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征收补偿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耕地征收补偿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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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用土地基本情况

根据建设规划及实地勘界，*公司工程建设占用白鹤滩镇鱼坝村和旧营村集体土地245.7亩，其中占用集体荒坡237.7亩，占用鱼坝村的集体耕地8亩，涉及村民委员会2个，村民小组2个，农户22户，人口84人。

二、土地被征用单位的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关于“……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3〕358号）文件关于“……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市、县国土管理部门应及时会同政府有关部门，以村（组）为单位拟订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县建设用地管理办法（试行）》（2003年9月26日*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关于“一个建设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几个村的，分别以各村为被征地单位计算征地补偿”的规定，*公司建设征收土地涉及白鹤滩镇鱼坝村和旧营村，因此，*公司建设用地被征用单位确定为鱼坝村民委员会和旧营村民委员会。

三、被征用单位的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亩产值的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之规定，按照*县统计局《关于2003—2005年度白鹤滩镇鱼坝村三年平均亩产值的报告》（巧统字〔*〕8号）文件中提供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产量、产值数据资料，鱼坝村的耕地被征收前三年的平均亩产值为489元。

四、耕地的征收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青苗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的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该耕地原土地类型为集体荒山、荒坡，后被鱼坝村的部份村民开挖，整理后耕种，经研究，决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倍，其征收土地的补偿费为：8亩×489.00元/亩×6倍＝23472.00元。

（二）安置补助费的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和《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关于“……被征地单位人均耕地在666.7平方米以上的，安置补助费总额为被征收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倍；人均耕地在666.7平方米以下的，每减少50平方米，增加年产值1倍……”的规定来确定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1.鱼坝村耕地面积为1250亩，农业人口1682人，人均耕地面积为0.743亩（1250亩÷1682人＝0.743亩/人），即495.33m2/人。

2.需要安置农业人口为11人（8亩÷0.743亩/人＝11人）。

3.土地安置补助费为被征收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7.427倍，即：4倍＋［（666.70－495.33m2）÷50］倍＝7.427倍，其中：4倍为土地安置补助的基准倍数，（666.70－495.33m2）÷50为应增加的倍数。

*县*公司建设征收鱼坝村民委员会的土地安置补助费为：7.427倍×11人×489.00元/亩＝39949.833元。

（三）青苗补偿费的确定

根据《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被征收土地上有青苗的，按照当季一茬实际产值补偿……”的规定，考虑到被征收耕地农户的利益，结合实际，被征用耕地的青苗补偿按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一茬给予补偿，其青苗补偿费合计为8亩×244.5元/亩＝1956.00元。

（四）被征收耕地三项补偿费的确定

征收鱼坝村8亩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23472.00元；安置补助费为39949.833元，青苗补偿费为1956.00元，以上三项补偿费合计为65377.833元，每亩8172.229元（65377.833元÷8亩＝8172.229元/亩）。

（五）*公司建设征收耕地补偿费最后确定

根据《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考虑到被征土地农民的实际情况，为充分照顾农民的利益，经研究决定：耕地每亩补偿费从依法计算的8172.229元提高到8200元。

五、征收集体荒坡的补偿费确定为3000元/亩

六、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的补偿

（一）*公司建设征收土地的经济林木补偿标准，根据实际的种类和大小定价给予补偿（详见附表）。其它杂木不予补偿，由户主自行砍伐，免收有关费用。

（二）坟墓搬迁的补偿：砖石混600元/冢，土石混400元/冢。

七、凡是*公司建设选址堪界后所开垦的耕地一律按荒坡补偿，所种植的青苗及树木一律不予补偿。

八、其它

（一）土地被征收后人均耕地不足0.2亩的农户，由本人申请，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予以转为非农业人口，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二）被征收土地涉及的村、组或农户，应积极配合*公司建设征地工作，对不配合建设征收土地或阻挠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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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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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 公共利益 问题 对策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分为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我国的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一、我国当前土地征收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征收程序不够规范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是土地征收权合法行使的程序保障。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仅对土地征收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规范性，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具体表现为：第一，程序立法尚显简单、粗糙，在许多制度的设计上存在一些不足。如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审查没有纳入程序中，征地公告与补偿安置公告的设计不科学，“我国现行土地征收程序基本上是内部程序。征地公告与补偿安置公告是在征地申请被批准之后及补偿安置方案制定之后的公告，属于事后程序。”第二，土地征收执行程序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征地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方案的批准以及补偿标准都是政府说了算，被征地人在征地过程中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第三，土地征收程序中对被征收者的保护不足。如农民对补偿程序参与不够充分，缺乏农民实际参与听证的保障渠道，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二）土地征收征用范围不够严格

土地征用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种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模糊。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集体土地征用的前提条件，但对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内涵和范围限制不够，在理解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形成了一种无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均可征用农村土地的现象。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使用。

（三）补偿、安置费用的分配办法不够精细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就补偿费用而言，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计算标准比较简单和单一，而且受偿主体明确，两项补偿费用的分配在实践中争议不大。经常引发争议的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补偿费用，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这两项补偿费用有不同的计算标准，在确定补偿时是分别计算的，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往往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加细化，大多采取捆绑式补偿。土地补偿费在整个补偿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就意味着补偿款的大部分还不能直接分到农民手中；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明确，所有权权属纠纷大量存在，实践中出现很多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就土地权属产生的纠纷。

二、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对策

（一）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

“公共利益”的定义，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并不统一。为了便于实践中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进行判断和严格限制政府的征收权，我国应借鉴征用制度比较成熟国家的经验，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范围进行明确。将征收区分为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和非公共利益的征收行为，将土地征收限定在公共用途和符合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以限制借“公共利益”目的滥用征地权的现象。我认为在以后的土地立法和地方的相关土地征收立法当中，选择列举的方式效果比较好。在理论界有不少学者已经从更具体、明确的角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借鉴列举的表达方式，现阶段可考虑认定以下用地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国防军事，能源交通，国家机关及公益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公益及福利事业，国家重点工程，水利及环境保护，文物遗迹保护，其他由法律授权部门裁定。”除上述的各类项目用地外，非公益性以及营利性建设项目用地，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征地过程的具体工作。将这些建设项目直接以立法的形式列入公共目的的用地范围，既便于操作，也不易出现扩大化的解释。同时，应该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收审批制度。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在申报征地过程中，由指定的机构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以各级人大审核较为可行，只有经审核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方可核准征地。

（二）扩大征地补偿范围

相对于我国的不完全补偿原则，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土地征收补偿范围的确定，除了要考虑征地行为给农民带来的直接损失外，还要综合考虑由征收行为引起的一系列间接损失，尽可能地给予农民公平、完全的补偿。为了保障失地农民能在城市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应借鉴各国通行的做法，借鉴境外有关法律的规定，逐步扩大补偿的范围。立法者不能过分单方面强调国家土地征收的强制性，而忽视被征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补偿金应相当于被征用地前一段时期经营的平均收益，征地补偿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应当包括生活费用、重新就业和创业的资本、住房、社会保障以及一定的土地价值收益。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补偿；2.地上附着物的损失补偿；3.营业损失补偿；4.残地损失补偿；5.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其他相关损失补偿。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一，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需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一旦征地行为发生，社会保障体系应立即启动，对失地农民给予全方面的关怀，包括基本生活费用、求学、就医上的优惠、养老保障等各方面，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第二，要拓宽就业门路，多形式、多渠道安置被征地农民，鼓励用地单位尽可能地把适合于农民就业的工作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农民，最好是制定合理的奖励措施。要切实加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努力做到定向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和实际就业率。第三，要鼓励被征地农民自主择业、自主创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及时传递各类创业信息，在创业资金上予以扶持，提供小额贷款及各种税费优惠照顾，并以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使之有章可循。第四，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土地征用补偿方式的改革。据报载，上海青浦区在建设境内50公里沪青高速公路时，由区政府牵头，将公路沿线土地征用涉及的镇、村集体，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纽带组成土地公司，与高速公路投资方联合成立股份合作公司，合作期限为25年。合作公司以每年1100元/亩的标准支付土地使用回报。此举改变了过去一次性补偿的做法，使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有了长期稳定的保障。这种做法是改革征地制度的一个创新和探索。

（四）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18亿亩耕地，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需要坚守的重要原则之一。但落实这项任务的关键在地方政府。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形成的旺盛需求，土地出让带来的巨大收益，政绩与GDP增长挂钩，部门发展规划的用地期望，农民对种地缺乏积极性等，都成为冲击耕地保护红线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首先要科学界定耕地概念，以粮食生产恢复能力为标准，将耕地细分为在耕地和宜耕地，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的农地，必要时可以恢复为耕地。其次是严控耕地流失途径。建设占用、灾毁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应通盘考虑，预防将耕地报为灾毁，然后再搞建设的现象。再次是继续强化耕地保护问责制。细化各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制，加大行政责任，约束其它规划。最后，要努力形成节约用地倒逼机制。制定集约节约用地标准，将城乡建设用地纳入整体规划，统一管理。参考文献：

[1]张庆华.中国土地法操作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

[2]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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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中村;宅基地;征用;补偿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9-0089―04

一、引言

城中村是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扩张的产物。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各大中城市用地的紧张。为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政府纷纷向周围郊区和农村大范围扩张,使不少村庄成为城中村。在城中村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建筑杂乱无章,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暴力拆迁、补偿不足等。因此需要对城中村进行治理改造,统一规划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建设质量的同时确保城中村农民的利益不下降,使其顺利转化为市民。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城中村农民宅基地的补偿问题。参与利益分配的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三个主体之间地位权利的不对称,在利益分配上就必然会产生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并不是少数,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因此能否解决好城中村宅基地补偿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关系着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与社会的稳定与否有着重要的关联。

“城中村”这一概念是杨安(1996)提出来的,但并没有给出定义,只对城中村现象进行了描述,在后续的研究中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这个概念都加以了诠释。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围绕社区所在地、社区外观形态、土地所有制、管理模式、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定义(郭松海,张淑琴,2005;钟海,陈晓莉,2008;成得礼,2008;袁伟,2010等),这些定义可以归结出城中村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社区主体身份是否转变,即城中村中拥有宅基地的居民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二是城中村中存在着两套管理体系,由于在城中村中不仅居住着原有的农民,同时也居住着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一些城市低收入群体,因此,在城中村中同时存在着管理城市居民的居委会和管理农民的村委会。在同一地区同时存在不同的管理体系。必然会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因此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城中村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志。

城中村的出现引起了很多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城中村建筑杂乱无章、人口结构复杂、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社会管理混乱,是典型的“脏、乱、差”和“黄、赌,毒”聚集地区,应该予以“铲除”(敬东,1999;刘军民、黄惠,2005);也有学者指出了城中村存在的经济功能,城中村可以通过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分红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来为村民提供收入,为村民提供社会保障的福利,也为农村社区的管理提供财政支持等,因此不能轻易否定(刘梦琴,2009)。

研究如何改造城中村的文献很多。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宏观角度上来研究,另一类则是从案例分析出发研究。从宏观角度分析的文献,郭松海,张淑琴(2005)认为城中村的改造除了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还要遵循公正、公平以及开发性安置原则;袁伟(2010)从影响城中村改造的各个因素出发,指出在改造目标、土地权属变更等方面各个地区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在改造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改造主体的选择、改造方式、补偿方式、改造房屋情况、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存续等方面则因区域不同而不同,所以要因地制宜确定合理的改造方案。在案例的分析中,有学者在研究西安城中村时指出,要顺利完成改造,需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提高政府在村民利益诉求中所起的作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村领导素质(刘军民,黄慧,2005;钟海、陈晓莉,2008);黄爱东(2009)推荐了厦门城中村改造实行的“金包银”工程,强调给予农民稳定的收益是关键所在;张侠、郭爱请(2005)对石家庄城中村改造对策的研究指出,要采取在城中村中建设若干微利出租小区、土地资产人股成立股份公司以及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等措施;杨玲(2009)介绍和分析了重庆市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经验,主要是根据不同城中村的具体情况制定对应策略、在征地补偿方式上进行创新以及注重城乡一体化改造。

在众多文献中,大多没有对城中村问题进行细致的划分,尤其是在探讨城中村问题时没有对城中村的补偿内容作具体界定,没有区分耕地补偿和宅基地补偿两种情况,不仅将二者混同讨论,而且探讨的大都是耕地补偿问题,很少涉及宅基地征用补偿问题。本文拟着重对城中村宅基地补偿问题进行分析。

宅基地补偿同样涉及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三个参与主体,三者之间的权力地位、经济实力的不平等导致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得不到的应有利益份额,大部分利益被政府和开发商瓜分,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2001年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对拆迁中补偿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条例中很多规定与现实产生了很大差距,2009年时国家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称意见稿)。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中,表现出了政府在利益分配方面为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所作出的努力。本文拟从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之间利益分配不公的现状人手,通过对《条例》和《意见稿》之间的对比分析,来探求提高农民在利益分配谈判中的地位、进而获得应得份额的途径。

二、城中村宅基地补偿:两个条例的对比分析

(一)政府、开发商与农民利益关系分析

首先,强势的政府。国家规定,农村的集体土地不允许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只有当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行转让。但土地虽然名义上归农民所有,但是农民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政府才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则土地征用的补偿款中需要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一个分配。而政府作为权力机关拥有权力,郭正林(2005)认为权力是以合法强制占用资源为基础的一种社会支配能力,在与农民的利益分配中,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

其次,弱势的农民。农民世代都以土地为生,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农民的耕地被征用,这样就切断了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耕地的保障功能消失了。不过此时农民拥有宅基地,可以建造房屋充当“食租阶层”(李怀,2006),获取生活来源。但一旦宅基地也被征用,失地农民就将面临两个问题:生活来源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失地后对于技能较低或者没有其他技能的农民来说,如何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受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是失地农民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的

关键所在。但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众多现实限制因素。在这样的约束和对现实利益更加偏好的共同作用下。农民的选择是――谋取尽可能多的补偿,补偿中既包含了土地的投资性增值也包含了土地的稀缺性增值(谢青、苏振锋、岳亮,2006)。

最后,利润最大化的开发商。开发商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最终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期望获得具有较好区位优势、价格低廉的土地,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开发被征用土地,同时尽可能降低投资成本,其中包括土地补偿。一方面是被征用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农民要求较高的土地补偿金额;另一方面是开发商要求尽可能的压低补偿,这样政府就会作为一个“中间人”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难以期望政府中立平衡保护农民的利益。因为政府要更多的倚重开发商来实现城市发展的目标。政府征用土地引入开发商来进行土地开发,政府甚至会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实力和资金雄厚的开发商进入。这样开发商不仅能够牵制政府的政策制定,而且会要求包括较低土地补偿的这些优惠政策。因此,有求于开发商且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有着偏向开发商、压低农民利益份额的内在倾向(见图1)。

整个过程中,政府与开发商都处于强势地位,在谈判等各个方面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拥有土地的农民则处于弱势地位,拥有较少的话语权,在利益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少的利益。

(二)法律变化的对比分析

当市场化的谈判无法发挥作用出现失灵时,就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校正失灵。那么,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否起到了平衡三者之间的权利地位、进而提高农民利益分配份额的作用?对比分析《条例》和《意见稿》两个法律条例,可以从中看到法律的进步和不足所在。

首先,从目标上设定上来看,《条例》中强调的是“城市房屋的拆迁管理”,《意见稿》则强调的则是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条例》中强调“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意见稿》中改为“维护公共利益”。《条例》强调“保障项目顺利进行”《意见稿》改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都说明《意见稿》有着显著的进步,将保护重心从“拆迁人”转移到了“被拆迁人”。并且《意见稿》第一条还指出意见稿是根据《物权法》来制定的,突出强调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属于农民的,体现出失地农民保护水平的上升。

其次,补偿方式上,除了《条例》中指出的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外,《意见稿》中新增加了二者可以相结合的方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补偿方式,给予了失地农民补偿更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第三,补偿金额方面。《条例》中并没有对以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作出具体规定,只是指明“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这样就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个寻租机会;《意见稿》第二十条对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有关规定确定,但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对房地产市场评估机构的选择上也作了规定“由被征收人以投票、抽签等方式确定”。并且《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要求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合法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负责。从《意见稿》的这些修改可以得出,国家对于补偿价格的影响因素、制定机构、评估标准、制定机构的选择、以及制定机构作出价格评估后应该承担的责任等都进行了规定,目的就在于保障失地农民能够获得应得的补偿。

第四,补偿协议产生程序。《意见稿》(第二十四条)对补偿协议的产生程序进行了规定,首先是“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以及租赁和用益物权等情况阻止调查登记,调查人员和被征收人对调查结果予以确认,并向社会公布”;其次,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本条例规定,依据调查结果、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拟定补偿方案,并征求被征收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房屋征收部门对补偿方案予以修改完善,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告;然后,房屋征收部门按照经批准的补偿方案,与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并向全体被征收人公布;最后,补偿协议定订立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补偿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些规定在《条例》中并没有体现,因此《意见稿》对补偿协议问题上都作了更具体、细致的规定,更有利于农民在征地补偿款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最后,强制拆迁的规定。在《意见稿》中第二十八条中规定,对没有达成补偿方案的可以“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对补偿方案不认可“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补偿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强制搬迁,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同时也对补偿方案被认为是违法的情况作出了规定,“作出房屋补偿决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赔偿被征收人的损失,并承担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也对农民在补偿利益分配中享有应有份额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进一步的建议

与《条例》相比《意见稿》在保护城中村村民权利上有着巨大的进步,对于宅基地的补偿有了更为完善的法律规范,因此可以期待在《意见稿》正式出台后,城中村村民权益的保护水平将有着显著的上升。但是仅仅靠《意见稿》还无法全面保障村民权益,同时在提高村民权益保护水平时也要兼顾到其他各方的利益。

首先,失地农民失去了宅基地后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最后来源,为了保障农民的生活,需要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两条途径:其一,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的公共财力吃紧,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关键问题如何筹集资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二,就是依靠开发商,通过他们的投资为农民提供一些保障服务,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考虑企业的整体运行情况,企业会不会倒闭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

其次,解决农民的安置问题,补偿款不能给农民提供长久的生活来源,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各个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例如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再就业技能培训,这样可以解决城中村中年轻居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对于很多城中村中年龄较大的居民来说,在再就业问题上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由于年龄偏大,学习能力以及再就业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企业在招聘时也会对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对于这些这些年龄大的城中村居民可以采取厦门“金包银”工程中的方式,即建立商住两用建筑,提供给失地农民用来经营商店或者出租,

但是不能转让,这样就可以解决年龄大城中村居民的就业问题。

最后,在补偿价格确定方面需要考虑到补偿款金额定的太高的后续影响。补偿高虽然可以提高农民的收益,但是开发商的收益必然要减少,开发商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必然要抬高房价。高房价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也会影响到社会保障的完善,进而影响农民的福利,因此,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补偿金额,既能不影响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的利益,又能使得企业赚取合理的利润。

[参考文献]

[1]杨安,城中村的防治[J]城乡建设,1996(8):30―31

[2]郭松海,张淑琴,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沿地带――改造城中村[J]东岳论丛,2005(4):161―163

[3]钟海,陈晓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途径――以西安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5):68―72

[4]成得礼,中国沿海城市成长性城中村原住民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索研究[J]财贸研究,2008(2):15―24

[5]袁伟,我国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1):60―67

[6]敬东,“城市里的乡村”研究报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J]规划研究,2006(9]:8一14

[7]刘军民,黄惠,西安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探讨[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224―226

[8]刘梦琴对城中村经济社会功能与问题的再认识[J]广东社会科学,2009(4):21―27

[9]黄爱东,城中村的困惑与“金包银”工程的曙光――厦门“金包银”工程的创新实践对防范城中村问题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09(10):67―71

[10]张侠,郭爱请,石家庄城中村改造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5(6):86―89

[11]杨玲,城乡统筹背景下重庆市城中村改造的变革[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9(3):17―21

[12]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利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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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移民安置规划设计主要分为以下4个阶段，即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初步的设计与技术施工设计；而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规划计划主要分为3个阶段，即预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与移民安置实施。两者在程序上虽有较大出入，但其主要任务一致，即：确定工程所需征地以及移民的范围、调查因征地而影响的具体人口数量、国民经济对象的经济损失；评估项目可能会对社会、周围环境及周遭地区造成的影响；论证工程的建设方案与规模是否合理；制定详细的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开展农民移民安置工作；改建并恢复专业项目；处理工业企业迁建；规划与设计与项目相关的防护工程；清理水库库底；编制年度计划与总进度计划并实施；估算建设征地所需的移民补偿等。

二、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

针对移民安置规划的设计工作，在不同阶段，虽设计内容基本一致，但在处理淹没对象时，其设计的深度是不同的。在水利工程移民安置规划设计中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其主要包含了如下内容。（一）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工作主要包括：确定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征地范围；调查所需征地范围内的实物、移民区及移民安置区内的经济社会状况、承载环境资源的能力，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的一切工作均需围绕已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来进行。（二）开展水利工程项目必然会涉及到洪水、泥沙淤积等内容。为保证工程项目的安全，应合理设计水库淹没处理标准内容，制定合理的泥沙淤积年限，精确计算水库洪水回水量、风量爬高值及船行波的影响。（三）影响预测及复核。水库淹没所影响的处理范围应由水库回水计算成果对其影响的预测成果来确定。若该项与第（二）项工作满足设计阶段所要求的深度，那么在此项工作完成后，下阶段只需进行必要的复核便可。（四）水库淹没区与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调查。开展水利工程建设，需对项目所涉及的水库淹没区与移民安置区做好经济社会调查，评估水库淹没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求水库淹没所影响的区域人民应以村或组为单位，共同调查样本并搜集相关资料；移民安置区内的人民则以乡、村为单位，进行样本调查并搜集相关资料。（五）针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分析淹没对象的重要性、对工程的建设将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

三、建设征地补偿投资

（一）征收耕地需按相应倍数进行补偿。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条例》规定，应取被征收耕地最近3a的平均产值，按照其平均产值给予16倍的补偿。但同为水利水电工程，在大型城市中的饮水工程、灌区工程与防洪整治工程中，所占地所采取的赔偿仍然以16倍作为标准。这样的赔偿标准难免造成农民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公路工程、铁路、高铁工程等工程占地的赔偿标准远远高出水利水电工程的赔偿标准。同时，根据《条例》所涉及的内容，水利工程占地失地农民将无法享受后期的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二）工程建设征地区与移民安置。区耕地的经济产出有较大的差异根据相关《条例》规定，若工程建设征地区域耕地经济产出与移民安置区耕地的经济产出存在较大的差距，则低于部分按安置区耕地的年产值计算并给予土地使用经营权的费用，这对生产安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三）关于移民搬入新址建房问题。据相关《条例》规定，被占用住房的补偿标准应按照原住房的房屋结构，以现在的物价水平进行计算后给予相应的补偿。这样，大多数农民为获得与原住房面积相等的新住房，更难以恢复生产，这对移民工程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开展移民工程安置项目时，为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应结合村镇建设标准做出与村镇发展相适应的规划，并围绕移民生产安置规划标准进行移民安置新村的建设。

四、结语

开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农村移民生产安置工作，需把握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为工程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环境，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有序的发展。

作者:刘占兵 单位:河北省迁西县水务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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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入市才能缩小征地范围

《南风窗》：国土资源部称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的一个重点是集体土地的征收，要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衔接，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变更的难点在哪里？

郑振源：缩小征地范围就要开放集体土地。在上世纪80年代，集体土地已经进入了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后，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了集体土地决策权，农民可以在自己的集体土地上办乡镇企业，但是集体乡镇企业经营几年以后，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产权不明确，所以1988年开始改制，乡镇企业独立出来，不再为集体所有，改成了私有民营或者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之后，企业跟土地的关系就变了，变成了集体土地出租给乡镇企业，集体土地形成了一个市场，乡镇企业因此蓬勃发展。而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出台后，集体土地出租，都变成非法了。普遍存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出让、出租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被定性为“以租代征”的违法行为。

《南风窗》：集体土地入市的话，会不会出现大批耕地被开发为建设用地的情况？18亿亩的耕地红线应该如何坚守？

郑振源：1985年、1992~1993年经济过热，出现了两次占用耕地，刺激了政府调整土地利用战略，实施“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战略，意图以严格保护耕地的“倒逼”机制来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我认为守住18亿亩红线没有必要，不要把保护耕地看得那么紧张，保护耕地是为了保护粮食安全，粮食总产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耕地面积，一个是粮食单产。现在耕地面积是少了，但是粮食形势好了，只要总产量保持5亿吨以上就没有问题，而且未来提高单产还有很大潜力。

土地应由市场配置

《南风窗》：《土地管理法》规定了耕地占补平衡，建设用地占多少，就要补多少耕地，工业化、城市化跟保护耕地是一对必然的矛盾吗？

郑振源：在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是一个矛盾，人口已经13亿了，土地资源就这么点。但是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通过土地面积上分摊指标、严格控制来解决，而是要靠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用地必然要增加，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47%，未来要提高到70%以上，所以建设用地的增加不可避免，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粗放用地。南京农业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假如实行土地市场配置而不是现在的计划配置，可以减少建设占用耕地21.7%。而如果土地由市场配置的话，用地都要到市场去找，建设用地就会节约利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开发商拿到地之后没有粗放利用的，楼盖得越高越好，就是因为地是花钱从市场上拿来的。

《南风窗》：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似乎形成了两个极端，在房地产市场，土地价格的高昂造成了高房价，集体土地却仍然高度计划、被严格管控，土地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一方面是高价，一方面“卖不出去”。

郑振源：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的核心就是保护耕地、控制建设用地。连前苏联都没有这样严格的土地制度。市场机制只能在国有土地、建设用地指标控制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框架的市场配置已经定了，但是土地却还是高度计划。

《南风窗》：这种高度计划的土地配置制度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

郑振源：现在的土地市场只能在建设用地的指标范围内腾挪，国土部每年有个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但是工业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市场由于不同的定价机制，形成了两个市场。贱卖工业用地、贵卖住宅用地。而集体市场本来运作良好，现在变成了隐形市场。3个不同的市场就是土地计划配置制度造成的，因此，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由市场配置资源，工业、房地产用地找市场，而不是找指标。

政府的作用只能是指导性

《南风窗》：即使是在土地完全市场化的国家，土地的用途也要经过一定的规划，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政府规划和土地流转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振源：以美国为例，它实行的是城市建设边界的办法，也就是划一个城市建设边界，划进去的地比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通常大15%~25%，目的是防止城市分散乱建，城市建设集中在这个边界里面，并不是控制城市规模，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地价，如果这个圈划小了地价就要上涨。而我们的规划其实是定了一个建设用地的天花板，《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2010年）》规定城乡建设用地零增长，但是这个规划开始执行后，3年就突破了，新一轮的规划又订了一个天花板，很快又要突破了。天花板可以定，但只能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不能作为控制指标。

美国的城市规划规定的是一个底线，除了规划禁止的项目，土地可以随便用。主要是解决土地用途之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比如，耕地和房屋建设、工业建设跟住房用地的矛盾。如果划了工业区，里面就不能种地、盖住宅了，划了住宅区，里面就不能盖工厂，而不是确定每块土地的用途。所以，政府要千方百计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不是把面积管得死死的。在节约利用土地的情况下，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数量由市场来调节，如果建设用地多了、耕地少了，粮食产量下降，粮价就要上涨，那么农民就会选择开发土地种粮食，总之是用价格的办法使耕地和建设用地之间有个平衡点。我们现在是人为划出一个界限，用18亿亩红线分割出了两个市场。

《南风窗》：怎么评价国土部上报国务院的《土地管理法》修改稿，以征收制度为重心的《土地管理法》修改能起到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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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年度；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P285.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征地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征地程序较为繁琐。征地审批要自下而上层层会审、签字、盖章。征地前期的用地预审要进行用地规划选址、勘测定界、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论证听证、补充耕地和补划基本农田等一系列工作程序，在征地报批时有相当一部分工作重复，致使审批过程长。

（二）征收范围不明晰。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相关的法律都没有明确界定，使得征地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三）征地的补偿标准普遍偏低。纵观几十年的变化，应该说征地补偿标准是在逐年提高的，但按被征土地原用途，即农用用途的产值倍数进行补偿的基本思路一致未变。这种思路的要害在于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会，农民只能按土地的农业用途获得补偿，不能获得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增值收益。而且，无论是以年产值倍数进行补偿，还是按国务院28号文规定的以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本质上都是政府定价。而且对宅基地和农民住房没有完整的明确的补偿规定。

（四）征地程序尚不完善。征地程序的设计和执行不当，造成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得不到充分体现。即使有分歧、有意见，也没有“上诉权”，只能协商。

二、征地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简化征地程序。对征地程序的听证公告等资料，不要求报国土资源部，由市县操作并负责即可。以简化征地审批报件，加快征地审查报批。

（二）明确征收范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出台，对公共利益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其所列情形中，由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城市危旧房改造不符合农村的情况，因此，将其去掉后，即可作为征收土地中的公共利益，即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真正做到国家征收农民集体土地，严格用于不以盈利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服务、效益为社会共享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经济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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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城镇化；失地农民

一、前言

近年来，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演进，频频出现征地补偿偏低，被征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现象，从博弈的层面剖析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是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的前提。

二、模型的构建

根据博弈论理性人假设，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均是面临约束条件下最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其中，地方政府根据本部门利益与成本做出战略选择；失地农民权衡自身利益的得失做出战略选择。参与人之间了解对方战略空间、支付函数等特征，并且所有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无先后次序，构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其中-M代表政府因寻租而受到的惩罚（当农民维护时），L代表政府获得的寻租利益（当农民不维权时），C代表农民维权成本，P表示农民维权成功的概率，R代表农民维权成功时获得的利益，RP-C即为农民维权成功后的利润。

三、模型分析

在模型中讨论RP-C

在模型中讨论RP-C>0的情况时，站在维护失地农民权益的立场上，我们希望有：A>2C/（RP+C），失地农民维权；B>L/（L+M），地方政府不寻租。采用反证法分析：假设失地农民维权成本很小，维权成功后获益很大，地方政府寻租利益很小，被发现寻租后惩罚很大，则较易出现这种情形。地方政府自恃垄断社会资源，滥用公权力侵害失地农民利益的现状表明这些假设在当今社会不成立。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

（一）对R较小的分析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地补偿费用的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以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二者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二）对C较大的分析

在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博弈过程中，失地农民处于弱势地位，权衡巨额信息搜寻成本和微薄的补偿费用，失地农民往往会选择沉默，被动接受政府的安排。同时，由于权利的不对称，导致政府由于失地农民的不合作所带来的一些监督成本最终也会转嫁给失地农民，形成一种“正反馈”效应，最终导致政府这个强者更强，而失地农民这个弱者更弱。

（三）对L较大的分析

我国现行征地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替代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过程，完全排斥了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农转非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失地农民的损失成为政府巨额收益来源的同时更加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效率，这不得不说是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权力――权利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巨额利益建立在失地农民的利益损失之上。

（四）对M较小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享有征地的裁决权和补偿标准的制定权以及争议的裁决权。这种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征地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地纵容政府失范行为的发生，甚至还助长了政府以征地为手段提高政绩的欲望和追逐利益的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1]康栋.基于博弈论的我国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经济学分析[J].中国经济

[2]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3]刘晓霞.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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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农村房屋拆迁；农民切身利益；加快补偿立法

一、前言

国土资源部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我国国土资源的形势做了介绍也提出了相关要求。表示目前征地拆迁等矛盾日益突出，必须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倾情倾力使资源惠民利民，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二、我国农村房屋拆迁现在解析

鉴于农村房屋拆迁工作的政策性、实效性和群众性都很强，因此拆迁工作涉及的范围广、难度大，致使我国的农村房屋拆迁工作面临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相关行政管理程序不完善，没有相应的司法保障，导致政府职能错位、监管不到位；其次，一些地区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补偿标准，因而补偿款较低，不能满足农民需求；再次，拆迁安置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另外，关于非住宅类的房屋拆迁其补偿标准不够健全、完善。种种问题，导致农民切身利益受到损失，引发了农民群众的不满，严重阻碍农村房屋拆迁工作的稳定开展。

当前，在我国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成为拆迁工作难以开展的矛盾焦点：

首先，拆迁项目的开展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为响应国家政策，很多地方在开展农村房屋拆迁项目时并没有经过严格考察审核，各地方政府为加快本地经济增长，未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就盲目实施拆迁项目，造成后期工作难以进行。

其次，我国农村房屋不能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补偿，导致拆迁过程中对房屋进行补偿时只能以当地政府的“重置价”计算。这就导致政府规定的补偿价跟农民所能接受的补偿价存在较大差异，造成农民利益受损现象的发生。

再次，缺乏健全、完善的农村房屋拆迁法律法规做保障，导致政府在实施拆迁工作时没有规章制度可以遵循，容易滋生不合理、不规范行为的发生，工作流程缺乏科学合理性，一些上级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最后，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农村房屋管理混乱，很多农村房屋在拆迁时无法确认产权所有人，或者测量问题导致安置面积不能确定。

三、加快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房屋拆迁相关事宜，我国于2011年1月，由国务院最新颁布实施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其为城市房屋拆迁活动提供了规范的依据，解决了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并未就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做出相应的规定。要想拆迁项目顺利进行，切实维护被征收人的正当权益，应给予被拆迁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

目前，集体土地征收中的房屋拆迁补偿可依据的法律有：《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采用年产值倍数法确定补偿金额，征收其他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规定。

可见现有规定虽基于各地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各地农村房屋拆迁适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地方人大的政府规章和部门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规。但却导致了拆迁补偿政策混乱、各地做法不一且补偿标准较低，宅基地上的房屋仅作为附着物进行补偿。导致由于没有直接的国家层面法律做依据，无法给被拆迁人合理的补偿和充分的保护，拆迁双方难以对拆迁补偿标准达成一致，引发大量的拆迁纠纷，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

因此应订立关于我国农村房屋拆迁的相关条例，让拆迁有法可依。因为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工作事关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只有严格依法阳光拆迁、公平拆迁，才能保护被拆迁人合法私权。与此同时，制定对于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的规定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提高拆迁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一旦拆迁补偿中存在随意性，则很可能导致拆迁补偿出现不公平现象。一些被拆迁人极可能因为执法的随意对拆迁工作产生非常强烈的抵触情绪，使得拆迁难以进行。规范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保障被拆迁人利益可以为顺利拆迁提供保障。

其次，有利于保证社会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只有平衡了各方当事人利益，充分尊重保障被拆迁农民的权利，加强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才能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维持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最后，它有利于房屋拆迁法律的完善，保证法制统一。由于在土地性质和管理方法方面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存在很多差异，因此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和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对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利保护进行研究，有利于推进农村房屋被拆迁人权利保护系统化、体系化，提高该领域的法治化水平，保证法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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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征地补偿价格不满意。征地补偿价格一般都是严格按照《土地法》的要求，足额核算，农民不满意大多也只是发牢骚，实际为价格低上访的几乎没有。他们的理由是承包期还有近20年，每亩地每年的产出以3000元，20年时间也可收人60000元，但现在年亩43500元的价格相对较低，他们的说辞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显然不具备普遍性，《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里的“平均”是同一行政区域内的平均，而非某一户或某一村的“平均”。但是征地补偿标准一定几年不变，肯定也是不行的，老百姓认“水涨船高”的理，随着物价水平提高，生产产出增多，生活支出增加，不随着提高征地补偿价格就是伤农。

二、对征地程序不满意。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在征地过程中，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为征地过程“挑刺”。在征地过程中，涉及农户利益的每一件工作都必须向农户宣传到位，让他们支持配合。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是每一次征地都是这样操作的。《土地管理法》四十五条明确提出，“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如果在征收这类土地地过程中，不向社会公布上级批复内容，就有违法征地之嫌。实际上在征地公示内容中很难找到上级批复。

三、对干部工作随意性不满意。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标准不明细，干部在处理问题时的随意较大，以致于同一块地段，同一类附作物，补偿的标准不同，有些农户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在协议书上签字，不同意土地被征，就使得征地干部为了息事宁人作出让步，结果，导致补偿标准极不公平，让农民坚信“爱哭的孩子有奶喝”，形成不良的漫天要价的风气，增大了征地的难度，无耐之下，政府组织执法队伍强力执法，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导致集体上访。其二是部分干部在征地过程中贪脏枉法，所以群众对干部有抵触情绪，间接导致部分群众上访。

四、对征地用途不满意。但凡是修路，搞公益事业征地，农民支持配合的主动性就高，如果是搞商品开发，农民的配合意识就低，农民也有自己的想法，“政府从我们这里低价买人，再高价卖出，纯粹就是在做地产生意，伤了大部分农民的利益，成全了开发商，让开发商受益，这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有什么区别?”农民卖完所有的土地，还不能转换一处房产，让他们心理失衡，继而阻挠施工等行为，引发上访事件。

五、对安置方式不满意。当前对失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费，没有任何其它的安置方式。失去了土地，以后的许多年甚至一辈子，他们的生活就靠这点土地补偿费了，农民怕坐吃山空。随着物价上涨，他们担心有限的资金不能满足无限消费的需求，毕竟有土地，就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家有粮食心不慌。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对以后的生活一片茫然。

六、对已征土地荒芜不用不满意。千百年来，土地是中国农民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相当深，在古代为了“耕者有其地”大举反抗的旗帜，在现代，农民为了土地边界争议官司不断，甚至出现不少为争土地界线而伤人的案例。农民不愿看到耕地摞荒，如果哪家的土地摞荒都会受到同村人的指责和嘲讽。《土地承包管理法》也指出“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农民努力不让土地摞荒，有些单位却征来土地几年甚至十来年不用，让农民痛心，是不是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征来的土地荒芜却叉在别处征地，农民还能积极配合，那就不是中国农民了。

我认为，农民相对于政府和干部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应该受到保护，他们的合理诉求应该得到重视。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农民因征地引发的上访案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规范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在征地时应公开向农民宣传国家、省有关征地补偿的政策，让农民知道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补偿办法，避免歪曲及片面理解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征地报批前应与被征地集体和农民商定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纳入村务公开的内容，提高征地政策和征地工作的透明度，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同时加强纪律监督，实现征地补偿的公正、公平，制定群众举报、评议制度，充分相信群众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对征地干部和征地过程进行评议。

2、完善、细化征地补偿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补偿标准只有一个指导意见，各级政府要根据《土地管理法》细化补偿方案，并根据物价指数、生产产出逐年提高补偿标准。在附作物补偿方面，要加强价格调查，根据作物类别、大小及用途细化补偿标准，实现可操作性，避免操作过程中的随意性。

3、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是农民的期望，履行了部分养老功能，失去土地就会让他们感觉老无所依，他们期望加入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要解决农民所忧，切实搞好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4、统筹安排，在征地后预留部分机动地。政府在征地时按10％为农民预留机动地，但该地不分配到每一户，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拍卖，最后以拍卖价让农民参与开发商的股份，这样既能捌动开发商的投资热情，还可以参股分红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