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有机农业；组织形式；销售模式

一、有机农业不用化学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激素、不用化肥、不用转基因

有机食用农产品在食用农产品中具有最高的安全等级，在今天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下，首先满足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需要。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比常规农业也要低许多，实现完美循环的有机农业不但不污染环境，甚至还能够修复和改善环境。有机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实现良好的销售，获得顺利地回款才能够维持良好的经营，才能够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良好的销售和回款有机农业的组织形式直接相关，所以我们先来考察有机农业的组织形式。

二、有机农业的组织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3种主要类型：有机农场主导型、合作社主导型和有机农业公司主导型

有机农场主导型的有机农场可以是个人经营的，也可以是家庭经营的，还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或公司经营的。个人或家庭经营的有机农场规模较小，人手不够用时需要雇佣临时劳动力。这种类型的农场顾客一般是熟人，和农场主个人或家庭有比较亲密持久的关系，这些消费者经常对农场的种养殖品种、生产经营计划等提出中肯的建议，给农场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帮助。这种类型的有机农场生产的产品差不多都被消费者自己取走或由农场直接送到和消费者约定地点，因而很少到市场去销售。集体经济组织和公司经营的有机农场一般规模较大，经常将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有机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活动与旅游业的吃饭、住宿、购物、观光、体验、度假等活动进行结合，使得城镇居民可以在大自然中释放压力，回归田园，推动了一二三产融合，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扩大农村人口在当地的就业范围，使城镇居民在与农村就业人员的互动中加快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有机农业合作社是在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众互经济组织，合作社的成员可以是同类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也可以是同类有机农产品的经营者，还可以是同类有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需求者，合作社由成员自愿组建，实行民主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有机农业合作社由有机农业劳动者组成，有机农业劳动者是合作社的主体，合作社主要服务其成员，帮助成员联系有机认证机构，协助成员办理有机认证，组织成员统一购买有机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组织成员进行技术培训，收集有机农产品的供需信息，帮助成员销售、加工、储运所生产的有机农产品。有机农业合作社既可能是由生产者自发组织的，也可能是在相关政府部门或公司组织的推动下形成的。有机农业合作社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具有法人资格，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和企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一般企业相比较，成员之间是互助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有机农业劳动者自愿进入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也有退社的自由。有机农业公司一般是与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签订一种或几种有机农产品的生产与购销合同。有机农业公司一般根据合同给有机农业生产者提供有机种子和其他生产资料，对有机农业生产者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有机农业公司以合同约定的价格和规格收购有机农业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有机农产品。有机农业生产者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进行生产，按时交付符合约定的有机农产品。

三、目前在有机农产品销售模式多种多样，有机农产品的销售方在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自开直营店

就是有机农业生产者在城市建成区开店铺直接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这样的直营店一般选择开在高端消费人群聚居的区域，譬如高档的商业小区、排屋区、别墅区，名牌院校科研院所职工住宅小区，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宿舍楼等地方。直营店的营销人员通过科普宣传和当面讲解，可以让消费者初步了解或加深认识什么是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生产环境有什么要求，如何选择和改造环境以达到这样的要求，有机种养殖的生产过程和结果如何区别于常规农业，有机农业如何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机农业生产者通过直营店的现场陈设、宣传图像、宣传视频和人员演示来塑造自身的形象，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并逐步培养忠诚度。

2.超市专柜

设有生鲜部的超市经常设有农产品的直销专柜，这样的直销专柜大多数销售的是来自城市近郊的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价格一般比普通农产品高20%~30%，接受度比较高。有机农产品专柜一般设在比较高档的超市，价格是普通农产品的3倍左右，目前看来销量有限。

3.会员制

有机农产品目前还没有被消费者普遍认可，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不认可的一个原因是有机生产的可信度，通过会员制更容易建立对有机农业生产者的信任，了解有机农业，了解有机生产，了解生产环境，了解生产者。为了增进了解，生产者可以组织会员或潜在会员到基地参观体验，甚至可以组织他们参与生产过程，从采摘到耕作到浇水施肥除草捉虫伺喂。对正式会员一般采取配送制，按每周1~2次送货上门，会员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生产者的生产实际情况下订单，生产方根据订单组织配送。

4.礼品

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元旦等传统节庆日，有机农业生产企业可以将有机农产品设计包装成礼品盒进行销售。逢年过节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好烟好酒一度充当主角，现在食品安全困扰着芸芸众生，人们希望吃得健康，有机农产品礼盒正当其时，经过简单、环保包装的有机农产品代表了更好的节日祝福。

5.酒店与餐厅订单

某些城市的高档宾馆酒店为了提升自身档次，设立了有机餐厅，也有一些独立餐厅，主打有机菜。但是酒店和餐厅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往往品种多，单量小，大部分有机农产品企业对酒店和餐厅的销售主要目的是进行品牌推广。

6.自营餐厅

有机农业生产者的自营餐厅主要设在农场里，和农场体验相结合，也有少部分有机农场在城市里设立了自己的餐厅。消费者可以在这样的餐厅里体会有机农产品与常规农产品的不同，体验优质食材的纯真。

7.农场体验

有机农业基地进行乡村游、蔬菜水果采摘、农业生态观光等项目建设，利用自身较好的环境，种植养殖多种经营、花色品种较多的优势，升级生产设施，配套旅游设施，吸引广大消费者进入农场进行采摘消费，消费者在有机农场游玩、吃饭、喝酒、干农活、购买有机农产品。

8.集体采购

一些实力比较强的企事业单位，向有机农产品生产者购买优质食材，制作员工餐或作为单位福利发放给员工。

9.网络销售

网络销售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者自己的官方网站进行，也可以借助第三方平台。

10.微营销

随着移动端的兴起，微店、微信、微博等微营销也越来越重要。

四、不同组织形式有机农业适用不同的销售模式

对于有机农场主导型的有机农业企业，让消费者感受农场的真实存在，在农场体验农作物、畜禽的生长环境，了解它们的成长过程，引导消费者直接参与劳作，体会农人的辛劳和意境，重建人们与食物的亲密关系，这是有机农业营销的至高境界，最能够促成有机农业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实现。有机农场在城区开直营店或自营餐厅，有利于和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同时有利于就近服务消费者，而通过超市进行销售则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通过互联网和微营销也可以扩大影响和促进销售。总体来说，把（潜在）消费者吸引到有机农场是有机农场主导型有机农业营销的中心任务，接下来是发展会员和建立消费者社区。合作社主导型的有机农业生产者的销售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优先选择和销售能力比较强的有机农业公司合作。有机农业公司可以选择全面的销售模式，开直营店和自营餐厅有助于树立品牌形象，进入超市有助于扩大销售和增加曝光率，礼品销售和单位采购在扩大销售的同时增强存在感，会员制是增强顾客黏性的好方法，酒店与餐厅销售重在品牌推广，采摘体验如果能选好示范农场也值得尝试，网络和微营销也是重要的销售渠道，运用得好可以和其他渠道相互助益。

参考文献；

[1]石小燕.湖南有机农业营销模式研究[J].湖南农机,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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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政策性金融

    一、前言

    政策性金融是指为了满足政府特殊的政策性取向,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为贯彻和配合国家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对象,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以优惠性利率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显然属于政策性金融的范畴,基于此,农业政策性金融,就是在国家和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和优惠的存贷利率,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的界定,以支持农业发展为主要职责,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国家对农业支持和扶持政策的一种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

    从上述界定内容看,农业政策性金融有三个特征:政策性,主要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金融性,是一种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优惠性,即其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银行贷款更加优惠。这三个本质特征充分显示了政策性金融同财政和商业金融的区别。

    农业是高风险、收益率较低的弱势产业。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不仅城市的、发达地区的资金不往农村流,农村的资金还会往外流,这样关系人类生存的农业问题却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手来弥补这个作用。因此政策性金融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有深刻的经济金融与社会根源,它是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目标错位与失衡的必然结果。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这三个特点恰恰体现了政府的作用所在,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来说,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国外政策性金融支农经验分析

    不同国家的政策性金融各具形式,而且一些国家的政策性金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并日益普遍发展壮大,在实现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标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鉴他们成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和活动经验,对于构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日本、印度、巴西、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地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各具形式,但总的看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形式多样,目的明确

    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形式多样,如:美国有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的农民家计局,有对农村非盈利的电业合作组织和农场等发放贷款点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有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点商品信贷公司,还有为融资困难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援助的小企业管理局等等。日本农业中的政府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向森林渔业的公共事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和各种农业贷款。印度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三类: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地区农业银行、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每一类机构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明确,法国的农业非常发达,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它是由总行、地区和基层三级机构组成的。尽管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名称不同,但是,他们的服务范围非常明确,在执行政府的政策上富有效率。

    2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样化

    主要有政府资金,政府担保债券、向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等方式。如: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由联邦政府出资,是一种政府出资的形式,然而,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的筹资方式是发行统一政府担保债券。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为支撑,所以很受欢迎,筹资能力较强,这种做法可以适应中长期的资金需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则是以吸收活期、定期、储蓄存款的形式补充资金。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开始是国家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投入财政资金组建的,后来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资金和邮政简易保险。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放或充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向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如泰国就采用了这一做法。

    3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法律制度健全

    各个国家大都通过立法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保障,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严密规范,如美国的《农业信贷法》、《农产品信贷公司特许法》,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都是关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除此之外,还有农业信贷法,农业信用保证、保险法等关于农业信贷、信用保险的专门法律。同时,在政策上提供许多优惠,如减免税收、注入资金、利息补贴、损失补贴、债务补贴以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鼓励和保护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来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4 政策性金融机构层次明晰,支农范围宽泛

    各个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各自有具体的支农范围,而且,支农的领域很广,和农业有关的融资都可以找到对应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些支农领域涉及到生产领域贷款,如美国农业电气化管理局的农用电力改造贷款,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农业综合设施贷款等,流通领域贷款,如美国商品信贷公司,不仅发放粮食收购贷款,国家储备贷款、农场主自主储备贷款,还提供出口信贷,加工领域贷款,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都有农产品加工贷款,扶贫贷款,如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对小农、无地农民和边际农民等贫困人口的扶持贷款;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对其他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进行担保。

    5 各国注重建立支农政策性金融中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制度是化解转移农业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如美国的农业保险非常发达,美国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出政策并与私营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并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的四个阶段。法国是的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三、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定位

    1 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工作

    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使其行为有法可依,摆脱外部干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资产的安全。同时,要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发挥和完善中国银监会的监管作用。

    2 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农发行的资金来源除了财政拨款的资本金以外主要就是人民银行的金融债券,目前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面临着资金来源和使用规模不一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资金需求的规模在逐渐扩大,然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已经不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欠发达地区支农的金融支持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融资渠道是关键,日本做法值得借鉴, 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不直接吸收存款,而是间接的利用率邮政储蓄的资金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可以参照这一方法,中国的邮政储蓄在农村吸收了大量存款,其中的大部分都存入了央行,造成央行负担很重。在2006年底挂牌成立邮政银行后才开始有了贷款业务,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把邮政储蓄在农村中吸收的大量存款当作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解决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问题。还可以,利用政府担保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获得低息低资金成本的优惠贷款等等。

    3 拓展农发行的业务范围

    2004年农发行转型以来,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贷款为一翼,以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的一体两翼的支农新格局,有选择性的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农发行的支农格局与欠发达地区的支农需求的不相匹配的,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少有农产品的加工产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经营项目,而往往是单个农户分散,小额和急需的资金的需求。这种资金的需求是商业银行所不愿支持的,必须要有政策性的金融来承担。

    4 发挥农信社的作用

    农信社在农村覆盖面广,与三农接触最多,这些都具备了服务三农的基础,因此,通过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将农村信用社建成产权关系明晰、可持续发展的支农型社区金融机构是可行的。农村社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走商业银行的道路,另外一部分是支农服务,规定支农的比例和最低的底线,针对社区农民的需求来确定金融产品,以微利为前提,办理扶贫、开发贷款业务、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加工贷款等各项业务。关键是要贴近农民,了解需求,提供快捷的金融服务。

    5 建立有效的合作金融和合作信用担保体系

    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分散而且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民来说,通过合作金融的形式融资是一种必然选择,正是由于农民、农户没有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为其服务,就造成了大量县城金融市场的真空,也就产生了大量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灰、黑色金融。实践证明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是一种具有效率的组织,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是一种“上官下民”的所有制模式,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公有性质的,由政府所有,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由个人及成员入股组成,按合作制原则经营,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普通和优惠贷款。这种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互助合作性质金融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支农形式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资金互助,自担风险、自己出资、自我管理的合作金融组织,以改善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同时,主导的政府部门可以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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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学基础责任主体弱势群体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立法活动的推进，伴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勃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市场主体的建设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并将逐步成为农村市场主体的主体力量。它较好地解决了户营经济走向市场问题，成为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重要组织体，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破解“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中存在很多契合点，需要我们加以明辨、利用和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组织作用，从而使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更加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适应性。

一、必要的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再认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篇4

关键词：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粮食直补；粮食主产区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031-04

引言

我国自2002年逐渐建立起了以粮食直补为主体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建立对粮食生产者和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万宝瑞，2004；朱泽，2004），这是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关键（王雅鹏，2005）。一些学者从补偿目标、补偿方式、补偿范围、补偿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了政策设计（杜辉，2010；夏玉莲，2011）。庄荣盛（2013）通过我国城镇化过程汇总多方面的利益格局失衡分析，指出要维护农民利益，应当建立农民、企业与政府利益平衡机制。侯立军通过对制约主产区建设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建立投入和利益补偿机制，搞好粮食主产区建设。龙方、卜蓓等（2012）对粮食生产者的利益补偿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潘刚、李琪（2012）认为，解决粮食主产区经济普遍落后、农民受益偏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陈明星（2012）研究了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效应评价体系，认为应当合理划分利益补偿阶段、动态调整利益补偿行为。杨建利、靳文学（2012）通过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情况透视，指出了合理的确定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额度。王有国（2013）从构建粮食安全保障基金等方面对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提出了建议。薄爱敬（2010）对我国的粮食补贴制度和机制进行了研究，并重点分析了各项政策积极作用和负向作用。田建民（2010）指出，我们必须从区域公平发展的视角构建我国的粮食安全长效机制。

上述成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多局限在研究粮食生产补偿的意义、原因上，更多的成果则围绕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和改进的方向来展开，对于粮食生产补偿政策的功能、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资金来源等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层面，缺少深入的实证和定量研究，对补偿政策的运作模式和实现途径的研究不够深入。如何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当前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有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水平总体上偏低

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差距仍然较大。就“黄箱政策”来说，我国目前的财政农业补贴总量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同时，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一样，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面积的差异，在不同省份间的补贴标准差距过大。与此同时，各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农业补贴标准的增长幅度。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较大程度地抵消了农资综合补贴的效果。在粮食收购价格不能大幅度提高和农业补贴标准相对较低且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种粮农民通过获得农业补贴所得到的收益十分有限。

（二）农业补贴结构不尽合理

第一，临时性补贴多于经常性补贴。许多应对农产品短缺而推出的财政农业补贴是临时性的，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第二，补贴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作用有限。在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补助资金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人情补贴“现象。第三，农机补贴的对象分散，但效率不高。因为农机补贴对种植规模没有要求，只要购买的农业机械在补贴范围以内就可以得到补贴，基本上形成了“家家得补贴，户户有农机“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利于农业合作组织的工作。第四，对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没有明确的地区与人群的区别。第五，对于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偏低，直接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源匮乏，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足。

（三）农业补贴管理和监督不健全

主要体现在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对农业补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监管。实施农业补贴的权力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机构设置较为分散，农业资金的支出来源过多，出现了多头管理和交叉管理。农业补贴制度多以部门规章制度形式出现，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财政农业补贴的效率。粮食直补政策的落实普遍存在着监管不严的情况。一些地方出现了谎报、虚报面积，甚至许多已经租赁、征用、非法转手的非农用地也在堂而皇之地领取直补资金，形成资金流失和腐败。

（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获得的补贴不平等

虽然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但粮食主产区基本上位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能力有限，中央财政与省财政的补贴加在一起，粮食主产区农民得到的补贴远低于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没有以牺牲粮食和耕地为代价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却面临“产粮大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的困境。

综上所述，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在支持力度、补贴结构、支持方式、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十几年以来两次补贴政策实施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进行优化。

二、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构建的目标定位

我们认为，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是一个比粮食生产补贴更为宽泛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粮食生产者由于生产粮食而放弃其他效益更高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的补偿；其二，对于粮食生产者由于粮价下降所导致的销售粮食收入不能弥补成本所造成亏损的补偿；其三，为了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所需要增加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其四，为改善粮食生产者所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所需要增加的公共产品投入。简言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是指，为了激励粮食生产者及其所在地区的粮食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整中央政府、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种粮农民、粮食消费者等相关利益者由于粮食生产活动、粮食流通活动和粮食消费活动所导致的经济利益关系，以补偿粮食生产活动产生的超过其经济利益的机会成本，并提高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福利水平的具有激励特征的制度。

（一）形成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机制

在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必须破解的首要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我国粮食多了还是少了的问题又有一些争论。有人主张去库存就是减少国内粮食产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国粮食产量虽然实现了连年增长，但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并不牢固。农业去库存可以允许粮食产量在不同年份略有波动，但不能滑坡。必须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等重大措施，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立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形成种粮农民增收的长效推进机制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确保农民的持续增收。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种粮比较利益低等原因，粮食主产区粮农的收益不高，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种粮农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既是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提，也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积极推进农业供给结构性改革，把增进粮食主产区农民福祉作为构建粮食生产支持机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发展新理念破解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走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使得广大粮农在为粮食安全做贡献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更多的“获得感”。

（三）形成产粮大省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增进机制

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应当摆脱单纯的“粮食增产”目标，按照“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把增进产粮大省和产粮大县的社会福利、促进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建立粮食生产支持机制的抓手。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支持手段，加快形成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使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地向粮食主产区的农村倾斜，积极推进财政资源在城乡和农业、农村两个方面的综合平衡、促进城乡融合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繁荣，让广大种粮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探索出一条粮食主产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粮食安全双赢的发展道路。

三、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的框架设计

我们认为，粮食生产利益机制的构建应从以往的以补贴为主，转向投入支持、市场调控、风险规避与补贴并重，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支持体系。一个完善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由四个方面构成，即粮食生产投入支持机制、粮食生产补贴支持机制、粮食市场调控支持机制、粮食生产风险支持机制。

（一）粮食生产投入支持项目

粮食生产投入支持项目包括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投入、粮食生产科技投入、粮食产业化支持投入等3个方面。

1.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投入。应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作为粮食生产投入支持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粮食主产区实施农业重点开发工程，增加一批粮食高产、高效改造工程项目。根据农业部2006年测算，如果1/3的中低产田（约4亿亩）耕地的基础能力能提高一个等级，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800亿斤左右。首先，创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方式，采取政府直接投资、政府引导和公办民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在对各种不同来源的资金进行整合的基础上，采用市场机制的办法推进工作。其次，建设项目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即重大的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工程等。还应重视大中型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加快推进现代灌区建设，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再次，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集中优势研究力量，加大粮食绿色增产项目的攻关力度。实施植物保护建设工程，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有关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征地补偿、耕地占补平衡等应实行与铁路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相同的政策。

2.粮食生产科技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属于“绿箱”政策。加大对粮食生产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必然选择。首先，要增加农业科研经费投入，积极解决省级和市县级粮食生产科研经费不足问题。其次，加强粮食良种繁育等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重点支持粮食品种资源、转基因技术、节水灌溉技术、旱作农业技术的研究。再次，将新型农业科技与农业推广补贴结合起来，重点扶持发展科技含量高效果好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推广和应用，放活农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形成绿色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网络。最后，设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通过整合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长期支持农业科技攻关，建立统一协调、开放共享的农业实验场站系统。

3.粮食产业化支持投入。积极推进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布局，建立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粮食品种种植带；采取“公司+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粮食产业化。财政部的《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将集中支持区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该项政策主要有三种扶持方式。其一，优先给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以贴息贷款；其二，优先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以财政补助；其三，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地区采取财政股权投资基金、贷款项目担保基金、贷款项目担保基金等方式。

（二）粮食流通支持项目

1.粮食仓储设施投入项目。完善县（市）级仓储、重要粮食物流节点项目，优化重要节点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形成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的格局。提高储备粮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强智慧粮库建设。鉴于粮食主产区财力比较薄弱，加强对地方储备的支持，中央财政可对地方储备给与一定的补贴。

2.粮食加工支持项目。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培育一批粮深加工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其一，支持商业银行对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建设项目给予贷款贴息、资本金投资或投资补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主食工业化生产。其二，对中小粮食加工企业的优惠政策，应参照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于适当支持。应多措并举，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和龙头企业转型升级。

3.粮食应急供应保障能力提升项目。加强粮食主产区粮食仓储、物流、市场等基础设施的科学规划、布局建设，在整合现有的粮食仓储设施资源的基础上，新建或扩建大型现代化粮食流通和仓储设施。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健全跨区域的粮食应急保障和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打造覆盖省、市、县的粮食应急保障网络和智能化服务系统。

（三）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项目

1.以农民作为受益对象的补贴。实行直接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必须锁定补贴对象，强化以农民为受益对象的农业补贴力度，使粮食直补资金主要通过粮食种植面积直接落实到农民手中。

2.以企业为受益对象的补贴。一是对粮食加工企业的补贴。粮食加工系微利经营，在价格干预时发生的原粮采购价高于成品粮折原粮后的销售价的价差，政府应适当给与补贴。二是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补贴。在农资生产企业的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时，为了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体上保持稳定，政府在必要时可采取临时的农资直补政策，对生产企业进行补贴或奖励。

3.以地方经济发展和公共社会福利为受益对象的补贴。积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发展粮食主产区农村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使粮食主产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促进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区域条件不适合发展粮食生产的农村，可通过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建设完善一批基础公共设施，如乡间道路硬化、稳定供水供电、修建文化广场、植树造林绿化等，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打造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增加农民创收途径，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

（四）粮食市场和金融支持项目

1.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政策。在当前条件下，应对三大品种继续实施最低收购价制度或临时收储制度所具有的“价格调控”和“托底购销”功能及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是目标价格制度不具备的，如何处理好最低收购价合理定价问题和收购后农产品销售问题是关键。今后可采取以下三项措施：其一，改变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不降只升的价格确定方式；其二，鉴于不同地区条件差异大的实际，可采取分区确定价格的办法；其三，对于有些品种，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目标价格制度取代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以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影响。

2.农村金融与信贷政策。加大“三农”金融产品创新和重点领域信贷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健全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采用多样化的贷款方式，构建高效的办贷机制。一是创新粮食规模经营信贷产品。以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产粮大县生态环境建设等为导向，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二是创新城镇化信贷产品。以推进产粮大县新型城镇化进程为导向，支持产粮大县水利、公路、电网、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创新农业产业化信贷产品。针对农业产业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开发全产业链融资产品，提升粮食产业链附加值。五是创新互联网金融产品。引导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在粮食主产区规范发展，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四是创新改善民生信贷产品，支持产粮大县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卫生项目建设。支持金融企业探索“互联网”模式，在农村开展电商服务、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服务等，通过互联网全方位整合村镇银行、自助银行、社区银行的功能，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解决粮食主产区农民的金融、电商、物流、教育、医疗、社保等热点需求。五是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实施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推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合作模式。

（五）粮食风险规避机制

1.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中央应增加粮食主产省的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加快取消粮食主产区风险基金配套，更好地帮助粮食主产区加强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完善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2.种粮环节的风险支持。推动农业保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协助农户形成稳定的偿还能力，增强种粮农民对意外风险的抵抗能力。一是完善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保险制度，将农业保险作为支持粮食生产的重要手段。中央财政将于2016年进一步提高对产粮大县稻谷、小麦、玉米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在政策出台前，省级财政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已高于25%（现行补贴比例）的部分，中央财政承担高出部分的50%。如果省级财政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并相应降低产粮大县县级财政保费负担，中央财政还将承担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降低部分的50%。上述政策实施之后，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比例，将由目前的中西部40%、东部35%，逐步提高到中西部47.5%、东部42.5% 。二是加强农村自然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完善灾害性天气、地质地震灾害、森林火灾、农林有害生物重大动物疫病、环境污染等防灾应急预警体系。

3.储存环节的风险支持。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企业必须承担粮油最低库存义务。最低库存义务的具体标准应由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公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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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 运行现状 发展策略

近十年来，财政支出所承担的很重，国家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已经超过了一亿元，应当通过市场机制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效力。有关部门估计，中国养老保险基金在未来十年间缺口将可能达到十万亿，当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缺口时，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出现。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首次明确提出要在具备合适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也一直处于不断探索、改变与革新中，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变革，养老保险制度也在不断的调动中，以发挥它的核心作用。这对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城乡经济的可持续运行、对于农村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建立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目前云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

云南省位于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在全国来看相对落后，而现也已经陷入了“未富先老”的境地。在进行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到第六次的十年间里，云南省的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7%，期间云南省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是3.1%。截至2015年末，云南省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1%，与之相反，同年云南省GDP 为13717.88 亿元，仅占全国GDP总量的1.3%，排名第23位。

1991年6月，农村养老办公室也即是国家原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保基本方案》，确定了农保的开展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原则，决定于1992年元旦在全国公布并实施。云南跟随中央思想，从1991年开始，在云南省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云南省在1992年了《关于开展农保工作通知》，正式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省先是在建水、潞西、曲靖展开试点工作，当年参保人数为3.2万人，收到基金总额为67万元。1993年又新增了开远、个旧、楚雄、宜良四个试点。1995年开始，云南省在有了农保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后，开始进行推广实施，截止至1995年底，在云南省的129个县市区中，有68个县市相继开展了农保工作，统计有约70万的农民参加到养老保险投保中，年龄层次也从1岁至60周岁不等， 其收取保费的数额为1.13亿元。此数据表明了云南在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了突破性进展。自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开始承接社保工作的开展，虽然原有的农保政策并没有变动，但农保工作在国家层面上基本处在停顿的状态。在2009年云南省开始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响应大力筹措资金，有效支持了“新农保”的平稳良好运行。“新农保”在目前基本上覆盖了云南129个县（区、市），农村老人将人人享有养老保险不再只是空想，逐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2013年，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联合了《关于新农保与老农保制度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在新老农如何进行衔接问题上做出相关规定。老农保养老金补助已经领取过的，在老农保的养老金发放标准下继续接受农保待遇；农民年满60周岁时，应接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没有领取老农保养老金的参保人，老农保个人账户积累资金都合并到新农保的个人账户中来，并以最低100元缴费档次标准对缴费年限进行折算；折算年限达到或超过15年的，年满60周岁时，可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未满60周岁的，也可按新农保规定继续缴费。折算年限没达到15年的，将以新农保的规定继续缴费。参保人符合新农保待遇条件时，原老农保个人账户与新农保个人账户分别来计算，合并后享受个人账户养老金，同时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

二、国外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和启示

（一）国外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

1.日本的“共济”制度

日本农村养老保障模式采用了“共济”形式和“国民年金”等措施。“共济”事实上是一种互相帮助和救济的事业，它是以农民之间相互协助为主，由一些相当数量的经济单位组成团体，共同分担筹集保费的职责，给予年迈的成员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让个人对保费的负担不再是依据将来发生的给付需要，因此缴费与给付间不是对等关系。

在管理形式上，日本也有其特殊的举措。开始时，日本政府颁布了一部具有规范性性质的法律---《农协法》，使得农村共济的事业开展有法可依。日本“共济会”在对于基金的运营上体现了资本化的操作，该运营手段的关键是把养老保险基金当成普通资本投资的一种，按照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特性进行投资，把投资分散进行多样化投资组合管理以减少非系统性风险，比如多类型存款方式，购买债券如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对以日元计价的外债进行投资，另外也购买一些公司债券和股票，进行不动产投资等方式。

2.波兰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在欧洲20世纪70年代，前波兰政府对于本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全国性的统一部署。波兰在1977年7月1日颁布了关于农民退休法令，并从当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此法令规定农民养老保险的对象是农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小组成员、国营农场的职工以及个体农民。国家组建农民的保险基金，国家财政出三分之二的资金，剩下部分由农民缴纳。农民每年需要向国家交纳1.5万兹罗提的农产品，男性农民缴满25年，女性农民缴满20年。农民满足养老保险金领取条件需要两点：一是年龄上男年满65岁，女年满60岁。二是达到符合养老年龄要求后，必须把耕地递交给自己的继承人或者国家。按规定，农民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以退休前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的农产品价值为标准，分成35个等级，最低每月领1500兹罗提，最高为6500兹罗提。

3.瑞典的“福利型”养老保险制度

以英国知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的《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的瑞典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推动下开始建立起来。全体国民或是居民都为保障对象，农民在承保上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和接受的养老保险待遇等方面与其他公民也基本相同。瑞典国家和社会几乎承担了退休老人的生活，依据瑞典退休金法案的规定，65岁为男女法定退休年纪，在瑞典居住达到40年以上的居民，他们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从地方社会保险部门按月领取相关数额的基础养老金，且不论瑞典居民退休之前的收入水平是高是低，这是每一个瑞典公民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

（二）国外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启示

养老保险基金有着区别于其他普通基金的特殊属性，那就是长期性、稳定性以及规模性，正是有了这些自然属性，从而决定了该基金在管理和运行过程中也应当区别于其他普通基金，在管理养老保险基金时，应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1.安全性

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原则指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和运营过程中无法承担过高的风险，既要求投资的资金可以按时收回，也希望可以得到高于储蓄利率的投资收益。该原则由养老保险基金的经济属性和基础职能共同决定。由于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养老保险基金应当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追求高收益率。所以安全性原则是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最基本的原则。养老保险基金要保障几代人的老年生活水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一旦投资风险过大，不能获得足够的投资收益，容易失去人民的投资信心，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

2.流动性

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动性原则指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形成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在不出现资产损益的前提下，能够随时转现的能力，以满足支付的需要。如果一味的追求投资收益率使养老保险无法及时支付甚至支付危机，这样便有悖于养老基金设立的初衷和宗旨。因此流动性原则就是为了满足投保人的需要及时支付，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良好运营的一个重要原则。

3.收益性

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性原则意味着首先基金投资要符合安全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尽量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为了达到盈利目标和收益目标，大部分国家都硬性设置了投资最低收益率。养老基金收益越大，所承担的风险也会加大，所以要把握两者的尺度，采用合适的投资方式，完成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目标，减少国家、企业和个人负担。

三、云南省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存在的问题

我省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时间较短，在基金的管理上还有一些问题，养老基金的运行过程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农保对部分农民群众缺乏有效吸引力

缺乏吸引力的原因一是一些农民对农保政策的理解不是很明白，所以他们的参保积极性不高涨。特别是部分年纪还没有达到60周岁但还需缴纳一定保费，但他们对于保障意识比较单薄，不够重视养老保险金的作用，对于农保政策处于观望思想。第二点原因是由于国家虽然补贴农保，但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国家补贴的保障水平相比，还是低很多。更别说农保的发放水平对于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农民更是比较初级和低水平了。三是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根深蒂固。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养老院的日趋普及和完善，人们对于养老的观点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度。但在农村，随着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陆续离开，留在村子里的大多都是的老人，也出现了所谓的“空巢老人”现象。这些老人思想还比较保守，对于自己养老的态度还停留在依靠自己的儿女，而很少有人觉得养老保险金的交纳能够对自己的养老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保障。

（二）经办手段落后不能落实到位

对参保人员的登记和变更以及发放养老金等等这样农保工作量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些地区在制度运行之初就没有满足业务的经办需要，人员和设备的配备不足，对于经办农保业务局限于以手工为主要操作手段，这种方法必然会使得工作效率低下，不能适应工作量繁琐复杂的需要，也会造成出错率较高，不能将参保工作落实到位。

（三）地方政府筹资能力有限

按照《云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参保人员将由省级财政提供每个人每年最低30元的补贴费用。除此外市、县两级财政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程度可以相应增加缴费补贴，对于选择较高档次的参保人员给予鼓励性缴费补贴。但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各级财政能力有限。在云南省很多试点地区，尤其是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市、县区域，政府或只能按照国家最低标准给予参保人补助，使得参保人个人账户积累能力差又将影响到参保人未来的养老金待遇。

（四）对于云南省特殊文化和习俗等复杂因素认识不足

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在社会的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少数民族在与汉族具有共性的同时，在很多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性，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不得不考虑到差异的存在。云南的养老模式也应体现这一特征，通过实践考察获得对云南少数民族养老模式的认识后，才能更好的对不同群体才去不同的方法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采用一锅端的模式。

四、云南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养老保险金的宣传力度

要想让广大农民群众在短时间内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接受必须要依靠宣传动员工作。采用一些公众宣传方式，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介开展广泛传播，为开展后续工作打下基础。相关工作组最好要深入到农户家中，上门讲解答疑解惑使广大农民可以全面了解农保制度，相关知识及其重要意义。使农民可以加深对农保政策的认识，体会到养老保险制度给自己带来的益处，充分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二）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经办效率

经办管理效率低下、手段落后都阻碍了新农保制度顺利运行。当下各级部门应做好档案的有效管理，对于参保人员的数据进行联网信息化管理。能够保证参考退保人员的具有齐全的手续和数据可以审查。采用互联网计算机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效率低下和错误率频发的问题。

（三）拓宽地方政府筹资渠道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主要通过银行存款、国家债券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是单一的，升值保值能力较弱，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参保的积极性。因此在确保稳定增值的同时，应积极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增加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值。主要投资方式有：

1.国债，是指由国家财政信誉做担保，以中央政府的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保证，由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国家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主要形式。它的信用度高，历来被誉为“金边债券”，而且它的风险小及流动性强，也因此受到风险回避型投资者的青睐。养老保险基金关系到云南省大多数居民的老年生活，因此，将其投入国债市场，则为最稳妥的选择。

2.股票作为一种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的有价证券，风险与机遇真正存于一体的投资方式。然而股票价格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波动性很大，股票投资资金也许会无法及时退出资金导致流动性减弱。股票投资是收益最高的投资方式。当前，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云南省的养老保险基金当前可以考虑适度控制股票投资占总市值比重。

3.企业债券。这种债券是能得到比较多的报酬。企业债券利率一般比较高，并且承诺偿还本金，支付利息，还可以自由转让，因为没有国家财政做后盾，所以与国债比风险大，比股票的小。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不完善，类型较单调，期限结构不完美，顶级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少，因此基金投资在企业债券市场的比例不能过大。

4.基金投资作为现有的世界上通用的投资模式，它具有小额贷款的重要特征，其拥有众多经验的专家来管理，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还可以提高效益，再者，它能够分散投资，用合理的投资组合方式来减少投资风险。

（四）结合云南文化、地区差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要重视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推进过程中应当承当的经济责任。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应当合理的确定政府出资额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政府对养老保险的出资额应当不断增加，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应当能够及时补充，足额到位。对于收入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欠富裕农村地区，需采用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共同筹资的方式，通过财政加大补贴力度，以确保农村养老保险达到“广覆盖、低水平”的标准。构建地域保障，家庭保障、社区保障和民族地区区域多层保障体系，最终构建符合云南省情、民族多元化特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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