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行动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数字经济行动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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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石油钻井 自动化 技术应用

[中图分类号] TE928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5-303-1

1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我国是石油的资源大国，由于传统的石油钻井技术存在一系列的弊端，制约石油资源的有效开采，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钻井自动化技术。

（1）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石油开采难的问题，提高石油企业的开采效率，同时降低开采作业的操作难度系数，而目前我国石油开采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不仅技术的应用不够娴熟，而且成本高，石油企业的发展，面临高额成本的投入，但未必能够及时回收成本，而石油开采的存储和油井日常维护等，拉大了实际收益与预期标准之间的差距，成为石油企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2）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石油的产量譬如石油钻井的勘测技术，以科学的工艺流程，防止油井定位失效，以准确的油气层位置，确保原油产量达标。另外，现有的石油钻井设备不足，从地理环境分布的角度分析，很多原油所处的位置特殊，譬如存在坚硬的岩石层，无疑给石油钻井带来极大的难度。而石油钻井的自动化技术应用，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层地质情况，提高钻井机的承受强度，避免石油生产的持续性受到限制。

（3）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钻井的工艺水平，摆脱传统资源开采工艺的限制。传统的石油钻孔大多数采用人力冲钻的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而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提高钻井和固井的质量水平，譬如固定的支撑结构更加稳固，并采用水泥砂浆进行加固。

2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应用的建议措施

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在石油开采过程中的应用，需要从勘测智能化技术、存储虚拟化技术、调控自动化技术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2.1勘测的智能化技术

勘测是石油钻井作业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检测并确定原油资源区域存在的基础上，在钻井之前收集该区域的相关数据，作为开采作业的依据。钻井自动化技术要求借助先进的辅助设备，进行精确勘测和定位油井：首先是全面勘测，确定是有开采区域之后，利用智能化勘测技术，精确定位具体的原油资源位置，笔者认为电子感应技术就不失为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技术可以勘测200米范围内的原油，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搜寻和查找，分析油井的分布状况，并搜集相关数据。其次是快速定位，在勘测到原油资源之后，利用GPS、GIS等智能化定位技术，精确确定油井的具置，大大提高勘测分析的效率。再次是数据分析，根据前期勘测搜集的数据资源，对油井深度、存油量、岩层厚度、岩层硬度、开采深度等钻井参数指标进行综合性分析，以此推断油井的客观情况，以便采取必要的钻井技术手段和应急手段，避免原油开采作业的中断。

2.2存储虚拟化技术

计算机的应用，是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的重要标准。自动化技术需要依托自动化设备，即计算机平台，主要用于各种数据的综合性分析，其中存储虚拟化技术就是突出的例子之一。目前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尝试应用于石油钻井领域，存储虚拟化技术发挥很大的优势。存储虚拟化技术的应用方法，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复合分层技术的应用，针对石油钻井涉及到的差异性数据资源，通过数据库平台，进行综合性的整理，并从数据库当中划分具体的数据资源，应用到钻井作业的各个步骤当中，旨在提高钻井操作的精确度水平。其次是动态扩展技术的应用，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针对系统存储空间问题，通过计算机资源的优化，对系统资源进行结构调整。再次是容错功能技术的应用，鉴于数据库的外界干扰问题，要提高数据信息的安全性水平，容错功能技术就能够有效规避计算机系统运行时的单点故障问题，并解决数据信息在备份、存储等方面的问题，确保石油钻井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3调控自动化技术

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包括计算机、通信、信息化等技术，而这些技术需要以调控自动化的手段，对石油钻井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理资源进行自动化调整，以便维护钻井施工现场的秩序，提高石油钻井的质量。首先是逻辑表达技术的应用，该技术基于存储虚拟化技术，这种技术需要用逻辑方式进行表达，表示单个或者多个资源，不仅可以提高数据信息的处理调控水平，而且能够自动分析和处理多项数据，作为石油钻井方案制定的参考依据。其次是信息传递技术的应用，石油钻井借助通信技术，形成信息传递的功能优势，可以将井底勘测的数据，以通信技术传递到地面控制中心，以便引导钻井人员调节钻井的深度，以及解决数据在存储和运用过程中的弊端性问题，确保钻井能够持续性地自动化操作。再次是自动操作技术的应用，综合计算机、无线通信和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形成综合性的自动化控制平台，引导钻井人员正确操作设备，譬如利用计算机模拟分析钻井工艺，以及修正错误的数据。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石油钻井技术存在一系列的弊端，制约石油资源的有效开采，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钻井自动化技术。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石油开采难的问题，提高石油的产量，譬如石油钻井的勘测技术和钻井的工艺水平，笔者认为需要从勘测智能化技术、存储虚拟化技术、调控自动化技术三个角度，在检测并确定原油资源区域存在的基础上，在钻井之前收集该区域的相关数据，同时需要依托计算机平台，用于各种数据的综合性分析，并借助计算机、通信、信息化等技术，维护钻井施工现场的秩序，提高石油钻井的质量。

参考文献

[1]王宇卓.浅谈石油钻井自动化关键技术应用[J].科技与企业，2013，（4）：306.

[2]肖晓悦.石油钻井自动化技术探索[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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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18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要达到82。

在此总目标下，《行动计划》还提出了2018年我国两化融合的四大具体目标：一是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得到全面推广。重点行业大中型企业两化融合水平逐级提升，处于集成提升阶段以上的企业达到80%，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强、应用效果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中小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开展研发、管理和生产控制的比例达到55%，应用电子商务开展采购、销售等业务的比例达到50%。二是信息技术向工业领域全面渗透，传统行业两化融合水平整体提升。基于信息网络的融合创新不断涌现，电子商务、工业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驱动的新型生产业蓬勃发展，企业间电子商务（B2B）交易额突破20万亿元。三是食品、药品等重点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体系建设取得进展。民爆、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安全生产水平得到提升。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50%的重点工业用能企业数字能源解决方案应用达到较高水平，实现节能量5000万吨标准煤。四是信息技术支撑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以数字化、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取得重大突破，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得到快速应用，重点行业装备数控化率达到70%。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产品配套能力和信息化服务能力明显增强，重点关键领域实现全面自主配套。

《行动计划》还强调要深化重点行业电子商务应用，提高行业物流信息化和供应链协同水平，促进以第三方物流、电子商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型生产业发展壮大。同时，要抓住信息、材料、能源等技术变革与制造技术融合创新的重大机遇，深化物联网、互联网在工业中的应用，加快工业生产向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和服务化转变，延伸产业链，培育新业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此外，要加快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培育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推广智能制造生产模式。（周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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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的内容

象山县石浦镇地处东海之滨、象山半岛南端，素有“浙洋中路重镇”之称，镇域面积126平方公里，下辖54个行政村、8个社区。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改革开放最受关注乡镇、省市首批中心镇、省级文明镇、省级旅游强镇等荣誉。2010年12月，石浦镇被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准成为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正式启动小城市三年培育试点，编制实施《象山县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2011—2013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功能定位、行动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报告后附5个图表和3个附件。报告将石浦镇功能定位为“千年渔港名城、海洋休闲旅游胜地、象山经济社会副中心”，并确定了5大行动目标：加快发展，临港经济更具活力；提升发展，城市建设更趋完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更显魅力；和谐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创新发展，改革开放更快推进。在明确行动目标之后，报告第三部分规划了9大主要任务：推进人口集聚，拓展城市空间；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临港产业；强化港城联动，壮大服务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夯实发展支撑；发展社会民生，构建幸福港城；加强生态保护，打造绿色石浦；着力城乡统筹，建设现代化农渔村；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能；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最后，报告提出了3项保障措施：加强组织管理，加强要素保障，加强政策扶持。

5个附图表为：附表1《三年行动计划主要指标及年度安排表》罗列了8大类共57项指标，以2010年的基期年，详细安排了2011—2013年各指标的年度目标值。附表2《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分类汇总表》对三年内的建设项目进行了分类汇总。共分为6类，即工业经济类、商业住宅类、基础设施类、社会事业类、生态环境类、公共服务和体制创新类，并分别统计各类项目的项目数、投资总额、投资分类、年度投资计划、项目用地等指标。附表3《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表》共罗列了83个项目，并给出各项目的资金、用地、进度、责任单位等的详细安排。附表4《争取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一览表》罗列了可能列入省重点的项目。附图5对83个具体项目进行了空间标注（见图2）。3个附件为象山县委县政府对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的批复和相关支持措施的函文。

2评估报告的方法和内容

2013年是首轮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按照浙江省中心镇发展改革和小城市培育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在启动新一轮三年（2014—2016年）行动计划之前，对首轮三年试点开展总体评估，完成编制《象山县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2011—2013年）行动计划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坚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原则，认真总结石浦小城市培育试点近三年来的探索实践，如实反映试点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试点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对进一步深化试点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次评估主要运用的方法有：（1）纵向比较法：主要比较首轮行动计划确定的57项指标三年来的完成程度和每年的成长发展情况；（2）横向比较法：通过与其他26个试点镇三年来的发展情况作横向对比，得出石浦镇在首轮试点镇中所处的位置和试点的得失；（3）区域分析法：对石浦镇未来发展机遇等问题的分析尤其注重站在区域和宏观的角度进行研判。本次评估报告的针对性较强，报告共分为5个部分，主要评判标准是《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确定的57项指标的完成度情况（见表1）。第一部分“首轮行动计划取得的主要成效”通过相应的数据说明各类项目和措施的落实情况。（1）综合实力持续增强：通过GDP、财政收入等的总量及增速，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等说明；（2）发展平台持续启动：通过建成区面积、工业功能区的面积扩大，规模企业数量增长，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等说明；（3）设施功能持续提升：通过市政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文教体卫设施的建设等说明；（4）公共服务持续创新：通过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就业保障、应急维稳四大公共服务平台建成情况，审批权下放情况等说明；（5）港城特色持续彰显：通过海港商贸业发展，海港环境治理等说明。最后，在总结以上发展成效的基础之上，得出三年来石浦镇小城市培育试点“三个注重”的主要经验。第二部分“首轮行动计划主要目标评估”对首轮行动计划确定的8大类共57项指标（除“新增行政区域面积”外，共考核56项）进行评估。定义完成度高于110%为“超额完成”、100%~110%为“顺利完成”、90%-99.9%为“基本完成”、低于90%为“难以完成”等四种类型。计算得出18%左右的指标超额完成，45%左右的指标顺利完成，12%左右的指标基本完成，25%左右的指标难以完成。然后依次介绍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包括各项指标2013年的总量、培育三年的年平均增速、完成度值及相应的完成类型。第三部分“首轮行动计划主要任务评估”通过相应指标和各类项目的完成情况有针对性地评价《石浦镇首轮行动计划》报告第三部分9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得出结论如下：人口集聚成功推进，城市空间有效拓展；转型升级初具成效，临港产业大力提升；港城联动持续强化，服务经济显著壮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发展支撑不断夯实；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幸福港城长足进步；生态保护持续优化，绿色石浦稳步提升；城乡统筹不断深化，现代化农渔村建设成效显著；政府转型初具成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体制创新有效推进，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第四部分“首轮碰到的问题和新一轮面临的机遇”对照小城市加快转型发展的要求，客观地评价出石浦镇存在的三个“亟需加快”的问题：二三产业发展亟需加快转型，城市管理水平亟需加快提升，区镇融合布局亟需加快谋划。在总结碰到问题的基础之上，分析石浦镇迎来的四大发展机遇：小城市培育政策延续，共促石浦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战略扩面，共促石浦海陆保护开发；“一圈两区”平台推进，共促石浦率先融合；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共促石浦旅游开发。第五部分“新一轮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在总结成效的基础上，针对石浦镇首轮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以下5方面提出重点发展任务：夯实产业平台，加快转型升级；接轨桥海时代，推进海洋开发；推进城乡统筹，提升生态文明；关注民生实事，优化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夯实基层基础。

3评估报告的缺点与不足

本文介绍的浙江首轮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评估方法在27个试点镇的评估报告中有着较为普遍的应用，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本次的评估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3.1完成度的定义不尽合理多项指标的完成度不应只是“2013年完成值”与首轮计划设定的“2013年目标值”的简单相除。首先，部分指标根本无法简单相除，如“三次产业比重”。其次，即使是可以相除的指标，所取得的完成度值也不一定合理，如“二级消防站”计划设定2座，即建设两座就可完成全镇的设施保障，如果超标建了3座，并不能表示完成度达150%而被归为超额完成类别，相反这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现象。存在类似问题的指标还有“城市道路”、“安全饮用水供水能力”等，这类指标的值并不是越高越好。建议可考虑在定量计算的基础上加上定性判断，确定是否达标。即仍可将完成度分为“超额完成”、“顺利完成”、“基本完成”、“难以完成”四类，但不是用简单的数字相除后值的大小来进行归类。对于设施的供应等，如果满足要求即可确定为“顺利完成”，而对于鼓励总量做大的指标，可继续使用“超额完成”等类型。

3.2总体完成度不是各项指标完成度的简单求和平均当前的总体完成度计算方法，是将各项指标的单项完成度进行简单求和平均，然后根据这个总体完成度是否达到100%来评判试点镇本轮培育成效合格与否，这种方法不甚合理。如石浦镇“公共停车场泊位”指标的单项完成度达到了300%，求和平均后对总体完成度贡献较大，但这并不代表超量建设了公共停车场泊位后，石浦镇的小城市培育成效就已得到明显提升。合理的计算方法不应该是各项指标完成度的简均，而是应以56项指标是否顺利完成为评判标准，即实际上的总体完成度不大于100%。评价可设定一个指标顺利完成所要求的基础项数，对于“超额完成”、“顺利完成”两类达到要求的给予通过，同时鼓励“超额完成”的数量。

3.3考核指标的针对性不强虽然浙江省在进行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之初对27个试点镇的类型进行了适当划分，如郊区卫星城型、综合开发型、工业主导型、生态旅游型、市场带动型等。但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试点镇并没有制定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确定的57项指标仍然过于笼统。因此，考核这些通用的指标就没有收到更好的效果。如对于石浦镇这种海港旅游型小城镇，类似“工业功能区面积”这样的指标可以淡化，而应该加入旅游收入及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完善等类型的指标。从这个角度看，首轮试点的考核指标设计固然便于27个试点镇横向之间的比较，但却也牺牲了有针对性地引导各试点镇特色发展的机会。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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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收制度

1无形资产概述

1.1概念界定

在国际上普遍认可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为《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它指出无形资产是用于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供应、出租给其他单位或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我国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作出定义，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国外学者对于无形资产的定义追溯到1992年由Paton发表的《AccountingTheory》，他认为广义的无形资产是指归属于某一企业但不具实物形态、存续期较长的任何有价值的补偿物、因素或要素。西德尼戴维森在《HandbookofAccounting》中指出狭义的无形资产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专营权及其他类似的财产。

1.2无形资产如何定价

1.2.1无形资产评估的财务评估

对无形资产的计量，初始计量首位考虑的对象为对无形资产的成本进行计量，包括购入的实际支付价款，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实际成本的认定为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以及自创无形资产根据其投入的材料、设备及实际支出作为实际成本。若无法计量成本，则采取判定有无活跃的交易市场存在，若存在活跃市场，价格的评估则直接由市价决定。若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但相类似的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比照相类似的无形资产的市价定价。若不满足前两者，但其存在可开发的市场，且未来预期收益能预测同时能通过货币计量，则可以通过对无形资产未来预期现金流作为实际成本，以适当的折现率贴现计算评估现值。现阶段，后续可用于无形资产评估的四大评估方法，包括现金流分析法、重置成本法、溢价利润法、加权平均回报法等。而被OECD认为能够对无形资产进行准确估值的是现金流折现法，具体做法是根据无形资产在“最高的和最优的生产力”时的价格进行折合现金价值计算，从而确定该项经济业务中无形资产的价值。

1.2.2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原则

现行世界上许多国家制定转让定价规则的基础是建立在独立交易原则上，这一原则也是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判定标准中具有决定性的原则。根据OECD的《转让定价指南》指出：“若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商业或经济关系不同于处于相同或相似情况下独立企业之间可能会存在的关系，如果由于这些关系的存在，使得本应获得相应利润的企业没有获得此部分的利润，税务机关可以判定该企业获得了此部分利润，并对此据以征收。”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方法除了独立交易原则外，还有公司全球公式分配法。全球公式分配法采用全球计算跨国企业的利润所得，按公式进行分配，然后各所在国再分别对其关联企业征税。全国公式分配法不需要可比性，解决了独立交易原则中的困难，简化了税务部门的征税工作，体现了跨国公司的经济现实。但全球公式分配法同样存在缺陷，因为全球公式分配法是建立在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关联企业在对跨国企业利润贡献相同作用的基础上，但是现实中他们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所以采取相同的分配公式是不可取的。现阶段，独立交易原则仍然是最可行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原则，所以未来应考虑如何将独立交易原则与全球分配法结合，取两者长处，克服不足，相互协同作用，在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中保障纳税人与国家征税两者的利益。

2BEPS背景下我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制现存的不足

(1)国内税法尚未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建立健全的法规。我国首次对转让定价有全面解释的法规制定是在由1988年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正名转发的《深圳经济特区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暂行办法》，这部法规虽是地区性法规，但是可以看作是我国转让定价法规制定的起点，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历史。我国转让定价法规从改革开放引入，发展至今已有了较多的立法文件，税制规定也已较为全面、详细，但传统的转让定价模式因数字经济的到来，跨国企业中存在的转让定价问题多从无形资产中入手而发生转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法律规定通常只零散地混杂在有关转让定价中与其他相关联的法律文件中，我国现行的包含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领域的法规文件，包括《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章、《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二章、第四章、第七章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6号第五条等。以上列举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部独立的根据无形资产具有的独特性而制定的法规或文件。(2)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调整方法细化不足。在我国制定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对转让定价调整方法规定了适用范围，但过于笼统，缺乏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的针对性，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税务机关对无形资产的调整方法仍然具有模糊性。无形资产的价值需要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的双重认定，所以可比对象少，价格调整难度大。因此，需要对调整方法的运用做出具体指导。(3)BEPS行动计划成果理论借鉴不足。我国自BEPS行动计划开展以来，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税制制定上也借鉴了BEPS行动计划相关成果，如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第16号公告中对无形资产的使用费的规定与BEPS行动计划中“税收与经济实质一致”的无形资产收益归属由价值贡献决定的观念吻合。但是，对于BEPS行动计划中其他的成果与理论并没有充分地学习与借鉴，仍需要我们持续关注BEPS行动计划，从中吸取对我国税法制定有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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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外部治理；内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06-0045-04

高职院校要提升治理效能，就应对自身进行持续不断的革新。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动力来源于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适应“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是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存在的主旨所在，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与《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各简称为《提升行动计划》和《发展行动计划》，并列出现时合称为《行动计划》）则是政策落地的具体尝试。从本质而言，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是高职院校积极回应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调整，同时也是从价值与合法性角度证明其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不断探索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路径，并通过30多个政策文件的颁布来进行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价值求证，进而对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做出了有益理论探讨。笔者以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为主线，通过对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过程的理论反思，为目前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困局寻求突破口。

一、《行动计划》对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追求及其困局

治理效能是高职院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提升是我国多年来追寻的目标。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国家相继出台的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系列文件中，也都把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进行部署。2015年8月28日，以《提升行动计划》颁布为新的起点，我国高职院校治理开始步入新征程。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治理水平虽有所提高，但与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以及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高职院校治理效能与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职院校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缺位，内部管理仍是行政化与人治化大行其道；二是高职院校质量保障体系尚待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有待加强；三是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整体功能缺失，校园文化系统设计不足；四是信息技术与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融合度不够，不断完善高职院校信息化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五是高职院校教师岗位适应力有待强化，专业化水平与社会需求匹配度差距较大。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高职院校治理效能不高，并对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产生消极影响。

詹姆斯・N・罗西瑙指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1]。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是高职院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说治理效能化是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俞可平曾提出：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由此可以看出，追求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最优化是高职院校治理的最终宗旨，教育部在2015年10月19日颁布的《发展行动计划》则是为了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采取的又一个具体措施。

总理对我国职业院校治理问题非常关注，根据目前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显示，仅从 2014年到2015年，他就数次对职业院校治理问题做出指示。如2014年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要用改革的办法形成良性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参与进来，共同办好职业教育，增加就业，不断释放“人才红利”[3]。在2015年5月10日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 全国启动仪式上，总理批示指出：“职业教育活动周”的设立，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4]。2015年10月，总理在与默克尔共同考察安徽合肥学院时表示：中国正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愿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让“崇尚一技之长”的理念成为社会风尚，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接“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提供支撑[5]。总理的这些批示就是在当下职业院校治理效能不尽如人意现状下提出来的。

当下我国职教界正在对《行动计划》进行理论反思，虽然对高职院校治理的目标有着不同的解读，可这些观点大多都把焦点聚焦在治理效能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共识，即治理效能是《行动计划》的核心部件。此论断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得出，其一是提升治理效能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高职院校治理同样如此。高职院校的出现不仅满足了许多家长与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同时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并在服务区域经济中大显身手。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上个世纪末高职院校在数量上的快速扩张，其内涵建设并没有达到与时俱进，出现了管理理念陈旧、管理方式单一、培养出来的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低下。由此，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成为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核心需求，效能导向顺理成章成为《行动计划》的方向。另外，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治理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行动计划》的关键目标是放弃追求规模扩张与层次升级的冲动，转而加大对高职院校治理的投入，打造一个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高效高职院校。其二是在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应当成为《行动计划》的优先选项。毕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社会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高职院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如在上世纪末期，高职院校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行业企业培养大批技术技能人才，于是流水线式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大行其道。21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加快，原有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行业企业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每个学生都应该被培养成拥有其自身发展“个性”的职业人才，这些变化决定了高职院校治理方式也应顺应这种发展潮流。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而言，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是实现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选项，是实施《行动计划》的“先行军”。

纵观高职院校治理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校合一”式治理发展到改革开放至今的“府管校办”式治理，再到今后“有限主导-合作共治”式治理，其基本路径是逐步归还高职院校办学自，即通过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来提升其治理效能，其着眼点均应通过革新高职院校治理方式进行“无缝对接”。可目前的现实是国家出台的政策“热”，可是高职院校却反映“冷”，这种“冷热不均”现象究其实质就是高职院校治理对接的缺位。表现在治理理念上，旧有的治理理念根深蒂固，学校治理往往是新瓶装旧酒，缺乏必要的风险治理意识，在办学定位、专业建设、校企合作、服务能力等方面存在潜在办学风险；表现在高职院校治理机制上，当下高职院校大多仍采用科层制管理，可当高职院校面临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二级学院的管理分权以及学术权重不断增强等现状时，高职院校科层制治理就难免遭遇困局；表现在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上，高职院校办学自尚待完全落实导致高职院校治理自治空间受到挤压，高职院校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依附导致高职院校治理行政化色彩浓厚，高职院校党政关系不和谐导致高职院校治理“政出多门”，高职院校民主参与监督缺失导致高职院校利益相关方权益受到侵蚀，社会参与机制缺失导致高职院校治理主体的缺位。这些问题的存在是《行动计划》必须面对的困局。

二、着眼于外部治理是《行动计划》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重大突破

针对我国高职院校治理困境，特别是治理效能问题，其解决路径只能是革新，而《行动计划》的颁布则是吹响了行动的号角。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我国高职院校治理革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后寻找到了突破口，契机就是从过去只专注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革新转而成为高职院校治理革新的内外兼收。

根据治理功能的分类，高职院校治理不仅应涵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同时还应该涵盖外部治理。高职院校治理是高职院校治理组织存在的必备条件，缺少了高职院校内部治理，高职院校治理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必然会受到质疑。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高职院校外部治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是外部事务治理的基点，可以说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成效事关高职院校整体治理效能的发挥，并对高职院校外部治理起到非常显性的作用，这也可以从两个《行动计划》中得到证实。

对比《提升行动计划》与《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发现，前者大多着眼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其重点任务是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管理制度标准建设行动、管理队伍能力建设行动、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升行动以及学校文化育人创新行动[6]等。针对该行动计划的作用，其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为基本实现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后者大多关注政府与社会在高职院校治理中的作用，如在主要任务与举措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部分推出了引进境外优质资源、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增强院校办学活力部分提出了推进分类考试招生、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鼓励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以及服务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等，在完善质量保障机制部分中提出提高经费保障水平、完善院校治理结构[7]等。针对此行动计划的作用，其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治理与效能应该是对孪生姊妹，正如高职院校治理可以划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一样，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同样可以划分为内部治理效能与外部治理效能，而常被提及的高职院校治理效能则往往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代名词，即这种界定只关注了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对高职院校外部治理采取可有可无的态度，这种理念也与系统论相悖。根据系统论，高职院校治理组织应由内部治理组织与外部治理组织组成，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有机整体。对此，如何充分发挥高职院校治理组织中要素的作用，并达到1+1>2的效果，成为目前高职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过去高职教育界对治理效能的关注点都集中在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上，并把高职院校治理等同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进而把高职院校内部诸要素所发挥的相互功用当作是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获取。而高职院校外部治理效能是从高职院校、政府以及社会三者间关系着手，其聚焦的是高职院校治理活动对上述三者的效能问题。高职院校外部治理效能的取得是基于以下条件的获取，即从高职院校、社会以及政府间各自优势来看，仅仅单靠高职院校进行治理，其效能并非总是高效，这可以从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质量中得到明证。在高职院校治理利益相关方中，社会、政府参与高职院校治理的功效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须在高职院校、社会以及政府间进行综合衡量，从而寻找到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最佳途径。而明确高职院校治理外部效能，核心是要对高职院校、社会以及政府的“势力范围”进行准确界定，既要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社会以及政府的各自效能，同时又要避免三者间的相互越位，只有如此，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才能够得到保障。

《行动计划》的突破点就在于此，即从过去的只关注高职院校内部治理转而将内外部治理同等对待，并从理论探讨上升到实践探索阶段。出现这种改变的背景就是当下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不佳，须通过引入社会与政府资源来达到高职院校外部治理的突破，并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加快的氛围中得以实现。如在《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导思想部分明确提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在主要目标部分明确提出“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从高职院校治理革新路线图来看，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院校治理革新就是通过引入社会与政府，实现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向高职院校治理转变。此变化要求根据高职院校、社会与政府各自的优势，合理理清高职院校、社会与政府的职责范围，并逐渐建立高职院校现代化治理体制，使高职院校、社会、政府三者间相互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三、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关联是《行动计划》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保障

对于高职院校外部治理效能和内部治理效能关联性的解读，则应从理论视角着手。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提升取决于高职院校治理权力分配能否在功能与结构上实现优化。高职院校治理权力功能的优化是指将社会与政府引入到高职院校治理之中，其关注点是高职院校外部治理效能；高职院校治理权力结构的优化则是指高职院校内部进行合理的机构设置、人员的定编定岗、职能划分等权力分配行为，这与各高职院校当下所进行的绩效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关注点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鉴于当前高职院校治理体制还留有计划经济与人治化的痕迹，因此它的结构、功能与运行关系都难免被打上上述烙印。如果高职院校治理革新仍局限在以前的固定思维中，固守已有的高职院校对社会、政府的功能范围，其结果必然会是“雨过地皮湿”，最后还是以“涛声依旧”落幕。另外根据结构与功能两者间的关系，前者表现后者，后者决定前者。因此，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相应的结构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如果保持功能原状，只是对结构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其结果只会是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鉴于此，高职院校在执行教育部2015年颁布的两个行动计划时，不能够采取区别对待，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如果有些高职院校仍然采取过去的在高职院校内部进行“小打小闹”来应付差事，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最终结局是会使这些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持续低效，并在我国现代职教体系构建进程中被历史抛弃。

纵观高职院校治理革新历程，当高职院校治理致力于内部治理之时，即高职院校在忙于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组织研制管理指导手册、细化院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能力要求、制订和完善数字校园建设规划、组织开展学校核心文化、优秀学生社团等遴选展示活动、质量年度报告[8]等内部治理来寻求从根本上降低高职院校内部组织的内耗，从而实现提升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的宗旨。另外不要忘记高职院校外部治理效能的提升，将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高职院校治理革新的成效来看，高职院校治理权力结构与功能合理化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并以此为基础，我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与外部治理效能得到较大程度提升。因此，通过对高职院校治理革新的解读，高职院校在执行《行动计划》时应遵循一个基本准则，即高职院校治理革新在不断完善多元主体治理机制的同时，须持续进行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革新。

参 考 文 献

[1]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4.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

[3]重职业教育 破解中国就业难题[EB/OL].[2015-05-20].http：///gn/2014/05-24/6208159.shtml.

[4]：加快发展现代职教 培养高素质劳动大军[EB/OL].[2015-05-10].http：//.cn/c/2015-05-10/173031814838.shtml.

[5]：中国愿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和经验[EB/OL].[2015-10-30].http：///a/20151030/46056477_0.shtml.

篇6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电子信息司围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国家重大战略，积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持续稳步发展。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电子信息司将强化创新驱动发展，集中力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增强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整合能力，深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智能信息产业，以产业新动能带动经济社会新发展，全面支持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2016年，电子信息司围绕产业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瓶颈，协调各方资源协同攻关，增强体系化创新能力。

稳步推进“核高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实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落实电子信息领域工业强基工程，重点支持电子级多晶硅、高速光通信器件、高速连接器、硅衬底GaN基LED、IGBT等核心电子元器件及关键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指导组建“中国传感器及物联网产业联盟”，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互动。

2016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多个领域取得突破。全部采用国产超算CPU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成为世界首台运算速度超过十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功率型硅衬底LED器件的量产光效达到140流明/瓦，申请专利共计332项，该项技术荣获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优化供给能力，培育产业新增长点

2016年，电子信息司大力发展智能信息产品，积极推进电子信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点支持武汉存储器、华虹“909”升级改造二期、成都中电熊猫、成都京东方、深圳华星光电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带动全行业投资稳步增长，1-11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77亿元，同比增长14.7%。

与国家发改委共同研究编制《“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联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指导成立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组织开展行业调研、产业发展论坛。组织召开绿色计算产业生态研讨会，推动组建“中国绿色计算产业联盟”。

加快推进应用示范，培育新兴业态

2016年，电子信息司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深化信息技术与交通、医疗、能源、金融等传统领域融合发展。

组织开展“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与浙江、北京、河北、重庆、吉林、湖北签订部省市合作框架协议。

联合国家卫计委选择杭州、武汉、绵阳、青岛、厦门、广州作为数字健康养老基地示范项目点，会同国家卫计委、民政部组织编制《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联合国标委印发《智慧家庭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组织开发高集成度低功耗北斗移动通讯一体化芯片并推动在智能手机应用，目前采用国产芯片的支持北斗导航智能手机出货量突破1800万部。继续推动金融IC卡芯片的开发和应用，配合国家发改委实施金融领域IC卡应用示范工作，目前基于国产芯片的标准金融卡发卡量累计已接近3000万张，行业卡发卡量累计约10亿张。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增强体系化创新能力

2017年，电子信息司将瞄准信息产业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布局建设国家创新中心，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强化顶层设计，编制核心信息技术发展路线图，启动实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和设备攻坚工程，重点突破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等具有全局影响力、带动性强的核心关键环节，打造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加快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纲要》，推动在CPU、FPGA等重大破局性战略部署，优化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组织实施“芯火”创新计划。

继续实施强基工程，强化核心基础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电子材料和专用设备等支撑保障能力。瞄准产业发展制高点，选择新型计算、人工智能、智能传感等前沿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抢占产业发展主导权。强化关键技术协同创新，突破高端存储设备、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与系统、智能传感、虚拟现实、新型显示等新技术，实现群体式创新突破，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强化科技创新活动的知识产权导向，积极推进创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强化知识产权运营，推动知识产权成果标准化。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智能信息产业

2017年，电子信息司将贯彻落实《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加强智能硬件核心关键技术创新，提升高端智能硬件产品有效供给。

制定实施通信产业链配套能力提升工程，继续推进4G智能手机、行业应用终端、“天通一号”K端等产品的融合创新发展。探索制定《虚拟现实产业与应用发展指导意见》，提升虚拟现实产品供给，推进虚拟现实在重点行业的融合应用。推动开展下一代数字电视技术与标准研究，推动智慧家庭终端产品整体更新换代。制定《2017-2019年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白皮书》，提升国产显示材料配套能力，优化我国显示产品结构。修订《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及管理办法，组织开展第六批规范条件申报工作，推动分布式光伏应用。研究制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积极发展MEMS传感器、生物传感器等新型传感器。

深化电子信息与传统领域融合创新，推动典型应用示范

篇7

在谈及“互联网+”时，总理提到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的新技术、新理念是信息社会的发展引擎，报告中提出的这四个关键词所代表的产业方向，都是信息社会的宠儿。国家希望他们能与现代制造业深度结合，这个路线设计为我们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方向，就是我们的“中国制造”。

我们知道，“中国制造”早已遍布全球。这种产业集群带来的不光是遍布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工厂、远洋码头上的远洋集装箱，还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中国制造”是中国的世界名牌，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引擎。

时间推进到2015年，国际制造业形势已经处在巨大变化的边缘。2013年德国联邦教育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提出了“工业4.0”战略，目标在于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与数字化的产品生产模式，也是智能制造的开端。可以说，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的信息物理系统制造业，已经在德国制造的肥沃土壤中迅速发展。而“中国制造”，在经历了低成本、人口红利、生产要素廉价的阶段之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越南、印度等低成本国家带来的竞争压力外，“中国制造”也需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之而来的产业升级，就能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完成一次战略引擎的升级。

“中国制造”的华丽升级，需要三个重要的支撑要素。第一，电子商务。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处于全球的领先位置，这个大规模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体系，能够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塑造中国现代制造业。第二，工业互联网。这个代表着网络连接、人机连接、工业系统与智能分析的连接的理念，正在推动工业系统转型为信息社会的工业系统。第三，互联网金融。面对如此之多的创新，金融投资将利用市场原则，保证产业的各个环节体现自己的价值，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就会有不同的资产价值，而金融，则是在规模与流动性的平衡中，推动不同资源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配置。

篇8

牛顿曾经说过一句很牛逼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认为我看的更长远一些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至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要看的更远更准的话，只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可。所以，对于“互联网+”究竟为何物？对未来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看不就清楚了么！

互联网就像电一样，过去因为有了电，很多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有了移动互联网，每个行业都可以拿来用，去改造自己的行业。所有行业都需要基于互联网重新思考，因为这是大势所趋的方向。“互联网+”是一个趋势，“+”的是传统的各行各业。当互联网加上媒体后，产生了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影响很大；加上零售后，产生电子商务，对实体商业影响很大；加上金融后，产生了互联网金融，让金融变得更有效率，更好地为经济服务，符合“普惠金融”的精神。所谓“互联网+”的思路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把互联网和各个传统行业结合起来，能够在新的领域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生态的构建，会成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

——腾讯集团董事会主席马化腾

“Internet+”。中文翻译为“互联网+”，“+”后面是什么，有足够的想象空间。互联网的核心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连接”，互联网对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就像电力对世界的影响一样，是极为深刻而且全方位的。它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和降低了成本。但是，互联网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更大的变革和深远影响来自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变革，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其核心是以“全连接和零距离”来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人和人之间、企业和客户之间、商业伙伴之间，都是全连接和零距离的。当互联网随处可得时，互联网化就成为了最根本的商业思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任何高估都可能是严重低估了。因此，任何企业都需要拥抱互联网，不是用四肢，而是用心智，要全身心地融入，用互联网思维重构思维模式、商业模式和技术实现方式，重建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和构成关系的方式。并以此驱动管理模式、研发模式、运作模式等内在形态的重构，从而重构整个企业的观念、组织和流程。而不是仅仅把互联网作为工具叠加在传统模式之上，其中，思维模式的重构是第一位的，因为思维模式是行动的指南。

数字社会将迎来新一波发展浪潮，这个浪潮的标志是互联网从商业的价值传递环节向价值创造环节渗透，数字社会和物理社会走向更加深入的融合，“Internet+”成为传统行业创新的焦点，也是传统产业数字化重构的起点。

面对不可阻挡的信息社会，顺应行业的大势，以互联网思维，借助先进的ICT技术，以“Internet +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重构，用未来的趋势建立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优势，成为适应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

——《华为最新趋势报告：用数字赢未来，数字化重构新商业》

互联网时代才刚刚开始，下一步全球大趋势是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走向DT(Data Technology)，而“观念”转型升级才是成功的起点。不懂技术的人可以把懂的人请来，因为数字的鸿沟不在于技术，而在与“思想观念”，观念的鸿沟才是真正的鸿沟，转型升级就是要把脑袋升级，脑袋升级经济才能真正升级。我们要思考如何用互联网技术、理念、思想去与传统行业进行交融和共同发展。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产业互联网是一种力量，塑造新的文明，塑造我们现在可能还很难想象的一个新的未来。产业互联网时代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今天看到的环保问题、生产过剩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用传统的工业，用以石油原料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几乎是无解的。但是技术的创新，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和网络，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会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工具。未来20年是互联网真正改变社会、改变企业、改变每一个人生活最关键的时刻。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互联网元老田溯宁

第一，万物互联，人和人相连，人和机器相连，有电的地方都有计算，有计算的地方都有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可以相连。

第二，互联网拥抱传统产业，出现产业互联网或者行业互联网，这个不仅仅是技术改变，它的商业模式也在改变行业本身的方式，包括产品的开发、营销、推广以及商业模式。

第三，智能生活和工作。人工智能。

互联网过去十分辉煌，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它真正的影响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那时智能机器人或者在家里面陪伴老人、帮你做家务，或者在工厂会替代许许多多现在的工人，而这正是互联网物理化后连接人和服务对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百度总裁张亚勤

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消费搞得红红火火。互联网+计划，就是互联网和其他传统产业的一种结合的模式。近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的增加，渗透率已经接近50%。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互联网在其他产业中，将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O2O领域，例如，刚刚过去的“女生节”，全国电影票房非常火热，比去年同比涨了3.5倍，主要因为线上线下结合，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大家可以去订座。每个行业和互联网结合，尤其和传统产业结合，可以看到有太多的市场机会。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

“互联网+”就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互联网+”的前提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互联网+”的内涵根本上区隔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或者说互联网重新定义了信息化。“互联网+”的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头，企业需要为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并进行必要的转型。首先，企业需要从战略上认识信息科技如何能使企业从全球的万物互联中受益。其次，企业需要评估自己在技术、流程管理、数据分析、连接能力以及信息安全上的现有优势和劣势，并实施优化。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必须在企业文化以及管理模式和流程上实施变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万物互联的价值。万物互联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各部门(比如市场、人力资源、金融、生产、销售等)之间开展紧密协作，也需要企业与其产业链上的其它合作伙伴之间进行信息互换和分享。

——思科公司总经理约瑟夫·布拉德利

篇9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作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加拿大在联邦制的政策框架下制定了首个国际教育战略。该战略目标明确，政府将通过重点关注优先教育市场，推广加拿大教育品牌，加强院校、机构的合作与交流，调整奖、助学金计划等新举措，构建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战略的政策框架。

关键词：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国际教育战略

《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利用知识优势，推动创新与繁荣》（Canad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Harnessing Our Knowledge Advantage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以下简称《国际教育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份完整的报告。早在201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就称，将在2年内投入 1 000 万加元（合计6120万人民币）用于开发和推出加拿大的首个《国际教育战略》。2012年8月，经过广泛征求咨询小组的建议，并结合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DFAIT）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国际教育：加拿大未来繁荣的一个关键驱动》（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 Key Driver of Canada’s Future Prosperity）的综合性报告。该报告提出，应吸引顶尖人才，同时鼓励加拿大学生出国留学，以培养其全球视野。2013年11月，加拿大《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the Global Markets Action Plan I）①宣布，将国际教育作为加拿大具有竞争优势的22个优先领域之一。2014年1月，加拿大哈珀政府出台全面的《国际教育战略》，主要由定位与愿景、SWOT分析、目标与策略以及绩效评估4部分构成。

一、出台的背景

在竞争激烈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国际教育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一国整体教育的进步，还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时代背景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要求的双重驱动下，加拿大出台了首个《国际教育战略》，它是关于加拿大国际教育未来10年的发展纲领，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为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勾勒出了一幅蓝图。

（一）以知识为本的经济全球化竞争驱动

21世纪的教育首先应立足于全球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背景。虽然加拿大在国际教育上已经与世界各国有着密切的双向交流，但全球教育市场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据统计，2012年，加拿大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所占份额少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但是，加拿大国际学生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却超过其他国家。自2007年加拿大教育试点项目实施以来，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数量以平均每年51%的速度增长。因此，一方面，加拿大应抓住其在国际教育领域现有的竞争优势，并利用其众多其他优势发展国际教育；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正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重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离不开各国教育的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因此，出台具有前瞻性的、有指导意义的，并能结合经济发展的国际教育战略是非常必要的。

（二）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加拿大的《国际教育战略》，作为《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的关键部分，旨在通过加拿大教育品牌的国际推广，吸引更多国际学生，产生更多由留学带来的消费，从而促进加拿大整体经济内循环的良性发展。国际教育的发展给加拿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拿大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1.技能型劳动力短缺问题迫在眉睫

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加拿大50%的成人具有大专文凭。作为全球创新和研发中心之一，加拿大有顶尖的科研伙伴、高端的科研设施、良好的移民前景，以及世界领先的就业型高技能化市场。然而，作为一个地广人稀的移民国家，技能型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加拿大长期存在，影响着该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学生与海外研究人员的到访，有助于加拿大解决技能型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还能为加拿大人民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并有助于缓解《詹金斯报告（2011年）》（The Jenkins Report）②中提到的“技术差距”这一大隐患。

2.人口与劳动力市场问题亟须解决

随着加拿大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特别是在以新兴技术为驱动的专业技术行业中，高素质熟练劳动力严重缺乏。加拿大商会指出，“加拿大高技能型劳动力的日益短缺问题已愈发严峻，并对我们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产生威胁。”大量研究表明，在未来10年间，加拿大将面临高素质熟练劳动力的严重短缺，管理、技术、贸易等领域都将出现人才缺口。目前，在某些领域，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数量已严重缺乏。据加拿大移民局统计，加拿大的劳动力增长人口构成中，有75%来自移民，并预测在未来10年中，移民有望占劳动力净增长人口的100%。因此，招收国际学生在国际教育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和科研人员定居加拿大是解决加拿大劳动力紧缺问题的关键之举。

二、目标与策略

《国际教育战略》的制定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不仅体现了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尊重，也体现出对这一战略的高度重视。

（一）目标

《国际教育战略》的是为了巩固加拿大教育优势，在创造就业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该战略目标明确：吸引更多国际科研人员和学生；加强加拿大和海外教育机构之间的科研联系；与各省或地方及各重要相关教育机构（包括私营教育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加拿大的教育模式和在线教育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如增加毕业后选择留在加拿大成为永久居民的国际学生的数量；制定并定期更新与《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相协调的优先教育市场国家战略；与在线教育机构合作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促进学生和教师的双向流动；制定高效的教育品牌营销计划，为优先教育市场③的学生提供更加满意的教育等。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将促成宏观战略性目标的达成。

（二）策略

2012年8月的综合性报告《国际教育：加拿大未来繁荣的一个关键驱动》中提出了5个核心主题及14点建议。5个核心主题分别为：成功的目标，政策协调，可持续的质量保障，发展加拿大国内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和相关支持。《国际教育战略》相关5项核心策略如下。

1.重点关注优先教育市场

作为《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的一个关键部分，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旨在维持加拿大的现有优势以进一步增强创新力及国际竞争力。加拿大政府承认，国际教育的大部分需求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基于这一现实，为与《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中确定的优先教育市场保持一致，《国际教育战略》的战略重点将放在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中非、中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同时，加拿大必须保持其目前吸引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学生的优势，并能够应对未来新兴市场的需求。为此，该战略还将确保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灵活性以适应新兴市场中的创新项目。

2.打造加拿大教育品牌

高水平的教育质量是加拿大国际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为了全力打造加拿大教育品牌，200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授权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开展教育营销活动，强调在现有的与相关机构合作的基础上，加拿大教育品牌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1）加拿大教育试点项目

加拿大教育试点项目（2007-2012年）由加拿大教育部长理事会（CMEC）管理，与教育部门合作实施，旨在协调、发展和营销加拿大教育品牌。试点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底，加拿大的教育机构在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的网络支持下，以“畅想加拿大教育”（Imagine： Education au/in Canada）为品牌，在60个国家举行了170多项教育推广活动。

（2）新品牌战略

首先，利用新媒体掌握营销材料，以期在优先教育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其次，在优先教育市场，与重要合作伙伴联合采取行动，增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性。最后，随着《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的实施，在塑造加拿大教育品牌的同时，面对全球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新的机遇，《国际教育战略》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方法进行不定期的调整。通过采取以上行动，使加拿大教育品牌面貌焕然一新。

3.设定目标，吸引国际学生

《国际教育战略》计划到2022年实现海外留学生数量翻一番，达到45万人。该目标的实现将会给加拿大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至少净增8.65万个工作岗位，并使与国际教育产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增加到17.3万个；国际学生在加拿大的消费支出将增至160.1亿美元；每年为加拿大提供近1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产生约9.1亿美元的新税收。

面对如此显著的经济效益，招收国际学生成为这项战略的核心关注点，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整个报告中被反复强调。国际教育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不仅可以缓解加拿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还有助于确保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

4.加强研究合作与教育交流

研究机构之间更深入的联系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将有助于增强加拿大的创新优势和竞争力――这也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环境中成功的关键。加拿大政府将继续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各种活动和倡议合作，支持院校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学生和教师的交流；学生和教师流动、联合研究、联合课程开发、联合授课、联合学术和技能发展项目。

通过重点发展这些关键领域，扩展加拿大同外国教育机构与研究中心之间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继续保持加拿大的创新优势和竞争力。此外，该战略还将利用加拿大的国外校友网络帮助其扩展和深化战略合作关系。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国际化。

5.开展支持性活动

为推动国际教育持续发展，联邦政府资助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主要包括加拿大移民局（CIC）的国际学生项目、奖助学金计划以及资金支持等活动。

（1）加拿大移民局的国际学生项目

为了解决学生流动问题，《加拿大经济行动计划（2013年）》（Canada’s Economic Action Plan 2013）在两年内投资4200万美元以扩展加拿大移民局办理临时居民签证项目的服务，并满足到加拿大的访问者、临时工以及进行短期培训或长期学位与文凭课程学习的国际学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国际学生项目将在各省和地区为接收国际学生的教育机构设立最低标准。此外，对于那些入读指定教育机构的国际学生，他们在学习期间将更易参加实习。

（2）奖助学金计划

加拿大联邦、省及地方政府，以及教育领域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作出贡献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大量的奖学金和助学金。除了现有的奖学金计划，《加拿大经济行动计划（2013年）》在两年内分配了1300万美元用于支持加拿大信息技术与综合系统数学组织（MITACS）的“全球联通”（MITACS Globalink）的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加拿大同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越南等国间的国际学生交流。通过调整奖学金计划，在2013-2014财政年度，加拿大联邦一级国际奖学金总额超过1300万美元。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美国、中国和法语区④的学生提供700多个奖学金项目。此外，加拿大学生与国际学生还可获得博士和博士后奖学金。如凡尼尔研究生奖学金（Vanier Canada Graduate Scholarships，Vanier CGS）和班廷博士后奖学金（Banting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Program，BPFP）总额在2012年超过1000万美元。加拿大还将与外国政府合作，为加拿大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互惠的奖学金项目。

（3）持续的资金支持

尽管加拿大在研究生和博士后奖学金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对国际学生的资助力度仍然不足。在2011-2012年度，只有25%凡尼尔研究生奖学金和30%的班廷博士后奖学金颁发给国际学生，并且许多加拿大研究生奖学金项目不向国际学生开放。全面的《国际教育战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该战略紧紧围绕联邦政府创造工作岗位和经济机会这一重点，承诺在短期内恢复到预算平衡。事实上，通过做出正确的投资以及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从长远看，该战略将创造成千上万个新工作岗位，并为加拿大经济带来10亿美元的增长，且《加拿大经济行动计划（2013年）》已批准将持续每年资助500万美元，致力于支持优先教育市场的国际教育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主要特点

（一）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导向

2012年的《国际教育：加拿大未来繁荣的一个关键驱动》的综合性报告中明确指出，国际教育在加拿大推动就业、经济增长以及长期繁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报告中，国际教育已经被视为一种贸易类型。事实证明，加拿大国际教育确实为加拿大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仅在2010年，就为加拿大带来了77亿美元的经济收入。2012年，罗辛库宁公司向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提交的《加拿大国际教育服务的经济影响》中的数据显示，26.54万名国际学生在加拿大的总消费高达84亿美元，增幅达13.5%，为加拿大创造了86570个工作岗位。此外，国际学生在加拿大的其他活动也为加拿大创造了超过4.55亿的政府税收收入。该战略中还预测：到2022年，国际学生在加拿大花费将高达161亿加元，每年为政府创收100亿加元，以及9亿加币的税收收入。可见，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国际教育给加拿大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在全球经济中始终保持竞争力，加拿大需要大力吸引更多、更优秀的留学生来填补国家在科研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多样性发展方面的人才缺口。

（二）以打造教育品牌为目标

加拿大是备受推崇的留学目的国之一，其教育在世界上是最值得信赖的“品牌”之一。国际学生认可加拿大的教育品牌效应，主要原因在于加拿大拥有宽容且多样化、安全而舒适的生活环境，并提供价廉质高的教育，以及工作机会和移民的可能性。截至201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国际教育品牌“畅想加拿大教育”的推广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在塑造加拿大教育品牌的同时，作为《全球市场行动计划（一）》的关键部分，新的《国际教育战略》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方法，以适应全球教育的发展趋势。

（三）以扩大教学范围为补充

加拿大《国际教育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对外传播加拿大的教育模式以及提供在线教育。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在线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扩大了教育输出的范围。加拿大院校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上处于世界前沿，为全世界的学生提供大量的在线开放课程。例如，加拿大乃至国际上公认的远程教育领先者阿萨巴斯卡大学，每年为上千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上百门文凭或证书远程在线课程。政府将继续与加拿大在线教育机构合作以促进更多的国际学生参与到加拿大提供的在线课程中，将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拓展到世界各地。

四、结语

与加拿大过去20多年各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相比，《国际教育战略》显然是站在国家的高度统一规划加拿大的国际教育事业。通过结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几个阶段的协商与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份全面的综合性战略报告。该战略目标明确，即吸引大量的国际学生和科研人员以缓解加拿大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压力。该战略特征鲜明，即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以打造品牌教育为目标，以扩大教育范围为补充。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与加拿大经济发展战略和科研合作计划相结合，促进教育、经济、科研的共同发展，确保加拿大高等教育始终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最终推动加拿大未来经济的繁荣。但在没有国家教育部的加拿大，能否做到协调各省，将国际教育战略付诸实践是《国际教育战略》成功的关键。

注释：

①2013年11月由哈珀政府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通过在其他国家扩大加拿大的商业和投资为加拿大人创造就业机会的行动计划。

②《詹金斯报告（2011年）》是《创新加拿大：呼吁采取行动》（Innovation Canada： A Call to Action）的另一指称，该报告于2011年10月由加拿大联邦政府支持下的研发小组。

③指《国际教育战略》将战略重点放在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中非和中东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④法语区：世界上讲法语的国家及地区的总称

参考文献：

[1]吴言荪q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J].2004（6）：44q

[2]Canad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Harnessing Our Knowledge Advantage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R].2014.

[3]Global Markets Action Plan――The Blueprint for Creating Job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anadians Through Trade[R].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Canada， 2013.

[4]陈振.软联邦制的挑战――加拿大国际教育营销行动计划述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3）：107.

[5]Roopa Desai Trilokekar，Glen A. Jones.加拿大终于制定了国际化的政策[J].国际高等教育.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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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政府数据；数据开放；开放政策；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D912.17；G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01

Abstract UK is the country with highest level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the world， and it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our country through exploring its open government data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relevant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UK， then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 the e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our country， including developing sound policie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revis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mphasizing protection of personal privacy.

Key words UK；government data；open data； open policy；laws and regulations

英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先驱和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政府数据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据万维网基金会的《开放数据晴雨表》（Open Data Barometer）结果显示，英国的政府数据开放得分已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一，且总体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1]。在我国，政府是最大的数据持有者，掌握着全社会80%的信息资源。然而，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相关政策规定及法律法规进行介绍和分析，以期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1 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政策

1.1 已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

政府数据开放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为了促进本国政府数据的开放，英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见表1。鉴于篇幅有限，此表仅列举了部分政策）。

1.2 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

1.2.1 政府数据开放的依据

政府开放数据的依据，即政府为什么要开放数据，开放的理由是什么。明确政府数据开放的依据，有助于减少政府数据开放的阻力和障碍，使政府数据开放能够为更多的机构以及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阐述：

（1）公民权利的角度。公共部门数据是一种公共资产[2]，纳税人有权利免费获取这些数据。如《迈向第一线：更聪明的政府》中提到，公共部门在运行和提供服务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非个人的公共数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纳税人已经支付了费用，因此有权利免费获取这些信息[3]。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理应将其所持有的数据对公向众免费开放。

（2）数据开放价值的角度。政府数据开放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政府数据开放最为重要的内在因素，在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有关政策中几乎都有论述。如《开放数据白皮书：释放潜能》第三章提到要建立信任，指出政府数据开放不仅可以促进政府透明，增强公民权利，打击腐败，同时还可以利用新技术手段来增强施政。2011年8月，英国内阁办公室的《开放数据咨询》详细阐述了开放数据与公民和纳税人息息相关的问责制、支持明智的选择、公共服务效率、公共服务质量、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等六个方面的价值。

1.2.2 政府数据开放的责任机构

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是一项长期的、复杂性的实践活动，需要国家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规划、领导、协调和实施等相关具体事宜。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中有关责任机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明确政府数据开放的责任机构。从全局来看，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领导机构是内阁办公室，负责各部门的协调、监管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社区和地方发展部负责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事宜，国家档案馆负责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方面的中央政策的制定以及开放政策许可协议的制定和推广[4]。就某一具体的数据开放项目而言，英国也通过政策的形式明确了所有的责任机构，以《英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2016-18》为例，该政策中做出了“确定和核心数据集”的承诺，并详细列出了具体的责任机构，如“领导实施机构”是内阁办公室（政府数字服务），“其他相关的政府责任机构”是所有的政府部门，“政府之外的其他参与机构（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工作小组、多边机构等）”是mySociety和开放数据研究所[5]。各个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助于政府数据开放项目的顺利实施。

（2）建立一些专门负责政府数据开放的机构并规定其职责。为实施政府数据开放，英国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来负责处理不同的事务，如《2011秋季声明》和《关于开放数据措施进一步细节的秋季声明2011》提出建立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ODI ）、数据战略委员会（Data Strategy Board ，DSB）以及公共数据小组（Public Data Group，PDG）等机构，其中开放数据研究所负责开放数据的推广、研究和利用，数据战略委员会负责为政府提供有关数据开放的建议，推动开放数据研究，推广最佳实践案例等，公共数据小组则负责数据政策的制定，重要数据集的采集、管理和分发等。

1.2.3 政府数据开放的具体要求

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对本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目标、所遵循的原则、数据开放的范围以及所采用的标准、许可协议等具体要求都进行了规定，以使其能够更好地指导和规范政府数据开放实践。

（1）政府数据开放的目标。明确政府数据开放的目标，才能使政府数据开放处在良好的轨道上。通过分析英国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可以发现，英国的政府数据开放以致力于实现开放数据的价值为目标，特别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如《G8开放数据英国行动计划2013》提出要使英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透明的政府，并保持英国作为全球开放数据的领导者地位。《开放数据白皮书：释放潜能》中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真正实现透明，使开放数据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政治问责和公共服务改善的有效引擎[6]。《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英国国家行动计划2013-2015》指出要通过彻底开放政府数据，来增强政府问责制，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到2015年成为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和20国集团中最透明的社会投资市场[7]。

（2）政府数据开放的原则。2010年，英国公共部门透明委员会《公共部门委员会：公共数据原则》，并要求各公共部门将该原则应用到其开放数据战略中，以指导各部门的数据，该原则共14条，包括公共数据将以可重复利用的、机器可读的格式进行，公共数据将以相同的许可进行，公共数据可以通过一个易用的、在线站点（data.gov.uk）进行发现和获取等[8]。2013年《开放数据》之后，英国又将该规定的五项原则作为数据和利用的基础，这五项原则分别为默认开放数据、质量与数量原则、可被所有人利用、开放数据以改善治理以及开放数据以促进创新[9]。2015年，英国出台《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实施文件》，规定安全、以用户为中心、良好管理、可靠、维护、灵活性以及互联与可用等七项为NII的指导原则[10]。由此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数据开放原则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原则构成，这些原则之间并不排斥，共同指导着英国的政府数据开放。

（3）政府稻菘放的范围。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即规定开放哪些数据以为社会所利用，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整体来看，其开放的范围越来广泛，涉及到的领域和部门也越来越多。2010年5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发给英国各部门关于开放政府数据计划的邮件中要求各部门公开财务、资源、采购等方面的数据集[11]；2011年11月的《关于开放数据措施进一步细节的秋季声明》明确了十多种数据的开放措施细节，如实现小学和初中医疗健康数据集的关联，进一步公布处方数据和社会保障数据，实现火车或公共汽车实时数据的开放获取，公布铁路费用数据和信用数据等[12]；同年12月颁布的《促进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提出政府部门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开放交通、气象和健康等核心公共数据集[13]；2013年11月的《G8开放数据英国行动计划2013》中承诺英国将开放数据确定的14个关键和高价值数据集[14]。

（4）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准。只有采用统一的标准来开放数据，才能保证数据质量，实现大批量下载、处理和利用，真正发挥开放数据的价值。2012年，《开放数据白皮书：释放潜能》，文件要求以开放标准来开放数据。为此，英国制定了专门的开放标准政策――《开放标准原则》，该政策对开放标准进行了定义，并要求政府及其相关责任机构在软件互操作、数据和文档格式等政府信息技术规范中必须采用开放标准原则。该原则在2015年9月进行了更新，并计划于2018年再次进行审查和更新[15]。

《开放标准原则》为英国政府机构选择和实施开放标准以支持开放数据、信息技术和数字战略提供了基础。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标准并不是唯一的，而是由一套标准构成的，这些标准既有英国自己制定的标准，也有一些国际通用标准，如《国际发展数据开放标准》（Open standar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ata）、《开放合同数据标准》（Open Contracting Data Standard）等。其中，《开放合同数据标准》由万维网基金会（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制定，英国在《英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2016-18》中已决定采用，并相应了该标准的实施指南[16]。除此之外，《开放数据白皮书：释放潜能》还提到英国政府将采用蒂姆・伯纳斯-李提出的“五星级机制”（Five Star Scheme）作为衡量开放数据可用性的标准，并希望的数据集要达到三星级，即以非专有格式来数据。

（5）政府数据开放的许可协议。政府数据的使用需要取得一定授权许可。为促进公共部门信息的利用和再利用，2010年英国国家档案馆制定了《英国政府许可框架》，为该国中央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公共部门信息的许可采用提供了一种政策和法律概述[17]。该框架提供了开放政府许可、非商业性政府许可和收费许可三种许可模式，其中开放政府许可是推荐采用的许可方式，采用这种许可模式的信息可以不受限制地被复制、、分发、传递和改变，也可基于商业和非商业目的利用这些信息。

1.2.4 政府数据开放的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是政府数据开放的阶段性指导文件，英国政府为了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对某时间段内要完成的目标以及需要采取的行动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其中既有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也有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

作为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OGP）的发起国，从2011年开始，英国每两年都会一次国家行动计划，迄今已三次，分别为《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英国国家行动计划2011-2013》、《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英国国家行动计划2013-2015》和《英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2016-18》，每一次国家行动计划中都会涉及到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容，如《英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2016-18》中承诺实施开放合同数据标准、授权数据、开放选举数据等，并详细列出了实施的意义、当前现状、责任机构、分步目标以及开始和结束时间等信息；再如2014年12月，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英国开放数据路线图2015》，对2015年的英国政府行动计划进行了阐述，包括继续制定一个清楚连贯的开放数据战略，开放更多关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利益的数据，支持更广泛的数据利用，为政府、企业和市民提供数据培训和技能拓展等[18]。除了这些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规划之外，英国财政部、卫生部、司法部、国防部等许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自己的开放数据战略[19]。

1.2.5 个人隐私保护

个人隐私保护是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内容之一，英国非常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在其很多政府部门开放数据政策中都有涉及。如《开放数据白皮书：释放潜能》提出要提升公共部门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并要求所有的公共部门委员会都必须任命一名具备隐私和数据保护专业知识或兴趣的人员，以确保能够带来最新的隐私保护措施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共部门在数据时必须引入隐私保护专家并且对可能涉及到的隐私问题进行讨论。作为隐私影响评估的一部分，英国政府还要求所有部门在数据时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公开测试，以发现可能存在的个人隐私威胁。《抓住数据机遇：英国数据能力战略》指出各部门要建立数据能力的具体行动规划，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在其制定的《开放数据战略2014-2016》中提出在尽可能地实现数据开放的同时，也要保护个人数据特别是敏感性个人数据[20]。除此之外，K格兰政府还制定了《身份管理与隐私原则》，以改善公共服务，保护个人隐私[21]。

1.2.6 人才培养

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利用都需要大量具备数据技能的人才，为此，英国政府在《2011秋季声明》中宣布设立预算高达700万英镑的数据开放基金（Release of Data Fund），该基金由内阁办公室管理，其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培训公务员。在《抓住数据机遇：英国数据能力战略》这一政策中，英国提出要通过多种措施提升英国的数据能力，包括：（1）提高英国商业、学术机构和公共部门的数据能力；（2）强化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更高层次教育中的数据技能培养；（3）继续促进专业数据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开放数据路线图2015》指出英国政府致力于政府数据培训，提升政府、企业和公民的数据技能，开放数据培训应该致力于培养成明天的数据科学家，它还指出国家需要更多的具备数据分析能力的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公务员应该通过培训来获得基本数据素养技能，包括开放数据素养技能。

1.3 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特点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有如下特点：（1）类型多样。从政策类型看，英国已的政策包括标准政策、许可政策、规划政策等多种类型；从政策制定的机构看，既有内阁办公室这样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也有国家档案馆、财政部以及商业、创新与技能部等各部门及其他机构的政策；（2）政策具有连贯性。英国几乎每年都会出台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且很多政策都是基于之前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前后政策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3）政策涉及面广，且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已的数据开放政策涉及到数据开放的依据、责任机构、目的、原则、开放数据范围、标准、许可协议、战略规划、隐私保护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这些政策规定细致、具体，很容易操作和实施；（4）形成了一定的政策体系。英国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不是孤立存在的，全国性的政策与部门及地方性的政策遥相呼应，之前的政策与之后的政策紧密相连，从整体上涵盖了政府数据开放的方方面面，这些政策共同形成了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

2 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数据开放不仅需要国家强有力政策的支持，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相对于政策而言，法律法规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截至目前，英国涉及到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信息自由法2000》等。

2.1 《信息自由法2000》

《信息自由法2000》（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22]于2000年在英国议会通过，自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案为个人获取公共部门的信息提供了便利和法律依据，根据该法案，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信息。为了适应数据开放的要求，2012年英国对《信息自由法2000》进行了修订，新增了有关数据集的条款并提出“数据权”概念。该法案要求公共部门开放数据集，并指出公共权力机构有责任使用指定的许可协议以可利用和重复利用的格式开放数据，公众可以根据该法律赋予的权利，要求政府以有用的格式提供相应的数据集。同时，该法案还为公众使用开放数据提供了便利，传统上，开放获取的信息并不能够自动取得再利用的权利，但是根据修改后的《信息自由法2000》，开放获取的数据集可以不经过附加请求而自动取得再利用的权利。为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自由法2000》规定了多种豁免情形，在这些情形下，公共部门等信息持有者可以拒绝向申请人提供相关数据，如申请对个人身心健康、个人安全带来威胁的信息或访问与《数据保护法案1998》的规定相违背的他人的个人信息等。

2.2 《自由保护法2012》

英国的《自由保护法2012》（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2012）于2011 年2 月，旨在维护公民自由、减少政府对个人生活的侵扰[23]。2012 年 5 月，英国众议院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将《信息自由法案2000》中的“信息获取权”改变为“信息再利用权”，这意味着《自由法案2000》中没有被豁免的任何数据如果被申请，公共权力机构都必须将其作为一种开放数据供申请者获取和再利用。《自由保护法2012》中有关政府数据开放的规定主要在第六部分，该部分第102条对公共权力机构数据进行了详细规定，如如果申请者向公共权力机构申请该机构所持有的信息，公共权力机构必须以可重复利用的电子格式向申请者提供这些信息。

2.3 《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2015》

2013 年6月，欧盟委员会修订版的《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 并于2014年7月下达政策指令，要求各成员国按照此版本指令来公布本国的公共部门数据，因此，2015年，英国修订了本国的《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即《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2015》（The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2015）[24]。该条例对公共机构持有、生产、收集以及保存的各类型数据的再利用进行了规定，它要求公共部门在开放政府许可协议下，尽可能地以机器可读的形式来实现部门数据的获取和再利用。另外，该条例还在第五条规定了它所不适用的例外情形，以保护个人隐私，如当文档中包含根据信息获取的相关法律禁止或限制访问的内容时，便不适用该条例。《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2015》为英国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数据的获取，特别是再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11] A letter from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plans to open up government data[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news/letter-to-government-departments-on-opening-up-data.

[12] Further Detail on Open Data Measures in the Autumn Statement 2011[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1959/Further_detail_on_Open_Data_measures_in_the_Autumn_Statement_2011.pdf.

[13]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Strategy for Growth[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2450/11-1387-innovation-and-research-strategy-for-growth.pdf.

[14] G8 Open Data Charter UK Action Plan 2013[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 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54518/G8_National_Action_Plan.pdf.

[15] Open Standards Principles[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pen-standards-principles/open-standards-principles#open-standards-principles.

[16] Guide to Open Contracting Data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on Contracts FinderV1.0[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74127/GuidetoOpenContractingDataStandardimplementationon

ContractsFinderV1.0.pdf.

[17] UK Government Licensing Framework[EB/OL].[2017-01-15].http：//nationalarchives.gov.uk/information-management/re-using-public-sector-information/licensing-for-re-use/ukglf/.

[18] Open data roadmap for the UK 2015[EB/OL].[2017-01-15].http：///roadmap-uk-2015.

[19] Open Data Strategies[EB/OL].[2017-01-15].https：//data.gov.uk/open-data-strategies.

[20] Data Strategy Board and Public Data Group：terms of reference[EB/OL].[2017-01-15].https：//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ata-strategy-board-and-public-data-group-terms-of-reference.

[21] Identity Management and Privacy Principles[EB/OL].[2017-01-15].http：//gov.scot/Resource/Doc/82980/0116729.pdf.

[22]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EB/OL].[2017-01-15].http：//legislation.gov.uk/ukpga/2000/36/contents.

[23] 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2012[EB/OL].[2017-01-15].http：//legislation.gov.uk/ukpga/2012/9/part/6/crossheading publication-of-certain-datasets/enacted.

[24] The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2015[EB/OL].[2017-01-15].http：//legislation.gov.uk/uksi/2015

/1415/contents/made.

[25]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2004[EB/OL].[2017-01-15].http：//legislation.gov.uk/uksi/2004/3391/contents/m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