减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只是现阶段较低的生育水平又进一步为未来积累负的增长惯性，在两者的合力作用下，人口规模缩小的态势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例如，从2010年开始推测15年后的情况，也就是位于图3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15个队列整体进入生育期，即使终身生育率能够恢复到2.1的更替水平，也很难通过新生人口实现总人数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述，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对人口增长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恐怕到时也难以抵消负增长的势头，并且会加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的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新生人数的增加，但却无法及时地抑制人口正增长惯性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在政策实施的40多年间中国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关注的重点，但由其带来的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长期影响人口金字塔底部数量，更是不容忽视的。

运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缩短十几年，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人口结构中，终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能够由已知的1979年及更早年代进入生育期的队列推延到1991年，甚至于可以进一步依据初育年龄的估计值预测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而再结合生育模式便能够模拟不同年龄结构下的人口变化情况。这样既可以对过去人口增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也能够为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思路。

五、结论及建议

年度间的人口增长水平实际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和由年龄结构决定的人口增长惯性两方面的作用。为充分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以真实的人口队列为研究对象，运用两种不同方法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对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与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估计的方法相比较，证明初育年龄测度法在反向“预测”过去时具有明显更高的精度，在描述现在和正向预测未来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因而更有利于进行长期人口预测。初育年龄测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缩短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增强了运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实际可能性。

研究同时证明，在估计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初育年龄测度法同样要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研究表明，以队列为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已经下降：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所生育女孩的规模已经小于其本身的规模，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入负增长时期。根据我们的预测，90年代初期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其生育的女儿数量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在减少。另外，研究还发现，对应正增长到负增长转换临界年份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为2.28，高于普遍认为的2.1的更替水平。这与中国偏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关，因为新生婴儿中女性比例偏低，只有妇女更高的终身生育率才能维持整个人口的替代率。

有关人口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年龄结构作用的人口惯性增长。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在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总人数仍呈增加态势的原因主要是处于育龄期的人口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在未来后者可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充分认清其对现有人口增长水平的作用，还要考虑到对未来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目标。面对低生育水平的现实，过去人口政策中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在现在被适当放宽。然而，本

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应注意对生育时间的控制，如果人们的意愿生育时间越来越晚，即使政策上允许生育二胎，甚至多胎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一些欧洲人口的经验研究也同样主张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来影响人口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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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作者：梅志强 史雅萍 单位：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西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在分析中学历与职业可能存在混淆，职业分类有交叉，如调查的在校研究生群体，就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属高学历者，就职业来说他们是学生，其实学生并非是一种职业，只是人生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学历和职业有一定关联性，学历层次越高，就越可能从事复杂劳动职业。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关联程度会逐渐减弱，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将逐渐消失。

学历和职业对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过去人们认为，文化水平越低，孩子就生的越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和农民生的孩子多，国家干部生的孩子较少［2］。纵观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妇女的生育情况也确实如此［3］。究其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儿女双全”传统生育观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提倡的鼓励生育政策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知识女性曾给邓颖超写信，要求政府提供避孕措施，节制生育。而当时的工人、农民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大多是半文盲和文盲，他们既没有避孕节育知识，更没有避孕节育的手段，“性”福与生育必须兼得成为她们无奈的选择［4］。作者曾在农村做过调查:50～60年代农村育龄妇女都希望儿女双全，但数量以3个为宜，最多4个，过多生育并非是她们的主观意愿。而他(她)们的子女，即80后父母的生育观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总和生育率从他(她)们母亲的5．8下降到她们自己的2．47［5，6］。有作者对我国解放后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发现居民理想子女数随时展而逐年降低［7，8］，特别是调查了1974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发现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基本相同。从生育数量上看，约1/3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的青年希望生育1个孩子，5%的青年不打算要孩子，希望生育3个以上的不足1%［9］。本次调查结果，不论从调查者学历还是从职业分析，96%以上生育孩子数量都选择在1～2个，且选择生育2个者多于生育1个者约10个百分点。打算不要孩子或愿意生育≥3个者均以研究生居多，自由职业和无业者不要孩子的比例高于其它职业者，其原因需进一步研究。

职业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且向多元化发展。究其原因:一是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发生变化，追求多元化、个性化、舒适化成为这代人的主要生活方式，生育已不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表现出能生而不愿多生;二是抚养成本不断增大，当“房奴”、“车奴”而不愿再当“孩奴”，表现出想生而不敢多生;三是政府和市场提供了良好的避孕节育药具，性和生育完全可以按照主观意愿调控，成为不想多生而能不生;四是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80后的影响将继续下去，不愿违规生。“想生”与“不想生”是人的主观意愿，而“敢生”与“不敢生”是人的客观承受能力，理论上两者不该相互影响。但主观意愿常常会受客观承受力和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实际生育数往往小于意愿生育数，以经济基础为主导的实际生育数量是理想生育数量的具体体现［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10］。经济和人口如何均衡发展，谁来养老已成为国家面临的大问题。面对改革开放、社会多元、生存压力加大，已经不愿多生的新一代，作者建议，应尽快把生育的国家计划调整为家庭计划，真正体现计划生育徽章所赋予的含义。国家可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用奖励等多种方式提倡少生或多生，使人口结构保持在合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