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税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4-02-05 17:50:4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消费税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对消费税的认识

篇1

关键词: 自动增氧型人工湿地;DO;COD; 废水处理;人工曝气

中图分类号:X703;X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1-0051-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15

湿地技术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污水处理工艺,具有投资少、运行费用低、处理效率高、出水稳定,兼具美化环境、可实现废水的资源化等优点[1-4]。作为新型绿色生态水处理技术,人工湿地技术符合国际上强调的可持续与低碳的发展理念,逐渐成为水污染控制方面的研究热点[5]。近年来湿地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净化各类污废水,如生活污水、养殖废水、工业废水等[6]。但常规湿地系统中因溶解氧不足而处于厌氧或缺氧状态,抑制了好氧微生物对COD的降解,制约着湿地系统净化能力。湿地系统内部缺氧是导致COD去除效果较差的原因之一。优化湿地结构,最大程度地改善湿地系统内部供氧能力,提高好氧微生物数量和活性,是提高湿地系统净化能力的关键。本研究用页岩空心砖构建湿地系统,改善湿地系统内部供氧能力,设计出一种高效率、低运行费用、低维持费用的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用来处理废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湿地系统的净化机理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选用天南星科菖蒲属草本植物菖蒲(Acorus calamus)。菖蒲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可粗放养护,去污能力强,同时具有观赏性和药用价值。选取生长良好、长势基本一致的菖蒲,植株高度约30 cm。

1.2 湿地系统构建与运行

湿地系统自上而下分别铺设当地土壤、粉煤灰以及砾石,基质层铺设厚度为21 cm。湿地系统中页岩空心砖(图1-Ⅰ)横放,空心砖层中心逐渐向下凹20°~30°(图1-Ⅱ),湿地两侧空心砖与大气相通,便于自动供氧。土壤基质层中铺设布水管道,并种植菖蒲,菖蒲种植密度为10株/m2。湿地基质层底部设置取水孔,用于采集湿地内不同基质层的出水。

湿地系统建好后,待植物生长正常后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期间(4月1日至5月3日)采用间歇式进水方,进水流量约为0.3 cm3/s,污水处理量约为51.8 L。每期进水时间为2 d(上午8:00进水),污水在反应器中的停留时间6 d,6 d后排水,接下来2 d系统进入停休阶段。待系统稳定后进行正式试验。试验中每隔7 d采样1次,研究基质层DO变化以及基质层对废水COD的净化效果。

试验中以人工强化曝气系统(图1-Ⅲ)为对照,该系统其他配置情况和构建的自动增氧系统完全相同。

1.3 分析指标及方法

分析指标为DO和COD。DO测定采用碘量法, COD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7]。

2 结果

2.1 土壤层DO及COD去除效果

湿地系统泥土层基质废水DO以及对COD的去除率见图2。由图2可知,人工曝气系统土壤基质中DO为0.67~0.73 mg/L, COD的去除率为53%左右;自动增氧系统土壤基质DO为0.77~0.85 mg/L, COD去除率为55.0%~56.8%。计算得知,自动增氧系统DO比人工曝气系统平均高出0.11 mg/L,COD去除率平均高出2.6个百分点。

2.2 粉煤灰层DO及COD去除效果

湿地系统粉煤灰基质废水DO及COD去除率见图3。从图3中可以看出,粉煤灰基质中,人工曝气和自动增氧两系统DO分别为0.50~0.55 mg/L和0.61~0.68 mg/L;其COD的去除率分别为45%~47.6%和47.1%~50.1%。自动增氧系统比人工曝气系统DO高出0.11 mg/L, COD去除率平均高出2.2个百分点。

2.3 砾石层DO及COD去除效果

湿地系统砾石层基质废水DO以及COD去除率见图4。人工曝气系统砾石层DO为0.65~0.72 mg/L,COD去除率为35.4%~40.4%;自动增氧系统砾石层DO为0.51~0.57 mg/L,COD去除率为35.1%~39.4%。人工曝气系统砾石基质DO较自动增氧系统平均高出0.15 mg/L,这可能与人工系统的砂芯曝气头位于湿地系统底部有关。

2.4 系统COD总去除效果比较

湿地系统对废水的COD去除效果见图5。人工曝气系统COD最终去除率为83.3%~85.3%;自动增氧系统COD最终去除率为85.1%~86.7%。计算得知,自动增氧系统COD去除率比人工曝气湿地系统高约2个百分点。

3 小结与讨论

人工湿地是一种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湿地系统内部进行着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魏彩春等[8]研究表明,湿地系统对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是通过湿地植物吸收利用、基质吸附、矿化及湿地内填料上微生物膜联合作用等途径的结果。梁威等[9]也发现,湿地植物在污水净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表现为,一是直接吸收利用污水中的营养物质供其生长发育;二是为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提供良好的生化环境,利于微生物降解有机物质,部分根际微生物还可提高植物对污染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植物对污染物质的降解;三是湿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氧输送至根区,利于微生物的有氧呼吸作用。闻岳等[10]研究认为,生物种群结构多样性对COD的降解有重要作用。付融冰等[11]发现,在一运行稳定的湿地基质中会逐渐形成数量和活性比较稳定的生物群落,且不同空间位置的微生物数量各不相同,一般上层多于下层。吴晓磊[12]研究表明,好氧过程具有更强的有机污染物降解能力。林良琨等[13]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DO控制在1.5 mg/L左右时,湿地系统处理效果最佳,COD降解率可达96.10%;当DO低于1.5 mg/L时,DO对COD去除效果影响显著,如当DO为 0.5 mg/L时,COD降解率仅为41.63%;当DO为1.0 mg/L时,COD降解率为84.43%,这是因为当湿地内部氧浓度增加,好氧微生物数量增多、活性增强、反应加快,对COD的降解效率提高,使有机污染物能以较快速度分解。可见DO对COD的去除效果影响巨大,通过改善湿地系统内部供氧能力可有效提高湿地系统的净化能力。

本研究中两种湿地系统内部基质层溶解氧含量均较高,DO平均为0.54、0.69 mg/L,与文献[14]和[15]相近。人工曝气和自动增氧两系统对COD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了84.0%和85.8%,自动增氧系统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优势,其内部DO平均高出人工曝气系统0.12 mg/L,COD去除率保持在85%以上,高于人工曝气系统。这是因为自动增氧系统的设计合理,充分利用空心砖内部空隙对湿地系统供氧,当污水向下流动,由于三层基质间的页岩空心砖孔隙间都充满空气,水流在基质层内呈非饱和流状态[16],部分空气可进入到基质内,因此提供了一个DO含量更为充足的环境;同时,在湿地系统停休期间,空气可进入基质内部空隙,基质间的微小孔隙中也会发生大气复氧,提高了湿地内的含氧量,缓解水生植物根系放氧不足,从而提高系统处理能力[17]。

构建湿地系统内部DO保持在0.6 mg/L以上,比人工曝气湿地系统(0.5 mg/L)高0.1 mg/L左右(砾石层低于人工强化曝气系统,这与曝气点位置有关)。自动供氧型湿地系统废水COD去除率达到85.8%,略高于人工强化曝气系统。这说明供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COD的去除性能(正相关关系);且供氧水平不同,其对COD的去除率影响程度也不同,人工曝气系统中极显著,自动增氧系统中显著;页岩空心砖利可有效改善湿地系统内部的供氧能力,提高湿地系统的净化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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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LAR N,ELAR P,?BLO M. The effect of pre aeration on the purification processes in the long term performance of a horizontal sub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7,380:229-236.

篇2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地方公共财政制度创新”(WT2012005)

作者简介:孙开(1962-),男,山东泗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sunkai9939@ 126com

金哲(1967-),男,辽宁盖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税收问题研究。Email:52785298@163com

摘要:消费税作为我国目前的重要税种之一,是通过影响人们消费方式和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而发挥环境保护作用的,同时也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经过近些年来的不断调整和改革,我国消费税制度在促进节能减排和支持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导向日益凸显,但在征税范围设定、税率设计和征税环节选择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税制度改革的深化,应与环境保护相关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相互协调,与国际通行的环境保护税制相接轨,着力突出其支持节能减排、促进环境保护的功效,兼顾其收入分配的职能,并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环境保护;消费税;消费税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6607

从征税对象涉及范围的角度来看,消费税可分为一般消费税和特别消费税。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对包括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在内的消费品的普遍课税,后者则是针对特定消费品和特定消费行为的课税。在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实施消费税的国家中,大多采用特别消费税的方式,意在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合理引导消费并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作为我国目前的重要税种之一,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对环境改善、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产生着愈加突出的作用。在深化消费税制度改革、着力发挥消费税特有功效的过程中,充分认识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从环保角度审视我国现行消费税制并探讨相关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阐释

关于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问题,可以从消费者理念、行为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在影响人们消费方式的过程中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消费税是以特定消费品为征税对象,而这些消费品往往具有比较强的负外部性。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政府对个别商品征税之后,势必引起课税商品市场相对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减少对课税商品的购买量,并相应地增加非税商品的购买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税便具有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国家通过征收消费税,可以对消费者产生引导作用,使其更倾向于减少对具有负外部性实物产品的消费,转而可能增加对非实物性产品(如教育培训、健康保健、休闲、旅游等领域产品)的消费。可以设想,在结构性减税设计当中,如果对特定消费品和一般消费品的税负分别做“一增一减”的处理,则更具有环保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资源耗费较多、环境污染较严重的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上升,而资源耗费较少、环境污染较轻的服务行业产品的价格将可能下降,这会促进人们的消费方式从不断增加对物质消耗转化为对提高生活品质和注重自然环境的健康方面消费,这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所以,在保持税收“收入中性”的前提下,对特定消费品课税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增加环境保护行业及相关行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人们对稀缺资源的需求量相对减少,降低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无度消费,从而使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进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通过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产生环境保护效应

基于环境保护目标实施的对特定消费品的课税,通过相关产品的价格传导机制影响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化,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改变投资方向。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导向的对特定消费品的课税还能够刺激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加速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技术和产品的调整,为国民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转变创造条件。在供求规律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对污染产品征税,将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由此可能付出的税收代价会迫使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研发并选择新的、更加节能减排的工艺手段,既降低生产流程的成本又减少污染排放,从而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通过对生态资源品(如实木制品)征税,可以提高稀缺资源品的耗费成本,进而引导民间资本投向节约资源使用的领域,促进环境保护行业的发展。

(三)对提高人们生态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积极影响

人类的生产生活依赖于必要的生存环境,也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不仅要求我们合理地、有节制地开发资源、利用环境,而且还要在考虑到当代人自身发展要求的同时,照顾到后代人的发展需求和生存空间,兼顾后代人的利益。构建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消费税制度,在保护环境的理念和政策背景下合理利用资源、激励经济的内涵式发展、缩小代内收入差距、寻求代际间的公平,有利于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代代相传,促进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环境保护视角下的现行消费税制度基本评价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度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基础上形成的。消费税自开征以来,作为与增值税相匹配并发挥特殊调节作用的税种,其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在保护环境、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1994年,消费税收入尚为4924亿元,至2011年已达到6 936亿元,年均增长率近16%[1]。按收入规模排序,2011年消费税已位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之后,跻身为我国第四大税种(如图1所示),消费税在我国税制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有关数据整理。

(一)我国消费税制度变动中的环境保护政策取向分析

从征收范围的角度看,在我国最初实施消费税的十余年里,其征税范围主要包括十一类应税消费品,对于其中的小汽车这种能耗品,仅按小轿车、小客车和越野车三个子目分设税率课税,并未考虑其潜在的污染水平和程度,且税率划分不细;对于资源性产品,征税范围仅包括柴油和汽油,而且税率也较低(固定税率分别仅为每升01元和02元,即使对含铅汽油的税率也仅为每升028元)。在这种情形下,显而易见,消费税所能够起到的环境保护和促进节能减排作用明显偏低。从2006年4月1日实施的消费税改革起,我们开始逐渐重视发挥和释放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相应地,消费税的税目也由11个增加至14个。与此同时,在小汽车、成品油和烟、酒等税目下还进一步细分为18个子税目,共计有28个消费税项目。与该项变动之前相比,在所谓能耗品中增加了游艇项目,将小汽车重新划分为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两个子目,并对乘用车按照排气量的大小分别设立6个税率档次;增加了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燃料油和航空煤油、油、石脑油、溶剂油等资源性产品。自2008年9月1日开始,又重新对乘用车划分为7个税率档次,且相应降低了小排气量乘用车辆的税收负担,大幅度地提高了大排气量车的税负,使大、小排气量车之间的税负差达到39%之多。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又调整了卷烟的消费税税率并加强了对白酒相关消费税的征收管理,同时还实施了燃油税的改革并大幅度提高了相关税率,使7种应税成品油的平均税率上升了约7倍。对燃油实施征收消费税的改革之后,以小汽车、成品油为代表的污染品和资源品品目的消费税收入占整个消费税收入的比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在不断改革和调整的基础之上,我国既有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和节能政策取向日益凸显,消费税制度本身较过去也有了明显改进。此处,我们可以借用GDP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该系数通常是指某一国家或区域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比,可据以预计和测算能源的消耗水平及其增减变化情况。的变化来说明这一点。通常情况下,该系数是用来衡量和体现能源耗费增速与GDP增速二者间相互关系的一项指标。如果该系数越高,则显示能源利用的效率越低,反之亦然。资料表明,在2006年以前的数年间,这一系数一直大于1,说明能源的利用效率偏低。在实施了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消费税改革后的当年(2006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便由2005年的102降低为087,2007年更下降为07,并呈现出日益走低的趋势[2]。该弹性系数逐步走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当然不能排除消费税制度变化所产生的限制、引导功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施一系列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所展示的具体成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自2006年起,消费税收入规模也大幅提高。2006—2011年间,消费税收入每年增长速度均超过1526%,其中2009年由于燃油的税率大幅提高的缘故,增长速度更是高达8534%。在消费税增收额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来源于成品油、小汽车、卷烟和酒类消费品的收入,2008年和2009年四品目消费税的增收额占消费税总增收额的比重分别为95%和985%[1]。可以说,仅此四个品目便已相当程度地“染绿”了消费税,使之成为了加强环境保护、促进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的绿色税种。

(二)消费税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

虽然现行消费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倡导环境保护和调节收入分配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明显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消费税制度中尚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功效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消费税税率设计中的缺失与不足

现行消费税制分别按照多元化应税消费品产品结构、价格水平和性质的不同,设计了包含定率和定额两种税率形式的产品差别税率。其中,对卷烟和白酒设有两种税率形式,并按复合计税方法计税;对啤酒、黄酒和七种成品油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税;对其他应税消费品均适用比例税率从价计税。尽管消费税的税率设计采用了多样化的模式,且已历经数次合理化的调整,但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专门的环境税的具体现状考虑,既有消费税的税率水平仍然显得偏低,更难以胜任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优化消费税税率的空间依然较大。

(1)从各种能耗品之间的税率对比角度看,税率设计中的不足之处导致政策取向的某种偏差。现行消费税制所针对的能耗品大致涵盖小汽车、摩托车和机动艇等。按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理应对小汽车和摩托车依其排量大小的不同分别设置差异化的税率档次。然而,目前针对这两种能耗品所采用的税率设计方式却不够严谨和协调。例如,游艇和大排量乘用车应该同属富裕人群消费的能耗品,但目前游艇适用的消费税率为10%,而即使大排量乘用车的最高适用税率也不超过40%,两者相比较,前者的税率明显偏低。除此之外,对于10升及以下排量的汽车,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1%,而对于250毫升排量(明显低于10升排量)及以下摩托车的消费税适用税率却为3%,而对于超过250毫升排量的摩托车,其消费税适用税率则为10%。一般情况下,小汽车的排量会明显大于摩托车,但现状是,小汽车所适用的消费税率却大大低于摩托车。诸如此类政策措施导向偏差问题的存在,不利于达到提高环境保护效率的目标,也与公平税负的原则相背离。

(2)部分资源品的适用税率偏低。在现行消费税制度下,应纳消费税的资源性产品包括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和成品油。对于实木地板和木制一次性筷子本应课以较重的消费税,以限制其消耗和使用,从而有助于节约森林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但目前这两种木制品的消费税适用税率却仅为5%,偏低的税率显然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对于成品油,目前对其采用定额税率、从量征收的方式。其中,油、汽油、石脑油、溶剂油的定额税率为1元/升,柴油、航空煤油、燃料油为08元/升,而含铅汽油则为14元/升。成品油是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均对这种资源课以较高的税率。按当期汇率测算,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的相关税率分别为163元/升、287元/升和407元/升,欧盟成员国的平均税率达到448元/升,均明显高于我国的相关税率;在美国,虽然在一般消费税中按081元/升的较低税率对燃油课税,但在燃油使用环节也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课以环境税[3]。在成品油税率偏低、未能按含硫量或燃油效能差异分别设置、实施不同税率的情况下,消费税本来所特有的鼓励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和使用的功效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3)就某些商品而言,其定额税率设计缺乏相应的弹性,导致消费税的导向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啤酒、黄酒和成品油依照单位税额采取从量、定额方式的计税,其优点是易于计算、便于操作,但缺点则是税率的弹性机制不足。以啤酒和黄酒为例,虽然十年来其市场价格已翻了数番,但其所适用的税率却仍然是1994年制定的单位税额标准。这意味着,当处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时期,如果不能及时对单位税额进行适当调整,那么此类消费税的收入就难以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同步地增加,这势必削弱消费税的组织收入功能和对消费的引导作用。

2消费税征税环节设计中存在的弊端

本文中所论及的消费税生产环节,主要包括生产销售、生产自用、委托加工和进口(可视为境外生产)等诸环节,适用于除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外的其他所有应税消费品。在征税环节设计方面,我国的消费税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特征。按照现行消费税制度,除对卷烟在生产和批发两个环节两次征税之外,对其他所有应税消费品均实行“税不重征”的办法,仅在其生产或者流通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实施一次性征收;对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等应税消费品,则后置为零售环节征税。关于消费税征税环节的设计,更多的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对这三个征税环节加以比较分析后可以发现,在批发和零售环节课征的好处是有助于实现消费税的应收尽收,减少税款的流失,

这一特点在零售环节课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具体表现为在纳税人众多的条件之下,消费税将面临管理方面的难题,从而使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有鉴于此,我国目前除了对垄断经营的卷烟和特许经营的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选择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税之外,对其他所有应税消费品的征税均设定在生产环节。在生产、批发、零售三个环节当中,选取生产环节征税时所面对的纳税人相对集中,征收管理比较容易,能够充分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而且也便于税款在生产流通的首个环节及时入库。然而对于从价计税的消费品来说,选择在生产环节征税也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如果缺乏有效、严格的监督约束,那么,有可能在客观上为纳税人利用关联转让定价进行税收规避提供可乘之机,进而造成消费税调节功能的弱化、导致消费税税收收入的流失。目前,这种逃避消费税的现象在化妆品、烟、酒、小汽车、摩托车等行业中普遍存在。税务部门除对卷烟和白酒行业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之外,对于其他各种消费品尚缺乏有效的对策和管理办法。

3“绿色税目”所涵盖的范围有待进一步增加

在现行消费税税目中,有10个税目、23种消费品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直接相关,其中包括3个能耗品税目(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3个资源品税目(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和成品油)和4个环境污染品和有害品税目(鞭炮焰火、烟、酒及酒精和汽车轮胎)。绿色税目涵盖的范围有限的状况,已经难以适应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当下,我国的臭氧层物质消耗量以及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均已位居世界的前列[4],农用薄膜和塑料包装物使用所产生的白色污染状况也令人堪忧[5]。在这种条件下,仅按10个税目对23种消费品课征消费税,其调节作用和影响范围就显得偏小、狭窄。为了配合进一步实施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要求,更多资源品和环境污染品,包括建筑装饰材料、含磷洗涤用品、高档纸和煤炭制品、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用品(如包装物、塑料袋、餐饮用品)、电池以及各种其他污染性电子产品等,均有必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之内。

三、环境保护视角下深化消费税制度改革的原则考量

深化消费税制度改革,是整个税收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体现国家的长远发展政策与规划。笔者认为,消费税改革的再次深化,须着力突出其促进环境保护、支持节能减排的作用,在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和组织收入功能的同时,也使消费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税种。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周全地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应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

(一)与环境保护相关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相协调

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税收是环境治理中行之有效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其独特作用也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我国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但所开征的多个税种中均包含着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制要素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其中,一是包括以重税所体现的消费税、资源税、关税和车船税政策,二是包括以减免税优惠所呈现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可否通过对现有税种的改革和完善,将其务实地整合为一个环保类税收体系从而服务于保护环境目的,不失为今后税制改革中的一个亟待探究和解决的课题。基于目前的税制体系,以促进环境保护为目的,消费税改革的着力点应落在如何将污染环境、不可再生的资源产品纳入征收范围之内。因此,消费税改革是属于增税性质的改革,在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应本着“收入中性”的原则,与减税改革相契合,在课税要素优化设计中注意使之与环境保护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相协调。

(二)与国际通行的环境保护税制相接轨

实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强烈外部性特征的国际性公共产品。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同在一片天空下,一个国家污染排放会影响到别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资源退化或过度消耗也会直接和间接地涉及到他国的利益。这意味着,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很难有所谓“避风港”或世外天堂。为了面对和解决这一国际性课题,欧盟各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将政府税收作为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有的国家甚至单独开征针对性的专门税种(如碳税、污染排放税、机动车税等)。环境保护性税收的课征,有可能直接抬高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可能间接地促使生产者为减少排放转而采用成本更高的技术工艺。如果已实施和未实施环境保护税国家的相关产品一同参与国际竞争的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其结果必然是前一类国家的公司因成本劣势而失去一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并让位给未开征环境保护税国家的公司,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置身于不利地位,而使后一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利。当然,这种非合作式的零和博弈不可能始终维持下去,从长远角度看,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各个国家均顺应潮流和规律,在环境保护领域采取方向一致的对策措施。鉴于环境保护性税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日益扩大,我国在包括消费税在内的环境保护类税制的优化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注重维护国家和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该保持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处理好国际利益关系协调的问题。

(三)在注重环境保护效率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公平

由促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优化消费税制度设计的着力点应集中在强调提高环境保护效率,应对消费品所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方面,即通过其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对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加以矫正,达到优化和改善环境的目的。在秉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理念的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正确地引导消费、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消费税固有的内在功能。优化消费税制度设计不仅应注重提高环境保护效率,同时也必须顾及到消费税的“累退性”特征及其对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在选择确定消费税的征税对象时,应尽量回避大众性的一般消费品,即使因环境保护需要确实应该予以课税,也可以在税率设计过程中考虑对无替代品的应税消费品施以较低的税率;对所谓高档消费品理应课以重税,但同时须在税率设计方面注意对那些采用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税消费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措施。消费税与增值税之间的配合,重在发挥其在调节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功效。按照效率、公平原则相结合的客观要求,应尽量避免或减少设置消费税的优惠规定。

四、对策思路及具体措施分析

以上述三项原则为基础,在深化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加大运用消费税促进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从逐步扩大征税范围、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和强化征管三个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

(一)优化消费税税率设计

消费税税率的设计体现着消费税调节的纵深程度,其税率的调整须适当、有序、稳步地进行,既应充分表达作为征税者的政府部门在促进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资源方面的意图,又要避免因征税而可能出现的影响生产发展和抑制正常消费行为的副作用。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构建消费税定额税率的适时调整机制。我国现行的对啤酒、黄酒的消费税适用税率明显偏低,而且已历经十余年时间未作任何调整;对于汽油、柴油、油、溶剂油、石脑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其消费税的适用税率虽然在3年之前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近年来国际原油期货价和现价总体上涨的背景之下,既有税率仍然偏低,调高的空间依旧存在。从欧盟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来看,对于按照定额税率征收消费税的商品,通常会与商品价格变动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动关系,从而充分释放消费税对消费的引导功效。与单纯地提高单位税额标准相比较,一个不断提高税率标准的调增机制,更有利于在事先形成节能减排、鼓励或限制消费的政策导向。因此,应根据十余年来啤酒、黄酒价格上涨幅度的变化情况,对消费税的适用税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啤酒为例,假设啤酒价格上涨了3倍,考虑到啤酒消费的大众化和承受能力,可按1倍的幅度提高税率,即将甲类啤酒由250元/吨调整为500元/吨、乙类啤酒由220元/吨调整为440元/吨。对于成品油,可参照国际经验按含硫量进行税率细分,除对低污染、高效能燃油保持较低税率外,与燃油市场价格变化建立起联动机制,适当提高其税率[6]。这不仅有助于刺激对节能机动车的需求,推动节能机动车的研发、生产和消费,而且也利于引导燃油的节约使用。其次,为了避免或减少在消费税制度中设置税收优惠政策,对值得鼓励发展的、运用节能减排技术达到低污染排放标准的小汽车,设置相应的排气量折合标准并按适用税率征税。从协调乘用车和摩托车适用税率标准差异的角度出发,可考虑将排气量低于250毫升的摩托车的消费税适用税率调低为1%。基于私人飞机和游艇均属于高档消费品的具体情况,可以将私人飞机的消费税适用税率设为20%甚至更高,将游艇的适用税率由现在的10%提高至20%。鉴于实木制品与森林资源之间密切的关联性,可将实木高档家具的消费税适用税率设为10%,将木质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的适用税率由目前的5%提高至8%。

(二)强化对生产环节从价计征应税消费品的税收征管

根据前已论及的选择在生产环节课征消费税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笔者认为,应该维持在生产环节对应税消费品(特别是具有环保性质消费品)进行课税的做法。针对在生产环节按计税价格课征消费税时可能出现的转让定价问题,笔者建议以《消费税暂行条例》和《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的反避税条款为依据,参照对卷烟实行征税的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对其他各种应税消费品的规范性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全面、充分地采集应税消费品批发和零售各环节的价格信息,设定最低的计税价格

我国目前已经对机动车设有最低计税价格。并适时、适度地加以调整,在此基础上确定计税价格。可以设想,经过税务机关的努力,完全能够通过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最终解决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避税问题,从而不必将征税环节由生产环节转移至批发或零售等其他环节。

(三)增加“绿色税目”的覆盖面,推进消费税的逐步扩围

就消费税的征税目的而言,是以选择的特定消费品为征税对象。如果以促进节能减排和强化环境保护作为课征消费税的重要目标,那么从原则上讲,各种类型的污染性、资源消耗性消费品和部分能耗品均应被纳入到消费税的课征范围之内(如图2所示)。

然而,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和消费税实际征收管理中的可操作性等实际情况,可依照先高档(如高档实木家具、私人飞机)后普通、先国际(包括与碳排放有关的消费品)后国内的原则,渐进地增加“绿色税目”的覆盖面,推动消费税的逐步扩围。具体的改革对策是: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在既有税目的基础上,将私人飞机、高档实木家具(可参照高档手表设定具体的执行标准)纳入消费税的税目当中。经过调整之后,具有环境保护意义和节能减排导向的税目将增加至如下12个:(1)烟,包括卷烟、雪茄烟、烟丝。(2)酒及酒精,包括粮食酒、薯类白酒、黄酒、啤酒、其他酒、酒精。(3)游艇,主要用于水上运动和休闲娱乐等非牟利活动的各类机动艇。(4)木制一次性筷子。(5)实木地板。(6)鞭炮、焰火。(7)成品油,包括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油、燃料油、航空煤油。(8)汽车轮胎。(9)摩托车。(10)小汽车,包括乘用车、中轻型商用客车。(11)私人飞机。(12)高档实木家具。在上述税目的基础上,待时机成熟之后,可再将大货车及大客车等能耗品,含磷洗涤剂、废旧电池、废旧手机、氟利昂家电产品等污染环境的日常消费品,一次性包装物、一次性餐具、一次性塑料袋等不可回收、不可降解的一次性产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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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江,吴剑波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国内替代能源预期[J]生态经济,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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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留平,张世超关于我国现行消费税制改革的思考[J]会计之友,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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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1-06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缓行下协调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税制结构、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究。储德银(2012)将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作为关键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制调整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得出财产税挤入居民消费需求、商品税和所得税挤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结论[1]。李香菊(2013)则是基于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采用长面板研究各税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证明不仅渐趋完善的税制结构对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间接税的累退性一定程度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2]。赵蓓(2010)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消费决策模型,研究减税与政府扩张促进居民消费的关系[3]。从国外理论看来,似乎上述结论有悖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但如Carroll(2001)与Blanchard(1985)所证明,由于个体寿命与个体预防性储蓄等不确定性存在,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效果不会被个体未来的完美预期消费决策行为所抵消[4,5]。换言之,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在现实中其实难以满足,更符合实际的是宏观财政政策能影响当前个体消费决策,从而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积极作用。Ljungqvst和Uhlig(2008)在Andrew B.Abel的“不甘落后(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效用函数框架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影响[6,7]。

目前很多学者在税收总量层面考察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分析全面、成果丰硕,也有少数通过划分税种进行实证的研究结果颇具价值,这都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与税制结构关系提供了启示。但笔者认为,首先,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多年,鲜有在此背景下,较为全面、完整的总结改革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作用的成果。其次,未有人考虑税制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外部性,即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某地区是否存在外溢性作用于相关或邻近地区。最后,需要考虑财政支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在我国实施减税政策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是否会挤出政府部门的相关扩大内需支出,弱化结构性减税效果。因此,本文力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体现在有利于检验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与实施效果,弥补考察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关系的不足,更加清晰准确地揭示和认识近年来税制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轨迹,进而为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方向提供借鉴。

二、我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现状

对于结构性减税内涵,贾康[8](2011)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减税”降低实际税负水平;二是强调“结构性”,有别于简单全面的减税,是有选择性的、优化结构的安排。虽然政府征税存在效率损失,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但在既定税收收入下,通过调节税制结构、税种间比例仍可以达到一定税收总额约束下最大化居民消费的效果。

我国对从税制结构角度调节居民消费的政策能力十分关注,但仍在实践中探索其实效性,缺乏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理论上,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都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调整所得税,直接关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决策,存在收入效应。调整商品税,改变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使得居民消费结构与选择方向受到影响,消费者将依据自身效用函数调整需消费的商品组成,即替代效应。财产税是对财产征税,调整财产税,使当前购买财产与当前消费间产生替代效应,财产税负担增加将使消费者获得财产的相对效用降低,转而进行当期消费的相对效用更高。

三、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

图1以几何坐标轴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图中曲线代表消费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纵坐标代表居民储蓄,横坐标代表居民消费。初始情况,税前消费者预算约束线为直线AB,政府对居民所得与财产净收益征税,预算约束线平行下移至EF。同时,政府还对消费商品征税,对财产所有征税,由此产生的替代效应使EF变换至EH。此时,消费者消费和储蓄分别为X2和Y2。于是可假设:税制结构变动的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在调整后受到的预算约束相对于调整前有所减弱,预算约束线上移至CD。此时,若替代效应保持不变,最终预算约束线应是平行于EH 的直线CM,消费增加量为HM。但商品税与财产税的变化将改变居民当期消费结构与跨期的消费储蓄分配决策,使得新的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不再平行于直线CM,两者的综合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做出决策调整,提高当期消费,即CG斜率小于CM。最终,消费增加量为MG。

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与无差异曲线U0相切,对应消费为X0,储蓄为Y0。收入效应使消费支出增长X0X1。而X1X2代表着替代效应的消费变化量。X0X2就为税制结构变化刺激消费的总增长。同时,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框架下同样尝试推导税制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路径。

所得税征收率t1与居民消费倾向为负向关系;商品税与财产税对消费的替代效应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即β与T2存在负向关系。因此,我们得到消费函数C(t1、T2)的一阶偏导数均为负。这与前面使用几何图形说明的结果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可以充分利用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达到改变居民倾向、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的目的。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三方面究竟给予了居民消费何等程度和何种方向的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获得结果。

四、构建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

1.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现实中居民消费是一个跨期动态过程,经济中个人遵循着跨期效用最大化路径以配置自己的消费支出。个体会基于过去因素相关的经历来考虑当前环境下的行为,这意味着考察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颇为重要。因此,为了修正动态数据结构引发的内生性问题,防止参数估计的有偏和不一致,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式(SYS-GMM)考察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下税制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

被解释变量Cosuit代表居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Comtit、Inctit、Protit分别代表商品税对数、所得税实际税率、财产税比重,Unit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Gdpit是名义人均生产总值,Czexpit代表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地方财政历年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传媒四项支出总额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计算得到。Lcit代表流动性约束,用城镇及农村的居民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得到的人均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最后,模型中的μi是各省份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γt是时间效应,εit为估计误差项。考虑到本文采用短面板数据,将滞后项最大阶数均取1,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Cosuit-1作为解释变量,体现居民消费的动态变化。各变量下标i、t分别代表第i省与第t年。

2.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空间权重是空间计量模型的关键要素,是地区空间外溢性的体现,又鉴于此步骤旨在检验我国结构性减税下税制结构调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因此,将存在共同边界的省份视为相邻,地区与其自身视为不相邻,相邻地区权重取1,不相邻地区权重取0,选用空间杜宾(SDM)模型进行分析:

式中,W代表省份间以地理相邻关系特征所确定的空间权重矩阵,W×Cosuit表示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滞后变量,其系数β0反映相邻省份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对本省份居民消费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同样,W×Comtit、W×Inctit、W×Protit表示相邻省份的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变动情况的空间滞后变量,对应系数显示各结构成分对本省份的影响程度与正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误差项均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含义一致。

(二)主要变量定义

1.商品税。商品税变量选择用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之和的对数进行描述。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在计算商品税额时,根据中央与地方间3∶1的比例分成原则,将各省份国内增值税的4倍作为当年各省份实际征收到的全部增值税额。营业税直接加入商品税变量。另外,选取《中国税务年鉴》中相应消费税数据与增值税、营业税求和。

2.财产税。实证部分财产税变量以各省份历年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契税之和占该省当年税收收入比重得到。

3.所得税。在实证过程中税制结构的所得税部分仅考虑个人所得税。选择个人所得税税额除以居民收入得到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个人所得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6∶4,因此,同样乘以2.5倍进行反向处理得到各省份每年征收的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

(三)数据来源说明

计量模型和数据选取样本时序跨度为2004~2012年。将数据横截面选取为全国31个省份,除消费税数据其他所有基础数据均取自200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笔者对基础数据均进行平减处理。在控制变量中,财政支出变量与流动性约束变量也是商值形式。但在计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变量时并没有预先进行平减处理,是考虑到名义性物价因素会影响居民消费的决策,对居民产生一种虚假的价格改变现象,所以人均生产总值采用包含物价指数波动的名义值。

五、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鉴于矫正异质性导致的估计误差,在考察动态回归之前,本文预先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检验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结果支持了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结构成分对居民消费不同程度与方向的影响。

而实证检验中运用动态模型考虑居民消费支出的动态变化将更符合现实。回归结果如表1。

AR(1)、AR(2)统计量用于检验模型差分方程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与二阶自相关,AR(2)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动态模型序列不相关。Sargan检验考察的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根据检验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我们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由此可知,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

滞后项变量Cosu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4829,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消费具有动态的自我增强能力,居民消费上一期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本期的“成长性”。

关键变量Inctit系数为-0.13810,通过5%显著性检验,与居民消费负相关。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多年所得税调整使居民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每提高1%,居民消费支出将有0.13810%的减少。因此,我们可知近几年的两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与暂停征收利息税等措施都未能从实质上改变所得税负担对消费需求的约束,其调整仅仅是落后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与时俱进,还未能实质上产生刺激经济引导消费的作用。虽然所得税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支出,但不能单纯立足其经济效应抑制消费而否定其地位与重要性。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加大直接税比重是我国税制的一项重点改革方向,改革所得税时还需要兼顾财政收入、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将所得税视为整个税制结构的成分之一,总体上与其他税类统筹协作来刺激消费与调节宏观经济各方面。

Comtit与Proti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商品税收入实际值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提升0.11279%,财产税税收比重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更是增加0.33970%,这表明施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税制结构调整后,商品税与财产税挤入了居民消费,支持了税制结构调整的商品税与财产税的替代效应。征收财产税产生较强替代效应,结果是购买财产所获效用小于使用该收入进行当期消费,以致增加了居民消费。

由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可知,Czexpit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为0.06196,Gdpit、Lcit系数通过1%显著性检验分别为0.00810和-1.15021。这说明政府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文化体育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导致居民能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前提下更多地消费而不是进行预防性储蓄;人均生产总值表明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本地区拥有良好的消费环境,选择范围广、消费品众多能刺激居民将更多收入支出于消费;流动性约束每增加1%,消费支出减少-1.15021%,系数绝对值较大反应出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决策抑制力强,所以从货币角度来说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前,我们必须先对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如图2,莫兰指数为0.303037,且P值为0.0070,通过1%显著性检验,可以确定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存在一定空间正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因素来分析居民消费支出的跨区域作用。另外,在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时通过豪斯曼检验我们确定了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所以,下面利用Matlab2009a软件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

W×Cosuit的系数为0.13000,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即我国各省份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相邻省份地区居民消费对本省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商品税空间滞后变量W×comtit系数为0.23073,通过1%显著性检验,财产税空间滞后变量W×Protit系数为0.41581,通过5%显著性检验,说明商品税与财产税的空间依赖性强,两者能正向促进相邻省份的消费支出。我们认为,由于相邻外省商品税、财产税的税制结构变化,本地区居民进行消费决策时根据获得的外地区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信息会进一步调整自身的最优消费组合,同一商品若由于地区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外省居民承担税负较高,本省居民可能产生一种本地区消费此商品税负更低而收益的心理暗示,从而更加倾向于消费此商品。另一方面,外省税制结构中财产税的变化使外省居民选择当期消费,从而会通过消费支出的空间外溢性间接促进本省消费。最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动态面板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同方向,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了在模型加入空间相关性后各个控制变量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仍存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估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我国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从税制结构角度构建促进居民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才是解决内需问题、优化税制结构的根本之道。而且,上述分析可以为政府部门如何把税制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把利器来扩大内需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指引,为我们反思此轮改革推行至今的效果,日后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政策措施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1.构建既稳定又灵活的商品税制度,进一步调整商品税税负构成,弱化流转税的累退性弊端,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调整政策,促进营业税全面改增值税的步伐,规范与细化增值税、营业税的覆盖领域,分工协作以提高税收制度运行效率。对于商品税,一方面要加快“营改增“步伐,合理制定增值税税率,例如将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品归入低税率档次,同时重点解决增值税与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将重叠征税部分明确划分,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另一方面,消费税的特殊作用是我国政府将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合理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的原因,保持消费税率变动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消费税对消费高档品、奢侈品及资源消耗品的调节作用。

2.加大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完善所得税制度,积极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的所得税动态反应机制。首先,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税适用税率,制定税率适当及时调整的计划。其次,兼顾公平税负与量能负税。提高各收入项目费用扣除标准,可以考虑将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项目纳入费用扣除,提高中低收入人群保障生活的能力以此提升消费欲望,同时对低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费用扣除进行特殊的减免规定,以保障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最后,目前我国个人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财产净收益给予优惠,存款利息税等应恢复征收,可以达到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少储蓄的效果。

3.构建系统的、完整的财产税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如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应全面及时地总结沪渝试行房产税经验和问题,尽早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同时减少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收,促进存量房的流转,抑制居民投资性房产需求,间接刺激消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减轻低收入人群解决居住所负担的成本。另一方面,加快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制定与颁布。遗产税与赠与税不仅在改善社会风气、更新观念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且能遏制财产资本非经济性的集中,以此鼓励人们合理储蓄,进行即期消费。

针对文中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认为决策部门还应统筹兼顾、放眼大局,在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强调初次与二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并注重发展与完善金融信贷体系、不动产登记及现金管理制度,为居民借贷消费创造条件。收入提高、经济发展一方面将为潜在蕴藏的消费能力的释放打下基础,长远上提供了税收来源,另一方面,税源得到充分保障还能为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的财政支出腾出更大的伸缩余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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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康,程喻.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成税与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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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协调国家收入,带有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税收机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就是税种。而纵观各类研究成果可知,实际上税收结构也是各个税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及相互之间的比重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集中收入和调节经济的手段,将税收相互集合而成的税收系统,最后将这些税种相互联结、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所形成的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税制结构其中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指税系结构,税系结构是将相同的税种相互组成而形成的系统,并按照主次搭配构成不同的税系,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国家内部不同税系的构建,这种结构构建模式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税系。税系的具有不同的税务性质,按其性质上来划分可分为间接税系和直接税系这两种。税制结构的另一个层次是税种结构。税种结构实际上就是指税制结构中各个税种之间的搭配。关于税制结构的设置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都不尽相同,导致其发展的税收系统也不尽相同。经济形态的不同就会影响税制结构,因此,关于研究我国税制结构的基本状况必须首先满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其次还有保持研究的统一性,进行一系列的分类整理。按照税制结构的类别上来划分,可将税制结构分为两种结构模式,其中包括以商品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以商品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实际上就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模式,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就是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模型,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一般是指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个人的收入水平较高,收入的差异也较大,最终运用个人所得税来稳定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才能达到公平分配个人收入。从税收政策所设定的目标上来看,不同的政策目标将对于税制模式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所得税本身的性质,其主要存在比较富有弹性的税制,比流转税易于形成刚性税制。

二、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一)税系结构的收入分析效应分析

从税系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上来分析,从现代国民市场经济发展上来看,税收主要实行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节,以便于维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目前所实行的税系体系主要是为了区分于实际份额的比例和累计比例,但是比例税实际上市不受控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收入分配提升时,利息税不变。在税系结构中平均税率与收入分配的比例呈现正相关现象,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平均税率也逐渐增加,反言之,收入的降低,其平均税率也随之降低。所得税时讲收益所得价格设定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统一名称。但是税负受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收益的相关影响,无法实现变更,如若按照收入的高低来设定收入分配,那么就不能很好地实现降低收入差距。一般情况下当直接税收制度处于最佳的运行状况时,累计的所得税就会降低高收入者的支持分配情况,这样以便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收入的差异。但是财产税的实施在建立在企业的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基础上的,企业的动产和不动产也是最直接的课税对象。基于企业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财产的隐蔽性将直接的作用于财产税征收的难度之上,换句话说,在财产税征收时,有些企业财产具有隐蔽性,因此也会使得有些企业逃避一些税款的征收。

(二)税种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直接税系内部的各种税种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个人收入是个人所得税中的基础,个人所得税中的个人既是纳税人也是负税人。个人应得税的能力是个人收入情况之间的体现,因此,在扣除个人收入时在保证个人收入上报具有真实性和代扣情况的基础上;累进税率的税制就及时的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以便于逐渐起到拉平收入差异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影响税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具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税收的相关管理制度和税收政策所设定的将拟达到的目标。其次,从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上来看,这点是影响税务结构变动的最直接因素,所得税的收入与国内人均GDP的增长呈正相关。而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上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拓展一定的空间,相比较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会降低因计划市场中流通货物价格原因而引起的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悬殊利润现象,也不会产生以流转税为主题的税制结果模式。最后从税收的相关管理制度上来看,我国采用的是宏观管理模式,因而对所得税对企业利润所得或者个人收入征税就较为复杂。

三、基于收入分配效应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分析

想要站在收入分配效应视角下优化税制结构,就必须的根据税收制度的所有方面进行有效的考察。实际上最适合课税实施的就是将所用的税收制度以理论知识为现实的依据,并对这些税制结构进行设置,但是设置必须建立在国家实际发展实情的基础之上,想要满足税制结构中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均匀的状态也要考虑到税收实施后的所产生的结果,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地调节,实施间接税类和直接税类的改革才能不断满足实际调节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在我国,各种税种对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增值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是针对所有市场经济中流通的常用的消费品,其不受商品的价格影响,统一征收按照17%的税率,但是增值税会受到个人消费倾向的影响,并逐渐呈现递减的趋势,相对于基本生活开支,低等收入的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会明显地高于高收入家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税收本身是具备正调节经济的功能,但是尚未建立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不给予税收政策干预的政策,但是任凭市场自身调节,往往其结构不尽如人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国家逐渐认识到调节税收的作用,这也使得税制结构在调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及稳定经济发展上的相关功能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实施税收的调节都在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相对于营业税来说,各种行业的不同其主要实现的税率也不尽相同,在餐饮行业来说,餐饮行业的税率为5%,但是这种税率却明显高于乘坐飞机时所要上缴的税率,这也是一种具有累退性质的税种,这样将严重地影响着收入分配的结果,往往促使收入分配的结果缺少公平性。例如消费税。消费税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消费税主要针对的是市场中较为流行的奢侈品或者具有高耗能的企业,奢侈品的税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限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发展,以便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消费税具有一定的累进性,但是这种累进性质并不是完全存在于所有应税消费品当中的。由于消费税、增指税、营业税都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因此必定影响其他行业也具备一定的累退性,其中包括教育行业和城市维护行业,正因为间接税在税收的行业中占据着较高的比例,因此就会严重地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为我国平衡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的分析能够看出,在逐渐的优化税制结构上要考虑到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改革的基本情况,在税制设置,就必须在企业间实行结构上的减税,以便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在针对于营业税上要根据市场中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来制定,如若全部统一实行,营业税改革。那么就将会严重的影响企业的纵向发展的平衡性,可以适当地实行对消费税现有征税范围未进行档次划分的部分重新分档。为了扩充中等收入阶层和保证消费需求,还可以设定不同档次的不同税率。例如适当的调高档消费品的税率,以期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和保护环境目的。关于间接税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上,由于间接税的税负与直接税税负的转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商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商品的价格来达到转接税款的征收,但是不论税款征收数量怎样的变化,其税款部分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往往在市场商品的流通中消费的数量与收入之间呈现着正比例的关系,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征收上存在着一定的累加性和累退性,一旦缺少这种性质将会影响收入,就会逐渐拉大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必须逐渐提高直接税,并有效合理地降低间接税的比例,才能逐渐优化税制的结构,适当采用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不断优化个人所得税,并采用逐渐调节消费税征收的范围,以便于促进消费税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结论

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 税收政策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76-02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已经迫在眉睫。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起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本文试图从分析税收政策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入手,探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税收政策和循环经济之间的关系

政府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外部效应理论。传统的“单程式经济”是以资源过度消耗为代价来维持经济增长,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了难以克服的负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等;而循环经济强调的是资源的永续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生产和消费中会尽量减少负的外部效应,增加正的外部效应。但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会凭空实现,而且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配置出现扭曲,即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品供给不足,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品供给过剩。为了实现由传统的“单向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政府就有必要采取适当的经济调节手段来干预市场,税收在其中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课以重税,而对能够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行为在税收上给予鼓励。政府通过对具有负的外部效应的行为征税,可以使损害者自行负担损害成本,从而使外部性成本内在化,即使其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行为,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使行为主体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收益。

循环经济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是由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需要。通过优化税收政策的实施,可以为有效解决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尤其为解决环境与资源问题提供了重要手段。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这就使得优化税收政策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动力机制和重要保障。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税收政策及其问题

(一)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税收政策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现行税制中已有具有生态效果的一些税种和税收政策,这些措施与政府的其他措施相互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促使废旧物资的有效利用、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限制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方面。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矿产品征税,按资源自身形成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资源税差别定额税率;对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免征增值税;对焦碳和铁矿砂等资源类产品停止增值税出口退税或降低出口退税率;在消费税中新增了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等税目。

2.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对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核定以及排污费的征收标准、计算方法、使用进行了规定;2006年对消费税制度的调整中进一步突出了促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政策目标,包括的主要措施有:降低小排量汽车的税率,提高大排量汽车的税率,对混合动力等具有节能、环保特点的汽车实行税收优惠;将汽油、柴油税目改为成品油税目,增设石脑油、溶剂油、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子税目,等等。

3.鼓励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对纳税人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对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的部分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以三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5年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对翻新轮胎停止征收消费税,等等。

4.促进节能产品生产与消费方面。对我国企业由于执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线而取得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赠款,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不足与问题

1.资源税在限制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中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能被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诸要素。按其利用限度,可分为再生资源(非耗竭性资源)和非再生资(源耗竭性资源)。资源税的开征目应着眼于有利于资源节约使用,调节因为资源开采利用条件差异的级差收入和降低污染等多种功能。目前来看,我国资源税的开征存在以下缺陷:(1)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不相符合。现行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征收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但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限制了其应有的作用。现行资源税并没有表达政府对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因而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单纯的级差性质的资源税没有正确反映资源的价值,不但不能体现资源本身的内在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而且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无助于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更不能将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使用。(2)现行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太窄,难以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资源下游产品的比价产生不合理,助长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3)现行资源税是以销售量或自用量为计税依据,对企业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不征税,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4)税收调节作用太弱。我国资源紧缺、浪费破坏的情况日趋严重,但资源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仅占0.5%左右。可见,现行资源税根本起不到对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和配置的不合理所起到的作用。

2.现行增值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促进节能生产的效果不明显。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现行增值税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生产型增值税造成我国企业负担普遍较重,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对于发展循环经济而言,更是不利于清洁生产,在环保设施上增加投入。(2)优惠范围有限。当前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只集中在生产电力、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方面,仅涉及煤矸石、石煤、炉渣、粉煤灰、油母页岩等几项,这只是循环经济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循环链及相应的原料及产品未被纳入。

3.现行消费税制在社会消费环节对资源利用的诱导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强化。我国消费税制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相关资源利用的调节作用,例如将实木地板、一次性木筷等纳入征税范围。但是,从全面建设循环经济的角度,消费税制改革还应进一步深化。最为典型的是汽车消费税的税目规定,为突出环保和能耗目的,目前按气缸排量大小而适用不同的税率,而对使用天然气、乙醇、氢电池等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车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另外,对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污染的一次性用品除了方便筷之外,卫生纸品、塑料包装袋、电池等均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这都说明消费税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

4.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不利于企业长期综合利用资源。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循环经济的促进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具体包括:对利用“三废”进行生产采取减免的政策、对有关技术改造的设备运用进行税收优惠等。但问题也比较突出:(1)现行所得税对循环利用企业的优惠期限为5年和1年,不符合循环利用企业的运行规律。因为循环利用企业从正式投产经营到形成一定规模并初见效益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一旦优惠期过,企业面临的是同其他非循环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以及高于这些企业的沉淀成本,很容易导致企业放弃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生产模式。(2)循环经济大多同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生产方式相关,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无形资产的摊销管理很严,中小企业一般很难享受这方面的优惠政策,而类似的中小企业资源耗费和污染问题是最为严重的。

5.现行税制中缺乏环境保护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专门税种。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税收制度中征收专门的、多样化的环境保护税种对强化环境保护、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现行税法对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定位不高,没有设置专门的环保税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种长期缺失。采取收取排污费的方法远远达不到既定的目的:一是排污收费因为属于行政性收费范畴,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差;二是征收的范围较窄,对销售、消费环节考虑得较少;三是资金使用管理上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征收排污费对环保的作用非常有限。税收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依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零星规定来实现,这既限制了税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调控力度,又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

另外,我国目前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是以征收排污费的形式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排放进行末端约束,没有设立适当的限制性税种。现行排污费存在征收标准低、征收面窄、征收依据不科学、征收效率低和规范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对抑制企业污染行为的效果并不理想,迫切需要加以改革。

三、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建虽然在某些方面体现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思想,但并没有将循环经济作为一个系统的因素来考虑。今后应利用《循环经济促进法》施行为循环经济税收政策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的契机,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从完善征税政策,建立绿色关税征税体系,适时开征燃油税、环境税以及制定针对性优惠政策等方面构建我国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体系,来推动循环经济相关产业发展。

1.实施限制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的税收政策。应正确认识不同税种在限制资源过度开发和促进资源节约使用的作用,进而形成一套互相搭配、互相协调的服从于限制资源过度开发和促进资源节约使用的税收政策体系。

资源税主要作用于应开采多少资源,根据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稀缺程度差价而征收,应进一步发挥资源税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其一,扩大征收范围。即应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矿产资源管理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其二,调整计税方法。在计算资源税税额的时候应当采取以产量为计税依据的方法,同时在从量征税的过程中适当提高单位税额,或者采取从量征收和从价计征相结合的方法,让资源税的税额能够随资源价格的上升有所提高。其三,制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等行为减免税,引导合理生产行为。

消费税在限制资源过度使用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其着眼点在消费环节对资源的消费起到再调节和诱导作用。应进一步增加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对饮料容器、一次性纸制品和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可根据其消费状况对资源的耗费情况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在新调整后的消费税税目税率表中,成品油这一税目下又有汽油、柴油、石脑油等七个子税目,同时又调整了小汽车和摩托车的税目税率,对这类消费品征税,事实上又有两个目的,即促进资源节约使用和较少对环境的污染。消费税对相关税目和税率的安排要和资源税相互搭配,形成服从于限制资源过渡开发和促进资源节约使用的税收政策体系。

2.实施限制污染物排放的税收政策。(1)改“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总体做法有二,一是在环境保护税这一税种下相应设置污水排污,废气排污,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和噪声超标排污的税目;二是单独设置污水排污税,废气排污税,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税和噪声超标排污税。在具体税基的设计上,参照《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采用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也可以污染性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或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由于保护环境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合作,环境保护税应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2)发挥不同税种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的作用。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些资源在开采出来后必然要消费,而在消费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污染物,如煤炭燃烧必然产生SO2和CO2。因此,对控制这类污染,既可在开采环节将对减少污染的意图纳入资源税的开征时考虑的范围之内,这样征管起来较为方便,也可在排放过程中,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开征范围之内,这样较能反映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意图。因此,对于减少污染而言,在什么样的税种或环节中进行控制,或者在不同税或环节中,税收额度的分配,各税种如何搭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将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消费税的方式,提高其生产成本,通过价格信号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消费,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

3.实施促进节能产品、节能设备生产和消费的税收政策。(1)对节能产品和节能设备的生产企业,对其给予一定形式的所得税减免。由于节能产品和节能设备的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应当将这部分社会效益纳入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节能产品和节能设备的收益中去,从而提高节能产品和节能设备的产量。(2)推行“消费性”增值税。目前采取的“生产型”增值税,由于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不论是从节能产品和节能设备的生产企业来看,还是从节能产品和节能设备的消费企业来看均是不利的。推行“消费性”增值税,有助于增强企业投资环保设备的积极性,引导并鼓励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加速更新设备,加大环保投入,提高市场对环保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4.建立比较系统的循环经济税收优惠政策。

(1)完善增值税优惠政策。鉴于增值税的内在机制是排斥免税的,所以增值税免税应尽可能的少,尽量避免最终环节以外的税收优惠。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①在环保和节能等固定资产的购置上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适应企业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迫切需要,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撑体系;②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首先,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从外部购入或无偿取得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中,在核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基础上准予抵扣;其次,以合理拉开利用再生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与原生资源之间的税负差距为目标,通过提高进项税抵扣的办法,实现循环经济的税收优势;③取消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免征增值税规定,以免对土壤和水资源的保护产生不良影响。

(2)调整和完善消费税相关政策。尽管2006年的消费税调整体现了国家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鼓励发展环境保护型、节约资源型、高附加值产业,但同时也存在“抓大放小”等方面的问题。需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在更大范围内将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纳入消费税范围,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产品的税负差距。尤其是应把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生活用品、高档建材、原浆纸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二是为了促进节能,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的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对于资源消耗量小、能循环利用资源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不征收消费税。

(3)完善营业税优惠政策。对从事节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4)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企业所得税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政策工具,而且是一种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等特点,所以在所得税上实行优惠措施,能更有效地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具体言之:①加大对节能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比例。②对单位和个人为生产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培训、咨询等所取得的技术收入,可予以一定的所得税优惠。③企业用于清洁生产审核和培训的费用,可以列入企业经营成本;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对企业为减少污染而购入的环保节能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或在一定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购买的防治污染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摊销。④企业用于环保及环境美化方面的捐赠,可享受与普通捐赠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

篇6

【关键词】绿色消费;绿色产品;环保

2012年“6·5”世界环境日主题是“绿色经济,你参与了吗?中国结合自身状况,将本届环境日的主体定位为“绿色消费,你行动了吗?由此可见。绿色消费既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时代潮流。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对立促使绿色消费的兴起,绿色消费倡导的是节能、环保、健康和可持续的消费。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心理偏好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势在必行。

一、绿色消费的涵义

1987年英国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南”中将绿色消费定义为避免使用六类商品的一种消费,如:危害到消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在生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的商品等等。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指出,绿色消费是指“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中国消费者协会对绿色消费的定义是:在消费内容上,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食品;在消费过程中,要注重对垃圾的处置,尽量减少环境的污染;在消费观念上,引导人们在追求生活方便、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绿色消费的涵义,但是国内外学者或机构对绿色消费的基本认识是相同的,绿色消费不仅包括购买绿色产品或享受绿色服务,也包括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抵制,及在消费过程中处处体现的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环保意识,涵盖了与绿色消费相关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绿色消费有利于弘扬消费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现状

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九五”期间,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1999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6个部门启动了以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提倡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三绿工程”;“十五”计划也提出“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2001年,中国消费者协会适时地将“绿色消费”确定为该年的消费主题,有力地促进了绿色消费观念的普及;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程度。

自2009年12月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等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人们从低温、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现象的频繁发生中的切身感受增强了对绿色消费理念的认识,并一定程度落实到了行动中。国内众多学者致力于发展绿色消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关于绿色消费理念的清晰认识随消费者的文化程度以及年龄有关,文化程度越高者对绿色消费的内涵更加注重,20-35岁间的年青人对绿色消费认知程度更高。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虚假营销宣传及假冒伪劣产品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认识和行动的障碍。

(二)我国绿色消费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绿色消费在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层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从政府层面看,我国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够,各省市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还不大,绿色补贴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也缺乏鼓励绿色消费的相关政策;我国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绿色教育形式也比较单一,使很多消费者认识不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性;在生产企业和消费者两个层面都缺乏宏观调控,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积极性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绿色消费税制还不完善等。

在企业层面,绿色产品的研发投入不足,提供的绿色产品较少;绿色产品价格偏高,制约了消费;绿色产品的宣传、营销手段相对落后,不利于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

从消费者层面看,绿色消费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我国消费者收入水平较低,制约了价格偏高的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不成熟,消费仍然比较盲目。

三、发展绿色消费的对策

鉴于我国绿色消费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亟需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位一体的绿色消费促进体系。

(一)政府的作用

1.积极引导绿色消费

政府首先应当将大力扶持绿色产业,增加对绿色产业的投资;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绿色产业;增加对绿色产品生产企业的补贴;完善绿色奖励政策;制定绿色采购政策,引导企业对环境的保护。

其次,政府应该大力宣传绿色消费,大力开展绿色教育。通过多种载体广泛深入的宣传绿色消费,培育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念,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共同建设节约型社会;同时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绿色教育,推广简约环保的生活方式。

最后,政府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绿色标志制度。绿色标志又称环境标志,当前发达国家都在制定绿色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标志”、美国的“再生标志”等。我国应积极推行ISO14000绿色标志认证,这既有助于消费者的甄别绿色产品,又有助于我国商品跨越绿色贸易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

2.加强绿色消费的调控力度,完善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

政府要规范绿色产品市场秩序,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重点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健全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形成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机制,规范政府、企业、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尤其是要加强对消费者约束,明确消费者在垃圾分类处理、废旧商品回收、高耗能产品消费等方面应当承担的义务,形成绿色消费的责任约束机制。

3.完善绿色消费税制

我国的消费税具有节能环保的绿色功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扩大征税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革计税价格模式和征税环节,适度运用税收优惠,引导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

(二)企业的责任

1.增加研发投入,大力开发绿色产品

绿色产品是指生产过程及其本身节能、节水、低污染、低毒、可再生、可回收的一类产品。绿色产品是绿色消费的前提。绿色产品的生产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多开发一些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以更好的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

2.逐步降低绿色产品价格

由于绿色产品在原料采购、生产以及废弃物的处理过程中都要考虑环境保护,相应的就增加了研发费用,使其生产成本和价格偏高。由于绿色产品价格偏高,而我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总体还不高,使得相当多的消费者只能消费普通产品。想要扩大绿色产品市场,使更多得消费者有能力消费绿色产品,生产厂家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的降低绿色产品的价格。

3.完善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为经营指导思想,以绿色文化为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的营销观念、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绿色产品的生产企业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营销观念;设计绿色产品;制定绿色产品的价格;建立稳定的绿色营销渠道;做好绿色营销的促销活动。

(三)消费者的响应

消费者要不断学习绿色产品和绿色消费的相关知识,提高绿色消费意识,主动选择绿色消费,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消费者要自觉遵守国家的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响应号召,在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过程中,从自身做起,实现绿色消费。

参考文献:

[1]刘伯雅.我国发展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绿色消费模型的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09(1).

[2]李实.低碳经济时代绿色消费观的构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4).

[3]朱顺贤,邱成梁.关于完善绿色消费税制的探讨[J].经济纵横,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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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志彬.中国绿色消费的主要领域和对策探索[J].消费经济,2012(3)

[7]王硕.绿色消费,你行动了吗?[N].人民政协报,2012-6-7.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JK010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篇7

海宁先生自1983年加入捷成集团以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几个年头,现任集团董事总经理,负责集团整体业务的运营、战略和发展。借着海宁先生这次来到中国的机会,本刊特别邀请他,为我们解读中国的奢侈品发展之路。

捷成的奢侈品营销

捷成在中国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的发展也会围绕着这三个城市及周边区域开展,但是如果了解一下中国的近期发展情况就会发现,中国的西部现在经济发展迅速,例如像四川这样的区域就很值得关注。所以海宁先生认为:“作为分销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每一位消费者的需求都有所不同,每一位客户的需求也都有所不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哪些是我们潜在的客户。捷成现在进行内部改组,实施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正是源于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举例来说,捷成酒类产品的市场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事实证明在这些地区酒的发展是比较快的;而捷成的汽车业务主要是在一些核心城市,所以捷成也会适当调整自己的业务重心。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的业务来满足不同的需求,以抓住不同的商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业务领域有怎样的需求,同时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怎样促进它的发展。”

不同类别的奢侈品,捷成也会选择不同的销售方式,比如在销售酒类产品的时候,一般会和酒店、饭店或者一些夜店合作,因此,这个领域产品的销售会更多地以B2B的方式进行。但是其他的奢侈品领域,一般采用的是B2C的方式,也就是直接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海宁先生认为根据不同业务的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样能够建立起很好的客户群,同时也会使捷成得到明确的反馈。从以往的商业活动中,海宁先生曾跟很多公司有过良好的合作,也让他有机会了解很多优秀公司的经商方式,并从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带领一个公司走向成功、在更大的平台上发展自己。正如海宁先生说:“对于捷成来讲,我们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来发展我们所的品牌。”

奢侈品方面,捷成拥有几大类产品,包括豪华汽车、钟表和游艇。与世界其他市场相比,目前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应该是最具发展前景和增长潜力的,因为现在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高,越来越富裕,而且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欲望也越来越强。捷成希望凭借自己优秀的销售能力,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一系列选择,同时也为这个产品的供应商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

中国特色的奢侈品市场

谈到不少人关心的奢侈品消费税,海宁先生认为中国目前针对奢侈品的税收,促使很多消费者到中国内地以外的市场去消费。“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从整体的税收政策上来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消费者更加有意愿去购买高端的奢侈产品,否则消费者很可能选择去国外购买这些产品,这对消费者本身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能够规避国内过高的消费税,但对于中国市场的发展肯定不会有帮助”,海宁先生总结说:“无论奢侈品的税收是增还是减,主要还是从长远来看怎样对中国市场有更好的帮助,现在很多消费者会选择去香港或是澳门购物,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样能够把消费者原先的境外消费变成在境内的消费。”

海宁先生同时表示,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推销这些奢侈品,也是源于消费者本身的特点。他认为奢侈品的意义就是“不同的东西适合于不同的人” 。“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人购买奢侈品是为了给自己奖励,他们希望用奢侈品来证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他们现在也十分愿意花钱来给自己奖励,所以我认为奢侈品首先必须是看得见的。”对于一个成熟的奢侈品市场来讲,购买奢侈品可能不仅仅是对自我的奖励,而是一种个人风格的体现。但是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在中国市场上很多人购买奢侈品其实是带着一种炫富的心理,一部分中国的消费者在购买了奢侈品之后就想要把它展示出来,让人们都能看得到。香港的情况就与中国内地十分不同。中国内地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发展虽然没有香港那么成熟,但它本身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海宁先生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之中,中国内地地区的奢侈品市场会发展得越来越快,而且购买奢侈品可能会逐渐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谈到中外奢侈品消费的具体不同之处,海宁先生举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以中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为例,在欧洲很多消费者在购买豪华汽车的时候会选择隐藏标识。比如他们要购买保时捷的话可能会选择去掉车上的牌子,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买了一辆非常贵的车。但是在中国,这种选择几乎没有,看起来并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篇8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其巨大的潜在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跨国企业关注和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国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雄厚,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较高,与我国的资源秉赋和产业结构形成互补性的格局。因此,发展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后对外贸易的发展走势

俄罗斯从1991年到2001年对外贸易发展表现为“两下两上”的曲折发展进程,发展走势呈“W”型。具体数据见表1。

表11991年~2002年俄罗斯对外贸易发展动态(单位:亿美元)

注:贸易额包括个体贸易。此表转引自《今日俄罗斯市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第33页。

从表1不难发现,10多年来,俄罗斯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锐减期(1991~1992年)

苏联1991年全面解体,1992年俄罗斯开始实行激进的经济转轨,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严重,外贸额锐减。1991年和1992年外贸总额与上年同比分别减少了33.5%和20.7%,进出口额的锐减是国内经济危机的重要信号,是经济转轨后国有外贸机构机制失灵而私营外贸机构尚未得到发育的必然结果。

(二)回暖期(1993~1997年)

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生产的降幅减小,通货膨胀速度减缓,一些适应市场经济的部门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到1997年,经济止跌趋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出现增长,商业部门比较活跃,金融市场比较稳定。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从1993年起,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8.6%,1994年接近锐减期开始的1991年,1997年达到1619.39亿美元,超过了1991年锐减前的水平,提升到外贸总额的最高点。

(三)危机期(1998~1999年)

1998年是俄罗斯对外贸易急剧转折的一年,1998年和1999年俄罗斯外贸总额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7.6%和13.3%。这两年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下降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1998年“8.17”卢布大幅度贬值出现金融危机,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锐减,企业投资能力下降,进口大幅度减少(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7月俄进口增长6%,危机发生后的9~12月俄进口下降56%);二是美国、欧盟等国家对俄发起92起反倾销案,使俄每年因此蒙受损失约15~20亿美元。三是1998年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使出口额大幅度下降,当年俄出口商品价格平均下跌17.6%,出口收入损失约150亿美元。(四)复苏期(2000年~至今)

2000年普京总统执政,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刺激宏观经济增长,着力打击外贸走私集团,使俄罗斯较快地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2000年以来,对外贸易逐年复苏,2000年和2001年的外贸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9.7%和4.85%。俄罗斯外贸复苏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国际市场行情对俄出口十分有利;二是生产领域特别是进口替代型企业的生产增长幅度较大,抑制了进口贸易,顺差大增。2000年和2001年的外贸顺差分别为610亿美元和496亿美元,2002年头5个月外贸顺差仍保持在186亿美元的水平上。三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卢布贬值,使俄出口商品价格至今仍有竞争力。二、俄罗斯进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伙伴的分布

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以能源产品和资源型原料产品为主,能源产品大约占出口商品总额的40%以上,尤其是石油产品,其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甚大,一旦国际油价升高,俄罗斯的出口形势就好;一旦油价下降,出口额必然减少。再者,金属、宝石及其制品占出口商品的1/4,俄罗斯的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体现了它鲜明的特征。其具体商品结构参见表2。

表2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

注:上表中不含个体贸易。此表引自《2002年俄罗斯数字快报》369页,数据不含独联体国家。

俄罗斯进口商品以机器设备、运输工具、食品和农业原料为主,其相加几乎占到进口商品总额的60%以上,说明多年来俄罗斯工业缺乏技术的更新改造,工业设备严重老化。另外,农业产品依然短缺,农副产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每年不得不动用外汇,大量进口食品。俄罗斯进口商品的结构见表3。

表3俄罗斯进口商品结构(%)

注:上表不含个体贸易。此表引自《2002年俄罗斯数字快报》371页,数据不含独联体国家。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大国,由于历史形成的经济区域分工和经济地理的特点,俄罗斯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欧洲。俄罗斯分为12个经济区,其中加里宁格勒州游离俄罗斯大陆处于西欧,其产业密集的经济区域位于北方经济区、西北经济区、中央经济区、伏尔加——维亚特卡经济区、中央黑土经济区、伏尔加河流域经济区、北高加索经济区和乌拉尔经济区;位于中部和东部的西西伯利亚经济区、东西伯利亚经济区和远东经济区地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5%,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2%,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于欧洲地区。这种经济状况决定了俄罗斯对外贸易的重点在欧洲,与欧盟、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外贸比重占到80%以上,与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外贸比重还不到20%。

俄罗斯对外贸易伙伴的区域分布,欧盟居首位,约占俄贸易额的34%,其后依次为独联体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东欧国家,它们大约分别占俄贸易额的19~22%、17%和13%。详见表4。

表41997年~1999年俄罗斯对外贸易伙伴的构成(%)

注:上表数据不含个体贸易。此表引自《今日俄罗斯市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第31页。

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分布于五大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有英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法国、瑞士、瑞典;在亚洲主要有印度、塞浦路斯、中国,土耳其、日本,在北美洲主要有美国,在非洲和大洋洲外贸总额很小。

俄罗斯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参见表5和表6。

表5俄罗斯1995年~2001年向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注:上表数据为实际发生额。此表引自《2002年俄罗斯数字快报》363~364页。

表6俄罗斯1995年~2001年向主要贸

易伙伴的进口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注:上表数据为实际发生额。此表引自《2002年俄罗斯数字快报》365~366页。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具有传统的贸易关系。由于地缘优势和既往产业链的连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依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外贸关系,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进出口额大体相当于其进出口总额的10%左右。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参见表7。

表71995年~2001年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进出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注:上表数据为实际发生额。此表引自《2002年俄罗斯数字快报》367页。

三、俄罗斯外贸体制与现行政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组建新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机构的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对本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废除国家垄断制,建立对外贸易自由化体制,在经营方式、支付手段以及管理制度方面逐步同国际通行的制度接轨。俄罗斯外贸体制改革经历了十分坎坷的过程,在关税手段和非关税手段上也几度调整,即使是当前的外贸体制也仍处在变动之中,俄罗斯在维护自身外贸利益与争取早日入世之间进行着艰难的选择。俄罗斯外贸体制与现行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除外贸国家垄断制,推行对外贸易自由化

俄罗斯改革的首批法令就是废除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用市场调节的方法代替行政调节的方法,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

1991年,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关于在俄联邦境内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的法令,取消国家过去规定的企业参加对外经济活动的各种限制和禁令,“允许在俄罗斯境内登记的一切企业及其联合公司,不分其所有制形式,可不经专门登记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俄开始从国家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向对外贸易自由化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项改革的宗旨是:建立一种调节机制,一方面应最大限度地促进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符合当前国际贸易惯例,实现俄罗斯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这项改革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从事外经贸的企业实行私有化,推行股份制,组建和发展集团公司。除军火出口公司和一些专营战略性原料的进出口公司的控股权均由国家掌握外,这些大公司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逐步与经贸部脱钩,朝着集金融、生产、外贸功能为一体的跨部门集团公司的方向发展。其次,国家不设置障碍,企业和经济组织可以自由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自由地进入国际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最后,逐步形成符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对外贸易做法的完整体系,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注意发挥关税、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手段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

规范关税和非关税制度。受传统经济体制影响,原苏联的关税制度单一,税制税目自成体系,进出口关税不分档次,关税对调节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作用不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和规范关税制度,努力向国际通行的制度靠拢。

(二)进口管理政策

1.进口关税

1992年初,俄罗斯对一些进口商品规定了很高的税率。但是,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下调一些商品的关税。同时,对不同类型国家规范了实行区别待遇的关税。同俄有最惠国待遇关系的国家实行基础税率(15~50%);同俄没有最惠国待遇关系的国家实行普通税率(30~100%);同俄有贸易协议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优惠税率(7.5~25%)。中国属于这一类国家。俄从1993年2月1日开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从1993年8月1日起,俄实施新的海关税法,新税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俄海关制度已开始同国际通行的方法接轨。1994年3月15日起,俄大幅度提高进口商品的税率,这次调高税率是为了保护本国同类商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免遭外国商品的冲击,具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为调节本国经济的发展,从1996年5月起,俄又提高了平均进口关税的税率,由原来的12.5~14%提高到14~15.5%。同时,还采取了一些非关税调节的行政手段,加强对进口商品的管理,如严格进口安全检验制度,自1997年1月1日起要求所有进口商品必须使用俄文标签等。

2000年4月1日起,俄开始实行新的进口关税税率表(正式名称为《俄罗斯联邦海关税则》)。对80种商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其中上调的30种,下调的45种,另外5种商品在从价税不变的情况下规定了从量税。根据2000年11月27日第886号俄罗斯政府决定,对上述新税率表进行部分修改,自2001年1月1日起,对3500项商品实行新进口税率。当前俄进口税率除零税率外,分为5%、10%、15%和20%等4档。对汽车、白糖、酒精、酒类制品、烟草制品等特别敏感商品仍实行25%和30%的进口税率。

2.增值税

自1993年2月1日起,俄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增值税。针对不同的进口国别,俄实行以下两种增值税征收办法:对独联体国家的商品免征增值税;对非独联体国家的商品计征增值税。

目前俄实行两种增值税率:粮食、基本食品、原糖、野生果实、浆果、核桃、用于科技目的或生产饲料或制作药品的鱼粉、鱼和海产品、儿童用品等进口商品的增值税率是10%;其他商品的增值税率是20%。

根据有关法律,进口商须两次支付增值税:首先是在办理商品进关手续时,要按商品的海关申报价值、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的合计金额计征增值税;之后,在俄联邦境内加工和销售进口商品过程中的新增价值部分也要缴纳增值税。

3.消费税

俄对进口商品征收消费税始自1993年2月1日。目前仅对酒类、香烟、汽油、首饰和小轿车等五大类进口商品征收消费税。

无论自独联体国家还是自非独联体国家进口上述商品时,均缴纳消费税。

消费税率与关税税率一样,可以按从价(按商品海关申报价值的一定百分比)、从量(每一计量单位商品应缴纳多少欧洲货币单位)或复合(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的办法征收。

与增值税不同,进口商只需一次支付消费税,即在办理商品过关手续时支付。在此之后,缴纳过消费税的商品在俄境内销售时,无需再次缴纳消费税。

4.非税收调节措施

俄罗斯对部分进口商品实行许可证管理。迄今为止,商品进口到俄罗斯一直不受配额限制,许可证管理也只针对有限的商品。需接受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某些特殊商品,包括保护植物的化学产品、工业废料和译密码设备;第二类是需按俄总统和政府规定的特殊程序进口的商品、技术和科技信息,包括武器弹药、核材料、贵金属、宝石、麻醉剂、镇定剂、可用于制造武器装备的个别原材料和设备等。

但按照保护国内市场的需要,俄逐步增加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自1997年1月1日起,开始对食用酒精和伏特加酒的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自1998年5月1日起,开始对彩电整机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自1999年1月1日起,开始对烟草及其工业代用品的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

(三)出口管理政策

1.出口关税

在调整出口税方面,由于出口秩序混乱,俄罗斯经历了一个从上调到下调的过程。1991年在向市场

经济过渡初期,俄在出现大量原材料低价甚至倾销价竞相出口问题后,不得不实行出口专营并上调出口税,这样,战略性原材料出口的混乱局面得到抑制。1992年11月俄开始实行新的出口关税税则,新出口关税税则的趋势是,适应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要求,较大幅度地调低出口商品的税率,并且减少征税商品的种类。出口商品的税率从原来5~70%下调到3~25%。征税商品种类由1992年的53个大类减少到1993年的29个大类。特别是机电产品开始减征、免征基础税。1994年俄再次调低商品出口税,并决定今后商品出口关税将受到两种限制,其一是数量限制,只有少数商品征收出口关税,其中包括某些矿产原料、燃料、黑色和有色金属、化工产品、林产品、粮食、航空装备、武器和军用材料等。由于无法精确计算这些商品的国内生产费用,所以,俄征收这些商品关税是依据出口效益而定。其二是时间限制,根据俄联邦《海关税》的规定,出口关税征收到1996年1月1日为止。1998年8月俄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在国家财政日益恶化的压力下,为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弥补国家预算亏空,1999年初以来,俄政府颁布命令,开始对部分主要出口创汇产品征收临时出口关税,需缴纳出口税的商品清单中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有色金属、木材、皮革料、大豆、油菜籽、葵花籽、某些食品等。

2.增值税

根据出口地域的不同,俄实行两种增值税征收办法:

一是对向非独联体国家出口的商品免征增值税。1996年这一优惠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凡与向非独联体国家出口商品相关的运输、装卸和换装等服务业务也予以免缴增值税。

二是对向独联体国家出口的商品则按全额税率(20%)征收增值税。增值税先由买方支付,再由出口商负责上缴国家财政。

1996年底~1997年上半年,国家加强了对享受增值税优惠的出口商品的监督管理,规定出口商必须向税务监察部门提供由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货物确系运往非独联体国家。

3.消费税

根据贸易方式、商品品种和出口地区的不同,对消费税应税商品规定如下计征办法:

一是通过易货合同的出口,需缴纳消费税。

二是向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石油和天然气除外),免征消费税。

三是向未加入独联体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指波罗的海三国)的出口,如以非自由兑换货币结算,免征消费税。

四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均需缴纳消费税。

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消费税率由俄联邦政府的专项决议加以确定。根据不同产地的矿业地质条件和经济地理条件,国家对不同的石油开采企业规定了不同的消费税率。

4.非税收调节措施

一是对某些商品实行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

目前俄对以下两类商品的出口实行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第一类主要指那些按照国际协议的规定应主动限制出口数量的商品,如纺织类半成品和成品、个别黑色金属制品、碳化硅等。第二类是某些特殊商品,包括野生动植物、药物原料、译密码设备、武器、核材料及其装置、贵金属及宝石、矿物学及古生物学的收藏资料、半宝石及其制品、麻醉剂、镇定剂等。

在实践中,出口配额的分配主要是通过招标或拍卖进行。配额如有富余,亦可通过实际出口业务加以分配。出口许可证由俄经贸部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负责发放。

二是对出口商品进行海关估价。

为了防止出口商低报出口价格、海外结余利润,自1996年12月起,俄规定对出口商品实行海关估价。确定海关价格的基础是合同成交价,即出口商品买方实际支付或应该支付的费用,此外还应包括由买方承担的、但未包含在合同成交价内的费用,如中介费、费、包装费、知识产权对象使用费等。

三是对加工服务贸易的出口进行管理。

近年来,加工服务贸易(外国商人购买俄产原料后,不将其运出俄境,而是与俄企业签订加工合同,委托其对所购原料进行加工)在俄境内得到较大发展。针对这种情况,俄海关专门做出以下规定:卖给外国公司的俄产原料不受海关监管;海关机构不参与上述原料及其中间加工产品在俄关境内的转运;获得的最终加工产品可按照一般出口制度(包括配额和许可证规则)运出俄联邦关境。

四是加强对出口收汇的监督。

1993年10月,俄建立了计算机外汇监控系统,自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对出口商的出口收汇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和检查。该系统的运行方式是:计算中心与俄全国各地经营外贸结算业务的商业银行建立起计算机联网关系,商业银行将出口商每一笔出口业务的最后收汇情况传给计算中心,中心将其与计算机中储存的该笔业务所签合同的总金额、商品品种和数量、支付条件等进行核对,以确认出口商有无隐匿外汇收入的行为。1998年8月俄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后,为防止资本大量外流,俄对出口贸易的支付方式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只有在出示已收到100%预付款证明或已开立出口商品海关价值全额信用证后,出口商品方可出境。

(四)限制易货贸易,积极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不断扩大现汇贸易方式

易货贸易是苏联在经互会范围内长期实行的基本对外贸易形式。这种贸易形式的特点是,实行计划协作和非现汇支付结算。供货价格由双方议定,一般都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易货贸易能够调节余缺,并能弥补外汇短缺,对发展双边贸易关系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自俄罗斯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后,开始实行限制易货贸易的政策。俄认为,易货贸易对俄具有不等价交换的性质,俄在这种贸易中吃了大亏。俄罗斯从1992年下半年起便开始限制易货贸易协定的实施,主要措施有:第一,不断提高易货贸易商品的出口税率。易货贸易商品的出口税原来就高于基础税率15%,1992年9月又上调15%。1993年1月起再次上调,使其税率高于基础税率50%。第二,对易货贸易实施监督和登记制度,以保证进口和出口商品的等值。第三,在易货贸易中不断提高支付硬通货的比重。对于一些被认为是对方必需的商品,则要求完全支付硬通货。易货贸易在俄罗斯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国际通行的现汇贸易方式正在不断扩大。

四、俄罗斯入世进程与外贸发展趋势

展望俄罗斯对外贸易发展的未来,不难看出,俄罗斯正在积极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外,俄罗斯努力推进加入世贸组织,将对本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俄罗斯独立之后,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1994年加入欧共体一般特惠体系;1996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97年加入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1998年11月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提出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申请,1996年开始入世谈判,至今已和5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国进行了关于入世的双边会谈。普京就任总统后,多次明确表示入世的愿望,俄罗斯积极推动入世进程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

苏联曾是世界第六贸易大国,但俄罗斯独立后退居第二十五位,仅为原苏联贸易额的40%。由一流强国沦为二流乃至三流的国家。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由大乱趋于大治,重振大国雄风成为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俄罗斯的外贸自2000年才恢复为正增长,2001年突破1500亿美元,而我国已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大体推算俄罗斯GDP的增长1/3是由外贸拉动的。俄罗斯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入世对俄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可以扩大俄产品出口的数量与品种,有利于引进外资;有助于消除国际市场对俄出口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总之,入世之后,俄罗斯可以通过扩大外贸出口进一步振兴国内经济。

但是俄罗斯入世的谈判中存在许多难点:一是西方国家对一系列工业产品的俄进口关税提出“零关税”要求,如化工产品、钢铁、药品、纸、家具、医疗设备等;对一些工业品的关税,要求大幅度降低。如对汽车,美国要求俄将汽车进口税由25%降为10~15%,俄方则以30%为起点,经过7年降至15~17%。二是关于农产品补贴问题,三是关于服务贸易问题,四是关于法律制度问题,以上问题的解决并非朝夕之功,俄罗斯入世谈判将经历一个十分坎坷的过程。

尽管俄罗斯入世问题的利弊得失在国内引进巨大的争论,但俄罗斯积极推进入世进程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俄罗斯政府将在以下领域进行艰难的选择。

一是在工业领域,寻找开放市场与不损害国内生产者效率和竞争力的最佳结合点。合理地确定每一种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在5~7年的过渡期内逐渐开放市场,使这些产品的关税从较高的水平降至世贸组织成员国可以接受的水平。

二是部分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国资本进入服务贸易领域的时间和规模保留一定的限制。俄罗斯银行、保险、证券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竞争,投资环境差。俄即使入世后,投资环境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改善,外国金融等服务贸易机构进入的时间将会延缓,这将为俄服务贸易领域提供一个适应的“时间差”。

三是保护农业,俄政府提出对农业的补贴额定为每年162亿美元,这只是为将来入世后预设的标准,现在就俄的财政状况而言根本谈不上对农业的补贴。如2001年的补贴还不到10亿美元。再者,一般认为遥远的运输距离对俄可起到保护作用,如把国外农产品运到俄罗斯的纵深腹地,成本将增加10%。因此俄方普遍认为,农业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关键问题不在于提供关税保护和补贴,而在于经营机制的改革。

四是与谈判最强硬的对手欧盟周旋。对俄罗斯来说,入世谈判最强硬最难缠的对手是欧盟。欧盟市场约占俄进口额的40%与出口额的38%,在俄吸收的全部外资中有一半来自西欧。因此,欧盟的态度对俄入世无疑至关重要。欧盟一方面表示欢迎俄入世,同时又向WTO施压,让其制止俄对他们的倾销活动。俄一方面要认真对待欧盟,巧妙周旋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以寻求突破,与欧盟谈判的成功将会使俄入世进程越过最大的障碍。

鉴于上述分析,俄罗斯未来的外贸发展将有以下几个趋势:

一是进一步降低关税。在关税政策方面,1996年俄罗斯试图完全取消出口关税,但1998年以后又对一些商品重新开征进口税,到2000年继续对石油等产品征收出口调节税。从1996年起,俄开始逐步进行关税减让,2000年俄进行关税改革。从2001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税率。目前,发达国家的有效关税税率已降到5%以下,发展中国家已降到10%以下,俄方的平均关税现为14~12%左右,未来的趋势,在国民经济回升的前提下,将继续降至10%左右,并有可能降至10%以下。

二是逐步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国家外汇收入比过去更加依赖石油原材料的出口,这不仅使俄经济形势越来越取决于这些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而且国际社会的反倾销斗争使这种出口结构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普京主政以来,反复强调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刺激制造业发展和促进出口,根据俄原有的经济结构,扶持军工企业,大力发展军火出口,是其产业政策的重要举措。普京还强调,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发展军工综合体,通过复兴军工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的发展,俄具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和较高的劳动者素质。预计未来的俄罗斯将逐步调整原油制品和原材料出口占主导的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形成原材料产品与军工产品、科技产品并重的出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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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保护税 税收政策 环境税制

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有美国、荷兰、丹麦及瑞典。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作为一个大国,在环境问题的处理上对世界来讲具有很大的影响,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受到环境的束缚,如若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今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环保“费改税”渐行渐近。这说明我国已经愈来愈重视环境问题,开征环境保护税既是国际社会的要求,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征收排污费,标志着我国开始利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但排污费政策有诸多不足。通过对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进行具体分析,可知实行符合我国自身发展且具有特色的环境保护税,可以达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目的。

一、环境保护税的概述

(一)环境保护税的概念。环境保护税最先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受这一观点,运用环保税手段来缓解环境恶化。根据某些物质每单位所使用的量来征收的税费,这些物质在使用或在释放的时候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欧盟统计局对排污税所作的解释。环境保护税是通过税收手段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制定环境保护税法,目的在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征求意见稿》,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及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规定缴纳环境保护税。

(二)环境保护税的主要特征。普通税收基本上都是强制的、固定的、无偿的,环保税不仅具有这些特征,还具有其他税种没有的特征,包括:(1)环境保护税是服务于环境的;(2)环境保护税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将环境保护纳入到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决策中,促使生产者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3)环境保护税很难转移到别人那里;(4)环境保护税会对不同的生产要素产生不同的影 响,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5)环境保护税可以鼓励人们保护环境,相反也能惩罚破坏环境的主体,协调正反两面。

(三)环境保护税的作用。

1.对于生产者而言。企业要想赚取更多的利润,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所要交的环境保护税,从而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生产行为,减少污染;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是为了监督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的收益率,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促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于生产者自身而言,也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

2.对于消费者而言。政府对污染商品征收的税费,表面上看是由企业承担的,本质上却是由消费者偿付的,因为企业将税费随商品一起转嫁给了消费者。政府对那些污染商品征税,企业将税费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就会觉得这些商品的价格较高,不易接受,转而寻求其他的清洁商品进行替代。这样层层下来,就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观,改变其消费行为,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3.对于社会而言。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对整个社会而言,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有效利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通过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也使整个社会提高了环境保护意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使资源浪费者、环境污染者能够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献出一份力。

二、我国与环境相关的其他税收政策

(一)增值税。我国增值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优惠政策如表1所示。

(二)消费税。消费税主要是在生产、加工和进口环节对应税品进行征税。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社会消费结构、改变消费方向等,客观上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消费税主要的课税对象为汽油、鞭炮、小汽车等。

(三)资源税。资源税不像其他税种涉及的范围那么广,主要是对资源及资源开采进行征税。资源税的征收能够客观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抑制资源过度开采,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课税对象包括煤炭、原油、盐等。

(四)其他相关税收政策。如上页表2所示。

三、环境保护税的要素

(一)总则。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首先要确定目标,通过前面的介绍可知环境保护税最主要的目标是保护和改善环境,还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还能革新产业技术,发展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等等。

(二)纳税义务人。按照《征求意见稿》,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及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义务人。

(三)征税对象。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凡是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以及其他污染物等都是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新环境保护法等要求,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征求意见稿》规定,对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加倍征收环保税。对依照环境保护税法规定征收环保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对于颇受关注的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问题,《征求意见稿》未作规定。

(四)税目。与国际上排污税税目不同,我国目前是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级阶段,设立税目应该结合我国国情,从最需要解决的地方入手,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税主要是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以及其他污染物等方面进行征税。

(五)税基。即计税依据,国际上的税基主要有污染物的排放量、污染性企业的产量以及在消费品中存在的污染物数量等。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提高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以污染性企业的产量为税基,企业只有减少生产,降低产量才能减轻税负,笔者认为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在消费品中存在的污染物数量为税基,对消费者能够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目前我国采用三种税基相结合的方式,如:(1)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2)应税水污染物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3)应税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的排放量确定;(4)应税建筑施工噪声按照施工单位承建的建筑面积确定;应税工业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

(六)税率。税率是对征税对象的征收额度,也是衡量税负轻重与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的税率主要有比例税率、超额累进税率、定额税率、超率累进税率。税率的制定要注意:一是要注意适中原则,要把大众的接受程度考虑进去,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公平公正;二是注意税率的弹性,要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税率进行调整和改进,不能一成不变;三是要注意税率的多样化发展,因为我国地域宽广,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的污染物也不同,所以设置税率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可以使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相结合来确定环境保护税的税率,征收比较方便,当然对于特别的税目也可以使用累进税率。

(七)优惠政策。《征求意见稿》对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的应税污染物,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放的应税污染物,城镇污水处理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免征环保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低于排放标准50%以上且未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减半征收环保税。

(八)其他。环境保护税由税务机关按照规定征收管理,与此同时,还需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环境保护税法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对应税污染物监测、监督和审核确认的职责,协同税务机关做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工作;环境保护税征收按月、按季或者按年计征,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纳税的,可以按次申报纳税;环境保护税纳税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等。

四、结语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是巨大的进步,但要保护环境仅依靠征收环境保护税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制定好配套措施。一是要完善环境保护的征管体系,虽然目前已经制定了《征求意见稿》,但应进一步加以完善以使其具有科学性、规范性、针对性和权威性等特点;二是增强征管力量,提高征管技术,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介提醒人们关注环境;三是协调中央和地方,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管辖权,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问题。国家可以将环境保护税反作用于环境,用来投资建设环保事业,造福人民大众,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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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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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数据挖掘;逐步线性回归;BP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5-0026-05

1.引言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共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消费对国民经济起着支撑作用。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7个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消费率英国最高达86.53%,其次是美国86.13%,平均比例达到79.93%,消费对经济贡献相当显著,4个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印度、巴西消费比重分别为65.19%、70.88%、79%,中国的这一比例为54.44%。就地区而言,2006年湖南消费率为60.95%,长株潭城市群总体消费率仅为46.33%,提升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空间广阔。中国的经济发展由粗放的产值增长和供应推动型,向集约化、需求拉动型转移,将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城市群这一区域经济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美国三大城市群对美国经济整体贡献率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对日本经济整体贡献率超过70%;而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三大城市群对中国经济整体贡献率仅达35%。从地区来看,目前长株潭城市群占全省经济比重为37.9%,影响力、吸引力和辐射力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城市群消费水平不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体现,也是区域经济实力和城市群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当前城市群研究,针对城市主要有城市化、城市开发区、产业结构、房地产经济、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竞争力、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而作为城市集合体的城市群其研究则包含城市群概念与内涵、城市群类型和模式、城市群形成机制、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群规划、城市群协调发展、城市群发展阶段等领域。总的来说,由于城市和城市群的系统特征,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目前对于城市竞争力、城市产业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有着较多关注。

本文运用数据挖掘方法研究城市群消费,以SAS的Enterprise Miner及SEMMA方法为工具,对长株潭城市群消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长株潭城市群消费显著性因素在于财政、农业和人口因素,分地域影响因素则具多样性。研究先采用双重逐步线性回归对各区域层次消费的显著性因素进行筛选,分析其特征及问题;然后参考城市群回归方程所提取变量,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进行优化;通过回归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群问题发现和预测模型,对城市群消费进行监测。

2.影响消费的显著性因素分析

研究的目标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15个地区、3个地级市辖区以及城市群总体的层次进行系统分析。考虑到各县市有其各自特征,各统计指标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变量选取上应尽量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数据样本来源于1990-2007年《湖南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性、完整性等因素,主要从数据源中抽取以下指标,指标及变量说明见表1。

2.1 逐步回归方法

要考察各因素增长对消费的贡献度,则采用线性――对数多元回归模型。变量同时进入模型可提高拟合优度,但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估计结果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对多种影响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回归方法选择逐步筛选法(Stepwise),逐步筛选法每次引入模型一个最显著变量,然后考虑从模型中剔除一个最不显著变量,直到既无变量引入也无变量剔除为止,也称双重逐步回归。模型选择标准交叉验证误差,从验证数据集中选择最小误差,这种方法类似于以SSE为标准选择最佳模型。

2.2 逐步回归结果

城市群总体:

Y=-16671192.36+3942965.34lnX10

+3331453.3lnX12-11630474.75lnX15

t= (-2.201590) (3.169381) (5.204872) (-5.789535)

p= (0.0031)(0.0068) (0.0001) (0.0000)

R2=0.989067;R2=0.986725;F=422.1905

按地级市辖区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长沙市:Y=-305296767.4+53288202.23lnX1-7664702.56lnX15

t= (-18.53315) ( 22.77283)(-4.635727)

p= (0.0000)(0.0000) (0.0003)

R2=0.973299; R2= 0.969739; F=273.3870

株洲市:Y=-10402017.23+914793.66lnX10

+173356.02lnX11+397082.87lnX12

t= (-22.11772) (5.467101) (3.590788) (3.160809)

p= (0.0000)(0.0001) (0.0030)(0.0069)

R2=0.991155; R2= 0.989259; F=522.9165

湘潭市:Y= 345212.81lnX13-876304.47lnX17

t= (44.09447) (-37.10352)

p= (0.0000) (0.0000)

R2= 0.991513; R2= 0.990983; F= 1869.232

分县市区域结果归纳如表2,变量顺序按贡献度降序排列。

以上回归截距变量及偏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县市域方程省略了方程具体形式。望城县、炎陵县与湘潭市地市一级方程采用了逐步回归建立NOINT方程的方法。

2.3 实验结果评价

分县市区域结果中,中心城市长沙市区、株洲市区、湘潭市区模型变量与Y全部正相关。长沙市区方程变量贡献度X18>X12>X17;株洲市区方程变量贡献度X1>X12;湘潭市区的方程X3>X12>X7>X16。所有正相关变量中,X3对消费均存在正相关特征,相对突出的是湘潭市区;收入因素X4和X5对消费均产生正向影响;财政因素X12和X13对居民收入、经济和消费环境产生影响,均与消费呈正相关;所有负相关变量中,X2均显示出与消费显著负相关的性质,变量见于宁乡县、茶陵县和炎陵县的方程中,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从业人员增加可能降低平均工资而影响消费。X14-X18这5个变量主要是教育和医疗相关变量,呈现出中心城市正相关,县域城市负相关的特点。

地级市辖区模型中,从贡献度看,长沙市X1>X15,株洲市X10>X12>X11,湘潭市X13>X17。从相关性来看,除株洲市全部正相关外,长沙市与湘潭市分别存在负相关变量X15、X17,长沙市中等学校教师和湘潭市医务工作人员其人口比例增加将降低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对比长沙市方程与所辖县市方程发现,X15未进入县市地区回归模型中,湘潭市的X17也未在辖区方程中出现,可见,由于分析的区域层次不同,某些因素可能被掩盖。

城市群总体方程中,贡献度X10>X12>X15。农业机械动力贡献度较高,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会对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财政收入构成因素较多,它包括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财政收入增长,会影响社会消费;与财政收入对应,财政支出包括公务支出、国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福利、住房和公共环境等,对消费环境具有广泛影响,其本身与消费相关度较高,但未进入模型;负相关变量X15其数量变化对消费影响相对较大,应考虑中等教育队伍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加。

总的来说,双重逐步回归所得到的模型,对显著性变量的筛选是有效的,回归方程线性拟合和预测的特征,使其预测相对误差较大,以下将通过非线性拟合的方式对城市群消费总量进行拟合预测。

3.基于BP神经网络的消费预测

3.1 BP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模拟人脑工作,它由网络分布的神经元构成,神经元层次连接成知识处理和表达系统。BP神经网络属于前馈神经网络,是多层感知器(MLP)系统,它采用反向传播学习的方式对前馈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其原理是,对于每个训练实例,反向传播首先通过网络反馈实例,并计算网络输出,输出节点的误差反向传播到与其相关的节点并修改其网络权重值,进行充分迭代后,反向学习一定收敛。BP神经网络的网络拓扑结构如下所示:

一般而言,隐层的数量主要要考虑到输入变量的数量、训练数据中观测值的数量、训练数据潜在分布的噪声等级因素等。

3.2 结构与方法

BP神经网络具备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模型输入变量的选取以城市群回归模型及其变量作为参考,实验过程中根据模型拟合效果考虑变量的去留。备选变量主要考虑与目标变量的相关程度,根据模型需要选择,最终输入变量为X6、X10、X12、X13、X19,输出变量为Y。理论和实践证明,在数据显著性和可靠性的保证之下,仅含一个隐层的BP神经网络通过调整隐层神经元的数量足以解决许多复杂问题,因此优先使用三层网络结构。通过实验,网络结构最终选择5-14-1,即隐层含14个神经元,学习率0.022。

归一化采用标准差方法,它通过标准差来除以输入值减去样本均值将输入变量转换到[0,1]之内,为EM的默认方式。激活函数采用双曲线Tanh函数,其函数形式为:f(x)=(exex)/(ex +ex),该函数值域

[-1,1],符合神经网络特性,且比其它函数具有更快的收敛性能。模型选择采用平均误差方法选择平均误差较小的模型,目标变量为区间型变量适合采用这种方法。考虑对模型进行泛化,将数据分区为训练数据、检验数据、测试数据,分区比例为80%、10%、10%,综合考虑训练数据与非训练数据的平均误差大小来选择模型。

3.3 预测结果评价

模型平均误差参数及输出值对照如下:

神经网络模型中分析模型对样本规律的逼近情况,即泛化能力,要考虑训练数据与非训练数据之间误差的大小,不能只考虑拟合能力。若非训练数据平均误差小于或接近于训练数据平均误差,则模型反映了数据所蕴涵的规律。在误差参数中,检验数据和测试数据平均误差小于训练数据平均误差,同时模型中预测值相对误差小于10%,模型基本上反映出数据内在的规律,认为该神经网络模型是合理的。

4.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消费增长的角度观察,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层次差异,刺激消费要注意总体和个体区别,灵活采取策略。城市群区域总体要注重农业机械动力的投入、扩大财政收入以及促进中等教育者素质和效率的提高;对于收入因素,城市在岗人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消费均有正向影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财政收入和支出包含对收入影响因素,也包含影响消费环境的成分,增加财政收入,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提升消费,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层面来说也是必要措施。固定资产投资对消费影响较小,在结果中也未得到体现。

(2)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城市人口数与消费全部正相关,城市化对消费有明显作用;工业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并出现负相关项,工业发展要注重惠及广大人民。农业因素中农业机械动力投入均正相关,并表现在城市群方程中,在城市化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要更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值得重视。教育、医疗相关因素共有5个变量,在县域、长沙市与城市群的模型中全部负相关,而地级市区方程则全部正相关,可以认为,中心城市医疗和教育水平高于县域城市,县域城市需要针对性地提高医疗、教育水准。

(3)从所采用方法来分析,双重逐步线性回归具有半自动的提取显著变量特点,能够保证显著性水平,但预测结果相对误差较大,BP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两者结合能够较好的对问题进行认识,同时根据需要可通过递推方法,对未来数据进行预测。

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要注重借鉴与实践相结合。首先,长株潭城市群具备区位优势,拥有城市区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存在管理体制、重复建设、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基础设施滞后、污染严重等制约因素。吸取国外城市群发展经验,不但注重产业集聚的成本效应,更注重产业发展的质量;关注公共设施建设,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强调城市群区域竞争力乃至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城市群;注重提高城市群内人民生活质量等。其次,长株潭城市群总体消费率发展空间大。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城市群消费的成功经验主要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免税收、低收入者消费补贴、拓展信用卡消费、解决住房问题等措施。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展开以及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五同”专项规划的持续推进,将使城市群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台阶,城市群内联系将进一步加强,促进城市和经济和谐发展、人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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