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产销对接 渠道 多案例研究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我国涌现了一批产销对接模式完整高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同时期其它的合作社。这其中一定有着合作社在自身产销对接渠道模式构建方面的原因。此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和企业家的关注，但究竟哪种形式的产销对接模式最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一点并没有达成共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变化环境下高速成长的合作社其共同产销对接渠道模式的特征是什么？这类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较少见，关于产销对接模式的研究尤其是多案例研究更是少见。

本文选择产销对接渠道模式的研究视角，理由是：优秀合作社共同的特征是有出色的营销体系。营销是否成功会直接影响产品相对同质化的合作社的发展和壮大。依据经典的营销4P理论，产销对接渠道模式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选择产销对接模式进行研究对于合作社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论背景与分析模型

澳大利亚学者Wilkinson（2001）认为，营销渠道理论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渠道结构理论、渠道行为理论和渠道关系理论三个阶段。

虽然渠道研究的三个阶段有相应的历史沿革，但渠道理论的三种阶段研究并不是互相替代式的理论，而是不同方法、不同层面的研究，这三种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完备的构建了一套成熟的营销渠道理论。企业要想在营销渠道上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达到良好的效果。

渠道结构理论其核心是通过渠道结构的设计，形成并获取由渠道成员之间分工和合作所带来的效率及效益（庄贵军，2000；刘宇伟，2002）。渠道行为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渠道成员的权力、冲突和合作。渠道关系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渠道成员之间的满意、信任和承诺等（邵昶、蒋青云，2011）。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合作社的产销对接模式问题，因此以经典的渠道理论为基础，设计了产销对接渠道模式分析模型，如表1所示。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多案例研究，资料的收集分为两个阶段：一手资料采集为主的前期调研阶段和二手资料分析为主的后期分析阶段。一手资料主要是对4家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内容包括现场访谈和考察。二手资料主要包括合作社整体历史上发表过的文章等有关资料。

（二）案例介绍

本文所选择的合作社必须处于高速发展期，经历了相应的市场环境变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着完整产销对接模式并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4家合作社进行案例研究，它们分别是：重庆万州区小岩无公害蔬菜专业合作社（简称小岩蔬菜）：国家无公害蔬菜产地认定4000亩，年供优质蔬菜9000吨以上；重庆涪陵区睦和龙哥果品专业合作社（简称睦和果品）：有社员545户，果树种植面积1700亩，实现“无粮种植”；重庆万州区农建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简称农建家禽）：有社员329户，年出栏大、中肉鸡1100多万只、生态土鸡150多万只，年销售额1.8亿元以上；重庆海林种养友好生猪专业合作社（简称海林生猪）：有社员598户， 2010年，合作社成员出栏生猪52600头，销售收入6800万元。

案例分析结果

本文首先对得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然后运用前述的理论模型和界定的问题，对样本合作社的实际情况进行描述并形成文字材料，从而得出这4家样本合作社的分析研究报告，探寻其共同特征，归纳出相应的研究结论。

（一）层级结构

4家合作社普遍使用单层级甚至零层级的渠道模式，并且合作社与超市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际上，由于减少渠道层级的方式是减少中间环节、获取更多利润的关键，也有利于农产品的运输储存、较少损耗并节约成本，通过“农超对接”、“农社对接”或是设立直营门店等多种形式来缩短渠道长度，能更好的把控终端，对产品的定价和定位也有更强的掌控力。具体如表2所示。

（二）层级柔性

渠道的柔性和应变能力是现代渠道建设中的重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所有的合作社都有比较灵活的渠道设置，虽然多数合作社都已跟超市、批发市场等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也会根据环境变化选择灵活的渠道政策，例如蔬菜大丰收时小岩蔬菜会重新联系之前的流动商贩。这些说明对于传统渠道和团购等特殊渠道的合理灵活运用也是合作社取得营销成功的关键因素。具体如表3所示。

（三）权力分配

权力分配是渠道行为的重点，合理的权力分配关系到整个渠道建设的稳定和效率。案例中的4家合作社都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并依靠其强大的产品吸引力在面对例如沃尔玛超市这类强势渠道商的时候仍能够获得一个合理地位。而且，产品力可以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为合作社带来较大的选择权，合作社既有自营网点，也在单层级渠道中也有超市等稳定的合作伙伴。具体如表4所示。

（四）冲突控制

渠道是否有合理的冲突防范控制机制会直接影响渠道的流转。畅通的渠道对于保质期较短的农产品来说至关重要，4家合作社中，除睦和龙哥由于产品（主要是龙眼、荔枝）季节性强的原因，难以形成产品的稳定供应，因而对于渠道冲突的控制更多的表现在事后的沟通协商之外，另外3家合作社，均通过前期签订规范合同，取得产品质量认证和聘任法律顾问的形式来有效的规避和控制渠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冲突，有效的维系了渠道的持续性，减少了渠道内耗甚至阻塞等不良现象的出现。具体如表5所示。

（五）成员关系

在渠道构建中，渠道成员的关系非常重要。4家合作社都与渠道合作伙伴关系良好，合作社的产品主要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日常食品，且大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工业品更长，但保质期却更短。因此，渠道的流畅和稳定非常重要，合作社都以寻求长期合作为目的，凭借自身优良的产品和诚信的服务为保障，充分取得渠道伙伴的信任，逐渐建立起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如表6所示。

结论

本文利用经典渠道理论，构建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模式研究模型，采用规范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对“目前高速成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模式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模式方面的共同特征为：依靠零层级或者单层级的渠道模式，以“农超对接”、“农社对接”以及直营门店的模式为主；产销对接模式的应变能力很强；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渠道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多与渠道伙伴签订稳定的长期规范合同；维持与渠道伙伴的良好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视为合作社发展的重要资源。由于本文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模式这一新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因此得出的结论相比以往有着不同的意义。

本文由于资料收集的限制，主要是以重庆地区的合作社为主，在地域上有一定限制，这在样本代表性上可能有一些不足。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在合作社产销对接模式研究的深化上，进一步的细化、丰富其内容，如进一步实证检验共性特征与合作社高速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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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丽艳，周林洁.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分析[J].商业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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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泰安271018）

［作者简介］孟祥东（1990－），男，山东邹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薛兴利（1962－），男，山东临朐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摘要］ 文章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别，并且构成了复杂的利益驱动机制网络，其中在利益驱动机制的层次归属上，政府的需求层次最高，其次为农村能人、普通社员，而企业、合作社自身与非社员则处于较低需求层次。在当前的利益驱动机制下产生了排斥机制与阶层分化等问题，对此试探性地提出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提升利益驱动层次等措施加以解决。

［

关键词 ］ 多元参与主体；利益驱动机制；排斥机制；阶层分化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当前学界、政界乃至商界聚焦的重要领域之一。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在经济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认为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所在 ［1 ］。经济利益作为农民进行合作的基础与纽带，同时也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需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利益联结机制较弱，以服务联结模式为主，利益分配机制表现为多样性、不规范性等特点，应通过组织内部制度和外部环境的优化加以完善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对其经营绩效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3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保障与促进社员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社员间必将围绕利益的产生与分配形成繁琐的权、责、利关系，并形成促进或阻碍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机制主要涉及合作社与其社员的利益关联方式和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 ［4 ］。总体来看，目前专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利益机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且多侧重于合作社、社员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驱动机制，未能较好涵盖包括政府、企业或收购商、农村能人（村干部、大户等）、合作社、普通社员、非社员等在内的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政府政绩的追求、社会地位的改善、自身价值实现等内容也纳入利益驱动机制的范畴。结合山东邹平县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此外，为便于表述在文中所使用的合作社均指农民专业合作社。

二、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村能人、普通社员、非社员。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和多元化的利益追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这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由低到高逐级递升，但这种次序并非绝对固定的，是可变的。需求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点是每个人都有需要，某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层的需要才出现；第二是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之前，先满足迫切需要，该需要满足之后，其他的需要才会显示激励作用。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相应的，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马斯洛强调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此外，需要层次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以及受教育程度也直接相关。

（一）多元参与主体的单向利益驱动机制

1． 政府的利益驱动机制。中央政府出于发展农业的考虑，希望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政策引导下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一方面是出于发展当地农业经济的需要，真正希望当地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收入增加，走上富裕道路，尽快建成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从财政中获得更多的“政策性经费”，包括直接划拨给相关部门的专项经费，也包括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与奖励资金中分享的部分。此外，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可作为基层政府官员的工作考核与职位升迁的重要依据。

2． 企业或收购商的利益驱动机制。企业或收购商的最大追求便是利润最大化。在“龙头企业＋合作社”模式下，企业可以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充足优质原料，例如邹平县毛张山药合作社，常年保障稳定3000亩左右的山药种植面积，为当地山药加工企业保障了原料供应；在企业领办合作社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合作社实现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某粮食加工企业以合作社的名义流转了1500亩土地，用于发展农业生态旅游。此外，企业还可直接或间接获得“政策性优惠项目”，包括政策性扶持资金和税收减免优惠等。例如东来农机公司领办合作社，公司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均为同一人，获得的政策性扶持资金不仅用于合作社发展，也用于东来农机公司的发展，且公司在农机维修等项目上免缴所得税。

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驱动机制。此处主要指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进行合作的利益驱动机制。通过社与社间的合作（联合、整合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拓展经营项目，扩大服务经范围，获得更多的收益，还可增强自身实力，获得优秀示范社的评选资格，获得更多政策性扶持资金。以邹平县福生源农机合作社为例，该社仅能提供耕耙服务，与邻村张套农机合作社联合以后，便拥有了农药喷施的服务项目，2014年为2900余亩耕地提供了耕耙与农药喷施服务，获政策性扶持资金4万元。

4． 农村能人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能人即所说的农村精英，这部分主体往往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具有灵活的经济头脑，拥有较多的资金与人际关系资源，能够掌握较多政策信息。现实中，农村能人领办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是出于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相关服务，亦或是借助独有的人际关系或信息资源获取“政策性扶持资金”，一般为“核心社员”，在合作社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农村能人除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外，对于社会地位或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也是十分重要的驱动力。例如韩店镇韭久香蔬菜合作社的领办人是村支书，通过成立合作社从县财政一次性获得了50万元的政策性扶持资金，主要归合作社发起人支配。村支书同时作为村干部与合作社负责人，积极跑市场，在寻找收购商时往往需要自己垫付部分费用，即自有资金为社员提供了便捷的蔬菜销售渠道，获得了社员的极大拥护，该村支书也曾经坦言“忙活是为了混个好名声”。

5． 普通社员的利益驱动机制。普通社员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正式社员，却不是管理层或发起者，这类社员往往对合作社管理的参与较少。普通社员参与合作社一般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只要加入合作社能够获得比不参加高的收益就会参加，可以是通过合作社获得高于市价的价格，也可以是通过合作社节约相关服务的成本。例如在穆旺狐狸养殖合作社，普通社员加入合作社的主要动机之一便是通过合作社购买疫苗每支可省0．5－1．5元，社员的养殖规模平均为100只，仅这一项便可节省50－150元，加入合作社既节省了直接成本也省去了一部分交通费用。

除了经济利益，社交的需要也是重要的驱动力。先生认为农村社会是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通过血缘与地缘构建自己的社交圈子。当某个合作社成立之后，核心社员的亲朋们为了显示“自己人”的势力，往往会主动或较容易被说服参与合作社，同时同村人为了显示整个村集体的团结，避免被孤立也会积极参与本村的合作社。例如韩店镇安裕粮食种植合作社，6个发起人中，3人为同一宗族，另外3人与之前的3人存在姻亲关系，全部社员共94人，除1人为发起人亲戚外，其余93人均为本村村民。

6． 非社员的利益驱动机制。此处所指的非社员是指不在合作社社员名册之上，也不被合作社认为是本社社员但与合作社存在一定的交易或其他事项的农户。这类主体主要分布于合作社所在村或周边村落。这类主体之所以与合作社产生联系目的为了获得合作社的正外部效应，主要是合作社开拓的市场，获得较社员低但较市价高的价格。此外，经常与合作社联系可以有更多机会成为合作社的正式社员。同时也存在部分非社员仅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有利条件却不加入合作社的情况，其驱动力是拥有生产经营的绝对自主权，加入合作社后担心这种权利可能会部分或全部丧失。以码头前安甜瓜合作社为例，合作社拥有近500亩的甜瓜基地，成立了甜瓜市场，收获季节收购商大量聚集，附近村庄种瓜的非社员也会到此出售甜瓜，但收购商为这部分非社员所提供的价格比社员所得到的价格低0．2－0．5元，但这部分非社员不必像社员那样受统一管理，自己可随意调整种植结构或经营项目。

（二）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网络

将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以合作社为中心进行组合，便会得到一个更加复杂的利益驱动机制网络，与前一部分单向的利益驱动机制相比，在这个利益驱动网络中将会更加直观地看到多元主体间的双向利益驱动机制，如图1所示。

1． 在合作社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网络中，政府为合作社提供政策、资金等内容，合作社则应当实质性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政府提供期望的政绩；政府帮扶农村能人搞合作社，农村能人则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服从政府安排，包括与政府分享政策资金、提供政绩等；政府为企业提供政策性扶持，企业则向政府让利并提供政绩；企业为农村能人提供项目或让利，农村能人为企业组织农户，并让渡部分合作社控制权；普通社员为合作社提供形成规模效益的条件，合作社则满足社员对经济利益与社交需要的追求；非社员追求合作社正外部性，合作社也需要非社员作为其发展的后备资源；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社进行合作，实现增强实力与分享经济利益的追求。

2．多元参与主体拥有不同的利益驱动机制，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将其划归不同的层次，着重解决不同层次存在的主要矛盾，这对于深入研究和完善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府发展合作社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好农业经济，使国家与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这体现了政府“受尊重的需要”与“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这是政府发展合作社最根本的动力；企业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既获取在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可将其归属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与“安全的需要”；农村能人希望通过合作社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无形利益（社会地位等），体现了对经济安全与社会地位的追求，可归为“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与“受尊重的需要”；多家合作社联合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期间相互合作、的合作社组成利益共同体，体现了某种利益归属感，可将其归属为合作社“安全的需要”和“社交的需要”，其中保障经济安全的需要是最根本的驱动力；普通社员希望通过合作社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保障自身经济安全，加入合作社还可获得某种归属感，可将其归为“安全的需要”与“社交的需要”，其中保障经济安全是最根本的驱动力；非社员最为关注的是通过合作社获得的经济利益，也是一种保障经济安全的需要，可归属为“安全的需要”。

从不同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的归属层次来看，政府的需求层次最高，其次为农村能人，普通社员，而企业、合作社自身与非社员则处于较低需求层次。

三、不同模式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利益驱动机制案例分析

实践中合作社的参与主体有的涉及到图1中的所有主体，有的则只涉及其中部分主体，但其利益驱动机制均能被图1所涵盖。

（一）“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村能人＋普通社员＋其他合作社＋非社员”模式下的利益驱动机制

以邹平东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为例。东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由东来农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王允泉发起，对合作社拥有绝对控制权。该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农业部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为其提供各类政策扶持，并积极帮助其评选“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获得了较高额度的奖励性资金。同时该合作社负责人参加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例如该社负责人作为示范社代表参加农业部及《经济日报》的某些专栏活动。政府部门对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与指导性建议，合作社的发展同时也展现了政府部门所做的努力获得了应有的成效。同时东来农机合作社负责人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在当地极受群众的尊重。

东来农机合作社依托东来农机公司和福田雷沃重工公司，以优惠价格购买800余万元的农机，着力提高合作社农机装备水平。合作社不仅以优惠价格购买农机设备，而且在农机使用过程中为农机企业提供大量设备使用信息，使农机公司不断改进产品，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东来农机公司通过村干部联系农机户，将分散的农机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同时村干部也从农机公司获得了一定的“辛苦费”。依托自身形成的综合实力与淄博、滨州等地签订服务合同，使分散的农机户通过合作社获得足够的作业面积，同时还可享受由东来农机公司与合作社共同提供的各类维修服务。东来农机合作社还与其他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凭借多家合作社的综合实力到河南等省外地区承揽业务，例如到河北等地承担了规模为4000亩机械深松作业项目，各合作社平均单机获利2万余元。

目前，只要农机户到东来农机公司购置农机便可成为东来农机合作社的成员，获得合作社提供的各种优惠项目与服务项目，不再为“找活干”和“挣钱难”而担忧，农机户也可以顺利从非社员变为正式社员。从合作社成立之初到现在，合作社社员总数增加了70％以上。社员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合作社综合服务实力的增强，合作社更有能力承揽大型作业项目。

在本例中，东来农机合作社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受政府政策性扶持较多，每年可获取50万左右的扶持，而与政府部门联系较弱的一般农机合作社则很难得到政府给予的扶持资金，产生了一种与政府联系松散的合作社被排斥在了合理分享政策性资金扶持的机制之外；与此同时，由于是东来农机公司发起，合作社成为工商企业的附庸，使得合作社自治与独立的原则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排斥。

（二）“政府＋农村能人＋合作社＋社员＋非社员”模式下的利益驱动机制

以韭久香蔬菜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在县农业局引导下成立，发起人为村支书，负责组织韭农入社。县农业局帮助其申请无公害韭菜基地建设，为其提供50万元配套资金，合作社获得资金后，15万元用于建设，其余资金由村干部支配，其中一部分留让给相关政府部门，实现了合作社与政府部门分享政策性资金。同时政府将该合作社的发展作为政绩内容，将其列为重点宣传对象之一。

合作社在村边建立了批发市场，收购商每天按时前来收购韭菜及少量其他蔬菜。社员们只需将收获的蔬菜从地头运到村头即可，节约了自己零售的许多交易成本。有了市场后，社员们不再为卖菜难担忧，规模也逐渐扩大，目前，多数社员户均已由3亩扩展到5亩，春韭上市季节每日可出货5万斤左右，近3年来每斤韭菜的平均收购价格维持在1－1．5元左右，收益较为可观。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成为正式社员入社的动力所在，同时他们的入社行为也是对合作社发起人的一种肯定。周边村庄的农户受种植韭菜可获得较高收益且具有稳定市场的驱动，也纷纷加入种植韭菜的行列，并将所种韭菜送到合作社建立的市场上销售。同时，许多邻村的非社员韭农多次找到合作社负责人希望加入合作社，其中已有5人顺利加入合作社，成为正式社员。在此过程中，作为合作社发起人的村干部一方面获得了政策性受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市场等形式从社员、非社员与收购商的交易额中提成，每斤约提取0．1元，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益。

与东来农机专业合作社类似，韭久香蔬菜合作社作为规模大且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合作社，比周边的小型合作社获得了更多政府的资金扶持；同时，该合作社由农村能人组成的“核心社员层”为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对合作社会加强控制，在现实中不会严格按照合作社章程中规定的“民主原则”处理合作社事务。农村能人基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优势以及现阶段社员民主管理意识不高等现状，对合作社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在政策性资金的使用与盈余分配等方面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将50万扶持资金中的30万用于合作社之外的项目），这就将普通社员排斥在了民主管理机制与合理分享合作社收益机制之外。

（三） “农村能人＋合作社＋社员”模式下的利益驱动机制。以安裕粮食种植合作社为例

安裕粮食种植合作社由6个拥有宗族与姻亲关系的村民发起成立，共有94位社员，其中6个发起人在本村的亲朋好友均已入社。这6个发起人中有2名村干部，其余4人在村中也具有较大影响力。合作社统一购置生产所需农资，以购置化肥为例，2014年以每袋低于市价8元的价格为社员购置化肥452袋，仅这一项每户社员平均可节省38．46元。社员从中得到了切实的优惠，对合作社十分拥护，对合作社发起人也较为尊重。合作社发起人在获得社员用户的同时还从农资销售企业获得了一定的奖励。在这一模式下，农村能人为了“名利双收”成立合作社，社员为了降本增收，也为了体现对宗族或村集体的忠诚加入合作社。

在该合作社中，按照年收入来看差异非常大，其中6个发起人年收益为8万元以上，普通社员年收益为3－5万元。非社员所能从合作社获得的经济安全保障低于普通社员，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少。经济基础的差异将会使农村能人、普通社员与非社员之间的分层越来越明显。在前两个案例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发起人或农村能人在合作社中均比普通社员的收入高出很大比例，例如东来农机合作社核心社员年收入约为15万元，普通社员仅为7万元左右，差异十分明显。

四、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现阶段，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的确有效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但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该利益驱动机制下产生了“强社排斥弱社、工商企业排斥合作社原有管理主体、核心社员排斥普通社员”的排斥机制；在合作社的多元参与主体利益驱动机制的分析中，同属于农民阶级的农村能人、普通社员与非社员由于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不同，其利益驱动机制的层次也是不同的，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间产生了较大的收入差距，产生了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力量。亟需对当前的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完善，加快建立能够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

（二）启示

1． 完善管理机制，削弱排斥机制。一是加强合作社专项财政资金的管理，保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财政资金落实到位，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予以资金帮助；通过划拨给相关政府部门足够的运行经费和加强监督等方式减少或杜绝政府相关部门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长久的分享政策性扶持资金的合作关系。二是完善合作社的内部管理与产权机制，保障民主管理与合理利益分配机制的实现。三是严格审核与监督企业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杜绝企业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从事非农产业等。

2． 提升利益驱动层次，防止过度阶层分化。一是加强农村能人尤其是党员的思想建设，使之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使农村能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同时增加为社员服务的动力。二是普通社员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达到追求更高利益追求的目的。现阶段应当重点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使社员获得较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从而真正积极参与合作社社务，不断提高在合作社中利益追求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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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泰国 Baan Talung Lek村 农村发展 BAAC

泰国位于亚洲中南半岛，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作为一个著名的农业净出口国，农业在泰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关注与支持农业的发展更成为泰国皇室以及政府的传统。由泰国皇室及政府发起的众多农业农村发展支持计划，遍及整个泰国，颇具特色且成效显著。经过泰国本土化改造的OTOP（One Tambon One Product）项目，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Baan Talung Lek村正是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其社区发展得到了来自金融、科研等社会各部门的协助，尤为值得关注。

一、Baan Talung Lek村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之路

1、Baan Talung Lek村概况

Baan Talung Lek村属于泰国孔敬府，位于泰国东北部的边远地区，现在拥有95户家庭，4060名居民。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茉莉香米。

这个村庄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其主要经济来源是对外出售稻米，最初，由于稻米的质量较差且产量不高，村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理想。

在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的协助下，这个村庄开始被鼓励践行泰国普密蓬国王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理念的农村发展新理论，以改善整个社区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水平。首先他们对自身的情况进行了SWOT分析，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发现村庄的优势所在——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优质的茉莉香米品种，并据此制定了社区发展规划。同时在尊重不同村民情况的基础上，鼓励村民之间互相帮助，根据村民的兴趣、技能建立了牲畜饲养互助小组、蘑菇种植互助小组、植树互助小组、储蓄互助小组等互助组织。

针对社区中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茉莉香米，社区稻米中心——茉莉香米种植合作社被建立起来。合作社有3个主要目标：改善水土条件，提高稻米产量；饯行“良农规范（GAP）”，改善稻米质量；拓宽市场渠道，提升稻米价值。

2、村级稻米农民合作组织

成为茉莉香米种植合作社的成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必须是本村村民；有可垦种的水稻田；为人勤劳肯干。目前，该村85户家庭是其成员。合作社下设6个小组：稻米播种小组、监测&调查小组、收割小组、碾穗小组、加工小组、信息&营销小组。每个小组由2名左右的村民负责。

日常运营方面，每年会举行一次确保全员参与的成员大会，以向成员通报合作社的运行情况。为了保证香米品种的纯正，社区所生产的种子也被合作社统一收集起来，经过临近的国家大米技术中心精心筛选后，再返售给村民，少量的种子会面向市场出售。该技术中心的运行由政府提供经费补贴，孔敬大学负责技术支持。茉莉香米的运营流程如图1所示。

农资投入方面，建立了社区良种分享机制，以保证社区内稻米的种植面积。积极参加BAAC的实物农资借贷机制，确保农民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优质的农资投入品。

与此同时，由来自农技推广中心的老师无偿地向提供给村民们结合社区传统智慧的种植技术，以帮助他们改善香米的质量和提高产量。提倡有机种植，不允许使用任何杀虫剂，限制使用化肥，目前的限额为30kg/Rai（泰国面积单位，1Rai相当于2.4亩），今后将逐渐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合作社负责收购村民所有愿意出售的大米，并把它们按质量分类。再以独立的Koan Khao品牌向消费者和有需要的村民出售。另外，合作社还积极开拓邻近农业社区资源，维护群体利益。并精心记录稻米资料，以利学习传承。

收入分配方面，全部收入的50%被留作下一年的运行经费，以向成员提供所需的种子和农资投入品，30%在成员之间按股份分红。10%作为机构运转费用。剩下的10%作为合作社公共活动的经费，包括对社区福利、教育、传统文化以及寺庙的捐助。

二、BAAC的角色

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简称BAAC）成立于1966年，是公认的少数几家较为成功的农业发展银行之一。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转型之后，BAAC逐步从一家专业的农业信贷机构转变成为一家面向农村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农村商业银行，其农村金融业务遍及泰国境内的全部75个府，截至2011财年，共拥有1026家分行和968个农村办事处，为近625万户农业家庭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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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利他行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43-01

对于现今农村中所存在的组织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分类，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有基层的党支部以及相关的村委会。在最近几年内，对于农民的组织化思想已经大幅度提高，而且还出现了较多的体制外组织。而对于体制内的组织来说，体制以外的组织在实际发育程度上还比较低。乡村精英因为有较强的社会性资本，并在相应的组织和创新中多脱颖而出，在农村社会资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有关乡村精英在合作经济制度下的崛起

如今，在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中对于土地的安排过分分散，其决定了在实际经营中土地使用必然是分散、小规模的，这将导致了在农业生产上严重出现了低水平的特征。在农业的生产中相关的低水平由相关制度所决定的稳态，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农村的生产水平会提高，但是在最后会总是因为大市场和无法克服的小规模之间的矛盾回到比较均衡的状态。所以，对于农村收入的相关水平总是在生存线左右浮动，而且对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扩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农民是很难去克服生产组织的形式所带来的弊端。在此背景下农村合作组织就在不断兴起，对于合作化的运动来说它是由相关政府所引导的，所以在制度的需求上存在着不足。农村合作性经济的崛起，表现了诱导型的创新特征，已经不是由供给者主动性的安排。

二、正式的制度供给已经完全的替代了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组织数量较多，但是相应的离散度也比较高，依据实际的观察，农村的合作组织的发起和绩效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整个制度供给不足的实际情况下，对于农村经济组织的运转主要依靠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这个理论来说，其起源于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其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

对于相应制度的供给不足，乡村精英主要提供了其自身所应有的社会性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合作经济中确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第一，对于乡村精英这一社会资本来说其可以充分动员有关社会制度资源。比如，在实际组织的融资中，因为相应的组织严重缺乏法律地位的界定，对于融资问题一直是发展的瓶颈，但是乡村精英可以借助较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去筹措资金。第二，对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来说其实可以弥补在契约上可能出现的不完备状况。因为实际制度供给的不足，就会导致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将使契约双方很难在行为上进行约束。在这个方面就会大大的提高了在相关契约上的纠纷，从而也增加了在信用市场上的费用。在另一个方面，也会使契约双方不能通过有关契约的最优设计，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乡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社会信任度和社会关系，这促使了因为制度不足所带来的契约不完备，可以以个人的信用为基础提供在契约上可能出现的不完善。

三、相关制度演化对相关经济组织的具体走向

在社会资本的分享特征下来分析农村精英的利他动机，就可以充分说明相关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内在原因。当有关制度在双方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时候，有关制度才可以有效的运行，但，均衡也是相对的。因为双方的受益和成本在不断变化，所以有关制度就会面临相应的演化和调整。有关合作组织的运行对于乡村精英在社会上的资本有着较强的刚性需求，但是作为一个较理性的经济人来说，相关的精英人士就要使自己的受益趋于最大化。

对于农村有关合作经济的组织进行异化主要有两种情况：首先，有关农村的合作性经济正向资本性企业进行转变。资本企业的本质和相应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实际的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体现在弱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有关特征。一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乡村精英就会将合作企业转化为以个体的私有权和相关资本核心，来获得较多的受益。日前已经有大部分的组织有合作经济的组织名义。其次，就是有关的行政组织逐渐向合作经济的组织上发展。相处精英如果想要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就要进人体制内，来充分实现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重合，促使经济的相关组织失去独立的性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为了保证有关农村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以农民为主的宗旨，相关政府要积极解决相关制度不足的重要问题。对于合作组织所要运行的制度性资源，其中主要属性为公众性产品，主要包括在达成相关合作之后要遵循相关制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条件，主要表现为相关的财产安全和融资规范以及相关的法律支持等一些基础设施和无形的产品。而对于这些公众性产品一般都是政府提供的，对于农民的组织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政府的相关组织制度来说是可以使制度创新，使实际的成本上趋于最小化。所以，提供充分的制度性资源有着较强的优势。本文对农村的合作经济与乡村精英、社会资本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给有关人士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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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婷.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区域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J].商业研究.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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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天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着眼于全市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以及全市“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开展，着力将农民教育培训模式由“我办学、你来上”向“你要上、我来办”转变，突破农广校教学场地、实训基地缺乏的瓶颈，适应农民就近就地学习的要求，依托村委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技术协会，将其组织资源、场（基）地资源与市、县区农广系统教育教学资源充分整合，以农民田间学校、乡村教育培训基地为载体，以“专家课堂”、“田间课堂”、“远程课堂”、“趣味课堂”为平台，在清水、麦积、武山等县区建立多个农民田间学校和乡村教育培训基地，进村入户、送教上门，培养了250多名综合素质好、生产经营能力强、协作意识和组织化程度高、主体作用突出的农村实用人才。

一、围绕产业发展，抓好“六个结合”

围绕全市蔬菜、果品、畜牧三大支柱产业，结合县域特色产业布局及“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开展，紧扣农民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点、重点问题，在开展培训中突出抓好“六个结合”，即：培训内容与农民科技需求相结合，培训形式与农民实际情况相结合，培训目的与提高农民素质、增收致富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入户服务相结合，技术讲座与科技咨询相结合，典型引路与广泛推广相结合，增强了培训的适应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实效性。

二、“六步走”抓落实，弹“五步曲”求实效

分“六步走”：一是深入谋划，细化实施方案；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构；三是明确分工，靠实工作责任；四是围绕区位和产业，选定培训点和专业；五是组织师资和教学媒体资源，确保授课质量；六是依托村委会、专业协会等，做好对参训农民的组织管理。弹“五步曲”：一是课前作动员。由市、县分管领导作动员讲话，增强农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信心；二是由专家现场讲解，增强农民接受新知识能力；三是实地操作示范，提高农民应用新知识水平；四是现场答疑解惑，深化农民认知能力；五是参观标准化种植模式，学习借鉴好做法好经验。

三、拓宽教学方式，突出“三化”教学

成年人通过动手操作来学习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尤其是他们所学东西与日常经验和活动相关时。农民田间学校和乡村教育培训基地采取参与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整个教育培训过程按开展农民需求调研、票箱测试、参与式培训课程设置、组建学习团队、举办农民学习活动日来进行。教学方式突出理论教学通俗化、媒体教学生动化、田间教学技能化“三化”教学。理论教学采取生产经营案例分析、打比方等，趣味性强、通俗易懂，农民学员喜闻乐见，学习难度降低，学习效果明显；媒体教学通过制作挂图、标本、农事科技挂历、音像视频，以及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中央农广校卫星网和天水市新型农民素质提升网远程视频教学，使抽象的知识感性化具体、直观生动，化静为动，化难为易，增强了农民学员的学习乐趣，；田间教学着重将农田生态系统调查与决策实施作为主要内容，做好学员田间观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行决策、决策实施、效果评估等环节，并将学员分为若干小组，相互交流讨论，分享知识和经验，再由每组学员代表就调查分析结果进行汇报，其它组学员代表评价，辅导教师点评，形成技术方案后田间实施，经过整个环节的参与式学习，农民学员知识接受程度明显提高。

实践证明，进村入户、送教上门模式贴近农民生产生活，教育成本低、方便农民学，教学形式不仅零距离，更缩短了与农民学员间的心理距离，传授的先进实用技术农民感兴趣，而且一学就能懂，一懂就能用，一用就有效，但仍存在着一些影响送教上门深入开展的问题，主要是：与农业企业、农业园区联系不够，与专业合作社、村委会等合作面不宽，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培训资金来源渠道窄，基本条件建设跟进较慢；乡村互联网建设覆盖面不广，远程课堂作用发挥不够；农村务农者“3860”居多，接受能力差；工学矛盾突出，农民学员到课率低；参加培训认证与政策扶持不挂钩，农民学习积极性激发不充分。

为了在新起点上不断推进进村入户、送教上门向纵深发展，今后要着力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一是整合优质资源，集聚关键要素。加大与农业企业、农业园区、村委会、专业合作社、专技协会等的合作力度，拓宽教育培训向乡村一线的延伸由点到线、由线扩面。

二是拓宽资金投入，强化基本条件建设。全方位争取、多途径合作、系列化开发，向上积极争取培训项目，横向加强与培训项目承担单位的联合，捆绑式使用培训资金，保证培训有场所、教学有设施、下乡有工具、实习有基地。

三是加强网络建设，推进教育培训信息化。加强中央校卫星网远端接收站及村级互联网建设，使农广校系统远程教育资源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开通手机短信互动平台，为农民学员提供最有效的科技、市场信息，对农民学员生产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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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鲜农产品 直销模式

引言

城市社区化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显著现象，城市社区对生鲜农产品的消费存在着消费群体数量多、需求庞大、消费集中等特点；我国生鲜农产品的流通具有物流量大、品种多、物流要求高、物流难度大等显著性特点。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生鲜农产品流通体制不仅能够提高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率，保证农民利益、满足消费者需求，而且有助于我国生鲜农产品价格稳定。近年来，尽管政府越来越注重对生鲜农产品现有销售渠道的优化以及对新渠道的探索与构建，但是生鲜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的竞争分散无序、供应链节点冗繁、“价格贵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何有效地构建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显得尤为重要，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可能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指从事生鲜农产品生产的农户绕过复杂的中间销售环节，将农产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的营销形式。作为我国农产品营销模式的一项重大变革，其日益引起相关专家和学者的重视并展开了相应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国外农产品营销模式的剖析及借鉴。李凤荣（2012）对日本农产品营销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日本农产品市场外流通的主要形式是直销所。第二，充分剖析农产品直销模式的内涵，并对其愿景进行展望。林舟（2012）认为，不久的将来，直销模式极有可能成为农产品流通中的一种主要销售模式。直销模式有利于农产品的快速流通，也符合农产品的产品特性（文宇，2013），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都在鼓励农产品直供直销（章洁倩，2013）。第三，针对具体农产品的直销模式类型进行研究。例如，马凤棋（2013）认为，目前我国蔬菜供应链优化的新型农产品直销模式，包括车载蔬菜市场、社区蔬菜连锁店、蔬菜网络直销、社区支持农业等形式。第四，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针对某类生鲜农产品直销模式的形成与运行机制研究。例如，古川（2013）以北京绿富隆合作社为案例分析得出：蔬菜直销模式的形成主要是生鲜农产品企业的大力推动、消费者需求拉动、政府支持、现代技术促进以及这四个方面的协同作用的结果。该研究分别阐述了社区周末直销市场、社区销售站、网络销售配送模式及这三种现存直销模式的运行机制，并运用北京绿富隆合作社为案例分析了社区直销模式的发展状况。上述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理论及指导其实践具有较大的意义，但是他们未能从理论上解释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成因，也未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阐述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形成的条件，并对其现有模式的特点、运作机制和发展状况进行细致性分析，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形成条件

随着我国生鲜农产品商品化率的不断提高，生鲜农产品销售的特点一直影响着消费者获取生鲜农产品的方式。生鲜农产品的供给特点、需求特点为生鲜农产品的社区直销模式提供了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并对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在我国发展普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给出解释。对于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的形成条件，本文拟从生鲜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特点予以阐释。

（一）生鲜农产品的供给特点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生鲜农产品生长周期往往较长，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分散性特点（季节性是指大多数生鲜农产品的收获时间是固定的；分散性则指我国目前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基本上是由分散独立的小农户完成的），而且产品本身鲜活易腐、不易储存。这些特点加大了现代物流配送的难度，造成生鲜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多次损耗，同时易产生批发商操控价格的情况，从而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生鲜农产品供给受土地面积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约束，农业资源专用性较强，一定时期内不能迅速或无限扩大生产，以形成有效供给。供给调节难度大的特点使得农产品价格下跌后，农户为了维持正常的收入水平，反而会增加现时供给量。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农产品价格将会进一步暴跌，最终影响农户收益，打击其生产积极性。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它使得农户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触消费市场，获取更多的消费者信息，以便对未来生产做出有效的预期，从而合理规划生产规模。正是因为该模式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其供给的市场风险。

（二）生鲜农产品的需求特点

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对生鲜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消费者更加关注生鲜农产品生产的新鲜安全、绿色有机特点；另一方面，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生鲜农产品购买的方便易得、付款的便捷高效、称重的标准合理以及销售者信用等方面。生鲜农产品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消费者对其需求强大而稳定。一般来讲，大多数生鲜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其需求曲线比较陡峭。需求曲线反映生鲜农产品的价格与总收益呈同方向变动，价格上升，总收益增加，价格下跌，总收益减少。较为陡峭的需求曲线说明当生鲜农产品供给量发生微小变动时，就会造成生鲜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变动，这种变动会带来市场不稳定，最终使消费者利益产生较大损失。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本身具有稳定生鲜农产品供给市场，建立生鲜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构建消费者品牌信赖，获取农产品便捷安全等优势。因此，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在我国存在和发展具备良好的现实条件。

我国现有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的内涵及优劣

生鲜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特点为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伴随着我国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消费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所存在的弊端正在逐步显现，探索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必须对我国现有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的发展状况予以充分了解，以下将从特点、运作机制和发展状况三个维度对其具体模式进行重点探析。就目前而言，我国现存的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主要包括四种模式。

（一）车载生鲜农产品市场―粗糙的社区直销门店

车载生鲜农产品市场模式是指农户将自己生产的生鲜农产品，例如蔬菜、水果、禽蛋类产品，通过自有交通运输工具直接运往社区或者社区附近，形成可供社区居民购买的临时性市场。它是我国现有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的原始形态，在各个地区比较常见。

随着车载生鲜农产品市场的逐步发展，其潜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方面，简单粗糙的运输工具势必会造成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当损耗积累到一定程度，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主体，农户可能会选择其他更有利的销售模式而放弃现有模式。另一方面，车载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在带给社区居民新鲜、安全、价格低廉农产品的同时，可能会造成一部分负的外部效应，突出体现在城市垃圾方面。每天临时市场结束后，形成的大量城市垃圾将给社区垃圾清理造成负担，最后社区可能会选择收取更高的物业费用以转嫁垃圾处理成本；如果垃圾留在社区附近区域，其可能具备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这就需要公共部门介入。

车载生鲜农产品市场的高级模式是粗糙的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门店，这样的店面一般由店主自己出资筹建，在社区内部租一定面积的店面，自主经营售卖各类生鲜农产品，这种类型的直销方式在我国比较常见，是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的重要参与形式。粗糙的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门店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在生鲜农产品消费稳定性和质量安全方面的诉求，还能体现很好的“温情效应”，即社区居民和店主在长时间接触中形成的一种无形的相互信赖。居民会向店主提供有效的需求信息，店主也省去不在意价值，适当地让利于社区居民，最终实现直销店与社区居民双赢的良好局面。

（二）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连锁店

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连锁店指从事生鲜农产品生产的合作社在社区内开设连锁店，把连锁店作为合作社所生产的生鲜农产品的销售终端。社区内的直销连锁店由合作社统一负责，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定价、统一服务的流程化直销模式。该模式能够有效地改变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这样生鲜农产品生产者不再需要依靠一级一级、节点冗繁的农产品经销链条来实现农产品的收益回报。通过合作社的连接，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可以在与消费者面对面的沟通中获得更多的需求信息，以调整和制定最优的生产规模预算和结构，从而有效地规避现有农产品市场面临的盲目性、滞后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风险。目前社区生鲜农场品直销连锁店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有很大空间。

该直销模式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稳定持久的社区直销店订单，能够有效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面临的市场风险；第二，以合作社为媒介的社区直销店能够很大程度缩短现有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链条，从而实现利润两头让渡，农户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农产品，社区居民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新鲜安全的农产品，最终实现社会整体满意度与福利水平提高；第三，由于社区直销连锁店产品配送前端稳定，即固定合作社，所以该模式还能有效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可追溯体系的构建；第四，由于该模式下生产者是按照社区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的，农户更加容易生产出需求量大、质量水平高的农产品，进而形成合作社自有品牌，增强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水平。

不容忽视，生鲜农产品直销连锁店的构建也存在着亟待突破的瓶颈。一方面，要实现对生鲜农产品市场较长周期的调控，合作社必须有能力配备较高质量的而且能够实现农产品长期有效储存的冷库等相关设备。要满足这些要求，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单依靠合作社和个人是无法实现的，寻求国家和政府的资金及政策支持是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连锁店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合作社和涉农企业均面临着培养和引进大量有较高执行力和战略眼光的优秀管理人才的重要任务。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的有机专业苹果合作社在社区苹果直销连锁店方面的探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值得进一步学习借鉴。

（三）社区生鲜农产品网络直销体系

社区生鲜农产品网络直销体系指从事生鲜农产品生产的合作社或者大型企业，通过网络平台，以电子化订单方式实现生鲜农产品的销售。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新型生鲜农产品销售模式，核心内涵是将现代化的电子商务模式、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化的社会网络服务等模式引入生鲜农产品的销售过程，最终实现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两头受益。一头是连接农户的大型企业或者合作社，另一头是网络连接的社区居民消费者。该模式采用“网络电话预订，物流配送到户”的销售系统，利于社区消费者实现信息直接对接，快速方便地获取所需生鲜农产品。具体到社区生鲜农产品网络直销的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多方面的关系需要协调配置。例如为保障农产品社区网络直销的顺利实施，合作社或者大型涉农企业首先需要协调社区相关负责人，在社区配备固定的农产品接收地点，类似于现代电子商务模式中的快递收发处，负责生鲜农产品的定点领取和派送。目前很多大型涉农企业正在探索的模式是在城市高档社区内拟设立专门化的生鲜农产品投放与领取专柜。与公司签订生鲜农产品供应合同的社区居民可以从公司免费获得一间具备生鲜农产品储藏条件的柜子，这样公司按照社区居民通过网络或者电话下达的订单，将相应生鲜农产品按时按量送达指定储藏地点，社区居民在自己合适的时间带着订单下达成功时公司反馈的数字化密码领取所需农产品即可。这种操作方式能很好的节省人力成本，但是前期的投入较高，资产专用性极强的特性一方面决定了参与该模式的合作社或者企业必须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战略眼光；另一方面能解释目前该模式仅在我国的大中型城市高档社区实施发展的现实。

毋容置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居民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度的提高和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这种模式将伴随着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成熟成为我国社区居民对生鲜农产品销售的主流模式。目前该模式在山西省太原市的部分高档社区出现，同时有很多涉农企业试图通过合适的方式进入该市场。

（四）生鲜农产品社区支持型农业

社区支持型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 CSA）是一种在农场（或农场群）及其所支持的社区之间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消费者成为农场的用户， 并且承诺在农场整个生长季节给予支持。用户支付预定款（按照季节或者月份支付），而农场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作为回报，直接运送给订户或分配给销售网点。该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将冗繁的生鲜农产品流通模式挤出市场，将我国传统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分剥的利润直接归还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便于恢复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建立可信赖的较稳定的生产基础，保障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

该模式最早产生于日本，后来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近几年才被引入到中国。2006 年，河南兰考农民签订的“购米包地”协议，是我国首个含有 “风险共担、 收益共享” 核心理念的社区支持农业形式。2008 年开始筹建、 2009 年正式运营的中国人民大学-海淀区政府产学研基地项目 “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将社区支持型农业直销模式纳入到我国农场运作中。2013年我国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家庭农场的重要构想，给生鲜农产品社区支持型农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该模式将促进城市社区消费者和农产品生产农户之间更加密切的联系，拉近了双方的关系，以强化农户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也有助于社区居民了解当地的农耕文化，珍惜劳动果实，革新固有消费观念。总之，通过生鲜农产品社区支持型农业的直销模式社区，消费者最终收获的不仅仅是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50多家农场运用该模式生产，尽管部分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社区支持型农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农业及优化农产品销售模式中一个新的突破点。

结论与建议

目前，车载生鲜农产品市场――粗糙的社区直销门店的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模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社区生鲜农产品直销连锁店伴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壮大；社区生鲜农产品网络直销体系和社区支持型农业尚处于探索阶段。从生鲜农产品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认知程度及生鲜农产品直销模式需要协同配置的资源发展现状来看，短期内直销模式还不能完全替代现有的生鲜农产品销售模式。但从长期来看，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该模式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受益，有效地提高了流通效率，节约了社会成本，是对生鲜农产品传统供应链的又一次优化创新。

为更好地推动生鲜农产品社区直销模式的发展，首先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支持。通过研究发现，现在社区直营店的建立与维护成本很大，严重阻碍了现有社区直销模式的普及和发展。其次，企业或合作社作为承接生鲜农产品直销模式的现代化组织形式，一方面应该不断优化生鲜农产品营销策略，引导消费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应该致力于生鲜农产品物流渠道的创新和建设，不断培养和引进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最后，家庭农场的发展和壮大将为生鲜农产品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这就需要进入社区直销模式的个人和组织积极关注国家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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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篇7

2013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余秀华被评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她在轻描淡写说起这些时，没有过多的自我陶醉，只是说能评上这个专家称号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然后就是重点给我介绍她为农民写的那本《农村实用法律常识》。其实，据我了解，她业余写了多个以检察官为主题的剧本，而且有好多已被搬上荧屏。涉足给农民普法，是一个偶然的缘由，她说，她看农家书屋目录里农业科技类的书很多，但是基本上很难找到农村法律方面的书，作为司法工作者，她认为农民的富裕文明、农村的和谐稳定、城乡的统筹发展要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推动、来实现，而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法制作保障。党的十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小康社会的建成不是以GDP数字来认定的，是以社会的和谐稳定、民众的幸福指数来考量的，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国家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兄弟不能被忽略，农民思想武装不上去，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空话。

作为法治社会，生产发展需要法制建设来维护，乡村文明需要法制建设做依托，管理民主需要法制建设来支撑。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农村的法制状况，不仅决定着新农村的依法治理水平，还直接关系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实施并取得效果。这就意味着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意识和知法水平必须提上去。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法制建设的文化环境和人口素质等方面还比较薄弱，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还存在着冲突。情义观念严重，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权利义务模糊，主体意识淡薄，传统的权力本位和行政中心思想等成为扩大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需求的主要障碍。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案件的不断出现，成为中国的另一特色。再有随着网络的发展，许多真真假假的暴力事件也干扰了民众的判断是非的真伪，这就给农村工作带来许多难题，而向农民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在这本《农村实用法律常识》中，余秀华一改电视剧本的浪漫，理论文章的高深，而是以一颗深情的挚爱之心，站在农民需求的角度，查找比对相关的最新法律知识，不急不慢，娓娓道来，并在每章结尾进行案例分析，枯燥的法律知识与身边案例的结合就浅显易懂，便于接受。她在第一章先强调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农民朋友要自信起来，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的公民，都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接下来讲解农村基层民主的法律保障，农民朋友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选举与罢免权利。而农民最关心的土地权益更是让她分析得有条有理，近些年，农村上访居多的案件大部分来自土地纠纷，农民朋友可以这一章节针对性地去处理发生在自家土地上的事情。农民关心土地，更关心农业生产的农资话题，什么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在这里也给予认真详细的回答。其他的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工维权、婚姻、生育、教育、医疗与养老等法律知识，都被余秀华细心地解说到位。有这样一本法律常识在手，就会解决农民许多难题，省去许多行政官员的苦恼。

责任，是评价一个人作为的最好体现。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资深检察官，余秀华从基层走来，最了解基层民众的所需所求，正是怀着一颗对党和事业的忠诚与责任，对农民的厚爱，使她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这部普法著作。至今，她还是那么平和淡泊。她笑自己生活很简单。家人都说她傻，不会购物不会玩，闲时就爱看书。她是在思考着能给农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用她的专业知识，默默地让田野开出芬芳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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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国BAAC；农村金融；创新；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51-04

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简称BAAC）成立于1966年，其前身是泰国合作社银行。通过四十多年的经营，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转型，BAAC逐步从一家专业的农业信贷机构转变成为一家面向农村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农村商业银行，并成为公认的少数几家较为成功的农业发展银行之一。截至2010财年（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BAAC的农村金融业务遍及泰国境内的全部75个府，拥有1 026家分行和968个农村办事处，为近625万户农业家庭提供金融服务。

一、BAAC的发展过程和组织结构

（一）BAAC的发展过程

1966年，根据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法，BAAC正式成立，取代了以前泰国合作社银行。最初，泰国政府希望通过BAAC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信贷支持，以促进农业生产。其后，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BAAC的业务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展到农村金融的各个方面。BAAC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66—1974年）。起步阶段，BAAC的工作重点在于建立覆盖全国的机构网络，其资金来源和业务模式都较为单一。运营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财政（Public Financial Resource），业务上主要通过农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组织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直接向农民发放的贷款比例很小。

由于当时的泰国农民普遍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同时这种通过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发放的贷款偿还率偏低，BAAC随即开发出了著名的小组担保贷款机制——JLG（Joint Liability Group）。每一个担保小组由至少5人组成，在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小组成员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的贷款。正是这一成功的贷款技术创新，为BAAC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扩张阶段（1975—1987年）。经过近十年的实践，BAAC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并根据实际运营的经验对自己的业务模式不断进行着调整。然而，较为单一的资金来源和业务模式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泰国政府也认识到增加农业投入的必要性。1975年，泰国中央银行即泰国银行颁布了一项农业信贷政策，要求所有商业银行投放到农业部门的贷款至少占到其前一年贷款总额的5%。其后，这一比例逐步提高至商业银行前一年存款总额的20%（1987）。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直接向农业部门贷款，也可以将资金存放在BAAC，以达到法定要求的比例。得益于类似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BAAC的信贷业务得以快速发展。

随着BAAC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这家新兴的农业发展银行，来自相关国际机构的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BAAC。这部分资金在BAAC运营资金中的比例从1975的4%增加到1987年的20%。

3.转型阶段（1988—1996年）。在泰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相关国际机构的支持下，BAAC的信贷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这种外部力量的支持也使BAAC对外来资金产生了依赖。1987年，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国际机构的资金占到其当年运营资金的51%。

1989年，泰国银行（BOT）进行了一次金融改革，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利率管制和开设分支机构的限制，同时对农村地区贷款也可全部计入农业贷款。之后商业银行纷纷将存在BAAC的存款直接投放到农村，这就严重影响了BAAC的资金来源，使得BAAC开始意识到平衡资金结构的重要性。为应对环境的变化，BAAC对其经营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大规模的扩张分支机构，尽可能多地覆盖泰国农村地区。改革运营方式，充分动员储蓄，使得来自农村的存款成为其主要资金来源。提高贷款归还率和经营效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营成本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下降到4%左右。这样的一系列措施，推动BAAC开始逐渐从一家专业的农业信贷机构向一家全能型的农业发展银行转型。

4.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泰国经济，BAAC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一方面，泰铢的大幅贬值，使得BAAC从国外获得的借款蒙受了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其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国有银行，BAAC又被认为是一个资金的安全港湾，来自其他部门的资金大量流入。1998年10月，BAAC开始接受泰国银行的监管，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与此同时，金融危机迫使大量农民重新回到农村，在这种形势下，泰国政府开始实施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并赋予BAAC向农民提供金融支持的职能。1999年，泰国国会修改了BAAC法，允许BAAC向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农民发放贷款，但对非农领域的贷款额度不得超过其贷款总额的20%。这使得BAAC的业务范围突破了仅限于农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奠定了BAAC成为全能型农业发展银行的基础。

同年，BAAC对自身的利率政策进行了改革，根据贷款的规模和借款人的信用记录来决定贷款利率。2001年，BAAC的管理信息系统（MIS System）建成，大大提升了银行的信息化水平。2003年，BAAC开始引入内部价格机制，强化日常运营中对盈利能力的要求。2009财年，核心银行系统（The Core Banking System）开始建设，随着CBS系统的逐步完善，BAAC面向农村客户提供多元化产品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如今，据不完全统计，BAAC面向农村客户提供的金融业务已达一百多种。

正是在金融危机的洗礼下，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BAAC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自身实力日益增强，从而成功转型成为一家面向农村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农业商业银行。

（二）BAAC的组织结构

根据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法，BAAC的绝大部分股份（超过99%）由泰国财政部代表泰国政府持有。作为该行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共有15名董事，负责制定银行发展政策和指导业务运营。全部董事均由泰国内阁任命，董事一般为来自财政部、农业和合作社部、合作促进部、农地改革办公室、泰国银行以及拥有股权的农业合作社，董事长由泰国财政部长兼任，BAAC的总经理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执行委员会由总经理、高级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组成，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定和日常运营。泰国审计署负责对BAAC进行年度审计。

在具体业务操作上，BAAC采用支行和农村办事处相结合的方式。支行开展日常的业务运营，农村办事处负责筛选借款人、评估贷款和监督还款，但不涉及现金交易。

二、BAAC农村金融业务的创新之处

BAAC的使命是向泰国农民和农业合作组织提供金融支持，以提高泰国农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扶持农业合作组织。为此，BAAC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分支机构，以便最为广泛地向农民和农业合作组织提供金融服务。

根据经营的自主性，BAAC的金融业务及产品可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面向农村市场的营利性金融业务和政府指导下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从具体内容来说，BAAC的金融服务包括农村信贷和储蓄、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推动社区发展。

（一）对农村信贷和储蓄的深化

BAAC信贷和储蓄业务的最大特点是设计多样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农户的需求。BAAC的信贷业务从最初的中短期贷款，逐渐扩展到长期贷款。种类也日益丰富，包括农业生产短期贷款、农产品销售推迟贷款、老债再融资贷款、农业投资长期贷款、农业相关活动贷款以及后来的非农活动贷款等。贷款技术上则是单人贷款技术与小组贷款技术两者并用。对于没有抵押物的农民，BAAC采用连带责任的小组贷款技术（JLGs）为他们提供贷款。每一个小组至少5人，平均15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为贷款的偿还进行担保。事实证明，这一贷款技术上创新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储蓄动员上，BAAC更是开发了种类繁多的产品，尽可能地动员储蓄。除了正常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外，还包括针对低收入人群的Thaweesuk基金、Om Sap Taweechoke存款、Permsub有奖储蓄存款，针对中产阶级的Om Sap Taweesin有奖储蓄存款，退休储蓄存款以及针对穆斯林的麦加朝圣存款等。

（二）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的支持

1980年起，为保证农户以合理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农资用品，BAAC开始在其客户中推广实物信贷（Credit-in-Kind System），以直接向农户供给所需农业生产资料。1989年，BAAC开始鼓励其客户在泰国各府成立农业流通合作组织（Agricultural Marketing Cooperatives，简称AMCs），AMCs的主要功能是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农资用品和出售相关农产品，以保护农户的利益和收入的稳定。一些AMCs还提供犁耕、收割和运输的服务。由于成员都是BAAC的客户，因此这些合作组织并不用担心资金问题。

1992年，BAAC推动成立了全国性的泰国农商有限公司（Thai Agribusiness Company Limited，简称TABCO），旨在增强农业流通合作组织的议价能力。到2010年，在BAAC的支持下，泰国的全部75个府都成立了AMCs，共拥有350万名成员，累计向成员提供了价值61亿泰铢的农资用品，出售了价值87.6亿泰铢的农产品。

同时为了解决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遇到的市场问题，BAAC还直接推动建立了三个农产品市场。这些市场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存在的目的是为农民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公平交易的平台。以孔敬农业中心市场（Khon Kean Agricultural Central Market）为例，它从1990年12月开始为农户提供农产品交易的中介服务，得到了农民的广泛认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推动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BAAC参与农村发展的经验日益丰富，在泰国国王基于自给自足经济理念的农村发展新理论的指导下，BAAC开始愈加深入地支持泰国农村社区的发展。首先，鼓励目标社区中的农户自力更生，详细记录家庭收支，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养成储蓄的习惯；同时，鼓励社区分析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制定合适的发展规划，并成立各类互助组织，提升社区的凝聚力；最终，在农户、社区的共同努力下，构建适当的经济网络，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在泰国北部Baan Talung Lek村，无论是改进农业农产技术，还是稻谷的包装、销售，BAAC都自始至终地参与其中，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和所需要的各种帮助。

（四）政策性金融业务

作为一家国有的金融机构，势必要执行政府制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银行自身的财务运营。通过与政府不断的沟通，BAAC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助和政策上的倾斜。同时，也正是由于不遗余力地执行政策性金融业务，BAAC才得以获得政府的理解，从而推动法律层面上对其业务范围的不断放宽。

具体来说，BAAC从事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Government-secured Loan Projects），主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或者内阁的决定，旨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或者弥补因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的损失。包括以优惠利率提供的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长期贷款、各种特定条件下的针对性贷款计划以及促进农业流通的信贷措施（Marketing Support Credits）。截至2010财年，累计金额达到4 670亿泰铢，惠及643万农业家庭。

以农作物价格保护计划（The Crop Pledging Scheme）为例，该计划从1981年开始实施，旨在防止出现农产品大量上市时、市场价格过低的情况，涉及的农作物从最初的大米，逐渐扩大到玉米、木薯、龙眼、橡胶和大蒜。具体操作上，在农产品上市期间，将一部分农产品贮备起来，只有在价格维持在合理的位置，这一部分农产品才会被推向市场，农户也可以选择将农产品卖给政府。BAAC则以较低的利率向政府和农户提供所需的资金。

尽管农作物价格保护计划在保障农民收入方面被认为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其破坏了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涉及到的农作物价格长期处于高位。

因此，从2009年，农民收入保障计划（The Farmer Income Guarantee Scheme）开始实施，并逐渐替代农作物价格保护计划。

三、BAAC农村金融实践的成功经验

BAAC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世界银行衡量农村金融的两大标准——服务覆盖面和经营可持续性。但BAAC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少数几家较为成功的农业发展银行之一，还因为其在泰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

1.急政府之所急，虑民众之所虑。作为一家国有的农业发展银行，盈利并非BAAC的首要目标，充分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显然具有更大的意义。以2011年泰国遭受的大洪灾为例，BAAC第一时间向54个府的受灾农户提供例外贷款，以帮助灾民度过难关。这些贷款的利率在三年以内比正常贷款利率低3%，同时5人担保小组的贷款限制从每人15万泰株被放宽到每人20万泰铢。

2.打造多重身份，畅通网络渠道。BAAC不仅是面对农村的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还兼具农产品市场调节、产品营销、物流调配的角色。通过庞大的分支机构，BAAC最大范围地覆盖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户，利用这种优势，BAAC积极的投入到农业产业链中的各种环节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平台优势，为泰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这一点在BAAC推动AMCs等组织的发展中有着直接的体现。

3.搭建助农平台，借力科技东风。除了向农民和农民组织提供信贷支持，BAAC还通过组织培训、参观和举办交流论坛等方式，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同时BAAC参与实施了大量的针对性计划，包括同泰国家畜发展部合作发起的有机肥料计划、同泰国农业大学合作发起的农产品质量提升计划、有机稻米农民学校计划等。除此以外，BAAC还推动了对农业企业主的管理水平、市场营销能力等多方面的培训工作。

4.从小处下功夫，谋长远大发展。BAAC是泰国唯一一个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银行，赚的也是小钱，但是面对农民人口超过90%的泰国，BAAC的市场是其他任何银行无法比拟的。同时，BAAC也在周边国家建立办公室，伸出探查区域合作的触角，建立了颇具潜力的合作网络。BAAC的成功证明了面对农村的金融业务同样可以盈利，农民不仅仅需要信贷支持，他们同样需要可以使其资产保值增值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以客户需要为导向的金融业务，与客户之间充满信任的密切联系，充分覆盖的分支机构，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作人员，正是BAAC成功的基础。

四、启示

1.发展农村金融需要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从BAAC成立之初，到后来逐渐地发展壮大，政府政策对BAAC的支持至关重要。作为一家国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BAAC享有免征所得税、成本为零的国有资本金、中央银行的优惠利率、不适用最低准备金率要求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无论是农业投资机制设计上对BAAC的倾斜，还是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对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法的不断修订，都会BAAC的成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发掘农村市场需要金融机构触探深耕。农村金融的基础在于农民，只有满足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才能支持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需要规模效应。一般来说，农村金融单笔业务金额小，而金融机构在处理每笔业务时的固定成本几乎相等，这就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拥有一定规模的分支机构，否则很难降低成本，实现盈利。BAAC庞大的网络覆盖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一方面便于向农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客户数量和业务规模，从而有效降低成本，为实现运营的盈利和可持续创造条件。

3.延续金融业务必定优先农村农民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才是盈利。从BAAC的发展过程来看，尽管近些年BAAC开始关注自身的盈利水平，但盈利始终都不是其最重要的目标。泰国政府成立BAAC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水平，法律对BAAC组织结构的强制性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的运营不偏离这一初衷。

五、结束语

通过多年的改革和转型，BAAC的角色已经超出了对一个银行的定义，其角色的转变和功能的延展让泰国农业和农民受益颇多。对BAAC而言，在泰国农村金融领域的成功毋庸置疑，但要进一步发展，就必然面临国际金融业同样的挑战：区域化和全球化。如何服务跨境农业或将成为农业金融机构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全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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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特色农业产业化；农业价值链；金融支持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3－0074－04

特色农业就是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而特色农业产业化是以效益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特色”进行农业生产或提供服务，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优势、品牌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现代化农业。但是，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充足的资金支持对特色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试图以河北省赞皇的大枣产业为例研究其特色农业产业化中的金融支持，分析特色农业产业化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河北省赞皇大枣产业及金融支持现状

河北省赞皇县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赞皇大枣之乡”。全县大枣种植面积达到3万公顷(45万亩)，占全县国土面积的1/4。2004年5月，赞皇成立了赞皇县大枣协会，主要职责是为枣农提、供、销服务，负责协调价格、培育引进新优品种、推广普及新技术、组织大枣深加工、打造品牌、搞好产品包装、实行产业化经营、发掘整理研究枣文化等。通过不断的发展，赞皇涌现出了阳泽约6666.67公顷(10万亩)大枣科技示范园区、南壕科技示范区等精品工程，2010年，全县大枣产业总计年收入2.3亿元，人均增收100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1/3，年增财政收入1800多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22.6％，大枣业已逐步发展成为赞皇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特色产品模式、示范农业模式和景观农业模式相结合的特色农业。

赞皇大枣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为赞皇大枣产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扶贫互助社和专业合作社

赞皇扶贫互助社由县民政局登记注册，县扶贫办管理，资金来源主要为河北省15万元的扶贫资金和不超过扶贫资金75％的村民互助金，互助金“不出村，不吸储”，每股500元，最多可人4股，不计息，社员使用资金实行互保、联保，最高可获5000元贷款，最长期限1年，资金使用费率5.92‰，按季付费，随贷随还。

专业合作社由同一产业的经营者组成，并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销一条龙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例如，于2007年8月成立的赞皇县大河道大枣专业合作社，大河道专业合作社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入社社员82户，辐射农户232户，入股资金179，6万元。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入股最低500元，资金借用实行社员联保、互保，拆借资金额度从5万元到50万元不等，期限最长1年，资金使用费率8‰～17‰。

(二)农信社和邮政储蓄银行

农信社有点多面广的网络经营优势，是为赞皇县农业发展提供信贷资金的主体，农信社不仅为特色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提供信贷资金，还为农户推出了小额农户担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农信社结合农村各类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融资特点，积极探索抵押替代品方式，设计适销对路、风险可控的信贷产品。如辖区孤山村收购加工酸枣仁的资金短缺，严重的限制了该行业做大做强，农信社将孤山村酸枣仁加工业作为“农信进万家”活动的试验田，进行重点扶持，通过集中调查、集中评级、集中授信，运用多种信贷方式，如农户联保、仓单抵押、担保公司担保等手段进行信贷支持，及时的满足了加工户的资金需求。2009年，根据赞皇蜜枣加工季节性强的特点，在政府及人行赞皇支行的协调下，农信社和邮储银行提前召开银企协商会，放宽贷款条件，简化贷款手续，下调贷款利率，实行限时办结。为促进县内大枣产业结构优化，只对获得QS认证的蜜枣加工企业开通绿色渠道给予优惠贷款，对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规定的小作坊式蜜枣加工户一律停止贷款发放，这不仅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问题，还促使企业为获得贷款提高经营管理以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规定。

(三)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

农业银行依托其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覆盖全国的汇兑结算业务，一方面为符合条件的各企业提供贷款，另一方面还通过大力推行惠农卡的发放，为小农户提供贷款。为枣农和龙头企业办理全国性承兑、汇兑、结算等业务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发放政策性贷款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

(四)民间借贷机构

在赞皇，除了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大枣加工企业外，还存在大量的小作坊。这些个小作坊一般对资金的需求不大，但是由于一方面无法满足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要求，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所以，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为大枣的小作坊生产者提供了便捷的资金支持。

(五)保险机构

保险机构对大枣产业的金融支持包括对各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和农户的农业保险。2008年以来，市供销社正式确定了由“政府引导，财政支持，社员自愿，供销办理”的安全统筹互助农业保险模式。之后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工作，赞皇县成为11个试点区之一，枣树成为其承包的品种。2011年8月上旬，一场夹杂着冰雹的大风暴雨，使石家庄市赞皇县洋泽乡西郭家庄村200公顷(3000亩)即将成熟的大枣遭受损失。幸运的是，该村连春位大枣专业社约67.067公顷(1006亩)大枣在2010年参加了石家庄市供销社新型互助农业保险，由此弥补了自然灾害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

二、赞皇大枣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金融支持的参与下，赞皇大枣产业迅速发展，但是随着发展的深入和大枣市场需求的变化，赞皇的大枣产业也陆续涌现出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增产不增收

赞皇大枣主要用于加工蜜枣，由于蜜枣市场供不应求，用于加工蜜枣的青枣价格居高不下，在利益的驱使下，赞皇枣农不断加大对青枣的种植，最终造成了该年95％的枣树产青枣，5％的枣树产红枣，青红枣树种植比率严重失调的局面，阻碍了红枣市场的发展。2011年赞皇又迎来一个丰收年，青枣供应大幅增加，但由于青枣需求有限，最终使枣农不得不面对价格下降、丰产不丰收的尴尬局面，而红枣却供不应求，同期红枣价格相当于青枣的10倍，干红枣甚至达到青枣价格的40倍。可见，赞皇大枣产业种植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大枣产业化的发展。

(二)技术支持不足导致产业链短、收益有限

早期赞皇大量种植青枣是由于利益所驱，而近期仍大量种植青枣则是由于相应技术支持不足所致。红枣的种植风险大于青枣，对农业技术要求较

高。但是，赞皇县红枣产业链发展不足，贮藏、烘干技术缺乏，对红枣的深加工，绝大多数人只能做蜜枣，产品单一，原产品销售使其附加值很小，收益有限。大枣产业做大做强需要的是提高质量深加工，拉长加粗产业链。

(三)龙头企业欠缺导致产业化进程缓慢

赞皇大枣的深加工缺乏龙头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小作坊生产。由于小作坊生产设施及成本、规模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自身易受外界影响的冲击，抵御风险能力差，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例如2011年赞皇政府对蜜枣加工企业的限制和要求增加，使得大量不合规的小企业倒闭。同时由于资金链不足，糖价上涨，蜜枣销售价格下降，通过认证的60多家企业开工的也只有三十多家，这些企业每年也只开工三四个月，这也是影响青枣收购价格的―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许多酸枣小作坊存在不规范生产的现象，排污不规范不达标，对生态造成严重的污染，产生了较大的负外部性。同时，枣企在品牌推广、产品附加值提升等方面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

三、特色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互助社和合作社金融支持十分有限

一是互助社和合作社的服务对象相对固定，限制较多，只能对社员成员发放贷款。二是互助社和合作社对入社的农户都有缴纳最低资金的要求，与农户缺乏资金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另一方面，互助社和合作社不仅对人股的农户有最低的资金要求而且还有最高出资额的限制，这就限制了那些有闲置资金并以入股分红为目的的农户的投资。三是互助社吸收资金的规模有限，提供的信贷资金较少，无法满足农户和企业对大额资金的需求；合作社可以提供较大额的信贷资金，但贷款成本较高。四是由于互助社和合作社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存在经营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信贷资金的营运风险比较大。

(二)农信社和邮储银行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力不从心

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是服务“三农”，主要提供小额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和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但是由于农信社的服务区域是按行政区划严格分割的，具有强烈的垄断性，有向盈利较好、风险较小的龙头企业倾斜的贷款倾向，无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各主体提供多元、灵活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范围一般辐射全国甚至出口国外，但我国的农信社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全国农信体系通兑通存和实时兑付，因此农信社在支持赞皇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会力不从心。邮储银行由于业务不完善，资金实力小，风险承受能力弱，对支农业务也力不从心。

(三)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县级支行服务范围狭窄

农业银行作为一家上市商业银行，对其盈利性的要求使农业银行发展战略移位，对农村和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减弱。农行主要支持少量的信用级别较高的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尤其是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而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盈利相对较少的企业的资金需求却不容易得到满足。并且，由于农行实行总分支行的组织结构，县级支行金融创新的能力和动力不足，贷款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农户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要求。农业发展银行又局限于单一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业务服务范围狭窄，无法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支持。

(四)民间借贷极易引起高利贷等不规范的经营行为

由于我国对民间借贷向金融机构参股入资的限制，使我国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未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的民间借贷。且我国目前还未实行民间借贷登记制度，使民间借贷具有较高的隐蔽性，这样就极易引起民间资本发放高利贷等不规范的经营行为，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带来隐患，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五)涉农保险机构少

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回报率低，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截至2009年9月，河北省15家保险公司中办理农业保险的只有2家，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对农业保险的迫切需求。

纵观所有对赞皇大枣产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机构我们发现：对大枣产业提供金融支持的各机构业务开展中各自为政，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对大枣产业各个环节的金融支持力量不一，造成对金融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没有形成一个高效运作、相互补充、多元化合作的金融支持体系。

四、从农业产业链的视角看金融支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一个不少，为什么支农作用却没有高效发挥?为什么加大农户金融支持还会出现“枣贱伤农”、“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等现象?

农产品作为原产品销售，其附加值很小，农业产业链很短，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消费市场需求，当农产品上一年价格高时，农户当年会扩大种植，资金需求大，金融支持增加，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则会出现农产品增产不增收，“枣贱伤农”、“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等现象。

在这种传统农业产业链条下，农户生产分散、盲目，无法把握市场，加工仅限于小作坊初级简单加工，龙头企业缺乏，也就出现了基层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其结果只能是增产不增收，资金难以回收，信贷风险大，这也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涉农的根本原因。多年来，金融机构支农重点放在农户身上，没有从农业产业链的视角考虑支农问题，这就造成了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并没有带来农村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

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附加值增加，农户除了直接供给消费市场，还供给农产品加工市场，消费市场在一定时间内需求量的变化很小，而农产品加工市场的需求是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不断增加的。农产品加工者为了稳定成本，会更关注原料的生产，提前与农户签订合同。这种农业订单生产不仅避免了农户资金需求的盲目性，也解决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同时，农产品加工者为了扩大消费市场，不断在深加工方面进行科技投入，进一步拉长加粗了农业产业链，农产品的产供销形成良性循环。

在这种良性循环的农业产业链条下，深加工是由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来做的，龙头企业对于带动农户进入市场，推动科技创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户收入，都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龙头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扩大生产的固定资产资金、用于深加工的科技资金、多样化的流动资金，还有便利的资金结算和中间业务。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是大中型商业性金融机构青睐的客户，当龙头企业得以发展，一方面会将资金传导到小农户，订单关系为农户提供了担保，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帮助农户获取贷款；另一方面，从事订单农业的农户与分散的农户相比，融资风险小，有利于基层中小型金融机构开展有效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农户资金需求与保险需求。在农业产业链的视角下，大、中、小型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支持是以资金的有效需求决定资金有效供给的，金融资源可以得到高效利用，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得以协调发展。

五、结论

通过对赞皇大枣产业的研究可以看出，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支持，一个完善的特色农业产业链金融支持体系不仅需要为特色农业产业链中各资金需求者提供充足的信贷资金，还需要与特色农业产业链中各参与者之间在信息、技术、保险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沟通和联系。为保障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共同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应该从农业产业链的视角考虑支农问题。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创造农产品供给之前，需要先了解农产品需求状况，农产品需求量的大小取决于农产品的使用范围，农产品的使用范围依赖于农产品的深加工，深加工是农业价值链中体现其效益最大化的生产环节，是扩大最终消费者需求的关键。因此金融机构应针对特色农业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量体裁衣，围绕特色农业的农副产品生产、初加工、深加工、大销售这一完整产业链进行金融支持，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要着力做好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服务。当前金融服务机构应进一步拓宽业务领域，把各种类型的龙头企业特别是贫困地区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型企业纳入信贷范围，创新龙头企业的融资评估和融资程序，创新流动资产担保形式，加大龙头企业的科技信贷。

二是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互助社和农业合作社等中小型金融组织基于订单农业发展的农业价值链，为订单农户和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创新服务和相关技术培训。

三是银行和涉农保险公司主动参与和建设特色农业产业链中的农村信用共同体(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因共同利益关系采用多种组合方式的农村信用共同体)，引导发挥特色农业产业链信用共同体的联合增信功能，促进形成政府政策性扶持资金投入、银行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提供贷款担保、涉农部门提供综合服务保障的多方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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