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合作社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型农业合作社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职业农民；实践；思考

1 汉滨区忠诚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情况

汉滨区忠诚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地处安康市汉滨区建民办忠诚村，现有社员162户，注册资金280万元，总资产1455万元。合作社成立后，统一流转全村联片的1200亩耕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已建成钢管结构大棚1200亩，连栋温室育苗中心3000m2，日光温室育苗点3000m2，配套建设供排水管网9.2km，成为安康市最具规模的标准化设施蔬菜生产基地。2012年忠诚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百示范社。

2 忠诚村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和特点

（一）忠诚村职业农民培育的探索和实践

2010年以来由忠诚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组织，汉滨区农广校具体实施开展职业农民培育，在忠诚现代农业园区开办蔬菜职业农民田间培训学校。以蔬菜种植大户，合作社骨干成员，全村蔬菜销售经营人员为主要对象，开展校社合作培训，免费技术服务指导。通过培训，实现了蔬菜产业发展，合作社壮大，农民增收三赢的新局面。合作社于2013年成立了天瑞源蔬菜销售公司，设立了月河口忠诚蔬菜直销店35处。截止目前返乡回来从事蔬菜生产的本村农民有200余人，真正起到了"培训一人，帮扶一人，育成一人"的培训效果。

（二）忠诚村职业农民培育的特点

（1）合作社牵头组织

在整个职业农民培训过程中， 忠诚村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牵头组织，负责培训对象的推荐，培训场地实训基地的落实。一是负责培训对象的推荐落实。培训对象以合作社骨干成员为主要对象，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本行业3年以上。二是负责提供培训场地和实训基地。合作社投入120万元修建1500平方米职业农民教学培训中心，在中、省、市农广校支持下建立并开通了农村远程教育卫星小站；建立了蔬菜检测室，修建立蔬菜工厂化育苗室，连栋育苗室和日光温室；建设拥有100个座位，120平方米的多媒体电教室，配齐了课桌凳，可满足100名学员教学、食宿和实训。

（2）农广校组织实施

在整个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农广校负责培训具体实施、后续技术服务、认证考核推荐管理等方面。一是负责制定蔬菜产业职业农民培训班教学计划。二是负责选聘培训教师。要求教师按照培训大纲和培训计划备好课、讲好课，做好跟踪服务和技术指导。三是负责组织购进和编写培训教材。根据培训大纲要求选用蔬菜产业培训专业教材和自编实用技术资料。四是负责培训管理工作。学校负责制定教学陪训实训管理制度，负责学员考试考核发证和职业农民认证考核推荐等项工作。

3 我市开展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培育方式不能完全适应职业农民培育需求

由于观念认识、经验缺乏等原因，在开展职业农民培育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够科学，培训效果不尽理想，主要表现在：（1）教学形式不够灵活。根据调查，对农民的培训，通过课堂讲授形式完成的52.3%，现场指导仅占29.2%，而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培训方式上，选择现场面授的占48.49%，课堂讲授与实践相结合的占 19.06%，课堂讲授的占15.55%，课堂讲授与教学片相结合的占8.69%。（2）教学课程以传统内容为主，像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农业品牌建设等方面内容涉及很少，培育内容与其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不对称性，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二）培育机构师资力量薄弱

一是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条件差。许多培训机构依然使用的是相当简陋的培训教室和培训设施，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办学人员也不够稳定。二是培训教师数量严重不足，远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农广校的自身师资力量有限，大量的培训任务只能依靠兼职教师完成，兼职教师上课时间难以完全保证，而职业农民培育需要系统培训和指导帮扶，这种现状势必严重影响了职业农民培育质量。

4 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职业农民培育具有的优势

（一）培育目标明确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连接农业生产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农业专业合作社了解市场需求及动向，更了解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市场变化趋势和市场需求反应能力等方面更具有发言权。

（二）利于整合资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村的精英，这些人有威望、有经验、有知识，在当地拥有较大话语权，拥有广泛的信息和人脉。与一般的农民培训机构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新型农民培育方面，具有更优厚的社会资源和人才资源。

（三）实训效果突出

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与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企业制度，是组织农民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巧的良好组织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在其示范性标准化生产基地或示范性专业大户的生产现场开展实训，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胡艳辉，杨伟坤，等.河北省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0）.

篇2

摘 要：随着党在农村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农村经济的逐步走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各类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先后涌现出来，特别是农民合作社正在逐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开发农业经济主要增长点。但是，农业合作社在逐步完善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对规范农民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要求进行简要的分析，仅供参考。

关键词：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农村经济

现阶段，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之一，已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收获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但是，农民合作社作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对农民合作社的运行机制进行制度上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合作社健康有序的发展，才能更好的开发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一、当前农民合作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农民合作社的认识不到位

农民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但从当前实际发展情况看，首先，部分乡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民合作社的整体了解还处于表面的初级阶段，对合作机制、效益提升和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入认知，参与合作社的主动性较差，对于合作社组织的统一生产，统一经营认识不足；其次，乡村干部对合作社的扶持和帮助多数还仅表现在口头上，指导和服务上没有全面跟进，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并不突出，市场竞争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仍然比较弱；第三，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广泛的市场调研、前景分析和风险预测，没能结合本地实际发展现状，没有科学选择和谋划自身具备发展优势的主导农产品， 缺少产业发展规划和生产计划，部分合作社盲目扩大特色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特定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的现象，不但影响了入社农民的稳定收入，还加深了农民对合作社的错误认识，对农民合作社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致使打击。

（二）农民合作社的管理机制还不是很规范

首先，当前的农民合作社由于缺乏规范性指导和扶持，合作社的组成形式多种多样，龙头企业领办、家庭主导、合伙制等都同时存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往往只是流于形式，管理制度不健全或章程规定不明确、内部控制制度缺失、民主管理不执行、成员帐户未建立、分配制度不合理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其次，部分合作社大小事情往往由出资额最多的领办人一个人说了算，社内运行情况和财务管理很少公开， 发展运作与事务管理随意性较大，作为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引领产业、规范发展方面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完善和规范。

二、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宣传指导，提高农民对规范农民合作社的认识

当前，乡村干部与广大农民群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宣传和学习《农业合作社法》及其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大力宣传农民合作社的五项基本办社原则，让农民认清现代农业发展形势，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典型代表，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既不同于政社不分的村级经济联合体，更不是改革开放前的“大锅饭”，各级干部与广大农民群众要提高认识，深入研究和实践，充分认清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合作社，最终都是要带领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收入这一根本目标，对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 加强农民合作社服务体系建设

各级农业主管部门 要加快建设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相结合的农民合作社服务体系。大力开展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平台建设，构建县、乡、村三级综合服务体系，努力探索公益服务、经营服务及合作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方式的新路子，推进农民合作社服务体系健康、规范、有序的发展。

（三）加强与金融部门合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近年来，农业部为了规范农业经济体制的运行管理，制定并下发了相关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涉农金融机构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围绕方便农民，服务农村，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构建相应的合作互动机制，这些合作机制的运行，加强和改进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关系，降低金融信贷门槛，让农业民合作社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做为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上的引导人，要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投入力度，做好农民合作社与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衔接和沟通。

（四）加强农民合作社的竞争能力

增强农民合作社的核心竞争能力，政府部门要帮助农民合作社进行产业方向、资源 配置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定位，对于农民合作社发展上的土地资源，资金融通以及合作资产应进行统一的规划与扶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广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加大指Ш头龀至Χ龋推进农民合作社科学、规范发展。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类科学技术的综合运用与广泛推广，并把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来进行推进，在原有技术人员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还要多聘请高级的技术管理人员，加强职业农民技术培训，让农业上的科学技术可以得到及时的更新、实践和推广。

三、结语

为了让农民合作社得到稳步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农民合作组织人员的培训，提高团队带头人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让农民合作社的运行可以得到技术与人才上的充分支持，与此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下一步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踊跃参与到农村经济体转型的工作中来，共同促进我国新农村的建设发展，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城镇化 产业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低碳绿色、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作出如是判断。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于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互促共进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手段，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全面小康、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

二、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基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构成城市建设动力内核的一系列关键要素的城镇化。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城市化走过的历程可以充分地看到，一个国家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产业分工体系，才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为转移人口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推动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1.产业是城镇生存和发展的依托

产业发展是因，城镇化发展是果。只有产业发展了，人有事做、有收入，城镇化才有了必要、可能和基础。产业对于城镇发展的贡献在于产业的集聚作用，吸引了资源、劳动、资金和技术向一定地域空间的聚集。试想，城镇建成了，人口和地域都达到了城镇的规模，但没有产业，居住在城镇的居民无事业可做，无经济来源，城镇只会成为一时的繁荣，而最终会成为空城。从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历史规律来看，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无水之源，在许多中小城市，宽广的马路，空荡荡的开发区，黑黝黝的新区楼盘是常见的一个现象，这样的城镇化徒有其表，难以持续。

2.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产业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有具备强大的实体产业发展能力，才能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才能对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特别是小城镇化，能集聚农村劳动力，解决农村劳动力蜂拥到大城市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弊端，让农民在家乡就可以就业，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更加地人性化，让农民能安居乐业，享受城镇化的成果。毕竟城镇化的结果是为了让更多的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城市人口的增多，让农民变成城市中的贫民；基于产业支撑下的新型城镇化，也解决了一系列的诸如户籍问题、教育问题，减轻了大城市的负担，避免了“大城市病”。

三、株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

株洲市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思路是：突出规划引领、产业支撑、城市提质，坚持“一体三极、内提外拓”，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突出发挥中心城市产业引领作用、重点县域园区产业带动作用和农村社区农业合作集聚作用，全力推进城市现代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县城为骨干、农村小城镇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实现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株洲市城乡发展，增强了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

1.中心城市优势产业引领

株洲有着良好的工业产业发展基础，根据株洲实际情况，重点是壮大交通装备制造、有色金属深加工、陶瓷、服饰加工、农产品加工等五个优势产业集群。

（1）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具有雄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以株洲时代集团为龙头， 联合时代电气、时代新材、时代电子、时代电器、时代电工、时代机电10 多家配套企业加大技术和产品开发力度， 为城轨地铁、高速电力机车提供强大技术支持和产品配套， 产业将得到快速的发展壮大。

（2）有色金属深加工。有色金属深加工是湖南省重点培育壮大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主要包括铅、锌冶炼及加工、硬质合金生产及切削工具制造等。株洲有色冶炼及深加工产业在集群化发展过程中， 可延伸产业链， 逐步形成紧密的专业化生产协作网络， 充分挖掘产业在株洲市已形成的品种较为齐全的化学工业体系， 产业集聚程度比较高。

（3）陶瓷。株洲醴陵的陶瓷产业目前已成为集电瓷、日用瓷、艺术瓷、化工瓷几大类的一个陶瓷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陶瓷产品由日用高温瓷独闯天下发展到五大系列4000 多个品种， 并形成了一个集陶瓷制造、瓷泥采掘、陶瓷机械、彩印包装、陶瓷颜料于一体的高度集中的陶瓷产业集群，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达70 亿元， 从业人员达9万人，可进一步打造成规模宏大的陶瓷城。

（4）服饰。打造株洲芦淞服饰产业集群，建设以芦淞服饰产业集群为核心、集服装、棉、麻纱布、面料、鞋帽、皮具生产、销售于一体， 涉及纺织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等三个行业的智能化、综合性的服饰产业， 继续发挥“中国十大服装市场”品牌优势，成为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生产、销售物流中心，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带动作用。

2.县域城镇园区产业带动

县城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新型城镇化的“龙头”。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能有效地提升县城的承载能力和带动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此，推进株洲市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以城带县，以业兴县，是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要进一步强化产业立县的发展理念，全面提高县域工业化水平，开创主业突出、特色鲜明、活力强劲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目前，我市县域园区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远低于发达地区水平。根据各县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细化产业布局，把园区建设纳入县城建设总体规划统一部署，推进园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工业园区。应坚定不移地以项目为总抓手打好园区攻坚战，扶持现有优势产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为城镇化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和充分的就业岗位。特别是要加强品牌特色园区创建工作，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有序地向园区集聚，加快工业园区升级，拉长产业链，做好产业配套。力争尽快把九龙经济技术开发区、攸州工业园、茶陵经济开发区升格为省级园区，醴陵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园区。

3.农村社区农业合作集聚

可采用“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农民”的模式，大力发展现代休闲农业和都市农业。改变原有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经营的现状，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专业生产合作，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如株洲神农生态园、地杰山庄、慧科生态园、紫薇山庄、龙泉山庄、炎陵神农谷的珠帘山庄、天池山庄、桃源洞珠帘山庄、醴陵市福仙山庄、福仙休闲农业庄园、官田山庄，以农业为基础，利用农村田园景观等自然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和经营、农产品加工、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功能，满足游客观光、体验、娱乐、健身、度假等休闲需求，包括钓鱼休闲、住农家房、吃农家菜、观农家景、干农家活等，做成规模，可以发挥集聚作用；株洲市芦淞区白关蔬菜专业合作社、株洲苍农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醴陵市金桥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炎陵县龙源笋竹两用林开发专业合作社、株洲县洪宜特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茶陵县红阜仙柑桔种植农民专业合作、攸县芙蓉寨老黄牛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范围涉及农林牧副渔领域，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购销等环节，促进了都市农业的发展。休闲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发展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就业，共同分享农村社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王群.实施城镇带动战略助推科学跨越发展_省略_株洲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探索与思考[J]，中国乡镇企业，2010.11

[2]杨小川.为城镇化构筑产业基础[N].南方日报，2013.3.25

[3]秦钢，陈媛.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重点产业支撑带动发展战略研究.全国商情，2013.6

[4]黄前柏.产业支撑是城镇化的关键[J].新理财，2013，3

篇4

[关键词]农超对接 运行模式 存在的问题

2008年12月初，商务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农超对接”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通知指出，农产品“农超对接”是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的有效手段，是解决鲜活农产品卖难的根本途径，对建立农产品现代流通体制、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到2012年，试点企业鲜活农产品产地直接采购比例达到50％以上，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并建立从产地到零售终端的鲜活农产品冷链系统。

一、农超对接

“农超对接”是国外普遍采用的一种农产品生产销售模式，目前，亚太地区农产品经超市销售的比重达70%以上，美国达80%，而我国只有15%左右。

“农超对接”是一种由超市向农民直接采购农产品的新型流通方式，他以超市为核心，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超市和消费者，其目的是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保障食品安全。

“农超对接”是从超市直接向农民采购农产品的一种新型流通模式，它有效的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给消费者和农民带来实惠；从源头直接采购，保障了食品安全；超市能有效地提供市场信息和农产品技术，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和解决了农民生产盲目性问题。

二、农超对接运行模式

由于我国农户“多、散、小”的特点，很难做到规模化和组织化运作，超市“直采”模式在我国的实行难度比较大。近几年，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探索超市与农户的对接方式，发展出了以家乐福超市为代表的“超市+专业合作社+农户”、山东家家悦超市为代表的“超市+基地”、麦德龙超市为代表的“超市+龙头企业+农户”等运行模式。

1.以家乐福超市为代表的“超市+专业合作社+农民”运行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超市成立采购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具有一定实力、有特色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给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由合作社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为超市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2008年，商务部把家乐福列为首批“农超对接”试点企业。到目前为止，家乐福已经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335家农民合作社合作，直采苹果、土豆、胡萝卜、梨、橙子、橘子、荔枝、波萝、猕猴桃和柚子等30多个单品。其中北京、上海卖场内的农民直品比例已经突破50%。自项目启动以来，共采购产品13.7万吨，采购金额达5.8亿，惠及11.7万农户，58.5万农民。

2.以麦德龙超市为代表的“超市+龙头企业+农民”模式

麦德龙主要通过麦哲达农业信息咨询公司实现“农超对接”，从“教农民怎么种田，怎么包装蔬菜”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探索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新模式。保证农产品从基地、农场、加工、物流到销售符合消费者最安全的要求，建立鲜活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麦德龙曾与合肥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在合肥试点打造新型农产品基地模式。合肥生产基地生产的天然、安全、质量可追溯的农副产品自2007年12月起陆续进入麦德龙在华东区的11家卖场，目前已有童子鸡、猪肉、西瓜、草莓等15种严格遵循全球良好规范标准生产的农副产品。

3.以华润万家超市为代表的“超市+基地”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基地农产品直接进入超市，在超市设立鲜活农产品专柜，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据了解，目前华润万家分别与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天津宝坻区、天津市蓟县、河北省、山东省建立了“农超对接”大型生产基地，产品涉及蔬菜、水果、禽蛋、肉类等各种城市居民生活必需鲜活农产品。华润万家表示，直采比例未来两年将达70%以上。

资料显示，华润万家在北京市北辰区大张庄镇投资1.2亿元建立了配送能力可达每天10万箱的现代化农产品配送中心。

据介绍，华润万家“农超对接”基地的农业合作社为深圳永桦农产品有限公司，该基地去年的总销售量为2785吨。目前，华润万家在全国的农产品基地数量达到了60个，基地分布在16个省的210个市县，基地占地面积大约为6万多亩，总计品种100个，总销售3.5亿元，促进了约9万农户持续稳定增收15%。

三、农超对接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生产缺乏市场信息

农民自主生产农产品，缺乏市场信息，销售难，找不到市场。这样生产的农产品不仅数量难以控制，质量上也得不到保障。

2.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

农产品大多以初始状态出售，未经过加工，附加值不高，间接影响农民收入。没有建立相应的品牌和标准，无法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得不到市场主体的认可。

3.农民市场意识淡薄，合作社规模不大

农民市场意识不高，谁的价高就卖给谁，注重短期利益，眼光比较狭隘。我国合作社数量多，但普遍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低，达不到“农超对接”的要求。

4.缺乏现代物流技术

农产品具有易腐变质的特点，时效性强，存在“包装难、装卸难、运输难”等问题。我国冷链物流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不完善。有数据表明，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物流环节的损失率达25%~30%。

5.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由于我国“农超对接”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关政策的支持。政府应在“农超对接”实施中应承担指导和服务职能，积极制定各项政策法规，为“农超对接”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菜篮子”工程。

四、结论及建议

“农超对接”是我国农产品从传统的生产、流通和销售模式向“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转变的突破与创新，它能有效地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物流成本，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1.采用“超市+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

实践表明，“超市+专业合作社+农户”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商务部支持的运行模式。超市、专业合作社、农户应密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专业合作社作为连接超市和农户的纽带，它具有一定的规模，管理规范、组织化程度高，可以作为独立的法人，和超市签订各种采购协议；组织农户进行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加工，增加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2.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有品牌或区域品牌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注重食品安全问题。专业合作社可以结合区域优势打造自有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品牌或区域品牌，制定农产品标准，向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树立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心，间接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扩大影响和销售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3.营造积极的政策环境

政府要积极扶扶植和完善冷链物流和第三方物流，减少物流成本；建立农产品示范基地，加强农民参与“农超对接”信心，加大税收优惠，降低农产品进超市成本；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新品种、农技人员，不断提升农产品价值；鼓励农业合作社做大做强，联合经营，举办农交会，为“农超对接”积极搭建各种平台；充分运用行政、立法手段保障市场公平公正，为“农超对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4.建立冷链物流体系

大型超市和专业合作社可以自建或联合建立“农超对接”冷链物流供应链，建立一批现代化、规模化的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对农产品流通实施全面整合，加强对整个供应链的控制，有效抵御农产品市场风险。中小超市可以引入第三方物流或纳入主导企业的物流体系。

参考文献：

[1]熊会兵，肖文韬.“农超对接”实施模式与条件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1（2）：69-72

篇5

近年来，为努力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江苏省金湖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农委、农工部和镇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引导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他们对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金湖县政协及县政策研究室组织力量，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一些粗浅思考和建议。

基本概况及经营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是在土地家庭承包基础上，立足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和主导产业，以农民为主体，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和入社自由、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以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农民以增收为目标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

金湖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初始零星出现在2000年前后，迅速发展是从2008年开始的，截至2013年底，依法注册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517家，其中正常经营的约占三分之一，经营范围主要涉及粮食、水产、畜牧、水生蔬菜、农机服务等方面。从产业水平看，全县农业合作社种植面积约占85%、水产养殖面积约占90%、水生蔬菜面积约占95%。据不完全统计销售收入达到10亿多元。目前，全县拥有国家级“五好”示范社1个、省级16个、市级30个、县级77个。

金湖县合作社经营模式有以下四种：一是规模大户、农村经纪人创办型。由种养、加工大户牵头发起，以“大户+合作社+农户”为运行模式，如老龙窝农副产品合作社、永祥种鸡专业合作社等，占总数的83%。二是村干部牵头型。由村干部牵头发起，以“村干部+合作社+农户”为运营模式，如湖滨水产专业合作社、吕良农副产品营销专业合作社等，占6.4%。三是龙头企业带动型。由龙头企业牵头发起，以“公司+合作社+农户”为运营模式，如久佳水稻专业合作社、金农村藕业专业合作社等，占3.7%。四是农技人员领办型。由农业、水产、畜牧、供销等涉农部门的技术人员牵头发起，以“农技人员+合作社+农户”为运营模式，如金塔粮食专业合作社等，占6.9%。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效应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引导农民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方式和载体之一，极具典型意义。

一是有利于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市场竞争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解决了单个农户交易成本较高的弊端，通过建立市场营销网络，增加农户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和农业收入，较好地体现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优势。目前，县城有15家合作社产品直销店，23家合作社的67个产品进入超市，其中老龙窝合作社在华润苏果、乐天玛特超市设立产品专柜。兴全禽业专业合作社有社员256户，繁育基地2000多平方米，电动孵化箱26台，孵化摊床200平方米，带动1000多农户规模养禽，辐射周边5个乡镇31个村，产品销售5个省市，年饲养种鹅1万多只、商品鹅20多万只。建成80平方米科普阅览室，并订阅科普光盘，加大培训力度，提供技术指导。去年，炕孵苗禽287.8万只，社员户均增收超万元。

二是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高农业产品影响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将农户的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集合作社经济组织一体，用统一经营替代，按市场运行规则进行优化配置，推进产销一体化，提高农业效益。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商标143件，其中地理商标7件，获得“三品”（绿色食品9件、有机食品3件、无公害食品204件）认证216件。金湖三面环湖，从县域资源优势入手，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专业合作社，如牌楼西瓜、红岭肉鸭、金子湖龙虾、闵桥无公害大米、五星芡实、浪底玉荷藕等。老龙窝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欣立芹感慨地说：“品牌打出来后，产品供不应求，价格提高20%以上，效益好了不少。2012年，合作社实现销售3000多万元、利税200多万元，带动社员和周边农户增收160多万元。”金荷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由社员108人，开发荷藕、水产、禽蛋等6大类40多个产品，注册“荷花荡”商标，产品统一品牌对外销售，提高效益，产业链上的农户要求入社的多，带动能力不断加强。金农村藕业专业合作社拥有荷藕种植基地1万多亩，注册“荷湘缘”商标。2012年加工销售荷藕产品1000多万公斤，出口韩国、日本，并在日本设立直营店。

三是有利于增加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凝聚力。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难以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则较好地体现其优越性，通过对市场的供需情况、价格变动等信息进行分析，合理规划农户的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中较好地保护了农民利益。吕良镇军舍村依托2.8万亩水面办起4个合作社，带动326个农户，2012年农民人均增收2200元、户均8000元，村集体增收10万多元。万丰农机专业合作社有社员153人，拥有大中型机械35台（套）、插秧机61台以及各种配套农机具200多台（套），为农户提供耕翻、播种、育秧、机插秧、植保、收割等全程机械化服务，流转土地5000多亩，去年实现机收3.1万亩、机旋耕3.8万亩、机插秧1.1万亩，平均每台机械净收入2.6万元，户均增收7000多元。全县有18个合作社兴办实体，其中自办加工厂14家、交易市场4家，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四是有利于架设政府与农户沟通之桥，提高政策的作用力。政府可以通过对经济合作组织给予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来指导农民进行生产，能够把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落到实处。陈桥镇农业科技园依托3万亩耕地、6个专业合作社、1个家庭农场和132个种养大户，发挥地域交通优势，去年创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带动200多户农民，户均增收超万元。理事长黎仕荣充满信心地说：“今年力争发展到500户，蔬菜生产面积3万亩，销售量超万吨，合作社盈余超100万元。”三阿之南专业合作社经营“苏北草鸡蛋”，效益较好，不仅带动农户致富，还不忘回报社会，对病残农民给予捐款帮扶，在社会上产生较好的影响。

存在的问题与制约瓶颈

调查中我们发现，“合作不到位、运作不规范、市场竞争力不强、带动作用不明显”，成为各地合作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注册标准、资金门槛都没有明确界定，没人检查考核经营管理，也不年检，有的镇村合作社是“一哄而起，有名无实”，部分合作社成了中听不中用的“花架子”。

一是总体规模较小，合作程度不够高。受创办时间、经营方式、合作范围、运行机制的影响，金湖县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带动功能弱、竞争力不强，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偏低。多数合作社仍不能与其社员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缺乏有效完善的“二次分配”机制，挫伤了部分农民入社的积极性。全县规模较小的合作社约占总数的50%以上，盈余分配的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合作社成员只有数十户社员，在市场中缺少竞争优势。

二是缺乏经营人才，运作机制不够规范。由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加之大部分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目前合作社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人员平均年龄50岁以上，从事农业劳动人员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农村妇女，且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开拓市场的能力，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和人才匮乏已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尽管通过“阳光工程”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训，但由于培训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农民参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在土地流转困难的同时，基础设施滞后、人才匮乏使许多合作社在成立时就面临“先天不足”的尴尬。存储、晾晒、冷藏等加工销售环节的配套设施不完善，使合作社经济效益大打折扣。有的种田大户想扩大规模，却被土地流转难度“卡住了脖子”，同时土地流转期限大多只有三五年，不敢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三是服务指导跟不上，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县及镇涉农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前缺乏指导和服务，在执行政府的扶持政策时不够细致完善，提供的补贴项目常常不能及时满足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涉及合作社项目资金补贴的部门有农委、农工部、财政、农机、农业开发等多个部门，其标准、途径又不相一致。总体看项目资金到位较及时、使用较规范，但也有少数政府部门提成过多、花费过大，使有限的资金没有起到扶持的应有作用。

四是投资渠道不畅，规模和实力不够强。几乎每个合作社都遇到过“融资难”，尽管国家出台了金融支农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不愿贷款给合作社。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时虽然强调要财务健全、成员账户健全、收益分配制度健全等，但部分合作社运作时上报一套，实际又是另一套，甚至政府扶持资金被合作社背后的公司挪用，政府的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是针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做出的综合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基层干部、合作社社员表示，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程度，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但当前不宜片面追求合作社数量增长，应进入“提档升级”阶段，建立淘汰机制固本强基，并避免国家相关扶持政策被地方“软落实”。为此，我们从宏观上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积极探索发展模式，发挥政府调控职能。一要积极探索从事同类产品多个合作社和多个家庭农场如何整合、联合、提升等问题。二是要帮助合作社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走一条发展农业旅游和生态观光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加强金湖地理标志品牌建设，提高合作社产品的竞争力。四是实施项目支持，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责任，对合作社以项目申报制的方式予以补贴，并引入事中评估机制，例如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事中评价，防止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五是建立退出机制，淘汰一批经营不善、有名无实的空壳合作社。

二是改革创新经营机制，推进股份合作机制。在推进全县的农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工作中，可以考虑建立股份合作制这一新型组织形式。农村集体资产中数额最大又最有价值的就是土地资产，可以考虑先将土地等资源转化为资本或股份，然后由农民自由加入、民主管理、资本和劳力相结合为原则，由合作社将承包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折成股权，将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为农民按股份持股、按股分红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借鉴“大学生村官”模式，鼓励大学生，特别是农业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到合作社任职，或领办农民合作社。

三是加大典型宣传引导，助推经济健康发展。金湖县已建立了各类经济合作组织500多家，但正常经营且有盈利的只有三分之一，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合作意识淡薄。需根据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总结一批章程比较健全、组织比较规范、制度比较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比较好的合作组织的经验，通过召开各类现场会，进行交流推广，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帮助提高合作组织管理层的管理水平，促进规范化管理。

篇6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村经济；快速增长

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视角出发，农业合作经济归属于前者的范畴，而劳动力则包含在后者之中，生产力的水平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起到了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农村经济的所获得的发展也会对生产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充分实现劳动力的价值和土地的效益，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1.现今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同土地流转的结合情况

近几年，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合作推进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由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很大比例的农业经济合作社的建立都是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二，土地流转离不开专业的合作组织这一载体，只有借助专业合作经济才能使土地流转效应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然而着眼现实，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结合程度始终偏低，仅有少数地区具备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2.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土地流转的促进作用分析

2.1完善资本组合

作为土地流转的平台，农村合作经济对于土地流转效率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其能够有效地将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实现再次组织生产经营的目的，故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将农民手中零星的土地集中起来，重新进行优化配置，开展适度的规模经营。既能大幅度使农业生产的成本下降，又能使农民更好地掌握新型农具的应用方法，并加快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及推广，进而使土地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程度地提升。打破了传统的零星土地不利于整体规划的弊端，使更多的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进行重新优化组合，从而使农业更快地实现规模化与专业化生产，提升土地的利用率，并为土地的利用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农民获得更多收益。

2.2提高参加土地流转农户的收入

参加土地流转农户的收益提升后，其参与热情也随之高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解除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农户经营模式可以解除很多的弊端，生产规模小、投资大、收割困难、收入低等问题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实施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增加农民收入，能有效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既做到将土地集中化，又能逐渐转变为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土地，加快农村土地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使土地的收益率、产出率提升。土地集约化生产将更具竞争力，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将有助于降低农民单一生产时的风险性与盲目性。

2.3加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自主性

相对于一般的公司化和私人承包的方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方式的优点在于：农户加入至合作经济中，能依照相关原则体验民办、民享、民管及民收益，同时能以打工者的身份自主参加到被承包的土地项目中，使其获得更多收益。专门的经济合作组织应解决好生产与销售环节，从而提高农民热情。土地使用权的主体是农民，其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在安全和经济最大化的基础上可将土地作为资本，同专业合作组织展开合作。

篇7

河南是农业大省，2015年，全省农业实现增加值4209.56亿元，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067.1万吨，比上年增长5.1%。

河南农业“走出去”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河南农业用地矛盾日益严峻，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仅1.62亩。海外农业市场资源充足，开发潜力巨大。而许多粮食短缺的非洲国家鼓励外来资本开发农业资源，给予外来农业投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

河南农业“走出去”能进一步发挥农业的竞争优势。河南是种粮大省，具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小麦、玉米、水稻、棉花、花生、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在国内都处于领先水平。另外，河南还有一大批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应用的实用技术和既懂实践又有理论的大量业务素质较高的农业技术人员。但是，多年来，在河南的农业国际化进程中，这些技术和人员优势并没有给河南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而只是国家的组织下参与一些援助项目。

河南农业“走出去”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当前，撂荒现象在河南一些地区仍然比较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收入有限，种粮收入远远没有外出务工挣得多。河南农业“走出去”有助于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国外，将这些撂荒的土地配置给少量的人耕种，人均耕地面积大大提高，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水平也随之上升。

二、国外农业“走出去”发展经验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产品商品率很高，超过95%的农产品通过商业渠道进行，除国内消费外，约有三分之一出口到国外。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一方面固然离不开其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与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密不可分。

建立全球农产品信息系统和分支机构，派出市场专家搜集信息。为进入国外市场，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庞大的农产品信息网络――美国农产品出口服务中心，在全球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派出农业参赞、农业专家、信息调查员等全方位网罗各国农产品信息，并定期发回国内供美国农产品进出口商和农民参考，国内农产品进出口商可根据这些信息调整出口，农民可根据这些需求信息调整生产。

提供农产品出口信贷，降低农业出口信用风险。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实行农产品出口信贷担保。美国是世界上对农业出口提供信贷担保最多的国家，共有四个出口信贷担保项目（GSM一102、GSM一103、SCGP和FGP），其中，GSM――102是使用最多的。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农产品出口商的后顾之忧，降低了出口信用风险。

（二）法国

法国61%的土地属于农业用地，林业用地和牧草用地分别占27%和19%。法国采取以牧为主、农牧并重的农业发展方针，有效的国内农业政策使法国充分发挥了其耕地资源丰富的优势，使其农业发展程度在全世界居于领先水平，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重视农民培训，促进“农民”走出去。在法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必须经过专业教育和培训，合格后颁发相应文凭，方能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并要定期参加培训，及时掌握最新农业耕种技术。法国的农民仅占总人口的6%左右，虽然人数不多，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农业技术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不但会耕作，而且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而且知识全面，现代技术运用娴熟，保证了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不仅能充分满足本国对农民的需求，而且还能“走出去”被其他国家引进作为农业专家。

合作社组织管理民主，规模化经营。法国农业大多进行合作社组织管理，农业合作社可以分为农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和基层农业合作社；按照服务功能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农产品生产、服务、流通合作社（包括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农业服务合作社等）、农业信用合作社（包括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等）。目前，法国8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各类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管理民主，利益联结紧密，经营模式基本相同，对农民有很强的向心力，能够抱团参与国内国际经济活动。

（三）荷兰

荷兰位于西欧北部，国土面积41，543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33，756平方千米，人均耕地面积在欧盟国家中最少，仅为0.12平方米，但荷兰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荷兰一直都十分重视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凭借先天的地理优势和悠久的航海历史，荷兰航运业全球发达，这也为荷兰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荷兰的郁金香正是借助于发达的航运网络远销到世界各地。

为农民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资金往往是制约各国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为解决这一瓶颈问题，荷兰发展了农民合作金融制度，即农民合作银行，该行成立于1896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之一，现已发展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农民合作银行主要为农民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目前荷兰农民的全部信贷中，90%以上来源于农民合作银行。

三、国外农业“走出去”对河南的启示

（一）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品牌意识，促进农产品出口通道畅通

河南特色农产品比较丰富，如新郑大枣、信阳毛尖、原阳大米、灵宝苹果、焦作怀药、南阳黄牛、西峡香菇等。如果河南能把本省的这些特色农产品打造成国际品牌，这将会大大提升河南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优势，更好促进农产品“走出去”。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品牌建设：

第一，农产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应及早树立品牌意识和营销观念。依托当地比较优势和特色农产品，整合地方传统特色与现代产业文化，支持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开展国外商标注册和质量认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

第二，建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农业合作组织建设、提升特色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品牌农产品商品化、产业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打造河南省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

第三、加强农产品物流，推进农产品大通关建设。建立完善适合食品农产品出口特点的快速通关机制，特别是为鲜活、易腐等特殊农产品出口货物设立绿色通道，提供7天24小时全程服务以及应用和完善电子信息数据处理系统，并协调海关、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等各部门的工作，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一站式”服务，推进“大通关”建设。

（二）加强农业人才培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引导跨国务农人员输出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河南农业可以通过后两种方式实现“走出去”。一是充分利用海外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到国外开辟耕地；二是有能力的农民走出国门，从事农、牧、渔、矿资源开发和工程承包及其他劳务服务。

当前，河南农民素质和意识还不能胜任“走出去”后，国外对农民的要求，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国内存在较大差距。增加教育培训是促进河南农民“走出去”的最基本措施，通过教育培训，改变农民安于现状、怕冒风险的保守心理，摒弃小农意识，加强对“走出去”农民的语言文化培训，入乡随俗，及早适应东道国的风土人情，和当地居民搞好关系。

（三）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飞地农业，促进农业企业跨国涉农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包含有60多个国家，其中61.9%的人口属于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国家，农业是沿线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沿线农业市场，如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中亚地区地农业资源充足，农业开发潜力巨大。但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当地政府鼓励外来资本开发农业资源，给予外来农业投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河南农业资源紧张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和东道国的政治关系。

一是通过设立境外农业开发合作技术和人才支持项目，加大对开展境外战略性、紧缺性农产品基地建设的跨国经营企业的资金支持和信用担保。具体包括：为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研发提供资金保证，聘请农业科研院所专家指导境外企业开展农业开发合作技术开展；完善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二是基于非农企业和农业企业“走出去”的不同特点，积极引导各级农业部门为企业寻求合作渠道，采取企业间合作配套的方式，形成“捆绑式”“走出去”模式。

篇8

【关键词】 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退社;博弈;多元利益主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大范围、低水平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探索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旨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户的谈判能力，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越来越凸显，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提高竞争力，合作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应运而生。

一、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合作社的典型，它以农民入社为基础，为农民提供粮食种植的一体化服务，其中一体化服务是指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把农业生产本身同生产资料的供应或农产品的加工、销售过程的若干环节纳入到合作社业务范围内，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延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的价值增值，增强合作社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1]该类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如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乌山镇成立了优质水稻合作社，该社统一提供种子和化肥等生产资料，降低采购成本，统一培训技术，统一销售商品，提高生产技术，实行规模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由于该合作社以农民为主体，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2006年该社农民纯收入较非社员增加了一半，极大地提高了入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人们对合作社的认可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农民个体经营收益小，风险大，当地有很多思想较开放的农民积极寻求新的致富路径，为合作社的成立发展提供了可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位于适于种植谷类、豆类等农作物生长的盆地或平原地带，该类区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临近水源、水利设施较完善，而且交通便利，利于农产品的运输，以及当地较好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为发展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启动资金、技术支持和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该地区的大量农民进城或到附近工厂务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缺失，撂荒现象增多，土地利用率降低，存在大量流转土地;同时，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国家和政府积极号召、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此外，当地还存在一些对粮食需求量较大的粮食初加工企业，上述种种因素均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可以大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增强农民经受市场经济冲击、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2015年2月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2月，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全国市场主体稳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33.74万户，同比增长28.74%，出资总额2.89万亿元，增长41.60%。目前，我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形成良好态势，但由于正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社员退社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所以，在当前，从多学科的综合视角出发，以社员退社问题为切入点了解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不规范运作的原因，有利于合作社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加强社员之间的合作，以提高合作社的发展能力和运行效率。这对稳定，完善集体经济成份，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粮食类农业合作社农民退社问题描述

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坚持的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民有自由选择加入或者退出的权利。合作社社员的退出是合作社运行机制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社员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合作社运转的基础，如果没有足够的社员支持合作社的运转与发展，那么合作社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虽然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能够减少农民个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风险，但是如果各方面利益主体的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就极容易导致合作社的成效不显著，从而引发农民退社问题，最后导致合作社无法正常运转。

于2007年7月开始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合作社成员退社的时间、程序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当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愿意或客观上不能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时，就可以选择退出。农民退社是农民自身利益与其所在合作社的发展产生冲突的一种极端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不同的退社方式可能是对合作社发展中不同问题的反映，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根据国内学者的分析结果，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主动退社，即农民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根据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第二，盲从退社，即一些社员在其他退社成员的影响下，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按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第三，隐形退社，即农民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社“成员”，却并不享受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也不履行合作社成员的义务。第四，被迫退社，即由于农民所在合作社因经营不善面临解散，或农民与合作社合同纠纷不可调和，农民“被迫”离开合作社的方式。[2]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及入社农民人数仍在不断增长，而且在合作社的发展已有成效的同时，为何仍然存在一些社员退社现象？因此，为防止农民退社现象的持续蔓延以及引导合作社良性发展，有必要对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农民退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博弈分析

通过对退社问题的多方面分析，笔者认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市场、政府、合作社与农民这四个理性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他们在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都根据自身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并综合考虑他人的策略选择而理性选择最适合的行为策略，不同理性利益主体在策略中的不同选择会对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图所示）。

多元利益主体关系图

首先，农民与合作社之间存在利益公平与壮大发展的博弈关系。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模式面临亟待改革的严峻形势，农民为谋求更多经济利益的合作愿望空前高涨，农民与合作社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另一主体谈判达成双方都获利的联盟，这极大地推动了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治理机制，合作社内部的运作和管理随意性大，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盈余分配等制度不能切实执行，政策的透明度不够高，存在一些合作社管理人员“偷占偷拿”的私利行为，这也就导致很多农民都不能真正地联合起来以推动合作社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若外部市场收入水平明显高于社内收入水平，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可度下降。治理机制是农民合作社运行的核心，由于分配机制不健全，合作社的稳定性较差，农民入社后每亩土地的“实际收益”与“期望收益”差距较大，这使农民加入合作社并不能实现收益增加的目标[3]，那么社员就很有可能选择高收入而退社。另一方面，如果社内管理人员的素质较高，能够公平对待社员，平均分配盈余，那么其执行合作社决议、调解合作社成员之间矛盾的能力增强，合作社的运行效率也会提高，这样便可以减少农民主动退社的机率，反之，社员在社内所获利益不平等，退社率就会增加。所以说，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章程制度与执行制度相分离的现象，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是“既善分也善合”的。[4]

其次，外部市场与合作社存在市场需求与利润的博弈关系。一方面，我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外部市场投资资金比较匮乏，难以启动更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和合作社粮食种植项目。同时，合作社在土地承包、流转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如：承包金额、农民对合作社的态度理念、固本保守思想影响等），使得合作社的种植难以形成连片的规模，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合作社的优势职能和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导致合作社利润偏低，积累资金有限，既难以支付制度运行的必要成本又难以满足社员增收的愿望，社民对其信任度降低，社员退出合作社的机率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市场机制条件下国家为宏观调控粮食类产品市场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是并没有突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统销的价格优势。同时，合作社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技术支持，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产业链、进行产品深加工，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竞争力较低且难以提高，这也就导致合作社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要求，导致市场狭小，长时间的小额利润甚至亏损的状况会使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下降，退社率上升。

再次，政府与合作社之间存在绩效与发展的博弈关系。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沟通交流仍然存在一些障碍，不少单位负责人对合作社的了解不够深入、全面，很多优惠政策的制定只是片面地追求政府绩效，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难以落实。同时，政府贯彻执行力度不够强，不能推动合作社的更好发展，合作社的优势和作用也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在利益驱动下，社员的退社率就会增加。

最后，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关系。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承担市场风险能力而形成的联盟，倡导民主、公平、团结、诚实的理念，[5]但是，个别农户存在“搭便车”的心理，[6]认为只要入社，靠合作社集体劳作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愿付出劳动，一个人存在这种心理，社内其余成员当然也会滋生这种想法，开始相互推脱，最终导致合作社无法正常运转，社员退社;另一方面，以种粮大户为参与主体组建的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过于追求规模经营的效益，导致其粮食增产的功能不足，[7]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普遍提升，便会出现退社现象。

四、粮食类农业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市场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粮食类作物要完成从小生产到大市场的对接，就必须充分加入到粮食类农业专业合作社中，合作社的建立提高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有重要的作用。为了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良性发展，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政府、合作社与农民四位一体的共促协作发展机制，政府，市场，合作社与农民每个主体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互助，共同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首先，国家可以积极推进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关的法律建设。政府可以加大针对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和资金补贴，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和物质保障。其次，农民要提高自身素质，多了解国家及政府对增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面的政策制度，提高思想开放程度，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各项事务，充分发挥自身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再次，市场方面可以倡导建立全国统一的、无障碍市场，增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最后，合作社方面，一是要完善合作社内部的管理机制，合作社要形成科学、合理、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和粮食生产安全制度，提高合作社的信任度;加强对粮食类农民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树立社员共同致富的观念;对于合作社中的退社问题要进行反思认识，寻找原因并积极改进，实现合作社的公平、科学发展;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可以在资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东北地区深入学习或向其他类型的先进合作社吸取经验;二是应该充分响应当前国家政策，可申请较大规模的粮食种植项目的补贴，争取更多的资金、农资机械和技术支持;可以充分寻找一些龙头企业或相关企业与其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减少合作社的成本投入;开化农民的致富思想，积极引导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群体成为参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力量;合作社管理人员可以深入到农民当中进行宣传，展示合作社的成果，促进人们思想解放，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为合作社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发展，在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 小结

当前，我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形成势头，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存在诸多问题，这也就迫切需要政府大力引导、扶持、指导、管理，同时，合作社更需要积极地寻求未来的发展之路。

一方面，合作社的农业生产需要适应时展的需求逐步向农场化方向发展，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合作社可以与农资企业、农科类高校合作，将高校研究出的新型高产品种快速投入生产，为其提供繁殖育种的基地，不仅可以降低合作社的成本，还可以使生产的产品以新的形式（种子）出售;另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寻求技术支持将粮食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形成有品牌、有特色的粮食产品，例如：“小杂粮”品牌，还需要寻求更多销售渠道，减少粮食的囤积、积压，可与更多相关产业企业合作，积极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8]提高“产―销”的效率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市场的发展;此外，政府和当地一些有代表性的合作社也可以积极倡导组建跨区域的合作联社，发挥合作社联合的优势，增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与谈判能力，为合作社未来的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张学会，王礼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体化演进路径――以陕西省52家种植业合作社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14（2）.

[2] 王鹏，霍学喜.合作社中农民退社的方式及诱因分析[J].山国农村观察.2012（5）.

[3] 彭晓静.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及突围之路：运行机制的视角[J].农业经济.2013（6）.

[4] 罗晓华，郭正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基础与制度设置[J].社会主义研究.2009（5）.

[5] 高菲.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2013（2）.

[6] 肖云，陈涛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搭便车”现象探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2.

篇9

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发展为理念，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在传统农业大量经验的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为目的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它要求在农业发展中，吸收借鉴传统农业的精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通过人工建立一套发展体制，协调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以达到经济和生态上的良性循环。针对该地区特殊的山区地形，兴山县政府积极探索，根据该县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成立农业合作社，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引导农民发展各种绿色作物，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这不仅解决了当地客观条件对农业发展制约的难题，也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这种合作社的模式充分体现了政府、合作社及农户等多方合作，共治共赢的生态建设模式。目前兴山县已经形成了烟叶产业、果茶产业、高山蔬菜产业、畜牧产业和药材产业等多种产业结合的多元化、立体化的农业产业结构。参加农业专业合作社是该县发展生态农业的一个主要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广大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相近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为增加收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它是新形势下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种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农业追求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环保，这些目标靠单家独户的农民来实现既缺乏可行性，又缺乏利益诱导，农民是不会主动去追求的。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可以把广大农民组织成一个团体，通过统一生产、统一服务、统一销售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用经济利益诱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从而实现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有效耦合与对接。而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来促进和实现生态农业的发展成为一个较优选择也是兴山县近年探索生态农业路子的过程中已经证实的经验。通过农业局了解到，自2007年7月21日兴山县首家专业合作社“金兴源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目前全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达290家，合作社社员数达到6600多个，覆盖全县67个村1.8万个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了全县农业产业化建设，推动了全县农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一)以榛子乡为例的生态农业发展状况榛子乡平均海拔为1250米，辖8个村，3495户，12032人。榛子乡林木、矿产、水电资源丰富。其中全乡林地面积479674.5亩，森林覆盖率88.8%，磷矿储量高达2亿吨以上，其中鲜家河瓦屋磷矿储量1.4亿多吨，号称亚洲三大磷矿之一。再加上独特的气候资源，最高海拔1908米，最低海拔602米，年平均气温9℃，昼夜温差达8－10℃以上，适宜发展高山反季节蔬菜、水果等产品。在深入榛子乡，了解到榛子乡政府结合实际乡情，积极贯彻县政府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引导农户积极参与专业合作社，走生态农业之路。该乡现已成立了“烟叶专业合作社”、“众鑫香菇专业合作社”、“牧王山羊合作社”等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其中，烟叶合作社于2012年已入选宜昌市“十佳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为湖北中烟的生产基地之一。现在榛子乡村民人均年收入6900元左右，成为兴山县村民最富裕的乡镇。目前，在榛子乡，已经形成了烟叶、蔬菜和畜牧产业为主导，香菇种植这一新兴产业初具规模，种植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局面。此外畜牧生产作为全乡传统产业，坚持“依靠天然草场，立足自繁自养，狠抓草食畜牧，积极应对市场，努力提高效益”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高山草食畜牧业。合作社目前主要面临的是产品没有建立品牌、规模相对较小、单纯依靠全人工工作和生产管理上的制度问题。例如，以种植山椒和香菇等为主的专业合作社，政府引导合作社，体现了市场与计划的完美结合，创下了年收入1.2亿—1.3亿的收入。但是合作社种植的蔬菜，缺乏自己的品牌，不利于开拓市场，只能以其他品牌为依托，如以安徽芜湖山椒为载体，输出外省进行销售。同时，合作社在生产规模和人员配备方面都存在着不足，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经验，采摘蔬菜和进行深加工，大部分依靠人力，在一定程度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二)以高桥乡为例的生态农业发展状况高桥乡位于兴山县的西大门，境内群山林立，遍布深沟溪河，海拔最高点2426.9米，最低点为300米，高差2126.9米。全乡辖9个行政村，31个村民组，共4764户，13876人，其中90%是农业户口。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核桃、茶叶为主，烤烟是全乡的支柱财源。近年来，随着农村政策逐步优化，当地政府根据地区的地形、气候、资源的特点，进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积极推行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使高桥乡农业循环经济走上了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形成了独具高桥特色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全乡成立许多农业合作社，例如春茗专业合作社、神逸农畜专业合作社和土八戒生态养殖基地等。比较典型的是春茗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以种植核桃、有机茶叶和养殖猪崽为主，通过对养殖场的废物进行循环利用，用作种植茶叶和核桃的肥料。具体模式如下:图中模式一，以养殖为龙头，沼气建设为中心带动粮食产业;图中模式二，以养殖为龙头，沼气建设为中心带动蔬菜瓜果产业。两种模式，都是广泛开展农业生物综合利用，利用人畜粪便入池产生沼气作燃料和照明，利用沼渣和沼液种果、种菜，多层次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这种模式在高桥乡得到了广泛普及。合作社主要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交通、灌溉、用工难和循环农业推广难。高桥乡的海拔较高，地形崎岖，带来交通和灌溉不便，一直以来是限制高桥乡发展的瓶颈。交通和灌溉不便，造成了自身发展能力弱，招商引资无竞争优势，合作社的自我发展壮大能力差。因为农村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因此在收获和采摘的季节，用工量大，合作社存在着用工难问题。此外，一些村干部对农业循环经济认识不深，思想上认识不够。合作社里的农民生产方式不合理，片面追求高产，存在着过量播种，过量施肥的现象。缺乏技术和资金，高桥乡的农业循环经济的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较为缓慢。

二、简要结论和政策安排

本次调研以生态农业现状为主题，具体则是围绕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模式。在实践中针对具体情况，经过了解、座谈、走访、讨论得出相关结论，具有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议意义。通过调研，有了如下发现:其一，在地方生态建设中，政府、企业、合作社以及农户多方合作、共治共赢的生态建设模式已经初具雏形并且开始发挥作用。其二，交通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仍是制约山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其三，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的科学技术在建设生态农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四，经济效应依然是农民和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建设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方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基于实证结果，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以建立合作社为模式的农业发展发挥着规模效应农业合作社秉着政府引导－合作社示范－菜农种植的模式，并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从而有效的提高和维护着农业的发展。其中，政府引导主要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情况以及农户种植数量上进行引导和控制，既能及时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同时能够对种植过程中的跟风现象加以控制，从而维护农作物市场价格的稳定。合作社示范作用首先是通过将种植分散的个体农户予以集合，例如个别农户率先种植一些农作物，当收效明显时则会产生对其他社员的示范作用。其次合作社对外作为一个集体，能够将众多农户的需求与政府的优惠支持相衔接，如种植技术的普及，农业水电基础设施建立的需求等等。

最终提高农户自身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加大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山区农村公路通达深度不够，不利于区域平衡发展，加上地方财力有限，也制约着山区农村的发展。因此，应加强部门联系，多种举措联合发展。以政府为主导，借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三峡移民的政策扶持，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园、休闲观光农业和农家乐等项目。与此同时，应结合道路改造方案，改变公路破损面貌，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第三，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推广清洁能源使用，增强循环经济理念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清洁能源的宣传和报道，强化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同时制定吸引知识青年和青壮务工农民返乡政策，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牵引动力。政府通过典型的案例，宣传生态农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效果，消除农民的怀疑和排斥念头，并且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专业协会来组织农民统一进行生态农业发展的尝试和有益探索。

山区循环农业的发展应在克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带来的障碍的同时，重点发展沼气产业，以养殖业为龙头，沼气为纽带，把养殖业何种职业紧密结合，把“植物生成—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生物链连接起来，推广新清洁能源，提高畜禽粪便的再循环利用。例如以种植茶叶为主的春茗专业合作社，利用养殖猪崽的猪粪作为肥料供应于茶叶;在发展主要产品的同时，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发展附属产品作为对主要产品的资金补充。例如，以种植生产周期较长的蓝莓为主的神逸农畜专业合作社，同时套种生长周期短的药材，实现短期利益以为种植蓝莓所需的资金给予补充。第四，政府切实贯彻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予民以利当地政府应认真贯彻惠农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减轻农民负担，开辟绿色通道重点支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打造好特色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的收益，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切实实现农民的利益。结语兴山县在以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亦注重当地的生态保护。兴山县政府以及农户和企业积极践行着十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前提下，限制那些对生态易造成破坏的产业，并积极引导和发展新兴产业。

本次调研，在获得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认识到此次调研活动还有不足之处。比如，第一，调研为期较短，只选取局部具代表性的农户和企业进行调查，因此，虽具典型性，但尚不足以反映当地生态农业现状的全貌。第二，调研的形式主要以访谈，实地观察和收集调研对象自身提供的资料为准，因而定性的材料居多，定量的部分较为缺乏，可能会影响调研分析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第三，团队成员专业的局限性可能在调研中对于专业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解决上有所局限，因而，跨学科、跨学院的社会实践组团要得到加强。

三、结语

篇10

【关键词】合作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 治理结构

农业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合作社想要稳而快的高效发展其根本保障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治理结构和多样的功能，国外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博弈论从定性和定量分析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主要表现：影响因素、治理结构、利益机制、发展模型等方面，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有效的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效运行与健康发展。

一、国外研究动态

欧美作为合作社的发源地，合作社制度的制定和发展为欧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19世纪中叶，英国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此后，合作经济组织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起来，并对西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规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

（一）关于合作社治理结构产生的研究

Emelianoff（1942）是最先开始研究合作社模型问题，他把纵向一体化运用于农民合作社，并认为合作是农场的延伸而其独立的农场经济组织之间的不完全联合被称为合作社。Emelianoff & Phillips（1957）已经意识到在委托-关系对农民合作社的重要性[1]。到上世纪六十年代，Helmberger & Hoos（1962）以企业治理理论为基础，对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探索性的构建了农业营销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模型，认为合作社可以把其利益按一定惠顾比例返还给社员，并以此来实现产品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增强了对社员的激励，并可以对社员的数量起到限制作用[2]。

（二）关于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备受国外学者的青睐。他们把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等理论知识运用到合作经济组织提出了合作社相关理论，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方法。

1.委托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Eilers和Hanf（1999）针对农民合作社的所有资产的剩余决策权和收益权进行研究，探索性的分析了谁是农民合作社的委托人；谁又是合作社的人的问题。并认为管理者与农户都即可以是委托人也可以是人，当管理者向农户提供契约时，农户即为人；显然，委托人就是管理者。反之，农户也可以以委托人的身份向人（管理者）提供契约[3]。Hendrikse & Bijman（2002）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所有权结构对投资效益的影响，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农户、加工商和零售商三个主体构成的供应链模型，其研究结论表明，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取决于农户和加工商这两者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成本与收益的比例，若农户这方面的比例高于加工商这方面的比例，则农户应该拥有所有权，即后向一体化具有优势，反之，则前向一体化更优[4]。

2.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论点：运用不用的治理结构，将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和交易方式我们称之为有效的治理结构。Hendrikse & Veerman（2001）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方法，以营销合作社为例，分析了农民合作社的所有者控制权分布以及它形成的财务结构。并对合作社与企业在控制权和决策权的差异进行了细分比较[5]。Menard（2007）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混合治理结构组织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资产的所有权与决策权的拥有者是不同的。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它的所有权和决策权是属于高层领导者的，而农民合作社混合治理结构组织的所有权和决策权归社员；并且社员之间还存在一种区别于价格体系的协调关系，这也是市场与合作社的区别所在[6]。

3.博弈论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Hoffmann（2005）运用博弈论建立了两段博弈模型，分别对农民合作社和投资者企业的产品质量的进行了分析；以及根据组织形式的不同对产品质量和定价有何影响进行了分析[7]。Royer & Smith（2007）运用博弈论对社员的收益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建立模型，认为社员和市场的关系可能与合作社追求的目标有关，当给社员退还较多利益时，将会提升社员的产出水平，它产出水平的提升直接影响他们收益最大化的均衡产出，从而导致产品价格的下跌，这样也有利于消费者[8]。Drivas & Giannakas（2010）以农民合作社与投资者企业为例，运用博弈论构建了一个关于改善产品质量相关的决策与提升其创新能力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包括产品质量的事前价格竞争、事中价格竞争以及消费者行为、事后价格竞争三个阶段[9]。

4.新古典理论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Azzam & Andersson （2008）运用新古典理论对瑞士牛肉业进行了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合作社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如提高生产率、价格率等，来降低牛肉产品的成本，从而使得市场中牛肉价格下跌，与农民合作社市场谈判能力的大小并无太大关联。这是因为由于通过市场谈判提升价格的效率远低于成本效率所引起的价格下跌的效应[10]。Tribl（2009）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产出均衡理论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的竞争模型，得出了组织形式的不同的企业各自的定价、市场占有率、社员所得也是不同的[11]。

二、国内研究动态

农业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合作社想要稳而快的高效发展其根本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拥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因此，国内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也是络绎不绝的。

（一）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重大意义的研究

缪建平（1999）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诠释了合作经济组织是以我国家庭承包责任为基础，市场化发展的产物[12]。黄祖辉（2000）分析了合作社的必然性，认为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地域分散性及规模的不均匀性等问题是农民合作社存在合理性的最好理由[13]。黄祖辉（2006）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精辟地把合作社为什么能够存在、合作社和家庭经营之间互补的关系分析的非常透彻[14]。顾吾浩（2007）从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意义分析，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必然选择；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实行以工哺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农业的有效载体[15]。张晓山（2009）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方面把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对政府体制起到补充的作用，又可以弥补市场机制存在得缺陷[16]。

（二）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的系统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合作社所有者、决策者以及经营者各个相关主体之间所形成的义务、权利、利益等的组织框架。具体表现在对合作社机构的设置、人力资源管理、权利界定上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1.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黄祖辉（2005）从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制度安排[17]。林坚和马彦丽（2006）认为，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投资者企业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社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这是因为合作社与社员之间不存在资产专用性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机会成本，这样就可以使交易费用降低[18]。孙亚范（2009）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家庭农户专业组织来减少交易成本，形成集中采购与统一销售的方式来抵制农户在市场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从而改变农户规模经营的弊端，大大降低了相关的交易费用为农户谋福利[19]。

2.产权理论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苑鹏（2004）运用产权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分析，认为产权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行、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理顺合作社产权关系的关键是做到合作社投资主体的人格化、农民社员产权的主体化[20]。徐旭初（2006）运用产权理论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的概括和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基于组织能力的分析，指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基于组织能力的新型合作社类型[21]。孙亚范（2011）利用对江苏省20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从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机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Logistic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员公平参股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是影响“按惠顾额返还盈余”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和运行的关键因素[22]。

3.委托视角下的合作社研究。马彦丽（2008）从外部市场竞争、激励、监督以及合作社的双向特征四个方面探讨合作社降低成本的途径，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双重—”关系，主要方面是防止骨干社员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关键是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通过规范决策程序来有效缓解合作社采取机会行为的可能性[23]。聂华林，方明娟（2010）根据机制设计理论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问题，并通过建立相应的分析模型，寻找实现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收益与成本共担的一种新型分成制度[24]。崔宝玉（2011）提出在合作社中极易产生大农小农之间的委托问题。认为通过合作社民主治理制度规范化、设置外部理事制度以及保障小农退出权等正式规则和成员信任、成员承诺与社会资本等非正式规则的“则”治理，能够减少大农的机会主义行为，削弱大农小农之间的委托问题，从而使合作社不至于过度偏离其本质规定性[25]。

（三）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发展方向的研究

尽管国内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治理结构上很是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我们通过对治理结构的不足进行研究，从而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

1.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所存在的缺陷。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治理结构存在着许多缺陷，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效发展。陈俊梁（2010）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决策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民主决策性低；家族化严重；协调机制弱；决策效率低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将影响合作社的高效运行，从而导致合作社不合理运转[26]。丁建军（2011）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权力集中在理事会手中，社员（代表）大会、监事会无法真正实施监督权，更不用说发挥监督作用了[27]。

2.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存在得问题，制定适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发展方向。第一，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形式多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王为农，吴晓华（1997）对山东省莱阳市农村发展情况调查，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合作社[28]。夏英和牛若峰（1999）认为，合作经济组织最佳的组织模式，应从实际出发，试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各地区农产品的特色，找出优势，从而引导农户进行自由选择。学术界把政府在合作社中的作用概括为：扶持；引导；不干涉；不强制；不阻止[29]。黄祖辉，徐旭初（2006）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解释，认为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社治理结构是东部沿海地区合作社的特点，这也将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30]。

第二，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黄胜忠、林坚（2008）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之间调研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认为合理的治理结构是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关键[31]。桂玉，徐顽强（2009）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并随着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要从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权利结构，衔接外部结构、搭建网络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32]。徐旭初（2010）对已有的合作社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更有利于实力较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这种模式可以使农产品加工所产生的增值部分归于农户，从而可以提升农户的经营实力和经济效益[33]。

第三，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陈俊梁，张雅文（2010）在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实现“第二次飞跃”一文中认为，要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作，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不同社员的能力上进行差异性分析，对理事长决策权与社员（大会）决策权进行对比区分，同时，对属于不用类别的决策性质给予不同的投票权，并且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监督成立独立的监事会[34]。孙浩杰，王征兵，汪蕴慧（2011）认为采取改革产权实现农户所有，改变决策方式实现农户控制，增加交易额返利实现农户受益，量化公共积累和政府扶持资金等措施来改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结构，从而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35]。潘天鹏，巩颖慧，王猛（2011）分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现实逻辑，对合作社发展的组织环境和异化现象进行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世界各国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各种模式，认为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应选择偏向于政府推动型模式[36]。

三、简短述评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已层出不穷。从已有的国外文献看，国外学者将委托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运用到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上进行研究，他们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上还是研究方法上说都相对成熟，对我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的研究可以起到推动和借鉴的作用。国内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通过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归纳，我们发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主要表现：影响因素、治理结构、利益机制、发展模型等方面，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有效的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效运行与健康发展。

第一，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总结：首先，从视角上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是从其本质、功能等一般理论进行的叙述到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主要表现在：治理结构、运行绩效、农户合作意愿等方面，提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的现实意义。其次，在方法上，用定量分析方法代替了以理论为的定性分析方法。使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涉及的内容较多，难以用一些简单指标来衡量合作社的治理问题。

第三，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是上企业化靠拢还是趋上于股份化。现阶段，像美国、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们用发展效率优势原则代替了非盈利、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这种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式是否适合刚起步的我国合作社组织？如果合适，它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都有待于我们对治理结构的研究。

参考文献

[1]Philips，R.Economic Nature of the Cooperative Association.Journal of Farm Economies，1953（35）：47-87.

[2]Helmberger P.and Hoos S.Cooperative Enterprise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2，44（2）：275-290.

[3]Eilers C.and Hanf C.H.Contracts between Farmers and Farmers-processing Cooperatives：A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for the Potato Starch Industry [M]，in Heidelberg （ed.），Vertical Relationships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Food System，Heidelberg： Physica，1999：267-284.

[4]Hendrikse G.W.J.and Bijman W.Ownership Structure in Agri-food Chains：The Marketing Cooperative[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2，84（1）：104-119.

[5]Hendrikse G.W.J.and Veerman C.P.Marketing Cooperative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A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Analysis[J].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26（3）：205-216.

[6]Menard C.Cooperatives：Hierarchies or Hybrids？ [M].in Karantininis K. and Nilsson J.（Eds），Vertical Markets and Cooperative Hierarchies.Springer，2007： 1-17.

[7]Hoffmann R.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ndogenous Quality Choice：Cooperatives versus Investor-owned Firms [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Foo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5，3（8）：1-24.

[8]Royer J.S.and Smith D.B.Patronage Refunds， Producer Expectations， and Optimal Pricing b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J].Journal of Cooperatives， 2007，20：1-16.

[9]Drivas K.and Giannakas，K.The Effect of Cooperatives on Quality-enhancing Innovation[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0，61（2）：295-317.

[10]Azzam A.and Andersson H.Measuring Price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 in Mixed Oligopoly：An Application to the Swedish Beef Slaughter Industry [J].Journal of Industry，Competition and Trade，2008，8（1）：21-31.

[11]Tribl C.Spatial Competition of Food Processing Cooperatives in a Mixed Market：the Case of Uniform Delivered Pricing[R].Working paper，Feder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Austria，200

[12]缪建平.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动因、必然性和实现途径的探讨[J].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9，（3）：7—9.

[13]黄祖辉.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0，（8）：4—8.

[14]黄祖辉. 农合组织：农业现代化的新选择[J].中国合作经济，2006，（7）：40—41.

[15]顾吾浩.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22—28.

[16]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J].管理世界，2009，（5）：89—96.

[17]黄祖辉，徐旭初.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制度安排[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5，（4）：15—19.

[18]马彦丽，林坚.农业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的边界—基于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角度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3）：16—20.

[19]孙亚范.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0]苑鹏.关于理顺农民合作组织产权关系的思考[J].中国合作经济，2004，（1）：33.

[21]徐旭初.基于组织能力的产权安排—对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安排的一种解释[J].浙江学刊，2006，（3）：177—182.

[22]孙亚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与产权结构：江苏205个样本[J].改革，2011，（12），85—92.

[23]马彦丽，孟彩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委托—关系—兼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08，（5）：55—60.

[24]聂华林，方明娟.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问题的分析—基于新型分成制度的视角[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1）：98—102.

[25]崔宝玉.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委托关系及问题研究[J].财政问题研究，2011，（2）：102—107.

[26]陈俊梁.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思考[J].南方农村，2010，（2）：64—67.

[27]丁建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几个问题的思考---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0，（3）：116—118.

[28]王为农，吴晓华.产业化+合作社+农民：农业走向稳步发展之路—山东省莱阳市农村发展情况调查[J].经济研究参考，1997，（54）：21—25.

[29]夏英，牛若峰.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改革和发展的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1999，（12）：40—43.

[30]黄祖辉，徐旭初.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解释[J].浙江社会科学，2006，（1）：60—66.

[31]黄胜忠，林坚，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3）：65—73.

[32]桂玉，徐顽强.农民合作经济治理结构的创新路径[J].前沿，2009，（12）：49—52.

[33]陈俊梁，张雅文.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实现“第二次飞跃”[J].改革与战略，2010，（11）：92—98.

[34]徐旭初.从“企业+合作社+农户”走向“合作社+企业+农户”[J].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2）：21.

[35]孙浩杰，王征兵，汪蕴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探讨[J].林业经济，2011，（8）：38—41.

[36]潘天鹏，巩颖慧，王猛.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模式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9）：940—944.

[37]张满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问题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8]张娟.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研究[D].四川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