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对股东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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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大股东侵占;股权激励;公司业绩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1-0035-04
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然而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问题转变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股权激励是以分散股权结构为基础所做的制度设计,在中国股权结构集中、内部人控制严重的情况下,已非一种有效的契约安排,而成为向大股东及公司高管输送利益的工具。
一、文献综述
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于理论对经理人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Jensen和Meckling (1976)指出所有权结构、管理者薪酬结构和董事会薪酬的决定受到公司业务性质影响。Holmstrom和Milgrom(1987)指出企业经理人的报酬应当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线性关系。Jensen和Murphy(1990)利用1969-1983年美国上市公司CEO的报酬数,得出高管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度极低。Rosen(1992)指出虽然二者之间的敏感度极低,但是CEO收入仍随业绩发生巨大波动。此外,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两者之间具有更高的敏感度,Hall和Liebman (1998)利用1980-1994年的数据估计出新的敏感度为,企业价值每变动1000美元,CEO收入的变动大约25美元,这其中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贡献为19.7美元。Kato和Long(2005)以中国上海、深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报酬与股东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报酬与企业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illing(2006)应用一阶差分矩估计和系统矩估计方法,消除了内生性和企业特性的影响,发现CEO收入与企业市值之间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相关性。Giorgio和Arman (2008)以美国的“新经济”企业为样本,对其1996-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亦表明高管报酬与企业业绩的强相关性。
国内学者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魏刚(2000)、李增泉(2000)研究均发现,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偏低,管理层持股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应。于东智(2003)从董事会机制对完善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角度,对股权激励的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董事会持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王华(2006)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了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研究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研究发现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公司以及股东财富前后两期的变化、上期托宾Q的变化均成正相关关系,与本期托宾Q的变化成负相关关系,对股东财富指标回归显示出较弱的相关性。顾斌(2007)采用比较研究法,在控制了行业因素及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后,通过纵向对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前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得出股权激励长期效应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分散股权结构下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一理论基础。但是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的侵占成本已经取代所有者―管理者成本成为现代公司的主要矛盾。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大股东侵占这一视角对股权激励效应问题展开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壕沟防御效应”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无论在动机还是在能力上都有可能侵占小股东利益,引起成本增加和公司价值下降,即“壕沟防御效应”。唐宗明、蒋位(2002)、Jiang和Wang(2003)、Liu和Lu(2002)等的研究均表明,大股东控制的“壕沟防御效应”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是存在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问题转变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
“壕沟防御效应”除了体现在非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还表现为对其他投资者利益的侵占、对经理及公司员工权利的侵占。Burkar等(1999)认为,尽管所有权的紧密控制是有效的,但它也暗含剥夺的威胁,由此会减少经理人的创造性,因而由监管所导致的所有权集中也许与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方案相冲突。
在“壕沟防御效应”视角下,大股东利益侵占决定了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有负面影响。股权激励实施的目的在于使经理层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努力,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势必会影响管理层努力的积极性,从而使股权激励的效果大打折扣,股权激励成为大股东与经理层“合谋”的砝码。
基于以上分析,对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占将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二)内部人控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股权激励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两职分离带来的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经理层契约重要特征之一是公司总经理与董事由一人兼任。在内部人控制严重、股东―经理层契约关系失衡的情况下,公司持续经营的目的不再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而成了为大股东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尤其是在董事与总经理两职兼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私人收益的来源与公司业绩没有必然联系。经理人滥用企业资金、进行过度在职消费以及为了政治晋升等目的提前确认收益、推迟确认损失等行为并不会因为股权激励的实施得到遏制。相反,股权激励这一完善公司治理的举措,其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内部人控制问题将加重大股东侵占的成本,损害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2007年为样本期间,利用上市公司连续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宣告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样本具体筛选过程为:(1)剔除已宣告后又取消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鉴于同时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公司价值计算方面的相关问题,剔除相关样本,只保留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3)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会计核算的特殊性,以及国家目前对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限制,所选样本不包括金融类上市公司。(4)考虑到异常财务状况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剔除已经退市的上市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5)为了保证样本公司年度财务数据的完整性,剔除首次公开发行的样本公司。
按照上述程序筛选后,最终得到131家上市公司,655个样本观测值。
本文所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资料及金融界网站并与CCER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对比,股权结构等上市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
(二)研究模型及变量设计
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侵占程度以及内部人控制情况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影响,加入交叉项MSR*LSHC、MSR*INSIDE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2,对相关假设进一步检验。模型1、2如下:
TQit=?琢+?琢0MSRit+?琢1LSHCit+?琢2INSIDERit+conit+?滋it(1)
TQit=?琢+?琢0MSRit+?琢1LSHCit+?琢2INSIDERit+MSRit(?茁1LSHCit+?茁2INSIDERit)+conit+?滋it(2)
其中,TQit为被解释变量,TQit=公司市场价格/公司重置成本。?琢代表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基于截面数据的个体效应是系统的、确定的,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Hausman检验对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MSR*LSHC前的系数代表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MSR*INSIDER前的系数代表内部控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conit表示一组控制变量,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股权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引入公司资产规模、资本结构以及行业变量等进行控制,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1)因变量。本研究所用因变量为托宾Q值(TQit)。选用TQit而非传统的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对公司经营业绩进行评价是因为:首先,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通常是建立在企业收益提高的基础上的,ROE等收益指标容易受到经理人的操纵,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无法保证。其次,托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值,其具体计算公式为:TQ=(年末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占净资产的金额+公司负债)/年末总资产,托宾Q值的定义符合股权激励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而且考虑了中小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2)解释变量。本文相关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
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行业的划分标准,对上市公司所在行业进行了细分,剔除金融业,共设置12个行业哑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对总体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按照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对样本进行了划分,分组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从内部人控制角度来看,两职分离的公司其TQ的均值大于两职兼任的公司,但差距不明显。而前者股权激励比率却大于后者,这说明两职分离的公司虽然MSR值相对较小,但是其股权激励效果好于两职兼任的公司。
LSHC的最大值达到了281,且其标准差较大,这说明在目前股权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中小股东无法对大股东形成有效的制衡,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果有可能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负面影响。
(二)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按照模型1,对相关假设的检验见表3。
基于篇幅考虑,本文只列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其MSR与TQ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两职兼任的公司,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996。这说明内部人控制问题,弱化了公司内部治理效用,加大了大股东侵占程度,对公司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违背了激励实施的目的。以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INSDIER的系数为0.124亦说明,两职分离的设置对股权激励实施带来了正面影响。LSH前的系数为-0.004,这表明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交叉项MSR*LSHC、
MSR*INSIDER,进一步对假设1、2进行回归检验的结果检验见表4。
表4进一步检验了大股权侵占及内部人控制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在加入交叉项MSR*LSHC、MSR*INSIDER之后,MSR与TQ的相关系数变为-3.301,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MSR*LSHC前的系数为-1.122,这说明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假设1得到了验证,而MSR*INSIDER前的系数为4.264,即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设置,能够遏制大股东侵占,对股权激励效应带来正面影响,使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
股权激励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股权激励是基于所有者―经营者的委托关系所作的制度安排。而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已经演变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因此,为了实现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对管理层进行激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大股东侵占进行约束。而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股权过于集中导致内部治理弱化,加大了大股东的成本。只有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公司内部治理入手,才能真正建立起股东―管理者、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的市场化契约模式。
参考文献:
[1]《基于信息结构的内部控制策略与激励机制:企业内生财务体系构建》课题组.激励强度、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研究综述[J].会计研究,2008,(10).
[2]魏刚.高级管理者激励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3]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0,(1).
[4]于东智.董事会、公司治理与价值: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5]王华,黄之骏.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企业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6,(9).
[6]曾绍灶,李善民.大股东控制、私有收益与公司绩效[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5)
[7]杜兴强,王丽华.高层管理当局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7,(1).
[8]顾斌,周立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J].会计研究,2007,(2).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ajor Shareholders Encroachment on the Equity Incentive
Pan Ying1,Nie Jianp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710077, China)
篇2
如今,股权激励越来越受到重视,普及率日增。截至去年10月底,沪深两市已有775家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涉及股权激励计划1077个,其中229家推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股权激励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2月,克明面业、江南嘉捷、永新股份等众多上市公司了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的公告――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注销其未解锁的股票,这是和平处理。也有涉及重大纠纷、诉诸法律的处理方式,其中王茁与上海家化2014年的股权激励官司至今未见尘埃落定的公开信息。
从公司的角度出发,股权激励是为了提高员工归属感和认同感,增进工作效率,提高公司收益,因此一旦离职就不应当继续享有股权激励,应注销、转让给其他股东或支付给公司违约金。而从员工的角度看,股权应当由自己处分。公司到底该如何合法、合理地处理好人走了股权激励怎么办这一问题?
激励纠纷不断
近年来,员工离职后的股权激励纠纷不少。
上海家化董事会认为,王茁对公司内控管理上存在重大缺陷负有责任,解除其总经理职务,王茁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2014年6月被回购并注销,数量为315,000股,每股价格10.94元,回购总价款3,446,100元。回购价是彼时市价的三折。这笔钱数额不小。王茁称,“我并不是不看重钱,我其实很看重钱。”当年,在胜诉劳动仲裁后,王茁和上海家化的股权激励官司开打。
2015年的富安娜天价股权激励索赔纠纷案和回天新材股权激励纠纷案,都是因为高管离职跳槽并套现而引发的纠纷。这两起激起业内争议的案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激励时,与员工签订股东协议,对股权激励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包括在一定年限内不辞职、不发生侵占公司资产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否则需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这两起纠纷最终以公司胜利告终,富安娜案件获赔超过4000万元,堪称A股“史上最贵”的股权激励索赔系列案,回天新材公司已依法追索了1500万元。
此外,近年离职股东公司章程无效的案例渐多,大多因为公司股东会通过《股权管理办法》,规定“股东因为岗位发生变化、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而导致其所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而离职股东持异议不愿强制转让。这些案件中,各地法院都持有近乎相同的态度,即公司可以对股东转让股权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不能直接剥夺股东自身应享有的自益权,除非得到股东本人的同意。股权转让前,原股东仍应享有分红的权利。有法院提出,“虽然规划公司的股东均应受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中股随岗变规定的约束,但股东对其所有的股权仍享有议价权和股权转让方式的决定权。”
因此,在实施股权激励时,需考虑如何采用合法合理的方式,对离职股东加以限制。是采取股东协议的方式,还是利用章程进行约束?值得思索。
双重法律关系
公司可以与员工签订股东协议,约定股权激励的条件、方式和离职必须转让股权或者支付公司违约金,这种协议实际上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由于该强制退股行为系采取股东事先约定主动转让股权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其具有约束效力。从富安娜和回天新材案可以看出,法院支持股东协议可以就股权激励对离职股东进行约定,离职了就强制股权转让或者支付违约金。
当然,在签订这种股权激励协议时,员工往往处于谈判的劣势地位。回天新材案中股权激励纠纷案件中,股东戴宏程表示,“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公司要求签字,我们就签了”。股东许俊则表示,“我们对这样的《协议书》有异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员工是处于弱势的,你如果不签,就可能拿不到股份,员工相当于没有选择。”
由于被激励的对象是员工,在股权激励后与公司之间既是劳动关系又是“股东-公司”关系,因此股东协议也具有劳动合同和民事合同的双重性质。在富安娜股权激励纠纷案中,就引起了法律适用争议,究竟是劳动法的适用范围,还是民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该案的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被告的股权收益是依股东身份而获得的,不是劳动报酬,违约金也是完全依据被告股东身份而做出的,应当适用民商事法律规范调整。违约金条款实际上只是股权回购条款,一旦股东辞职,就触发收益转让的条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违反义务履行的情形。
事实上,员工通过签订股东协议建立的股东-公司关系来源于劳动关系,且劳动关系不受股东-公司关系的影响,因此股权激励协议虽然适用民商事法律规范调整,也不能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如剥夺劳动者的自由择业、辞职等权利。
章程限制讲究
世界范围看,各国公司法大多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的章程在初始订立时,体现更多的是合意原则,股东全体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初始章程。然而章程修改时,只需满足三分之二的资本多数决形式:很多时候,沦为控股股东对公司股权洗牌的工具,排挤少数股东。实践中,法院认为未经股东本人同意,利用资本多数决修改后续章程,强制股权转让的行为无效。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
因此,从公司合同的角度,需要区分初始章程和后续章程。就初始章程而言,股东合意一致设定的股权强制转让负担,应当认为是一种自愿约定;而后续章程修订中,如果设置了股权强制转让的负担,也应当得到该条款约束下的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善用股东协议
处理好离职后股权激励问题,公司可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激励计划尽量采取股东协议的形式,与特定的被激励员工签订,明确合同的性质、股权激励适用的条件、时限,离职股东必须强制进行股权转让,将收益返还给公司等。
篇3
【关键词】 激励强度; 激励期限; 授予价格; 业绩条件; 管理防御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8-0066-05
一、引言
两权分离引发享有控制权的股东与握有经I权的经理产生提高股权收益与追逐自身获利的利益冲突。在追求自身利益心理动机的驱动下,经理为了最大化自身收益及保证职位稳固产生了管理防御行为。经理管理防御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1],且会引发过度投资[2]、以股权稀释为代价融得资金[3]、减少股利发放[4]、选择低现金股利[5]等不良经营行为,长期存在必然危害企业健康稳定发展。Berle et al.[6]最早发现,经理持股能使其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从而达到经理与股东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目的。随后,国内外学者从缓解经理管理防御的角度对股权激励运行原理及激励效用展开探讨。研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经理实施股权激励能够缓解其管理防御行为。如张维迎[7]认为股权激励可以很好地缓解由于股东与经理间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经理对股东利益的侵占行为;Bettis C et al.[8]认为实施股权激励对经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吕长江等[9]认为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经理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张双才等[10]发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能够正向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激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会成为经理的福利。魏刚[11]的研究表明经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不相关,且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越高,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关性越弱;程隆云等[12]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总体上无法发挥有效性;许汝俊[13]的研究也未能发现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的积极作用。
目前对于股权激励与经理管理防御的关系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分歧,原因在于未能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现有文献大多从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结构对股权激励有效性进行分析,如缪富民[14]认为股权激励有效性难以发挥的原因在于证券市场的弱有效性;吕长江等[15]提出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福利型股权激励计划是其无法发挥激励作用的根本原因;辛宇等[16]发现股权激励兼具激励、福利和奖励三种性质是影响国有企业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原因;王新等[17]认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失效的原因在于股价信息含量的噪音。但本文认为股权激励契约设计是根本,如果契约设计本身缺乏合理性,即使有完善的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更加细致地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中各个要素进行研究,能够优化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缓解经理管理防御行为。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出发,分析股权激励各契约要素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股权激励通过赋予被激励对象部分公司股权的形式,使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运营决策,分享公司利润,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促使其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减少侵占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给予经理股权激励,能够利用经理追逐自身股权收益的自利性动机提高股东收益,有效缓解经理管理防御对股东利益的侵害。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内容是影响其有效性的关键,因而有必要逐一分析股权激励各契约要素与经理管理防御的关系。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包括激励强度、激励期限、授予价格、业绩条件和激励对象。本文主要探讨对经理实施股权激励产生的效果,将激励对象限定在经理层,进而分析激励强度、激励期限、授予价格和业绩条件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不再分析激励对象与管理防御的关系。
基于股权激励运行原理可知,对经理实施股权激励本质是将与股东利益一致的股权收益加入经理薪酬,促使经理做出有利于股权价值增值的行为选择,从而避免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对股东利益及企业价值的不利影响。然而,目前上市公司通常对经理实行“工资+绩效现金奖励+股权收益”的薪酬结构,股权收益并非经理获得薪酬收入的唯一途径,经理行为选择会显著受到薪酬结构中最大组成份额的影响。可见,股权收益占经理薪酬总收益的比重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股权激励对经理行为选择的引导,而激励强度即股权激励授予经理的股票份额占公司股票总额的比例则直接影响着经理股权收益。因此,股权激励强度越大,在单位股权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经理股权收益越多,股权激励对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的引导作用越强,从而能够更好地缓解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激励强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
激励期限即股权激励计划的时间安排,以股票期权为例,激励期限包括待权期(是指股票授予日至可行权日之间的期限)和行权期(是指可行权日至股票卖出之日的期限)。《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股票期权的待权期不得少于1年①,并没有明确限定行权期限,因此,激励期限对行权期的影响更为明显。设定较长的激励期限会延长股权激励的行权期,要获得股权收益就需要经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股票价格高于预先确定的购买价格,实际上加强了股权的长期激励效用,消减了经理只顾自身眼前利益、放弃企业长远发展的短期行为。虽然现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股票期权的最低激励期限,但一般可达5年,即股票期权的行权期维持4年之久,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维持股价高于预先确定的购买价格,要求经理必须做出长远规划,避免任何不利行为或负面事件造成的股价波动,经理自然会约束自身防御行为的不利影响,以保证获得高额股权收益。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激励期限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
授予价格即股权激励机制中预先确定的购买价格,授予价格与即时股价之差决定了经理的股权收益,可见经理股权收益受到授予价格与即时股价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要获得心理预期的股权收益,经理有提高即时股价或降低授予价格两种选择。当股权激励机制预先确定了授予价格,那么要达到经理心理预期的股权收益,即时股价成为唯一的可调控变量,制定的授予价格越高,则需要经理投入更大的努力以提高即时股价获得期望的股权收益。此时,经理的行为以提高即时股价、增加单位股权收益为目的,较高的授予价格需要较高的即时股价以保证股权收益,即能更好地激励经理创造与股东一致的利益。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授予价格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
业绩条件是在股权激励契约中约定的、经理在获得股票时应达到的业绩水平。业绩条件的高低决定着经理获得股票的难易程度,实际上是经理拿到股票之前股嗉だ作用的集中显现。如果业绩条件过低,经理较容易获得股权,导致股权的前期激励作用大幅降低,该股权激励设计则表现出较强的福利性,无法促使股权激励在前期驱使经理为获得与股东利益相同的股权收益而付出大量努力,即没有做到从股权激励初期就很好地利用该激励原理“利益一致”的特点,以激励约束经理自利性的防御行为。由此提出假设4。
假设4:业绩条件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考虑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具有长期性,分别选取股权激励宣告实施前后三年为时间窗口进行研究。为获得相对完整的数据,本文选择2006年1月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日)至2012年12月31日宣告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根据本文数据统计显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中采用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方式的公司占样本公司的98.21%,因此仅考虑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剔除数据不具有可比性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以及ST、*ST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219个观测值。数据来自于锐思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等。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SPSS 19.0。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本文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与利益侵占度两个方面衡量经理管理防御程度。
管理防御行为包括短视、投资不足、偷懒、低努力水平和各种非生产性消费行为等,这些可以归结为消极的管理行为,即经理有能力做出合理判断、选择最优决策,但因激励不到位而倾向于“不作为”,不愿付出时间和努力提高企业价值。这些消极的管理行为导致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降低,其表现为经理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造成资金浪费、经理努力程度不够导致公司的低收入,以及购买不能产生收益的资产等,从而降低资产的使用效率。资产周转率代表公司的资产运作效率,能够反映经理对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因此借鉴James et al.[18]的理论,用资产周转率来衡量经理的贡献度,用STA表示。
同时,经理产生的各种非生产性消费,实际上是对公司利益的主动侵占,表现为经理的自利行为,如进行高额的在职消费以及利用剩余控制权来寻求自身福利。高水平的SG & A(销售、管理及行政管理费用)可以作为管理者支付与在职消费的近似替代[19],而费用比率包括企业经营费用、管理费用以及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这些都与经理的在职消费等密切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经理的任意花费,所以用费用比率来衡量经理的利益侵占度,用ETS表示。
2.自变量。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本文从股权激励强度、激励期限、授予价格与业绩条件四个方面考察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分别用IS、IT、EP、PC表示。
3.控制变量。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国有控股、资产负债率以及前十大股东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别用SIZE、TOP1、CEO、SC、LEV以及ISH表示。
具体变量的定义见表1。
(三)研究模型
模型1分别用来验证激励强度(IS)、激励期限(IT)、授予价格(EP)和业绩条件(PC)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MEI)的关系,以此验证假设1至假设4;模型2是四个自变量同时进入回归,再次验证其与经理管理防御的关系。控制变量SIZE、TOP1、CEO、SC、LEV和ISH分别代表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国有控股、资产负债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MEI表示经理管理防御水平,包括资产周转率(STA)与费用比率(ETS)两个方面。α0是截距项,α1―α10是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股权激励实施以后的三年中,资产周转率分别为80.69%、86.16%、89.69%,三年的资产周转率不断上升,说明股权激励的实施对经理有激励作用,对公司的贡献度逐年上升。费用比率分别为18.45%、18.15%、18.20%,三年的费用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经理的在职消费减少,对公司的利益侵占度有所下降。
由表3可知,对于经理层的股权激励强度最大值为5.818%,最小值仅为0.02%,均值为1.08%,说明50%以上的企业对于经理层的股权激励强度都低于1%,股权激励强度偏低。激励期限最大值为10年,最小值为2年,均值为5.08,说明我国企业股权激励期限跨度较大,但是大部分集中在5年左右。授予价格的均值仅为0.09,说明大部分企业对于经理的授予价格设立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最低要求,授予价格偏低。业绩条件的均值为0.46,说明有一半的企业业绩条件要求较为严格,整体授予价格水平居于中等。
(二)回归分析
表4是股权激励契约设计要素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回归结果。从整体来看,五个回归的F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通过检验,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具有解释力。由调整的R2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度最高,其次是模型1中PC、IS与IT,模型1中EP的拟合度最低。
模型1中IS是股权激励强度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股权激励强度与经理贡献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经理利益侵占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提高股权激励强度可以提升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降低经理对公司的利益侵占度。在单位股权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强度越大,经理股权收益越多,股权激励对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的引导作用越强,因此提高股权激励强度可以降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1中IT是股权激励期限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激励期限与经理贡献度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经理利益侵占度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延长激励期限可以提升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降低经理的利益侵占度。股权激励期限越长,经理为了维持股价高于预先确定的购买价格从而获得股权收益,必须做出长远规划,避免任何不利行为造成的股价波动,降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假设2得到验证。
模型1中EP是授予价格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授予价格与经理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其原因在于授予价格与即时股价的差值较大,经理无需投入很高的努力水平来提高即时股价即可获得期望的股权收益,导致股权激励无法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从而降低经理管理防御水平。同时,通过收集的现有数据发现,大部分企业对于授予价格的设计都处于偏低的水平,在本文统计的企业中,仅有9.13%的企业其授予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最低要求,其余企业的股权激励授予价格均处在规定的最低线,说明授予价格的偏低是导致股权激励有效性并未完全发挥的原因之一,因此上市公司应该更好地完善股权激励契约设计,提高股权激励授予价格,从而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效用,降低经理管理防御水平。假设3未通过验证。
模型1中PC是业绩条件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业绩条件与经理贡献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经理利益侵占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提高行权的业绩条件可以提高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降低经理对公司的利益侵占度。业绩条件较高,经理为获得与股东利益相同的股权收益而付出大量努力,降低自利性的管理防御行为,假设4得到验证。
模型2是股权激励契约要素整体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股权激励强度、激励期限和业绩条件均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显著正相关,与经理利益侵占度显著负相关,即激励强度、激励期限和业绩条件均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并且模型2的拟合度明显优于模型1中各个回归的拟合度,假设1、假设2和假设4再次得到验证;授予价格同样与经理对公司的贡献度、利益侵占度相关性不显著,假设3未通过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股权激励契约要素是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关键,依据实际情况优化各契约要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因此本文从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出发,探讨各个契约要素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股权激励强度、激励期限、业绩条件与经理管理防御显著负相关。由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我国目前股权激励强度整体偏低,激励期限多为五年,并且严格的业绩条件仅占实施股权激励企业总数的一半。因此,为了能够保障股权激励更加有效地实施,降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建议上市公司在前期设计股权激励契约要素时加强股权激励强度、适当延长激励期限、提高业绩条件,从而缓解经理管理防御行为,保障股东利益。
2.授予价格对于经理管理防御的缓解作用不明显。理论上授予价格与经理关系防御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回归分析不支持这一观点。通过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其授予价格大多设定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最低要求,很少有企业主动提高授予价格以缓解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授予价格的偏低是导致股权激励有效性难以发挥的原因。授予价格的提高能够充分调动经理人积极性,因此,股权激励契约设计时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当提高授予价格,以提升股权激励有效性,从而缓解经理管理防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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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股权激励;问题;建议
一、股权激励
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中,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需要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引导管理者,避免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从而产生了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委托矛盾。股权激励使得管理层持有上市公司部分股权,一方面激发管理层自觉积极的努力经营公司业务,提高公司业绩,实现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共同增加;另一方面,管理层同时承担经营风险,分担公司的损失,这样会迫使管理层努力工作。
股权激励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好处,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存在其弊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首先,股权激励会事股权分散,股权的分散对于控股股东来说是具有很大风险的,会使其控制权减弱,公司股东数量过多并且内部员工持股比例较大时,会弱化原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的话语权,可能会与股权激励的初衷相悖。其次,如果激励的股权占薪酬总额比例过大,员工努力工作并不会带来工资的提升,因此会打击员工工作激情,货币工资过少也会影响员工生活条件。最后,激励可能分配不公,当股权激励政策与工作绩效不挂钩时,会打击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二、我国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股权激励自身存在的复杂性,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公司治理中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在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真正控制者或掌握实际控制权的人是公司的实际执行者或经营管理者,而不是股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管理层自己激励自己,股权激励就没有违背了其初衷,并且对激励计划的实施缺乏有效监控,可能引发公司管理层在实施激励计划前刻意降低公司收益率,进而压低股价,甚至利空以打压股价以获得超额收益。如果激励计划不能代表股东的真实意图,就可能被公司管理层所滥用,而管理者在制定激励计划时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就难于避免。
2、还未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授予被激励对象的激励和约束。这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业绩评价制度,目前上市公司推出的激励计划主要是与财务指标挂钩,而财务指标是最容易被高管等被激励对象所操纵的。因此,除财务指标这一定量指标外,还应设计必要的定性指标。即考核被激励对象的品德、执业能力、职业水平等,但这些定性的指标又难以考核。因此实施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
3、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一定的法律法规限制
目前我国向内部增发新股和股票回购这两个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来源渠道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我国《公司法》规定,除发起人认购股票外。“其余股票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应向原股东配售或向社会公开募集,公司一般不得留置”。这就排除了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时预留股份以备将来实施股权激励的可能。
4、资本市场环境尚未完全成熟
我国的资本市场有效性不高,投机现象和内部勾结现象严重,股价难以和公司业绩挂钩,无法反映上市公司的真正价值,降低了股权激励的效果。以投机易为主所引起的价格变化既不能向企业的经理人传递多少有意义的投资信号,也不能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理人的努力水平给予客观的市场评价。
我国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受到国家政策、经济周期、市场投机、公众信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高管人员的努力导致的业绩变化只是导致股票价格变化的原因之一。即使公司的业绩提升了,公司股价也未必上涨或达到应有的上涨幅度。可能出现公司业绩并未下滑而公司的股价却大幅下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业绩下滑而股价大幅上涨的情形,进而大大削弱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这样,激励对象的努力就得不到回报,股权激励效果可能会降低。
三、对我国上市公司更好使用股权激励政策的建议
1、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激励如果要充分发挥作用,企业内部要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制约利益相关方。首先,对于公司的董事会建设,要建立起规范合理的董事会制度,监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作用也要加强。其次,对于赠与时间、赠与条件、行权价格、行权时间都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最后,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竞争制度。
2、确立有效的绩效考核指标
绩效考核是通过考核绩效指标的量化来体现的。效绩考核指标应综合考虑公司的资产运营状况、盈利能力,比如引进杜邦分析体系。也可以与平衡记分卡的使用相结合。同时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因素分析,分析资产周转率、财务杠杆、销售净利率的变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企业运营活动提供指导。但这些做法会使企业治理成本上升,管理层和股东应进行权衡。
3.完善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的时间尚短,在未来股权激励的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制度还需要不断的进一步完善。监管部门要严格审核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同时在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进行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挑战,监管部门应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断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所需的资本市场环境。
4.完善资本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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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非垄断行业中。由于其天生不具有资金与员工福利的优势,因而在成立一开始,就必须要建立以留住人才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主题,股权激励机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只有短短20来年的历史,但在政策推动下,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我国很多企业效仿西方的做法,为了完善企业管理、增强企业活力,采取了股权激励的手段。股权激励是除公司所有者之外,在比较优秀的条件下,拥有部分公司股份,并享有股权,以股东身份参与经营决策、分享股份利益,激励其时刻为公司利益服务的一种制度[1]。主要是要在经营者、员工与公司之间建立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使其共同参与企业管理、承担企业风险。其最初目的,是平衡公司资金和人才的紧张关系。
我国的股权激励最早产生于国有企业,而现在,民营企业似乎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在A股市场有了如雨后春笋般实施股权激励的做法。然而一股独大几乎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景象。学界的共识是大股东往往利用其手中的控制权肆意决策或者行动,从而间接或直接地侵犯中小股东利益。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问题以及令广大中小股东极为不满的大股东圈钱现象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2]。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之所以要完善股权激励,目的就是改变大股东过度控制的格局,在平衡大小股东利益的同时,增进企业透明度,增加企业盈利可能。受我国既有制度的影响,现有法律规制更多的是关注股东与经理层的矛盾,无疑适用于国有企业,因为这能更好地保护国有资产。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应以大小股东的利益权衡为核心,这有赖于法律的针对性制定。
一、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基本现状
1.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基本模式
激励机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承担着有效连接公司股东与经营层的责任,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博弈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的结构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公司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与经理层;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3]268。依照我国现有的立法,股权激励主要是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和业绩股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16条定义了限制性股票。它是指激励对象依条件从上市公司获得的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的模式。限制性股票能激励经营层制定实施长期战略计划,通常以业绩和时间作为参考。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了股票期权。上市公司会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当然激励对象也可以放弃该种权利。股票期权比较适用于高科技企业,对于吸引和稳定高素质人才效果显著,从某种意义上说,股票期权是当今实施最广泛的激励方式。
至于股票增值权,它只能对股票增值部分进行行权,并不能取得股票所有权和配股权。这种模式操作简单,只需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即可。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上市公司还可根据本行业和企业特点,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探索实行其他中长期激励方式,如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等业绩股票等。”①因为是以公司业绩为核心参照,因而对于经营层而言有着更直观的动力。它相当于一种延迟一年发放的现金,对于公司资金周转有着良好的作用,因而曾被公司大量使用。
这些股权激励模式本身的选择上比较单一和一致。业绩股票和股票增值权采用的很少,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采用得比较多,更有混合模式出现。医药、信息技术和电子行业等高新技术行业的股权激励实施最普遍。②
2.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对比分析
从近两年的数据看,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实施家数逐年增多,民营公司所占比例比国有公司大。在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中,民营企业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这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的内生要求。民营企业依然是股权激励的积极实践者。
在激励规模方面,国有企业由于其天生的资金优势,所以在股权激励总量上高于民营企业。然而在股权激励股份占总股本的相对比例方面,民营企业高出国有企业。政策规定的上限是10%,民营企业一般能占到4%左右,而国有企业只有不到2%。
从激励对象方面看,民营公司与国有公司的政策都向核心人员倾斜。但在数量上,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庞大,顺理成章的,民营企业的人均持股数便小于国有企业,呈现出一种普遍受益的态势。
3.现行关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法规分析
法律中规定的股权激励制度,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等上位的法律有所体现,其在总体上为股权激励的设计奠定法律基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证监会公布的关于股权激励的备忘录。这些形成了股权激励制度模式和细则的法律体系。
第一,缺乏直接规制民营上市公司的法规。现有的法律制度多是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量身定做,核心在于保护国有资产。如2005年底,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和操作规范,股权激励终于进入实际可操作阶段。此后,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分别于2006年1月和2006年9月颁布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
另外一方面,应加大高管违规受益的处罚力度。由于缺乏健全的职业经理制度,高管的个人能力和声誉并没有市场的整体评价,从而即使违规也不妨碍其另谋高就。所以应防止高管为追求股票暴利实施虚构交易、散布虚假消息等伤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更要防止高管利用其管理职权,虚构高额公司业绩、高额分红、资产重组等,短期抬高股票价格,由此套利[8]。如对财务会计文件有虚假记载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处罚不应仅是将一定时期内的利益返还给公司,或者对有关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止于责令其改正。这些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对高管负责人的职业生涯影响极小,难以起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作用。因而加大其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2.法律制定应注重给予民营上市公司自主性
民营上市公司无疑需要庞大的资金和灵活性以应对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的市场。《激励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份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对于在发展中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议适当放宽激励的上限,以此方式鼓励公司的自我创新。
篇6
鉴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对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研究结果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高管人员激励与研发投资正相关。如:Jensen和Murphy(1990)认为,CEO持有大量的股票能够使得CEO的利益与股东财富相统一,拥有大量股权的CEO会在风险投资上投资更多。在资本市场上,这些风险性的研发投资会得到回报。Gibbons和Murphy(1992)认为,研发投资的变化与管理层薪酬变化的正相关关系阻碍了高管层减少研发投资,临近退休的高管更注重短期投资策略。Wu和Tu(2007)实证结果指出,业绩越好的公司,CEO的股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大,CEO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Lin等(2011)研究发现,对于民营制造业企业而言,CEO股权激励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均具有正的影响[4]。Fubi Luo(2013)从理论上证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相关。刘运国等(2007)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公司R&D投入的增加。唐清泉等(2009)、陈胜蓝(2011)均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另一部分学者实证检验的结果却认为,高管股权激励不能对企业的R&D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如:Holthausen等(1995)检验了研发专利数量与激励性薪酬之间的关系,发现会计激励和生产力之间是弱相关关系,但是和权益性激励之间没有关系。Matsunaga(1995)研究发现授予员工的股票期权的价值与研发投资之间没有联系。Tien和Chen(2012)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R&D投入未受到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等长期激励机制的显著正向影响。陈昆玉(2010)发现经营者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不同的数据和检验方法来实证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采用博弈方法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献比较缺乏。本文在参与人为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从动态的角度对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下研发投资不足的形成机理进行博弈分析,结果可以为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二、 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下的研发投资不足演化博弈分析
1. 模型的假设。假定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股东雇佣高管人员来经营企业,高管人员的报酬由股权报酬和固定薪酬组成,股东给予高管人员的固定薪酬为S0,给予高管人员的股权份额为?准。在给定的总报酬水平下,高管人员的其中一种策略选择为: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尽可能规避风险性的研发投资,从而导致研发投资不足。因为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体现为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但研发投资风险大,其带来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失败,高管人员则会面临收益低(因为高管人员的固定薪酬通常与经营业绩挂钩)甚至被解雇的威胁,因此,短视的风险规避的高管人员会减少研发投资,形成研发投资不足。高管人员的另一种策略选择为:以股东长远利益为第一,积极寻找合适的研发投资机会并进行相应的投资,形成充足研发投资。针对高管人员的策略选择,股东的策略选择分别为监控和不监控。
假定高管人员采用充足研发投资策略给企业带来的净现金流入量为C0,采用研发投资不足策略给企业带来的净现金流入量为C1,根据高风险高收益的原理,C0>C1。高管人员从研发投资不足中获得的私人收益(自身地位的稳固等)为?啄,假设股东监控时发现高管人员研发投资不足的概率为p(p>0),一旦发现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即给予其惩罚(罚款)f(f>0),股东监控的成本为v(v>0)。
从以上基本假设可以得出,当高管人员进行充足研发投资时,无论股东监控或不监控,高管人员的收益均为:S0+?准C0;在股东监控的条件下,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的收益为:S0+?准C1+?啄-pf,如果股东不监控,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的收益为:S0+?准C1+?啄。对股东而言,若高管人员进行充足研发投资,股东监控的收益为:C0-S0-?准C0-v,股东不监控的收益为:C0-S0-?准C0;若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股东监控的收益为:C1-S0-?准C1-v+pf,股东不监控的收益为:C1-S0-?准C1。股东与高管人员的收益矩阵如图1所示。
2. 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假设高管人员选择充足研发投资策略的概率为x,股东选择监控策略的概率为y。
根据上述假设,高管人员采取充足研发投资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x)=y(S0+?准C0)+(1-y)(S0+?准C0)
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E(1-x)=y(S0+?准C1+?啄-pf)+(1-y)(S0+?准C1+?啄)
高管人员充足研发投资和研发投资不足混合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为:Ea=xE(x)+(1-x)E(1-x)
①式为高管人员的复制者动态方程:
■=x[E(x)-Ea]=x(1-x)(?准C0+ypf-?准C1-?啄)①
股东监控的期望收益为:
E(y)=x(C0-S0-?准C0-v)+(1-x)(C1-S0-?准C1-v+pf)
股东不监控的期望收益为:
E(1-y)=x(C0-S0-?准C0)+(1-x)(C1-S0-?准C1)
股东混合策略(监控与不监控)的期望收益为:
Ep=yE(y)+(1-y)E(1-y)
②式为股东策略选择的复制者动态方程:
■=y[E(y)-Ep]=y(1-y)(pf-v-xpf)②
3. 演化路径和演化稳定策略。
(1)高管人员的策略选择演化稳定分析。若y=■,式①等于0,表明此时所有的x都是稳定状态。当y≠■时,求解式①可得出x*=0、x*=1为可能的两个稳定状态。令F(x)=■,由策略选择演化稳定的性质可知,若F′(x*)
(2)股东的策略演化稳定分析。当x=■时,式②等于0,表明所有的y都是稳定状态。当x≠■时,求解式②可以得到y*=0、y*=1为可能的两个稳定状态。令B(y)=■,以下根据B′(y*)的符号对股东策略选择的稳定性进行分析。当pf
(3)股东与高管人员策略的演化稳定分析。由式①、②构成的动态系统共有五个均衡点(1,1)、(0,0)、(1,0)、(0,1)、(■,■),其中0
J=(1-2x)(?准C0+ypf+-?准C1-?啄) pfx(1-x)-pfy(1-y) (1-2y)(pf-v-pfx)③
根据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方法,对五个均衡点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表1为稳定性分析结果。
可见,由式①、②构成的系统有3个稳定的局部均衡点(0,0)、(1,0)、(0,1),对应的演化稳定策略为: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股东不监控;高管人员采取充足研发投资策略,股东不监控;高管人员采取研发投资不足策略,股东监控。此外,系统还有一个不稳定点(1,1)和一个鞍点。
4. 参数分析。当?准C0>?准C1+?啄时,也就是高管人员研发投资不足的收益较充足研发投资时的收益更小时,由表1可知,此时高管人员会选择充足研发投资策略,同时股东选择不监控策略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因此降低高管人员从研发投资不足中获得的总收益,增加其在充足研发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能够有效降低高管人员的研发投资不足水平。要实现?准C0>?准C1+?啄的目标,给予高管人员的股权份额?准,高管人员分别采取充足研发投资与研发投资不足策略给企业带来的净现金流量C0与C1,高管人员从研发投资不足中获得的私人利益 均是重要决定因素。若?准=0,而?啄>0,?准C0>?准C1+?啄不成立,因此,为了使得高管人员采取充足研发投资策略,对高管人员实施股权激励,给予高管人员一定的股权份额非常必要。降低高管人员从研发投资不足中获得的私人利益也能起到抑制高管人员研发投资不足水平的作用。
当?准C0
三、 结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市场需求变化迅速,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和挑战日益加剧,只有拥有自身的创新力和核心技术,才能在市场上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保持长久的竞争实力,从而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过程中,研发费用的投入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最基本的动力,研发投入充足与否关系着企业研发创新的成败,充足的研发费用投入是研发成功的保证,研发投资不足将影响研发进程,使得研发活动难以持续下去,从而导致研发失败。因此,充足的研发投资是非常必要的。但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性,长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股东与高管人员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到高管人员的创新动力,从而导致研发投资不足。
当前,较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徐海峰(2014)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广泛采用股权激励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以研发强度为代表的创新投入却明显整体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下的研发投资不足动态形成机理,有针对性地采取规避高管人员研发投资不足的措施,对于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7
关键词:股票期权;公司治理;激励;作用
一、公司治理概述
1、公司治理的概念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来表达。但从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到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因为在广义上,公司已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的治理机制也不仅限于以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而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对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2、公司治理的主客体
(1)公司治理的主体
在探讨公司治理主体之前,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即公司是谁的?从传统公司法律的角度来说,股东是理所当然的所有者,股东的所有者的地位受到各国的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说,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传统的公司法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之上:市场没有缺陷、具有完全竞争性,可以充分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公司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就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然而在现实中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股东的利害作为一种个体利害在很多场合和社会公众的整体利害是不相容的。另外,支撑现代公司资产概念的不再是唯一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它同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在公司的运行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公司就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缔结而成的和约。成功的公司既需要对外增强对用户和消费者的凝聚力,也需要对内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我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不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等在内的广大公司利害相关者。
(3)公司治理的客体
公司治理客体就是指公司治理的对象及其范围。追述公司的产生,其主要根源在于因委托—而形成的一组契约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契约关系具有不完备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因而才产生了公司治理。所以公司治理实质在于股东等治理主体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以解决因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在现实中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就是决定公司是否被恰当的决策与经营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治理的对象有两重含义:第一、经营者,对其治理来自董事会,目标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恰当,判断标准是公司的经营业绩;第二、董事会,对其治理来自股东及其他利害相关者,目标在于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否被恰当,判断标准是股东及其他利害相关者投资的回报率。
二、股权激励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在介绍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时都提到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建立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结合点。一方面,由于委托关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了公司治理。另一方面,公司治理过程通过股权激励这个工具对公司经营者进行监督与制衡,以解决因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能有效地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
1、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对公司业绩有积极作用
为了分析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性,我选择了2001年以前开始股权激励的企业中的30家的近三年业绩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股东权益。其中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为当期的盈利指标,而由于股权激励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因此我同时选择股东权益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两项指标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股权激励的企业在进行股权激励三年后,盈利指标和成长力指标的平均值都要高于全体上市公司的指标平均值。说明了在公司治理过程中通过运用股权激励,在总体上发挥了对企业经营人员的激励作用,在管理人员的努力经营之下,企业的业绩有所提高。在所选择的30家上市企业中:使用管理层收购6家,股票期权4家,业绩股票6家,经营者/员工持股7家,股票增值权5家,虚拟股票2家。我们将不同激励方式的企业的业绩平均值进行比较。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管理层收购、经营者/员工持股、业绩股票和虚拟股票的企业各项指标之相对较高,这说明了目前这几种激励方式对于企业业绩有较好的帮助作用,其他使用激励方式的企业中除延期支付外基本都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所以可以说目前股权激励在我国企业中发挥了激励作用,进行股权激励的企业总体上有着良好的发展。
2、激励机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股票期权激励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业绩指标,并解决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利益与股东利益及上市公司价值之间的一致问题。企业经营的成败有市场和竞争等多种因素,但股权激励制度安排影响企业管理行为是否符合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支撑企业管理层理性配置企业驱动资产的关键。
因此,公司治理问题包括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二是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三是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目前,前两者是大家谈论公司治理的重点,而激励机制特别是股权激励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实践。实际上,股权激励既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手段。在典型的股份公司运作中,股东通过董事会将管理权授予经理层,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管理者对由于自己努力而产生收益的剩余索取权低于100%,从“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立场出发,管理者就有可能偏离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促使管理者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利益工作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便成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3、激励机制是解决“委托-”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现实世界中,公司大股东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用公司股票的市价和红利来衡量),管理者则追求自身报酬的最大化和人力资本的增值,因此薪酬激励制度的核心是将管理层的个人收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统一起来,而股权激励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最好工具。如果说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委托—”问题的话,那么以股权激励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美出现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运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授予公司高管更多的股票和股票期权,使其薪酬和绩效(股价)直接挂钩。由于股权激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人激励约束相容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优化激励机制效应的制度安排,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在美国前500强企业中,80%的企业采取了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制度已经成为现代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用以解决问题和道德风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安排。
而在中国,监管层也已经将股权激励纳入到公司治理的范畴。2005年10月,中国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中提到:“上市公司要探索并规范激励机制,通过股权激励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2006年1月,中国证监会正式《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这标志着股权激励在中国有了专门的法规和指引,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新时代帷幕也就此拉开。在这两个文件中都提到,实施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因此,提倡实施股权激励,逐步建立起以津贴、年薪、股权等多种方式长短期结合的薪酬激励体系有利于更好地、更长期地提高公司绩效,实现公司长期价值的最大化。与此同时,由于董事会成员是主要的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将极大地影响董事会的运作驱动机制,有利于董事会成员利益和股东利益的统一,激励董事会成员更多地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瞄准公司业绩,也有利于促进董事会更多地关心公司长期利益。同时,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将强化董事会的作用,特别是加强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强化对管理层的约束,使得公司治理结构更为合理,有利于公司更加规范的运作。
4、激励机制能提高公司其他治理主体的福利
广义的公司治理的主体不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等在内的广大公司利害相关者,这在公司治理的主客体中已经论述。由于实施了股权激励机制,公司经营者的行为与公司要求的长远发展相一致。公司要求的长远发展不仅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股东权益这些指标,还包括公司的诚信、人性化、守法性、社会责任感等。受到股权激励的经营者要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以上所有的指标都是他在经营过程要考虑的也必须积极解决问题。这样,对股东而言,由于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股东权益等指标的提高,股东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对债权人而言,尽管不一定是公司的资产所有者,但它向公司发放贷款后,能够得到及时的回收;对雇员而言,不仅能够得到较好的收益,还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对顾客和供应商而言,顾客得到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供应商得到的是顺畅的供应渠道;对政府而言,他管理的实纳税良民,也是能够爱护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从广义的公司治理来说,股权激励机制提高了公司其他治理主体的福利。
参考文献:
[1]陈清泰,吴敬琏.股票期权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李维安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
篇8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梳理发现,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股权激励和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公司业绩以及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大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会导致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即股权激励不会导致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还有少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负相关。Watts等指出公司高管的薪酬契约一般与企业的会计信息相关,所以高管倾向于对会计信息进行操作以增加其薪酬。Gao等对1992—1999年间1500家美国上市公司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archer等对2002—2003年间2106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用可操作应计利润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发现高管混合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财务重述却无影响。Cheng和Farber对1997—2001年间289家出现过财务重述行为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在出现财务重述行为的2年后,高管薪酬中的股票期权部分显著下降,这表明股权激励是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因素。
Bambe等对1998—2001年440家标准普尔指数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管理者受到的股权激励程度越高,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赵息等对2005—2007年期间40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会诱发盈余管理行为。陈千里通过理论模型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能激励管理者,提升企业价值,增加股东财富,另一发面,会诱发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浪费企业资源,因此,股权激励要设计合理发挥其激励效应。胡国强和彭家生对2005—2007年49家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运用样本配对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概率要高于未提出的公司,且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比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更易导致财务重述行为。何凡对2005—2008年46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以及周晖等对2006—2008年间637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均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
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一样,有关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也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以Berle和Means、Jensen和Meckli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降低企业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成本,使企业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使经理人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行动,从而改善公司业绩,提升企业价值;[9]Fama、Campbell和Wasley等认为公司的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负相关,当经理人持股比例过高时,经理人对股东的说服力反而会大于董事会,再加上经理人持股比例一高,股利发放的概率就越大,此时,公司的股价会不升反降,这都说明了经理人的激励与公司价值负相关;[10-11]Demsetz、Himmelberg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不相关或是存在微弱的相关关系。[12]持两者不相关或微弱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只有经理人预期企业未来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的时候才会较多地持有公司的股票,经理人持股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相关,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又是受股东价值最大化影响的,是内生决定的,因此,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或是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不是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存在区间效应,当经理人的持股比例增加时,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会趋于一致,此时,经理人会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行动,公司的价值会上升,但是,随着持股比例的慢慢增加,经理人的权利会越来越大,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会慢慢变小,经理人会构建起一道“壕沟”,此时,公司的价值反而会下降。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也得到以上四种相同的结果。
(三)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为止,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还不是特别多。Dechow和Patricia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公司的CEO持股与企业的R&D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持股会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研究和开发支出,从而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与Dechow和Patricia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Wiggins的研究得出了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的R&D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认为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方式会增加管理层的避险动机,从而导致投资不足。JianfengWu和RungzingTu通过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公司的经营业绩越好,并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时,管理层增加研发支出的动机就越强。Lazear发现由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理人会为了构建自己的“企业帝国”,而选择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股权激励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筛选机制,促使管理层选择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从而改善企业的投资过度行为。国内学者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时大多借鉴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且多数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王艳、孙培源等在综合考虑可能影响管理层投资程度的因素的基础之上得出了股东的最优股权契约模型,通过模型找到了能够有效防止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发生的最优股权比例。艾健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高管激励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委托框架下容易产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并且高管工作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和高管是否享有企业的剩余收益分配权有关。关敬业以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三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并从管理层持股角度出发,研究得出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对这一结论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四)银行关系与企业的投资行为
国内外有关银行关系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直接研究文献不是很多。在这些文献当中,大多数都是以企业的融资约束为切入点,研究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贷款成本与企业的投资行为或是投资效率的关系,其中Jensen、Titman,John和Senbet,Heinkel和Zeehner以及Stu1Z认为负债对公司的过度投资具有抑制作用。Charumilind和Wiwattanakantang的研究也表明相比没有建立银行关系的民营企业,有银行关系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资源和银行贷款,其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少,因而能够进行多元化投资。国内有关的研究学者主要有边燕杰和邱海雄、汪辉、黄乾富和沈红波、王鲁平和毛伟平等。直接研究企业通过聘请具有银行任职经历的人员担任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的文献非常少见,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五)文献述评通过以上的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外有关银行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以及股权激励与企业的投资行为的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研究视角在不断地深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展。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得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成果,这也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国内学者在研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时,大多热衷于对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原因加以探讨,再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市场环境和公司治理结构来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大多数得出的结论是债务融资对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银行作为企业债务融资的重要渠道,却鲜有文献从更为细致微观的角度来研究银行关系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股权激励的文献中,大多数热衷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企业价值等之间的关系;因此,以银行关系、股权激励为切入点来研究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仍然存在广阔的空间。这样,不仅能够找到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原因———债务约束和委托成本,而且能够找到解决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公司治理措施———银行关系和股权激励。
二、银行关系、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Myers和Majluf将“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企业的投资行为相结合,得出了“投资信息不对称”理论。
根据该理论,企业的经理人和股东会利用自己对企业的信息优势,将新进入企业的投资者手中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从而证明了企业的股东、管理层和中小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以及信息在投资行为中的重要性。当企业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来支撑企业的投资行为时,“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和内部经营者,非常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而银行作为贷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处于一个信息劣势的地位,他们并不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即使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想要把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传达给银行,银行也会因为缺少值得信赖的沟通渠道和保证而选择性地吸收这些信息。那么,银行就只能根据全部借款人的平均信用来决定贷款水平和贷款条件,此时,公司信誉较高、信用质量好的企业会认为按照所有贷款人的平均信用来决定他们的贷款水平和贷款利率不划算,转而寻求融资成本更低的内部融资渠道,而对于那些信誉较差、信用质量低的企业而言,按照全体贷款人的平均信用水平来决定他们的贷款水平和贷款利率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在贷款成本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希望获得较多的贷款额度。如此一来,整个资本市场上都充斥着信用水平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的企业,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那些信誉高的企业也会因为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从而出现投资不足行为。银行关系会成为企业特别是信誉较高、信用质量较好的企业缓解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形的良好治理措施。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要想发展更多地只能靠自己,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外部传达自身的有利信息,改变外部潜在投资者或是债权人对企业信誉和风险的判断,与银行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建立起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从银行获得所需投资资金,缓解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所以,企业通过聘请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人来担任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的银行知识,能够为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充当一个“桥梁”的作用,连接起企业与银行的沟通渠道,把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状况的一些软信息传递给银行,一方面,可以降低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银行会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而垄断这些信息,加大对其的贷款额度并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具有银行背景的这些人在企业内部将企业的软信息传达给银行,银行会更愿意接受和相信。Jensen和Meckling在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及其所有结构》中,首次阐述了委托理论。他们认为委托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企业的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也是委托人,将企业的经营权交给受托人也即企业的经理人,经理人可以获得固定的报酬,但是企业的剩余收益索取权以及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委托人也就是企业的股东手中。并且由于委托人(股东)和受托人(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和工作努力程度并不能完全通过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再基于“理性人”假说,因此,这时就会因为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而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产生包括监督成本、约束成本、激励成本、损失成本等在内的委托成本。
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的概念慢慢形成。基于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配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也为股权激励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股权激励计划通过授予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实现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能够改善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状况,能够促使企业的经理人朝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去努力,一方面,能够减少企业的经理人处于建立“企业帝国”的目的而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缓解投资过度;另一方面,企业的经理人也会出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不会因为所承担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而主动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改善投资不足。
三、结语
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主要可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个方面,投资不足主要表现为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而投资过度主要表现为投资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受到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双重制约。银行的债务融资约束会导致企业缺少投资所必须的现金,从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出现投资不足;委托问题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企业的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经理人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建立“企业帝国”,盲目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从而出现投资过度。银行关系能够缓解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改善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股权激励能够降低委托成本,实现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一致性,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银行关系和股权激励分别从公司治理的内外部两个视角找到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即建立银行关系和实施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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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权激励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情况的研究将有助于上市公司更有效地启用激励方案。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股权激励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整理,简要综述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的动因和效果的相关文献,希望为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机制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管理层股权激励;公司价值;激励效应
一、背景介绍
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方法,让公司人员获得一定股权,使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享受附带的经济效益与权利、承担风险,尽责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
我国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在股权激励方面进行了多种模式的实践和探索,比如一些典型企业的股票增值权和业绩股票激励计划等。2005年10月底通过的相关修订案,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可回购本公司股份用于奖励职工,为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打开了通道。
股权激励对企业的影响是显著的,其有助于创造企业的利益共同体,采用长期激励的形式将员工与公司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弱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减少成本,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公司长远发展的目标。股权激励也是一种人才价值的回报机制,除了工资和奖金,公司价值增值同样能够回报人才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贡献,同时,它也有助于留住和吸引人才。通过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经营者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价值创造能力,减少短期行为,对公司业绩的考核不再局限于本年度的财务数据。
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呈现又是复杂的,比如激励作用只是一方面,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和理解不同背景的企业实施机制和效果的具体差异之处,并由此探索不同条件下如何设计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对企业整体发展更有益。
二、股权激励的研究方式
目前国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类的档案式研究居多,即用已有或已处理的数据库资料分析并检验假设。除此之外,还有案例式研究,如邵帅等人(2014)以经历了产权性质转变的上海家化为案例,分析其国有和民营阶段股权激励制度设计动机的差异,研究企业性质对股权激励制度设计动机的影响。
股权激励的变量使用中,国内文献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设置公司是否实行了股权激励计划的虚拟变量,如肖星(2013)等人;另一类则直接使用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数据或是被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人数和比例,如周仁俊(2012)选取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衡量管理层股权激励强度;或者两者结合,如夏纪军(2008)等人。
三、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的动因和效果
公司采取股权激励的动因有激励和非激励因素。前者的阐述为股权激励可以使高管与股东利益一致,在信息不对称时,降低成本,起到激励管理层提升公司价值的作用。同时,股权激励有助于吸引和筛选优秀的管理层为公司服务(Arya and Mittendorf,2005),并且改善R近退休高管视野短期化的问题(Dechow and Sloan,1991;Murphy and Zimmerman,1993)。后者的观点为股权激励有时也是出于非激励目的,如缓解现金流动性约束、减少高管税负、降低财务报告的成本等。
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动因不同。肖星(2013)等人使用公司当年是否推行股权激励计划这一虚拟变量,从激励水平和约束机制研究了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计划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最终得出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层权力论”,是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利寻租的表现;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则符合“最优契约论”,是源于对管理层的有效激励。
吕长江(2009)等人通过研究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效应与福利效应同存,福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后果则为高管自谋福利,不利于股东的利益。这两种效应的实现区别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激励条件和激励有效期的改善来增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效果。
邵帅(2014)等人认为从产权性质区分,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倾向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比例和激励收益受到过多政策限制,导致激励不足,并且由于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股权激励设计倾向于福利型;相反,民营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设计更加合理,倾向于激励型。
国内上市公司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降低成本,实现激励效果,但往往由于产权性质差异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时动因和倾向会有所不同,国有企业会偏向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激励不足,更多是福利性质;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激励动因则会更加明显。
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研究存在多种角度,大多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通常用企业业绩、托宾Q值、股价来评价,以论证是否真正实现了激励作用,或者只是福利效果。此外,还有文献研究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实现的因素,如产权性质、大股东控制权等;以及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对银行信贷决策、对高管更换的影响等。
关于国内外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的分析,研究角度在不断提出改进,并且不乏创新性的尝试。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各方面影响的深入,以及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能够不断充实和发展股权激励理论。
参考文献:
[1]肖星,陈婵.激励水平、约束机制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J].南开管理评论,2013,(1)
[2]陈勇,廖冠民,王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5,(2)
[3]邵帅,周涛,吕长江.产权性质与股权激励设计动机――上海家化案例分析[J].会计研究,2014,(10)
[4]周仁俊,高开娟.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J].会计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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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激励 光明乳业 方案评价
一、股权激励的相关理论
(一)概念
股权激励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股权激励是长期服务于公司的鼓励机制,公司通过给企业所有者属于公司所有权的经济权利,使他们成为可以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的股东,将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让管理者更尽责的为企业服务。
(二)本质和目的
企业组织的“两权分离”使得企业组织的管理活动不再局限于投资者,而是延伸到全社会,企业对经理层市场广泛寻找合适的经理人,从而将资本家和企业家分离开来,产生了一批企业家,出现了“管理人革命”。对于光明这种现代企业来说,股权激励是一种激励性补偿,主要用于解决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利益不一致以及监督困难的问题。所以企业建立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基本薪酬与激励薪酬这两大模块的比例确定。从本质上说,股权激励就是薪酬激励,就是价值创造。它源于企业组织的使命、远景和核心价值观。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强化企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支持战略的实施,培育和提升企核心竞争力。
(三)作用
1.股权激励。股权激励用股权作为纽带桥梁,将激励对象与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激励对象可以积极自觉地实施公司既定目标,为既定目标的有意识的积极工作,为提升股东财富而努力工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减少股东监督成本。
2.留人作用。因为公司高管,核心员工会为了追求更高的薪水而选择跳槽,所以他们通常是大猎头公司关注的对象,而他们此类跳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影响公司的人才流失。但是通过股权激励中的一些限制性条款,加大被激励者离职所承担的风险,以此来对激励对象的离职行为进行约束,使离职、跳槽不再是一个随意的行为。但在股权激励中,通过一些限制性条款,增加那些有动机离职者的风险,使激励对象的跳槽、离职不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
3.约束作用。股权激励中的持股会起到内在约束作用,如此以来能将高管与公司的利益进行捆绑,如果高管因为战略失败或者工作不努力等原因导致业绩未能达到预期要求,那么为了分担公司带来的损失,被激励的对象就会相应失去过股票收或者期权。此外,激励计划中的限制性条款也可以避免高管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
(四)股权激励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
1.市场经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经理是股权激励成功实施的条件之一。经理人是被行政任命或其他非市场的方法认定,这一目标往往有多个,一般来说政治目的(如提高行政级别)高于经济目标(企业管理成果)。加上经理人的薪酬不完全由市场决定,还需考虑社会影响、工作水平和其他因素。因此,从非市场方式选举的管理者和股东很难保持一致的长期利益,所以要充分发挥激励的效果就变得非常困难。在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作为专业的管理者,为了保证自己在市场中的价值和声誉,往往会提高自己的业绩从而增强股权激励的效果。
2.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股价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是股权激励有效运行的保障。由于操纵市场、政府干预和社会审计系统不能保证客观条件的制约,公司的长期价值很难通过低效率的资本市场进行确定,所以此类方法很难用于激励以及评价相关经理人。
3.产品和服务市场。在政府有限制的行业和垄断行业,管理者的努力水平与企业的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太强。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充分竞争市场的作用下,与其内在价值相一致,优秀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领先于市场,引领市场的平均水平和份额的扩张,使企业业绩得到提升。因此,股权激励的作用只有在充分竞争、受到行政性干预较少的行业才会加强。
二、光明乳业股权激励分析
(一)对光明乳业股权激励实施效果评价
我J为第一应该从光明乳业的激励方式开始评价,通过资料了解到,其激励方式有两种:提取管理层激励基金和限制性股票。第二评价其激励对象。第三评价它的授予数量和价格,看分配是否合理。第四,评价计划期限。最后评价它的激励效果。
(二)光明乳业股权激励面临问题
第一,光明乳业的购买价格为4.70元/股,且股权激励方案草案摘要公布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平均价格为股价的50%,相当于半价出售股票,这样做会让小股东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对方案不满意。所以,在对股权进行定价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己企业组织的政策还要考虑到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和市场投资者对股价的接受程度。第二,2012~2014年净利率分别为2.28%、2.49%、2.79%,要将净利润增长率提高到20%以上,在目前来说,可行度几乎为零。当经理层达不到行权条件,经理层会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舞弊造价,对企业组织造成损失。第三,2012~2014光明乳业股权激励成本摊销额分别为:9,467,545、8,343,401、8,343,401,合计为188,537,749元。过高的摊销会将企业组织的经营业绩水平拉低,进而影响到股权激励效果。
三、完善公司股权激励的建议
第一,改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完善公司是达到防止经理人欺诈,转移股东财富的目的。通过有效的资产管理,能够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有效的公司治理。同时也有利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达成公司的经营目标,实行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
第二,确定合理的股权激励水平和适合的被激励对象。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正确的建立合理的股权激励机制,不仅要符合公司发展情况还要满足市场所需要条件。在设置被激励对象时,要将管理者的利益与他们对公司绩效贡献相结合。
第三,选择合理的企业绩效考核指标。如光明乳业就选择了主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率和经济附加值(EVA)这三个指标。显然它的净利润这个指标就是设置不合理。在设置指标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绩效评价可以反映企业绩效的变化,反映管理者的能力和努力水平。
总而言之,企业的激励机制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约束与监督机制,主要目的是在促使经理人把投资者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内在追求,从而达到促使经理人努力地为投资者工作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侠,沈小燕.股权激励与投资行为:以光明乳业为例[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
[2]刘广生,马悦.中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J].中国软科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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