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来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个体经济来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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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伊始万象初新，原材料价格一路狂犇，各大工厂纷纷上演涨价潮：原材料价格以20%-30%的幅度跳涨。化工原料跳涨，部分售价同比上涨超过万元/吨，塑料圈一飞冲天创下新高，工业原纸涨价史无前例，春节后特种纸普遍出现1000元/吨的上涨，个别纸种甚至一次性跳涨3000元/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胡德兆提出要防止原材料暴涨。价格飙涨的背后，是全球货币宽松、周期错配、供需不平衡多种因素共振。基层反映，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产业链下游企业生存空间、侵吞企业利润、引发行业乱象，需引起重视。

一是遭受成本上涨、订单不足的“双重挤压”。一边是成本的直线上升。“企业目前的成本压力比较大。”广东永利坚有限公司董事长霍志华表示，今年以来，除了持续上涨的人力再叠加原材料价格的飞升，企业成本急剧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另一边则是谨慎的订单。因为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下游客户一旦下单，就会面临亏损的问题。而一些企业甚至出现订单做的越多，亏损越多的问题，因为客户刚下单，没几天原材料价格又涨，导致成本比接收订单时又高了，对于企业来说接单与发单都变得更加谨慎。实际上，有些行业价格传导快的，原材料上涨的压力也会逐步转达到终端产品，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比如家电行业。广东敏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涛表示，目前他们所合作的部分家电企业已经开始在终端谋划涨价，以应对原材料暴涨带来的压力。

二是下游企业难以传导成本，致企业利润降低。目前，不少行业目前还无法实现成本的传导。同泰升正总经理谢洽伟表示，与其他面向终端消费者的企业不同，同泰升属于中端加工企业，如今下游客户明确表示无法消化原材料上涨，暂时不接受涨价。只能自己消化原料涨价带来的成本上涨。原材料涨价再遇上终端价格战，那就很容易引发用低质产品来换低价，让行业陷入恶性竞争。据《上海金属网》报道，现在钢铁、铜铝涨价，明显是利润跑不过涨价，而且原材料还缺货，有时候还没法按时交货，还要多掏一笔违约罚款。苏州承安工程机械企业总经理周建新表示，他们也在“随行就市”涨价。原材料涨价，产品就会跟着涨价，但是有些客户不同意涨价，导致利润降低，有些产品甚至不赚钱了。不得已涨价后，又出现了客户减少采购订单的情况，得不偿失。

三是供货商迎“利”而上，引发行业乱象。不仅是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上下游企业间除了陷入订单难题外，部分地区不锈钢行业还遭遇了合同交付问题。近日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就曾公开发文，抗议国内某些钢厂迟迟不履行年前低价合同，还出现把现货资源高价卖、高低价搭配交货、延交合同，甚至更改协议等行为，直接影响了中游的钢厂商、贸易商及大型终端。据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提交给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份函显示，佛山已有7家不锈钢相关企业反映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企业的1月合同量只交付了约10%。

鉴此，基层建议：一是相关部门出台大宗原材料的价格监管和价格平衡机制，坚决打击乱涨价行为。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的采购供应能力，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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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改增”概述

在市场经济发展多元化的情况下，一直实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将会出现更多的经济冲突，甚至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结构造成严重干扰，不利于升级转型。我国从2009年开始，全面实行消费者增值税。这种增值税的施行对我国的经济税的征收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改革范围扩大。首先，我国的税收制度不是很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实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就会影响增值税的功能。增值税的理想增收情况，是建立在普遍征税的前提上的。每一个征收环节都紧密联系，互相制约，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话，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现有的国有税收制度，增值税的征收对象是货物，而营业税的增收对象是劳务，所以说增值税和营业税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税收链，也就容易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导致税收项目配比对不上。在我国的减税工作中，营改增是减税工作的重要项目，营改增不仅仅可以降低缴税的税负，也可以让缴税的企业从缴税中获得更多利益。营改增不仅仅能够刺激市场经济的改革，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营改增”后税收影响分析

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同时实行营业税和增值税会给我国税收征收造成很多困扰。随着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断变化。所以我国现有的税收征管面对的是新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产品销售行为越来越多养，商品和劳务通常会混合销售，虽然可以按比例确定税收征收的范围，但是划分比例的准确度不是很高，这对税收征收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另外，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商品销售不再局限于线下销售，电子销售平台为网络经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所以对于商品的税收征收范围的确定就增加了难度。如果分析国外的征税经验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同时征收商品和劳务税的。在现有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增值税征收的范围是将逐步扩大的，增值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逐步取代营业税，这也是我国税收体质改革的必经之路。虽然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降低企业的缴税税负，同时避免重复征税，但是其的效果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是不一样的，所以还需要根据不同企业类型进行税收征收管理的微调，这样才能保证税收征收取得预期效果，促进我国税收征收的发展。

3.“营改增”后各类企业税收征收的管理

3.1国有企业的税收征收管理

国营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是我国国民经济来源的重中之重。国家的财政预算都是由税收支撑的，如果没有征税，那么国家建设也就无法进行，所以，税收征收的管理工作需要格外重视。我国的税务机关需要加强税收征收的管理，保证税收征收的合理进行。另外，加强对各地税收征收的宣传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税务部门不仅仅要提高税务干部的征税意识，还要正确实行税收政策。纳税鉴定和纳税检查是税收征管中不可缺少的两项，也是税收针管必须实行的重要手段。纳税鉴定可以让企业明确税收制度，明确税收界限。税收征管不仅仅是税务机关的责任，是需要全民参与的，只有发动群众，合理征税，才能更好地完成国家税收工作，促进国家税收工作的发展，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3.2私营个体企业的税收征收管理

最近，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大力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的决定》，这对进一步加强个体、私营企业税收的征管工作，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几年来，各级税务部门在加强个体、私营企业税收征收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个体、私营企业税收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我们仍需看到，当前个体、私营企业税收仍然是税收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实行专业化管理，才能适应个体、私营企业队伍不断扩大的形势需要，有利于缓和征管力里不足的矛盾。所谓专业化管理，就是自市局、县、区、分局到基层税务所（组）均单独设立征管机构，统一编制，单独下达税收计划，人财物垂直领导，实行三位一体的一条龙管理办法。据目前个体和私营企业在征管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难点的客观情况，在当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管理实行征、管、查分责后，实行个体、私营企业税收的专业化管理已势在必行。

3.3涉外企业的税收征收管理

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都需要进行征税，但是由于企业性质和国有企业不同，税收征收工作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涉外税收同样具有经济调控和管理监督的职能，并且涉外税收的征收，有助于我国打开国际经济市场，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涉外税收的征收应当符合我国税收征收的规定，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征收，征收期间一定要重视税收征收工作的检查、监督和管理，如果出现征收问题一定要做到全面协调。

4.“营改增”税收征收管理的未来发展

税收征管模式是行为管理科学范畴的主要内容。作为税务管理的税收征管，它必须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它与纳税人、税制结构、以及和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有密切关系，属于上层建筑。税务机关需要探索和建立相互制约的“分离”的征管模式税，打破传统的“一统”的征管模式，原来“一统”模式的最大弊病，是缺乏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征管工作透明变差，不利于严格以法治税。近年来，各地涉外税收机关在总结原来“一统”模式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把原来“集征管查于一身”的“一统”模式改为征收、管理、检查三分离或征收管理和检查两分离的模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纳税户数多少、征收管理工作基础好坏和税源分布情况等不同，各地对“分离”模式的做法，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不必强求一律。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员分离”，另一是“机构分防”。所谓“人员分离”是指在一个征管机构内，把原来的专管员划分为管理人员，征收人员和检查人员，分别负责管理、征收和检查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实行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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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镇企业；所有制；演变路径

乡镇企业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浙江为例，乡镇企业吸收了农村劳动力的近40%，农民收入50%来自乡镇企业，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村级经济来源的75%，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8%。多数学者认为，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无论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现今均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与其所有制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然而，回顾60余年发展历程，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并非一层不变，与当时的政策、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存在密切的关系，甚至能反映出我国政治环境、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轨迹。因此，本文试图结合政策因素，以浙江省为例，对乡镇企业所有制变迁的路径进行描述，并以进一步分析其转变的深层原因。

一、乡镇企业所有制形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由此可见，产权归属是乡镇企业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总体上看，乡镇企业所有制可以分为集体及非集体两大类，具体按照不同的经营治理方式，又可大致分为集体、个体、私营、合作经营、股份合作和股份制几种形式。

集体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及之前乡镇企业的主要形式，以浙江省为例，1982年，社办、队办、区办、城镇街道办的各种乡镇企业占总数的99.94%，总产值的99.75%。在政治氛围仍较为浓厚的当时，“集体型”企业充当了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缓冲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又保障了出资主体及个人的合理权益，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重要“稳定剂”。但由于集体企业产权名义归社区内全体人民所有，导致社区中每个人对产权反而缺乏清晰界定，以致在发展后期出现职权渔利、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个私企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已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增长点，有效弥补了因集体企业产权不明造成效率低下所带来的乡镇企业衰退。乡镇个私企业由农民个人出资创办，企业主享有企业的所有权及盈利支配权，相对于由政府部门指派的集体企业管理者，管理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但在发展至某一阶段后，往往面临瓶颈。

合作经营企业介于集体与个私之间，其最初来源于浙南农村盛行的“打硬股”，即在资金短缺前提下，多人联手出资同办某一事宜，事后赢利按股按劳平分。这是在当时由个私企业、集体企业所享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的巨大差距所产生特殊所有制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企业归属、收入分配等问题，但由于出资形式简单，管理较为混乱，往往无章可循、帐目随意，甚至部分企业负责人由轮流、抽签产生，后逐渐被股份制所代替。

股份合作企业是以合作制为基础，引入股份制的部分机制，由劳动者劳动和资本出资相结合形成的企业组织形式，早期主要由个体、私人、家庭企业经过联营、联户、集资、合股等形式逐步演变而成，后期主要由乡镇集体企业改制而形成。大多数股份合作由于是血缘关系或是邻里、挚友之间的联合，使得企业内部人缘关系浓重，股金制度不健全，存在股息分红比例过高、公共积累少等多种问题，企业发展缺乏持续性，“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在股份合作制基础上，开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部分基础扎实的企业率先改制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少部分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根据浙江省的相关数据，1997年-2000年，股份制乡镇企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年均递增率均超过40%，而且总利润的递增率超过固定资产原值和职工人数的递增率，表明股份制所有制对企业效益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综合而言，几种所有制形式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二、浙江乡镇企业所有制转变阶段

除去改革开放前，以五匠（竹匠、木匠、铁匠、泥匠、漆匠）和土纺土织为主的手工作坊为代表的萌芽阶段，在推广、乡镇企业获得认可后，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分布可大致分为4个阶段。

（一）单一集体阶段（1982-1983年）

由于对于私营经济的否定及破坏，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乡镇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分为社办企业、队办企业、区办企业、城镇街道办企业和联办企业。其中联办企业中除去集体与集体合办的，农民几户之间合办的属于个私企业。据统计，1982年，全省只有36家乡镇个私企业，占全省乡镇企业（时称社队企业）总数的0.06%，占从业人员和总产值的0.25%。个私企业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平均规模及生产效率已呈现出相对优势。

（二）个体快速发展阶段（1984-1985年）

1984年后，浙江省的乡镇个体经济呈现几何级的快速发展。至1984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各类农民联营、合作工业35778家，占全省乡镇企业总数的18.03%，占乡镇企业总职工人数的7.02%，总产值的3.95%，到1985年底，企业总数增长至54194家，增长率高达51.47%。个体企业增长更为快速，至1985年底，个体总数已达189719个，占全省乡镇企业总量的54.94%，但规模普遍较小，职工人数仅占8.34%，总产值占4.54%。但是，全省各地区之间发展较不平衡，温州等沿海地区发展相对较快。

（三）股份合作制兴起及改制阶段（1986-1996年）

该阶段是浙江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此阶段，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在全省蓬勃兴起，紧随着是90年代初期对集体企业的改制，造成所有制结构相对复杂，单纯依据企业经营治理方式较难判断产权归属形式。参照浙江省乡镇企业局（现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统计方式，一般认为村以上包含乡（镇）办，村办和城镇街道办，基本上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村以下包含合作经营企业、联户企业和个体企业，基本上属于个私企业。

从1986年至1996年，村以上企业数量从98690家减少到65887家，占全省乡镇企业总数比重由22.99%下降到7.09%，平均每年下降1.5%；职工人数从3971087人减少到3558073人，所占比重从77.18%下降到45.24%，平均每年下降3.19%；总产值从2827008万元增加到35494037万元，年均递增28.8%，所占比重从85.27%下降到45.52%。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集体企业由于产权模糊、管理粗放等问题，在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经营困难，或关闭停产，或经股份改制，转改为个私企业。同时，由于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集体企业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规模增强，产能扩大。

村以下企业数量从330601家增加863348家，总数比重从77.01%上升到92.91%；总产值从235490万元增加到42489886万元，年均递增56.66%，所占比重从14.73%上升到54.99%；个私企业在职员工人数从641969人增加到3341678人，年均增长17.94%。个私企业，特别是经过股份改制的个私企业能够较好调动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积极性，无论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乡镇企业所有制演变的主要方向。

（四）产权相对明晰阶段（1997至今）

经过多轮改制调整，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已相对明确分为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两类。合作制企业经过改制后，大部分转为有限责任公司，一部分转为私有企业。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趋于稳定，个私企业（包括私人控股的股份公司）占总数的大约96%-98%，占总产值的70%左右；集体企业（包括集体控股的股份公司）占总数的2%-4%，占总产值的30%。集体企业经过多年发展，规模普遍较大，大部分已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

三、政府政策与所有制转变

图1表示了浙江各所有制乡镇企业数量及所占总量比例的变化态势，总体而言，集体制企业比重持续下降；个私企业数量在经历1985年到1987年的快速增长后，涨势逐渐平稳；合作经营企业在出现初期曾出现较快增长，但因其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等因素，在后期逐渐减少；股份制因为对企业基础有一定的基础，所占份额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结合各类相关政策推出的时间，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1.政策为企业“松绑”。个私企业、合作经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均是在相关政策予以肯定并鼓励后得以迅速发展的。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政府行政力量仍较为强势，对于名义上仍为公有的乡镇企业，民间虽有意愿参与，但在缺乏政策保障、甚至经济待遇歧视的环境下，仍存在较大的后顾之忧。相关政策的出台释放了此类已长期积累的需求，因而会造成政策出台后企业数量跨越性发展的现象。

2.发展后期政策影响力减弱。政策给予乡镇企业并非实际的资源，而是凭借政治保护而产生的资本、能源、劳动力以及生产原料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掌控逐渐减少，使得乡镇企业获得的相对优势衰退。特别是市场规律占据主导地位后，在已获得政治肯定、政府不直接参与管理的前提下，企业往往从经济角度来考虑政府指导性意见，并选择性听取执行。

3.地方政策更为敏感。在多次乡镇企业所有制的变革初期，均是先由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再推广全省。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企业直接接触，能够较快的掌握企业状态，明确企业切实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产权在较长的时期内相对模糊，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官员对收入往往有一定的支配权，能够从企业发展中获得利益，因而对扩大规模、提升效率有更多的动力。

四、所有制转变原因分析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单一国有工业经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集体性产权”既满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又对发展地方经济及增加个人财富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因而初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获得快速发展。事实上，其既公亦私的双重身份，在个私经济受到歧视的改革开发初期，使其既获得了政策的倾斜及保护，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个体效率，优势互补效应显著。

但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逐渐成为发展的障碍。因为“集体”并无实体予以对应，名义上归乡镇村等全体居民所有，但支配权却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特别是利润分配权被既非经营者也非生产者的政府官员所掌握。产权模糊造成无论经营者还是生产者均缺乏必要的积极性，个人不敢投资，运营依赖贷款，企业出现规模瓶颈；缺乏归属感造成短时行为出现，生产者掌握技术后跳槽，经营者想方设法“化公为私”，滥用企业资金，甚至“厂外办厂”。这些对生产效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迫使乡镇企业进行变革。

虽然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监督、严格约束予以处理，但相关成本将大幅增加，反而更不利于企业盈利。根据Hurwicz和Jordan的研究，产权明确界定的市场机制是唯一既导致资源有效配置又具有最小成本的经济体制，而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不同所有制的地位差距已大幅缩小，所以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L.　Hurwicz.on　Inform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in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Economics[M].ed.　By　s.Reiter，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86.

2.J.S.Jordan.The　competitive　Allocation　Process　in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Uniquely[J].Journal　of　Economic，1982（28）.

3.J.Svejnar.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Employment，　In　W.Byrd　and　Q.Lin，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田国强.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改革[J].经济研究，1995（3）.

5.严宇鸣.乡镇企业转制的原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J].中国外资，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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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管理；问题；原因；对策；天祝县

1水利工程管理现状

建国以来，天祝县水利工程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止目前天祝县已建成防洪、灌溉、供水等各类水利工程252处，各类建筑物1 048座，其中，小型水库四座，总库容299.06万立方米；干、支渠道47条，247.56km；人畜饮水管道129条，1 364.90km；提灌泵站21处；人畜饮水基本井44眼；草原喷灌3处，水窖17 400眼，涝池82座。全县按流域划分为4个水利管理单位，即金强灌区、安远灌区、朱岔灌区、松山灌区。水利工程在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以后，天祝县开始走上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目前水利工程基本上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以及从适应计划经济到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化，初步建立了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2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1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难以到位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水管单位之间的关系不顺，单位定性不清，权责不明。水利管理单位是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在全县水利管理工作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承担着所辖乡（镇）的水利规划、小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防汛抗旱、工程的管理等大量公益性工作，但现状管理单位以经营性为主，人员经费、办公经费、维修养护经费等长期无来源保障。由于缺乏运行管理经费，导致水管单位向恶性循环发展，管理水平底下。大多数管理单位人员都忙于承揽水利工程建设来维持单位的简单运行，有的甚至无精力来抓水利管理工作，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

2.2水利工程中有不少标准偏低，工程质量差，不能满足灌溉防洪需要

天祝县水利工程大多兴建于六七十年代，工程标准偏低，工程质量差，加之工程已运行了30～40年，随着运行期的增长，工程不可避免地出现老化和损坏，出现渗漏、软基、涵管断裂、堵塞等现象，形成病险或隐患工程，严重影响了其效益的发挥；有的水库带病运行，这样势必对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一旦失事，将会造成惨重损失。

2.3水费收缴困难，经费来源不畅

近年来，尽管市县层层出台了水费征收文件，但由于受贫困状况、工程条件、人们的思想认识、收费手段等因素影响，水费收缴非常困难，普遍存在收不齐、收不到现象，每年只能征收总水费的50%，直接导致水利工程难以良性运行。

2.4重建轻管,工程效益降低

多年来，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只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而忽视了工程的管理工作，造成很多水利工程失修、破损、淤积严重，每到放水季节，上游淹死，下游旱死，渠水白白流失，影响了灌溉效益的发挥。特别是不少病险工程没能得到及时除险加固，工程效益锐减。

2.5机械设备流失,老化现象严重

由于缺乏管理，使原有的机械设备有的流失，有的已经老化，还有些零部件已经损坏，无人修理，带病运行。如一些水利工程的提灌站、喷灌机电设备平时无人管理，导致变压器、输电线路等被盗，加之设备缺乏必要的维修，每到抗旱防汛季节，机器不能运转或带病运行，制约了工农业的快速发展。

2.6工程管理机制不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一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机制不活，缺乏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人员素质偏低，管理负责人对行政执法重视不够，造成了在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管理人员文化水平低，更换频繁，缺乏管理经验，造成工程管理不善，财务管理混乱。更有一些水利工程无专管人员，造成水利工程毁损严重，乱扒、乱挖现象时有发生。

2.7机构设置不科学，人员老化，队伍人心不稳

由于水利是一个传统行业，对自身建设重视不够，水管单位内部机构设置不科学，职能相互交叉，岗位职责不清，非工程管理岗位多，因人设事，因人设岗，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不少管理人员无论在年龄结构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都显得老化，出现青黄不接现象，难以适应现代化管理的要求。一方面素质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人员经费无保障，现有队伍人心不稳。

3水利工程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3.1产权不明，重建轻管

受计划经济影响，建设单位甚至政府部门以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主，没有注重效益的发挥，多数工程建成后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产权不明确，造成只建不用、只用不管、管用脱节。

3.2管理不善,群众集体观念差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特别是近几年以,农民的个体经济意识较强,集体观念淡薄,从而在水利工程管理上存在只知用水,不愿管水,甚至要破坏，致使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毁损严重。

3.3管理经费无保障

水利管理单位以水利规划、小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防汛抗旱、河道管理、供水、工程管理等大量公益性工作，而管理和维修养护经费严重不足，由于管理经费无来源，管理单位无法良性运行。

3.4管理人员待遇低,影响了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全县管理人员的工资每月在400～600元左右，部分人员未参加养老保险，管理队伍人心不稳定，加之缺乏激励机制，管理人员对工程管理积极性不高，阻碍了水利的快速发展。

3.5自力更生精神不强,伸手向上要思想严重

有些管理单位只顾眼前利益，依靠上级部门拨款，来暂缓目前单位困难问题，等、靠、要的懒汉思想严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困难，没有长远可持续的发展思想理念，阻碍了天祝县水利管理的持续发展。

4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几点建议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抓好工程管理，确保工程安全是保证工程正常运行，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建是基础，管是关键，工程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管理单位的生存命运。下面就天祝县的水利管理工作谈几点看法。

4.1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先进的思想观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水利事业的强大推动力，谁先解放思想，不等不靠，勇于开拓创新，谁就能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这些年来，天祝县的工程管理单位在解放思想的大道上确实有了些新的起色，但也不可否认，有些单位依然存在着观念陈旧，等靠要的懒汉思想严重，自谋发展意识不强，极大地妨碍了工程管理，束缚了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和成熟时期，如果我们还抱着那些落后陈腐观念不放，势必错失发展良机。为此，我们务必加快转变几种观念：一是转变无偿供水的观念，树立征收水费是实现以水养水，自我维持的观念；二是转变水利事业只姓“农”的观念，树立水利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服务、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观念；三是转变等、靠、要的观念，树立试闯冒，依靠自己的观念；四是转变安于现状、守摊子的观念，树立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观念；五是转变安于贫困、讲义不言利的观念，树立义利并重、脱贫致富的观念。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各水管单位要按照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调动广大水利职工的积极性的标准，解放思想，转活脑筋，大胆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借船出海、借智生财，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大力提高经济效益，使水利管理单位早脱贫，早致富。

4.2狠抓水费计收，塑造经济实力

水费是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赖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经济来源。实行“总量控制，限额供水，以亩定量、按方计费”的斗口水量包干制，落实“配水到户，水量包干，节约归己，超用加价”、“偷一罚二，抢一罚三”的灌水制度，维护灌水秩序，保证灌溉效益；实行水务公开，强化水费征收的公开机制，增强透明度。在征收水费前，对水费的标准、方法和用量的计算方法逐村向群众公布，实行“水票制”和“亩方”结合的水费制，在每轮水结束后，水过帐清，给村、组出具本次用水量清单，双方签名盖章。同时，为了确保各项工程建设的如期进行，维护灌区的正常管理运营，根据农民季节性收入状况，采取分批按比例交纳水费，年度一次交清结算的办法，并将各乡（镇）、村、组收费明细册印发乡村，公布于农户；在水费征收和管理使用上增强透明度，无条件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环节上接受用水户干部群众的监督，每年向用水户印发意见、建议征询书并及时解决反馈问题。

4.3强化对工程管理的认识,切实加强工程管理

认真管好水利工程是管理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求各管理单位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做到有管理场所、有办公设备、有规章制度、有经济实体和相对稳定的管理人员；其次加强财务的监管工作，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对财务管理进行审计，对不当，违反财经纪律连年亏损的水管单位负责人给予清退。

4.4加强水行政执法，促进依法管水

随着社会法制化的进一步深入，依法治水、依法管水，是每个水利工作者共同的任务。要善于运用法律来管理水利工程，要不断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加强对水利工程设施的保护，认真查处水事违法案件，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就。要积极探索水事案件防控新体系，构建以水政监察为骨干、当地政府为依托，管理单位为基点，地方公安机关为延伸的四级水事案件防范网络，建立起日常巡查与长期防控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形成上下联动、群体参与、群防群治的新局面。使水利工程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确保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实现良性循环。

4.5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需要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社会在不断进步，人居环境在不断改善，社会对水利的服务要求亦愈来愈高。作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要加大改革力度，建立健全水利工程管理制度，拓展管理思路，规范管理行为，改变管理手段，提高科技含量，管好水工程、用好水工程。通过树立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的新型管理理念，改“重建轻管”为“建管并重”，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新思想、新办法，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以适应新时期对水利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真正使水利工程管理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要逐步理顺体制不顺、职责不明、管养不分、工程破旧等突出问题，只有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彻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建设一套完整的考核机制和奖惩制度，才能使水利工程面貌焕然一新，管理工作进档升位。

篇5

关键词： 农民工融入； 城市隔离； 政府激励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39-05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了城市隔离，成为漂在城市边缘的群体，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党的十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推动“人”的城市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如何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成为了学界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政府在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消除城市隔离的积极性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甚至基于资源等原因的考量，缺乏消除城市隔离现象的激励。因此，探讨城市隔离中的政府激励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的政府激励是指：在有限的资源内，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进行政策供给（政策变革）的动力。出于尽力避免消极影响的考量，政府可通过激励来提出相应的政策。笔者将对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面对这些消极影响与政府激励问题。

一、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

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如果长期不能融入城市却又囿于生计需要在城市务工，最终将形成与城市居民隔离的人群。弱势人群的种种问题都可能成为对社会和强势人群产生消极行为的动因，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不和谐影响社会稳定

家庭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家庭的不和谐对社会稳定存在潜在的冲击。[1] 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和生活，大部分却无法在城市安家，只能将眷属留在农村。因此，孩子留守农村，夫妇长期异地生活，夫妻双方长期缺乏沟通和精神慰藉，容易相互猜疑，生活方式又因为城乡环境不同而出现差异，家庭处于实际的割裂状态，这给家庭的和谐带来严重的冲击，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1）家庭不和谐造成个人情绪不健康，由于长期在外，导致一些家庭亲情淡漠、婚姻关系不稳定，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个人情绪，再加上受教育和文化程度有限，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容易情绪失控，有些人可能因此走向极端，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2）家庭破裂导致个体经济能力下降，生活甚至生存受到影响，一些人特别是妇女迫于生存，也可能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或者从事一些违法工作；（3）正常性生活长期缺乏，容易引发一些身心疾病，特别是单独在外打工的男性农民工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个别农民工通过找“小姐”来满足生理需求，还有个别年轻且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因为自控能力差、精力旺盛，甚至涉及性犯罪；（4）留守儿童因为由单亲或者隔代抚养，性格容易产生缺陷甚至发生心理障碍，有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辍学现象严重；有的由于缺乏家长的管教，品行方面出现偏差，成为社会不良少年，这些问题儿童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增加存在着潜在不利影响。

（二）行为失范影响社会治安

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边缘地位，各类需要被漠视和侵害，还要忍受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引起了农民工对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不满，甚至个别农民工形成了对社会仇视心理。这容易导致行为脱离一般规范，笔者称之为农民工的行为失范。在农民工面临的各类问题中，牟新云（2007）[2] 通过对成都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发现，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生活支出较高、家庭亲情缺乏、情绪消极等四类问题都将导致农民工行为失范，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影响社会治安。除此之外，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暴力讨薪构成犯罪的比例也较高。

（三）社会边缘性导致社会冲突

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将导致城市形成以身份区分的“核心群体”和“边缘群体”。城市居民作为“核心群体”不但不认同农民工的社会贡献，而且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差异是天经地义的，偏见与歧视进一步扩大。而农民工则因为所面对的不公平，容易对强势的“核心群体”变得仇视。这两种消极情绪导致的“摩擦性互动”如果不加以协调，城市中将逐渐形成两个分裂的群体，当分裂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变为群体性的对抗。

除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冲突外，在现阶段已经出现得较多的是农民工与企业、地方政府或具有政府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有更大的政治冲突意涵。[3] 因为农民工的政治意识较淡漠、政治效能感较低，很少会因为缺乏在城市的选举权而发生政治冲突，故其缺乏组织化正规化的渠道来与政府或者企业协调。一旦发生实际的利益冲突，他们就容易考虑依靠政治冲突来解决问题，如罢工、集会甚至游行。其中，发生在农民工中间最常见的政治冲突是集体罢工行为，这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劳工纠纷下的一种集体抗议行为。[4] 总之，农民工在地方社会和经济运行过程中话语权的边缘性，导致了其容易选择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来表达诉求。又由于这种话语权的边缘性，使得其无法建立受到农民工自己认同的正式合法的组织，加之长期被忽略，导致其对现有的正式组织如工会也不认同，这又将进一步导致激进行为的失控和社会互信的被侵蚀，可能为更大的政治冲突埋下隐患。

二、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农民工长期与城市社会隔离，虽然看似只是影响了农民工群体，但由于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他们的边缘性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性。这种公平性的破坏从长期看也会影响经济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

（一）边缘地位限制劳动力供应

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劳动力供求已趋偏紧，从结构性短缺向全面性短缺转变。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旺盛而且会持续增长。农民工作为未来城市劳动力的主要增加来源，他们在城市工作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但农民工群体的长期边缘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1. 边缘性地位严重挫伤了农民工工作的效率。对于一些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如果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奋斗，仍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将会严重影响其有意愿融入城市的工作奋斗目标，进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虽然这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他们离开城市，但是却可能降低工作效率，实质上等于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另外，有些农民工因为其边缘性地位，在城市中一些基本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作时无法集中精神，这也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2. 长期无法融入城市导致部分农民工直接返乡。按照城市化的推拉理论，假设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之和超过了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之和，农民工就会选择到城市务工，如果相反的话，就会选择回到农村。如果农民工觉得城市的打工生活还不如回老家农村生活，且长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就很可能会返回农村，这又将影响城市劳动力的供给。

3. 教育培训的边缘性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农民工培训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导致了我国产业升级过程因长期缺乏中高级技能人才而放缓。更重要的是，由于农民工子女将对未来“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劳动力供给起到关键作用，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相比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来说，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更为重大的意义。[5] 显然，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边缘性地位将冲击到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增值，这将使得城市居民子女与农民工子女的差距比起父辈更大，农民工子女继续从事低层次工作的可能性也会更大。随着产业的升级，即便是最简单的工作也将对人力资源有较高的要求，农民工子女因为受教育时期缺乏人力资本积累机会或者积累得不够，可能连未来最简单工作的要求都无法达到。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将严重影响现在和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质量，即实质降低了劳动力供给水平。

（二）消费边缘影响扩大内需

根据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消费虽然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会越来越少，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穷人。因此，在同样数量的收入分配给穷人时，会有比富人更高的比例用来消费，故扩大内需与提高穷人的收入密切正相关。在我国低收入群体中，农民工正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和较有潜力的群体，但其消费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就业市场存在收入瓶颈限制、农民工财产性收入较少、收入增长有限、缺乏社会保障、在子女教育上要花费额外成本较多。[6] 农民工不得不加强储蓄，无法发挥消费潜力，处于消费的边缘地带。另外，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愿更强，但由于工作属性，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一般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潜力也很难发挥出来。基于农民工数量的庞大，这种消费边缘性严重影响了内需的扩大。

（三）居住边缘影响城市发展

除个别企业有能力解决农民工住宿外，大量的农民工则聚居在租房价格便宜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散布于城市中心和边缘地带。城中村原村民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宅基地的个人所有制保护下，在有限的土地上大量盖房。楼房密度极高，城中村的治安安全、消防安全性、卫生环境、空气质量也都非常差，而且由于管理困难、环境杂乱，有的城中村还滋生出黄赌毒等隐秘交易点，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城市风貌，也因此限制了城中村周边地区的发展。大部分城市对城中村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改造和拆迁，但是由于城中村中房屋密集，加上已经处于城市内部，拆迁成本非常之高。有些地区甚至因为拆迁成本太高导致企业投资无法收回利润，从而商业改造动力缺乏，而政府也受财政限制，承受不了过高的拆迁成本，最终导致一些城中村改造成为“死结”，严重阻碍了城市的规划发展。即便是成功地彻底拆除，没有根本解决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他们只是继续在离城市更远的地方聚居。如北京北部的唐家岭地区和南部的大红门地区，都曾经聚居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这些人在城中村改造后，不过是搬到了更远的地方继续聚居，随着城市的扩张，这些地区又会成为新的唐家岭、大红门。[7] 周而复始，政府始终面临城中村拆迁问题，持续受到财政压力，成为财政的“无底洞”。总之，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的廉价居住问题，城中村对城市风貌、城市规划和城市财政带来的压力将会持续下去。

（四）人口反复迁徙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由于农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城乡之间反复迁徙，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多年来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反复流动，给交通资源带来很大的压力；（2）农民工在就业城镇难以定居，只好在老家投资盖房，又由于我国农村房屋是最为重要的攀比指标，农民工特别舍得将自己在城市挣得的资金大量地投入到农村盖房一事上。[8] 而这些房子又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而大量闲置，一方面浪费了土地资源和建设资源，另一方面还为可能的土地征用增加了潜在成本。

（五）农村空心化导致粮食生产受限

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外出后将无法耕种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留在乡村务农的人耕种，但是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转让了经营权，有部分直接将土地撂荒，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农民现在无需缴纳粮食，撂荒不会产生费用；（2）有些农民工承包的土地较为贫瘠或者人均承包数量过小，即便让给他人种植也没有什么收益，农民工自己懒得转租，也很少有人愿意承租；（3）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外打工，村里已无有精力承租的劳动力；（4）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善，流转信息获得困难，流转主体无法实现对接；（5）因为农民工对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预期较差，随时都有可能回乡务农，不愿意签订长期流转合同。最后一点尤为值得注意，土地即便不撂荒也并没有通过长期合同流转出去，而只是每年临时性地给周边老乡耕种，这些新的土地耕种人因为对长久耕种缺乏预期，有的不敢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进行土地规划和机械化生产，这严重限制了农村土地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限制了农业效率的提升和粮食的增产。[9] 另外，因为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导致其直系亲属无法全部进城，农村老人、孩童和妇女比例大幅提升，中青年男劳动力比例大幅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农村空心化。这些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仍需种植一些粮食作物供自己食用，但是因为并不靠此作为经济来源，加上老人和妇女的种植能力有限，亩产量也相应有所下降。总之，大量农民在城市务工导致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粮食生产效率和生产总量。

三、城市隔离的消极影响与政府激励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隔离问题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如不加以重视，将严重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10] 当然，如果各级各地政府对以上这些问题有所关注，这种消极影响将成为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部推动力，让政府更加主动地推动农民工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11] 如果将政府进行细分的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包括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的政府）在对消极影响的关注点上将存在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激励维度。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社会稳定，因其是执政党非常关注的问题而受到高度重视，但真正能冲击政权稳定的是政治冲突，而非家庭问题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以及社会治安问题。在经济方面，劳动力供应以及相关的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和粮食生产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安全保障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因而中央政府必将高度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

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的角度来看，因为社会治安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居民的评价，而社会冲突特别是各种将直接影响上级对本级政府的评价，所以地方政府会充分关注这两方面的社会问题。在经济方面，对地方政府来说本地的劳动力供应和城市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本地的企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财政收支，故政府也会有相当大的推动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农民工流出地政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的问题基本不会直接导致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冲突问题，而粮食的生产问题和农村土地无法规模化生产经营又会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流入地政府有动力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农村原有土地进行流转。

除此之外，家庭问题和住房投资资源浪费多是个体性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并不会给予太多关注。而交通资源的浪费因其暂时性，而且可以作为推动交通资源投入的理由，也很难成为政府解决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问题的激励因素。

明确了农民工城市隔离的消极影响后，在不同的激励维度下，中央与地方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对解决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的问题将选择和设定不同的政策思路，这将构成政府实际上的政策供给体系，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家庭稳定。由于家庭稳定对社会影响的间接性，各级政府都缺乏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的激励因素，很难建立相应的临时住房租赁制度、促进农民工家庭和谐的社会力量发展等相应解决方案。

2. 社会治安。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保障的关注和重视将促使其制定针对农民工更为严格的社会治安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却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矛盾，包括稳定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另一个则是强力的控制，尽力瓦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防止其形成犯罪团伙，对于那些容易犯罪的农民工个体进行甄别、将其强制遣返或者实施软性预防措施。

3. 社会冲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避免农民工因融入城市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由于中央政府并不与地方用人企业存在利益关系，更多地会采取柔性的方法，如加大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的力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工会对农民工的吸收和服务等；而地方政府则因为与用人企业的密切关系，会制定更加灵活和针对性的对策来解决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矛盾。

4. 劳动力供应。各级政府都希望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但从中央层面看，能够推动劳动力供应总量提高的政策并不多，仍主要集中在保证劳动的合法权益问题上；地方政府由于存在各地争抢劳动力的现象，因而将更加努力制定各种政策以拉动劳动力来本地就业。短期看这种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组织管理好农民工招聘市场，甚至主动到农民工流出地招聘所需劳动力；中期看地方政府将不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各方面的条件以稳住农民工的供应；长期看则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持续性地保证农民工供给的稳定，将逐渐放开户籍限制或者减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别，二是加快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对于那些产业结构相对高端而农民工已经饱和或产业升级可能性较大的城市，解决城市隔离问题的政府激励就有可能不足。

5. 消费补贴。中央政府会给农民以消费补贴，如现电器下乡补贴等。从长远看，中央政府将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而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是这种差距缩小最主要的方法，中央政府可能会加大收入改革分配的力度，努力实现同工同酬，提高劳动要素投入的分配比重。地方政府虽然也会重视扩大内需对本地经济的影响，但是因为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把钱花在城市，所以地方政府可能并不会特别关注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当然，随着愿意在城市消费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多，地方政府推出增加农民工收入政策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大。

6. 城市发展。地方政府虽然有较强动力解决城中村问题，但由于城市化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从短期看，流入地政府面临需要解决的城中村数量是有限的，面临的改造成本也是相对有限的。城中村改造和解决农民工廉租房、公共租赁房问题，政府如能综合考量，那么改造成本将进一步增大，故对此缺乏足够动力。但从长期看，如果政府财政相对宽裕，为了解决农民工不断聚居在新城中村而导致城中村改造成本“无底洞”的问题，有可能会逐渐转为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福利保障房建设。

7. 粮食生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将推动土地流转制度试点范围的扩大，直到建立符合国情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但对于劳动力流入地政府来说，这将使得农民土地保障的重要性下降，给流入地城市带来更大的压力，有可能成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反对者。

四、基于政府激励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面对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着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激励，政策重心各不一样，甚至可能存在政策冲突和博弈。有的会在某些问题上支持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变革，有的则会成为反对者。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激励体系，让各级、各地政府都愿意更多地承担责任，实现变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 对于中央与地方都存在激励的政策，如解决农民工治安问题、社会冲突问题的相关政策，可以交由地方承担主要责任，中央通过建立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来加强地方政府的激励。

2. 对于中央和地方都缺乏激励的政策，如促进农民工家庭稳定的相关政策，要由中央立法，强制规范。

3. 对于中央存在激励，地方缺乏激励的政策，中央政府应该成为地方政府激励的补偿者。对于那些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实现的变革，中央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和官员考核的方式，努力促成地方政府从负面激励向正面激励的转变。如前面提到的扩大农民工消费的问题，中央要给予地方一定的财政支持，再比如解决城市发展中土地征收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降低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激励，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4. 对于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而言，有激励变革的地方政府应该给予没有激励变革的地方政府一定的补偿，而中央政府在其中就应该扮演激励调节者的角色，将那些因为变革而受益的地方的部分获益向受损地方转移，最终通过完善的激励体系，让各级政府、不同地方政府都愿意改革相关制度、改善软环境，大力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如前面提到在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而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时，流入地政府可能成为反对者，中央政府应该给予流入地政府以适当的农民工安家补偿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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