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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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关键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4-0082-05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作为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它的治理政策的变迁一方面是市场转轨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受当前国家模式和政治构架的规制。由于中国处于转型这个特定时空场域,其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对当前中国制度变迁的机理作全面的透视,但笔者还是希望在综合各种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有限资料的研究来厘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逻辑。

一、权利回归和模式转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容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化和机制的常规化,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公共福利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依然存在并得以延续。作为行政管理体系一个环节的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形成了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管理制度及其配套体系。在农村,国家实行的是依托村民委员会体制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在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城市计划生育管理采取的是“部门管理”和“户籍管理”为特征的模式,其具体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对单位职工采取部门管理,通过行政考核等手段把单位职工落实计划生育纳入各部门的工作责任之中,让各部门管理其下属单位,以达到保证育龄职工落实计划生育的目的。除此之外,对单位体系之外的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自上而下――市、区、街道,直至居委会,对辖区内无固定单位的居民进行纵向“一竿子插到底”式的行政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依托于户籍制度的计划生育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也主要围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模式及其配套的福利措施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实行权利回归措施,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户籍制度所带有的各种福利措施、赋予流动人口平等公民权等权利回归措施。1999年国家计生委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向其中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并组织有关单位向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措施服务。”2004年颁布、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与服务工作若干规定》更是明确指出“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这些具体措施中间已经涉及到改革现行的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公共福利制度体系等内容。逐步剥离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各种福利,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使各种福利制度与普遍的公民身份相联系。虽然制度实践过程中存在瑕疵,但是改革户籍制度、给予流动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另一方面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改变传统的“两地共同管理”模式,实行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和部门合作的属地化管理模式。1991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生委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原则强调了现居住地和常住户籍所在地“共同管理”,没有规定哪一方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也没有规定各部门之间的责任、协作、分工等,造成了配合不好,甚至互相推诿现象的发生。新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及其后续的相关文件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责任,确立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和部门协作机制。1999年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第六条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并且明确了流出地政府和人口计生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有“为流出人口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流动人口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指导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适时提供随访服务”;“与流出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工商管理部门、劳动就业、卫生、房产管理等行政部门应当配合同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2004年开始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流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会同公安、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建设、卫生、等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决策、综合治理、共同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管理服务机制”。

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单位。一般认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安排所要实现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的目标,即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力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经济增长,从而使财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将为每一个利益集团设计不同的财产权利。由于存在所谓的竞争约束和交换过程中的费用约束,在使财政收入最大化与降低交换中的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二是政治方面的目标,即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由于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扩大,在东莞等市区甚至已经超过居住地的人口规模,流动人口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由于流动人口的管理无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网络之中,流动人口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国家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赢得民众广泛的政治支持。具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厘清:从宏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为适应市场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要主动作出的制度调整;从中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当前的行政调控机制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机制应对社会变化的适时调整;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国家破除了旧有的利益壁垒,维护民众公民权利、实现利益均衡、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流动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其中15岁到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2]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庞大,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为了适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求,国家需要适时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对流动人口的计生工作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当前的行政调控机制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机制应对社会变化的适时调整。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治理理论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渗透的过程,对社会的组织化、网络化管理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也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有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率比户籍人口要低10%左右。而且,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对江苏、广州等6省市的调查,农民工计划外生育约占各地违法生育总量的50%―80%,其中深圳、广州、东莞三市,农民工违法生育分别占各市违法生育的95%、87%、61.6%。[3]由此可见,当前的行政调控机制已经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1999年国家计生委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2004年开始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都明确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流出地和流入地地方政府和计生部门的职责,其中流出地政府和计生部门有“为流出人口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等;流入地政府和计生部门有“负责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日常管理,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当地计划生育管理”等职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网络管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和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各省上报的跨省流入18―49岁人口数量为4849.9万人,而各省上报的跨省流出人口总数为5429.6万人,跨省流出人口比跨省流入的数量多580万人,据此我们可以推算,至少有580万人没有纳入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范畴。而其中各省上报的流入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为1225万人,但是上报的流出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总数为1743.2万人,中间存在518.2万的漏统,所以我们可以说“盲区”中的人口以已婚育龄妇女为主,其比例高达89%。[4]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国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壁垒,维护民众公民权利、实现公民资格基础上的利益均衡。据广东省统计,2002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占全省孕产妇死亡总数的83%,是广东省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的4倍多。流动人口中新生儿破伤风发生数占全省新生儿破伤风发生总数的97.3%,是全国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的23.3倍。[5]国家计生委农民工计划生育与和生殖健康调研组的调查显示,至少72%的计划生育手术费由农民工自己负担,大约80%的农民工从未获得过免费的避孕药具。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措施无法得到落实。所以国家计生委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在第九条就规定:“流动人口现居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组织有关单位向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措施服务”,2004年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更是要求,“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以期打破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壁垒,将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都纳入国家社会治理网络体系,赋予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的公民权利,实现对流动人口基本权利的保护。

三、体制内的上下互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过程分析

一般而言,制度创新主体不外乎三种: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合作团体和政府机构。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戴维斯和诺思认为,制度创新可以在上述三级水平上同时进行。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的创新在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原则下是可以大量存在的。但是在中国,由于集权政治框架的规制,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体制内利益的调整和均衡,提供制度安排、实施制度创新最主要主体的主要是政府。而在政府内部,制度创新又表现为政府层级的差异,越是权力中心的最高层越可能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下一级的政府机构则充当“第二行动集团”唐兴霖教授将制度创新的决策者和首创者称为“第一行动集团”,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并分享追加利益的称为“第二行动集团”,“第一行动集团”最先认识到现行制度的弊端,预见到潜在利益,并最终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二行动集团”执行、维护“第一行动集团”所作出的制度创新方案,他们共同努力,促成制度创新。,高一级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直接提供制度安排,或者为下级政府――“第二行动集团”的制度变迁设立整体性的边界和方向。“第二行动集团”一方面执行、维护“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方案,另一方面在“第一行动集团”所规制的制度框架与边界范围内继续进行制度创新并将其制度创新的有益成果反馈给“第一行动集团”以寻求其制度成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遵循政府内部上下互动的逻辑,它的主要路径选择为:中央政府一方面直接提供制度措施,地方政府执行该制度措施,另一方面为了考虑各地的不同情况,中央政府又为制度创新设立整体性的方向与边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设立的方向与边界范围内展开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成果将会被法制化和规范化,从而作为一种确认的制度被推广。

1991年,鉴于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计划生育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国务院“第一行动集团”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两地管理”的模式的规定,此项法规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进入规范化阶段。各地在该项法规的规制下进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管理。但是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化和机制的常规化,该法规在实践过程中权责不明和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国务院又适时调整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模式。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确立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管理原则。按照这一新制度原则,各地努力开展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的执行和改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地方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级市还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许多地区都建立了统一的外来人口领导协调机构,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管理体制之中。同时,根据2004年7月份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的调查结果。全国31个省(区、市)人口计生委均设立了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机构(包括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处、挂靠在相关处和事业单位性质的流动人口管理站(办));全国76%地(市)级人口计生部门设置了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约78%的县(市、区)级人口计生部门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机构;25%的乡镇(街道)级设置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机构。围绕着“第一行动集团”提供的制度成果的推广和执行在各层下级政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在中央政府设立的制度边界和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并谋求制度措施的法制化和规范化。2001年国家计生委、民政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快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与工作改革的意见》,并以2001年年底在杭州召开全国城市社区计划生育会议的形式对包括社区计生管理机制建设在内的全面推进城市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改革做出了部署,明确提出了“依托社区、建立‘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城市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6]根据这一制度精神,各地方开始探索适合本地特色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其中有代表性制度创新成果主要有:(1)上海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模式:以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为指针,把外来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管理纳入本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增加经费投入、强化服务意识、增加相关管理者的责任。(2)武汉的“三长责任制”模式:以公安局长、工商局长、计生委主任为主,劳动、人事、城建、房地、交通、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模式。它是一个多部门参与配合、共同负责的综合管理机制。(3)济南的“两位一体”模式:依托暂住人口管理服务站,发挥暂住人口协管员和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两支队伍的合力作用,在基层形成“两位一体”的管理机制。(4)宁波的“社区化管理”模式。把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管理的模式,为流动人口提供社区化的管理和服务。[6]这些制度创新成果都先后作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推广。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制度的变迁都是体制内政府主动供给的产物,其中既发挥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政策主导作用,又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是一个在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框架内上下持续互动的过程。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运用“需求――供给”的理论架构来分析制度变迁,提出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理论,肯定了政府在建立制度安排方面的价值。但同时林毅夫也强调,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等等,政府可能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政府提供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功能局限性。这点在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中也表现突出,例如2004年颁布和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与服务工作若干规定》要求:“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简称“三同”)。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各地方政府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以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些正式、非正式的制度壁垒的存在,所谓的“三同”管理和服务远没有“同”起来。综合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府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由于受集权政治框架的规制,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由政府充当创新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个人、社会组织充当制度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很难启动,其创新成果也很难得到法制化和规范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它的变迁与创新应该体现为国家、社会与制度之间交相互动的过程,而不应是单一动力作用的结果。个人特别是由个人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的制度创新对制度供给的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人们为一些共同目标而结合到一起的团体或实体的社会组织的发达与否,不仅体现着社会发育的完善程度,而且还会切实影响制度措施的实施效果。换句话说,发达的社会组织影响制度的运行和创新,既可能成为制度执行的主要力量,也可以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鉴于当前转型时期社会组织不发达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政府除了应该承担制度供给的主体职能之外,更应该放松管制空间,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并积极寻求与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合作,鼓励其进行制度创新,并将其创新的有益成果法制化和规范化,以期实现对社会的合作管理和善治。

参考文献:

[1]朱玉,周婷玉.全国流动人口十年内翻番.省略/new/php/20050106/38170.php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主要数据公报[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6(2).

[3]国家计生委农民工计划生育与和生殖健康调研组.对农民工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问题的调研与建议[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6(2).

[4]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2006年全国人口形势变动特点[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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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孩”不足20%的申请比反映出事物两面性，其中较有利的一面是，大规模、集中性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未出现，我国人口演变趋势总体仍保持平稳态势，人口政策的适度调整符合稳妥、扎实、有序原则；较为不利的一面则是，生育意愿的事实性走低看来很难仅凭单一性的生育政策予以扭转，中国在未来可见时期很可能遭遇“未富先老”。

事实胜于雄辩。在此之前，虽然早有大量研究表明，人口变化趋势往往带有巨大惯性，甚至暗含自强化机制。世界各国已有经验中，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就会变得极为困难。迄今所有已经步入这一“陷阱”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的低生育率起码从其源头上，起自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因素――计划生育，而此前学界对于“低生育率陷阱”的各种解释中，无论是由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实际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下想家庭规模缩小，还是由经济学出发的消费欲望提升导致育儿意愿降低，这些假说即便具备再高的合理性，终究建立在并非不可逆转的人类主观愿望基础上。

在非自主生育条件下，对于中国真实生育意愿的讨论很难避免“鸡同鸭讲”的尴尬（因为对于计划生育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中国的生育水平，存在大量主观性的假设），而这种基本共识的阙如，又近于必然地导致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所有以人口变动趋势为基础信息的公共政策设计，往往失之于前瞻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足。

篇3

【关键词】计生系统；生殖；性医学科；经验

1　前　言

经过近20年的不断发展与整合，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行业特色的技术服务队伍。但是，随着人口计生事业的发展和演变，今后技术服务机构何去何从，有时也令人感到困惑，尤其是专业发展受到限制或服务对象不断减少或变化的时候，对未来发展的前景不免令人担忧。结合目前人口计生系统发展的导向，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在服务转型过程中充分发展生殖与性医学服务，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上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在此和大家交流，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促进生殖与性医学科的发展与完善。

2　生殖与性医学科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发展的必要性

无论是想保留还是想发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都必须拓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领域。从单纯的计划生育向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服务并重的方向发展是必然趋势，我们认为生殖与性医学科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发展有以下几点重要理由。

2.1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需要新的发展点

虽然不是所有的技术服务机构目前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至少是部分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迟早这样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计划生育服务工作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传统的四术数量在一些大城市或人口稳定的城市已经逐步减少。随着知情选择的广泛开展和民众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传统的计划生育工作势必进一步减少，以往的那种计划生育，一天可以做几十台结扎手术的现象已经罕见，医务人员工作量不饱和已经逐步成为现实。单位要生存就必须拓展服务，而由于计划生育行业的限制，医疗服务的范围难以进一步拓展，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生殖与性医学科正是能够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2.2　民众需要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传统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主要是为计生政策服务，与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没有紧密联系，多数是与群众的意愿相背离的结扎手术或流产手术，这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给民众的印象不是最可爱的人。在目前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形势之下，技术服务也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兼顾政策性的技术服务。这样不但有利于完成政策性的服务工作，也容易化解民众对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抵触情绪。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是民众的健康需求，也是计生系统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实施，体现了政府的惠民政策。另一方面，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广泛存在，尤其是在性病和艾滋病猖獗施虐之后，心理和社会问题就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贫富差别悬殊、性观念的开放和的放纵，导致的性与婚姻问题的不断增加。民众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我们仅以障碍为例，就足以了解民众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男性障碍：障碍患病率是10％；患病率是29％；低下患病率是16％；同性恋问题占3％；障碍患病率是2％；总共占60％。女性障碍：性唤起障碍患病率是19％；缺失患病率是12％；低下患病率是34％；同性恋问题占3％；疼痛患病率是11％；总共占79％。可见民众的需求应该是我们服务的指南。

3　生殖与性医学科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发展依据和前途

3.1　借鉴国外相应的性咨询和治疗机构的完善体系

在瑞典，由瑞典性学会主管的200余所青年诊所就是由妇产科医生、皮肤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组成，他们只对15-25岁的青少年服务，没有包括治疗障碍，但其它服务范围与我国的计划生育类似也包括了性医学科的主要工作。国外有性治疗师、性咨询师、婚姻治疗师和婚姻咨询师等职业。他们的工作类似我们的生殖健康咨询与性医学科之间。他们主要不是靠打针与吃药，而是主要依靠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手段，解决病人的障碍、性心理障碍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他们多数是大学临床心理系毕业的学生，或者在专门的性教育或性治疗机构中培训出来的学生。他们经过严格的考试，持证上岗。完全相同的机构在我国还没有，中国性学会目前正在申请性治疗师的职业，但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现在从事与性咨询或治疗的相关职业包括婚姻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家庭管理师和生殖健康咨询师。除了生殖健康咨询师之外，其他组织或机构的咨询人员如果不在医院，就没有独立的诊疗机构作为平台，开展的工作多数是私下进行，或者在一些咨询室或工作坊进行。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指导和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又涉及性这样敏感的问题，所以难以健康和顺利地发展。由于正规的大医院没有关注性问题的解决，所以性问题的治疗目前还没有规范化，自然收费没有物价局制定的标准，大医院没有性医学科，一些私人医院已经开展了类似的工作，但由于过于看重经济效益，难免有乱收费、诊疗不当等问题发生，所以很难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信誉，群众的信任度和满意率很低。

3.2　生殖健康咨询师职业化促进性医学学科建设

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牵头申请并且得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批准的生殖健康咨询师已经成为一类新型的职业，而且国家人口计生委已经将生殖健康咨询师的培训工作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职业化建设的突破口，由于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2009年生殖健康咨询师的培训工作将在国内广泛开展。虽然生殖健康咨询师的工作主要是咨询，但这项工作如果广泛开展必须有自己的学科支撑体系或者后盾，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生殖健康咨询师的培训范围几乎已经涵盖了性医学科的主要工作。生殖健康咨询不能解决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如果组建了性医学科，那么就形成了咨询与治疗的完整体系，咨询促进治疗、治疗完善咨询，如果人口计生系统只单纯提供咨询，有问题就推荐去医院，而医院没有相应的部门负责治疗，或者增加了时间或金钱的耗费，那么民众的需求仍然不能得到满足，甚至会进一步挫伤民众寻求生殖健康咨询的热情。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性医学的服务，而且是低价或者免费的服务(当然药品或必要检查费除外)，那么就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提高民众对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认可程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生殖健康咨询很容易引来病人，而病人的到来也促进了性医学科的发展。这样就会在生殖健康咨询与性医学科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

4　生殖与性医学科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中获得成长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范围过于狭窄，这无疑制约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事业发展。按照目前计划生育法律规定的计划生育服务领域在传统的计划生育方面非常明确，而生殖健康方面就非常含糊，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样就既是机会也是障碍，关键看如何应对。国家

人口计生委目前将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服务并重，无疑拓展了传统的计划生育服务空间。生殖健康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严格地说，已经涵盖了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与性健康是经常并行的，卫生系统喜欢用性健康，而计生系统喜欢用生殖健康，而国际上更流行的是性与生殖健康。单独就生殖健康而言，很多工作仍然是属于卫生系统，尤其是妇幼保健系统，计划生育系统与卫生系统在生殖健康领域的工作有明显的重叠，绝大多数生殖健康的工作仍然主要靠卫生系统承担。我们之所以提出生殖与性医学科的建设，主要是因为性医学的内容是卫生系统长期忽视的领域，由于卫生系统没有形成性医学科的学科与服务体系，目前该学科也还没有诱人的经济利益，所以计划生育涉足这个领域不会与卫生系统形成利益冲突，而是对民众的需求形成优势互补，还充分利用了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资源。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以吴阶平教授主译的《性医学》为蓝本，推广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性的发育和遗传，以及性衰老问题和性传播疾病，同时关注各种原因导致的障碍及其相关的疾病，各种异常和性身份识别障碍，以及与此相关的性与婚姻问题的咨询与治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更多的患者他们性生活障碍来源于心理问题导致的障碍，甚至引发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因而，我们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对性心理学展开了深入研究，探索了障碍与性心理、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生殖健康咨询，这些研究既充实和发展了生殖与性医学科，也有利于生殖与性医学科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中的应用和发展。

5　生殖与性医学科在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具体经验

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生殖与性医学科，是在市人口计生局的高度重视之下逐步建设起来的，领导重视是关键。局领导看准人口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机构必须从狭义的单纯控制人口的技术服务观念中解脱出来，从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拓展，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并重。在经过一个阶段的论证之后，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生殖与性医学科作为市人口计生局的重点学科建设写进了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十一五规划。作为重点学科，几年来在人财物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医教研方面都有丰富的收获。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5.1　重点学科建设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人员编制一般较少，但在人员编制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在生殖与性医学科在原来一名主任医师、两名副主任医师、三名普通医务人员的情况下，又引进了中科院心理所的一名博士后，一名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硕士。在发展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引进相关设备和建立研究室，除了有共用的手术室外，我们目前已经引进了美国夜间记录仪、24小时脑电图记录仪、ERP事件相关电位分析仪、贝克曼光化学激素测量仪、分析仪、多种心理测量工具、前列腺治疗机、理疗仪，以及行为医学研究室(可以进行录像监测和分析，主要用于手术医疗纠纷和司法鉴定)。

5.2　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学术会议

中心针对学科发展的要求，经常邀请相关的学术机构或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或专程讲学。香港大学的吴敏伦教授、台湾树德科技大学的阮芳赋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朱迪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胡佩诚教授、清华大学的马晓年教授、人民大学的潘绥明教授、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国家计生科研所的吴尚纯研究员和陈怡民研究员、复旦大学武俊清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张玫玫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赵连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中山大学的张滨教授等都前来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

5.3　借鉴香港经验

我们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专程参观香港大学和家计会与我们工作性质接近的机构，引进香港大学和家计会的服务理念，从中获益匪浅。

5.4　生殖健康咨询师培训

篇4

【关键词】失独老人；养老保障；问题对策

我国自198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影响，大批的育龄夫妇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现在的80后夫妇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现在的80后子女也长大了，成为了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第一代人。现在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年龄不断变大，因为意外事故，这些独生子女可能存在不幸离世的情况，这就导致了失独老人的出现。这些失独老人的生活如何继续进行，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我国失独老人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一）我国失独老人的现状

失独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产生的问题，失独老人这个群体已经慢慢扩大，成为了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些失独老人他们多出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计划生育的限制，只养育了一个子女。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因为子女死亡而成为失独老人，生活没有依靠。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在出生人口为1000人中，死亡年龄为不超过25岁的人占到立刻6%，死亡年龄不超过55岁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2%。根据我国卫生部门的统计，我国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独生子女人数大概有2亿人，这些人群的死亡率是万分之四。另外，专家预测，1975年到2010年之间出生的独生子女3亿人中，死亡年龄不超过25岁的人有1200万人以上。这意味着大概有2000万的父母在中年之后可能因为失去唯一的子女而成为失独老人。我国传统的观念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子女不只和父母有血缘关系，还是父母精神的寄托和老年生活的寄托。在现今的中国，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很不健全，失独老人养老保险体制严重缺失。虽然说父母是子女的依靠，但是父母在老年时，更需要子女的照顾，解决好失独老人的问题非常重要，有利于社会和谐。

（二）我国失独老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有很多老人认为，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孩子，一生都在为孩子奔波劳碌，养育孩子就是为了防老，老了之后有了依靠。这是他们的心灵告白，也是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失独老人因为没有孩子的照顾，不仅孤立无援，而且没有子女的法律证明，连养老院都进不去。他们生活往往不能自理，精神上也得不到安慰，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非常重要。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制定的第一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是在2007年，当时所能提供的补助仅仅只有每人每年1200元，在十个省市试点后，然后推广到全国。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重庆市就率先推出了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制度，规定失独老人可以每年每人领取3120元的特别资金；北京市推出了“暖心计划”，从2012年起就开始出资为每位失独老人购买、人寿、医疗、女性安康、意外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在2012年，郑州市也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失独老人实行了优惠政策，发放给每位失独老人每人每年发放3240元的补助金；在2012年7月，石家庄也出台了相应的针对失独老人的政策，只要是失独家庭女方年满49岁，男方年满55岁，每人每年都可以领取6000元的补助金；甘肃省针对农村和乡镇的失独老人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给予年满49周岁的夫妻每人每月100元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

虽然全国各省都制定了相应的失独子女政策，但是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失独老人的生活问题。目前，我国没有制定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老人的养老和精神安抚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落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议：国家应该相应倾斜到福利政策或者是辅助政策上，不仅要解决失独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精神问题，还要解决失独老人的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虽然这只是专家的建议，但是在2012年，民政部部长也发言表示：失独家庭可以参照“三无”老人，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可以结合法律上的“非义务”性的要求，真正解决失独老人的问题。同时，在各个省市实施政策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各个地方政府是否按照政府的要求执行，而且各个失独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政府需要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医疗支出、护理支出情况，还要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尤其是对情况比较困难的失独老人，政府更要格外照顾。国家需要拨出一项专项的资金来解决失独老人的生活问题，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因为一定的经济补助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要使失独老人真正地过好晚年的生活，就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

（三）我国失独老人社会管理制度的缺失

2012年，在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民来访办公室聚集了80多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反映的问题主要希望政府能够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提供廉价的社区住房，国家可以提供相应的生活救助等经济补偿，还能够针对失独救助的法律法规，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这些失独老人希望在他们生活困难的时候，政府和社会可以伸出援手，在提供经济补助的同时，对失独家庭进行统一的管理，把失独家庭的问题纳入社会管理的范围内。但是，我国在这些新型的社会管理制度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二、构建失独老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政府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失独老人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失独老人养老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引起了各个地方政府的重视。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失去了唯一的子女，也就失去了生活唯一的依靠，他们的养老就陷入了困境，只能依靠国家和社会提供补助。但是，目前我国针对失独家庭，仅仅实行了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资助失独父母每人每月100到200元的生活补助，还必须要求女方的年龄达到49周岁，夫妻双方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如此严格的标准根本不能有效解决失独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另外，针对这一群体的保障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目前相关的法律就只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但是这一规定并不明确，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量化标准，很容易让地方政府找到其中的漏洞而不予实施。而且“帮助”没有归入法律的范围内，当事人也可以轻易逃避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很多地方政府也因此没有采取解决失独老人生活困难的具体措施。有些法律规定虽然有效，但是真正实行的时候也失去了其现实意义。2012年，国务院在《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建议有条件的社区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工作，为失独老人提供必要的养老服务和老年护理补贴。但是这条规定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012年虽然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并没有针对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进行单独的规定。

所以政府必须全面了解失独老人的实际困难和需求，政府各级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完善失独老人帮扶制度，建立科学的帮扶制度。国家也应该通过专门的立法或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中，明确养老保障的制度，使失独老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有法可依。

（二）呼吁社会关爱失独老人，给失独老人以精神安慰

对于失独老人的经济补助虽然很重要，但是相对于物质帮助，他们更需要精神安慰，他们在经历丧子之痛之后，需要走出心理阴影，更积极地面对生活。目前，在国外已经出现了针对失独群体的心理补助机制，但是在我国还没有普及，甚至在一些落后的地区甚至对失独老人存在着歧视，有的失独老人被邻居孤立和误解，相当一部分的失独老人变得自闭、内向，甚至有抑郁和自杀的倾向。法律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这类精神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关爱这些失独老人，帮助他们走出阴影，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但是，失独家庭的个体性特征需要区别对待，这无疑也给精神救助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政府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对基层的社会工作者，特别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针对失独老人的精神问题进行心理治疗。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和社区志愿者的帮助，针对失独老人进行一对一的帮助。呼吁全社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通过社会成员的爱心，让失独老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让这个悲痛的群体振作精神，积极面对生活。

（三）改善计划生育政策，减少失独老人的数量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行了三十多年，虽然有效降低了我国的人口，但是也增加了社会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导致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缺失，陷入“未富先老”的尴尬境地。分析国外的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说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需要不断改变和完善，在保证根本宗旨的情况下，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同时也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在处理失独老人问题时，应该根据现行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进行及时修订和补充，不断完善相关的生育政策，使我国现行的人口法律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只有改善计划生育政策，才能从源头上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年轻劳动力缺失的问题，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独生子女夭折带来的失独老人的社会问题。

三、完善我国失独老人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渠道

（一）建立全面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一直在以社会化保险为重点，忽视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鼓励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为职工购买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国家金融机构也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和养老保险年金。针对失独家庭，保险费用可以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大大降低独生子女父母的社会保障风险。

（二）优化养老保险筹资渠道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借鉴美国和德国的经验，适当优化养老保险投资渠道，比如征求社会保障税、从未来的遗产税中留出一定的养老保险基金，并且设立专门的失独老人专项基金。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因为政府力量有限，所以社会养老基金根本不足。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先拨出一定的财政收入，给企业作为创业的成本，或者售卖一定的国有资产，发行国债，筹集更多的养老资金。采取多种财政手段来解决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提高养老基金的管理水平

在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部门主要是社会保障部门，这个部门多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管理体制比较僵化，管理水平和效率都很低。虽然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地方政府负责的，但是因为各地的情况不同，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常常发生混乱的情况。需要明确的是，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工作并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运营经验，把养老基金纳入市场的范围内，采用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由专业的公司来保障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和分配，并且适当提高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很严峻，特别是针对失独群体的社会保险法律很不完善，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1）政府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失独老人提高生活质量；（2）呼吁社会关爱失独老人，给失独老人以精神安慰；（3）改善计划生育政策，减少失独老人的数量。

参考文献

[1] 陈协平.失独老人社会保障体制探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6）.

[2] 周云.我国失独老人养老保障的问题及对策[J].人力资源管理，2014（3）.

[3] 安艳.失独老人养老保障研究[D].河北大学，2014.

[4] 张艳丹.构建失独老人养老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J].劳动保障世界，2013（18）.

篇5

“《计划生育法》就是一部恶法。”杨支柱几乎对每一个造访者反复表达这个观点。杨家略显拥挤的客厅俨然成为一个新闻厅。

变化始于2009年12月21日――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出生。

在大陆，这不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自上世纪80年代大陆强制实行计划生育以后，每年仍然有大约1000万不符合“规定”而“强行”出生的人。杨的女儿就是1000万中的一个。

不同的是，杨异乎寻常地在博客上为女儿高调征名，尽管他本人无论从外貌还是穿着都略显低调。

2010年4月9日，杨正式被所在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聘。

随之而来的理应是当地计生办强制性的经济处罚。然而，“计生委”至今没有露面，这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杨支柱的头上。

“黑孩”之父

“我面临的不公待遇直接关系到女儿未来的生活水平，我当然要大做文章，并且这个改变对她也是有利的，因为她现在还是个‘黑人’。”

突如其来的社会关注并没有让杨支柱感到意外。

早在杨的妻子怀上孩子之时，大陆知名学者丁东和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改革的易富贤一致认为，杨的孩子出生将会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杨认为他的“超生”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他有史以来长期批判计划生育有关。

他所批判和违犯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

按照该法的规定，超生者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然而杨自始至终对此法不屑一顾。他看起来已经适应了解聘后的新生活，“我同事帮我们家请了一个阿姨，我家务也解脱了，工作也解脱了，现在成自由的人了，成了专门批判计划生育的人。”

借由媒体之口，杨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受采访，一天一到两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杨现在的发声又多了一层含义――为女儿争取权利。

“生孩子并非为了作为一个推进计生政策改革运动的工具，但现实是孩子已经出生了。我面临的不公待遇直接关系到她的生活水平，我当然要大做文章，并且这个改变对她也是有利的，因为她现在还是个‘黑人’。”

“黑孩之父”，是杨对自己失掉“副教授头衔”后当下的定位。随意的调侃和爽朗的大笑，杨支柱仍在媒体面前保持着乐观。

但在大陆，他仍不得不面临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黑人”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而户口又和上学、工作、住房、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如果计生政策仍持续不变，可以预想，其新出生的女儿杨若楠未来的生活并非坦途。

公开抗法

杨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已遭解聘的杨支柱再次公开宣布，不打算交这笔具有惩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

未经世事的杨若楠在隔壁的哭声提醒着CCN记者――她的确是存在的，这份幸运正是基于其父母的坚持。

杨支柱的压力从妻子怀上女儿三个月就开始了，他不得不直面来自学校和社区居委会接连不断的劝服攻势，这些与孩子无关的人要求他们终止这个孩子的生命，否则要按规定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

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一向固执的杨，在居委会的一再要求下，签订了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保证书。

“当时，居委会说社会抚养费20多万接近30万。”杨支柱估算大约是按收入五倍的标准。然而现在这仅是一张尚未兑现的纸。

计生委在这件事上迟迟没有露面，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得而知，杨认为这是计生委在等待自己先去求他们，以争取在罚款上计生委能够给予优待，从三倍到十倍之间选择较少的数额。

他的理由是，学校方面曾经与他面谈，希望他能够不再继续批判计生委，并将网上此类内容删除。以此来和计生委在罚款数额上协商。

显然这些都是徒劳，杨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已遭解聘的杨支柱再次公开宣布，不打算交这笔具有惩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拒绝缴纳罚款象征意义更多一些。此外，杨对这个国家“两到三年放开二胎”的形势抱以乐观，这也让他坚定此行为，即使他现在还处于学校处分之中。

身为法学副教授的杨已经招致“以身试法”的非议，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就在杨被解聘三日之后，2010年4月12日，同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五名教师窦英才、王东成、雷永生、张卫民和于闽梅就此事上书校领导。建议学院领导取消对他的处分。

“超生”一事就此演变为公共事件，争论的矛头也由超生个案开始转向对国策“计划生育”的质疑。

由此，有媒体评价称，“超生副教授”的出现，引爆了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最受关注的超生事件。

不安分因子

杨支柱形容自己“超生”后的处境，“就是砧板上的肉，计生委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这并非杨支柱第一次遭受处分，这种经历在他43年的生命里属于一个特别的部分。

1987年杨从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并考上本校哲学史系研究生，但因为“一场意外”，最后只收获的一纸不录取通知书。这一年杨还积极投身于北京海淀区第七届人民代表选举，亦最终落选。

不管怎么样，杨还是决定再度考研试试，这次他选择了北京大学。

报考专业选择着实让杨思索了一阵，最终已在北大法律系读研的同乡替他拿了主意。“民商法能满足我的理论偏好并且毕业好找工作。”

“考上了，很容易。”学习、考试对于杨来说都不是难事，他归结于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在家排行老三的杨小时候就看哥哥的书，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杨的自学能力。

“这就是家里多子女的好处。”他补充道。

结束北京大学的求学生涯，杨经历了一段动荡的生活，后来被朋友介绍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当老师。

然而，对学校后勤分配宿舍不公颇有怨言，加之不参加系里安排的监考任务，他和系主任起了冲突。

他没想到，一点也不退让的结果让他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杨支柱下岗了。

此后四年，他被迫离开讲台，任职于学校图书馆。

篇6

关键词：lesilie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预测；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001-02

引言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各项生育政策的调整，我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趋势。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以当前人口数据和生育率水平为基础预测人口变化趋势，并论述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回顾

何海林、涂建军、孙祥龙（2013）运用灰色关联技术对我国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联度、耦合度和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测度分析[1]。叶辉、蔡东汉（2014）则从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出发，着重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增长、劳动力增长以及导致的储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David Canning等人（2003）发现，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3]。David E.Bloom等（2003）研究了世界特定范围内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项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郑娜（2008）通过对人口结构和人均GDP数据的分析提出我国应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确立合理的城镇化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纵观近年来学者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学术成果，大多是利用历史数据探究人口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则从预测的角度出发，更直观地论述当前人口变化趋势下的经济走势，说明人口政策调整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二、基于人口因素的中国经济走势预测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常见的预测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数学模型，其形式如下

（1）

为便于求解，我们对其两边取对数，得到

（2）

其中，Y为总产值，在本文中用GDP衡量；A为技术水平；L为投入的劳动力，在本文中用劳动人口数衡量；K为投入的资本，在本文中用资本存量衡量；μ为随机误差。我们从《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整理出历年GDP、劳动人口数并参考单豪杰方法计算的资本存量数据，使用SAS软件求解上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形式回归模型，从参数估计表中得到截距lnA、参数α、β的估计值分别为-56.212 93、5.360 79、0.625 59，T值分别为-5.60、5.37、4.96，对应的P值均

（3）

（二）资本存量预测模型

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拟合：

lnK=ωD+ε+μ （4）

其中，K为资本存量，D为年份，μ为随机误差。利用SAS软件求解该资本存量预测模型，从参数估计表中得到截距ε、参数ω的估计值分别为-201.200 88、0.106 00，T值分别为-60.71、63.85，对应的P值均

lNK=0.106K-D-201.200 88 （5）

（三）Leslie人口预测模型

将女性总人口按年龄大小分成p个组，要求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分布，把时间等距离散化，t=1，2，3，...。构造t时刻不同年龄段女性 ，设各组女性的生育率bi为（i为对应的年龄组），各种女性死亡率为di，则存活率为si=1-di。根据三者之间关系建立模型如下：

（6）

构造Leslie矩阵[6] （7）

故 。通过Leslie矩阵，结合人口分布的开始年各年龄段女性的人口数 ，求解出t时刻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人口数为 ，tr刻对应下的不同年龄段的总人口数为： ，r为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

t时刻总人口数：

我们所需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即t时刻15-64岁人口数，p2为64岁女性所在组：

（四）GDP走势预测

我们使用上文构建的人口预测模型和资本存量预测模型，预测未来20年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和资本存量，并以此为基础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GDP进行预测。

因此，基于当前生育率水平的人口变化趋势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29年GDP将达到峰值1 632 506.217亿元后持续下降，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因此，我国应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使之适应经济增长需求。

三、人口政策调整方向建议

篇7

全区乡镇现有卫生院24个,在职员工人数773人,其中在编人员276人，主治医师33人，医师61人，医士118人，卫校毕业生64人，共有病床324张。街镇卫生院最突显的两个特征是:一是全区乡镇卫生院至今没有一名职前本科生,现有的主治医师都为职后大专或本科文凭,高学历医师十分紧缺;二是街镇卫生院人员严重饱和。按标准，一个街镇卫生院配60人绰绰有余，而我区有的街镇如卫生院人数接近300人。全区共有595个村，有卫生室466个，村医837人，其中女村医285人，占34.92％。837名村医中兼计生宣传的有344人。村医突出体现为个体经营居多、且均在家坐诊。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重视下，各街镇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发现疫情及时报告处理，以预防为主的基本医疗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卫生员定期到街镇卫生院领取疫苗，及时接种发放疫苗，儿童四苗接种率在98.6％以上。加强了对孕产妇的系统管理，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率逐年提高。孕产妇死亡、新生儿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婴儿死亡率与“九五”同期相比下降27.06‰，儿童死亡率下降到23.86‰，儿童疾病监测工作得到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加强了重点防治监测，同时配合计划生育部门做好了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工作。街镇卫生院在搞好医疗服务的同时，加强对村卫生室的指导和监督，提高了农村卫生组织的综合能力。农村卫生网络基本建立，保证了初级卫生保健预防工作的正常开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稳定。

二、存在问题

（一）资金不足，设备落后。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卫生院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得到改善，但由于缺乏培训经费，有了设备也无人操作，造成有限资源浪费。村卫生室缺乏资金垫本，有的卫生室除了接种发放疫苗外，无法开展医疗服务工作。

（二）技术骨干缺乏，卫生技术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全区街镇24个卫生院医务人员中，主治医师占11.9％，医师占22.1％，且人员分散，不均衡，有处方权的少，给各自的工作造成一些影响，医务人员业务培训机会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虽签订了卫生工作综合目标责任书，但人权、事权、财权关系不畅，考核奖惩难以兑现，调动不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三）村卫生员报酬不均，队伍不稳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由于村卫生员变动大，甚至有的村无村医，特别是徐古边远山区。按国家规定，村卫生员的报酬应由财政支付，但全区基本未兑现，为了生活，99%的村卫生员演变成了个体游医，在家坐诊居多。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村级卫生员的经济收入差别很大，医术高的收入好，但不安心搞预防、妇幼保健工作，差的又无法维持生计。由于培训工作的滞后，许多村的卫生室形同虚设，长期物色不到理想的“接班”人。

（四）村医配置不合理。村级体制改革后，各村在配备卫生员时，忽视了女村医，致使村医中男女比例失调（全区女村医只占34.92％），造成一些村的卫生室特别是妇幼保健工作滞后，有的濒临瘫痪，影响了全区妇幼保健工作。

（五）农村医疗不规范。一是村卫生室不规范。有的村委会有房不分配给卫生室，致使卫生室宿舍、药品、门诊、注射混为一室。二是各街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行医证和行医不规范的问题。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理顺关系，实现农村医生管理、使用、培训一体化。为加强对街镇级卫生院的考核管理，合理配备技术人才，根据卫生部《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街镇卫生机构上划到区级人民政府管理、经费预算指标相应上划到区级财政”的意见，建议把街级卫生院的人事、经费权划归区级卫生职能部门管理，由卫生主管部门对全区的卫生技术人员的考核、使用、培训作出统一安排，实行全行业管理。

（二）完善人事机构。根据《省农村医疗卫生条例》，村级卫生室一村配备一男一女村医的规定，建议我区把卫生员和计划生育宣传员纳入统一管理，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人员配备上按一男一女配齐，要求具备一定的卫生专业技术，能履行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工作和医疗服务的职能，使我区的防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同步发展。

（三）提高卫生技术人员素质。加快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结构的调整，根据卫生部“要加强对现有农村医生的学历教育，新进入村卫生室的人员应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规定，建议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大对农村医生的技术培训力度。一是卫生主管部门采取举办培训班的办法进行培训；二是统筹安排街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到区医院、中医院进修学习，村卫生员到街镇卫生院或区医院实习，不断提高农村卫生人员的业务技术。

篇8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着青壮年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再加上养老保障制度残缺不全，老年农民老无所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民的最基本的保障问题上下功夫，使农民老有所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首先是农村老龄化加快。虽然我国在城乡执行了不同的生育政策，但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农村的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农村的养老赡养系数明显提高。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8.33亿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36%，到2030年6.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7.39%为1.29亿。

一、农村养老保障需求持续高涨

其次是农村传统养老功能弱化。主要体现在传统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土地保障功能“虚化”、家庭保障功能弱化上。随着农村的实行，农村集体经济大为削弱，资金缺失使五保制度名存实亡；同时土地收益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而农民生活保障实际能力逐步下降。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产品价格不合理，导致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农村土地负担越来越重，单纯依靠土地已无法对农民提供保障作用，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也越来越低，甚至下降到绝对亏本状态。再者由于生育政策的实行，家庭小型化成为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小型家庭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面临的风险不易分散，在养老问题上表现为赡养系数大大提高，加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也大大削弱了家庭保障的功能。

再次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所面临的老年风险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风险，如由于社会流动，城市化加快，青壮年农民群体大量进城务工，成为农村中的非农业群体或农民工，因此留居农村的农民因年

老无力经营承包土地，面临收入大幅减少，基本生活失去保障的风险；而最终未被城市吸纳的农民工，由于工作时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又无足够的个人储蓄，年老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风险。老年风险的增加使农民对未来特别是老年预期极低，从而加大边际储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农村消费需求不旺的原因。从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农民权益方面考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很是紧迫。

二、农村养老保障近期建设

我们构建农村养老保障，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国情。目前，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不能搞“一刀切”。由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们对社会保险的需求和缴费能力也有不同，因而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方案，先东部后中西部，逐步推进。

同时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群体也发生分化，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缴费能力各有不同，在现阶段应将其按不同的群体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群体设计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险方案，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目前农村社会群体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农村中的非农业群体，如乡镇企业职工；二是外出务工经商群体，即我们所说的农民工；三是留居农村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民，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在近期制度建设中，应按分层分类原则，按不同的群体，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推进，逐步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首先，针对农村中的非农业群体，即居住在农村，但从事的是非农业生产活动，如乡镇企业职工。他们已与城镇职工无异，对这一群体，应追求与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统一。

其次，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应再行分类处理。对在城镇有稳定职业、住所的农民工，应将其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障系统；而从中分离出来的另一部分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无固定职业和住所，且部分人年老时仍会返回农村经营承包土地，对这部分群体应建立个人账户，将企业和职工按适当比例的缴费存人个人账户。由于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大，因而需统一的全国性的政策，以确保个人账户可根据个人的工作所在地流动。为防止企业逃避责任，应加大劳动监察，规范用工，加大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力度，切切实实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益。

再次，针对留居农村经营土地的群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由于他们缴费能力不足，若在时机成熟前强行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但会增加农民负担，而且会因该制度受到农民的抵制而无法有效执行。当前作为过渡措施，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救助。

对于不同地域的发展水平有步骤地推进。可先在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建立社保制度，然后向中西部逐步推进，同时加大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东部发达地区支持本部不发达地区，城镇支持农村，全国性的政策安排向中西部倾斜。

三、农村养老保障中长期建设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将全体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障公平要求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社会地位、职业、贫富等，均被强制性地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越高，这种机会公平性就表现得越充分；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身份特征，以是否有城镇户口为划分依据，“以这种眼光看待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观点，显然违背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因此中长期制度建设应追求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在此有必要改革完善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同时加快乡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并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两大板块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促使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整合。

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调整。郑功成提出，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财户部分分解并发展为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记人个人账户部份)。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国民养老金覆盖所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劳动力，以国税为基础，采取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显著体现国家责任和社会公平属性。差别性的职业养老年金则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完全记人个人账户，采用完全积累的财务模式。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将城镇的“国民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中的国民年金部份扩展到农村，成为全民共享的养老保障项目。农村居民只要达到规定的年龄即自动享受国民养老金，不同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这一制度平台上趋于统一。

由于我国地域发展差别较大，国民养老金部分应按省直辖市级统筹，按统筹区内居民当年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给付。这体现了老年人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原则，由于各地财政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不同，应建设省内调剂资金，其使用向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地区倾斜。

建设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我国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包括：自我保障层次、政府负责层次、政府主导责任分担层次、单位负责层次、市场提供层次田。在农村这些保障层次被赋予了新的特色。

自我保障层次。主要包括家庭保障、个人储蓄保障、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主要是家庭中的成年子女通过物质帮助、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情感需求，体现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反哺。在农村养老保障建设中，我们不能夸大家庭养老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作用，家庭所发挥的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情感慰藉是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无法替代的。在新时期应对养老家庭给予资助，对照顾无自理能力老人的家庭提供资助。对子女和老人同住或附近居住提供方便。个人储蓄保障指个人将其在青壮年时劳动的部分收入用来储蓄，以备年老时的不时之需，它体现了个人在追求终生收入平衡。个人储蓄可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老年生活质量，国家应尽早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储蓄养老。土地保障虽然在农村存在虚化的现象，但土地在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开支需求上有重要作用，对正式的制度起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老年人经营小块土地不但可以满足其日常吃穿用度的小额开支，而且可满足其感情需要。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还应发挥土地保障的有益补充作用。

政府负责层次。这包括普惠制国民养老保险金和政府老年社会救助。“养老保险金构成整个老年保障体系的第二层次，政府是这一层次的直接责任主体，制度的出发点是向所有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普惠制源于税收，待遇与工资脱钩但与物价水平挂钩，并随着整个社会平均收入提高而提高，体现着老年人分享经济社会成果权益”mo政府的老年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保障线，由公共财政资助。

企业(集体)保障层次。体现个人对自己的养老负责，资金与企业(集体)共担，完全记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与就业相关，具有差别性，体现效率原则。在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建设中对不同的群体其个人账户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农村中非农业群体和在城镇具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的农民工群体，表现为职业养老金，即个人账户的缴费由企业和职工共同承担；而对于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和留居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个人账户表现为个人缴费，国家集体给予补助的形式。

市场保障层次。指商业人寿保险和从事力所能及的市场劳动。商业人寿保险的赢利性促使其更倾向于高收人群体，主要满足农村中高收人群体在保證基本生活的同时改善老年生活的愿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中也同样会不断涌现出高收入群体，可以预见，发达的商业保险会产生“福利挤出效应”，即一部分高收人群体因参加商业人寿保险，老年收入丰厚，便自愿放弃领取国发养老金，这会使国民养老金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老年农民从事力所能及的市场劳动，如经营小块土地获取市场报酬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生活。

四、多管齐下破解资金难题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资金短缺成为农村养老保险的瓶颈，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将其放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全局中，多管齐下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铺路。

城市化。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城市化，大部分农民要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进入其他产业，变为城市居民，通过城市化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剩下的农民可以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发展农业专业化经营。最终解决城乡差距，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还是要“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征用土地农民的“土地换保障”。将失地农民的土地转让费用于充实个人养老账户，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中小城市的急速扩大，政府的城市规划，必然要征用大量农村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2001年第10号公告，征地农民应得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随着土地被征用，部分农村人口也转变为城市居民，他们年轻时可参加各种就业，若未进行养老保障个人账户积累，年老时则会因缺乏保障而落入贫困。对此应将现行的土地征用一次性拨付给农民改为建立并充实个人养老账户，使他们老有所养。同时对进城已达一定年限的农村人口在家乡的承包地实行有偿转让制度，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并把土地转让所得用于填补他们的个人养老账户，同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改“农业税”为“养老保险费”。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这将在真正意义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实现国家对农业的反哺，但仍未解决农民养老难问题，建议将“农业税”改为“养老保险费”。鉴于在农业税改革前农村乱收费现象突出，有必要为每个农民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财政专款专用，加强监督，同时加大宣传，确保真正为农民办实事，避免农民的抵触情绪。

篇9

这意味着，再过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将是比美国还要老龄化的国家。

为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发生社会灾难，中国从198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起，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

之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多次变革。今年6月，政府又出新规，宣布将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这项针对农民养老的政策得到了海内外的积极评价。

然而，问题仍很突出。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的报告《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提出，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仅覆盖了整个劳动力的一小部分，私营的养老金系统刚刚起步；中国储蓄率很高，劳动者中却仅有少数人为其老年积蓄了足够的金融资产。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部分的老年人仍依靠子女度过晚年。

在中国甚至亚洲许多国家，依靠儿女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经济比重的降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使得社会安全主要依靠一个大家庭的模式逐渐难以为继。

问题尚不止如此。尽管经济取得了令人眩目的增长，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当老龄化浪潮袭来时，中国可能仍然相对贫穷。有专家提出，“未富先老”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即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养老制度需要改革，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关键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本刊此次特别约请的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和北京香柏领导力机构特约研究员吕彦博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重要时机。因此，应当尽快推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政策措施。

篇10

2011年春节后全国大范围大量缺工，各地最低工资纷纷上调，主流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临近或已经到达。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必然会经历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目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两难问题”。

“棒棒军”扎堆，重庆却缺搬运工

春节后来到广州打工的80后外来工宁刚，不到两个月就换了三个工作，他坚决不碰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职位，保安、送餐、快递等简单的力气活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与宁刚同龄的打工仔，求职时同样看不上体力活。

新生代外来工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城市长大，不愿意像父辈一样卖力气。他们与上一代外来工截然不同的特点，造成当前简单劳动力的紧缺。自2003年以来，“用工荒”已不是新鲜热辣的词汇。不过，以前紧缺的主要是技工以及生产在线的熟练工，今年各地则是连简单体力劳动者也变得紧俏，包括保安、餐厅服务员、清洁工、包装工、搬运工等，这些职业多数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比如“棒棒军”扎堆的重庆，搬运工、包装工供求比曾达到1比3。且波及范围扩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中西部地区，甚至在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地也出现同样现象。

“用工荒”到底是暂时的局部现象，还是长期的整体现象，社会各界各有看法。主流观点认为无限供给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到了尽头，意味着“刘易斯拐点”临近或已经到达，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若是暂时的局部现象，政府就必须从破除以户籍管制为基础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入手，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如果是长期的整体现象，即中国有可能正在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过渡到相对不足，除了破除户籍管制之外，政府还要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甚至要考虑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农民工“上不来”大学生“下不去”

不少学者的分析倾向于“用工荒”将是长期的整体现象的观点，理由是：人数有1亿之巨的80后与90后新生代务工青年的观念与第一代民工大为不同。作为城市和农村的“双面人”，他们可能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储备，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如果长期无所事事，会导致“用工荒”的长期化，因此必须及时把目光锁定这一群体，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和心理辅导，甚至可以优先让其落户城市，找到归属感，从而让其体面且愿意积极地加入劳动市场。

当然，即使通过户籍改革降低了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的成本，以教育、培训扭转新生代的就业观念，但整体来看，中国已开始步入了高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有逐年放缓的趋势。有专家警告，在农村城镇化推动下，农民更不愿外出打工，中国的人口优势恐怕将很快消失。

另一方面，在出现“用工荒”的同时，又有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即同时出现“用工荒”与就业难课题，很多农民工“上不来”，很多大学生“下不去”。似乎“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是两条并行不悖的平行线，有评论将两者喻为“鸳鸯火锅”。教育学家指出，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导致大学生多、专业技术工人少，现在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愈来愈接近，可是大学生不想与农民工看齐，但企业宁要民工，而不雇大学生，说明我国产业比重仍偏向低端生产、劳动密集型为主，可供高教育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职缺不多，显示总体劳动力布局存在结构问题。

人口学家则更多地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理解“用工荒”。他们认为，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率6.8%，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2009年中国老年人口比率达到8.3%，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5%。产生“用工荒”的主因是，在30多年前推行的“一对夫妻一个孩”生育计划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20至39岁人口大幅减少，从而导致劳动力锐减。

机器人、数控机械与“用工荒”的因果关系

不论如何，缺工问题已经演变成结构性的转变，短时间内不容易改变。“用工荒”或许将长期存在，从而倒逼经济转型，这既是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的良机，也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机。

加快转型的脚步，提高自动化生产比率，降低对人工的依赖，成了所有相关厂商现阶段异口同声的因应“用工荒”对策。而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自动化设备供货商或许是这波严重缺工潮的受益者。

杭州大关一个为招厨师大费周折的餐厅老板准备花10万元找一个厨师，不过这个厨师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厨师的发明者扬州大学教授周晓燕说，这个会烧菜的机器人样子像台冰箱，计算机程序指挥机械动作，完成投料、滑油、翻锅、焖烧、火候控制等厨艺活。目前可以烧制400多种不同风味的菜肴，包括正宗的红烧肉、鱼香肉丝等。使用者放入菜料，按照操作提示选择相应的菜名揿按钮，机器人可按照西式的烤、炸、煮、蒸，中餐的炒、爆、煸、烧、溜等技法，进行操作。

机器人厨师三年前面市时价格是30万，而现在只需10万左右。而杭州一个普通厨师月薪，也已经从三年前的两三千涨到目前的四五千元。

自动化工厂最主要的象征设备就是数控，业内也往往把使用数控的机械占比作为衡量自动化水准的一个指标。野村证券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数控的机械占比在截至2010年5月的三个月里上涨至27%，2009年该值为22%，2008年为19%。这使得目前中国自动化的水准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近。因而2010年中国数控板块企业的业绩令人艳羡，2010年底数控机床龙头沈阳机床宣布业绩增长5倍以上。

机器人厨师上岗、数控板块大赚，无疑和席卷全国的“用工荒”存在因果关系。

涨薪潮令中国失制造业中心地位？

对于劳动者来说，“用工荒”的最大正面效应当然是涨薪潮的掀起。

有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廉价劳动力在过去20年里遏制了全球企业成本和物价的上涨，是全球通货紧缩的“主犯“。涨薪潮的出现，是宣告一个时代终结的信号。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因应缺工而爆发的这波涨薪潮，将冲击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美国彭博社称，由于工资大幅上涨，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业将会走下坡路。如果中国工厂转移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亚地区，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致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