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规模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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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指标：

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通常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按城市聚居人口大小可以区分城市规模大小，各国的具体分级标准不尽一致。联合国将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的人口下限，10万人作为划定大城市的下限，100万人作为划定特大城市的下限；中国的城市规模统计，同样存在若干口径，包括辖县的市行政区人口、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由于城市的地理界线和行政界线的不一致，以及城市可能有的不同空间尺度的概念，因此一个城市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城市规模。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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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城市;城市周长

“城市规模”是现代城市地理学的一个新概念。目前，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城市规模”通常是指“城市周长”①。这是因为在当前的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学者对于城市周长资料的获得较为容易，考古、各地方志以及各代的文献资料，对于城市周长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本文主要考察了清代广东、广西、贵州三省城市周长，从中发现，这三省的城市规模虽然普遍与城市的行政等级相关，即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的周长要比城市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的周长小，但是这三省城市中都存在城市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周长略大于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周长的现象：广东省肇庆府2787.2米②，新兴县3776米，德庆州3520米;广西省平乐府1152米，富川县1728米，贺县1728米;思恩府576米，武缘县1728米，滨州1152米，迁江县1728米，上林县1152米;贵州省大定府2988.8米，威宁州3532.8米。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说明影响清代城市规模的原因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一、建置

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最初的建置是影响城市周长的重要因素。即使后来城市的周长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一般都是在该城市原来基础上的增减，其整体规模通常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而在一些府城辖下的县城里，县城周长略大于府城周长的现象是可能存在的。

肇庆府城最早是在北宋皇v中期开始兴建的，兴建之初“周871丈，高2丈，厚1丈，开4门。”③以后历代虽有增减，但是变化不大。新兴县城原为“古新州旧址，绍兴二十年，州守王济以城狭隘，于子城南一里，东西北各去半里，偏植荆竹环之，周1484丈。明洪武13年，增土城于荆竹之内，周1180丈。”④德庆州城“州旧无城，宋皇v六年，侬智高乱，始筑子城，周230丈。元至正时重修，守御千户邵成，以旧城狭隘改立城址，L以砖石，周1100丈。雍正九年，知州王玉v倡捐修东北城垣110余丈。”⑤从上可知，肇庆府城下面的新兴县城和德庆州城从最初城市建造时其周长就比肇庆府城的周长要大，即使后来各代有所增减，但是变化不大。

大定府城是在明朝崇祯九年总兵方国安修建的，但是明朝末年因为贼乱而被摧毁，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时，在其原来故址上重修该城，“周围934丈。”⑥威宁州原为乌撒土府，康熙五年时，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州，隶属于贵州省。康熙二十六年，以大定、黔西、平远三州隶属威宁府。雍正七年降威宁府为州，属大定府。“威宁州城原为乌撒卫城，明洪武十四年建，周围一千八十丈二尺。国朝康熙四年增修，雍正十年重修，干隆五十年重修，周围一千二十六丈。”⑦即使威宁州城后来重修，但其周长变化却并不大，仍然是比其府城周长大。

由上观之，中国古代城市一旦竣工，其城市规模不会轻易发生改变，通常会维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这期间即使有变化，也多是因为城池修建年代久远，部分损坏，或是战争因素，但即使如此，多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修扩建，这也是细微的变化，城池的整体规模（城市周长）通常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二、地理位置与交通状况

城市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城市规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各地区间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地理位置的优劣对城池的发展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思恩府原是思恩州，州署设在寨城山。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不利于统治，故正统七年，将府署迁至乔利堡。然而乔利其境也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故嘉庆七年，将思恩府署迁至荒田。但这一带仍是山区，属于古人谓之“瘴乡”之地，流官不适应，因而主要官员都不在衙门里住，知府寄寓于宾州，同知住武缘县城，并先后在武缘县城内建分巡道署、思恩营廨署、副将暑而长期居住。至清朝时，府城虽建有城墙，设有府署，却没有正规军队驻守，而宾州、上林、迁江各有兵员配备，保卫府城的任务就由九土司轮流担任。府城成为了每年操练演戏的场所。⑧ 由此可见，思恩府城虽在行政等级上高于它所辖的县城，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因素，其发展并没有县城好。

交通便利与否，对城市规模也有影响。平乐府辖下的富川县和贺县就是典例：富川县和贺县都地处西江水系，境内有贺江流过，因而陆路和水路交通便利。富川县陆路方面主要有北去小路（富川――湖南永明县）⑨，南去小路（富川――贺县、昭平）。水路有西北水路（贺县――富川）。⑩贺县陆路上有东去小路（贺县――湖南江华县），西去小路（贺县――昭平），北去小路（贺县――富川），南去小路（贺县――苍梧、广东开建）。水路有东南水路（贺县――广东开建），东北水路（贺县――永渡口）。如此便利的水路交通，使得富川县和贺县成为平乐府经济来往的重要之地，因而，两县相比平乐府其他县城（甚至包括平乐府城）的发展更加快速。

三、物产丰富，经济发达

在清代各级城市中，一些城市由于自身物产资源丰富，因而带动了本城市各行业的发展，譬如手工业等，从而促进了该城市经济的发展。

“新兴僻处山陬，无物可数，惟香荔脍炙人口，而山茧亦与他处少殊，然布帛菽粟日用所需不取资于异地。”新兴县盛产络，“其皮置水中经两三夜亦软熟，洗晒藏之绩为布，细者可常穿以为衣，当暑凉爽无油汗气，新俗不拘贵贱用，为手巾最适于用粗者以为丧服，广肇之客易以棉布以为渔具等。”清代新兴县纺织业较发达，以生产丝绸和络布为主。由上可知，新兴县所产资源甚是丰富，无论是经济作物还是粮食作物，不仅能够满足本地区的需求，还能将其加工产品，带动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影响清代城市规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城市的行政等级。此外城市的建置、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物产资源等因素同样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城市规模大小。（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解：

① 本文“城市规模”即指“城市周长”

② 注：本表数据根据各府县城的府志、方志统计而来。周长单位统一以“米”为单位，则根据清光绪34年1908年制定的营造尺库平制定位表换算而来：1里=1800尺=576米，1丈=10尺，1尺=10寸

③ 道光《肇庆府志》卷五，清光绪2年重刊本

④ 乾隆《新兴县志》卷十，民国23年铅印本

⑤ 光绪《德庆州志》，清光绪25年刊本

⑥ 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九，清道光29年刻本

⑦ 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九，清道光29年刻本

⑧ 《马山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马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1985年

⑨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五，《经政略二十五・邮政二》

⑩ （清）顾廷龙、傅璇琮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之《兵部・邮政・设铺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民国：《贺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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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集约利用；城市规模

0 引言

城市规模一般含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土地规模，由于在我国城市土地规模是由人口规模乘以人均土地指标而得到城市土地规模。人均土地利用指标是按照2011年3月出台的新国标《城市用地分类和建设标准》确定的，因此，在我国对于城市规模预测的关键在于计算城市人口规模。国内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城市人口规模方面。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石楠将城市人口规模比作是城市规划的基石，因为在城乡规划编制中，往往用人口规模计算土地规模、公共服务设施指标、道路等基础设施指标等，目前常用的人口规模的统计范围是常住人口概念，即“户籍人口+暂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城市规模的传统预测方法有综合增长率法、劳动力平衡法、区位法、环境容量法等，同时，建设部也出台《城市人口规模预测规程》，以期对城市人口规模预测方法进行规范。也有学者在传统的人口规模预测方法基础上，采用生态逾渗理论、土地资源载力、就业岗位支撑等等多方法、多角度进行人口规模的校核[2]。有相关研究人员从产业分类角度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预测[3]，还有从数学模型如灰度模型等方法对人口规模进行校正[4]。如果仅从数学预测方法来看，这种多方法多角度进行人口规模预测并校正不可谓不科学，但是当我们发现《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0-2020）》在2020的年控制人口规模在1，800万，而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北京市2010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920万，甚至有的报道实际居住人口更多，北京提前10年突破人口控制指标，让人感叹北京作为首都强大的吸引力的同时，也让很多规划行业人员感到当前人口规模预测的难度，更为惊讶的是像北京这样提前突破人口规模的事例在实际城市规划工作中屡见不鲜。正如前所述，人口规模是城市规划的基石，如若城市规模预测出入较大，那么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将受到极大的质疑。其实人口规模本身只是一组预测的数据，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由人口规模计算出来的土地、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供应是否充足等问题。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北京交通拥堵不堪、房价高昂的原因之一是北京城市规划中基于人口规模计算的道路、交通以及住房供应量远低于实际人口规模需求造成的。鉴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性和我国土地粗放使用问题严重性，本文仅从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角度探讨人口规模预测的新思路。

1 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出让的主要依据，按照《城乡规划法》规定，只有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才可以出让，从下图可以看出，城市建设范围直接与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相关联，当前城镇建设用地的计算方式主要是用城市人口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来推算城市的用地规模。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越多，城市用地规模也越大[5]。因此在土地资源粗放使用严重的情况下，只有追本溯源，只有规范城市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的预测才能在源头上控制城市土地的增长。

2 传统城市规模预测方法问题分析

2.1 大城市流动人口多，波动大，常驻人口很难准确预测

在城市规划编制中，城市人口规模常指常住人口，即“户籍人口+暂住人口”，其中暂住人口是指居住在该城市半年以上的外来打工人口，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均以公安局登记为准。通常情况下城市的户籍人口好获得，其人口预测也比较好做，由于我国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很不完善，因此暂住人口往往有比较大的漏登记的情况，实际外来务工人口居住时间大都在半年以上，但是目前我国公安局能登记的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一般城市规模越大，经济越发达，其外来务工人口越多，因此目前外来流动人口是影响城市规模预测的重要一个重要原因。

2.2 小城镇很难准确预测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报告，2000-2010年10年期间，东部各区人口占比从35.57%上升到37.98，增加了2.41个百分点，而同期中部人口占比下降了1.08%，西部人

口占比下降了1.11%，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了0.22%[9]，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人口占比很可能是在减少的，我们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在大中城市总体规划，还是小城镇甚至乡村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都是在增加的，而且增加的速度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不难发现，在城市规划编制中，要想获得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口规模，如果一个小城镇通过人口统计分析，其人口规模是在减少或者增长非常缓慢的时候，那么这个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也将很少。因此，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由于和土地指标挂钩，其人口规模的预测经常被当做“技术处理”，难于准确反映城镇的真实人口数量。

2.3 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不一，部分城市基础数据缺乏

我国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多次变化，城市人口的横向、纵向比较缺乏统一的统计范围。通常市长在介绍城市时，喜欢用管辖县人口，因为比较大，计算人均gdp时采用户籍非农业人口，谈到城市人气规模时，喜欢采用外来的实际居住人口[1]，而为增加城市规模而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撤县建区撤县改市现象比比皆是，从而导致计算城市人口规模的范围变化较大。此外，在中西部小城镇，缺乏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在规划编制时，只能大致估计城市人口规模，大大地影响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总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将会越来越频繁，在大中城市外来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在追求城市化质量的今天，城市相关设施的配套很难不考虑这部分人群。而小城镇的人口增加缓慢，但由于城镇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使得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的科学性产生质疑，少部分城市因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人口规模的突增，实际上，当前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土地规模的预测不仅仅是数量方法的问题，而主要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冲击和中小城市人口与土地规模挂钩使得城市人口预测不仅是人口规模预测。

3 城市规模预测的新思路

3.1 大中小城市应根据外来人口数量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预测

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增加了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用地调整幅度，这在一定程度考虑到了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标准的不一，但是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达程度的城市在外来人口数量方面基础数据统计不一，不宜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预测，大城市在基础数据方面相对比较完善，人口规模增加快，但外来流动人口多，其中暂住人口登记不完善，少数城市的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因此大城市要重点处理好外来人口的暂住人口。而小城镇要处理好城市人口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中等城市根据经济发达的程度等采用不同的方法。

3.2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背景下，以土地指标预测为主，用人口去校核

传统的预测方法是人口规模乘于法定的土地人均定额指标即为城市土地规模。如前所述，存在大量的外来人口情况下，很难准确预测常住人口规模，如若人口规模相差大，则土地规模出入也必然较大，甚至很多城市是根据需要的用地指标来反推人口规模的，这种情况下人口规模的预测已经失去意义，本文认为这也是造成土地财政的源头。但在十二五期间，建设用地粗放增长来增加gdp难以为继，相应的服务于土地财政的空间规划也将亟待转型[10]。在土地集约利用背景下，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非常重要，紧凑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明智选择[5]，传统的城市规划编制常通过人口指标的处理来获得城市建设发展的土地，因为人口指标浮动大，外来人口多的情况下，很难预测，这也给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编制人员在人口规模上随意的估测，导致城市拥有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甚至一个中部地区的县城，土地出让费用高达5亿。因此，应该在规划的源头上控制用地建设指标，规划编制应以土地指标预测为主，用人口指标去校核土地指标，由传统的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的方式[11]。

3.3 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规模要考虑适度流动人口规模

传统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是“户籍人口+暂住人口”，其中暂住人口规模是居住在某地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在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今天，这种模式合理的前提有两个：一是流动人口登记很完善，基本反映实际居住人口；二是居住不满半年的外来人口对城市设施基本无需求。实际上这两个前提基本都不存在。本文认为大城市交通拥挤、房价高昂等城市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城市

施的供应并未准确考虑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城市规模预测的意义在于人口规模背后的城市住房、道路交通以及其他设施的供应是否充足。在经济稳定情况下，居住在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应该有一定稳定性的，外出打工人口大都是年初外出，春节回家，从每年春运情况可见一斑，而实际登记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城市并没有享受城市生活，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非完全城市化”。正如英国规划大师皮特- 霍尔所言，中国正在为其市民体面的生活而遭受挑战[12]。从图2分析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尽管临时居住在城市，对住房的要求多依附单位的职工宿舍，但其对交通、水电、医疗等同其他常住居民一样有正常的需求，若规划过程中，不考虑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大城市必然会出现交通拥堵、水电供应不足等问题。在十二五期间提倡追求城市化质量的今天[13]，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应适度考虑外来人口的基本设施需求。本文认为城市用地预测应考虑常住人口，因为外来人口大都住在职工宿舍，而对基础服务设施应该要估测外来流动人口，并进行校核。

4 小结

城市人口规模本身只是一个预测的数据，数据本身并无意义，而意义在于人口数据指标后的紧密相连的土地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问题。因此在分析了当前城市土地粗放使用、土地财政现象屡见不鲜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集约利用土地，正如英国城市规划专家约翰·佛里德曼说的，在当今的环境下，城市增长如同一个贪婪的消费者，大肆挥霍着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 、水和能源，同时它还是污染物质的巨大生产者。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却经常表现得似乎这些极限并不存在[14]。本文认为从源头上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投放是关键，进而提出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的新思路，城市规模预测方法要按大中小城市进行分类预测，不宜一刀切，大城市要考虑外来人口基本服务设施的配套，同时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人口规模推算土地规模的做法。

参考文献：

[1] 周一星等.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程茂吉.南京是人口规模预测与空间分布引导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8）：68-74.

[3] 厉伟.城市规模预测的新思路[j].城市规划，2004，28（3）：62-65.

[4] 郭成利等.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预测与分析[j].河南农业科学，2009，13（1）：57-64.

[5].章征涛等.城市化的虚荣——对我现状城市化的认识[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12）：1-6

[6] 陈秉钊.城市紧凑而生态[j].城市规划学刊，2008， 3：28-31.

[7] 田莉.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喜忧参半的土地城市化[j].城市规划.2011， 35（22）：11-12.

[8] tian li， ma w.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itydevelop

ment of china： a tool of land supply[j].landuse policy， 2009， 26：599-609.

[9] 张廷伟.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j].城市规划学刊，2011，3：1-7.

[10] 邹军.经济转型和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应对[j].城市规划，2011， 35（2）：9-10.

[11] 石爱华等.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潜”的建设用地规模调控[j].城市规划，2011， 35（8）：88-90.

[12] 胡以志等.中国城市在为其公民维持体面的生活质量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对话彼得·霍尔爵士[j].国际城市规划，2011，2

6（3）：111-114.

[13] 邹德慈.中国城镇化发展要求与挑战[j].城市规划学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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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城镇化率达到51.27%，中国开始步入城市型社会。在中央的政策指导下，不少城市都提出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但是城市本身的设施建设却并不到位，经济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于城市发展模式的模糊，一方面缺乏对于资源和人口的合理调控，由不合理的分布导致的发展平衡；另一方面，城市本身缺乏自我定位和实际考虑，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数字。

因此，当前应该由粗放的盲目的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成为集约的有方向的城市发展方式。按照目前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会出现规模效应，这是相对于小规模城市的优势，而且这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促进高水平的城市出现。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不同城市规模做出比较，验证城市的规模效应，最后就合理的符合实际的城市发展道路提出个人建议。

一、 概念说明

本文的对城市规模进行如下划分：市辖区人口在500万以上城市被称为特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在150～500万的被称为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在50～150万的称为中等城市，50万人口以下的称为小城市。

根据本文对城市规模的定义，同时参考《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①的数据，将除拉萨以外的286座②建制市分成四个类别，其大城市12座，大城市56座，中等城市167座，小城市51座。由于人口数量定义采用的是市辖区人口数量，为了保持一致性，所以本文使用的其他数据同样采用市辖区内的统计数据。

本文主要从城市经济发展，政府财政，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四个方面入手，对城市进行比较分析，验证我们的结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当然是城市GDP总量，但是城市GDP受到包括城市规模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均GDP、地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三个指标来观察城市在GDP创造的效率。城市建设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责任，而其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制约因素，但是真正决定这个城市的建设程度的是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多少显示政府投资对个人的受益程度。城市的周围的资源和环境是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就能够说明问题。资源消耗主要考虑城市的用水和用电量，这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提高了用水用电效率，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水资源和能源。污染排放可以反映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效率，是否是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的GDP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城市的环境状况，也是生活质量的部分要求。

接下来通过具体指标上，不同类别城市的差异做出效用分析，论证城市规模效应。

二、 效用分析

（1）城市经济

就市辖区GDP总量③而言，特大城市市辖区GDP和大城市市辖区GDP之和占到除拉萨以外286个建制市市辖区GDP总量70%。再考虑城市数量上的差异，那么特大城市的平均GDP总量是大城市平均GDP总量的5倍左右。如果能促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那么对于中国GDP的总量的贡献会更大。

根据数据分析，市辖区内每增加10000人，特大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85489.43万元，大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77383.31万元，中等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46070.43万元，小城市的地区GDP会增加42932.33万元。只是考虑人口由小规模城市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假设人口带来的GDP增长不变，不仅会带来人口净流入城市的GDP的显著提升，同时也会增长城市整体GDP的净增加。事实上，每年有数千万的人口流动，考虑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GDP增长将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辖区的人口具有更有效地GDP创造能力。根据麦肯锡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集中型模式会使得城市GDP增长4倍，会达到60万亿元，而分散型模式的城市GDP也会增长到54万亿元。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会带来6万亿的GDP净值。

从GDP创造效率上来看，人均GDP、地均GDP④和固定资产投资效率⑤在考虑人口、土地面积还有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全面衡量城市规模对GDP的影响。

从趋势上看，上述三个效率指标都反映城市规模增加能够带来GDP的创造效率的提高。

在城市人均GDP上，特大城市分别比其他三类城市高出24.7%、52.1%、53.2%；在地均GDP上，特大城市比大城市高出57%，然而却是中等城市的3倍，小城市的5倍。从人均GDP和地均GDP角度来看，这四类城市的差距悬殊。

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如此来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居民生活条件更加优越，而且消费能力也相对更高。但是由于这只是名义GDP数据，考虑了价格变化的因素。而且目前通货膨胀现象比较严重，城市中物价上涨更加严重。同时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占了很大比重，在城市住房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这种人均GDP数据显得不那么全面和让人信服。

但是地均GDP却充分说明土地利用效率，从这个层面来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而这种优势的来源主要由三个方面：

1.由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进入城市的高级发展阶段，不再完全依赖工业发展促进城市GDP增长，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开始向第三产业转变，一些传统的低效率低效益的工业转变成为高附加值高增长的新兴产业。

2.虽然城市地方政府还未完全脱离“土地财政”的现象，但是相对而言，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对于土地买卖的依赖性下降，而且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更倾向于出让给那些高产出高效率低污染的高科技产业，以此寻找城市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3.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规划相对更加完整，布局更加合理。

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更具有说服力,虽然在图中差别不是很明显，但是四类城市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差别至少有10个百分点。中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低下与地均GDP值不高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虽然可以将大型城市的重度污染企业集中安置在某个中小城市，同时利用外部性增加环保设施的投入，不仅解决了这些污染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还发展了这类中小城市。但这种发展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无法完全复制。在短时间内，中小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很难提高，而且即使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区也无法具有和大型城市一样的竞争力，但是这却严重消耗了资源。

（2）地方财政收入

从财政收入来看，特大城市平均水平为807亿元，大城市平均水平为 150亿元，然而中等城市平均水平为30亿元，小城市平均水平为12亿元。绝对数额的巨大的差距，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却无法否定其中城市规模的作用。从下表看出，在人均财政收入上，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分别是中小城市3倍和2倍。那么由此导致人均享受的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会出现差异。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除支付必要的行政开支以外，其他部分会投入公共设施、教育科研、医疗保障、交通建设以及城市宣传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投入都会提高城市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同时也支持未来城市的发展。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12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合计为2295.1亿元⑥。庞大的财政支出，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就以公共交通为例，北京增加了2012年的地面公共交通的补贴，预算约94亿元。根据北京地铁公司数据，2010年全年客运量15.95亿人次，客运量首次突破15亿人次。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市民减少了交通运输成本，同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既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同时促进了公共运输行业的发展。这对于北京城市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于其他的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比较低，无法投入如此巨大预算提高公共设施的建设。

财政稳健的政府会更能促进城市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2010年地方政府的负债高达10万亿。面对这种债务问题，中央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债的试点。而涉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信用等级问题。财政收入充实而且经济发展良好的政府具有更高等级信用，在融资方面也会具有更大优势。同时大型城市具有更优质的资源以及声誉，还有广大的高消费人群，这在招商引资方面会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综合上述因素，由于城市规模的影响，政府也会表的更加令人满意。

（3）资源消耗

如果没有资源支持经济的发展，那么最后城市的发展还是会出现瓶颈。城市发展还需要解决水电节约问题。而见效最快、效益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提高水电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循环利用。根据《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经计算得到下图。

上图显示，小城市单位GDP的城市供水量高于特大城市31.2%，单位GDP的城市供电量高于特大城市64%。由于中小城市还处于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工业技术和规模效应不明显，导致单位GDP产值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小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太低，而且还将持续很长时间。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会进一步造成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平衡，限制了大型城市的发展，丧失了其长期积累的优势。以供电来说，目前中国60%以上的供电来自于火力发电。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煤炭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也都会显著增加。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分散精力物力发展中小城市会加重环境的负担。如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就能使效用最大化。

（4）污染物排放

为了考虑城市发展的污染程度，主要以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工业产值烟尘排放量衡量城市污染程度。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染物排放，证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工业的污染物排放比较低。

小城市的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9倍，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11倍，单位工业产值的烟尘排放量是特大城市的13倍。同样的工业产值中小城市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好几倍，而这就造成环境的恶化。

中小城市吸引的企业污染程度较重、规模小、效益差，如果大批更换环保设备，必然增加固定成本，很有可能就是会使这些企业盈利减少甚至无利可图。政府此时的主要目标在于发展地方经济，缺乏环保意识，牺牲了本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然而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却已经形成很强烈的环保意识，不管是市民还是政府，在市民的监督下，政府也会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督促企业向低污染甚至无污染方向发展，这也有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舒适度。

在过去改革发展的三十年中，我们饱尝由于污染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而如果继续发展中小城市，只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应该吸取经验，重点发展大型城市，进一步促进技术改革和废物废水的循环利用，同时在保证中小城市的发展的同时，降低污染程度。

三、 观点总结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看到最突出的特点不是中小城市后发优势，更多的是后发劣势。相反，大型城市则由于城市规模呈现先发优势，即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政府行政效率更高，资源消耗效率和污染排放效率更低。这些优势决定了大型城市更能解决好将要面对的问题，比如：交通堵塞问题、公共设施增加、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伴随规模优势出现的“城市病”，对于地方政府也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这并不意味就会抵消城市规模的优势。而且上述指标是城市发展很重要的问题，只要合理处理这些规模的负面影响，那么城市规模的净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既然我们无法忽视对于GDP创造、财政收入、劳动力福利还有环境友好程度上的各种优势，那么选择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经济联系带动中小城市发展是比较合理的。

参考文献:

[1]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rch 2009

[2]单菁菁、钟少颖：《中国城市科学发展评价》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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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当前，关于城镇化的讨论非常多。那么，城镇化概念的准确内涵到底是什么，它与城市化、都市化等概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与城镇化最密切的概念，主要是城市化和都市化，其中又以城市化的使用最为普遍。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看，城镇化与城市化这两个概念在中外学术界很少被刻意和明确区别。关于城市化概念的内涵尽管有诸多界定，但综合各种研究可以得出，城市化是农业性的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等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这一现代性的蜕变和生成过程主要是在城市空间中实现和完成的。但以往的城市化研究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上，至于他们是转移到小城镇、大中城市还是后来出现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特别是由城市规模和层级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一般学者是很少考虑和关注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化和城镇化不作概念上的细分，经常混搭在一起交错使用，也根源于此。

在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区别越来越明显的新形势下，很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城镇化与城市化、都市化作一区分。当今时代是城市时代，不同层级和规模的城市不仅在外观和形态上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功能和本质上也有不同定位。从层级体系的角度看，当今农业人口和资源等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县城（县级城市化区域）为中心的城镇化；二是以大中城市（区域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三是以国际大都市（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它们代表了农业人口和资源的三种不同流动和集聚方式，同时也对不同层级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及文化审美趣味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城市研究中层级意识的缺乏，这三者间的区别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缺乏系统研究和理论自觉。对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不加区别，不仅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各种“伪问题”的产生，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制定系统性的战略规划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因此，在城市层级差异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正确认识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上的巨大差异，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的前提。

当前，我们之所以选择城镇化概念，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至今“三农”问题仍相当突出，以县城（县级城市化区域）为中心的城镇化无疑是一个重点。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党的十所提的城镇化狭义理解为以县城（县级城市化区域）为中心的城镇化。事实上，党的十报告还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时也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可见，作为我国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本身就包含着城市化和都市化的内涵。只有这样来理解，才能准确把握我国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也才能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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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兴则全省兴，省会强则全省强”。“十二五”开局，如何增强自身承载力和带动辐射作用，是一些欠发达省会城市面临的迫切问题。

石家庄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17位。2008年以来，石家庄市全力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力度最强的城市建设工程，城市化率由2007年的45.1%提高到了2010年的50%。在此基础上，石家庄市2010年底出台《开展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工作的实施意见》，决定3年投入3527亿元，倾力抓好城市环境质量、城市聚集能力等“八个十”工程，加快进入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方阵。今年2月18日，市委书记孙瑞彬在全市动员部署大会上强调，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不仅要改善城市的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城市承载能力。要抓好交通，努力打造畅通城市，同步实施市政设施配套建设，加快建设体育中心、会展中心、文化中心，做到一流设计、一流施工、一流管理，50年不落后。

同样渴望跻身“一流”的，还有山西省会太原市。在市委九届七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建成一流的省会城市，努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现代化大都市”目标后，太原市确立了以新城建设为龙头引领老城改造、城市建设重点向南推进的战略部署，拟用5至10年时间，在城市南部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城。今年1月10日，太原市政府通过媒体向全球征集“太原市南部新城总体发展概念规划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方案，并将于4月产生最优设计方案。

此外，随着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郑州市被定位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为此，郑州市提出了建设“郑州都市区”的战略，其内涵是把中心城区放大，把周边的新密、荥阳、新郑等地改为城市区，把这些地区按照新城区、新城市功能区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郑州将按照复合型、组团式、生态型的概念，从增强产业支撑、扩大城市规模、实现二三产业双重升级等方面入手，打造具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而同为中部省会城市的合肥市则从加速安徽崛起的战略高度，提出要把合肥建成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的目标，5至10年后达到1000万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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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鄂尔多斯 城市热岛效应 相对城市热岛强度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in Ordos

Abstract: We found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eek out the stations which without man-made distraction when we research the urban heat land effect in the area of Ordos.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relative conception that is taking the stations with litter man-made distraction as contrastive s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ture data nearly 50 years, we found the annual relative urban heat island intensity is about 1.2℃ in Ordos, in spring it's the lowest, in winter it's the highest. in this study, we take 30 years from 1961 to 1990 that developed very slowly as an age, and 20 years from 1991 to 2010 that developed very rapidly as another age, we can get the result that the urban heat land effect in Ordos enhanced, but in summer it weakened, in spring and autumn it enhanced obviously.

Key words: Ordos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urban heat island intensit

引言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城市气候有着深远的影响[1-2]，由其引起的城市热岛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3-4]。Manley[5]于1958年第一次提出城市热岛(Urban Heat Island) 的概念。城市热岛的生成会产生局地热岛环流，低层气流向城市中心辅合，高层辐散，城市中心为上升气流，周围为下沉气流。热岛环流使污染物向城区聚集，使城区空气质量下降，给人类带来各种疾病，甚至灾难[6-7]。近20年来学者们围绕城市热岛与风速、风向、云量、空气动力粗糙度、人为热、人口密度以及城市规模等影响因子做了大量的研究[8-11]，我国学者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太原、成都和昆明等大中城市对城市热岛进行了观测和分析研究[12-15]。

城市气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城市热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城市人口的扩大和膨胀，城市大气污染日益严重，人类活动对天气、气候的影响日益显著。温室气体以及各种能源消耗产生的热量排放，已经超过了自然界的调节能力，从而导致城市热岛效应越来越显著，已经演变为城市生态环境的一大公害[16-17]。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城市的热岛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城市的热岛效应不仅会带来酷热的天气，还会造成各种异常城市气象，如飚风及暴雨等，对城市气候、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城市热岛不仅对城市环境质量及市民健康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也给城市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据美国能源部的估计，美国为缓解热岛效应每年要多花费高达100 亿美元的能源成本支出[18]。而且由于城市热岛的热力作用，形成热岛复合环流，造成从郊区吹向市区的局地风，把市区已扩散到郊区的污染大气又送回市区，加剧了城市的大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直接加速全球变暖，气温上升反过来又加重热岛效应，这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关系。因此，对于城市热岛的研究不仅对认识城市热量平衡以及一系列边界层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城市保护与规划、城市建筑设计、能源利用以及居民保健等方面都有实际应用价值[19]。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西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属于黄河上中游地区。近年来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也快速扩大，从而导致鄂尔多斯地区城市热岛效应日趋明显，因此，鄂尔多斯地区的城市热岛效应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对对科学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以及了解鄂尔多斯城市气候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资料与研究方法

鄂尔多斯全市国土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辖七旗二区。本文利用东胜区作为鄂尔多斯城市气温，周围杭锦旗、伊金霍洛旗和达拉特旗三个期限作为比较地区气温。本文利用东胜区、杭锦旗、伊金霍洛旗和达拉特旗四个站1961年至2010年50年气温资料，并对以上4 个气象站的气温资料进行如下校正：人工去除明显错误记录；对缺测的记录进行插补；按平均气温大于最低气温且小于最高气温的原则，将不符合该条件的记录去除。本文所使用数据均由鄂尔多斯市气象局提供。

1.1 相对热岛强度计算

由于很难找到没有热岛效应的对比站点，所以本文引用相对的概念，定义相对城市热岛强度这一概念。本文将东胜区的气温Ts代表鄂尔多斯的城市气温；将杭锦旗气温Th、伊金霍洛旗气温Ty和达拉特旗气温Td的平均值做为对比气温。由于此四个站的拔海高度相差较大，本文利用常用的0.65℃/100m降温率将四个站订正在1011m的拔海高度上。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为：

H = Ts - (Th + Ty + Td) / 3

1.2 鄂尔多斯城市进程

鄂尔多斯市是一座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城市，特别是最近的20年里，已经与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并称为内蒙古的经济金三角。鄂尔多斯市近年来城市面积不断增加，其主要的发展重心也向南部发展，大中型企业数量急剧增加，城市汽车数量与日俱增，其总人口数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75万左右，发展到2009年的149.5万人，国民生产总值从上个世纪60年的1.7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09年的2161亿人民币。鄂尔多斯经济迅猛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比重的迅速增加，在此大环境下，更使得鄂尔多斯地区城市热岛效应日益凸显。（以上数据由鄂尔多斯2010年年鉴提供）

2.鄂尔多斯相对城市热岛的总体特征

2.1 年变化特征

由图1可知，鄂尔多斯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均在0.4℃以上，50年的平均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为1.2℃，并且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呈上升趋势，说明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效应一直存在，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鄂尔多斯地区的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基本在1.0℃以下。而从1971年到2000年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01年、2002年以及2003年有明显的下降，2004年至2010年又保持在1.0℃以上，说明在60年代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强度较小，由于城市规模和人为干扰相对较小，进入70年代，城市规模和人为干扰不断增加，造成相对城市热岛强度有所增加，进入21世纪，我市各地均有跨越式发展，相对热岛强度也随之有所下降。

由图2可知，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主要分布在1.1－1.5℃区间，占年份的62%，说明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基本维持在1.1－1.5℃这个区间。

2.2 季节变化特征

2.2.1 春季变化特征

由图3可见，鄂尔多斯地区春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集中在0.0－1.0℃的区间上，个别年份（1964年、1976年、2003年）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为负值。春季相对热岛强度呈现曲折上升趋势。鄂尔多斯地区春季的相对热岛强度较小，其平均值不到0.3℃，说明其春季的人为干扰较小。

2.2.2 夏季变化特征

由图4可见，鄂尔多斯地区夏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主要集中在1.5－2.0℃的区间上，其平均值为1.1℃，且有上升的趋势，这个趋势基本与年相对城市热岛强度持平。鄂尔多斯地区夏季的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呈现出低―高―低的特征，1961年－1970年之间为一个低值区，并且相对城市热岛强度成负值；1971年－1998年之间呈现出持续的相对高值；1999年－2010年又出现一个较平稳的相对低值区，说明1970年、1998年属于突变点，人为干扰出现明显的变化才会导致此种现象。

2.2.3 秋季变化特征

由图5可见，鄂尔多斯地区秋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主要集中在0.5－1.0℃的区间上，其平均值为1.1℃，且有上升趋势，这个趋势基本与年相对城市热岛强度持平。从1961年到1995年期间，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变化并不剧烈，基本在0.9℃上下浮动，但到1996年至2010年期间，其变化明显剧烈，说明人为干扰明显不同，所以才会出现较为剧烈的变化趋势。

2.2.4 冬季变化特征

由图6可见，鄂尔多斯地区冬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较强，主要集中在1.5－3.0℃的区间上，其平均值为2.5℃，总体线性拟合后的斜率基本趋于0，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冬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总体上保持稳定。鄂尔多斯地区近50年在冬季的相对城市热岛强度都处高值，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冬季人们的活动产生的热岛效应较为明显。

2.2.5 小结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地区相对城市热岛强度的季节特征明显，春季相对热岛强度最小，冬季最大，夏秋两季的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与年相对热岛强度接近，并且春夏秋三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都有上升趋势，而冬季则基本保持稳定。

3.鄂尔多斯地区城市热岛效应的年代变化

鄂尔多斯地区近年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进入90年代，经济呈现出跨越式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发展速度加快、人为干扰与日俱增都为城市热岛效应的产生和加剧提供了条件。于是本文将东胜区1961年－1990年作为一个时代（以下简称为90年代前），1991年－2010年作为一个时代（以下简称为90年代后），将两个时代的增温率作对比，分析其变化的特征，即鄂尔多斯地区热岛效应年代的变化特征。地区性的增温量（T）中包含大尺度的气候变暖量（t）和小尺度城市热岛效应（H）两部分组成，

T = t + H

由表1可见，90年代前年增温率为0.47℃/10a，而90年代后为0.53℃/10a，90年代后略高于90年代前，说明鄂尔多斯地区90年代后的热岛效应略有增强。90年代前春季增温率为0.08℃/10a，而90年代后为0.62℃/10a，有明显增加，说明鄂尔多斯地区春季90年代后的热岛效应有所加强。90年代前夏季增温率为0.84℃/10a，而90年代后为-0.26℃/10a，有明显下降，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夏季90年代后的热岛效应有所减弱，与图4吻合。90年代前秋季增温率为0.23℃/10a，而90年代后为0.92℃/10a，有明显增加，说明鄂尔多斯地区秋季90年代后的热岛效应有所加强。90年代前春季增温率为0.72℃/10a，而90年代后为0.83℃/10a，略有增加，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冬季90年代后的热岛效应略有加强。

4.结论

（1）鄂尔多斯地区年相对城市热岛强度在1.2℃左右。

（2）鄂尔多斯地区春季相对热岛强度最小，冬季最大，夏秋两季的相对城市热岛强度与年相对热岛强度接近，并且春夏秋三季相对城市热岛强度都有上升趋势，而冬季则基本保持稳定。

（3）鄂尔多斯地区90年代后热岛效应较之90年代前略有加强，其中夏季有所的下降，春秋两季加强较为明显。

参考文献：

[1] Pickett S T A . Cadenasso M L. Grove J M . et al . Urban ecological systems : Linking terrestrial ecology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mponent 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 2001 , 32 : 127～157.

[2] Zhou L M . Dickinson R E . Tian Y H , et al . Evidence for a significant urbanization effect on climate in China [J]. PNAS . 2004 ，101 (26) : 9540～9544.

[3] Aure A H. Correlation of land use and cover with meteorological anomalies [J]. Appl. Meteor，1978 ， 17 : 636～643.

[4] Rot h M . Oke T R , Emery W J . Satellite derived urban heat islands from three coastal cities and t he utilization of such data in urban climatology. Int [J]. Remote Sens ， 1989 ， 10 (11) : 1699～1720.

[5] Manley G. On the frequency of snowfall in metropolitan England. Quart [J]. Roy. Meteor. Soc，1958 ， 84 : 70～72.

[6] 陈燕.蒋维楣.吴涧等.利用区域边界层模式对杭州市热岛的模拟研究[J].高原气象， 2004， 23(4): 519-528.

[7] 王喜全.王自发.郭虎.北京“城市热岛”效应现状及特征[J].气候与环境研究， 2006， 11(5): 627-636.

[8] 季崇萍.刘伟东.轩春怡.北京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热岛影响研究[J].地球物理学报， 2006， 49(1): 69-77.

[9] 丁金才.张志凯.奚红.上海地区盛夏高温分布和热岛效应的初步研究[J].大气科学， 2002， 26(3): 157-178.

[10] 陈志.俞炳丰.胡等.城市热岛效应的灰色评价与预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4， 38(9): 985-988.

[11] 于淑秋.卞林根.林学椿.北京城市热岛“尺度”变化与城市发展[J].中国科学D辑，2005， 35(增刊): 97-106.

[12] 徐祥德.汤绪.城市化环境气象学引论[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2: 63-64.

[13] 王桂玲.蒋维楣.魏鸣.城市热岛效应的卫星遥感分析[J].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2007， 30(3): 298-304.

[14] 郝丽萍.方之芳.李子良等.成都市近50a气候年代际变化特征及其热岛效应[J].气象科学， 2007， 27(6): 648-654.

[15] 肖荣波.欧阳志云.李伟峰等.城市热岛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气象科学， 2007， 27(2): 230-236.

[16] 祝宁.王成. 周洪泽等. 哈尔滨市瞬时热力场空间格局分析[J]. 应用生态学报， 2003 ， 14 (11) : 1955～1958.

[17] 王喜全. 王自发. 郭虎. 北京“城市热岛”效应现状及特征[J]. 气候与环境研究,，2006 ， 11 (5) : 62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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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体系;首位度;城市流强度;断裂点;经济联系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11-05

一、引言

城市体系是一组地域邻近、功能各有分工、规模上形成等级分布的城市群体。城市间通过物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内部流动及与外界的开放联系,维持着城市正常运作及城市结构的有序性。对一国或地区城市体系分布结构进行描述,测度城市间的功能联系,对于科学确定城市发展定位、战略目标,引导城市体系合理分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描述城市等级分布的常用模型是首位城市律和位序――规模法则。马克・杰弗逊(Jefferson, 1939)将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比称为首位度,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律和二倍数规律等[1]。位序――规模法则最早由奥尔巴赫(Auerbach, 1913)提出,他观察到5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数据符合关系式PiRi=K。齐夫(Zipf,1949)认为发达国家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表达为Pr=P1/r[2]。现在人们往往将洛特卡模型和齐夫模型结合起来:Pr=P1/rq,q的大小反映城市体系中人口分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

对城市间功能联系的研究,最早是赖利(Reily,1931)提出的零售引力模型规律,康弗斯(Converse,1949)发展了赖利的理论,提出断裂点概念及相应的计算方法。现代意义上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60年代的初步发展、70―80年代的丰富深化、9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范式不断丰富[3]。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Gustavo Garza (1999)强调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体系政策对城市化及城市集聚空间形成的影响[4];Se-ilMun(1997)建立起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产发展等与城市运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5]。Kobayashi (1997)以高速铁路系统建设为例探讨快速交通对城市资本、知识交流、城市规模分布、城际间相互作用等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建立多因子区际增长模型,动态模拟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发展[6]。Kelly (1998)以美国100组城市数据为基础,分析城市航空运网轴――辐网络结构,揭示出城市间经济联系及腹地变化的空间特征[7];Francisco (1995)以研究通达性变化作为城市土地利用和运输系统间经济联系的评估向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通达性对出发地――目的地(O-D)间航量变化影响[8]。

国内学者多是对国外模型进行修正,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展实证分析。周一星基于区域发展空间的非均质性,提出城市与区域城市体系的经济联系方向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如王德忠、李国平、周一星、陈彦光等在对区域经济联系的定量研究中,广泛应用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9]。陈彦光等从城市地理系统的广义分形假设出发,推导出引力模型的幂函数形式,对基于城市引力关系的空间作用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波谱分析[10]。总体来看,我国城市体系的实证研究中对分布结构的描述性分析较多,系统分析城市体系中城市间功能联系的研究还较少。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市体系。未来的“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长三角地区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必须清楚认识该地区城市体系的分布结构及功能特征,以便充分发挥各城市的优势与特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长三角城市体系的分布图景

城市依托于区域经济、社会、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受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及自上而下的政府调控、规划影响,由自组织机制与他组织机制共同推动逐步形成城市体系,并向着结构健全、功能强化的目标演进。长江三角洲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交通运输条件良好,发展腹地广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地,城市体系较为发达,以下对长三角城市体系的分布图景进行描述性分析①。

(一)规模等级体系

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对应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少,城市规模与城市数量呈反比。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模型来表示[11]:

αi=ri/R

βi=ρi/Ρ(1)

ki=ri/ri-1(i=1,2,3,……n)

式(1)中n为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大小划分的级别数,ri、pi分别为第i级别城市的个数与城市人口数,R、P分别为所有城市的个数与城市人口总数,αi、βi和ki分别为第i级城市的数目比重、人口比重和规模结构度。以各城市的市辖区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指标,按人口数量划分城市规模等级,得到长三角城市的规模分布体系,见表1。

表1显示,人口小于20万人的城市数量最多,若考虑1 018个建制镇,这一规模的城市数量占到全部城市数量的绝大比重;其次是人口大于20万小于50万的城市数量,占到全部城市数量的32.08%;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及100万~200万的城市数量则相对较少。不同规模级别的城市总人口所占比重与城市规模正相关,随着城市规模级别下降,城市人口总数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另外,每一规模等级城市个数与上一级规模城市数的比例都大于1。综合来看,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与城市数量显著负相关,长三角城市体系呈首位型分布。

(二)位序――规模特征

位序――规模结构从不同规模级别城市的数目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反映城市体系发育的水平。定量分析位序――规模的模型为[1]

ργ=k・r-q(r=1,2,3,……n)(2)

式(2)中n为城市数目,r为各城市按人口从大到小排列的顺序,pr为第r个城市的人口数,k为常数,一般可取首位城市的人口数,q为大于0的待定指数。如果q≤1,说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相对均匀,规模结构呈序列型;如果q>1,说明规模结构呈首位型。

根据长三角53个县级市以上城市的人口数,以第i位城市位序的自然对数ln(r)为自变量,以第i位城市人口数的自然对数ln(Pi)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Ln(Pi)=7.4323-1.2505×Ln(r)(3)

(107.1153)(-56.8625)

R2=0.9844F=3326.527P=0.0000

回归模型的判决系数高达0.9844,F统计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常数项和自变量都通过T统计量的1%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数的符号反映出城市位序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负相关性。

将式(3)变换为指数形式,得到长三角地区设市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的模型:

Pi = 1689.6894r-1.2505(4)

若把首位城市(上海)人口数的对数值ln(P0)作为已知条件,利用除上海外其余52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数据进行估计。得到回归模型为:

Ln(Pi) = Ln(1289.13)-1.1681・Ln(r)(5)

(-165.93)

R2=0.9982F=27532.66P=0.0000

将式(5)变换为指数形式,得到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为:

Pi = 1289.13r-1.1684(6)

综合式(3)至式(6),几种情况下q值都大于1,说明长三角城市体系呈现出首位型分布特征。另外,从各城市的经济规模及市辖区建设用地规模等指标进行类似分析,同样发现长三角城市体系分布呈首位型分布。

综合以上几种模型的实证检验可知,长三角城市体系等级分布明显,具有一定的位序――规模特征,但整体上呈首位型分布。

三、长三角城市体系功能联系的实证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具有开放性特征且存在发展水平、定位及特色差异,城市之间必然产生人口、商品、资金、信息等要素流动,并形成与分布结构相对应的功能联系。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长三角城市间的功能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其进行统计测度,凸现各城市的地位及城市间联系强度、影响范围,有利于合理确定城市发展定位及未来战略。

(一) 城市流强度模型及测度

城市流是指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空间流在城市体系内发生的双向或者多向物质流现象。城市流强度反映某一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相互作用而发生的经济社会联系的强弱,模型为[12]:

F=N・E(7)

式(7)中,F代表城市流强度,N代表城市功能效益,即城市单位外向功能量产生的实际影响,E代表城市外向功能量。如果以城市从业人员数作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则E取决于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L,Lij表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计算公式为

Lij=Gij/GiGj/G (8)

若L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量Eij=Gij-Gi・GjG;i城市总的外向功能量为Ei=ΣjEij;i城市的功能效益Ni可用“人均GDP”表示。

根据长三角16个地级以上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计算出各城市7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和外向功能总量,结果见表2。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外向服务部门的功能总量明显大于1,表明它们已具备较强的外向功能,体现出上海作为长三角主要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作为两个副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职能。

将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乘以城市功能效益(人均生产总值),得到城市流强度(见图1)。上海的城市流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证实其无可争辩的长三角“龙头”地位;杭州和南京次之,表明两者作为该区域的副中心地位已基本确立,但苏州、无锡、宁波不可小觑,已对杭州、南京构成挑战。

图1 长三角16城市的城市流强度

(二)断裂点模型及测度

作为各城市外向功能所产生集聚能量的一种量度,城市流强度体现了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城市流强度为参照,借助断裂点模型,可进一步确定各城市外向功能的影响范围。断裂点计算公式为[13]:

dA=DAB(1+PB/PA)(9)

式中,A、B为相邻的两城市,DAB为A、B间的距离;PA、PB分别为两城的质量因子,P可以是中心性强度,也可以是人口规模或经济规模;dA为断裂点到A城的距离。

以长三角城市间的公路里程作为城市间距离的度量指标②,以城市流强度表示各城市的质量因子,得到长三角城市之间的断裂点,具体见表3。

城市间的断裂点是两个城市对区域影响作用力达到相对均衡的分界点。将表3中城市间断裂点的位置与城市间的公里里程数相对照,发现上海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断裂点明显远离上海,说明上海的影响范围最大;南京与杭州城市流强度相关不大,导致南京与杭州之间的断裂点大致位于两城市间的中心点。通过断裂点作两城间连线的垂线,并将所有垂线连接起来,再经实地修正,可确定各城市的影响区范围。

(三)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及测度

经济联系强度反映区域内城市间通过人口、经济及距离形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计算公式为[14]:

L=PiVi・PjVjD2ij(10)

式中,L为两城市间的绝对经济联系强度,Pi、Pj分别为i城市和j城市的人口,Vi、Vj分别为i城市和j城市的经济规模,Dij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

根据式(10),同样以城市间公路里程数作为度量城市间距离的指标,城市经济规模以生产总值来表示,得到长三角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见表4。

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既受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影响,又取决于城市间距离的远近。从表4的结果看,作为区域首位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普遍较强,特别是与近邻的苏州、无锡,由于距离较近,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也都较大,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尤为突出。另外,由于江苏省内城市与上海之间的距离较近,交通更为便利,它们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强度明显强于浙江省内城市与上海的联系;江苏省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也明显高于浙江省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后,浙江省内一些城市之间及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强度将会明显改观。

(四)进一步的讨论

城市体系的功能联系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与协调以及由此引起各种流的有序运动。各个城市的功能联系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原因主要在于:

(1)城市体系中各城市本身功能量的差异。城市体系中不同等级的城市具有不一样的对外服务功能,能量等级差异明显。城市等级通常以人口规模来划分,但实际上其难以全面反映城市等级的高低,城市等级应是城市综合实力的反映,是城市在区域中发挥作用和承担分工的表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城市等级地位主要取决于城市的对外服务功能。

(2)城市体系中各城市功能影响范围的大小。城市与区域相互促进,每个城市既从腹地吸取能量,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城市规模等级显然影响着城市的吸引、辐射范围,功能量级越高,吸引和辐射范围越广。区域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带动,而城市发展也需要区域腹地作为支撑。

(3)城市体系中城市之间要素联系的不同。城市不仅与周边腹地发生着相互影响,其辐射范围也可能与其他城市产生重叠,城市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作用。不同的分工与定位,也需要城市间取长补短、相互联系。城市间的要素联系表现为人员来往、货物交换、资金划拨、信息交流等,强度大小可用这些要素联系数量的大小来表征。

四、结论及启示

城市体系发育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从首位型分布逐步向序列型分布发展演化。目前,长三角城市体系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分布,上海的首位城市特征突出,城市间差异仍较大。城市功能联系方面,上海的城市流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上海与其他城市间的断裂点明显远离上海;区域逐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特征,上海与距离较近且人口、经济规模较大的江苏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较为突出,而与浙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

为促成长三角城市体系向序列型分布演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充分利用上海城市流强度大、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高的优势,真正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结合长三角的实际情况,本文结论不无以下方面的政策启示:(1)上海应清楚地认识到自身首位城市地位,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功能量级,逐步向国际城市迈进。(2)其他城市一方面要接轨上海,接受上海的辐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也要错位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自身特色。(3)促进长三角的综合发展、整体水平提升,必须真正打通城市间功能联系的通道,实现交通一体化和立体化,缩短彼此交通时间,拉近空间距离,强化经济联系。长三角城市体系等级分布与功能联系的分析和测度,对于中国众多的城市群具有典型意义,以上政策启示对于促进其他城市体系的合理分布、增强城市间功能联系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9BTJ003)、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 09YJA63014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 10WHXZG05Z)、浙江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浙江工商大学引进人才基金项目联合资助。

注 释:

①本文的长三角地域范围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共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辖区,长三角城市指辖区内所有县级市以上城市。

②公路客运适宜于中短途运输,铁路、航空适宜于长途运输,而长三角各城市间相距较近,且公路体系发达、运输量大,故以公路里程数来表示城市间的距离。

参考文献:

[1]许学强, 周一星等. 城市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123-132.

[2]埃德温・S・米尔斯主编. 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中文版第2卷)[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3]熊剑平, 刘承良, 袁俊. 国外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进展[J]. 世界地理研究, 2006,15(1):63-70.

[4]Gustavo Garza. Global economy, metropolitan dynamics and urban policies in Mexico[J]. Cities, 1999,16 (3) :149-170.

[5]Se-ilMun. Transport network and system of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7,42(2):205-221.

[6] Kiyoshi Kobayashi, Makoto Okumura. The growth of city systems with high-speed railway systems[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97,31(1):39-56.

[7]Morton E O′Kelly. A geographer′s analysis of hub and spoke network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998, 6(3):171-186.

[8]Francisco J. Martinez C. Access: the transport-land use economic link[J]. Transport Research, 1995, 29 (6):457-470.

[9]苗长虹, 王海江. 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度[J]. 地理研究, 2006, 25(2):222-232.

[10]陈彦光, 刘继生. 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空间互相关和功率谱分析[J]. 地理研究, 2002,21 (6) :742-751.

[11]当代上海研究所. 长江三角洲发展报告200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125 -145.

[12]朱英明. 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77-86.

[13]闫卫阳等. 城市断裂点理论的验证、扩展及应用[J]. 人文地理, 2004,19(2):12-16.

[14]李国平等. 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J]. 经济地理, 2001,21(1):33-371.

篇9

关键词：高铁；区域经济；产业升级；发展引擎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初步进入高铁时代。高速铁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改变的不仅是中国人的出行方式、物流手段，大幅度提升城市群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效率与质量，同时也将拉动高铁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城市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联系，通过资源互通、互补、共享等主要模式带动彼此的发展，可以说，高速铁路在现在、未来都会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因而，高铁不仅是交通概念，同时也是经济概念、发展概念，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和改变。

一、加快经济、文化同城，提升城市价值，优化城市群的整体功能

从全球范围来看，同城化是城市现代化、价值化发展的趋势之一，是经济全球化、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地区之间资源分配、发展水平等不均衡，即便是同一城市群之间的不同城市在资源禀赋、发展模式、城市价值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过去，受地理空间、交通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不同城市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很难取得协同效应。进入高铁时代，交通方式的进步全面促进了相邻城市或更大范围内的城市发生联动效应，加快彼此间的经济、文化同城，形成同城效应。目前来看，通过高速铁路的连接和带动，我国高铁沿线的很多城市之间已经或正在形成走廊产业经济带，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与分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速铁路在改变产业布局、经济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中国跨行政区划市场的统一性，提升了按照市场规则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这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的进程。

二、高铁是拉动区域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发展高铁，不仅提升了铁路部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起到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引擎的作用，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极其显著。随着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快速落实，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国家的“四纵四横”高速铁路规划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一次深度调整，不仅促进了城市群之间的同城效应，而且通过高铁的连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起区、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得到了较为紧密的空间连接，为先进带动后进、先发拉动后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这种连接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基础设施的连接，而不是简单地通过行政命令的连接，这种经济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拉动，非常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助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区域之间的协同、均衡发展。

三、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

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很多人已经感知到了高速铁路对房地产业、教育业、旅游业、航空业等的影响，很多地区的城市规划、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发展方向等都因为高铁的选址、规划、建设、运营而发生了改变。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高速铁路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强化，将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受传统思维的制约，很多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城市开发”而不是“产业升级”。由于城市土地的国有、稀缺等禀赋，城市主政者的“城市开发”主要以做大城市规模、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等为支撑，这样做虽然可以以较快的速度做大城市规模、积蓄公共资金，但同时也会造成房价过高、群众或企业生存成本大涨以及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利益，影响的是实体产业的生存，降低的是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高速铁路网络形成后，人员的跨区域流动、产业的跨地区整合有了坚实的基础性条件，如果地方政府不改变发展思路，尽快变“城市开发”为“产业升级”，实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的升级，人员、产业就有可能沿高铁线路向生存成本较低、生存环境较优的地区转移，尤其是产业资本，因为高铁的便利，完全有动力、有条件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从大城市向三四线城市逐步转移。或者，把研发、营销等部门放在一个地区，把生产基地放在另一个地区，借助高铁的便利实现各部门功能的整合，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实现成本最优。资本、产业的转移，必然带动劳动人口的转移，导致城市房地产行业需求的下降，严重时会使“城市开发”模式难以为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高铁会以特殊的方式、特别的力量，倒逼一些地区改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变注重“城市开发”为注重“产业升级”，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在高铁时代，产业的迁移、整合、洗牌不可避免，这种趋势既有来自资本的内驱动力，也来自相关地方政府的外部推动。高铁的贯通，会让那些原本交通落后、环境闭塞的地区投资、营商环境大大改观，其房价低廉、劳动力充足、自然环境优良等优势会得到迅速释放，迎来产业转移的发展机遇，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原先的中心城市，随着高铁设施的完善，区位优势会更加显著，原有的一些产业转移出去之后，加快推进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形成和壮大，为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四、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核心，带动中国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篇10

2010年5月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城市发展报告》：我城镇化水平从2005年的42.99%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未来5年间，中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50%，进入城市社会，快速城镇化的趋势将保持15至20年的时间。

2010年9月25日CCTV《新闻周刊》报道：城市“堵”局――关注城市交通由半身不遂转向全面瘫痪。中秋前几天，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很多都出现以前罕见的大堵车，公路变身停车场。这是特别的景象，还是向常态发展，这病能治吗？

看到以上二则报道，庆幸家快速发展之余，不禁对我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产生深深隐忧。试问，城市化这把“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害？本文试图转换视角去审视“城市化”，以期共同探讨。

视角一：从相关概念透视城市化发展轨迹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市化是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世界各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城市化过程。留心观察，从相关概念的变迁可以窥见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轨迹。试看以下概念及关系图（图1）。

工业化：指一个家和地区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

城市化：通常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城镇化：是中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至今尚无统一概念。一般认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与城市化概念同中有异。

畸形城市化：一些发展中家城市化水平同经济发展程度不相适应，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经济发展现状，被称为“畸形城市化”。

郊区城市化：指城市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成为具有各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

逆城市化：城市人口向外回流到乡村和小城镇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后，部分家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处于饱和状态，人们迁往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再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大都市积极开发中心衰落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吸引了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市区人口再度增长，出现“再城市化”现象。

从以上概念和框图看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长期驱动机制，城市化水映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相互促进。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规模扩大，出现“郊区城市化”，但城市的聚集效应存在一个与城市最优规模相对应的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则各种城市问题变得突出，“逆城市化”现象出现。随着对大城市中心区环境的治理和新产业的开发，又推动了“再城市化”。透视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城市化的最终走向，是在追寻一条人地协调之路。

视角二：从城市化发展轨迹诊视“城市病”病因

城市是人类对自然干预最强烈的区域。伴随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病”。如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等。而在部分发展中家，人口的过度集聚远远超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现“畸形城市化”现象，其“城市病”更加突出。

综观城市化发展一般轨迹：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工业在城市聚集，对环境和资源必然带来压力。人口向城市集中，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等会随之而来。表面看来，工业集聚、人口集中、不合理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城市病”的形成诱因。透过表症，其深层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调。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等多因素的综合产物，问诊“城市病”病因，需从综合的角度、协调发展的角度把脉。否则，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只会事倍功半。

视角三：从“城市病”病因审视中城市化战略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各类城市病的受害者，也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中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制定城市化战略应跳出城市，扩大视野，统筹兼顾，才能走出一条有色的城市化之路。

1.践行“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发展战略

殊的情，使城市的问题要从农村做起，从农村着力才会事半功倍。实现城乡统筹，将城市化发展置于城乡一体化的轨道上，即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统筹农业产业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城乡公共服务。

城乡相对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通过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解决农民的就业和居住，逐步实现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城市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化的文化生活等都与城市没有本质区别。实现“农村与城市同质化、乡村生活城市化”，只有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病”的蔓延才能釜底抽薪。

2.倡导“健康城市”理念

城市是对大自然干扰最大的人工作品，城市发展必须选择对大自然干扰最小的模式。城市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因此，城市不仅仅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更应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的理想环境，是人类生活、呼吸、成长和愉悦生命的现实空间。城市化不仅看城市发展的速度，更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

建设健康城市，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加强城市规划，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城市环境，使城市成为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结合的整体，使人在城市能够过上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

3.注重发展模式“因地制宜”

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承上启下，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依托。发展小城镇能促进城乡之间均衡发展，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压力。但小城镇的局限在于缺乏足够的产业聚集效应，资源利用效率低，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

大城市：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带来规模收益与经济扩散效应。但我很多大城市人口已达相当规模，且“城市病”已相当严重，接纳新增人口的设施和能力已经严重短缺，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大量农村人口。

城市群（带）：大城市与卫星城呼应，形成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既可以防止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带来的“城市病”，又可集约利用土地。但城市群（带）的形成需要特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影响因素众多。如我正在形成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规划中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两横”即欧亚大陆桥通道和沿长江通道两条横轴；“三纵”即沿海、京哈京广和包昆通道），均有其特定背景，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