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历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的历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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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形态 经济逻辑 计划经济 逻辑矛盾 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历史结局还需逻辑结论

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并实践的计划经济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先后宣告结束。近年朝鲜、古巴也宣布“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行将结束，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终结”？计划经济的终结是不合时宜、不服水土、还是不合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由于计划经济在记忆犹新的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时空影响，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计划手段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实话语。由于现代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状态，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无效的状态成为市场软肋，计划又是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诸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显得复杂多样，也是很正常的。就我们要讨论的计划经济在历史舞台上日渐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观现象，人们的评判观点莫衷一是，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一是计划及计划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对其认识的过程性，有待于从更高层面去作出逻辑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及逻辑比较

（一） 不同时空下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

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角度去观察，自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因素和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整体。但是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三种经济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此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性质上就被称为自然经济形态。而在奴隶制社会以来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成分，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从数量、比重、地位上都是从属性质的。此时社会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商品经济便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此以后的经济形态便被称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强大的商品经济并没有消灭或者排除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反在整体经济中包容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经济，经济活动不仅是为了生产者自我满足，而且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计划经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或者说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活动的话，它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国家发挥经济职能必然会产生计划经济因素或形式。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经济总体中，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始终不占优势数量和地位，长期经济史没有出现计划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理论是在18-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有各自的计划理论，其它学派如马尔萨斯也有计划经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时候，提出了其影响很大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构建计划经济的制度、模式和经济形态。世界上凡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创建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行者试图用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要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其设想。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政府）的计划、指令、管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国家的经济活动尽力按照一套计划方案和蓝图来实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成分都被国家大大削减，甚至一度试图将其消灭。但是计划经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其历史时空最为短暂，其中玄机需要揭示。

（二）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逻辑比较

经济活动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是人类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经济需要的能动活动。人类通过自觉的目的性的活动满足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需要。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人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价值，经济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是架通二者，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从目的到活动到手段，人的经济活动是人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之间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形成的能动的平衡关系。传统经济（自资本主义以前）由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关系，但仍然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因为经济平衡与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联系。而现代经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过剩性的平衡关系（尽管在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是相对过剩，实质短缺），但经济总要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活动的一般逻辑就是遵循实现经济目的一定的经济平衡状态。

自然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者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我和落脚点的我是统一的，即“我满足我自己。”在外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此一模式可以达到人的经济目的。这一模式实现经济目的的特点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同时表现出满足经济目的的封闭性即小范围内的自我满足；以及满足经济目的的经济性或节约性，即以自我的经济需要确定生产的数量，不进行过量生产，过量生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无价值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经济“我满足我” 的简单内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叠加关系，其满足经济目的的特点具有简单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复杂社会平衡性，即在此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仍然包含着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性或目标性，同时也表现为他人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性。表现出满足手段和范围空间的开放性、满足程度和数量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生产活动自我预见的范围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经济的经济风险、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不经济状态（浪费性）也显然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有所增长。但是，商品经济在逻辑上包含着自然经济，其在正常条件下达到人们最基本的经济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计划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为：

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直接出发点是国家，而落脚点是人民（我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国家成为经济的出发点，也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从平衡性来看，国家（或政府）是拟制主体，其数量是一，而国民的数量是多，一和多之间是一种很难平衡的关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满足“多”。尽管这里的“一”是超越个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或机构，但是从其主体性、人格性来看，其无疑是“一”。从逻辑模式上显而易见，计划经济偏离最基本经济目的逻辑风险已经是显而易见，其满足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足的。这样一种逻辑结论也被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曾经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但是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产品却相对短缺；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这种状态在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历史上，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或形态下却是没有出现的。因此，计划经济对基本经济目的的背离性、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关系上严重失衡，成为计划经济不能主导经济生活的根本逻辑根据。

根据上述分析，三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在满足经济目的上，自然经济是“我满足我”；商品经济是“我们满足我们”（隐含了我满足我）；而计划经济则是“它（国家）满足我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体现经济目的与经济活动（手段）的统一性；而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却反映为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背离性；在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平衡的数量关系上，自然经济是“1人（我）满足1人（我）”，商品经济是“多人（我们）满足多人（我们）”，而计划经济则是“1人（国家）满足多人（我们）”。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具有这种数量关系上的平衡性，而计划经济则不具有这种平衡性。因此从逻辑上得出，在一定条件下，主导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能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却会背离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关于计划经济：在什么意义上宣告终结

如前所述，在一般逻辑意义上，一个国家或社会试图采取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态或体制，在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试验的失败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基本逻辑问题，在将来的社会（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因计划经济从逻辑上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即使在任何现实的经济条件下。

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辩之上，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的思考和批判由来已久，不乏真知灼见。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计划经济论者、国家干预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性思想。哈氏主要从计划经济获取信息的成本接近无穷大，无法分清企业经营失败或过错的责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计划经济具有低效性，据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够正常运转。而现代制度经济学也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理论等对计划经济作出否定性评价。学者党国印在《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一文中对提出计划经济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利他人假设、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等三个前提假设，作出辩驳批评，也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对“完善计划论”试图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来一个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模仿进行了批判。

虽然在历史验证的立场和理论分析的立场计划经济及其理论都日趋被归于错谬和荒唐，但本文的对计划经济及理论的否定，不是从经济技术、经济活动假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计划经济在经济目的统一性、经济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逻辑错谬和障碍，得出计划经济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主导的经济形态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补充性的经济形式和因素，计划的存在既有其经济的现实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石齐平.朝鲜与古巴：计划经济模式的真正终结[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试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4)

3.党国印.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J].开发研究，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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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1.1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力量。

文化因素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还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力量。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促进经济的合理、公平、健康发展。文化还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

1.1.2文化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

文化可以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人的影响从而能够达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目的。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在进行相关经济往来的时候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能够获得更多国家或地区的认同，这就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同时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摩擦。

1.1.3文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作为为人们提供物质生活基础的第一、二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更多需求，以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文化产业也在第三产业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由于文化资源的可再生性和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高效性，使得文化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力量。

1.1.4文化价值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凸显。

在经济发展中，文化所承载的价值逐渐通过相关产品体现出来。文化企业在注重文化产品的功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其产品文化的塑造。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因素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所能带来的经济附加值也就会越来越高。

1.1.5文化逐渐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力量。

文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则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高素质人才。同时，文化因素中的知识、科技和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投入比重在逐步增加，在为文化企业提供无形资产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改革，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

1.2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影响

1.2.1社会需求推动了文化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凸显，人们也开始有了追求精神消费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逐步发展起来。

1.2.2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

文化想要得到发展，必须依赖于物质的支持。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而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程度则取决于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2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及问题

2.1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2.1.1我国文化软实力总体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也在迅速拓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同时，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也积极参与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这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面貌，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密切，使文化产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2.1.2我国文化输出实力弱。

虽然我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但我国的文化资源在进行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其特有的生产力。在文化产品方面，我国引入了很多国外的文化产品，但我国的文化产品输出并不乐观，一直处于劣势。在文艺演出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文艺演出团体到我国来进行相关的文化演出，且演出收益不菲。而我国对外文艺演出的数量虽然不算少，但与引入的演出相比，则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同时，我国对外进行文艺演出的经济效益并不好，有的甚至都是非盈利性文艺演出。

2.2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缺乏创新。

文化产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我国文化产业存在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的状况，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文化产业在文化品牌方面的创新也十分薄弱。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品牌在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为国家获得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品牌创设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国还没有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文化品牌，这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国际市场。

2.2.2缺乏产业链和竞争力。

我国的文化行业大都是独立运行的，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与合作，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链，不能享受文化行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带来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产品大都形式单一，相对成本比较大，没有形成文化产业链的文化产品类型多，其经济效益不能达到最优效果。

2.2.3没有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我国文化产业在进行产品开发的时候往往会把目光聚焦到国际社会的流行趋势上，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不够重视也没有很好地从中获得开发相关文化产品的灵感。同时，由于我国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和保护不及时，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被其他国家引用或占有，造成严重的文化损失。

2.2.4文化体制存在缺陷。

虽然我国的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保护了我国文化产品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文化体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我国文化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体制依然保留了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不利于文化行业及时掌握人们对文化的需求状况，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发展。此外，我国文化产业体制还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健全，没有统一的政策支持，管理体制不科学等问题。

2.2.5缺乏相应的文化产业人才。

文化领域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比较高，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参与到文化产业之中。我国虽然人力资源丰富，但是却没有足够支撑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各方面人才。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没有足够的创意人才和智力支撑，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突破与发展。

2.2.6缺少文化融资渠道。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比较晚，文化企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资金状况也不是很乐观。同时，我国对文化这种无形资产还没有确立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这种现象使得文化企业在进行银行贷款时面临着很多条件上的不满足。在世界各国文化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情况下，我国文化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仍然很少，且文化企业上市也面临着高门槛的问题。而民间资本或者国外资本在我国文化产业融资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都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在融资方面面临着各方面的困境。

3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方法

3.1充分利用和保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厚重、丰富，也很具有民族特色，这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但是我国并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也没有对其进行充足有效的利用和保护。这不仅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没有承载更多的传统文化，还会导致我国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和发展。只有全面的利用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才能使的我国文化产业更具特色和竞争力。

3.2鼓励文化创新，创设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在充分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才能不断生产出人们需要的文化产品，才能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推进品牌战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这样才能形成更为强大的竞争力。

3.3推动文化产业政策和运行机制的完善

文化产业化发展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化的合理发展。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资金支持，如税收支持、贷款融资支持、专项资金支持和市场准入支持。这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问题，还能促进文化产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次，政府要完善文化产业监督政策，使文化产业监督能够取得实效。最后，政府还要制定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为我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优秀人才。由于我国文化行业单一化发展，致使我国文化产业不能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的文化企业，这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为此，国家要推动文化产业市场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主发展和竞争。与此同时，国家应积极促进文化资源整合，形成规模化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链，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

3.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文化知识产权

为了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对文化产业进行相关保护是很有必要的。首先，要逐步健全我国文化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我国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并确保我国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对文化产业方面的现行法律进行相关的修改和调整，使其更适应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可以保障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不受损失，也能促使文化产业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中进行竞争。不仅要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还要为文化产业提供相应的服务。此外，我国政府应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文的打击力度，以保护相关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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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经济与金融经济力定义

城市化经济，是指在城市化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从深层次含义来看，城市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经济，关键在于城市发展中经济的动态变化。新形势下，城市变化将居民原有的农村户口变为非农业户口，除了这些表面变化，更多的是城市变化效率、发展质量等城市内涵的变化，与传统城市产生了根本性变化。

金融经济力，作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新概念，是指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活动不断向外扩张的正向作用力。从根本上来说，金融经济力是虚拟性金融促进经济朝着高效、正向方面运行的作用力，存在于城市化经济内部。其中金融活动作为金融经济力的重要主体，其外延较为丰富，如金融要素、金融市场及机构等[1]。在实践活动中，金融经济力不仅会对经济体制产生较强的影响力，且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前者体现在市场、政府方面，后者涉及内部与外部性。城市化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力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与“市”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别。

二、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产生的作用

金融经济力与城市化经济运行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前者对后者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后者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持续、健康的城市化经济运行，能够为金融经济力积极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多机会。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产生的影响

土地作为“城”中的核心，城市化经济下，土地由原来的基本形式转变为资产化土地，其创造的价值表现形式为地租。地租波动除了会受到区位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影响。因此利率成为金融经济力调节城经济运行的关键点。除此之外，金融还会从其他途径对城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2]。详细来说，一是对房地产市场中，负载“城”要素的城市土地对生产、生活等产生影响，简单来说，金融市场体系成为调节“城”需求的关键性因素；二是基于分配理论，在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下，拓展投资渠道，为个人投资创造平台；但是重视金融支持，特别是金融服务范围，为城市土地流转市场等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产生的影响

“市”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作为促进城市化经济均衡运行的关键性因素，当“市”供给大于或者小于市的需求，势必会出现不平衡现象。金融经济力通过内部、外部机制调整短期市经济运行，引导其由不平衡朝着平衡方向转变[3]。从内部机制上来看，如果城市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市”的经济运行将会由最初的市供求状态决定。

（三）金融经济力对城市产生的影响

针对城市化经济发展来说，只有“城”与“市”都处于均衡状态下，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成为城市经济运行的终极目标。金融经济力作为关键性调节机制，在实践中，采取多元方式和方法，促使原有不可持续城、市非均衡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最终促进城市化经济处于平衡状态，从而为城市化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土地供求、城市地租价格等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促使各项要素都能够实现均衡、持续性发展。简单来说，各方面利益主体对城市供求及需求行为能够达到制衡状态[4]。可见，金融经济力作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支持，且能够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为和谐城市构建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力发挥调节作用的措施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经济发展存在短缺、过渡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持续发展进程。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经济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亟待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调动地租调节能力

城市地租是金融经济力调节城市化经济的重要途径，其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经济由非均衡性朝着均衡性方向发展。因此在促进城市化经济发展中，应重视城市地租的积极作用。在实践中，政府应努力创造更加优势的条件，建设城市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可以从制度、政策层面上入手，完善土地市场自由流转机制，采取多元投资品种、工具，以此来适应城市化经济运行趋势。另外，还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如针对二者中任何一方均衡、而另一方不均衡，可以对资本市场交易顺畅存储进行投资，提高现有资金利用率，对城市地租机会成本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5]。或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市政服务都能够发行差异化市政债券，以此来调节城市土地价格。

除了对地租的调节，还需要充分发挥宏观级差地租调节能力，促使其能够适应不同区位之间、不同土地经济效益地租管理。宏观级差地租调节是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城市化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

（二）创建包容性金融体系

金融经济力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质变到包容性成长的过程。其在促进城市化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在城市化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经济力调节能力建立在金融发展等基础之上[6]。因此在实践中，应顺势而为，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构建并培育包容性金融体系，促使其能够发挥动力机制，促使金融体系能够由原有单一服务朝着普惠型服务方向发展，促使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为广泛的范围，真正意义上实现金融体系全面、包容目标。

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在普惠、共享基础之上，能够实现对弱势融资群体的关注力度，为其环节资金压力，接受来自正规金融体系的帮助和扶持，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7]。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加强对金融发展分配效率的研究，最大程度上激活金融经济力潜能，以便满足城市化本质需求。可见，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非常必要，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经济良性运行。

（三）发挥传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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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公路管理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一部分，高效科学的公路管理是确保城市公路交通顺畅的保障。在社会经济大发展背景下，我国公路管理应该加强现代化建设，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一、我国公路经济管理存在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管理现代化就是公路管理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结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坚持市场经济主导，对传统公路经济管理进行更新换代，让公路经济管理跟得上现代经济社会。经济管理现代化给我国公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竞争更加激烈的现代化经济环境，我国公路就必须重视经济管理现代化，正确分析公路管理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我国公路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分析

详细来说，我国公路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第一，市场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公路管理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为生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随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我国公路管理获得的生业机会也在持续性增加，为公路管理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第二，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我国公路管理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我国公路在经济管理中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获得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济管理信息，帮助我国公路自身经济管理完善奠定了基础。另外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公路经济管理机制自然离不开市场经济的经验，所以公路在经济管理中需要不断总结归纳已经成形的现代化经济管理经验，促进公路经济管理效率提升。

2.我国公路管理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我国公路经济管理在全球化经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有着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样也面临着挑战，详细来说主要包括：第一，我国公路经济管理现代化程度不高，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期发展，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我国公路发展程度还相对比较落后，在进行公路经济管理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需要不断提升公路现代化经济管理水平，实现整体性发展。

第二，我国公路经济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际大企业融入我国，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必然会给我国公路带来很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我国公路管理更新换代。因此我国公路应该在经济管理现代化进程中充分重视对经济管理中存在的复杂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出公路经济管理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促进公路管理持续健康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分析

本文从管理思想和管理组织两个角度分析公路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1.管理思想的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现代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解释，管理思想现代化就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思想现代化也是经济管理的基础，详细来说主要包括：

（1）从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发展

科学管理与传统经验管理相比存在着一定优越性，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科学管理也暴露了很多非人性化矛盾，这样就需要公路管理发挥创造性劳动。上个世纪80年代公路管理文化理论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成为公路管理的最新发展理论，主要内容在于通过研究人的心理、生理等来激励员工的行为动机，带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公路管理领域，以上这种思想就是人本管理理论，是管理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根本来从事各项管理活动。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价值观、创造性等人为因素在公路管理中凸显出了自身的重要性，使管理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人力资源也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本主义思想也被广泛传播，目前人本管理理论已经成为公路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2）经济管理的重点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发展

公路经济管理的内部对象也会从以人为中心向以知识为中心转变，这也是由于知识时代的产物。根据知识经济理论可知，知识是公路管理发展的重要资源，创新是公路管理的核心和主旋律，所以公路管理再造是一场管理革命，公路管理实现更大发展就必须加强知识和技能学习，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发展，更为注重公路管理发展战略、资源、测量分析改进等内容。另外一方面，公路管理在经济管理中还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主动查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精益管理理念为核心，实现公路经济管理卓越发展。我国公路管理实现卓越管理还有一定差距，重要原因就在于还没有完全实现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的转变，公路管理发展战略、规等还没有成为公路管理发展的核心，公路管理还没有深入到各个细节进行查漏补缺，导致公路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缺陷，所以应该主动查找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改进的有效对策。

（3）经济管理从生产者导向和技术导向向顾客导向发展

公路管理实现卓越管理发展就必须坚持顾客导向，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等，详细来说主要包括：首先是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形成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由消费者需求决定市场走向。其次是环境对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环境变化，准备把握环境的变化趋势，这样才能够抓住环境带来的机遇。再次是市场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全方位、新观念等，导致公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最后是管理技术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带来公路发展的更好机遇也成为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2.管理组织的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

管理组织现代化就是公路经济管理应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求，能够在组织方面保证管理的效率，是经济管理现代化的组织保证。管理组织现代化促进经济管理向民主化和高效化方向发展，详细来说主要包括：

（1）组织结构扁平化

我国公路管理传统组织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命令自上而下，权威是管理的基础，维护权威是重要的管理原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界限比较明确，二者是智慧和服从的关系，这一组织结构限制了个人的能力学和积极性发挥。随着知识重要性的提出，人才成为公路管理发展的基础，所以必须让员工参与到管理中，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就需要建立自我管理的网络组织，让员工在这一结构中成为自我控制的知识型人才。公路管理员工在这一组织结构中将信息和技术相结合，具备敏捷的应变能力，也有着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会由于管理层次的减少而呈现扁平状，管理也不是生产的基本动力，员工才是公路管理发展的真正原动力，管理层次在这一新型组织中必然会减少。

（2）管理方式民主化和决策重心下移

组织结构扁平化会导致决策重心下移，管理方式也更为民主。决策重心下移就是充分吸收广大员工的意见，让他们成为公路管理决策的重要力量，同时能够使广大员工感受到自己主人公的精神，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能够得到发挥。管理方式民主化就是不再将上级领导的指示作为不可变更的规划，而是加强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互动，加强员工和领导之间信息、资源的交流，坚持以员工为本，集思广益，共同促进公路管理发展，营造良好的公路管理文化。

（3）团队协作的普及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分工更为鲜明，团队协作也更加普及，分权化趋势也会带来团队协作的进一步发展，将团队协作精神上升为团队整体激励，减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区分，更加强调团队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随着任务的变化而任意组合，保证每个成员都能够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团队变化中也能够得到传播和共享。随着团队协作的开展，公路管理组织结构也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各个部门人员之间相互交换，生产、研发、销售等部门成员共同配合、协作，共同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公路管理效率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晓冬.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青年文学家，2012，17：276.

[2]刘彦文.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趋势概述[J].中国市场，2014，29：84-85.

[3]惠冰，胡越啵刘香娟.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06：102.

篇5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想使农村实现信息化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大工程，它涉及到各个市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级政府几个方面，并且是一项跨部门、行业、地区的工程，由很多复杂的业务技术组成的。所以，政府在这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好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积极的领导农民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建设应有的农村基础网络设施，加大农业网站的建立，并对农业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过程中，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助，帮助其完成信息化进程，引导农民能够合理运用基础设施，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避免浪费。

2.加强对农民信息化技术的培训

由于我国农民处于文化程度比较低的阶段，没有一定的先进理念，所以必须要加快对农民的培训工作，帮助其建立起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意识，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的普及，并且努力培养其对现代化设施的实际应用能力。对于一些农村生产者，也应培养其应有的专业素养，使其能够准确的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只有农民对信息化技术有着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充分的利用信息化科技进行农业经济活动，提高农民的产量，同时也能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水平。

3.加强农村信息化的服务

在农村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中，应加强建设信息技术的服务队伍，把每个乡镇的经管部门和一些农业推广站相互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的实际作用，扩大农村基础建设的规模，同时应对农村信息进行整理和再加工，注重每个农村的独特经济模式，鼓励农民在农村经济管理中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帮助农民创收，使他们能够感受到现代化网络信息给其带来的利益，有着更强的信息化意识。不仅如此，在实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应该利用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对农村的每项活动进行规划，制定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目标和基本任务，保证每一项农业活动的顺利进行。政府应根据不同类的农业科目提供多角度的农业信息，拓展农民的知识面，使农业活动能加入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4.建立农业信息的数据库

农业经济活动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的几大支柱产业之一。为了使信息化技术在农业活动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应完整的建立农业信息的数据库。由于特有的地域环境，我国的农业分布非常广泛，致使我国的农业信息库建设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利用每个地区的不同资源信息，根据每个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数据库的建设，对所有的信息进行整合和规划，才能有利于农民利用这些农业信息进行农业方面的经济活动，帮助其科学的运用信息技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5、结束语

篇6

一、 城市化：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或说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又是农民数量过多而导致的人地矛盾、增收缓慢、素质难以提高等问题。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农民的小康，才有全国的小康。而减少农民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第一， 农民向城镇的转移缓解了过量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和劳动力却会无限增加，从而使土地相对逐渐减少。当土地减少到无法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所需时，将势必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动荡。在古代中国，由于重农抑商，且土地占有不平等，因此人地矛盾也经常出现，但那时尚可以通过发动一次次的对内战争，一方面是争夺土地，另一方面是让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来缓解人地矛盾。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既不能通过内战，也不能通过对外领土扩张来解决这一矛盾。唯有将农民适度而有序地转移到城镇才是可行的办法。

第二， 城市化本身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城市化在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矛盾，缓解社会压力的同时，由于农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增加，同时由于城镇居民增多而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得农民耕种田地的效益也大为增加，收入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将要大力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较为完善而良好的服务行业，对农民来说，进城务工经商也是增加其收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第三， 城市化有利于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因素，除了人多地少、资本不足以外，还与农民自身素质较低有关。在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农民的知识和经验，是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也是实践证明可以世世代代相用的，用不着也不必要学更多的知识。而在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暴露了农民素质低下的问题。但城乡二元体制将广大农民限制在狭小的农村地域，农民无法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城乡文明也呈二元状态。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和集中体现者。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必须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化使大量农民进城，他们在城市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学会了运用市场知识，从而提高了自身素质。

因此，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这也是发达国家所走的一条普适性道路。但发达国家的历史，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三者合一”、同步进行的。而我国由于特殊国情，走的是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现代化道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末，为我国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即工业化主要以规模扩张的方式进行，这是最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时期。但当时由于实行人为地抑制城市化政策，放弃了这个实现城市化的良机。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开始普遍发生，对城市化明显不利。［1］因此当我们意识到城市化的重要性时，已经错过了城市化的最好时机。这直接的影响便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30％多，离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50％还低得多，距一些发达国家的80％以上的城市化率更是相去甚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又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有利时期。因为按照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2］因此可以预见，未来20年，将是我国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将有大量的农民“洗脚上岸”，转化为城镇居民。

二、 三种城市化途径及乡村治理困境的凸显

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我国的城市化都存在三种重要途径。

一是城郊农村随着城市本身的持续向外扩张而被纳入到城市区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大的中心城市周围出现若干新兴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周围又形成众多的小城镇，从而形成特定区域的城市群、城市带和城镇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城郊农民自然转为城镇居民。

二是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依靠自身优势地位和条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成长为现代农村小城镇，继而不断有外来人口流入而发展成为小城市、中等城市乃至大城市，如深圳、张家港那样。

三是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原本在城镇中务工经商的农民不再回到农村，而是直接转化为城镇居民。同时农村中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也会随着进城条件的放宽和环境的改善而流出农村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

这三种途径以各自的方式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将农民大量地转为城镇居民，无论是对农村还是对城镇来说，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城市化与村民自治也不是对立的。但对于城市化进程来说，又确实对村民自治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不利影响，即城市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村民自治的困境。这要结合城市化的三种途径分别分析。

第一， 城郊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引发农村治理危机。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本身的扩张，城区面积的向外拓展，在道路交通、房屋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商业开发中，势必要向城郊农民征用土地。这需要对失地农民进行必要的补偿。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并未得到补偿或是补偿费过低或是补偿不到位等现象普遍存在，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超过2000万人。而按目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要250万亩到300万亩，如果按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就意味着每年大致又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地。［3］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费，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对征地农民的补偿费，按前三年农业的平均产值来计算。但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农产品出现“卖难”，按法定标准算出来的补偿费显然太低，根本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但即便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打农民的主意，连十分低廉的法定补偿也不兑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襄荆高速公路荆州段给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5000元/亩，仅为法定最低标准的一成。［4］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未来的生活便失去了保障。即便被划入城区成了城镇居民，也由于主客观原因难以找到就业岗位，从而出现了许多“种田无地、上班无岗、办厂无钱”的“三无游民”，有的甚至连住所也失去，居无定所。这样的境遇，农民又如何提起热心来关心和参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的民主形式和制度安排？况且目前的征地过程中，政府成为主角，村民委员会无法体现出“谁授权对谁负责”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公理，无法解决城郊农民最为紧要的利益问题，在村民看来，自治也没什么用，从而将诸如村委会选举之类的事视为“烂事”。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村干部利用城市化引发的土地升值动村集体土地的“歪脑筋”，为自家大量批地，直接把集体土地变为自家钞票；个别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批租土地从中牟利。因而群众意见很大，干群关系紧张。［5］村干部由于既不能解决村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部分村干部本身又不廉洁，因而在村中说话挺不直腰杆，从而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第二， 一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村庄，由于不能解决外来人口参与村民自治的问题，影响村庄和社会的稳定。一些发达地区或资源较好的村庄，由于乡镇企业发达，经济效益好，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如深圳市坣岗村1992年以后，每年外来人口达3万多人，是本村人口的20多倍［6］，中山市西山村户籍人口734人，外来人口约4000人，是本村的5倍多［7］。这些村成为“超级村庄”。这样的村庄往往是现代城镇的雏形。依据《村组法》规定，只有本村村民才能参与诸如村委会选举等村级事务。而是否为本村村民，一般以户籍界定。这样，大量的外来人口由于身在外地，既不便也不愿再参与原村级事务，又因为户籍不在新在村庄而不能参与新在村庄事务管理，但又要遵守所在村庄的村民自治章程。因而他们会没有归属感，产生过客心理而不是主人心理，被歧视感强烈。如果其利益和意见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或工作上不如意，就往往会采取极端方式，从而留下社会稳定的隐患。而这些村庄为了维护治安，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中山市西山村治安投入每年需30万元［8］。这是当前的村民自治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第三， 一些村子由于农民流出转化为城镇居民，使得乡村“无精英化”严重，影响村民自治成效。近年来各地由于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使得一些原本就在城镇中务工经商但只是由于户口问题一直未能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民直接转化为了城镇居民；或者是农村中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有文化、懂经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也开始走出乡村到城镇落户，成为城镇居民。这些农民总的说来，无论是在能力还是素质上都要高于留守在村中的村民，可谓是“乡村精英”。近年来由于农民负担重、收入低、土地效益差，农村中难以留住这些精英。这些精英凭其本事，在城镇中务工经商的收入一般说来要比在农村务农、守着那一亩几分地要高得多，成为留守村庄村民们羡慕的对象，起了一种示范的作用，带动了更多的村民也愿意到城镇中一试身手或碰碰运气。这些流出村庄的村民们，即使是那些还未成为城镇居民但经常在外的人员已对原村务“不感冒”。如在对武汉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40．5％的认为对当村干部“无所谓”，明确表示不想当的占28．6％［9］，对家乡最近的村委会选举有79．5％的表示没有参加［10］。而那些在城镇中扎根下来成为城镇居民了的农民更是永久地退出了原村级事务。这导致了当前一些农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无精英化”现象。在有些地方，年轻的和有文化的人几乎都流出乡村，在乡村务农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从而被戏称为“386061”部队。如温锐等人在调查中发现，福建省山区的一个乡有12000劳动力，其中8000多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农村中种地的多是妇女、老人［11］。“去精英化”了的村庄引发的直接后果便是无能人治村。一些村子连选一个满意的当家人都难，只能是“矮子中选高子”。由于乡村无精英，既不能管好村子，更不能使村子致富，甚至连原有的水平也难以维持，不少村子成了无钱办事、无人理事、无“法”管事的“空壳村”，日渐衰落。

三、 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

无论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农民自身的内在发展与要求来说，城市化都是一个合乎现实的选择，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根本上说，城市化与村民自治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进程又确实对村民自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不能不重视的。探索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则不仅对村民自治本身，而且对于城市化进程都有重要意义。

（一） 国家要从宏观上重视和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为村民自治营造稳定氛围和环境。

村民自治或说整个“三农”问题，并不能仅仅从内部可以自我解决，它本身可以解决的内容很少。从系统论观点来看，它直接依赖于整个社会系统和环境。就国家层面来说，当前尤为需要的是国家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失地带来的系列严重问题，为村民自治提供稳定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从长远来和比较地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是必然的，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失地，就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农民失地后引发的严重后果需要各级政府认真对待并着力解决。当前各级政府应当着力解决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 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是不成为问题的。国家可以直接通过行政手段把农民安排进国营企业单位，由农民直接转变为工人成为城镇居民。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用工方式已经市场化，国家已不能再强行进行人员安插，加之农民总体上文化素质低、技能差，因此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就成了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这就需要探索从农民进入市场的方式寻求自主谋业之道。对此各级政府应做的就是从宏观上为农民进入市场谋业营造良好环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对农民的身份性歧视，拆除对农民的就业壁垒；同时根据城市的市场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优先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并广开就业渠道，如组织对外劳务输出等。

2．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当前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大多是一次性的货币补偿，补偿费低且常不到位。就算能及时到位，由于失地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基本的本来可以自给的油、米、菜等都要依靠过少的补偿费解决，在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并不能维持多久，“坐吃山空”，一两年后的生活都会成问题。而如果农民既因为当前生活成问题，未来又不可预期时，则会产生与政府对立情绪，政府今后的征地工作将难以开展。而且对当前社会的稳定也是十分不利的，从而正如亨廷顿所言：“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12］因此政府要从制度上、政策上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保障基金的来源。由于农民的收入低，土地补偿费本身少，尚不足以较长时间维持基本生活，因而农民自发的解决社会保障基金是十分困难的。就社会保障的应有之意［13］，国家应是责任主体，因此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上，应以国家财政支出为主。这就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土地出让收益，即政府从土地征用中得到了巨大收益，应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

（二） 改变征地方式，由政府行政命令方式转为以市场为主，增强农民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征地中的谈判地位。

当前失地农民的补偿费过低，主要是政府成为征地主体。由于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农民一方必然处于弱势地位，不可能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总的说来，这是政府与农民争夺利益的问题，这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表现。在今后的征地工作中，政府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与商业性用地，针对不同用地采取不同征地方式。公益性用地如水利、交通、国防等一般不能用于商业开发，而即使是此类公益性用地，也不能用行政命令方式征用，而应主要采用说服教育，并以土地价格为基础，以相当补偿为原则，提高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除特殊的公益性征地外，其余经营性用地则要通过市场获得价格，由市场决定土地补偿费，由用地单位和农民及村民自治组织代表村集体自行谈判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就是有矛盾、有冲突，农民也不至于直接针对政府。而政府在其中只需做好“裁判员”作用。同时，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在征地中侵害到村民集体利益的，村民委员会要站在集体立场，切实维护集体和村民利益，尤其不能损公肥私。并且村委会干部应从村集体和村民长远利益考虑，掌管好、使用好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费，将其主要用于为全体村民谋福利上，而不能图一时爽快，将补偿费一次分掉而不顾及长远。更不能违法犯罪，贪污、挪用村集体所得款项。正如一些农民所担忧的：“村里把地卖了，如果能为村民长远生计着想，把收到的钱都用于在为村民谋福利上，我们少分一点甚至一点也分不到，都说得过去；但是，卖我们命根子钱都落入个人腰包，那我们就惨了。”［14］

（三） 对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村庄，要给予外来人口一定程度的决策、管理、监督及经济利益的分配权利。

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超级村庄”，要认识到外来人口的流入虽然会带来一些社会秩序的失范现象，但这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是管理上的问题。外来人口的流入，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正如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所说：“没有民工就没有广东的繁荣”，该省委一位负责人也说：“外来妹、打工仔对促进广东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应该被载入史册。” ［15］从长远来看，外来人口流入村庄，也是对传统村庄向现代村庄的转型、甚至向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因此各级政府在对流动人口加强管理的同时，流入村庄也应该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其一定的权利，并且心理上接受他们，让他们有归属感。当前可以考虑“户籍不在当地的常住外来人口，可以派代表参加工作或居住地有关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16］，对于在居住地工作或居住超过一定年限的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当地村民自治章程的，可以申请加入居住地户籍成为村民，享受与居住地村民同等的政治及经济待遇。当然，这涉及到我国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村组法》有关条文的修订。

（四） 积极探索多种方式解决农村精英缺失问题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村庄精英流出严重，使得村里缺乏活力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前景，因此，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解决这一问题。

1． 合村并组。合村并组的目的与价值在于一方面由于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支出困难，通过合村并组减少了村干部职数，也就减少了乡镇在给付村干部工资上的支出，同时也由于村干部职数的减少，使得村干部的收入有所增加，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强村、强组合并弱村、弱组，让强村、强组的干部治理弱村、弱组，解决了弱村、弱组无能人治理的问题，从而带动弱村、弱组的发展，有利于弱村、弱组走出治理困境。但合村并组存在的问题是，只有合并的村、组是邻近的，村、组之间村民由于较为熟悉、利益关联性强、办事方便等才有实质意义。因此不是相邻的村、组一般不宜合并，否则合并的初衷只会适得其反，陷入新的治理困境。但目前来看，村庄精英流出严重又表现为区域性的，有些相邻的村、组之间都存在精英缺乏的问题，因此这样的村、组即使合并也解决不了村治的难题。

2． 对于无治理精英而又不宜合并的村、组，可以采取强村书记到弱村、弱组兼职或安排在乡镇直属部门工作的能力强的干部回村任职，打破选人上的“地域”框框的办法，加强弱村、弱组的工作。但从长远来看，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3． 积极挖掘和培养村内治理的人力资源。对于尚留在村中而又没有什么社会经历和经验的高中或中专毕业生，可通过县级财政出资、村集体出资和个人出资“三方出资”，每村选送一人由高校专门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官”，在法律、管理、市场知识、农学技术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学习，学习期满回原村任职的办法，培养新型的农村干部。另一方面，要破除传统上的认为妇女不能参政、那是男人的事的乡村观念，树立妇女也有精英的意识，教育、引导、鼓励、支持妇女积极参政，让妇女成为乡村治理的新力量。

4．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留住优秀的村干部。与工业化、城市化相适应，农民向城市转移是现代化的必然。但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农村遗弃”，因为以目前中国人口的巨大基数而言，就算每年转移2000万人进城，也得数十年时间才能使乡村人口的绝对数比城市人口更少。因此农村仍然需要大力去加强建设。否则城市化率再高，没有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也将会受到极大地制约。农村的发展最需要的资源之一是人力资源，尤其是优秀的治理资源。有没有一个好的当家人、带头人对于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一定要想法设法留住优秀的乡村干部。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和物质上建立健全对优秀村干部的激励机制。如加大宣传力度突出村干部的社会地位；村干部的报酬不能低于本村当年人均的劳动收入；对于工作时间长、贡献大、正常离职的村干部，要给予妥善安排和适当补贴；建立退休、养老保险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等。

注释：

［1］孙立平 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8页

［2］韩俊《“两个趋向”论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J］《理论动态》第1663期，2005年2月28日

［3］［4］［5］［14］葛如江、潘海平、王新亚《失地农民：城市化浪潮中的新弱势群体》，红网（rednet.com.cn）2004-2-10

［6］［16］徐勇 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第337页

［7］［8］［9］［10］［15］徐勇、徐增阳 著《流动中的乡村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第231页，第254页，第256页，第42－43页

［11］温锐 著《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2］［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7页

篇7

关键词：印度；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待遇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3-0003-11

印度对外反倾销的法律基础是《1975年海关关税法》第9A、9B和9C条，《1995年海关关税(对倾销产品及其损害的确定、评估及征收反倾销税)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依据WTO《反倾销协定》对之作了补充。此后，该条例以非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为核心经历了4次调整。1999年纳入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2001年界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开列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17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同时确立了涉案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4个判断标准；2002年删除了上述17国名单，同时规定，反倾销调查前3年被印度或任何WT0成员调查当局认定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均假定为此类国家；2003年，该条例又增补一条，对被WTO成员认定为市场经济的国家，调查当局将给予同等待遇。

根据WTO统计，自199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印度共发起596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案件有131起。而印度反倾销调查当局商工部网站显示了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对外反倾销246起案情的详细资料，其中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145起，涉及中国的有128起，包括1994年1月7日发起的对华首起反倾销案――异丁基苯(Isobutyl Benzene)案。此外，通过中方资料另获6起涉华案情。

在上述134起涉华案件中，有15起因以下原因终止调查：申诉方撤诉9起、申诉方不合作l起、申诉企业不具备代表国内产业资格2起、“微量不计”2起、申诉方不能证明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1起，其余119起案件中，有13起案件中的部分企业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按印度商工部划分，这些案件分布在纺织、制药、化工、钢铁冶金、消费品和其他6个行业，其中，化工和制药是印度对华反倾销的两个主要行业(表1)。本文拟从这6个行业对134起案件中国企业的应诉状况和非市场经济待遇进行统计分析。

一，纺织业

2002年生丝案是印度对华纺织品发起的首起反倾销调查，至2009年底，该行业遭受印度反倾销调查9起，中国企业参与了其中5起案件的应诉(表2)。由于印度调查当局总体上认定中国纺织业依然是一国有企业主导产业，存在政府实质性干预和转制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的重大扭曲，因此，所有应诉企业均未获市场经济待遇(表2)。其中，调查当局在绸缎案(DGAD，2006)中对中国涉案产业和企业的调查分析最为周详，得出的结论在同类案件中也最具代表性。

在丝绸生产的宏观和中观层面，调查当局基于下述理由认定存在政府干预：

首先，主要原材料蚕茧的收购流通存在政府干预。尽管自200l和2002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深化蚕茧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茧丝流通管理办法》后，国家放松蚕茧收购，不再统一规定蚕丝价格，但鲜茧收购和干茧供应依然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定价或省级政府指导价，并对鲜茧收购实行资格认定制度，市场准入受到严格管制。调查期(2003年4月1日～2004年9月30日)内，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在《关于做好2004年蚕茧收购价格及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级政府继续按照上述规定“加强蚕茧收购市场和价格管理，维护市场和价格秩序，促进茧丝绸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并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对蚕茧收购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

其次，养蚕业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尽管中国的蚕农和桑农均为家庭经营，但土地为国家所有，桑农在向地方政府获得使用权或租赁权时成本偏低，从而大大降低了蚕茧的生产成本。

在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微观层面，调查当局认为，中国丝绸生产企业大多从地方政府所有的乡镇企业转制而来，丝绸出口企业则由国营外贸公司转制而来。两类企业转制过程中的资产和债务评估和转制程序大多不透明，且非市场驱动，生产企业从原国有企业收购的旧厂房和设备均不反映市场价值，资本和财务成本极低。如被抽样调查的浙江凯喜雅(Cathaya)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由以浙江丝绸集团为主的国有企业出资组建，董事会成员大多来自上述企业，本案涉及的该出口企业关联生产商均从乡镇企业转制而来。另一家抽样调查出口商四川丝绸进出口集团由四川华神集团(Sichuan Hoist)控股，后者虽经多次股权结构调整，政府依然是最大股东，四川丝绸董事长和经理董事均来自四川华神，本案涉及的关联生产商在国营转民营过程，交易不透明或因原国企亏损负债而未支付转让金。

二，制药业

截至2009年底，印度对华药品发起反倾销调查24起，其中，5起(1998年氯喹磷酸盐案、2001年异丁基苯案、2006年盘尼西林案、2007年维生素B案、2008年青霉素案)撤诉。其余19起案件中，有18家中国企业参与了7起案件的应诉，有4家获市场经济待遇(表3)。在7起应诉案件中，2007年头孢三嗪钠案(DGAD，2008)和2009年青霉素G钾盐和6氨基青霉烷酸案(DGAD，2011)最具代表性。

头孢三嗪钠案是在中方企业充分应诉前提下印度当局调查分析最为周详的一起案件。该案有6家企业应诉：福建福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制药集团、河北石家庄制药集团中润制药有限公司、苏州东瑞(D aWnrays)制药公司、珠海联邦制药(unitedLaboratories)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丽珠合成制药(Livzon Synthpharm)有限公司。前3家为国有股份制企业，其中哈尔滨制药集团因提交错误信息且拒绝现场核查而被认定为非合作出口商，后3家为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

对于2家合作中资企业，当局主要调查股权结构演变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是否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延续的重大扭曲。对福抗药业，调查当局基于以下3方面理由认定存在政府干预。首先，其前身为1958年建立的国有福州抗菌素厂，1996年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转制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次，第一股东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CITIC)为政府全资控股企业，15名董事会成员中有9名来自该公司；第三，转制过程中净资产价格低估，延续了前国有企业的政府扭曲。对于石药集团中润制药，当局的调查结论是：首先，该企业由石家庄制药集团、中国制药集团和天伦投资有限公司于2002年出资成

立，其中，中国制药集团是天伦投资的主要股东，也是石药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子公司(正由于此，中润制药自称中外合资企业，且是“中国国内制药业外资投资额最大的公司”)；其次，石药集团是隶属石家庄国资委的国有企业；第三，中润制药在河北省政府和国家商务部指导下兼并了多家国有企业，但兼并方法和被并企业资产债务评估价值不得而知。

对于3家外资企业，调查当局主要考察以下两方面：股权结构演变和原材料、土地、电力等主要投入成本。股权结构方面，当局的结论是：苏州东瑞尽管最初是由苏州第6制药厂参股的大陆香港合资企业，但2001年后已成为港商独资企业；珠海联邦制药最初由国有珠海制药公司与香港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但企业经多次重组，港资已占主导地位；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则是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后者由3家大陆国有企业与澳门企业合资组建，企业同样经多次重组，但政府通过光大集团依然持有一定股份。主要投入成本方面，当局认定，3家企业均从大陆国有企业采购原材料，其中包括本案涉案企业中润制药，电力等公用事业服务也由国有企业提供，合资过程中从政府获得土地成本也未反映市场价值。因此，尽管苏州东瑞和珠海联邦制药已不存在政府参股，但依然未获市场经济待遇。

但是，在青霉素G钾盐和6-氨基青霉烷酸案中，调查当局却得出相反结论，给予4家外商合资、独资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使之成为首起中国制药企业获此待遇的案件。这4家企业分别是：张家口吉斯特一布罗卡德斯(Gist Brocades)制药有限公司、张家口帝哈(DHA)制药有限公司、帝斯曼(DSM)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和阿拉宾度(大同)生物制药(Aurobindo Datong Bio-Pharma)有限公司。调查同样主要围绕股权结构和原材料、土地、公用事业服务等主要投入成本。

股权结构方面，与前一案例的中外合资企业相比，4企业的状况较为清晰。前3家均为中荷合资企业，荷方母公司同为阿姆斯特丹证交所上市公司皇家帝斯曼集团(Royal DSM)，外方股份分别占80％、74％和100％，3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数或全部来自荷兰。阿拉宾度(大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则是印度阿拉宾度制药(Aurobindo Pharma)有限公司在华独资公司，且为绿地投资项目，董事会成员无中国政府官员担任。

主要投入成本方面，吉斯特一布罗卡德斯和帝哈均从关联或无关联企业采购原材料，阿拉宾度的供货商均非关联企业或国有企业，发票、订单等证据表明3企业采购价格符合市场条件；燃料煤由私有企业按国内市场价格提供，水和电从国有企业购买，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阿拉宾度在企业兴建过程中，土地以适当补偿金向当地政府购买，厂房设备在中国采购或从国外进口。

此外，当局认为，吉斯特布罗卡德斯、帝哈和阿拉宾度3企业的财务状况均经独立注册会计师审计，符合国际公认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

三，化工业

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最密集的行业是化工业，截至2009年底，共立案57起。其中，3起(1999年聚苯乙烯案、2001年异丙醇案、2009年亚硝酸钠案)终止调查，中国企业应诉案件33起，其中，4起案件中的6家企业获市场经济待遇。印度调查当局对中方应诉30起非市场经济待遇案件的审查可分为3个阶段(表4)。

第一阶段为1998年至2002年，有9起案件。该阶段当局给予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主要理由是应诉企业提供的信息缺乏完整性、一致性和可信度。第二阶段为2003年至2007年，有13起案件。该阶段调查当局对应诉企业的审点是股权结构，尤其关注是否含国有股份、转制企业转制程序和资产债务评估透明度。只要认为产权关系不清晰、存在国有股份，即以不能排除国家实质性干预为由拒绝市场经济待遇。

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共有案件8起。除上述原因外，调查当局进一步考察应诉企业的原材料投入是否反映市场价值或国际市场价格。此类问题涉及面广，标准模糊。调查对象不仅包括涉案企业本身，还涉及上游企业，而是否符合(国际)市场价格须由应诉方举证，调查当局并无明确判定标准，若应诉企业不举证，即作否定认定。该阶段8起案件有5起涉及该问题，典型案例是2008年12月26日发起的碳黑案(DGAD，2009)。该案中，涉诉企业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中国海关统计的中国向日本、台湾地区、韩国、蒙古等地煤焦油出口数量和价格，建议调查当局以此作为确定计算倾销幅度基准的依据，但却被作为原材料(国际)市场价格，并认定所有涉案企业价格不符合市场价值。。此外，另一涉案企业河北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从国有企业采购原材料，也被作为认定其原材料价格不反映市场价值的依据。

四，日用品和冶金行业

印度对华日用消费品行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共计16起，其中，2起(2000年玩具案和2007年9月彩色显象管案)终止调查，中国企业应诉案件6起(不包括终止调查案件)，住3起案件中，有7家企业获市场经济待遇(表5)。

在此类案件中，印度给予中国应诉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有企业存在政府干预，二是私有企业未提供充分、正确信息(表5)。与纺织、制药、化工业案件不同的是，调查基本不涉及原材料、土地、公用事业服务等主要投入成本，因此，审查相对宽松，获市场经济待遇企业也相对较多。

印度对华冶金行业共发起反倾销案9起，其中，1起(2008年热轧钢案)终止调查。中国7家企业参与了4起案件的应诉，其中2起案件中有2家企业获市场经济待遇(表5)。此类应诉案件的典型案例是2006年2月发起、2007年8月终裁的铸铁管案(DGAD，2007b)，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是该案唯一涉案和应诉企业。当局对其的调查在同类案件中最为周详，非市场经济待遇的最主要依据是政府实质性干预，表现在以下3方面：

首先，尽管该公司是上市股份公司，但调查期(2005年4月1日～12月31日)内50％以上股份由新兴铸管集团持有，后者为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中央企业。对于应诉企业认为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控股母公司对其影响受证交所规则、公司章程限制的申辩，当局认为，从上述暂行条例将“国有资产”定义为“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看，应诉企业显然是国有企业。而且，该条例的众多条款均表明，应诉企业无法摆脱政府控制。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公司章程，提出向国有控股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人选，推荐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人选，并向其提出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人选的建议”

(第17条)、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公司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应按其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第22条)等。

其次，董事会成员的产生程序不透明。尽管董事会成员由全体股东大会选举，9名董事中，3名由新兴铸管集团推荐、3名来自公众、3名为独立董事。但2000～2006年间，3名公众董事始终未发生变动。从公司年报看，多名董事同时兼任集团、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官员，董事长和总经理均由集团董事担任。

第三，根据公司2005年报，全资子公司芜湖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得到当地政府出口补贴，研发大口径无缝钢管。

五，其他行业

在其他行业中，印度对华共发起1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终止调查4起，分别为1998年缝纫机针案、2003年珠光颜料案、2004年压缩机案和2008年汽车动力转向系统案。其余15起案件中，36家中国企业参与了其中11起案件的应诉，有3家企业获市场经济待遇(表6)。

在这些案件中，2009年的数字传输设备案(DGAD，2010)最受国内关注。该案有烽火通信科技、中兴通讯、华为技术、深圳海思半导体、上海贝尔(Alcatel-Lucent ShanghaiBell)和杭州依赛通信(Hangzhou ECI Telecommunication)等6家企业应诉，国有、私有和中外合资各2家，最终仅有杭州依赛通信获市场经济待遇。除深圳海思和华为技术未有效应诉外，当局对其余4家企业的调点是所有权和董事会成员结构。

烽火通信科技控股股东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后者直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正副董事长、总裁、监事会主席均来自控股股东。

中兴通讯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由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深圳航天广宇工业集团、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3方合资组建。前两者分属国有科研事业单位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和国有独资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34％、17％股权，另一出资方为民营企业，占49％股份。公司9名董事在3家出资方的名额分配为3:2:4，国有股份占控制地位。

上海贝尔虽为外方控股，阿尔卡特公司持有50％加一股，中方持剩余股份，但同样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现任董事长由国家人事部于2004年初任命，总裁由外方任命。

杭州依赛通信有限公司由以色列最大通信公司之一依赛电信(ECI)与中国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Eastern Communications)于1995年合资组建，后者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控股中央企业。但中方27.61％股权依据2006年7月12日四届三次临时董事会关于《出售杭州依赛通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已于当年通过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以2893万元价格转让给外方。因此，调查期内该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

六，结语

印度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法律法规正式实施始于1999年，且完全以美国和欧盟为模板，但印度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对外反倾销和对华反倾销第一大国，1995～2009年，立案数分别为596起和131起，而美国为440起和99起，欧盟则为406起和9l起。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总计应为135起，本文对其中可获详情的134起案件的中国企业应诉和非市场经济待遇状况进行了分行业统计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首先，中国企业的案件应诉率低、市场经济待遇率低。在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119起案件(即剔除15起终止调查案件)中，中方参与应诉案件为66起，案件应诉率55％。其中，制药行业应诉率最低，为37％，其他类行业最高，为73％。在参与终裁应诉的224家企业中，仅有22家获市场经济待遇，获得率为9.8％。其中，日用品和冶金是该比率最高的两个行业，分别为32％和29％，而纺织业则是唯一无企业获市场经济待遇的行业。

其次，当局确定中国应诉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的具体依据主要有4个。一是企业提供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和拒绝实地核查；二是转制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不清晰、转让程序和资产债务评估不透明；三是股份制企业的国家参股、控股乃至独股和董事会主要成员的政府或上级控股国企任命；四是要素和主要原料投入不反映市场价值。4个依据分别针对中国涉案企业的如下4个问题：非有效应诉、转制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的扭曲、国有(股份制)企业的政府控制、涉案企业上游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政府干预。在对华反倾销16年历史中，当局的调点逐步由前两者向后两者转移，化工业是该趋势下市场经济待遇审查标准不断提高的典型行业。

第三，政府参股是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的最主要原因。尽管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占全部应诉企业的50％，但在22家市场经济待遇企业中，仅有2002年苛性钠和硼砂十水化合物两案中的上海氯碱、大连凯美2家是国有(股份)企业，而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却多达16家。国有(股份)企业难获市场经济待遇的原因在于印度调查当局对政府实质性干预的界定宽松而模糊，只要认定存在国有股份，甚至不对股权结构作详细调查，即以无法排除政府干预的可能性为由给予相应企业非市场经济待遇。这种做法同样适用合资企业，如2005年尼龙长丝案中的济南聚大纤维有限公司、2006年悬浮级聚氯乙烯案中的宜昌宜化Pacific Cogen有限公司、2007年头孢三嗪钠案中的珠海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2007年硫化黑案中的大连绿蜂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和2009年同步数字传输设备案中的阿尔卡特一朗讯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外合资企业均因此被判非市场经济待遇。而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外资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外商独资或控股、董事会外方主导、股权结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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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实施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4—04

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十字路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过去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各种“红利”——“转型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正在逐渐消退。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寻找新的红利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红利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供给管理实施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应当转变目前“重需求管理、轻供给管理”的现状。中国目前经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实施供给管理，构建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本文从发展战略制定、技术变迁方向选取、制度安排调整和激励结构转变等方面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供给管理的战略制定

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构建首先要求我国执行符合经济发展长期利益的“适宜的发展战略”。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再仅仅满足短期的经济增长需要，而且必须考虑到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坚持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追求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其更多地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和收缩的宏观调控，使总需求发生变动。供给管理则是指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调节总供给或总需求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管理是通过调节“总需求”的变动实现，而供给管理则通过“总供给”的管理来实现。在新时期，发展战略需要实现从“重需求管理、轻供给管理”向“以供给管理为重点”的转变。

为什么要在红利空间改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制定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这主要是由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决定的。

（一）外部需求变化要求中国改变发展战略

从国际形势来看，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进展。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依赖于外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外部需求的扩张速度明显变慢，使外资和出口依赖的增长模式受到了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发展战略，则中国经济的增速面临着放缓的威胁。

（二）红利变化迫使中国寻找新的发展战略

从国内的发展态势来看，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所运用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逐渐凸显，买方市场的形成、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自然资源枯竭、环境质量恶化、经济的频繁波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等都受到了威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于短期政策，需要依靠生产率的改善、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化等因素来实现，这些涉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变革必须通过改善供给来实现。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偏重需求管理，在过去供给约束不明显的情况下，需求管理具有明显的效果。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给约束明显的背景下，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因此，实施供给管理的发展战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就成为新阶段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问题。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的技术变迁方向的选取

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意识到，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报酬递增，扩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中国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红利空间，就必须依赖技术变迁。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主要有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引进三种途径。三种技术进步的途径都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侧重点需要进行调整。具体来看，中国当前的技术变迁方向应当符合如下原则：

（一）技术变迁应逐步转向“技术创新为主”

中国的技术变迁方向应从“以技术吸收为主，技术创新为辅”到“技术创新为主，技术吸收为辅”转变。在中国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种以“技术引进和吸收为主”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效果，从而获得一定的“技术吸收红利”。但是，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逐步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逐步减弱。“技术吸收红利”的减弱使得中国不得不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道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企业表现出了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不少高科技企业显示出良好的免疫力，虽有冲击但影响不大；二是缺少科技含量和竞争力的企业遭受了严重冲击，有的企业甚至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这两种结果对比鲜明地折射出企业技术创新的紧迫性。

（二）技术变迁应以“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

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特征，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代价”，例如，环境质量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大起大落等等。技术变迁的目标就是有效地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在“节能”和“环保”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保障，使得“供给管理”的目标能够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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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业单位 人力资源管理 瓶颈 优化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由国家机关或由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社会服务组织，是以实现政府职能，提供公益服务为主要宗旨的一些公益性单位及非公益性职能部门，主要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主要包括行政事务管理人员（有些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依照国家公务员管理） 、后勤服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对这些人员进行素质提高、资源配置、开发规划、能力利用及追求效益优先等一系列行为，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工作的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最终实现事业单位的发展目标。

一、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瓶颈

（一）管理理念落后

当前我国事业单位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是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事业单位的组织结构等级分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直接服从于单位决策层领导，往往与业务部门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领导层面与职工层面不能很好地进行交流，缺乏必要的了解渠道。很多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仅限于员工调配、工资发放以及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提拔晋升等， 升迁制度的标准也仍然停留在身份、资历、学历、年龄和户口等综合考核体系，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元素。在人力资源管理手段上，也是以传统的管理为主，缺少对人的关心，专注事务性，缺少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策略，常常是纸上谈兵来敷衍，背离了人力资源要求的开发员工潜力的宗旨和要求。所以只有做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与抵触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活动的推进，才能为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和基础，减少改革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二）激励约束机制缺乏

事业单位激励机制不科学主要表现在是手段方面，薪酬分配上的“大锅饭”问题表现突出，加薪、超额奖金、股份期权等与业绩挂钩的酬劳增加方式不能完全采用。很多事业单位还存在着薪酬等级不明显的现象，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很多事业单位员工的潜在思想意识。实际操作中，事业单位执行职务工资由固定和津贴两部分组成。津贴部分理论上与职工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挂钩，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但在实际中， 大部分单位都把津贴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发放，未能体现区别对待。

（三）绩效考核不到位

考核是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指挥棒，但这个指挥棒有时候并没有发挥好作用，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考核机制，在平时无法对事业单位职工的工作情况进行实时考核，只能是在年终对职工进行总体性评价，但年终考核范围通常比较广，考核结果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人员实际工作技能和效果。考核的方式也过于简单：一般是由主要领导挂帅，成立个考核班子，然后大家分别评议，在当面评议中尽说好听的，不说不好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即使仅有的自我批评，也是不痛不痒的，考核的失真使单位领导难以摸清职工队伍的真实情况，容易导致单位决策的失误。至于缺乏有效机制的投票方式的推广，就更没有任何实质效果可言了。另外，绩效考核的结果并没有科学地运用到职工的奖优罚劣、薪酬分配及职位升迁等机制中，一般事业单位年终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没有真正起效，导致大家对这个考核效用产生怀疑，从而导致工作态度不认真，效率低下，缺乏竞争意识。只要员工不犯大错误，工资福利照常发放，绩效考评流于形式，考核目的无法完成，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培训不到位

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包括对员工综合素质的培养、潜力的挖掘、品格道德的锻造、业务技能的培训及岗位环境的匹配性训练等多个方面，但是我国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不到位。一是投入方面，因为培训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而部分领导又过分强调投入和回报成正比的急功近利的观点，使得单位对于人力资源的培训开发工作持消极态度，没有把工作人员受教育的需求视为硬性需求。二是效益方面，忽视培训制度的战略性，缺乏长远规划和有效的适应性措施，员工培训内容与其本职工作的关联性和针对性不强，忽视了职工长远性的岗位发展。大部分事业单位只有年度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和员工培训安排，这就导致培训开发活动与组织发展战略相脱节，这种情况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效益比较差，且容易造成人力资源发展的非持续性。三是内容方面，对工作人员个人条件的针对性不强，没有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计划等一套管理体系，培训内容也枯燥陈旧，缺乏针对性，难以达到最优效果。工作人员感受不到培训带来的效果，只是为了培训而培训，所教的知识不能把理论与实用性、操作性相结合。理论型培训以思想品德教育和政策理论学习为主，忽视职业自身的实际需求和潜能的全面开发，易引起事业单位员工的反感，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人才培养开发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事业单位人才培养的随意性强，也导致单位人员知识结构的老化，对于新观念、新事物、新方法的接受能力较低，形成恶性循环，使得事业单位开发培训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二、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优化的措施

（一）打破传统约束，树立新观念

更新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淡化“权利”理念，增强“服务”理念。应培育、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点，重视人力资源在事业单位组织自身生存发展及服务社会职能实现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但是，在有些单位的人力资本投资工作中，人才流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性别歧视进一步严重;更有甚者践踏国家人才待遇政策和号召，大搞不正之风，这些都忽略了人力资源这一主导力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重要作用。事业单位应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力中心”思想束缚中跳出来，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去为员工提供需要的服务。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重视员工，关注员工，尊重员工，激发其潜能，实现单位与员工个人的共同发展。抛弃以往的官本位思想，坚决杜绝对他人意见和建议采取一票否决的态度，培养职工参与单位民主决策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单位效益。

（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仅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更能在集体中形成竞争的氛围，从而提高单位整体效益。激励机制除了要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外，与之对应的还要有合理的物质回报。另外还要满足工作人员高层次的需要，即尊重需要、社交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对其进行感情激励和精神激励，使工作人员在单位能感受到足够的踏实、尊重、信任和愉悦，才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应该结合本单位具体的情况来设置科学的评价指标，这样才能有效的消除考核结果中的主观误差。考核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公正客观的原则，实行群众评议与领导考核相结合，考核工作态度与考核工作实绩相统一的方法，把考核结果作为解聘、续聘、晋级、增资、奖惩等的依据。

（三）健全绩效考核体系

要充分认识到考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实做好考核工作。首先在形式方面，不仅要将日常考核、专项考核、年终考核与季度考核相结合，而且要实行分类评估，不能用统一的评估指标来尺度所有的人，不同类别、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应用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坚持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考核方法，以减少评估中的主观性;采取领导为主、群众参与的评估方法，扩大信息来源，根据具体情况引入多方评估主体。在具体的考核指标体系方面，我国的德、能、勤、绩的考评模式是一种对“人”的考评指标体系，很多指标与当前工作任务的关系不够密切，所以考评内容要根据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增加相关评估维度，还可增加用于考察机动性、临时性任务的动态评价指标。既要考核工作质量和业绩，也要考核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潜力。具体设计指标体系时，要选择科学的指标权重设置方法，一级指标的权重确定应主要依据组织目标与价值取向，二级指标的权重，与职位的高低与性质有关，要以职位分析为依据。通过考核，发现工作人员的优势和不足，对优势进行鼓励和发扬，对劣势进行教育和培训，扬长补短。另外，还要引入竞争机制，及时进行绩效工资和奖惩兑现，形成奖优罚劣，奖勤罚懒，“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形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评估结果也应与任职、升迁、奖惩、培训、个人发展、组织发展等挂钩。

（四）加强教育培训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教育进行投入，可以使人的能力提高，价值得到提升。应加强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完善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计划。培训教育要针对工作人员个人的能力，素质和工作岗位的要求进行，提升工作人员与工作岗位的协调度。可通过讲座或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培训需求调研，并结合单位工作的特点，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要与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规划相结合，把工作人员个人的发展与单位的发展相捆绑，要结合员工个人成长发展的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使员工的发展促进单位的发展，单位的发展为工作人员发展提供更大的平台，二者相得益彰。培训内容不仅要包括岗位技能，还要包括员工职业道德的强化，使其具备适应事业单位发展的道德水平。激发员工的集体荣誉感与使命感，用先进的企业文化思想武装员工头脑，在此基础上结合员工个人成长发展的需求，给予对未来晋升的期待，促使员工做好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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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实习 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

生产实习是本科教学体系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来说，生产实习尤为重要，它能将专业基础知识与生产加工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同时可以使学生对企业现场生产流程和工艺有所了解，锻炼了学生适应现场的能力，熟悉各类机床和加工中心，检测设备，对以后其他课程的学习也是一个帮助。它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是理论教学的继续、深化和检验。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企业需要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加强生产实习教学环节的改革，提高实习效果，将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企业输送高质量的人才。

结合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实际，根据现有生产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进行讨论。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生产实习存在的问题

1.1 实习基地投入严重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国有企业不再承担计划经济体制下安排大学生实习的义务；另外，由于人才市场日趋成熟，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招聘机构及网络招聘人才，无需通过实习来发现和留用人才，很多企业不愿再接收大批学生去实习。某些大型国企虽然愿意接受实习生，但其经济效益不理想，生产开工不足，学生只能看到静止不动的设备，难以看到生产加工的动态过程，设备普遍比较陈旧，工艺比较落后，学生很难了解到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

1.2 由于企业技术保密、安全管理等原因，学生难以通过生产实习提高动手能力

由于计算机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引进，多数实习厂家在生产中实现了自动化控制，生产现场的工作人员很少，车间内采用全自动化操作且工作人员均经过严格的操作培训，而学生达不到现场工作人员的要求，在实习时不可能进行实际操作。此外由于企业的技术保密意识越来越强，学生要在一个企业待两天以上、要看生产用图、要抄工艺卡、要观摩先进制造装备和工艺，变得越来越困难，使生产实习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有些加工过程比较危险，考虑到学生的安全，绝对不允许学生进行实际的生产操作，从而减少了学生动手能力的机会。

1.3 生产实习经费短缺，难以应付实习的正常开支

本专业先后在衡阳、洛阳、上海、株洲、桂林等地的厂矿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但由于交通、住宿费用上涨，只能采取就近原则。近几年，校外的实习基地主要是桂林，为保证学生人身安全，都是租用公交车。实习经费紧张，已成为生产实习的主要瓶颈，难以在校外实习基地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实习任务，严重影响了生产实习的质量。

基于上述情况，如何调动实习基地参与实习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实习基地的资源，争取实习基地的支持与经费来源，利用有限的实习时间，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2 生产实习中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2.1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进一步拓宽与实习基地的合作领域

在本科生培养及企业员工培训方面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合作，一方面利用学校人才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等支持，另一方面利用企业的资源及设备优势，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并激励学生“工学并举”，进行创新实践。

2.1.1 利用实习基地的资源及设备优势，激励学生进行创新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生产实习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安排在第六个学期末，这个阶段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对学生加以引导，将是学生创新实践的好时机。在此阶段，合理利用实习基地的资源及设备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实践平台，我们的主要措施为：

（1）将实习基地作为学生的创新实践平台，让学生参与各类科研合作项目

例如在衡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和指导教师之间签订了协商性学习协定，结合厂校科研合作项目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利用5kW横流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与多轴连动数控激光加工系统，开展复杂齿轮刀具的激光强化、梳齿刀设计与制造通用技术支持系统的研究学习计划，最后以毕业设计评分标准对协商性课程计划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学生对于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实战性、研究类课题比例较以往有所提高，设计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将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与生产实习有效结合

我院加强大学生创新工作一直在努力开展，学院特别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且积极参与学校与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和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2010年在刘永霞老师的指导下，作品“3D深沟球轴承装配机”获得南华大学二等奖。在2010湖南省第四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在指导教师麻胜荣的带领下，作品“电缆破冰机”获得一等奖；李岚老师指导的作品“液压减速高楼逃生装置”获得二等奖。共获得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优胜奖2项。这些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实习基地的大力支持。

2.1.2 开设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CAD/CAM等系列培训班，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

我院作为国家制造业信息化三维CAD教育培训基地，面向企业和在校学生招收学生，开设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CAD/CAM，有限元Ansys 等系列培训班，让企业员工和在校学生同堂学习、交流，共同提高。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办6期，毕业学生400余人，大多数获得了省劳动厅颁发的数控技术职业技能鉴定证书，解决了企事业单位数控人才短缺的问题，加强了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解决了企业关键技术问题，也锻炼和增强了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育人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

2.2 研制一套涵盖主要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的课件，拓宽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快。本课题组根据收集到的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工艺资料，结合先进的加工技术和生产设备，编制一套适合本专业学生、涵盖主要生产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工艺的课件，课件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通过观看课件和请厂家专业技术人员讲解，让学生学会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比较、判断、推理等思维方法，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为生产实习提供铺垫。

2.3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科研促进教学，重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在实习过程中我们根据生产实习基地不同厂家的设备和产品，在实习安排上侧重点不同，例如接受我校学生实习的一家专业化生产柴油汽车高压喷油泵总成、铝铸件、出口件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铝铸件产品主要为轿车发动机配件，出口件产品主要为美国康明斯公司等全球知名跨国企业配套，该厂的数控加工设备较多，所以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在数控加工设备上，由数控教师现场结合设备和产品进行讲解。此外，由于该厂的产品主要是汽车高压喷油泵，毛坯为铝铸件，所以铸造设备及工艺过程也是实习的重点。通过深入了解电控单体泵泵体从下料到最终成品的过程，进而对热处理工艺的挤压珩磨工艺原理、铸造种类、铸造工艺3个基本部分，铸造生产经常要用的材料，铸造生产与其他工艺不同的特点，油泵的工作原理及主要结构等进行全方位了解。在实习过程中，各小组之间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经验总结与交流，遇到现场实际问题时，学生先进行讨论，然后请技术人员进行详细讲解。

3 结束语

生产实习对于提高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与实习基地的合作与技术交流，将实习基地作为学生创新实践的平台。另外，研制一套涵盖主要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的课件，拓宽学生知识面，最终形成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科研促进教学，进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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