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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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学结合;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越来越需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直接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及技能型的高级实用人才。工学结合是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职业素质、技术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主线,充分利用学校实训基地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将在校的理论学习通过校内实训以及企业的实际工作经历有机结合起来,为生产、服务第一线培养实务运作人才。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模式是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必然途径,符合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以下简称文管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文化艺术品鉴定基础、市场营销分析、文化市场管理、艺术品经营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面向文化艺术品经营、管理、拍卖行业第一线从事文化艺术品经营、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职业技能的训练至关重要,它关乎学生的就业以及学生对于未来岗位的适应程度,而实训基地则是实现就业与岗位的“零距离”对接最重要的一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学质量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实训基地的建设。如何进一步改革优化实训基地建设,使学生提高专业能力,掌握职业技能,胜任岗位工作,是工学结合的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理念提出的另一缘由。本文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工学结合的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作了探讨。

一、工学结合的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构想

(一)坚持围绕“工学结合”模式,强化校内实训室的建设,构建学院素质教育平台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教师的实践能力能否提高,新的课程、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否推广,在一定意义上都取决于实训基地的硬件装备水平和软件先进程度及教学环境的优越程度。在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目前本校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已建成5个专业实训室:陶瓷、书画艺术品鉴定实训室、杂项艺术品鉴定实训室、书画摹写实训室、书画装裱实训室、艺术品经营与管理模拟实训室,占地面积约714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0人进行教学。实训室内有陶瓷、书画、金银器、玉石等专业资料和教学设施共计千余件,总价值约28万元。为进一步拓展专业群建设满足实训教学的需要,实训基地将新建人文艺术实训室、陶艺实训室,扩建艺术品鉴定实训室。

1.新建人文艺术实训室。新建的人文艺术实训室,将购置一批先进的设计专用设备,满足新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的实训教学。实训过程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针对就业岗位展开实训,重点训练学生的设计创新能力、电脑设计能力和动手绘制能力,使学生掌握最新的设计技术,拓展就业岗位。项目建成后,可以全面满足教学、培训、社会生产、技术开发等需要,实训设备达到企业现场设备中等以上水平,实习实训项目开出率保持在100%,同一项目能同时一次满足30-60人实习实训,可以满足艺术设计专业180名学生实训教学需要。

2.新建陶艺实训室。陶瓷品鉴教学和实训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陶瓷品鉴课程的主讲教师为省内古陶瓷专家任世龙老师。陶艺设计实训室的建成将发挥我院陶瓷艺术教学原有的优势,形成我院职业教育富有特色的实训基地。实践教学亦以“能力本位、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为特点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生产项目和产品研发,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3.扩建艺术品鉴定实训室。艺术品鉴定实训室将继续购置一批古代和当代艺术品作为教学资源。这是对原来书画、陶瓷、杂项艺术品实训基地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校内实训基地的改革,不仅满足本专业实训教学的需要,而且面向全院师生开放,新建设备中将购置多媒体触摸机多台,分别放置于校园人文部、办公楼、信息搂等场所,师生可以随时点击上网,实现资源共享,构建学院素质教育平台,提高学生的艺术品赏能力,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进一步凸显本院人文兴学的办学特色。

(二)坚持围绕“工学结合”模式,加强校企合作,积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校企合作是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和岗位训练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它能使学生熟悉企业的生产环境,弥补校内实训条件的不足。在校企合作中,学生不仅巩固了专业理论知识,熟悉了企业技术应用的过程和生产、管理的具体运作,而且积累了从业经验,提高了综合知识应用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在工学结合的实训基地建设中我们十分注重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我们的具体做法包括以下方面:

1.巩固与已建校外实训基地的联系。为了满足本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本专业现已与杭州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杭州收藏品市场、浙江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六和文化会馆、文物商店、浙江省博物馆等多个不同类型的企业签订了校外合作协议,我们的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

2.积极拓展新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我们注重追踪与专业建设和专业发展相吻合的文化单位,不断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如已与浙江省拍卖协会取得合作,与上海古今通宝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这些均充实了文管专业校外实训基地的教学内容,使学生通过严格的训练,熟悉了不同类型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情况,全方位提高了学生自身的职业素养,使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3.积极利用校外实训基地的场地和设备条件,使学生真实体会艺术品拍卖的整个过程。我们充分利用与多家拍卖公司合作的机会,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拍卖会的全过程,包括前期艺术品的收集、整理,预展以及拍卖,并聘请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为学生现场讲解有关的流程。学生通过参与真正地感受到了拍卖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技巧性,普遍反映受益良多,这样的实践机会,是校内实训无法提供的。

(三)坚持围绕“工学结合”模式,打造教学团队:校企师资人才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工学结合”的实训基地建设中要求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但在目前学校办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仅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必须要有企业的鼎力支持,校内专任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互为补充。

1.专职教师深入实践进行学习。对专职教师而言需经常化、制度化地到企业对口实践,在真实的“场景”中感受最有价值的教学资源。

2.对于企业的兼职教师,由于企业兼职教师本身有自己的工作,很难一学期都在学校上课。可以采取在学校上几节实践课的方式。这样既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又能使学生接受具体实践的指导。

3.企业的专家可以以讲座的形式进行讲授。我们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如邀请浙江嘉泰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金少俊以及杭州二百大市场部经理蔡秋声等人来为学生做相关主题的讲座,学生普遍反映受益匪浅。

二、工学结合的文管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实施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资金问题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专业所需实践教学实物多为艺术品,其价格一般较高,特别是高质量的艺术藏品价格更是不菲。在学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实训基地已相继购买了一批包括玉石、金银器、陶瓷、书画在内的藏品,但是在目前办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此类藏品的价格和质量多半不高,特别是对于书画艺术品,我们还只能购入高质量的仿品。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为学生创造更多近距离接触真品的机会,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是实训基地建设实施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校外合作企业的积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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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煤企 煤价 走势

经历过煤炭黄金十年，煤炭企业由盛转衰，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无法适应经济变革的需要。煤企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改革。

一、煤炭企业的形成

煤企作为能源供应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煤企最早并非是以经营为目的的企业，而是一个提供能源的政府职能机关，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初期煤企被称为“矿务局”。

70年代后期，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仍然实行计划经济，但乡镇煤矿快速发展，自主经营权开始增加，促进了煤炭企业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煤企由计划经济进入半计划办市场经济时期。

1993年国家放开煤炭价格，使煤炭生产企业拥有了充分的经营权和定价权，这标志着煤炭企业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确保电价稳定，国家设定电煤价格，计划煤与市场煤的价格双轨制度从此形成。

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需求大幅增加。国家取消了对煤矿建设的直接投资，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投资机制形成。此举促进了煤炭产业快速发展，各地矿务局纷纷改制，逐渐出现一些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煤炭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进展，煤炭工业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计划经济的标志――全国煤炭订货会，由于市场煤和计划煤价格相差逐渐拉大，终于出现了2009年度煤炭订货会上有量无价的尴尬局面，煤电谈判首次宣告破裂。市场的调节作用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战胜了国家的经济政策。2009年

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终止了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标志着中国煤炭市场终于完全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

二、煤价的走势

计划经济时期，煤炭价格由国家直接制定。国家对煤炭实行价格限制政策，统配调拨，负责定价的是经国务院和国家物价局。据统计，1980年商品煤售价为21.33元/吨，1992年商品煤售价为90.67元/吨。国有重点煤矿的价格低于煤炭生产成本，是国有重点煤矿长期处于亏损状况的主要原因。

1993年，国家放开电煤之外的商品煤价格管制，煤价随着市场规律在供需关系的影响下，由1993年的105.42元/吨，上涨至1998年的160.20元/吨。需要说明的是，在放开市场煤价格管制的同时，计划煤也在积极地向市场靠拢。1994年全国煤炭订货会改革，开始在合同中明确数量、质量，明确结算方式和煤炭价格，此举使得计划煤也开始适应市场经济。1998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煤炭需求减少，煤炭价格下跌。

2002年以后煤企顺应经济发展，纷纷改制，成就了一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煤炭需求急速上升，煤矿投资快速上涨。在需求的带动下，煤炭价格快速上升。煤炭价格的快速上升期直到2013年前后方才结束。

笔者选取1994～2013年以来中国煤炭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数据，来说明这一阶段煤价的变化。

图1 1994～2013年中国煤炭供需量统计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1994～2000年期间，全国煤炭需求量高于供应量，按照市场规律，供大于求，在需求的拉动下，价格上升，从而带动供应增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物价下跌，经济下滑。此时煤价仍低于煤企的生产成本，煤炭的供应量较需求量更大幅度的减少。

2000年后以煤价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以山西国有重点煤矿价格为例，2000年吨煤综合平均售价为129.26元/吨，到2007年

吨煤综合平均售价为330.65元/吨，比2000年涨了201.39元/吨，涨幅为156%，平均年增幅为22.3%。2000年到2003年，平均年增幅为11.4%；2004年起的连续两年内，吨煤的综合平均售价增幅较大，每年的原煤综合平均售价都比上年增长了约30.6%，后自2006年到2007年，吨煤综合平均售价由309.58元/吨增长到330.65元/吨，增长幅度趋于平缓，平均增幅在6%左右。2008年，中国受次贷危机影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国内煤炭价格随着下滑。这一时期是供需关系对价格影响的集中体现。

2009年在4万亿投资拉动下，中国经济快速回升，煤炭价格在宏观环境向好的影响下开始上涨。2012年，受全球经济衰退拖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煤炭价格开始徘徊下行。

2012～2016年，煤炭价格不断下调。煤价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观方面有经济增速放缓诱发煤炭需求放缓、煤炭产业产能相对过剩；微观方面有煤企管理无法适应市场要求。

2016年上半年，国家宏观调控，严控产能，出台了一系列去产能政策。重庆、贵州、甘肃和山东四省市下发去产能文件，目标分别为2000万吨、7000万吨、1000万吨以及1000万吨。内蒙古将在3到5年削减1.2亿吨产能；山西省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削减煤炭产能1亿吨左右；安徽省减少产能3000万吨。2016年4月份，各地陆续执行276天工作日。由于产能减少，煤价复苏，短短3个月时间部分煤价已上涨近100元/吨。

三、煤企的未来

从历年来煤炭供需情况可知，煤炭市场已进入市场成熟期，煤炭需求增速放缓，煤炭利润逐渐减少，价格接近成本。未来，只有生产高价值商品的企业才可能生存，只有成本控制做得好的企业才能发展，只有真正抓住客户的企业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可以预见，未来能源消费中，清洁能源将是一大发展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适销对路的煤炭产品是煤企生存的关键。

在煤企的经营过程中，如何改变现有的经营模式，使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公司，而不是换个公司的名称骨子里仍是半事业单位，是煤企发展的前提。煤企改革必须抛弃社会行政职能，建立完善的人员进出机制，建立内部市场化，确保优胜劣汰。

煤炭工业是中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煤企的基础地位难以动摇，顺应市场规律的煤企将逐渐发展壮大，煤炭产业势必逐渐集中。

（作者单位为安阳鑫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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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我国法制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风险。一直以来，依法治国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旧的法律制度将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将逐步建立起来，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

 

每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实施，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和市场环境，而在当前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多变条件下，我国的行政法也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变迁，以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行政法制。经济社会的变化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全方位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是根据社会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调整，但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行政法制度的变迁却面临着困难，存在着问题。

 

一、行政法制度变迁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关于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制证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1]。制度变迁理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强调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对其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行政法变迁所需的因素，将其与所在的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使对行政法制度变迁的认识缺乏全局性和综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

 

1.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国家垄断性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权利，独自决定和拟定全国的制度变迁方案，无须采纳公众意见，无须公众参与或知情。这种性质的制度变迁忽视了社会的客观发展，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评判和谨慎的决策，可能会出现违背公众意愿和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

 

2.半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般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一方面，经济发展正处于变革期，市场刚刚起步，企业对于社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没有自我的判断和认识，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自主决策权，长期的惯性运作使企业面临变革时不知所措，在此条件下，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和引导。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对于市场变革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转型时期还需要政府扮演主导角色，推动制度的变迁。

 

3.开放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各种利益集团必将相继出现，而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变革中获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认识，所以，相对于封闭型和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开放型的制度变迁更注重市场力量的均衡，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广泛参与的博弈过程，变迁的类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需要根据社会状况、市场发展条件、利益集团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分析。在这过程中，市场主体是第一推动力量，而政府作为第二推动力，公开制度变迁的信息、选择方案、标准和程序等。

 

二、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

 

从建国到至今，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新发展。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基本上归国家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国家指导，必须全面听从于政府的领导，我国经济就像一台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机器，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都由政府决策。

 

在此条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种法律表现，没有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第二阶段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时期的行政法制度，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此社会背景下，行政法已实现了由管理模式职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变，行政法律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发挥了一定的实质性作用，但是由于国家急于立法，出台了一些内容简单、约束性差、严肃性不足的法律。

 

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法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国家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国的理念使我国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发展，而在此条件下的行政法也实现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总的来说，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其通过不断地修正社会结构中失衡的集体活动，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均衡。

 

三、转型期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行政主体缺乏约束，变迁制度缺乏推动的激励机制，社会成员对法律制度的不满，行政知识和技术的落后，经济社会建设缺陷等等，这些负面的因素将会导致市场经济法律失衡，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具体来说，行政规则缺乏透明度，我国的行政工作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透明性差，群众知情权受损，行政公开制度严重滞后。

 

而且，尽管我国已经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收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3]。从中可看出我国整个行政体制建设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条文出来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和需求，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差。总的来说，这些都是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表现，也是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造成的缺陷。

 

(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缺乏系统性分析，形成恶性循环，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变迁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变迁需要全面了解当时社会环境，深入分析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系统性、规范性地解决可能面临的问题，才能使行政法制度变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经济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基础，只有在有效的经济体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

 

政治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行政法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手段。而技术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基础。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约束力量和决定力量。如果没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会经济中相关要素的作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地决策，会形成“消极应变型的变迁”的恶性循环，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变迁中的主题格局涉及到政府、企业、公民等市场主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公民没有参与和评判的权利，行政法律制度成为政府权利的附属品，在经济社会逐渐的变革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主导权利的减弱，公民对于法律体系的建设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评价。

 

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变迁在客观上不具备保护人权、强化人权的机制，一旦这种制度变迁成为惯例和范式，这种对人权的漠视甚至侵害就会无止尽地蔓延和泛滥[4]。公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产生负面效应，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

 

(四)忽视了配套制度的建设，引发相关社会问题

 

消极的行政法制度变迁由于缺乏系统性地分析，不能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发展的因素，从而忽视了体制变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变迁普遍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为社会问题的引发造成了隐患。

 

比如文件审查制度、上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设和规范，辅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设，做好相关的政策准备工作，以增强其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作用。如果忽视辅助制度的建设，一旦出现问题，在制度范围内小修小补，为问题的扩大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忽视对配套制度的建设，将不利于社会的体系的完善，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四、总结

 

我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行政法制度的变迁需要全面分析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虑公民的权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设，才能使行政立法发挥作用，反应我国实际国情，维护市场和谐统一，保障公民的权益。虽然我国行政法制度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在逐步的改革过程中完善起来，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仍遗留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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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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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二次转型期； 群众体育； 运行模式； 群众体育运行

中图分类号：G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1-169-001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后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趋势来看，至少应包括两次大的转型与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线是经济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做大经济总量；第二次转型的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向富民强国。这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这个大背景下，“十二五”将是中国发展方式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也是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1]

群众体育是体育的重要部分，它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它依托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分化、社会的变革，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群众体育的不断发展。同时它又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一、相关概念

1.群众体育运行

是指群众体育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其运行大体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是指群众体育自身的变化、发展，横向运行指群众体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群众体育诸要素、系统与社会诸系统的交互作用。

2.群众体育运行模式

是指国家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或社会的等手段对群众体育的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方式。

3.第二次转型期

为区别以1978年开启的，其主线是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体制改革，本文所指的第二次转型期是指以“十二五”为历史起点的，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其他国家群众体育运行模式比较

1.以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美国、巴西、德国为代表。这种模式不是运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从总体上规定群众体育运行的方向，建立运行框架和基本准则。它运用经济政策改变群众体育市场运行条件来诱导群众体育符合宏观计划目标。

2.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的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典型的国家有加拿大等。这是一种比较集中的群众体育管理模式，国家集权行政直接干预群众体育的运行，社会组织和市场只起到辅助调控作用。

3.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有法国、日本和韩国等。群众体育在政府和社会两股力量的调控下，在既集权又社会化的中间状态下运行。

三、第二次转型期之前的群众体育运行模式分析

1.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群众体育运行模式分析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体育发展主要强调国家的需要和一元化管理，体育事业曾长期被当作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列入政府工作计划。采用由国家对体育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拨款、统一发展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是传统国家行政垂直管理模式，是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集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这种集中力量办体育拿金牌的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体育运行模式与我国当时的国情基本相符。

2.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群众体育运行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至1986年间，国家体委确定的体育改革的重点依然是发展竞技体育，当然这与所处的历史有关。1986年的《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推进体育社会化的改革，但是在“现行的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前提下提出的，突出体委系统的主要行政领导地位，即强调国家的行政干预，倡导体育是全民的事业，各行各业体育工作应由其主管部门负责。

四、群众体育运行模式选择依据

1.社会经济基础条件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制约着群众体育的发展。当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基础低下，国民温饱尚待解决时，社会是无法也无力发展群众体育时，政府就成为群众体育运行的主要承担者和支持者。当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国民富裕，具备群众体育运行的经济和物质环境时，才能谈得上群众体育社会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国家政府到老百姓个人，对体育健身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强。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群众体育工作正逐步走向社会化，但也存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群众体育开展广泛、社会性强，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群众体育发展缓慢。

2.群众体育自身的社会基础状况

群众体育的自身社会基础状况包括群众体育自身的性质与发展程度。群众体育的自身性质是群众体育的社会功能和对国民和国家的影响，群众体育自身的性质对其运行模式的选择是关键性的。

五、第二次转型期群众体育运行模式选择建议

综上所述，第二次转型期中国群众体育运行模式是政府干预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预与社会组织干预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发展，并将最终走向以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模式的道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群众体育的社会化不可能一步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我国群众体育运行模式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应具有多元性，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好，群众体育自身社会基础好，群众体育开展广泛，社会化、市场化较高的地区、城市，可采用社会投资，社会指导和市场调节的运行模式。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群众体育发展落后地区、农村，可采用政府投资和行政干预的运行模式。

参考文献：

[1]杨军.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转变——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J]南风窗，2010，（21）：31-33

篇6

关键字： 公平，效率，竞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

目 次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二、市场·竞争·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

五、总结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最大的变化就是微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宏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1）

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市场经济阶段。反思两个经济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标不同了，微观和宏观领域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的利益分配目标：微观、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优先、生存养人；宏观、再分配的经济目标是效率优先、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会行政管理者之外，还同时兼有国有资产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为国企的直接投资者。它既要当市场的“裁判员”，又当市场主要的“运动员”，他经常要代替企业而直接去搞微观运作，它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具体企业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业—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下达的社会行政目标，要解决就业和公平分配问题，要追求“生存养人”的利益目标。企业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计划经济最终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经济体制。

而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目标与计划经济截然相反。如下图所示：

微观宏观

计划经济 追求公平优先 生存养人 公平效率 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场经济 追求企业资产最大化 追求社会公平 生存养人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完善时，最强的市场力量和最强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就逼近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目标：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结合。（2）

而市场经济体制所达到的微观上的效率和宏观上的公平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来调整的，。经济法便由运而生了。

二、市场·竞争·效率

竞争是提高生产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缺乏了竞争的市场是一潭死水，散发着冲天的恶臭；是枯萎的花儿，低垂着丧气的脑袋；是无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灵魂。而充满竞争的市场犹如一泓泉眼，流淌着汩汩的生命之水；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儿，散发着扑面的清香；犹如健壮的青年，充满着朝气与活力。“任何真正的竞争都是高度主动积极创造型的竞争，这种竞争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促使人奋发图强，大胆冒险，不断进取”（4）

竞争是动力。“如果说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动力。”（5）列宁认为，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配置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6）

竞争是压力。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是大自然普遍应用的法则。不进则退、不优则汰。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巨大的动力。

竞争是共赢。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竞争者之间在压力和动力的本能驱动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竞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竞争者，而是通过更好的和更灵活的管理超过竞争对手，以造福消费者，从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7）熊彼特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把经济刺激实行的远超过赛跑的马和机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获的，这种刺激是有价值的社会性质的努力的推进器。”（8）

所以，竞争就意味着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9）竞争使人尽其才。同时，竞争者必须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务，这有利于减少浪费、节约资源，是物尽其用。“竞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到极致，讲究效益。实践证明，竞争是效益制度，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没有效益”。（10）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就是效率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计划和垄断。这是两个相继发生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现象，是效率的对立物。

计划经济时期，前已论述，妄图通过计划达到微观领域的公平。“不管计划用最现代的计算方法能够多么详细地、迅速的和准确的计算出复杂的关系，计划还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状况的影响，而没有市场机制，就会造成计划和现实经济的最优发展和现实发展之间的最大脱节”。（11）所以，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微观的公平。计划一切，使广大民众的自我设计权利、自我拼搏精神丧失，说到底是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权，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的蔑视。“当一个全面的计划成为社会一切经济决策基础的时候，个人的经济自由就被大大减少了，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愿望，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被满足，而是论为实现计划目标的工具”。（12）

市场经济时期，竞争与垄断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而不是经济垄断。因为中国还没有哪家企业能强大到如此地步，能够控制某一行业和领域。行政垄断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一方面为政府及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垄断保护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来解释。“经济学中的‘寻租’是指经济活动者为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寻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体竞争，保持自身垄断地位，以获取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收入的行为”。（13）参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寻租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人们把政府当做建立并保持垄断的工具，寻租活动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费。“生产经营者寻得‘租值’就获得相当于法律上的垄断；从供给角度看，政府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为获得自身利益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设租”。（14）即所谓“在权钱交易中，寻租活动具有双向性质”。（15）行政垄断，造成了市场经济部分领域的无效率。如电信行业：这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行业，垄断者-政府的宠儿可以随心所欲的收取费用，由此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竞争机制，那么我相信消费者一定会得到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因为-竞争意味着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一切经济问题的基础是人具有两重性-经济人特性和社会人特性。所以也就有两种公平：从经济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公平；从社会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结果的公平，即现实中的社会平等。（16）

在此，我仅站在社会人的角度来讨论结果的公平。因为机会的公平也即微观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结果的公平也即宏观上的公平实质的公平却和效率不尽一致。

在横轴右半面的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一阶段，社会处于逐步发展阶段，分配还不尽公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效率也越来越

高。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开始增多。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社会逐渐趋于公平。但是当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公平达到了最高点A点时，如果效率继续提高，就以牺牲结果上的公平为代价了，社会分配相差越来越远了。

“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

而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大都已步入后阶段了。所以说当我们把社会福利当作经济活动的终级目标进行动态分析时，一个社会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最优的组合，这种最优组合要求的条件是：公平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边际社会福利）与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边际社会福利）相等。或者说，效率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与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相等”（18）单纯依靠微观上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市场能够保证效率的不断提高，但却必然带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效率通过市场获得实现，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实现的。不能片面追求无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无公平的效率。如果社会失去了效率，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如果社会失去了公平，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和缓和，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必须得到平衡。“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衡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19）从这种角度上说，经济法是一部平衡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公平，达到社会正义的法律。

在此，我比较赞同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20）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即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辅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

四、民商法与经济法。

作用于微观领域法律不仅有经济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旨在实现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法是政府管理，通过政府规范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外部性的行为；而民商法是对企业自身的要求，是内部性的行为，民法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活动；商法规范每个企业的资格和内部管理。

武汉大学的漆多俊教授是这样来评价民商法的“民商法虽然以个人为本位，重在维护个体利益，但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而能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是民商法秩序。”（21）

通过前述，我以为，作为完整的、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应称之为民商经济法秩序了。

五、总 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发展的视角去挖掘和遵循自然规律。经济法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西方国家是适应19世纪反垄断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中国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后起的社会立法必然要借鉴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为己所用，这就决定了社会立法的综合性。德尔马尔默尔利用一种鸡尾酒调制方法来说明经济法的综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个调酒器。放进一份商法；用社会发色素使之上色；加进大量的税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调味；撒进大量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随意摇晃，然后作为冷饮，并为这种法律饮料取名经济法。”（22）正是由于经济法的时代性、综合性，意味着它必然担负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历史使命。我相信，随着经济法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法一定会越来越趋近于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

索 引：

（1） 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页。

（2）《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页。

（3）《来自竞争的繁荣》 艾哈德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54页。

（4）《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5）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页。

（6）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页。

（7）《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页。

（8）《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熊彼特著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262页。

（9）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程恩富 著 载法律教育网2004年。

（10）《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11）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页。

（12） 《理解市场经济》以萨克森登著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38页。

（13）《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4）《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5） 《经济学分析法学》张乃根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45页。

（16） 《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页。

（17）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页。

（18）《公平、效率与社会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网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页。

（20）《正义论》罗尔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页。

（21）《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漆多俊著 载《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页。

（22）《经济法》 阿莱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52页。

参考书目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国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篇7

关键词：会计改革；三重指标；现代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1

目前，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背景就是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不够完善的局面，为了保证我国的市场经济能够进行快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知识经济的大力发展，进行会计改革，不断的完善我国的会计制度，改善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会计的环境。

一、现代经济发展环境和会计改革的现状

现代经济发展的环境是我国会计改革的基础，会计改革必须立足于现代经济发展环境。现代经济发展环境和会计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会计依托于现代经济发展环境进行相应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逐渐的受到了更多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关注，并进行了在现代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对会计进行改革的研究。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环境[1]，在这个发展环境中，企业之间将会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市场经济中将会出现多样的新型的经济业务，这些现代经济发展环境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不确定性，都对我国的会计的改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二、基于现代经济发展环境我国会计改革存在的问题

1.特殊的市场经济环境

我国的经济体制的发展，经历过两方面的变革。一种是国家对经济的发展进行控制的计划就经济，另一种是多种企业所有制共存的市场经济，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进行转变的过程是十分的缓慢的过程。目前我国的现代经济发展环境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共存的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的形式，也就是说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环境还存在着很多需要进行解决的问题，这对我国的会计的改革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2.法律制度的制约

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局面，在这个阶段中，我国在很多事物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我国公民在进行社会活动的时候都必须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不能够做出违反这些规章制度的行为。会计属于经济活动的一种，所以会计的相关活动的进行就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必须符合相关的规定，不仅仅如此，在进行会计相关的活动的时候，还要在这些活动中体现相关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国际方面的会计活动中，虽然有一些规章制度进行规定，但是在进行会计活动的时候并不拘泥于这些规章制度，而是根据会计师在即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做出相应的决定。

3.会计监管体系不够健全

在我国的现代经济发展环境中，会计活动的就监管有很多的机构和部门，但是这些机构和部门之间只是单纯的个体的存在，没有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我国在会计监管方面起着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三个内部部门是会计事务所、审计署和财政部等这三个部门和机构。除了这三个部门，我国的证监委、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等部门对于会计活动也有着监管的作用。虽然我国对会计活动进行监管的机构和部门比较多，但是这些部门和机构之间的配合和联系的程度非常的低，在进行会计监督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很多的工作会重复的进行，而有的工作常常会被疏忽，这样就会导致在会计活动中出现违法犯罪的情况。

三、在现代经济发展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会计改革的措施

1.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的措施和要求

进行会计改革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对会计从业者开始入手进行改革。对会计从业人员定期的进行R抵识的培训，帮助会计工作人员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这也是进行会计改革工作进行宣传的一个最有效果的方法，能够帮助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改革政策有深入的了解[2]。在会计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国际视野进行提高，在会计从业人员的培养上要注重经济全球化理念的培养。一方面是在会计从业资格的相关考试中对国际的会计准则知识点所占据的比重，另一个出发点就是在进行会计的相关教育的时候，要加入国际会计的内容，帮助会计从业人员了解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

2.深化会计职称制度改革的要求和措施

在进行会计从业资格的考试中，要对考试的水平和管理的水平进行进一步的提高，对于会计从业的考试的相关资源数据库和管理软件的安全进行严格的控制。同时还应该加强部门和部门之间进行相应的联系，在考试的时候要严密进行组织，以此来保证考试的各个环节的科学性和安全性[3]。只有从会计从业人员职称获取的源头进行出发，控制好会计从业人员的质量，才能顺利的尽心会计的改革。只有会计从业人员有一个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能够对现代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深度的了解，才能够了解到会计工作改革的必要性，才能真正的进行会计改革。

3.完善会计准则

在就进行会计改革的时候，要健全会计相关的准则和规则，只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科学和有效的会计制度，才能让会计改革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而在在合理科学的会计准则下进行会计改革，将会更加具有操作性。在完善会计准则的时候，首先要对我国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在准则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解和分析，只有这样建立起的会计准则才是准确和详细的，才能为现代经济发展环境下的会计改革提供帮助[4]。在会计准则的建立的时候，相关的法律部门和机构的作用是最重要的，相关的法律部门要能够及时快速的对会计活动中应该遵循的标准进行健全和完善，确保在现代经济发展环境下进行会计改革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的保障。

四、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提升，我国的会计继续进行相应的改革来适应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环境。现代经济发展环境和会计改革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计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而会计的改革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现代经济发展环境并不是对会计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能够充分的利用现代经济环境才是会计改革的正确方式。

参考文献：

[1]李亚婷.会计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4，（22）：246-246.

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充分就业自愿失业人口流动就业陷阱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curve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197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认为：“市场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一些人饿死，而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失业人士没有人照顾，政府就得负起照顾的责任。”[1]

一、主流经济学对充分就业的理解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所抵消，人口规模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自然经济体系中的经济缓慢发展与人口缓慢增长之间互为解释变量，一方面是经济缓慢发展导致人口缓慢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食物供应和医疗保障，经济不发展压迫了人口不发展，导致人口数量少和人口质量低；另一方面人口不发展又导致经济不发展，人口是一切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主体性要素，数量少和质量低的人口压迫了生产力发展，刺激人口增长是前工业社会世界各国加快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首选对策。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改变，制度创新和和科技创新速率的加快，社会经济获得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在人口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人口数量也获得了“爆炸式”扩张。人口发展模式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导致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发生失衡，劳动供给长期超过劳动需求，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若干的动荡和冲击，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了人口发展。人们对过去从未有过而现今又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最初是感到困惑，尔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的人们，几乎比关注任何其它问题都更为关注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失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浪费，使一部分人群无业可就，失业人口在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都受到伤害，他们的就业权利被无情的市场机制所剥夺，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因此，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充分就业，消除和弱化劳动力市场失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于1970年荣获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第一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15--)认为：“充分就业(Fullemployment)----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术语。历史上曾被用于描述不存在(或仅存在最少量)非自愿失业情况下的就业水平。今天，经济学家用最低可持续失业率{Lowestsustainablerateofunemployment(LSUR)}概念来描述可以长期持续的最高的就业水平。”[2](P11)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把失业分为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三种失业类别，把充分就业定义为消灭了非自愿失业的就业状态。现代经济学家通常把失业分为由于经济周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和由于结构性变动原因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把充分就业理解为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就业状态。我们可以把充分就业理解为：

第一，充分就业是指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岗位，与之相对应，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就业岗位，失业是想得到就业岗位而被动地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视为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失业，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业，那些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两端(如18岁——60岁)之外的人口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口。

第二，充分就业者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说的几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如果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也被认为是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说的“隐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

第三，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即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劳动年龄和需求偏好变化而引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业，这种失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属于劳动力人口的正常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充分就业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优化状态。

第四，充分就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是长期均衡的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的失业率，这时的经济运行周期处在高涨或繁荣阶段，失业补助、社会救济、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状况、人口规模、运行质态、社会认同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第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业率的具体数值，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本国特定时期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美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3.5—4.5%，即95.5—96.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4.5—5.5%，即94.5—95.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5.5—6.5%，即93.5—94.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3](P190)[4]

第六，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实际失业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改进和提升，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则不可能，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在非效率性过度就业状态下被“阴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所掩盖，不仅在事实上没能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反而又长期损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效率，以此为标志的政治优越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二、失业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市场经济是流动性的效率经济，并不象计划经济那样每个劳动力都会从政府计划那里得到一个就业岗位，也不会在得到就业机会以后终生固定在某一个就业岗位上。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人力资本与其它资本高度匹配的效率性就业，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业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运作才能得以完成。由于人口的增长惯性和生命特征，劳动力人口一旦被“生产”出来就是必须给予高度人文关怀和法律保障的长期存在的社会人群，而不能象其它物资产品那样一旦被证明为没有市场需求的废次品，或者是遇到严重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就可以销毁，因此，除高级专门人才市场以外，一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总是供过于求。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供过于求的劳动力作为失业人口而存在，这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失业人口又必定处于不断寻找就业岗位的流动性状态，失业人口流动就更必然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常态，也是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工作流动性。一个人在年轻时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如果赶上运气不好你被分配去从事一项你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这种烦恼会困扰你的一生。在政府控制着劳动市场的情况下，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能拒绝接受命令。对劳动市场的控制为政府进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条件。然而，作为补偿这种制度也有某些优点。尽管可能存在着很高的“隐蔽性”失业，但几乎没有存在失业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一个厂商发现它不在需要某一工人时，它就会辞退他。竞争迫使厂商这样做。当市场运转良好时，被一家企业解雇的工人会在另一个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这种对劳动连续不断的再配置是经济效率的本质所在。然而，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企业不会因经营亏损而受到处罚，企业没有解雇工人的激励。企业没有将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但有很强烈的避免“引起麻烦”的动力。解雇工人被认为会引起麻烦。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具有更稳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4](P370)

中国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基数规模最大和增长惯性较强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多、增长惯性强、人口质量低和人口结构失衡，被公认为现代中国人口的显著表征。这是现代中国一切国情当中最大的国情，也是中国一切特色当中最大的特色。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以巨大效率损失为成本代价的非效率性过度就业，严重阻抗了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制度是中国的“发展陷阱”，中国必须尽快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革命”。由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长期累积的大量原有隐型失业人口日益显型化的社会表征过程，我们完全有必要用现代市场经济常态的观点看待和对待失业人口问题。充分就业状态并不排斥适度规模的失业人口存在，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适度失业人口是现代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本解释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说，适度规模的失业人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效率性强力引擎。

三、充分就业的人本意义和发展价值

充分就业既是微观居民户家庭实现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预期，也是宏观政府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的重大工具意义和终极目的价值在于：

首先是权利保证。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每个劳动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在就业岗位上实在地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动就业和自我发展的真实权利，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体现、证明和运用，其自身的内在需求偏好获得了满足，有可能实现符合个人意愿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经济支撑。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居民户家庭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实现个人或居民户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最大化发展，劳动者一旦因失去就业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也将同时失去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经济支撑。

再次是精神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自身将不再处于社会游离状态，不再被社会所抛弃和边缘，其心理将不再因失业而被扭曲，原有的失业心理也会得到及时矫正，对未来将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业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会定位，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其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

第四是和谐发展。充分就业状态下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得到了最优化配置，实际经济产出GDP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运行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的边缘附近，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高涨阶段，国民经济蛋糕已经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变，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也都会获得相应增长，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处在动态和谐的健康运行状态。

第五是消解冲突。充分就业状态证明了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会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够用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力人口都各就其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某些动荡、冲突、摩擦和骚乱等不稳定因素得到及时消解，既不会出现纵向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剧烈摩擦，也不会出现横向的社会各阶层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

正是由于充分就业状态既满足了微观层面的公众需要，又满足了宏观层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众理性预期目标的最佳耦合状态，因此，社会各界持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反对一切，但惟独没有人反对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归根结底是首先并最终有利于人的发展，充分就业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发展意义和民本主义发展价值。充分就业首先有利于人口发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公众，只有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首先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可持续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可持续性的动力支撑。如果只有官僚阶层获得最优发展，城市人口获得次优发展，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能获得发展，城乡人口在二元结构状态下割裂“发展”，中国将会出现可持续性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

四、“充分就业陷阱”

首先是“国有经济陷阱”。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一直把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把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空间落脚为国有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国有经济，把中国经济发展首先视为国有经济发展。于是在理论上充分肯定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在实践上把各种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国有经济享有其它非国有经济可望而不可及的政策优惠，政府决策长期向国有经济倾斜，国有经济长期垄断着各种重要资源和市场份额，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国有经济只有在与其它国家比较时其产权才具有清晰性，能够明确认定为归中国政府所有，就国内范围而言，国有经济的产权虚置，产权边界不清晰，理论上是人人都有一份国有资产的产权，事实上谁都不拥有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的产权安排违背了科斯定理(Coase''''sLaw)的效率要求。国有经济的后台“老板”是政府，管制性政府的低效率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经常“吹黑哨”，破坏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国有企业负责人实质上是具体负责国有资产运作的政府官员，完全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由市场产生，既缺乏激励也缺乏约束，国有经济是有工厂和商店但没有企业，有厂长和经理但没有企业家。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资产运作方式和人产生机制都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国有经济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构任何意义上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在就业问题上，国有经济运行的非效率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就业，两个人的效率岗位被非效率地安排为三个人或四个人甚至更多人员就业，导致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当国有经济因低效率、无效率或负效率而不得不倒闭破产时，政府不是借助于市场化的效率手段，而是运用行政力量强制地进行人员分流，将破产企业的人员安排到其它尚未破产的国有企业，必将导致依次连续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依靠国有经济振兴中国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都必定是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陷阱。事实证明，国有经济占用了70%以上的资源，但只产出了30%的GDP，政府无法用行政手段进行分流安排的大量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以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也主要依靠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进行吸纳。极其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快走出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有经济主导的资源安排模式，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走出国有经济主导的理论误区和发展陷阱，才能真正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

其次是“乡镇企业陷阱”。乡镇企业的发明专利权属于中国，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安排劳动力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如此，几乎中国社会各界的所有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赞美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歌功颂德，并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创新路径之一。事实上，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过剩劳动力安排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产物。中国改革始于农村的联产计酬承包制度，农业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使中国农民深刻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魅力，积累了市场化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条件和某些经验，同时也产生了用市场化手段发展非农经济的致富欲望和运作空间；乡镇政府不再拥有对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权，需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寻求其它发展路径，以增强乡镇实力、经济财力和领导政绩，优化与县区政府以及与其它乡镇的博弈能力；城市中长期奉行国有经济垄断，各种稀缺资源、政府决策倾向和主要市场份额几乎都被国有企业独占，缺乏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割裂发展，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路径依赖性，城市不对农村开放，农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民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农业土地管理制度存在非市场化的显著缺陷，粗放型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含量要求低下，也没有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等。由上述各种原因导致在20世纪后20年中国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大独特历史景观。于是很多人就依据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作出判断，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镇企业发展，也因此而倡导和主张“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化”的理论主张及政策导向。在中国政府于2001年12月11日入世后，乡镇企业必然内含的诸多弊端日益凸显，乡镇企业存在着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缺乏严格劳动保护、科技含量低下，经济粗放增长、环境保护恶化、阻抗城市化进程，延续二元格局等(在作者的其它文章中另有专述)。将乡镇企业这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加以长期化、普遍化和战略化，实在是理论上的极大误区和发展上的巨大陷阱，将会使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付出极大代价。我们的结论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正确的，那是一个乡镇企业的正面效应时代；如果在21世纪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乡镇企业的负面效应时代。

再次是“三农陷阱”。中国农业人口迄今仍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增长也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潜在过剩人口。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有地可种和有活可干，还可以依靠农业经济活动而维持生计，还没有成为无地可种和无活可干的显型失业人口。但从经济效率要求的人地匹配比例分析，中国人多地少，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已不为农业所需要，起码有15000——20000万农业劳动力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潜在过剩劳动力或隐型失业人口。如何使农业中存在的隐型失业人口由非效率就业转化为效率性就业，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能否在农村中通过发展农业经济而使过剩的中国农民实现效率性就业，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所在，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我们不能就依此而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可以在农业领域中就地消化吸收一部分过剩农业劳动力。我们认为，土地是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用于农业经济活动的土地只会减少，绝对不会增加，维持动态平衡也极其困难。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在2050年以前将会以其特有的惯性而持续增长，人多地少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的人地矛盾已经比较尖锐，随着农业耕地日益减少和农业人口日益增加，中国的人地矛盾将会日趋尖锐。我们据此而认为，依靠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办法无法解决农村过剩人口的就业问题。中国农业需要采用先进技术和规模经营，中国农业需要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中国农业需要实现现代化，即使农业劳动力人口不再增加，农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也会逐步减少。经济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创新路径，中国农业需要发展，农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这三种表述都是正确的。因此，农业发展只能增加农业过剩人口而不会减少农业过剩人口，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在“三农”框架内解决充分就业问题的“发展陷阱”，是一条充分就业的死胡同。靠发展经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正确命题，只有在全国一盘棋的意义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过剩人口问题，具体的说，只有靠发展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和服务经济等发展路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有靠在城市中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方法，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才能将中国“三农”问题彻底“沉没”，舍此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1]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追踪诺贝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出版P145。

[2](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M]，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P11。

篇9

从八十年代到如今，正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转型期，变革虽然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其中必然也是有凶险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必然是有批企业和老板在这个转型期是要被牺牲掉的，因为环境的巨大变化，适者生存，否则，只有死亡。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些牺牲掉的企业和老板，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的学习和进步，血的事实让大家冷静下来，少些浮燥。并且，在死去的企业中，往往能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凡事总要有个原因的，究竟是那些原因导致了企业破产速度在加快呢？

真正因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而导致企业破产一直不多，绝大部分私营企业破产都是缘自于企业的老板，换而言之，老板们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1． 读书无用论

学习决定进步，这个道理很多老板就是不认可，而是坚持读书无用论，坚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归结为自己的天性和勤奋，以及诸多的好运气。老板们为什么不肯学习，这因为他们自认可不需要学习，抱着以往的成功经验不肯放手，并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和复制已有的习惯和做法，一样可以获得良好的延续性发展。

大家留意下身边，许多人喜欢津津乐道谈论某某老板没文化，甚至是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却赚了多少钱。相对应的是，相当有文化的研究生乃至博士却又找不到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不学习的理由，认为这学习和生意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其实，放到全局来看，这只是个别现象，更多的成功人士是具备相当深厚的学识，并且保持着不断的再学习，只不过，有学识的成功人士大多行事较为低调而已。这教育不能取代经验，经验也不能取代教育，以往的经验只适用于以往的环境下，用老经验老方法来面对今天出现的新问题，针对性和有效性自然很难保证。当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时，积累下来自然就得导致企业的灭顶之灾。

2． 错误了理解经济环境

八十年代是勇气经济时代，那年月生意机会多，但出来做生意要有胆量的。不过，当年有这个胆子的人不多，敢走出这一步的，往往有所斩获。

九十年代是资本经济时代，属于大鱼吃小鱼的时代，是属于大本大利的时代，是属于钱滚钱的时代，市场的话语权掌握在资金实力雄厚的人手里。

但是，社会在发展，商业环境也在变化，现在及未来将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赚取财富主要依靠的是知识，所拥有的知识多少决定了财富的多少，以及可持续发展性。竞争力来自创新，来自于你所拥有的知识产权，问题是现在许多老板还认为做生意就得要真金实银，要靠资本说话，甚至是还得依靠敢想敢做的勇气。抱着这个观念不放手，自然是经常碰得头破血流，市场竞争力也被大大削弱，并带来许多以前未曾遇到的风险。前不久，浙江有几位五金类商人被欧洲参加展会时被抓，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擅自抄袭别国厂家的产品。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自然被抓，问题是，他们在被抓时，硬是不知道知识产权是怎么回事，还声称在浙江的五金类，这种事情很普遍，自己一直就是这么做下来的，怎么到了欧洲会被抓呢？其实，再过段时间，别说在欧洲，在国内也将会因为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而被抓的事情发生了。

3． 缺乏对政府层面宏观调控的关注 农民出门种地，要先看看天气好不好。做生意，同样也得要看看政策环境和变化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中，老板身边的有两种人地位是最高的，一是法务总监，一是人事总监。生意做的越大，越要注意政府政策层面的变化。必须保持对政府层面的及时了解和沟通。

而我们身边的许多老板，只顾埋头做自己生意，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你不是商业规则的制定者，政府才是。若是事先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一旦政府改变相关的规则，将直接导致企业的破产。例如在前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宣传将陆续使用新的商品安全法规，简称QS标志，可是，许多相关行业的老板压根就不理会这块，在长达两年过渡期内，硬是没采取相关的调整措施，到今年开始全面执行该法规时，国内有上万家企业因此瞬间倒闭。

再有，许多老板在以前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已经钻习惯了，心存侥幸心理。现在法规严了，以前有空子可钻的地方现在都有电网了，一旦碰上，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

4． 人事管理水平的低下和员工数量的膨胀之间的矛盾

有报道称，中国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目前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九十年代后期的水平，但是，中国企业的人事管理水平却只及西方发达国家二十年代的水平，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就是我们在人员管理的核心上存在问题，管人的前提核心是尊敬人，而我们是敬天敬地，可就是不敬人，古人有说是文人相轻，现在已经是人人相轻，骨头里谁也看不起谁，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有效的人事管理了。

篇10

一、政府权力运作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一个独特的问题

1、垄断性政府权力的演变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一条主线

影响中国转轨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我们总可以“从转型这一复杂的现实中挑选出关键的因素，并在一个可处理的框架中分析这些特征的相互作用”。(本人认为，垄断性政府权力的演变是影响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首先，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权力的逐步退出和有限退出，有学者称之为“松绑式”改革。(这种“松绑式”改革的主线就是垄断性政府权力的演变。应该说，在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的运作及其改变是其灵魂。之所以这样讲，并非完全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决定地位，首要的原因是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规则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体制改革的环节中一旦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退却和放松管制，其他社会成员就有能力通过自发地制度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正是政府权力的逐步退出和放松制度管制，使得改革在一开始在保持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同时，迅速形成一种双轨制并存的局面，它不仅完成了价格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内容，而且迅速建立起一块市场经济体制。而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介入和占有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和压抑自发的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伤害民众的利益和权利。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正是因为政府不会自愿放弃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转轨不同阶段的政府权力在“退出”与“介入”之间的摇摆，使得在经济层面就表现出一种悖论现象。其次，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制度环境中来看，政府权力“量”上的退出并不意味着“质”上的改变。第一，在生产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上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态势和走向。第二，从分配过程来看，政府权力的分配决定着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和运动方向。第三，从经济体制来说，权力结构决定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力度和方向以及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规律。第四，正是由于权力的作用，形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纵向上的僵化和横向上的分割，出现畸形经济和诸侯经济。第五，从经济发展来看，权力构成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隐性的但往往起最后作用的要素。无论是资本要素、劳动要素还是技术要素，都没有权力要素那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如此决定性的、最后力量的角色。

2、从传统的市场失灵来研究体制转轨中的政府作用具有局限性

把政府行为置身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目前已有众多文献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探讨，但问题在于许多经济理论在分析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总是泛泛地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的一般性结论出发，去论证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把市场失灵作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原因。这种认识，对于考察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是正确的，但却不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的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但现在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而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所以，我们应该撇开从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中的政府出发来展开分析的通常思维模式，从中国特定的“过渡”阶段的现实出发来展开分析和考察。

首先，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是以“市场失灵”为逻辑起点的，并以此来确认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职能范围的。市场选择的过程及其结构，有可能出现盲目波动，外部性、垄断等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等“失灵”或“不足”。此外，市场经济本身难以保证公正的收入分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这些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功能性缺陷。当存在着这些市场失灵时，如果政府能对市场失灵进行补救，并提高经济效益的话，就可能出现政府的作用。因此，对市场失灵进行补救导致出政府的经济职能：稳定整个经济，以及对经济资源进行再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等等。从这一意义上讲，市场选择需要政府选择作为补充，但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和“市场失效”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造成“市场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解决的方法就不应该是单一的。而且在这里政府干预是作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机制所及的领域之外承担起服务于市场与企业的职能。按照这一传统认识，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干预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但在事实上，自“二战”以来，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政府经济功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是缩小，相反却是与日俱增。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用品也大幅增加。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说明从市场失灵理论来说明政府职能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寻找一个研究政府行为更好的角度和分析框架。

其次，市场选择的互利交换，暗含着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个集体选择制度。这种集体选择制度相当于一个“立宪式契约”，它明确确立了每个人的权利和行为约束，因为没有制度约束下的市场经济下的利已追求只能是一种“自然分配”，这种分配会产生于一种霍布斯式状态中。而如果要摆脱霍布斯的自然形态，势必要有一种确立每个人产权和行为约束的“立宪式契约”。这种“立宪式契约”构成了一种自愿交换的制度，而产权的存在无疑是制定“立宪式契约”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正是在经济中具有明确产权的个人在经济中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现象。萨缪尔森认为，产权制度和实施产权的程序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它具有“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的特性。作为一种具有非竞争性的纯公共物品，就要由政府来提供。从这一意义上讲，市场选择内生出政府选择。我国的体制转轨的实际情况显然是在市场选择的这一前提条件并不满足的条件下，即个人权利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内生对政府权力作用，它不仅要起到保护产权的“第三方”的职能，更重要的是对产权的界定。这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再次，在中国转轨经济中，如果把基于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发展的成熟的市场运行中存在的市场失效作为政府弥补、调节和干预经济运行的原因用来解释中国转轨经济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产生巨大的偏差。事实上，中国转轨经济中，关于市场失效的理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在我国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市场缺陷远远大于市场本身的功能性缺陷（市场失灵）。所以，在中国转轨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不是一般地去校正“市场失效”，而是要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谋求构建市场运行的规则和制度框架，通过扩张和发育市场，实现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政府对市场的部分替代。否则，如果政府顺应转轨经济中不发育或残缺的市场进行种种调节，就必然会造成一系列适得其反的负效应。由此，也决定了仅从“市场失灵”引出我国政府职能部门表述方式，会误导人们对转轨经济中政府职能的认识。

3、我国政府权力干预的特殊性

经济学上关于政府干预的理论争论已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多集中于政府干预的范围、方式和作用上，对于市场经济要不要政府干预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在这里，无意对政府干预理论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主要在说明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变迁中的政府权力，其作用内容、方式、后果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政府经济相比，具有特殊性。

第一，从内容上来看，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政府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解决外部性和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则不同，比如我国：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政府集中和掌握着过多的权力，个人和企业自身权利还没有得到有效回归。在完善法治之前，个人和企业权利回归之前，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改革进程中处理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是赋予个人和企业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还是以政府权力代替个人和企业的权利。这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实际上还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否真正成功。因为，从短期来看，以政府权力替代民众权利可以快速明显地取得经济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个人和企业的活力、创造力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真正动因。所以，研究我国政府权力作用的意义还在于一点：中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政府权力的掌握者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杀鸡取卵”的政府行为，这是我国转型期政府悖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原因之一，也是本文之所以称之为政府权力悖论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的经济中，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并不仅仅是由于出现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而是用权力取代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资源配置。与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相比，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无效率的。因为权力运用最终也是要消耗经济资源的。只有在利用权力干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很大，且这种收益不可能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而产生时，权力直接进入经济活动才是值得的。

第二，体制背景不同决定了政府权力干预引发的经济后果不同。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是一种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权力对经济的干预的消极后果基本不会伤害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以政府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会有助于实现赶超目标，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解体经济体制或使某种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进程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局面（如某些拉美国家和非洲的某些国家）；这说明转型国家中的政府权力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三，活动的范围界限不同。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总体来讲是从一个经济体制的外部来干预经济的，并且政治制度的完善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在转型期的经济中，政府权力本身就是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一个变量，政府经常是在一个经济体制的内部活动并构成其核心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经济基础也是围绕着权力并为权力服务的，随着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政府权力自身及其运作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二、政府权力的特点及经济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府是一个由具体人员构成的政治机构，它以强制力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管理，权力是政府作为一个组织拥有的最大的资源。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政府在经济性质方面与企业存在着共同点，它处于一种自然垄断地位。正如科斯所言：“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政府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与一般行为主体（如厂商、居民及非政府组织等）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政府是一个处于特殊地位的行为主体，它被赋予一定的强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私人机构所没有的。因此，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及配置资源，会直接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府经济权力，是由国家权力衍生而来的，其实质是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基本特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强制性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人们必须服从之。垄断性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权力没有竞争，正是由于公共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全社会生产要素的使用，而且会对社会成员的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社会净福利增减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执行政府政策和政府规制的后果事后被证明是低效率的，政府并不为此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具体来讲：

1、强制性权力能带来服从的秩序，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权力就在于用最小的代价尽可能的换得最大限度的服从。”比如，中国相对于中东欧国家的一个优势，集中表现在可以用政府权力的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

2、垄断性能导致扩张。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处于垄断条件下的任何组织都有可能丧失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能力，具有垄断性公共权力的政府也同样缺乏足够降低生产成本的行为激励。这与政策商品本身在生产过程中并不需要物质资料的消耗是一致的，资源性成本的缺位使得政策商品在本质上并不存在明确的成本要求，这一特点排除了政府存在对生产成本能够自觉节约的现实基础，这也是政府规模扩张、政府成本上升“体制病”存在的根本原因。

3、政府权力因素影响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针对我国的体制变迁过程来分析，权力因素会影响预期成本与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发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在于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即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但这种论述是就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当我们把政治、社会变量纳入其中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种“一般原理”并不完全适应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为在特定的条件下，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内涵是会发生变化的，成本与收益是受制于一定的制度结构的，脱离了既定的制度结构来谈成本与收益是没有意义的。由于我国在转型时期，政府权力既是制度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预期成本与收益，会在这个特殊时期变成决定其他变量的决定变量，所以这种决定性的变量就成为经济体制选择或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本性动力因素。

正是由于政府权力具有的不同于个人、企业经济权利的强制性和垄断性，保证了政府权力具有弥补市场不足的能力，同时也为政府权力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普通物品)包括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交换领域提供了可能。布坎南的研究表明，政府天然地具有扩张的倾向。政府权力的这两大特点使其具有的“经济行为的近似自由性”使得对政府权力边界的确定成为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环节。

三、转轨期政府经济作用双重性的实质是权力悖论的存在

关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解释，除去具体原因的分析，在这里，从本质上来讲，本文认为，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作用可归结为一种权力悖论的存在。它隐含的内容是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或者说民众权利）的博弈，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与协调，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与保护。

首先，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简单来讲，市场是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给予民众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利的经济体制。而政府活动则反映了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服从关系。也就是说，市场是一种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交换体系，而政府是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所以，可以说，市场运作的基本要素是权利，而政府规则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两者有着不同的逻辑和观念。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协调的一面。前者遵循的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的逻辑，后者是依靠公共权力强制力量为实施保障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外在保障。而且现代的市场经济的复杂性，要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对立替代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替代的关系。所以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市场秩序与建立在公共权力基础上的人造秩序共同统一于市场经济体制内。其次，市场秩序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而政府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就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而言，个人权利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基础，其实施就是权利的让渡和交易，作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认可和允诺，一方面，它独立于权力之外，也不受权力的支配；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脆弱，无力自保，最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侵害；它既需要国家权力的保护，又最害怕国家权力的侵害。从国家权力来讲，由于国家是一种合法使用强制手段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权力既来自于对暴力的垄断，又可能产生出对暴力的滥用。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上，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它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和特征，而且其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在中国体制转轨时期，正是由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作用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以说，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在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地位甚至可以与稀缺性-欲望的冲突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地位相比。

其次，从我国当今所处的现实背景与实际的转轨进程来看，国家和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这是中国所处的现实背景。而且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公共产品支出的多少可以作为一个基本衡量指标，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用于“公共需要”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产品）将会日益膨胀，这个“扣除”包括“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诸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后来著名的“瓦格纳定理”也揭示了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公共部门的数量和比例呈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处于这一现实背景下的我国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政府作用有着扩大的客观趋势。同时，从我国实际的转轨过程来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种全能型政府支配并决定的社会权利结构，我国实际的转轨过程首先表现为一种政府权力的“退出”或“还原”，无论是分权化改革还是有限度的产权改革，总体趋势上都表现一种政府权力向民众权利的回归。这种“退出”或“还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决策，无异于政府权力对自身的否定，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自然会受到抵制。同时，政府的这种“退出”或者“还原”，虽然意味着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的政府行为的大量减少，但并不意味着转型中的政府权力只是一味的缩小，它同时意味着政府在其它领域的强有力地“介入”，要求政府能够有效、有力地承担宏观调控、社会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和法制保障等应有的职能。同时，它也可能意味着产生更多的政府行为，因为政策选择并不简单地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在政府干预过多的国家，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政策来纠正干预过多的问题，同时也给予初创的市场以充分的政策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就是在这种既要推动现代化又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双重逻辑”中，在权力“退出”的压力和“介入”的需求这一对矛盾之间、在政府权力的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之间摇摆，从而在经济运行表现出种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呈现出一种悖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