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金融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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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产业是可持续发展产业，加快生物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内需,而且对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加大对生物产业的财政金融支持,促进生物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财政金融对我国生物产业支持的总体态势

我国生物产业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企业自筹、政府的财政拨款、金融机构贷款、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信用担保等多种形式。我国生物产业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较弱，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支持,还是金融机构贷款,规模都不大。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投资额较少,风险投资较弱。

1. 政府的财政支持

生物产业的发展阶段，从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到产品推向市场,再到实现产业化,政府的财政拨款一直是生物产业发展的主要的资金来源。虽然国家的这些财政资金支持了生物产业的发展,针对生物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产业发展基金。但是同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相比，国家在生物产业的投资比较弱。政府对生物产业的财政拨款是有限的，对于生物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来说,算是杯水车薪。有些企业因项目缺少资金支持,加上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而破产。

2. 金融支持

生物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不具有规模优势。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制度处于金融抑制当中，由政府主导的金融配置的方向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被抑制在金融安排之中。金融市场安排具有高度集中性,银行承担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中小企业受到所有制和规模上的歧视。再加上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差，缺少有效的抵押担保等，这些因素使得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更难。中小生物企业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一些技术、知识、专利等无形资产,而这些无形资产很难成为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中小生物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存在着所谓的信贷配给现象。

    3. 资本市场

1992年以前,我国生物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国家的财政投入。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一部分效益好、市场前景比较好的生物企业获得了直接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生物企业的规模比较小，融资能力有限。同时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比较单一，主板市场和中小企业板,尤其是中小企业板块存在着股权分裂的现象,法人股无法流通,无法使风险投资有效退出。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的标准和程序，使得只有业绩突出、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业才能上市,在上市标准、监管方式等方面限制了生物产业上市融资。所以,创业板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门槛有待进一步降低，以进一步改善生物企业的融资状况。

4. 风险投资

20世纪90年代，随着风险投资这种投资方式的兴起,我国生物产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但是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对生物产业的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投资的制度还不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从而限制了生物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除此之外,对于风险投资公司，我国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如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负担比较重,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都导致生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风险投资这种方式融资的力度较弱。

二、完善财政金融支持的着力点

1. 完善生物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要调整,要增加对生物产业的财政预算,设立专门的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项目，发展科技研发机构,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科技攻关,增加生物产业科技研发的财政预算。

用好财政补贴。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生物企业进行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加快生物产业的产业化步伐。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也要对符合条件的生物企业进行贷款,促进生物企业发展。对国家重点支持、鼓励发展的生物产业产品、生物能源、材料等给予相关的税收政策。

2. 积极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创新

建立生物产业金融支持的监测制度，预防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建立对生物产业金融支持的监测制度,将生物企业纳入监测的范围之内。定期对生物企业进行企业家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进行分析，及时分析国际市场的生物产业发展状况，了解生物产业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建立有效的生物产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造相关的数学模型来分析相关指标与生物产业发展及金融系统风险的相关性。为采取相关的措施来预防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要加强金融创新。金融约束下的生物产业融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市场失灵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以“有形的手”进行调节,但是，就金融创新本身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相关部门应从金融政策、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

从生物产业自身来看,首先,企业应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没有良好的信用文化和健康的信用环境，中小企业融资很难顺利开展,针对目前社会信用淡薄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加强信用文化建设;培育生物企业管理者的信用意识，提倡和宣扬信用观念，在‘‘有借有还”的良好信用环境下改善金融机构与生物企业之间的关系。其次,生物企业自身要积极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自身体制机制,优化管理方式,大力引进适合自己的中高级人才，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科学治理结构。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夯实管理基础,推进管理创新。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规范透明、真实反映企业状况的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定期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全面准确财务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大力推进自身信用制度建设，切实提高信用意识和信用水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生物产业发展的发动机作用

近年来,我国公开资本市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各类企业提供了融资的新机会和新渠道。其中，许多生物企业通过资产置换借“壳”、买“壳”上市等的方式在公开资本市场上进行了有效的融资。自2004年6月中小企业板开设以来，—部分效益好的生物产业企业得到了直接上市筹资的机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生物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从我国资本市场的总体规模上看，与其他产业相比较,生物产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直接上市的几率都是比较低的。另外，国内资本市场与国外相比,结构比较单上市公司股权分裂，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法人股无法上市流通,使公司即使实现公开上市,创投资金也无法退出。目前，深圳中小企业板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只能说是金融创新的一种过渡形式，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多样化的资本市场。

积极发展我国生物产业的内部资本市场，自力更生解决资金问题。所谓内部资本市场,就是由拥有多个经营单位的企业集团总部和各成员企业参加的集团企业内部的资本融通市场。相对于外部资本市场,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更有效地获得相关信息,对于内部的资源配置也具有外部资本市场所不具有的优势。第一，融资成本较低。内部资本市场上的资金需求者和资金提供者之间信息比较透明，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另外，内部资本市场可以避免各种手续费等交易费用，也可以减少由于过多的股东和债权人介入而带来的费用问题。第二，内部资本市场可以大大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因此，在我国现在外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生物企业应适当地倾向于投资的多元化,构建多元化的内部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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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给财政金融动员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财政金融动员的不确定性增强

 

这里所谓不确定性是与经济平稳运行状态比较而言的。在经济处于平稳运行情况下，金融体系处于安全可控状态，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冲击和威胁，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此时虽然可能出现个别金融机构倒闭或者个别金融市场波动现象，但就其整体而言，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由此构成的金融体系依然是安全的，即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引发全局性的动荡。此时财政金融动员的对象是稳定的、可控的，动员预案的执行是可预期的。但是在发生金融危机时，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罗凯特(Crockett)的解释，金融体系将会出现严重困难，绝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恶化，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公众的信心受到动摇。此时进行财政金融动员，极有可能遇到今天能动员而明天就破产的情况，动员对象的不可预期、不可把握性増强，动员预案执行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二)财政金融动员的潜力受到影响

 

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动荡，并且出现金融机构大量破产，资本大量外逃，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下跌的现象。这意味着财政金融动员在最终物质源头上受到影响。特别是战时，某些敌对国家将很可能利用操纵汇率、国际游资冲击、冻结资产等经济手段对一国金融体系进行主动攻击，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而对于那些金融体系本来就存在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往往首当其冲。受其影响，遭受经济攻击的国家财政金融动员的资金不仅大量缩减，甚至很有可能就是根本“拿不到”或者“用不了”，国家的财政金融动员能力无疑会受到限制。

 

二、趋利避害，提升财政金融动员能力

 

(一)完善财政金融监管体系

 

一国的金融体系如果缺乏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往往很容易受到国外金融资本的控制，这无疑为敌对国家进行金融攻击创造了更多机会。一般而言，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己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为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国家必须加强和完善金融管制，运用多种手段降低金融风险。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我国的金融监管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必须树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处理好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关系;构建以中央银行为牵头协调主体的大监管体系模式，最终实现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三大监管机构的功能性整合;加强对跨国金融活动的监管，推进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増强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总之，要通过采取有效的财政金融监管措施，构建严密的金融安全网，确保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二)实施财政金融精确动员

 

实施财政金融动员事关全局，必须全盘考虑，既要满足应急应战的巨额费用需求，又要保持金融领域的安全以及经济稳定。为此，必须根据危机形势和资金需求来灵活采用动员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学者在研究通货膨胀规律时发现，20世纪上半叶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与战争难脱干系，爆发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其恶性通货膨胀相关。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货膨胀与战争关联性越来越小，究其原因，是在电脑和网络技术支撑下，人们更注重战前经费测算实施精确化财政金融动员，剔除了不必要的动员量，降低了战争对金融系统产生的冲击。对于本身就处在金融危机动荡中的国家来说，就更应该兼顾资金需求和金融安全，实施精确化动员，在满足战争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财政金融动员对经济的冲击。

 

(三)构建金融安全预警系统

 

金融危机的出现有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在爆发前总有许多征兆，如果适时调整经济金融政策，降低金融危机对财政金融动员的危害程度乃至避免其发生是可能的。因此，对于一国政府而言，构建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金融安全预警体系的内容包括监测指标体系、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其中关键是构建预警指标体系。借鉴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我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考虑：宏观层面上是国家金融安全指标体系，主要考察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指标密切相关的一些指标，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増长与经济増长和物价上涨的关系，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对外负债率和偿债率，国内总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股票平均市盈率，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超额储备，居民外币存款和实际汇率水平，等等;微观层面上的机构金融安全，主要监控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的一些指标，包括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例和经营效益状况等。

 

(四)构建财政金融动员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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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会议上，罗伯特•希勒教授指出，中国需要一些金融和财政工具管理长期的风险。例如建立一种有效的累进税制并对工资进行补贴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它可以根据基尼系数的变动自动加以调整。同时对低收入的家庭进行补贴，这实际上是一种负得税。中国应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在于代际的风险分担。

吴敬琏教授指出，1993年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原则大致上就是世界银行所建议的三支柱体系，即强制性公共支柱、强制性私营支柱、自愿投保支柱。但是10年过去了，这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开始试点；对于城市的国有企业的老职工补偿数额约2万亿元，仍未解决；在世纪之交的股市危机后，我们怀疑“私营支柱”能否分担风险。这些必须抓紧解决，否则在转轨之际风险非常大。

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可以用金融创新来管理金融风险，但是也会有人利用新的金融手段来制造风险。目前金融体系创造了巨大的风险：从广信破产一直到南方证券的救援都是以亿美元计的。无论是中央银行兜底，还是财政部兜底，最后都落到了纳税人身上，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风险，制造了另一部分人的风险，甚至是国家的风险。

林毅夫教授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风险，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来解决，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六大金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的基金要赶快充实；必须彻底进行银行体系的改革，否则可能酿成金融财政危机；资本市场应当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投资价值，减少投机；建立社会诚信；建立金融信用体系，避免银行成为有抵押才贷款的当铺；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促进就业增长。上述六项改革都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在目前来说都是急迫需要建立的。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金融创新管理长期基本面风险。

任何保险都蕴含着道德风险，对宏观风险的对冲和保险也不例外。张维迎教授指出，金融秩序中应当有激励相容、加强诚信的法律和商业规范，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计划经济原来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城市人口所有的保险都是国家负责的，但这一体系失败了。有必要反思目前政府主导的、充满政府短期行为的社会保险体系。相当长的时间里，家庭保险仍然是我们主要的保险形式。

降低金融风险有两个途径：预先防止和事后管理。许小年教授指出，中国过去几年对金融风险的处理基本属于一种事后管理的办法，而没有考虑怎么样来防止系统风险。最早的2700亿注资将风险从国有银行转移到财政，后来一万四千亿元坏账的剥离又把风险从银行转移到四大国有资产公司，实际上还是转到了财政。最近用了450亿美元充实两家国有银行资本金，又将风险转移到了央行。这些都只是转移风险，不能消除产生风险的根源。

中国金融风险在微观层面上的最大来源就是市场行为不端。目前很多的市场参与者投机和冒险倾向明显，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宏观层面上的系统风险。冒险和投机是因为相关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高收益主要来源于转移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同时市场不发达、竞争不充分，使高收益有可能存在；而成本低的原因是金融体系里面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不但银行、券商、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投资者也是预算软约束。成本最终可以由政府最终使全体纳税人买单。中国经济改革至今仍未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市场功能定位不准，监管当局调控市场指数，调控发行额度，调控发行价格。第二是政府经常把社会稳定和监管目标混在一起，使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国家的一种精神上的和财务上的依赖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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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经济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较差、底子薄弱，我国农业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财政和信贷等外源型资金“供血”。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明确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的发挥财政、金融支农合力，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我们以东营市广饶县为样本，对基层财政金融支农合作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

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

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管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管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特别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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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金融

当前我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十三五将是我国经济升级的核心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了国民经济发展预期，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两项重要任务。

一、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

进入十三五，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阶段，但高速度的发展在目前的全球市场坏境下后劲不足，呈现出放缓的趋势，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基于，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全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又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

1.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1政府治理水平的不断改善。政府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简政放权被我国政府提到了新高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政府放权于市场，政府减少对于市场的干预，释放了市场的活力和空间，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经济大环境。

1.2制造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已经拥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我国都已经完全具备制造能力。当前西方各传统的制造业强国都在振新本国的制造业，而中国则在新的阶段走在了弯道超越的过程中。这源自于我国完备的互联网发展基础，虽然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但是从当前互联网发展的业态来看，我国在互联网和信息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1.3国内和国际经济区域发展面临机遇。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和充分的外部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这种阶段。在国内，除了上述的互联网新业态之外，我国快速进行的城市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虽然我国的城市化在新世纪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未来的几年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将继续进行，城镇化的进行和随之而来的交通进步和改善将为城市间的流通和交流带来空前的机遇。在国外，当前以中国为核心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格局将在未来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提供新的经济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商贸互通的经济、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将为我国经济带来无限机遇。

2.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2.1债务问题。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的债务危机是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西方经济的大调整，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家、企业乃至个人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在我国债务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债务，尤其是在2013年以后，在未来的数年内债务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房地产市场面临政策调整，经济发展的增速变缓、养老压力的不断加大给地方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而作为压倒偿债能力的最后稻草，债务到期的压力将使得地方债务风险直接凸显。

2.2融资成本增加。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给市场主体提供大量的血液，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当前还存在很多的弊端，金融结构的不合理使得金融资金没有高效的配置给急需的社会经济主体，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和僵尸企业中被沉淀。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现状拖住了很多有活力的市场主体，降低了市场经济主体效率。

2.3环境压力。我国在过去的数十年内，经济总量发生了巨大增加，工业化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我们发展的路子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发工业化的路径，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突飞猛进，但是很显然这种发展带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下，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换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实现，因此如何在环保压力如此巨大的当前坚持经济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将是现有经济主体实现突破的重要瓶颈。

2.4经济下行压力大。目前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现状已经被广泛接受，经济下行压力大是来自内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外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在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正在进行，人口红利的减少，经济形势带来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都给整体经济形式带来压力。

二、实体经济与财政金融的关系

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之前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相互依存，相生相克。实体经济是财政金融的基础，财政金融都是对于资金运行的描述，前者是对于公共资金的描述，后者是对于社会资金的描述，没有了实体经济，财政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此同时，财政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财政金融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可以严重的损耗实体经济。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的非常突出，美国在70年代面临危机之后利用低利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迅速增加。但是市场的无秩序疯狂带来了金融危机，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控制市场的无秩序，政府开始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寬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的是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金融风险转化为了财政风险。有耐于美国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在长达数年的经济恢复之后，美国经济才逐渐恢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经济，因为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欧洲经济至今还在金融财政危机的泥潭中不能脱身。

三、如何利用财政支持我国当前经济发展

财政是国家实现社会治理的基础，财政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多方面的改善，从而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好的市场空间。

1.控制财政风险。财政风险主要来源是地方债，地方债务在未来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地方债务的规模非常的庞大，同时债务的偿还时间也因为政策性原因相对比较集中，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方面，在经济发展增速非常快的阶段，财政收入同样增速快，但是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收入增长速率降低也非常明显。财政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无论收入的增加与否，其社会需求是刚性的，收支不平衡就会加速财政风险的产生。在缓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过程中，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是加强地方预算控制，防止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减少债务风险的增加。其次是明确债务责任，将债务责任明确，各级政府之间，各种组织之间的债务责任明确责任，防止责任的无效承担。再次是创新债务偿还方式，灵活处理，推出新的融资模式，创新渠道融资，在债务的偿还方面用时间换取空间。

2.大力实行财税改革。财税改革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前文提到财政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是导致财政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这里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改革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2.1财政收入方面。首先是推进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对于税收改革来说增加的税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率。增值税的征收逻辑是从整个产业链条来看的，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通过进项税和销项税的抵扣，可以在很大程度避免企业被重复征税，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税负负担。通过加大增值税税收的优惠政策、在进项税抵扣方面减少障碍、银行业税负方面不增加等措施真正的让营改增起到减税负且稳定税基的目的。其次是发挥税收的约束激励作用。税收的约束激励作用是其核心作用之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税收是为了财政收入，但是其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对于创新性的市场主体，税收应该发挥其正激励的作用，用税收手段加以引导，减少制度对于其发展的阻碍，使其发挥最大的市场作用。而对于环境污染、高能耗等有著很强的外部性的市场主体，税收则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税种和调整税收比例来进行制度调节和引导。

最后要优化政府债务结构。从国内外的优化债务结构的路径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优化债务结构可以尝试采用PPP模式，PPP模式的核心就是突破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政府债务中引入PPP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持续财政投入的压力，政府可以利用较少的资金撬动社会的大规模资金，这样政府债务就得到了有效的置换，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财政收入增加。除了采用PPP模式外，对于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也需要采用更加柔和的偿还策略，减少政府债务对于财政的挤压。

2.2财政支出方面。首先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资金一直被社会诟病的原因就是其缺乏有效的预算管理，财政资金因为其公有的性质，使得其使用效率不被重视，虽然其中有个人私欲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制度的不完善和对制度的不重视。因此需要加强对于财政支出的预算管理，有预算有决算，强化对于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公示，实现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只有制度控制和外部监督双管齐下，才能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是强化资金的引导作用而非直接大规模投入。在大财政时期，财政支出对于经济主体的直接扶持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主体一般是国有企业。在这种财政经费的使用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可以不劳而获，而这种不劳而获的前提是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从实际的经济发展经验看，这种被扶持的企业很多都是大型的僵尸企业。要改变这种投入模式，财政支出的重点就应该转变到新兴的市场业态上来，加大财政政策资金的引导，将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导到具有大的经济前途的行业中来，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性，撬动社会，发展新行业，支持创新型经济主体的发展。

四、如何利用金融市场助推经济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复杂的市场局面，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经济主体的支持不够，而很多新兴的经济业态又都是中小企业在创造，为了获得发展各种民间借贷、创投、融资等方式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而来的又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断的增加。因此当前需要做的是从金融体系的结构上进行调整，优化结构，降低风险。

1.拓宽融资渠道需要创新融资方式。

1.1正规融资渠道和民间融资渠道相结合。目前金融市场的融资主要是依靠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但是正规融资机构存在的种种限制使得这种融资方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我国民间资本还大量存在，当前应该充分的对民间资金加以利用，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扩充金融总量。

1.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需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才能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良好融资结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加强银行业机构与地方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量身打造综合性融资方案以适应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2.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效率。

2.1提高金融服务附加值。要引导鼓励金融业在以传统业务为基础的前提下，发掘客户更深层次的服务需求，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改善产品单一、层次较低的问题，充分配置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多种资源，拓展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开展交叉销售。

2.2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首先，金融机构应把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结构作为经营管理的目标之一，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积极主动提供个性化差异化融资方案。其次，金融机构要按照“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原则，摒弃不规范的收费行为，创新金融服务定价管理机制。最后，发挥金融的普惠性，对弱势群体，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坚持保本微利定价。

2.3运用高新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一优势，金融服务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抓住这一机遇进行金融服务创新，通过网络拓展融资、理财、移动金融等业务，加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其渗透力，达到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和客户的交易成本的目的是所有金融机构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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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估计偏高,因此影响了对金融稳定性的衡量。本文讨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如何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应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王佳佳.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J].理论界, 200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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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VAR模型

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不同的经济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共性条件就是金融与财政所带来的资本积累。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吸纳资金和配置资金的作用，能否充分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及有效配置资金是财政金融是否有效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目前,国内对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了实证研究,而其理论研究基本上是西方财政金融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和演化。本文以广西经济环境为研究背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广西财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经济的增长；从当前广西金融发展水平来看，金融支持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通过信贷途径，故用全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来表示；用财政支出总额来衡量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指标。

各指标来源于1978—2010年《广西统计年鉴》和《广西金融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因素，所有的数据均除以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而得到实际值。同时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GDP、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X1）、财政支出总额（FE）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得到相应的指标LGDP、LX1和LFE，相关数据的处理主要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我们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常用的是扩展的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检验式为：

yt=c+αt+ρyt-1+ +ut

其中，yt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c是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k是滞后期，ut是随机误差项。原假设是H0：ρ=0，备择假设是H1：ρ

在对实际生产总值（LGDP）, 实际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LX1)，实际财政支出总额(LFE)水平值进行检验时，发现结果并未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这三个变量均存在着单位根。进而对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则ADF检验结果显示LX1，LFE,LGDP均拒绝原假设，是一阶单整，具体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思路即:如果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随机变量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即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一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分别是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本文中采用的Johansen极大类似值估计法。

在实际生产总值（LGDP）, 实际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LX1)，实际财政支出总额(LFE)为一阶差分平稳的基础上，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以检验在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某种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经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均显示，三个变量LGDP,LX1，LFE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LGDP=3905.35+0.85872LX1+0.070924LFE

6.39600 16.43888 1.227709

R2 =0.996898 F= 482.8931 DW= 1.6531

由回归结果可知，在1978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相对具有较大正向作用的是金融机构，因为方程中系数是0.85，表明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GDP增加0.85%。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增长起正向的作用但并不是非常显著。这一结果与当前金融业成为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相符合。

（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判断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这就需要用到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了"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的基本思想是/现在和过去可以影响未来,但未来是不能影响到过去的0,这也就是说时间发生的时序是十分重要的"即:只有变量X的变化发生在变量Y之前,变量X才是引起变量Y的原因,同样如果变量Y是引起变量X的原因,那它也要发生在变量X之前。具体方法是,对于回归方程:

原假设为Y不构成对X的因果性,即H":p:=pZ=,日k=0,则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

～ F(k,T-2k)

其中SSEr为施加约束时的残差平方和(也就是没有Y的情况下X自身做回归的残差平方和),SSEu为没有施加约束时的残差平方和,T为样本容量,k为最大滞后阶数，这个检验的思路是,如果考虑Y的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小于没有Y的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就认为Y和X有因果性。

为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机构，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经一阶差分运算后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GDP的增加是财政支出增加的原因，财政支出并同样是引起GDP值变化的原因。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同样金融机构贷款额LX1与GDP互为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1.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都是显著的。其中，信贷投入的边际经济产出要高于财政支出的边际经济产出，即通过信贷途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比通过财政支出途径产生的经济效应要高。通过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可能提高资金利用的总体效率。

2.金融信贷投入和财政支出的产出效率总体偏低。计算信贷投入和财政投入的单位经济产出发现，各投入的产出基本属于较低水平，单位产出都不到1.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信贷投入的单位产出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2）对策建议

1.完善区域金融结构，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提高广西金融业的整体水平。有效的金融体系表现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满足复杂、多层次和多样的金融需求，而广西目前的金融体系过于单一，只有通过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和刺激各种金融需求和引致需求，促进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2.规范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总的来说公共支出规模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改革公共支出规模应有效使用财政支出政策，并将其作为一个宏观调节经济的工具，保持财政支出的适当规模，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虽然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正比例关系，但不能盲目地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其次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偏低，主要体现在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财政投向应结合广西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建立合理的财政支出框架，以规范财政支出预算体系，提高财政投入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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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涤龙,陆峰.我国金融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分析湖南大学学报,2002,(5):33-35.

[4]张晓炯.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5]王春元.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6）：120-130．

[6]严成樑，龚六堂.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6）：4-14．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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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深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多元功能并存的特征，形成了综合性开发性金融模式，这种金融模式的形成为理解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尝试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进行重新审视，用多学科相关理论进行论证，揭示其多重内涵、发展模式，认为其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多种优化路径。

关键词：综合性开发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 市场化

关于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研究，学者主要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论分析主要有史美琪、郭小夏（2004）对我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行为的表现形式、产生机理等进行探讨；李静（2004）设计了农发行市场化运作程度的指标体系；程建伟（2006）从准公共产品和混业经营的角度进行分析。实务分析主要有石汝杰（1998）对农业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探讨；余浩宇（2003）分析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影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进行了分析，但忽视了中国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存在，这种彼此分割的研究方式影响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

本文基于综合性开发性视角，综合运用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法学等相关理论，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形成过程及发展模式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具有综合性开发性的金融特征。

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过程及特征

（一）形成过程

中国综合性政策性银行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一是特殊的法律和银行监管环境。中国传统上还没有完全形成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银行运行，即便是商业银行法已经出台，但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在缺乏必要的专门政策性银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二是复杂的国家背景。转轨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主导模式、国有为主的所有制经济、渐进性市场化改革等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质，决定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决策、政策性银行自身决策和中国财政金融体制演化的影响。

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1994-1998年是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探索阶段。此时中国政策性银行属于一般政策性银行范畴，普遍经营绩效较差。由于越界经营商业性业务，一度遭到大型商业银行的非议；1998-2004年期间是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快的阶段。针对早期的大量不良资产，政策性银行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探索，直到2002年左右，逐渐摸索出以债券市场融资逐渐取代财政和中央银行贷款融资的模式，形成金融债为主的市场化筹资，此后这种方法沿袭至今；2004年到2006年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理论，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首先进行实践探索，此时由于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业务，很难确定两者的界限。从2007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正式转型为商业性银行，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保持政策性银行的身份不变。按照这种思路，国家开发银行在推进商业化方面越来越像商业银行。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国开行中长期贷款以市场化方式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和为政府宏观调控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形成是由于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转型的不彻底而形成的，这种模式具备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功能并存的综合性特征。

（二）主要特征

所谓综合性的开发性金融，是在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后形成的、以开发性金融形式存在的、综合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金融形态。它不只具有政策性金融的基本形式和功能，而且同时具备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复合功能，它不仅包含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自身纵向演化，而且包含一国包括财政金融体制环境下政策性银行面临的多重利益博弈，是特定条件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选择的结果。

1.纵向功能演进多样性。从时间维度考察，在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中，政策性银行的形态和功能往往会出现纵向演化的特征，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基本形态。一般性的政策性金融、政策性的开发性金融、商业性开发性金融、一般性商业性金融。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市场化也不例外。

2.横向功能分布多元化。从空间维度考察，横向多功能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瓶颈领域，国开行最早进入，发挥出一般政策性银行的作用。随着国家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日益显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的成熟度日益提升，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显现，相当多的商业性金融和国开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此时的国开行同时承担起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开发性金融的功能。因此，本文认为，对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应因地制宜分析，承认其在中国环境下所具有的相当程度合理性。

3.多元功能并存性。从时空综合的系统性维度考察，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综合了政策性银行功能的基本功能，属于在同一时空下的多功能并存状态。2007年以来的国开行发展实践就是典型范例，在坚持政策、开发性金融功能和商业性转型背景下，国开行的多功能复合型特征并存显而易见。

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重新审视

综合性开发性金融作为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结果，对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本身有极大的启示作用。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多重特征，折射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含义。

（一）平衡市场和政府失灵的途径

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由于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政府需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合理干预，凯恩斯理论则开辟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了政府失灵问题。针对两种失灵问题，政策性银行应当发挥其银行机制的作用，在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之间发挥多重功能，政策性银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平衡（陈元，2012）。政策性银行在支持政府政策性目标的同时，依靠资金风险控制机制制约政府可能出现的负面作用。纵观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正好验证了市场化在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的主要作用。因此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应该不仅是平衡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途径，也是平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二）金融体制自身发展的趋势

1.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四性原则”。政策性银行机构具有市场和政府双重属性，因此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具备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体现出政策性目标和盈利性目标的和谐统一。首先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具有明确的政策性目标，政策性银行无论怎么市场化，中国政策性银行不能脱离微观政策性意图而持续存在。其次，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基于其银行的根本属性，要求其必须按照银行商业化运行的原则运行。即既要贯彻商业性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原则”，又要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具有贯彻政策性目标的前提，因此，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应体现出“四性原则”。

2.体现出政策性金融体制的与时俱进。转轨国家的经济体制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政策性银行面临的外部环境都会处于一种相对变化之中，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则是政策性银行主动适应金融体制及其演化的进程，它以更加动态的机制弥补金融体系缺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是整个国家金融体制市场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体现出金融资源的再配置。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包括资金来源市场化和资金运用市场化，它同时体现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从融资看，一方面，依托国家信用的支持，政策性银行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进行融资，将大量商业性资金转换为政策性资金，丰富了中长期信贷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融资，既推动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又使政策性银行管理接受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双重约束，推动了政策性银行和债券市场的互动发展。

4.体现出全面金融创新的过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是其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实施金融创新的过程。包括财政金融体制创新、金融市场体系创新、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创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创新等。其中，金融机构体系创新包括发展地方性政策性金融；金融管理创新包括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创新、政府投融资平台合作创新、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与金融的合作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包括基本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等。以国开行为例，各类金融创新不断出现。

（三）补充财政投融资体制的不足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克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之一是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军事等大量公共产品的提供。而政府是基于财政投融资体制来完成上述任务的，但是，财政收入的限制和财政投融资体制性缺陷往往使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十分缺乏。单纯靠财政资金来完成大量的公共服务是不现实的，客观上需要有新的融资渠道对其进行支持。

显然，政策性银行可以帮助政府实现其政策性意图，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则强调了政策性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了政策性银行和政府合作的基础是按照市场原则。这意味着，一方面，政策性银行绝不是政府的附属物，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坚持信贷资金支持财政的市场化原则，可以规避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主动减少对政策性银行的直接干预，建立起和政策性银行对接的市场化合作模式，让政府实际上成为政策性银行的一个关键客户而不是管理者。

（四）综合性开发性金融的自动适应机制弥补了法律缺失

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滞后具有双重效应。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这句话对于政策性银行及其市场化来说同样成立。实践中，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的缺失一直是中国政策性银行监管制度性缺陷，而且依靠商业性银行监管办法管理政策性银行也存在管理错位。在此情况下，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约束相对较小，日益出现越界行为，客观上有利于政策性银行的盈利性，却日益造成对一般性商业银行的不公平竞争，这是应该加以限制的。

由于政策性业务往往具有模糊性和易变性，因此，法律调整往往滞后于实际的发展，所以完全依靠立法调整也具有局限性。相反，尽管中国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滞后，但是中国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调整是通过强势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性银行合作来完成的，法律缺失实际上给出了政策性银行更大的可操作空间。只要政策性市场化业务拓展不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平竞争，政策性银行坚持市场化合作原则，这种市场化就可以推动政府行为的变化，这种市场化就可以理解为政策性金融在专门法律缺失下的一种市场自动适应机制。

结论和建议

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内涵是多重的。作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结果，综合性开发性金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进程中要不断优化市场化运行模式。

一是要真正建立分账管理和分类监管系统。二是要理性对待，分账管理存在技术性和制度性难题，任何一刀切的做法都不利于政策性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不断完善法律监管体系，坚持政策性银行专门立法。四是坚持创新性和适应性相结合。在适应中创新和在创新中完善；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量贷款管理风险控制和新增贷款创新融资安排创新相结合；应学习德国模式，开辟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批发转零售合作模式，以分散过度集中的金融风险。五是尽快设计出相关的定量模型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分别为政策性银行市场化实践提供科学的评价工具和业务自动运行和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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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静.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化运作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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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对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持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各方普遍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出台以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象想象的那样明显特别是有些政策，如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刺激内需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并不是很多，从己经出台的一些财政措施来看，力度也比较有限

 

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经济中“弱财政强金融”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作为宏观经济的两大方面，财政和金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和机制，也都各有自己的优劣势宏观经济政策要能取得好的调控效果，必须以财政金融的协调配合为基础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削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强的现象，致使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金融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迟迟不能出台，这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种情况，当前的宏观调控应从改变财政金融地位不对称的状况入手，在财政金融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以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项中远期目标。

 

“弱财政、强金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

 

(一)我国经济中的弱财政现象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罗纳得。麦金农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税收管理制度，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税收流失问题;二是对政府支出特别是预算外支出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日益积累，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根据我国的财政状况，弱财政还应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特征，也即通常所说的财政两个比重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从财政收入方面剖析弱财政的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笔者计算了“财政收入増长率/GDP増长率”这一指标，该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对国民经济増长速度的弹性从计算结果来看，该指标值极不稳定，波动幅度在0.22~1.09之间。而且波动无规律，与时间序列没有相关性说明财政收入増长还没有内含于经济的増长，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増长相适应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机制

 

财政收入下降使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下降财力是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使有限的财政收入扣除掉用于政府管理国防、文化教育领域的支出后，可用于经济领域进行财政调控的财力相当有限。统计显示，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改革之初接近6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1995年的41.9%，下降了18个百分点，表明财政职能总体上日益向消费型倾斜。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财政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平均増长速度很慢，仅为12.3%。远远低于其他来源的投资资金的増长速度(分别为93.%-152%)，也远远低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平均71.4%的年増长率。预算内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己经从1985年的35.5%下降到1996年的6.2%，下降幅度近30个百分点如此低的预算内投资，极大地制约了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进行投资，以缓解经济发展“瓶颈”制约的努力。

 

除了受到财政收入的限制外，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还受到财政自稳定机制方面的影响。众所周知，财政调控包括自稳定器和相机抉择两种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増长弹性极不稳定，波动无规律，说明财政税收制度中的财政稳定器作用还很差好的税收制度能使财政收入内含于经济波动，通过増减居民和厂商的可支配收入自动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显然还没有作到这一点。在经济高涨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増比例的増加，有的年份甚至连等比例的増加都没有做到。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减比例的减少，有的年份反而出现高速度地増加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实施经济调控职能基本上不能依靠自动稳定器作用，而只能靠相机抉择的政策操作，这必然使财政调控经济的功能大打折扣

 

(二)我国经济中的强金融现象

 

改革前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基本格局，是“大财政，小金融”金融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只起配合作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下金融的附属地位，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用计量方法测算了1985年至1996年12年间GDP与M2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该计算期内，我国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平均每増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相应可以推动0.4个百分点的产出増长这充分说明改革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増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货币化系数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以M2/GNP表示)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越发达的国家，M2/GNP系数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M2/GNP的统计，1994年中国的货币化系数为83.%，仅低于日本的112%，英国的9齡和埃及的86.3%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美、法德意四国都在65%左右，韩国为39.2%，泰国为68.%，印度为55.牴，印尼为39.3%，菲律宾为32.%。

 

2银行可贷资金急剧増长M2/GNP可同时用来表示一国银行的可贷资金状况据统计，我国银行可贷资金状况自改革以来一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M2由1979年的1350.4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9259.32亿元，扩大了65倍。M2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由1979年的0.34提高到1996年的1.13可贷资金的急剧増长，为金融部门扩大信贷规模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3.企业生产和投资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比例发生大幅度逆转。改革以前，我国经济是财政一一计划主导型经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绝大部分资金都由财政直接拨付和调配，银行只起一个出纳和记帐员的角色改革使资金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预算在生产和投资中的角色逐步淡化，银行贷款的地位则不断上升。

 

二、“弱财政、强金融”格局下的财政金融关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弱财政除了直接对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影响外，由于财政力量的不足，许多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职能，都推给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微观方面和结构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主要的有：

 

1.财政硬化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后，企业转而依靠银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银行使用低息贷款以维持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父与子”的软预算约束格局面对国有企业长期、普遍的不景气，银行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用低息贷款维持企业的生存。二是国有企业效率长期得不到改善，负债率又过高，成为导致中央银行一再下调存贷款利率的重要原因。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己从1978年的28%升到1997年的66%据估计，1996年国有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5500亿元，需支付利息4680亿元1997年贷款余额达6273亿元，需支付利息7527亿元国有企业如此高的利息负担直接促使了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前四次降息至少使企业少付了3000亿元的利息。

 

2财政无力向企业注资，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财务重组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平均的资产负债率己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1997年末，我国各银行贷款余额59317.5亿元中，不良贷款约占25%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约占5%-6%，预计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约占2%呆滞贷款总额己超过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总额这意味着即使动用所有资本金也无法全部核销呆帐金融改革要使专业银行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必须首先清理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关系，使银行和企业摆脱历史包袱，在新的起点上运行。

 

对银行、企业进行财务重组的理论方案很多，但各种财务重组的方案都包含着较大的财政成本，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收入支持，这些方案都难以付诸实施进一步讲，即使顺利地清理了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了。如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最终很可能使银行和企业重新复归到初始的财务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麦金农所一再强调的观点:在财政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最终会因为财政压力而陷入困境。

 

3.财政收入水平长期低于支出水平和结构分散，损害了国家推动金融改革的能力。中央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主导力量，中央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能力，除了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力和行政权威外，还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后盾。中央政府的财力从经济上决定了它在与地方政庥银行部门、企业部门及公众的“谈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货币当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例如，企业透过地方政府这一中介，在制定、分解和执行信贷计划的过程中与货币当局讨价还价，“倒逼”货币发行。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支持企业和银行规避金融监管在这种干扰下，货币当局迟迟不敢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直接管制，使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难以建立尤其是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宏观调控手段向行政命令、计划指令复归，金融改革“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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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并存，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作者：吕钟

引言

三年通常为“中期”的界定时间，2014年正处于“十二五”规划的第4年，“中期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完全的倒W型成为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势，其中主要历经了两次提升与降低。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长便出现了第一次下降，第一次降低是在六个季度中下跌了8.2个百分点，是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骤然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举措。然而相对于第一次下降来说，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较为温和，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十个季度下降4.7个百分点，在2012年5月又陆续出台了保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从内生动因的层面来看，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变化的短期需求，以及周期性调整所导致，而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已经暗含了潜在的增长率变化以及结构因素的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收缩而导致的，但是，逐渐降低的投资、出口动力更是对我国中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主因。

中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及“十一五”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使得沿海地区基础设施逐步趋于饱和，且西部地区也在逐渐缓解基础设施短缺的现状。另外，外需市场的逐步缩小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的缓慢，导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旦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导致增加产能过剩问题，更会使企业债务负荷加剧，逐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且过度加大投资规模，还会导致通货膨胀与资源要素供需出现矛盾。

其次，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将趋于平稳。扩大居民收入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类社会保障覆盖率与保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使得居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潜力获得进一步释放。但是，由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局势的不确定性，在今后的三年间，消费需求将出现增长平稳的总趋势。

最后，出口增幅逐渐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全球因金融危机带来的增长方式，市场结构以及供需关系的调整，已由最初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深度调整转型阶段，中期内依然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进入了相对低速的增长阶段。随着逐渐削弱的出口需求，市场放缓扩张速度，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都将减弱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且绝对减少。我国低成本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劳动年龄，其父母进入退休阶段，我国出现人口拐点，这便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失，劳动供给增速持续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与创新技术。

其次，向下调整储蓄率与投资率。人口抚养比提高及政策调整是储蓄率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社会及家庭将持续增加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比例，促使高储蓄率逐渐向下调整，并且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再次，技术引进削弱及劳动力再配置。2012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以低生产效率的第一产业，向高生产效率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劳动力转移逐渐结束，转移速度以及规模大幅度下降，并且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逐渐缩短技术差距，技术引进推动效果逐渐削弱。

最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持续加强。我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与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都与资源环境储备密不可分，然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消耗殆尽，将对能源环境进行约束，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的外部约束。

中期经济保稳增长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减弱。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海外市场扩展速度放缓，发达国家进口需要逐渐变弱，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促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诸国利用低价成本要素，对国际产业快速转移，利用低价产品占领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使我国面临着双重挤压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公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利润均将回落。我国在扩展债务以及信用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加大了财政金融潜在风险，随着逐渐增长的地方债务，中央财政收入以及放缓的土地收益，金融债务风险平台逐渐显现。

第三，逐渐突出产能过剩矛盾。近年来，迅速扩张的制造业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是依赖于增加的出口，以带来发展的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展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逐渐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第四，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发生供求关系变化，使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本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衰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难被持续增加的大规模投资所支撑。

第五，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世界产业核心逐渐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业，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工业企业的研发规模与研发水平较低，由于企业对低端加工组装过于依赖，缺乏品牌与技术的创新，逐渐与市场竞争环境脱轨，若不加速推动产业技术提高以及研发能力，现有的许多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将面临着淘汰的局面。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中期经济发展策略

阶段性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动力，探索新对策，将调整结构、稳定增长、促进改革相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解决我国中期经济保稳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一）扩城镇增内需，应对国际需求减弱

目前我国进入新经济增长阶段，需要扩大消费以及内需。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人口市民化的转移，改变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形成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作用。因此，要将农村转移人口有秩序地市民化，促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登记，对户籍制度进行变革，循序渐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制度，力求覆盖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还应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城镇的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严禁乱占耕地，对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建立起节约利用机制，建立起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新型城镇。以促进小城镇与小城市的加速发展，对中小城市加大融资、财政等政策的支持，加强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人口聚集等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就近变为城镇人口。

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城市与农村经济问题综合成整体进行规划，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形成大都市圈与城市群，形成开放性国际化都市体系，使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群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吸纳转移农村人口的能力，以挖掘城市潜在的消费需求，应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面临的双重挤压市场格局。

（二）释放改革红利，减弱财政金融风险

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将核心落在简政放权工作上，减少审批事项，将社会与市场能够承担的职责交还，使政府管理重心逐步由审批环节变为服务监管环节。积极推动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步伐，使其发挥出提升综合国力、产业升级、国际竞争的价值。加强产权保护，确保各种所有制均能享受平等竞争与法律保障。政府需要深化财税体制的变革，使财政预算体系规范、公开、完整，建立覆盖所有国有企业的收益分享与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革金融体系的步伐更快，推动健全的利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体系，促进市场供求在汇率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准入门槛，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以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减弱金融财政的投资风险。

（三）结合供需管理，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应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调整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使债务规模能够受到中期收支平衡的约束。进而推动产业重组兼并，产能过剩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兼并的有利时期，需要在市场化为导向的基础上，将低附加值，高排放、高耗能的产能进行淘汰，进行产业重组以促进技术进步。并加大企业走出国门的支持力度，支持建材、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生产基地，将直接进口资源变为就地使用，促进制造业向服务质量好，精深加工化转型，以解决我国供需失衡的问题，抑制进一步凸显的产能过剩矛盾。

（四）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上涨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提高质量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配置资源，加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提高效益主要体现在公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增加，以及提高企业的财政收入与利润。企业想要做到提质增效，就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加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趋近饱和，必须以加大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应对，才能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的上涨。并要加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十二五”以来，我国虽然在建设生态环境，以及节能减排中取得了良好成果，但能源消耗以及单位产出资源仍旧偏高，还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资源环境的压力作为产业进步、技术升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化解我国经济增长与大规模投资之间的窘境。

（五）加强科技创新，变革企业研发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