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补偿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土地补偿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省土地局、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关于农村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意见的报告》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各地认真遵照执行。

关于农村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意见的报告

省政府：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请示的通知》（国发〔1990〕4号），各级政府与土地管理部门普遍加强了村镇建设用地的管理。对村镇建设用地实行了指标控制，严格审批；对农村宅基用地进行了有偿使用的试点，使村镇和住宅建设不按规定占用耕地日增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土地供求矛盾有所缓解，纠纷减少，安定团结因素增加。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分清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限；破除了宅基地是“祖传基业”的私有观念；节约用地、合理用地观念增强，并为村镇建设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办法。为把我省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管理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宣传教育。各地要进一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发〔1990〕4号文件，开展“人多地少，保护耕地”的国情、国策观念教育，宣传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目的、意义，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起土地公有制观念，人多地少的国情观念，保护耕地的国策观念，土地有偿使用的经济观念，依法管好用好土地。

二、加强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基础工作。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在土地资源详查的基础上，结合村屯地籍调查，按户查准核实用地面积，查清土地权属，搞好土地登记，结合本地实际评定土地等级，制订按等级收费的标准，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档案，为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合理确定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收费范围、原则、标准。农村宅基地使用费标准，是干部群众最敏感、最关心的问题，按照国发〔1990〕4号文件要求，收费应本着因地定价，限制多占，并照顾群众的承受能力等原则确定。

（一）收费范围

农村居民宅基用地（含乡、镇所在地的集体土地），均实行有偿使用。

（二）收费原则

宅基地使用费以户为单位，按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执行“定额均收，少占少收，超占加收”的原则。

（三）收费标准

按《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制定如下标准：

1、收费要依据现行的农业税和旱田每平方米的产值及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确定，标准内使用的宅基地，每年每平方米收费0.02－0.06元，逐年收取。由于农村各地经济水平差距很大，要按照规定幅度，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具体标准，不强求固定划一。

2、超面积占用的土地，应劝其退出，退不出时按照超占加收的原则，加收费用。超面积50平方米以内的，每平方米加收50％，50平方米以上（不含50平方米）的加收费用限额不得高于正常占用的1.5倍。

过去超标准面积占用的宅基地原则上应退出，一时难以退出的应视为临时用地，按规定收取费用。

3、以宅基作为经营性用地等级差收益较高的乡镇居民宅基地，可按用地效益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最高不得超正常占用的二倍。

4、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废军人、鳏寡孤独及由于受灾等原因纳费确有困难的，由纳费人提出申请，经群众评议，村民委员会审核，报所在乡政府批准，可予以减、免。

5、新建房屋于次年开始计征。改造废弃地做宅基地的，可根据投资情况免收宅基地使用费5－10年。

6、宅基地使用费具体标准的制定由各市、地、州土地管理部门提出意见，经同级物价、财政部门会同农业部门审核，报同级政府批准。收费以乡为单位到县物价局办理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票据，具体收费方式、时间由县（市）自行确定。

四、加强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管理。宅基地使用费由乡（镇）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村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和土地开发整治，资金的使用由村提计划，乡土地管理所、财政所审核，乡政府批准。乡级土地管理部门可提3－4％的业务费，专项用于农村宅基地管理业务支出。由乡级土地管理部门提报支出计划，乡财政所审核同意后方可动支。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手续，坚持审计制度，认真把好财务审批关。任何单位（含乡、镇政府）和个人不准截留、平调或挪作他用。各级财政、审计、物价、土地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监督检查，对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从严查处。

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管理；流转

一、农村土地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1）集体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我国农村推行税费改革之后，造成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降低，一些农村除了少部分的机动地承包费用收入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甚至是资不抵债。所以，一些农村地区将可以调用的机动地向外承包，强迫农户对承包的土地进行流转，出售集体用地或高价出租从而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挪占土地补偿费用及土地流转费用的情况比较严重。（2）土地资源闲置浪费与土地资源稀缺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非农建设项目占据了大量的耕地。另一方面城镇建设过程中用地规划不够，土地闲置浪费情况经常出现。主要是由于城镇毫无目的改扩建，以及农民居住点非常分散，空心户及一户多宅等超标用地等问题较为突出。（3）土地流转并不规范，农户得权利与利益难有保障。我们国家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国家有关政策引导，用集体经济及土地承包合约同时规定制约的。然而，合约本身并不规范造成在执行过程中比较随意。（4）征地补偿款无法落实到位，财务制度形同虚设。一些村干部并没有按章办事，有的还公然违背财政纪律，私吞农民的补充款项，中饱私禳，私自瓜分利息及贴息款项。一些村干部私设小金库，账务混乱，浑水摸鱼。还有些村干部默认企业不发放征地补偿款，造成群众十分不满。

二、改进土地管理中存在的办法

（1）依法行政，增强政策落实与执行的自觉性。土地管理政策是否落到实处主要取决于干群关系是不是紧密。当前，应该仔细研究土地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强化农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及政治觉悟，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言必行，行必果，切实充当好人民的公仆。严格贯彻、落实“一户一宅”及“五个不准”等有关政策，保证有关方针、政策以及路线落实与执行到位，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权利与利益，确保农村在稳定中谋求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局面。（2）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应该享有决定承包地是不是流转及采取哪种模式流转的权利，无论按何种方式，包含土地流转补偿方式及标准等均应该由流转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严禁阻碍或强制农户合法对承包地实施流转的行为。以稳定及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以有偿、平等、自愿、合法为原则，积极寻求、探索对土地流转有利的新机制。应该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规章制度及程序，严格审核土地流转的对象与用途，明确土地流转收益的范围与主体，合法有序的进行。（3）转变观念，同时兼顾保护耕地与经济发展两方面。应该转变思想，在确保耕地不遭受破坏的前提下推动经济进步，尽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限制增量、控制总量、搞活存量、高效集约为原则，积极开垦新耕地，加大对老城镇老村落的改造力度，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逐步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流转实行尝试，不断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4）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应该及时更新土地补偿标准有关的计算方式，不但应该顾及到征地之初几年农作物的收入，还应该根据土地的相应市值，将本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充分考虑进去，体现土地真正的市场价值。对分配补偿款得机制实行改革，科学确定农村居民个人及集体各自享有的比例，直接将应该发给农民的补偿款项发放到位。（5）加强执法监督，严肃查处违法占地行为。当前，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已建立了一整套执法监察巡视、联络员以及事后跟踪监督的制度，强化了执法力度，与司法、审计、纪检以及监察等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了监督机制的执行力度。按照新实行的《条例》的要求，切实做到三不准则（不推、不拖、不避），将记录、查处及结案等各过程落到实处，强化推行三个转变，也就是变滞后工作为提前工作，努力控制源头；变行政处置为依法处置；将普通工作转变成抓重点，重实际效果的工作，努力降低越级、集体以及重复上访。主动与法院、公安等相关部门合作，强化土地执法力度，对那些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不法分子根据刑法严惩不贷，违法占地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农户的合法权利与利益，保证社会的稳定。（6）为失地农民提供其所必须的生活保障。这些年以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走低，农民利用土地所获取的收入在下降，农业经营的收入有限，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能力正在慢慢的减弱。对此，要全面构建养老保险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对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失地农民显得更加的迫切。要增加对农民的就业培训，能够有效的保障其在就业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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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征地补偿；村干部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1

一、在农村土地征地过程中，厘清征收和征用的概念

近来，一些文章、报道常常将“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两个概念混用，主要原因是在实践中人们对此还存在模糊认识，认为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实际上，二者确有共同之处，但又存在较大区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后依法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施征收并给予征地补偿。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以强制方式在一定期间内使用集体土地的行为。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区别在于，征收涉及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的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临时转移，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且在使用结束后国家应当返还征用的财产，并支付必要的费用。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在厘清征收和征用概念的基础上谈征地问题，不仅有助于大家根据情况正确使用，也有利于大家在解读相关政策规定时能更加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

二、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一）因征收土地引起的政府与村集体、政府与村民的矛盾对抗日益激烈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是征收主体，村集体是被征收主体，村民是利益关联体，由于利益的驱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愈益突显，并且呈现出多种不同类型的矛盾格局。比如渭南市西马路赢田村状告临渭区人民政府，渭南高速东入口改造工程土地征收案等等，这些矛盾由最初的利益分配纠纷，逐步演变升级成为社会矛盾，甚至对抗。

（二）征收土地补偿政策不能有效落实

1.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确规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无确定主体的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导致在征地补偿费的利益归属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取土地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及集体提留的资金由村委会统一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范围。村委会作为群众服务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成了政策的盲区，土地补偿中，乡（镇）、村克扣、截留补偿金的现象比比皆是，补偿金真正落实到土地权利人手中的所剩无几。乡村干部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上有很大自，这就导致了，一方面，由于村委缺乏投资理念，将巨额土地补偿款用于民间借贷和不合理的投资，以至血本无归，使得集体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一些村子因征地一夜暴富，于是大肆铺张浪费，白条入帐，再加上乡村干部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等腐败行为频发，土地补偿费截留现象严重。

2.征地补偿标准有失合理。《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征地补偿应依据何种原则并没有明确。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被征用的土地，往往是城市周边地区，如果不考虑其所在的地理区位优势，仅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唯一标准，将明显低估土地的价值。第二，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城市土地除划拨者外，已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的，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却被征地主体以较低的“计划”价格拿走，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不合理、不公平。

3.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立法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土地征收补偿是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的一场搏弈。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流行着“官本位”思想，人们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私有财产权观念相对薄弱，我国对于私权主体人格的尊重和财产权的保护都不尽完备。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权力本位的思维模式应当让位，对于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应当置于显要的位置。

4.征地权力的滥用。一方面，我国《宪法》与《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宪法》授予了国家土地征用的权力，却未对这种权力的行使做出具体的限制，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成为职能部门和主要行政领导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即凡是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单位、个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须请求政府动用征地权，从而满足其用地需要。尤其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各级地方政府为快速持续增加财政收入，对征地权的行使乐此不疲，进而导致了征地权的滥用。

5.征地程序不透明，农民参与程度低。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农村集体尤其是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非农户，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也只是集体，农民往往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而所谓的集体常常不过是两、三个乡村权力人物，能不能完成征地任务，也成了这些人是否能继续居于权力位置的决定性条件。虽然国家政策法律多次强调征地过程中的各项补偿最终要落实到农民，但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这就使得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就更成为问题。

三、作为村干部如何做好土地征收工作

村委会、党支部都是我国农村基层的服务组织，村干部也是由农民依照一定的法律自主选举出来的，最贴近农民生活，最能代表农民想法，最应该为农民办事的人，这里的干群关系应该是最为和谐的。但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增强，尤其是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了政府、农民、村组织、开发商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利益分配的矛盾也愈加复杂，要在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执行与保障村民利益的最大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不易。笔者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除了要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还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熟悉土地征收相关的法律政策。《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都是国家政府在土地征收时所依照的法律依据，作为村里主持该项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熟悉和清楚相关条款，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即使自己了解掌握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又能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使村民也能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有关规定，使我们能在合法的基础上统一征收大局。除此之外，法律政策还设定了很多的救济途径，要帮助大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做好群众征地工作，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多年来，因为土地征收问题造成的频频发生，因为该问题而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恶性事件让人触目惊心，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稳定大局，也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在征地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本，农民因此而产生的恐慌不安、思想波动，要从感情上进行理解。其次，要深入群众，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并千方百计帮助其解决。最后，要处事公道，对群众合理的要求，尽快予以满足；对一时无法解决的，要解释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不合理、不合法、侵犯群众利益的规定、做法，要及时予以修正。除此之外，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他们按照国家政府相关政策、法律、程序办事和维权。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篇4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现状及成因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进程逐年加快及惠农惠牧政策的不断调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过去将土地承包出去的农户纷纷要求收回土地经营权，土地纠纷案件开始不断增加，分析其成因，可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类：1.转包、转让与出租定性不清导致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或对相关概念辨别不清的情形下签订了协议，而相关法律法规又对此概念区分不严密，导致对合同性质的判定而引发的纠纷。2.合同形式、期限约定不清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体现在双方当事人在转包土地时往往只有口头约定，或者有书面协议但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如没有备案、遗漏了转包期限条款。3.发包方违法另行发包引发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体现在实践中存在发包人随意收回、调整土地，另行发包引发的纠纷。原承包人纷纷到法院，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原土地承包合同无效。4.转让方擅自解除合同纠纷。这类纠纷是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承包方因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要求转包方增加转包费所产生的纠纷。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成因分析

民以食为天，民以地为本。我国农民一直认为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是其生产、生活的必要生产资料，其转包纠纷成因主要有：1.农民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近年来，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农民接受新技术、获得新信息的渠道也随之扩宽，其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更多的失地农民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法律武器才能将自己的权利维护到底，所以大量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农村土地合同纠纷、补偿费分配纠纷等案件纷纷涌至法院。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的土地纠纷大都是积累多年的历史遗留纠纷。2.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包括《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合同法解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最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纠纷司法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处理农村土地纠纷的法律法规，但仍未能形成一部完整的关于审理农村土地转包纠纷的法律体系。法院在审理土地纠纷类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法规条文多又较繁杂且很难理解，有的条文甚至前后矛盾，在实践中适用起来有困难。例如：《土地管理法》第37条规定了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发包人应当终止承包合同，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流转办法》《解释》《紧急通知》中又做了相反的规定[1]。3.处理土地纠纷案件的相关制度机制还不够完善。一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现阶段，在我国农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机制[2]。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很多农村都不设置土地流转备案部门，导致农村土地流转不申请、不登记、不备案，整体流转无序。二是户籍制度还不够完善。随着大量农村户籍人口进城转为“市民”，但却不能在城镇落户，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因此，在处理农村土地转包纠纷和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过程中，对户籍的认定在整个案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土地转包要求受转包方是本集体成员，对集体成员的认定，法院往往就是依据户籍，由于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混乱给成员资格认定带来一定困难[3]。还有，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当事人婚后居住地、生活地均不在户口所在地、“空挂户”等问题。

二、转包、转让与出租定性不清案件的处理规则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

包的概念与性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交易方式主要有转让、出租、转包、互换、抵押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统称为流转。本文所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就是上述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方式，是指村集体作为发包方将村集体的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本村村民又作为新的发包人将其从村集体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其他村民的行为，村集体与村民的原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变，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包行为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针对土地所有权。

（二）转包与转让的比较

在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种方式当中，转包与转让是最常见的两种，也是最容易引发纠纷的两种，因为法律对两种流转方式的规定没有囊括所有实践当中的情形，导致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分不是特别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偏远落后地区，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在适用以上这两种土地流转方式时具有随意性，一旦发生纠纷，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转包还是转让时就会有很大的争议。

（三）转包与出租的比较

《流转办法》第35条[7]对转包概念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该法第35条第5款[8]也对出租做出了明确定义。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转包和出租都不影响原承包合同关系，只是转包强调受包人需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出租对此没有限定。事实上,这两种流转方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和租赁合同的性质相同[9],只是在转包合同当中要求的受转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10],在出租合同当中对此并没有限制[11]。在解决此类纠纷时，法院很少会对合同的性质做出明确区分，通常的做法是不论当事人将土地流转给本集体成员还是本集体以外的人，都按转包论。

三、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形式、期限约定不清的处理规则

（一）承包权转包合同形式不完备的处理规则

1.口头转包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农民之间流转土地经营权时，大都是口头约定，很少考虑到日后是否会发生纠纷。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口头协议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如果双方当事人都遵循合同的约定，并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随着近几年农村土地价格上涨，农民受利益驱动，就有当事人拿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有关法律到法院，认为法律法规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签订书面合同,凡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都应该是一种无效的合同，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就是根据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2.未履行备案手续的转包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履行备案手续是取得法律和有关部门认定的有效途径之一。《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对除了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其余流转方式，即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没有备案就否定了农民自主流转的权利，不能将备案作为发包人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砝码，这样有违我国立法的初衷，更不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解释》第14条[12]对未备案转包合同的效力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可知，发包方不能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二）承包权转包合同期限约定不明的处理规则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期限约定不明时的认定。我国《合同法》规定租赁的最长期限为20年,但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看,租赁为30年、50年、70年不等。这就出现了如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超过20年，其效力如何判定。对于土地转包合同期限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合同法》的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但由于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30年不变，对于特别法的规定，也不能视之不理。相对《合同法》来讲,《农村土地承包法》又属于特别法,所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这对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中出现的关于期限的问题，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即转包期限是可以长于20年的，只要在原承包合同期限内即可。2.不定期转包后转包人收回承包地问题。这样的纠纷在当今农村普遍存在，一旦发生纠纷，当前法院的做法是如果当事人能够通过有效证据证明，对转包的期限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转包期限的，承包人要求收回转包的承包地的，应当支持。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7条[13]、《合同法》第232条[14]规定，没有约定转包期限的转包合同，视为没有约定租赁期限的合同，当事人就转包期限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则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四、发包人另行发包土地及承包人擅自解除转包合同纠纷的处理规则

（一）发包人另行发包土地纠纷的处理规则

如该类型土地纠纷发生，发包方没有履行法定程序，违法将土地重新发包给他人，原承包人完全可以将发包方和另一接包人一同，请求法院确认该重新发包合同无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除因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除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土地的情形，不得调整土地。”同时《物权法》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升为物权，根据物权的法定性、排他性也不允许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土地引发的纠纷，发包方已将土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的，原承包人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的，应当支持。”

（二）承包人擅自解除转包合同纠纷的解决

这类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承包方因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要求转包方增加转包费所产生的纠纷。当这类纠纷发生后，如果当事人之间不能自行协商解决，可否向法院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从合同的严肃性、稳定性以及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合同一经生效，必须履行，不得随意解除和变更。但是，《合同法解释二》对情势变更做出了的规定[15]，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处理这类纠纷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必须严格界定情势范围，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情势必须是客观情况；二是对“明显不公”的把握；三是若可以变更合同，则要尽量不要解除合同。只要通过变更价格、调整履行期限等可以维持公平的，就不应解除合同。

五、承包权转包后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处理规则

（一）农村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具体补偿标准既明确又富有弹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物权法》第42条[16]，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7条[17]对征收集体土地的具体补偿标准也有所体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应当支付相应的补偿费，该补偿费中“土地补偿费”所占比例最高，而“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对于该补偿款是否可以在集体组织成员中进行分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该补偿款一直是被分配的，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精神要求，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和办法，基本分配原则就是被征土地的承包农户，应分得土地补偿款的大头。

（二）承包权转包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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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 失地农民 制度研究 社会权益保障

西宁市作为西部重要的城市之一，其城镇化水平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2000年到2007年，西宁无地的农民达到6.65万人次。城镇化的发展应该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同步的。因此，如何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是各地方政府做好城镇化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从制度层面对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进行研究，探讨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维护失地农民的权益。

一、西宁市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现状

1.西宁市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西宁市四区选取的6个村的150户失地农民进行的非随机性抽样调查和访谈，以了解西宁市的土地征收政策、安置方式以及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情况。

据调查结果，被征土地大部分用于城市公益用地和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建设；土地征用价格补偿标准不一，基本都是采用货币直接支付的安置方式，多数失地农民对补偿标准不太满意；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偏低，大部分都是中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失地后大部分农户由于没有就业岗位而闲置在家，部分失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减少，生活的支付成本增加，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都还很低，有些农民意识不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不愿意参加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有些社会保障权利由于受到条件的约束而享受不到，所以失地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是有限的。

2.引起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1）农村土地产权管理制度的缺陷。随着农村制度的深化，土地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改善，但农村土地产权的定位上依然缺乏明确的规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主要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失，所有权主体错位、客体模糊、产权内容虚化；地权关系和土地产权缺少规范化；产权制度制约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不完善、土地的流转制度不完善、土地管理权不到位等都导致农村土地管理的混乱，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着弊端。在这样一个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缺陷的情形下，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权益受到侵害是不可避免的。

（2）农地征用制度的不健全。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主体缺乏监管，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征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被征收土地者又是权力的主体成为被管理者，农民对征地补偿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接受政府安排的安置方式。政府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对农民的权益造成严重的损失。完善的土地征收制度不仅要有严格的征收程序，更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对政府的执行力进行监督，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虽然强调了征用土地以及征地补偿方案实施前必须公告，但是缺乏连贯性和针对性，执行不到位，导致土地征用程序的不透明，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异议权得不到体现，无法行使群众监督机制。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业，经济补偿不合理、就业困难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对失地农民显得格外重要。现行的征地安置方式都是以支付货币为主，只考虑当前短期的需求而没有考虑长久的困难，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农民文化水平低，就业率低，缺乏自主创业的能力，这不利于化解失地农民未来发展的远虑，不能满足长远的生活需要。安置方式单一，安置标准不一，农民得到的补偿差距较大，导致失地农民对安置政策的强烈不满。

二、西宁市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性对策与建议

1.制定科学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核心，变革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才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基础。建立公平的规则，通过制度创新明确土地产权。从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上看，农民享有土地的经营权、继承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项权利，但是在实际征地行为中并未得到尊重。所以要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其要素，做到农村土地产权的明晰化，能够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而不是空置虚化的所有权。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同时，加强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要在实际征地操作过程中体现出农民应该享有的权益，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占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确保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完整性。

2.健全严格的土地征用制度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要提高农民参与程度，促进农民权利公平化。解决土地征用中的问题就要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尊重农民的合法权利和合法请求。确保征地过程的民主参与，建立公示制度，真正让被征地农民行使民主参与，改变传统不平等的土地征收制度，让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处置有更多知情权和发言权，提高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土地交易中的参与权地位。严格征地的法律规定与程序，要建立程序公开、平等参与的征地制度，强化民众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征地活动公平、公开进行的重要保障，要对制度运行的始终实施监控。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监管，制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办法，保证失地农民土地补偿安置费和社会保障金的合理分配，行使失地农民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权力，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

3.完善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失地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其社会保障权益是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失地农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的起点很低、投入少、覆盖面小的局面，增加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参保项目，让他们尽可能地享受到多方面的保障。政府要采用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法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范围广、内容丰富、高水平”为原则，将更多的失地农民纳入社保的对象中，给他们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需求提供帮助，并且提供农村农民的保障水平，逐渐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

总之，城镇化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是农村的发展，现在的农村将是以后的城市。失地农民作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是备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政府不但要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还要给他们现在的生活提供补偿，更要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周维，刘长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问题的研究综述[J].科技创新导报，2011，2（4）：1-4

[2]张晓云.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J].理论学习，2012，6：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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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3）12-

土地征收补偿是指公共权力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使得被征收人丧失土地上的权利，对于原权利人应当支付的相应的代价?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对于土地征收补偿的方式、范围、标准、原则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范围有限、补偿标准不科学 ?补偿原则不合理等缺陷，亟待完善。

纵观各国法制，关于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国家，随着权利观念从权利私有化向权利社会化的转变，也有不同的规定?但对世界整个发展趋势来看，对于国家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其补偿范围与标准均呈日渐放宽之势，以便对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予以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

1我国现阶段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1.1 补偿原

（1）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是补偿或补质的，而不是地价；（2）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有用途补偿；（3）依照法定标准予以补偿。

1.2 补偿项目及支付对象

补偿包括向被征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向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支付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向因征地而造成的富余劳动力支付的安置补助费?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1.3 补偿?安置费用标准

首先，土地补偿费标准是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其次，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每公顷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最后，至于青苗补助费和其他地面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执行。

1.4 土地征收补偿程序

主要分行政程序和争议解决程序?其中行政程序具体包括如下步骤：（1）市县政府拟定征收土地方案，内容包括征收土地的范围?地类?面积?权属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需要安置人员的安置途径等；（2）由市县政府持有关文件，逐级向有批准权的政府提出征地申请；（3）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征地申请；（4）市县政府组织实施；（5）市县政府支付补偿安置费用?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额支付；（6）交付土地，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政府裁决?

3 我国现阶段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法律框架不完善

由于土地征用事关被征收土地权利人的利益和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的基本国策，因此，宪法以及关于民事权利的基本法应做出规定?《宪法》第10条第3款虽规定了国家对土地的征用，但强调的是国家征收权的行使，而没有为这种权力的行使划定范围?界限?方式和程序，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也缺乏关于征收的一般规定?这种只强调授权、不关注限权的规定，难以形成有效保障财产权?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容易造成权力滥用。

3.2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虽然几经修改，但目前仍然是采用“一刀切”的做法，既不能反映土地地租差、土地位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人均耕地面积等影响土地价值的因素，也不能体现同一宗土地在不同投资水平或不同投资情形下出现差别的真实价值。低成本征地，极易导致有关国家机关征地行为的随意性，严重侵害相对人权益。

3.3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少

征收补偿主要是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附着物补偿费等。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的状况是直接补偿不充分，而对与被征收客体有间接关联以及因此而延伸的一切附带损失未予以补偿，如残余地损害?营业损失和租金损失等间接损失。因此，征地补偿内容不完整。

3.4 征地过程不透明

目前，征地程序的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行为的不透明，哪一块地需要征、应征多少、补偿标准等都不清楚。二是被征收者无法行使一定的权利阻止政府对自己土地的不合法或不合理征收，没有形成一定的制衡机制。三是被征收者中仅有部分人了解情况，如村委会主任，而广大的共有人农民对此了解很少或不了解。

3.5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落后

我国农村推行以来，国家事实上很少或不再承担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责任，农民的社会保障转由村社承担，而村社则以向其成员分配集体所有的土地来体现对农民的保障。

4 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主要思路

4.1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在我国实践中，有“相应补偿”或“适当补偿”原则的规定，但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利益不及损失利益，这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密切相关?虽然我国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是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同时又能合理配置资源?监控权力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以市场作为基础，将土地补偿费、青苗及建筑物、构筑物补偿费、残地补偿费等主要补偿项目的补偿价格参照当前土地市场的价格，实行公平补偿?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具有多重功能。

4.2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程序的具体设想

4.2.1严格界定公共利益与公共目的，限制征地的范围。即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建设项目才可以视为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除此以外的任何建设项目都不得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为名行使征地权?明确公共利益内涵，有利于严格区分国家公益性目的用地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对于公益性用地实行征收，对于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交易。

4.2.2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既不反映市场价值规律 ，也不能保证农民生活水平恢复到征地前的水平，这使征收补偿制度存在许多与时代节奏不和谐之处，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从目前实际出发，现阶段可以采取由土地原用途价格和社会保障费用两个部分组成的“征地综合区片价”补偿办法?采取这种办法确立的补偿标准，将基本上保证农民不因土地征收降低生活水平。

4.2.3 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仅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差甚远，也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征收立法进行修改?

4.2.4灵活运用多种征收补偿方法。除现金补偿外，可根据农民的现实需要，由法律做出概括性规定，可以考虑采取以下补偿办法：一是货币安置。包括一次性货币安置、分期和

终身货币安置。一般而言，分期和终身货币安置比一次性安置更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农民从心理上也更有安全感。二是农业安置。在土地调整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即给以被征地农民相当数量或者质量的土地，仍然以农业方式进行利用；或者转换为其他农业方式，保证其生活水平不下降。三是留地安置。征地后安排农民生产生活有困难的，允许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拿出一部分土地投资入股、?兴办村办企业 、发展第三产业或招商引资。

4.2.5 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程序。根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程序可以设置如下： （1）征收申请与审批程序。由需用地人向省政府或国务院提出征收土地申请，审批部门受理后，通知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申请内容予以公告，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公告期间提出意见，必要时，可以要求召开听证会? （2）补偿裁决程序?在批准征收决定作出后，需用地人与被征收人可以对征收补偿继续协商，协商不成的，可申请土地征收委员会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讼，但不影响征收继续实施? （3）土地征收完成。一是土地征收补偿费发放；二是限期迁移，被征收人在收到征收补偿一定期限内，应当迁移完成；逾期不迁移的，由市县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需用地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是办理权利登记。

4.1.6 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以往“挖农补工”的政策，反哺农村农业农民，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中后期的必然要求。国家要担负起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资，建立起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的农村社会保障标准。政府还要在政策、资金上向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社会保障奠定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书娟.论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之完善[J].行政与法，2006（7）.

2曾超，赵勇奇.对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问题的思考[J].中国土地使用制度，2006（1） .

3钱忠好，曲福田.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反思与改革[J].中国土地科学 ，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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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土地政策问题在实现预期的经济与社会结果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近些年来的土地政策是与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相适应的。迄今为止的改革值得称道，但还不够全面，在土地政策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一、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二元性，以及相关的国家对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现象，造成了经济的重大扭曲，也刺激了城市以不合理的方式增长

在一个城市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以及城市与农村经济越来越整合的年代，中国土地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却是对待城市与农村土地上的一直绝然分割。这两类土地受制于不同的权利体系并由分立的机构和法规所管理。

作为这一分割的主要结果是，政府成为农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惟一仲裁者，它拥有从农村获得土地及将之转换给城市使用者的排他性权力。在现行法律下，所有土地进入城市市场必须首先由城市政府当局进行强制征用，然后通过几种方式将之再配置给城市使用者。换言之，在土地转换用途的过程中，不需要在原有的农村土地拥有者和最终获得土地的城市新使用者之间进行直接交易。无论是土地被作为公共目的、准公共用途还是明确作为私人使用，都是如此。

这一特征以国际标准来看是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的市场经济像中国这样维持着城市与农村在土地权利、管理与市场上的绝对分割。而且全球趋势与这一特征正好相反。这些国家日益认识到，随着城市与农村经济的日益整合、城市的快速增长、人口与资本的流动，对土地的区别对待将是不合时宜的，其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尽管不同类型的土地确实需要有不同的规划方法和程度不一的规制和经济干预，但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将城市和农村土地人为地归入完全分割的两类制度体系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中国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些关注可以被分成几个基本方面：

1．对农村土地使用者的不公正对待。现行做法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十分不利，因为它造成他们不能分享自己的土地在城市市场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将自己的土地直接投放市场。与此同时，他们所获得的土地补偿只与这些土地被用作农作时的价值相关，常常只是其农用价值的若干倍，远远低于它们在城市被作为他用时的土地价值。这种土地收益分享的极大反差所产生的不公平，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紧张的来源。

2．城市以无效的方式增长。由于可以人为低价地从农村获得土地，助长了土地更为粗放利用的投资方式。它刺激了对土地的无效利用，包括强调城市的外延扩张，而不是对现有城市空间进行更有效利用（这一做法又经由现行城市土地制度的特征而得到强化）。在城市周边对用于房地产和其他商业开发的土地的新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人为的成分，因为有现存的廉价农村土地让他们垂手可得，将这些土地纳入账下何乐而不为呢！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一方式使得设计和实施保护农地的措施很难成功。

3．地方政府对通过土地征用获得收益以及以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度依赖。现行做法助长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强制征用的不健康依赖，因为政府既要依靠它获得预算外收入，也要以此去补贴发展。

至于受到广为关注的预算外收入的功能，政府的这块收入取决于土地在转让给城市使用者时——它们常常被用作商业或住宅目的——采取以所谓“市场”（即拍卖）方式出让的绩效。与所征用的土地总面积相比，尽管这部分通过市场出让的土地比例相对较小（通常只占10%－20%），但它们的出让仍然是地方政府收入的盈余来源，否则，他们只能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那个在缺乏财产税制下的十分不发达的地税体制。

政府征用的大多数土地只是扮演了补贴的功能，它们的定价并未参考城市土地市场价格，因而不具有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这些土地或者被划拨给其他政府单位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以人为的低价供应给工业使用者，在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这种方式被地方作为吸引工业投资者的主要手段。国务院第2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简称28号文件，下同）试图抑制这一做法，旨在寻求阻止地方通过低价来吸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它敦促地方要建立最低价格标准，并要对此进行检查。

4．为腐败创造了机会。现存体制助长了腐败行为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支付给农民的补偿与土地做为城市用地来使用的价值之间的巨大差额这一事实，加上从农村获得的土地只有很小一部分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以及许多地方的土地管理（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和估价）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因而在土地领域出现大量腐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简言之，城市与农村土地权利的截然分割，以及政府在控制土地农转非的一级市场上所起的独特作用，对其他重要的土地政策产生了多重影响，并与之相互交织。

二、强制征地与补偿措施的不公平

中国的土地征用政策与做法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全面评估：

（一）目的

在中国的法律中，很少有对政府利用强制性征地权进行征地的目的进行明确的限制。宪法第10款提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有权征用土地，但是在随后的法律中没有对这一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其具体范围进行严格限定。相比之下，在大多数成熟市场经济中，土地征用法都是在寻求对政府征用权力设置一系列条件和范围限定。在不同国家，到底设定了哪些条件以及施加了怎样的限定，存在很大的不同。在有些国家，其法律在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的定义下提供了一个准许使用土地的清单。在另一些国家，还为这些条目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辨识标准和解释。在大多数情形下，一个共同的原则是，政府只有在市场的运作不能很好地满足公共需要时，才会动用这一非同寻常的权力。我们也没有发现有哪一部法律允许政府视强制性征地权为一种获得土地的常规方式，来达到明确为纯商业或工业的目的。

中国这类限制的缺乏，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提供了便利。只要政府是城市新增用地的惟一供应者和分割的城市和农村土地市场壁垒的惟一仲裁者，给予强制性征用的目的一个宽泛的可接受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补偿标准

对有关补偿额的不公平的抱怨，常常与支付给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数额与土地一旦被转为城市使用后的实际价值的巨大差额有关。人们已经认识到，土地强制征用后所产生的巨额利润没有为失去土地的集体和农民所分享。

补偿问题的背后是城市与农村土地在权利拥有及它们在市场上的实现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一差异是农村和城市土地价值差异巨大的基础。尽管现在农民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下已享有对土地的巨大利益，从逻辑上讲它应该是补偿的目标，但它没有考虑到土地管理法所设置的补偿范式。因此，在缺乏一个有效市场的情况下，以土地承包法所确立的土地权利的“价值”是否能为任何情形下的补偿标准提供公正的指导，是不清楚的。

在土地管理法下，土地的价值是根据其在城市的位置来确定的，它与补偿的目的无关。相反，补偿的标准是与过去三年农业年均产值的倍数相联。在土地被作为商业用途时，给农民的补偿明显会低于政府从最终使用者那里获得的转让费。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确保维持被征地农民的现有生活水准不变。尽管这一目标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没有例外，但是考虑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之大且还在扩大，以及这一差距本身有部分还由于城乡土地市场之间的严重分割而得以强化这一背景，这一目标也是有问题的。

（三）补偿在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

补偿及其多少为适当的问题由以下事实而变得复杂，即在农村土地层面，有三个层次的当事人介入：政府、集体和单个农户。即便补偿的数额在理论上是适当的，也还有一个这些资金是否能到达农户手中的重要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补偿有很大部分被集体拿走，并被集体用于投资，这些投资也有可能最终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可选择的就业机会。

作为对现行做法所派生出的困难的回应，中央政府了28号文件来敦促地方政府努力改进补偿的状况。它旨在寻求将土地补偿集中于农户手上。它提出，有关的政府应当制定土地补偿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程序，其基本原则是，“土地补偿首先要用于被征地农户。”

28号文还规定，补偿应该足额到维持被征地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准不下降，同时还要能支付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如果没有做到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准允增加对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如果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的总额尽管达到了法定上限、但仍然未能保证失地农民得以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水准的话，当地人民政府可以动用土地有偿使用费来对他们进行补贴。不过要注明的是，它只是允许城市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补偿，它并未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去做，尽管有些城市地方政府可能会作出回应，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却可能会不予理会。

（四）补偿因土地的用途或类型而异

与变化相关的另一个受关注的问题是：补偿的数额是如何决定的，它取决于征地的目的。土地管理法设置了补偿的最高限，但允许在这一限额内有一个变化幅度。这样，地方政府在决定不同情形下的补偿时，采用了明显不同的尺度。在有些情形下，它允许受影响的农村社区与地方政府就补偿额进行谈判，期望以此来避免因补偿不当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的普遍不满。在一些情形下，正如第三部分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补偿的水平与土地的最终使用相联系。例如，当土地被行政划拨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时，将导致补偿水平相对较低，而当同样的土地被用做商业使用时，其补偿就可能较高。一旦补偿因征地的目的不同而异时，公平对待土地拥有者的原则就可能会变味。

尽管有关补偿的争论大多集中于农地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域也需要予以再审查及在法律上进行改革：在城市地区，早在有土地管理机构之前，土地就已被事实上的土地占有者合法持有。他们所持有的土地没有完整的法律文本，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时，主要是对其建筑而不是土地（或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土地管理法没有明确给出，当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城市土地被征用于公共福利时，其补偿的标准如何；法律只是简单地表明使用者应该得到“合理”补偿；有些集体农地被农村集体组织拿走，且已变成了集体建设用地，在这种情形下，农民获得的补偿一般不超过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有些类型的农村土地被明确地排除在土地管理法的标准之外，包括林地和草地；对中、大型的水土保持或水电项目，国务院设置的补偿水平一般较低，且游离于土地管理法的标准之外。

（五）征地过程

为了确保强制性征地的公平性，或者至少被认为是公平的，有必要设置透明的程序，以允许相关当事人有机会参与征地事务的谈判，并让他们得到相关的信息。中国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比以前有了更高的透明性，它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将安置计划公开，以接受集体组织及生活于被征土地上的农民的评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只是发生于征地已经被认可之后——没有明确要求在征地之前要听取集体或农民的建议以及给予他们对建议作出反应的机会。

2004年，国土资源部了关于国土资源听证的新规定，它要求当基本农田被转为非农使用时，必须举行听证，以及在发生其他征地情形时，相关当事人必须被告知：他们有权在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被认可前对其进行听证，且这一听证必须在向被征地当事人发出通知后的5天内举行。28号文将这一规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声明在征地方案被批准之前，其征地目的、位置、补偿标准、安置措施都应当告知被征地农民，对即将被征土地的现况调查结果也应得到农村集体和农户的确认。

简言之，改进征地程序的努力从集体所有者和农民方面都已经迈出了重要步骤。然而，还有必要对相关规定作出进一步的修正，更重要的是，有必要对相关当事人——土地所有者和农户进行能力建设，以使他们切实利用这些程序来保护自己。

三、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一直处于相对弱势，致使他们容易遭受不公平的对待，由此也制约了他们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

集体管理者和农民在补偿分配上的问题必然会引致更为宽泛的问题——即农民土地权利的继续相对弱化。

土地政策在过去20多年变迁的一个脉络是，使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不断增强，因为政府认识到，确保农户对土地权利的稳定是粮食安全和农业增长的关键条件。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起草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就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达成的。

另一方面，这一原则和愿景迄今还只有部分得到了实现。农民的权利仍然受到制约，且由于一系列的影响而受到损害，这里面既有权利实施的困难也有对权利本身的重大限制。我们已经在强制征地情形中看到了这一点，在确保公正对待相关土地使用者的程序和法律保障上也常常存在相当大的限制，至少在做法上是如此。

这类问题也见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对土地再调整的规定。保护农民免受集体对土地的再调整所产生的不稳定，是新法的一个核心目标——也就是说，再调整的做法是与新法赋予农民的土地权利不一致的。法律在阻止在大多数情形下集体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的做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尽管法律在总体框架上取得了进步，但是在权利保护方面还是设置了一些重要的资格条件，由于法律起草上的模糊性和对例外情形的解释定义过松，这将容许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作出大大超出例外情形的规定。例如，在法律中仍然允许在“特殊情形下”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由于这一例外情形的原则可能受到地方青睐，在缺乏对“特殊情形”给出非常明确和狭窄的定义时，就存在地方将之作出过宽解释用于支持更为宽泛的土地再调整的危险，从而与新法精神所期望和所考虑的目的相违背。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度在征地后的补偿分配情形中找到例子。在有些地区，集体已经将“部分集体土地被拿走”作为进行再调整的借口。因此，为了对被征地进行补偿，集体组织采取的做法是，通通减少村内所有农户的土地，而不是专门针对那些受征地影响的农民，也没有考虑他们对土地所作出的任何改进或投资。这一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它将继续被当作农村土地承包法下的一种“特殊情形”而予以宽恕，除非受到专门的制止，它将对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产生损害效应。

在关注农民土地权利的性质这一比较大的问题时，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单个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由于在集体层面缺乏相对透明和可问责的治理结构，在集体管理者作出影响农民土地权利的决策时，承包土地的农民也很难确保集体组织的这一决定是否明智。在这一框架下，很显然会有滥用权力和腐败的可能性。

研究表明，有关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下的农民权利，农民对这些权利的知识仍然很缺乏。其实施迄今也没有建立任何易于利用的流程，以使农民可以对任何侵犯他们权利的行为进行抵制，或是以此来挑战集体土地所有者的行动。总体而言，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下发展详尽的实施规定的进展非常缓慢。

四、地方政府对土地转让收入及土地相关融资的过度依赖

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刺激了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转让所形成的收入，用以补充正常的财政预算资金和城市扩张所需的资金。同时，地方政府也日益依赖于通过土地储备方式把征用的土地用作抵押物来获得银行贷款。这两种做法均刺激了地方政府冒着潜在风险去积极征用农地，造成城市以不合理的方式增长。

地方政府来自于地方来源的收入有两个核心部分。一部分是预算收入，它是由地方政府从各种费、税形成的收入，其中有部分直接来自于土地和不动产。另一部分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土地及房地产活动相关。

对土地和不动产的征税、收费受限于这些税费制度本身的缺陷，且十分复杂。它们或者只对交易环节征收，或者是设立的固定税，且常常以成本为基础进行评估，与当前的资产市场价值无关。因此，它们无法为地方政府提供有力的以资产为基础的财产税。在许多国家，这种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财产税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中国，考虑到很大部分家庭并没有对他们所占有的住宅资产支付任何税，形成这一例外的格局也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非常庞大，且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土地储备部门的利润。在许多情形下，来自这一来源的预算外收入可能等于甚至超过地方政府的总预算收入。

国家垄断土地供应，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开发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使地方政府卷入这一几无风险、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投机活动的领域。地方政府的巨大可能风险包括，他们并不处于决定土地最终需求的位置，他们受制于利率的波动，尤其是事实上地方政府设置的土地储备和开发机构是按土地的“市场价值”评估所发生的巨额借贷。驾驭财产市场的规则受到地方政府的激励而发生极大扭曲，无论从机构层次还是个人层次都是如此，它鼓励了农村/集体土地尽可能地转化为城市/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收入来自于这一领域的收入所具有的潜在易变性，由于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一旦发生重大变化所带来的这一收入的可持续性，用于扩张的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利率的波动，这些要进一步关注的领域都明显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范围，但对它们的行为却具有潜在的影响。此外，考虑到尽管财政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要受到检查与监督，但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开支却缺乏审核和透明度，以上所述的政府行为极其可能风险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五、减低农田流失率的困难

城市的快速扩张日益加深了对中国农田流失的担忧。这一担忧由于中国的可耕地比例相对小以及国家长期坚持承诺要实现粮食安全而进一步加深。

为了回应这一趋势，中央政府对农地的转用已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1995年设立“基本农田”作为需要专门进行保护的农田。按照法律，这类耕地最低不得低于可耕地的80%；在某些地区，基本农田已占到农地的85%－90%。28号文重申了不允许将这类土地进行转用的严厉措施，即它是不得逾越的“红线”，并再度强调了基本农田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土地管理法（第31－42条）为了对所有农田提供保护，而设立了控制转用的法律规定。所有可耕地在用于其他目的时，必须要有其他类似规模和质量的土地来替代它。不允许有农田的净损失，且只有在符合规划指标时农田才能转换为其他使用。此外，在以下几种情形下的征地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第45条）：（1）占用基本农田；（2）耕地在35公顷或以上；（3）其他土地在70公顷或以上。

农田转用的计划指标是于1997年设定的，它涵盖了13年的用地计划，直到2010年。指标由省级及省内各级设定。但是，在有些省，农田转用速度非常之快，有些省及省以下单位已用完了分配给它们的指标。超过指标的面积要么从其他地区通过指标的交易来补足（允许在省内异地平衡但不允许在省之间进行指标的平衡），要么通过土地整理来补足。土地可以通过破产的乡镇企业、河堤或村边地的整理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将废地或未利用地投入使用来实现，其办法是，权利持有者在3年内未用，其土地将被收回，或通过土地集中的办法来实现。

上述做法都在28号文中被明令禁止，且要严格实施（“严重的要进行调查和提请诉讼”）。28号文将地方政府的最终征地批准权予以收回，将之放到省级水平。意在让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一级来决定土地征用的审批。28号文还力图确保规划的更有效利用，通过严格预审来阻止那些没有合适计划指标的项目上马，还宣布那些2004年已超过指标、又无法交纳土地整理费的单位，分配给它们2005年的指标将被延迟。

政府对农田转换实行从紧的管制的努力源于国家看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留待观察的是，新近的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如果不采取根本改变促进现阶段城市快速扩张的经济激励结构，就很难抑制各地采取各种规避管制的措施。

六、土地法律框架不完整

总体而言，中国近些年在界定土地使用者与国家的权利及责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已取得进展，尽管是沿着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两个轨道分别进行的。1982年的宪法是将中国的土地归为两种不同制度体系进行管理与利用的起点，它确立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因此确认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对于农村土地，国家强调的是，通过增强农民对其所耕种土地的承包权的稳定性，来刺激生产率的提高、增加投资和促进社会稳定。尽管仍然维持着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但通过采取一些法律措施还是逐步强化了农户在这一框架下的地位。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向单个农户提供了30年的承包权，并要求以书写的、登记文本形式对土地权利予以确认。这一改革经由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得以加强和深化，这一法律实质上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上升到物权的地位，按照这一法律，向农民提供的这些权利至少应该在30年内保持不变，而且它实质上还取消了集体对土地进行调整的权力，除了几个限制性情形外。这一法律还允许合同持有者以其土地权利进行某些交易，同时它还明确阻止各种专断或终止合同的不公平做法，以对土地承包人的权利进行更有效的保护。在城市土地方面，土地由国家所有，不过城市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法律基础已经正式确立。新近起草的物权法草案考虑到要整合迄今已经取得的法律进展并将之予以扩展。现在起草的这部法律一旦被采用，它将是中国迈向通过界定与强化产权以支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步。

除了界定和强化土地的产权外，过去20年的改革也在努力寻求更有效的机制、激励和许可来刺激土地在竞争性使用间的更合理配置。中央政府对于城市快速扩张导致农地大量流失给予了特别关注。政府设置了许多限制土地转用的措施，包括设定“基本农田”作为专门用于土地保护的比例；在土地管理法中设置了各种控制措施来确保农地不再净减少；对省级和省以下各级政府设定农田转用的计划指标。

与此同时，也得承认仍然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而且要应对这些挑战还受到一些因素的严重制约——比如管理土地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相互矛盾且支离不全。

1．涵盖面存在差距。意即，一些重要的活动领域缺乏由明确、适当的规则和程序提供的指导。目前还缺乏一个规制土地储备的框架。无论是对土地储备部门还是更为一般的金融部门，这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风险。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下，关于抵押的法律也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许多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实施条例。对目前集体建设用地的现行做法实质上还缺乏一个法律框架。适用于城市财产抵押的法律存在混淆和重叠。与此相关的要关注的一点是，目前缺乏规制土地收益权质押贷款的政策和法律。

2．权利、责任和权力的不明晰。由于对负责土地管理方面的不同机构在功能上的不明确和不一致，导致不同机构的当事人和他们的人在扮演各自角色时的不确定性。

3．规章过多，导致不必要的、重复的官僚程序，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和潜在的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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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市特大城市建设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加快构筑“土地换保障”的实施办法，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群众日益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我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各地在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行了大胆地创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已初步建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尚需今后进一步完善。

一、全市征地补偿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开展情况

 1、全市历年征地的基本情况。全市现有农业人口236.3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24万人，拥有耕地面积296.6万亩，人均耕地面积1.25亩。近年来，随着我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建设推进，用地需求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五年间，全市共有农村土地27.5万亩被征用和使用，其中办理国家征用20.1万亩，共获各类补偿金53.2亿元。全市征用土地共涉及11.8万户农户、被征地农民总数为34.6万人，其中劳动力19.4万人，已就业的有15.7万人，尚未就业的有3.7万人，就业率达到81%，就业比较为充分。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主要依靠每年领取每亩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生活补贴，另有少部分人参加了社会保险。

2、征地补偿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各地在征用土地过程中认真执行《**市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办法》的征地补偿标准，制定了详细的补偿政策，建立专户，专款专用，张榜公布，定期审计，保障了农民的知情权、财产权、监督权。去年来，又对历年的征地补偿费进行全面清理，全市共清欠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偿欠款8003.8万元。

3、被征地农民保障方式。各地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就业安置。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全市大部分地方采取的主要方法，即由当地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安排就业。二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部分地区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次性补偿给被征地农民。如**区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给被征地农民的资金达19156万元。三是存本付息，逐年支付。大部分开发区、工业园区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作为本金不动，将增值部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普遍在年人均800—1200元之间。四是发放养老补贴。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对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被征地老年农民发放养老补贴，标准有高有低，原郊区的乡镇补贴每月约在200—300元左右，其余地区每月约在100元左右。五是参加社会保险。主要是一些地方将使用土地取得的补偿费为被征地农民办理社会保险。六是试行社区股份制。有的地区将集体资产（包括历年获得的土地补偿安置费）和土地使用权以股份的形式量化到人，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由社区股份合作社经营管理，社员按股分红。七是实行留地安置。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在征地时，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按比例预留部分土地，用于建设商业用房或标准厂房，依靠租金收入稳定分配给被征地农民。

二、存在的问题

我市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从总体上来看，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差距较大，特别是市政府出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试行办法后，新老制度的并轨实施更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1、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一是保障资金难以到位。由于大多辖市区采取存本付息，逐步支付的办法来保障失地农民，大部分资金已用于企业发展、基础设施等，这部分资金事实上已成为难以化解的潜在风险，难以收回，若不加以解决，长远会影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兑付。二是对原就业安置的失地农民部分失业离岗、退养人员保障难度较大。**区提出四类人员原征地安置就业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现已退休（养）在家，由于原来城保政策不允许参保，至今尚未解决进社保问题。据统计，这部分人退休（养）人员目前总数还有9100多人。三是补偿标准不统一。如沪宁高速的扩道工程每亩的补偿标准为9600元，商业用地却高达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其它建设用地征地补偿标准也各不尽同，形成了同一地区低价征地与高价征地并存现象，加上各辖市区的补偿标准也各不尽同，造成补偿标准参差不齐，地区差别突出，造成群众相互攀比。如**区，近年用于高速公路、铁路等公益性事业征用土地8861亩，土地补偿总额仅为9599万元，而需要安置的失地农民却为8993人，人均补偿费仅为1.07万元，远远无法解决其社会保障。

2、新老办法相互衔接问题突出。一是前后征地标准不一。历年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中，留给集体的比例较高，失地农民安置补偿比例偏低，真正用于为失地农民办理社会保险的更少，全市约有八成左右的失地农民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仅靠每年仅千元左右的补偿生活，一旦没有工作，生活将十分艰难。由于试行办法实施的标准较高，而历史上各时期征地的标准多的也仅为3万元左右，少仅为数百元左右，对于同一村组不同时期的失地农民执行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引起矛盾，但按现有保障标准同步实施，资金缺口又会明显增大，给辖市区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对象范围界定比较困难。实际操作中，**区提出，由于居住农村的人员比较复杂，分配的对象难以确定。往往是政策有规定应享受待遇的对象大多数农民不同意，如在实际操作中，歧视妇女，剥夺嫁女的权益。而**区提出有十二种对象难以界定。三是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一是各地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不统一，各有各法，今后难以与城保接轨统一。如**区、**区都提出对第一年龄段（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按月发放生活补贴，没有遵循试行办法的要求，**区提出对第二年龄段（女性16周岁以上至49周岁，男性16周岁以上至54周岁）不办理城保，采取一定年限养老保险金，不参加城保，这些将来容易形成新的政策壁垒，难以与城保接轨。二是由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这项工作面广量大，没有专门机构实施，难以操作，工作的随意性较大，容易引发大家都管而又都不管现象。三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范围不广。由于历史原因，本身积累较少，资金缺口较大，而财政托底机制又尚未建立，失地农民仅部分参加养老保险，目前未能享受城市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待遇。

三、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1、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外地一些城市通过建立覆盖全体农业劳动者的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并为老年农民建立社会养老补贴制度，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而且减少了征用土地中许多矛盾。因此要适应农村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发展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建立以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新型农村基本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原有的各种养老保险向城保、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接轨，形成城乡相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2、努力实现被征地农民城乡统筹就业。要确立就业优先的理念，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彻底取消限制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性政策，清理各种乱收费现象，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就业，使失地农民真正享受市民待遇。以强化失了农民培训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按照“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的原则，制定促进失地农民就业配套政策；大力鼓励用地单位和企业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失地农民；制定和完善关于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失地农民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工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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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收；矛盾排查；补偿；安置；土地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随之产生在农民土地征收中的利益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矛盾纠纷和冲突也在不断加剧，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在民族地区，情况更为特殊若不妥善处理势必影响农村和谐、民族团结。如何调处好在土地征收中所产生的矛盾工作，也成为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一条难题。笔者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例，对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收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探讨。

一、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征收中的补偿费用。在农村，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我国征地补偿是按被征用土地原用途产值倍数计算，是对农民原有土地从事农业收益补偿。农民依赖土地种植，收获之后一部分维持家庭自给，一部分进行商业交易。而如果土地被征用，这就意味着农民丧失了生活的基础。以前种植农田收益低，尤其是在张家川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田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家庭生活需求，农民对种田缺乏积极性。

（二）土地权归属。《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是乡镇、村、村民小组为属权个体，这也就造成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对集体土地权难以进行有效的归属划分。直到现在为止，农村中耕地和宅基地都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划分，农民期盼的证明自己土地所有权的“红本本”至今还未有。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有时候甚至会严重影响着农村邻里的和睦相处。

（三）拆迁安置。拆迁安置分配是农村土地征收环节中的关键问题和热点，土地征收中的补偿问题也是一个黑洞，这都成为了各种矛盾的交点。在施行征收土地的过程中，出台的征收标准和乡村干部的工作过程中，也会出现只讲情面，不讲社会公理，致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安置中可以享受条件的农民没有达到安置的标准，和村镇工作人员有关系的农民安置超标，这种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大地反响，这样以来，在工作的施行中、完成程度上和想要达到的目的中都大大的提高了工作难度。

（四）土地款使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取土地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及集体提留的资金由村统一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范围。土地款发放中，乡村干部与镇乡工作部门握有很大的自也会因监督不力，造成款项挪用，款项去向不明的问题，为广大农民带来了很多损失，也激化了干群之间的矛盾。

二、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矛盾调处策略

（一）加强土地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普及法律法规，更正农民群众心里的错误意识，缓和干群矛盾。国家出台法律法规，为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有普及和宣传，才会让农民了解和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存在的必然性，从而懂得以大局为重。

（二）完善征地程序，维护农民的利益。完善和制定一套完整的土地征收程序，实行公告制度，所有程序都曝光化，让农民群众看得见，这样以来也可以避免暗箱操作。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征地款项使用分配情况公开，让群众参与监督，举报，赋予所有人以知情权和参与的资格。最重要的是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好农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保证农民群众失地的补偿与安置，提供必需的法律援助，最好是与法律部门联合办公。

（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土地征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补偿，所以国家应该提高补偿标准，以人为本，以至少达到可以满足农民生活的必要条件。提到以人为本，国家应该考虑民生问题，连带的就是补偿的问题，其中多与少的关系就应该另行考虑了，这个问题尤为关键，我们可以从征地使用中获得的利益来界定补偿的标准。

（四）合理界定土地归属权。土地权属牵扯到农村集体、农民自己、国家。经济利益分配是征地矛盾核心问题，征地中对土地权属不详的，要依据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原则，依法确权。在此过程中既要考虑农民利益，又要考虑集体利益，在各种利益碰撞时，要本着以人为本原则，让利于民。在早期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归属权调查工作，为后期的征地工作奠定基础。

（五）设立农村土地征用矛盾排查调处办法。思路决定出路。土地征收中的种种矛盾往往是干部的工作没有细化，方法简单，和农民群众产生激化矛盾引起的。还有就是补偿标准过低，农民群众想方设法要达到自己心目中的补偿标准而做的干群冲突问题等等。这是，领导干部就应该站出来，设立一些矛盾调查办法，排查和排除矛盾，有效的化解矛盾。这样，农村土地征收才会顺利的进行和完成。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现阶段农村土地征收问题已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重点工作。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解决农村土地征收中矛盾和冲突的关键，除了上述的解决策略外，我们还必须建立清晰明确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征收补偿制度，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定位好政府在处理农村土地征收中的职能，加大宣传和普及力度，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唯于此，我们才能更好的发挥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职能作用，树立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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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征地补偿价格不满意。征地补偿价格一般都是严格按照《土地法》的要求，足额核算，农民不满意大多也只是发牢骚，实际为价格低上访的几乎没有。他们的理由是承包期还有近20年，每亩地每年的产出以3000元，20年时间也可收人60000元，但现在年亩43500元的价格相对较低，他们的说辞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显然不具备普遍性，《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里的“平均”是同一行政区域内的平均，而非某一户或某一村的“平均”。但是征地补偿标准一定几年不变，肯定也是不行的，老百姓认“水涨船高”的理，随着物价水平提高，生产产出增多，生活支出增加，不随着提高征地补偿价格就是伤农。

二、对征地程序不满意。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在征地过程中，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为征地过程“挑刺”。在征地过程中，涉及农户利益的每一件工作都必须向农户宣传到位，让他们支持配合。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是每一次征地都是这样操作的。《土地管理法》四十五条明确提出，“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如果在征收这类土地地过程中，不向社会公布上级批复内容，就有违法征地之嫌。实际上在征地公示内容中很难找到上级批复。

三、对干部工作随意性不满意。在征地过程中，由于标准不明细，干部在处理问题时的随意较大，以致于同一块地段，同一类附作物，补偿的标准不同，有些农户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在协议书上签字，不同意土地被征，就使得征地干部为了息事宁人作出让步，结果，导致补偿标准极不公平，让农民坚信“爱哭的孩子有奶喝”，形成不良的漫天要价的风气，增大了征地的难度，无耐之下，政府组织执法队伍强力执法，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导致集体上访。其二是部分干部在征地过程中贪脏枉法，所以群众对干部有抵触情绪，间接导致部分群众上访。

四、对征地用途不满意。但凡是修路，搞公益事业征地，农民支持配合的主动性就高，如果是搞商品开发，农民的配合意识就低，农民也有自己的想法，“政府从我们这里低价买人，再高价卖出，纯粹就是在做地产生意，伤了大部分农民的利益，成全了开发商，让开发商受益，这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有什么区别?”农民卖完所有的土地，还不能转换一处房产，让他们心理失衡，继而阻挠施工等行为，引发上访事件。

五、对安置方式不满意。当前对失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费，没有任何其它的安置方式。失去了土地，以后的许多年甚至一辈子，他们的生活就靠这点土地补偿费了，农民怕坐吃山空。随着物价上涨，他们担心有限的资金不能满足无限消费的需求，毕竟有土地，就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家有粮食心不慌。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对以后的生活一片茫然。

六、对已征土地荒芜不用不满意。千百年来，土地是中国农民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相当深，在古代为了“耕者有其地”大举反抗的旗帜，在现代，农民为了土地边界争议官司不断，甚至出现不少为争土地界线而伤人的案例。农民不愿看到耕地摞荒，如果哪家的土地摞荒都会受到同村人的指责和嘲讽。《土地承包管理法》也指出“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农民努力不让土地摞荒，有些单位却征来土地几年甚至十来年不用，让农民痛心，是不是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征来的土地荒芜却叉在别处征地，农民还能积极配合，那就不是中国农民了。

我认为，农民相对于政府和干部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应该受到保护，他们的合理诉求应该得到重视。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农民因征地引发的上访案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规范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在征地时应公开向农民宣传国家、省有关征地补偿的政策，让农民知道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补偿办法，避免歪曲及片面理解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征地报批前应与被征地集体和农民商定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纳入村务公开的内容，提高征地政策和征地工作的透明度，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同时加强纪律监督，实现征地补偿的公正、公平，制定群众举报、评议制度，充分相信群众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对征地干部和征地过程进行评议。

2、完善、细化征地补偿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补偿标准只有一个指导意见，各级政府要根据《土地管理法》细化补偿方案，并根据物价指数、生产产出逐年提高补偿标准。在附作物补偿方面，要加强价格调查，根据作物类别、大小及用途细化补偿标准，实现可操作性，避免操作过程中的随意性。

3、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是农民的期望，履行了部分养老功能，失去土地就会让他们感觉老无所依，他们期望加入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要解决农民所忧，切实搞好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4、统筹安排，在征地后预留部分机动地。政府在征地时按10％为农民预留机动地，但该地不分配到每一户，以政府的名义进行拍卖，最后以拍卖价让农民参与开发商的股份，这样既能捌动开发商的投资热情，还可以参股分红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