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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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宁夏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COSO框架下宁夏有机枸杞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NGY2015177；2015年区级物流管理重点专业群建设子项目

摘要：

随着中阿合作的进一步推进，给宁夏的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时代，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农业合作社作为市场经济的新兴元素，其风险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财务风险。因此，本文在阐述财务风险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宁夏的实际情况，浅析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治理存在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规避和控制的，以期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推动财务风险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控制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农业合作社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下，对农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农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合理化与科学化起到现实的意义，从而使宁夏农业合作社的管理水平与经济效益更上一层楼。

一、财务风险的涵义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务风险的关注日益加大，将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方向之一。在理论界，很多学者对财务风险从不同的角度给了解释，有的从运营的角度、有的是从环境的角度等给财务风险下了定义。但是，从更广泛和全面的角度，我认为财务风险是指在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财务活动，由于受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的因素影响，企业一定时期内财务活动未来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程度。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就会根据历史信息，进行财务预算管理，最后制定出财务决策。在这个从预算管理到财务决策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获得，必然使得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最终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企业的财务风险是必然客观存在的，这就迫使我们每个人要认真、客观的认识风险和对待风险，仔细寻找原因，提出合理的治理措施。

二、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宁夏农业合作社内部财务风险治理制度不健全

宁夏的农业合作社同其他农业企业相比，经济实力相对弱小和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和财务风险治理制度，因而造成企业财务风险的产生。目前，宁夏的农业合作社在财务风险治理制度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尚未形成成熟有效的管理系统。如筹资管理制度、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投资核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存货盘库管理制度和材料验收入库管理制度等都比较缺失。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使宁夏的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不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政策来操作，内部管理混乱，监督不力，造成资产的浪费。

2.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活动的控制缺乏规范性

从筹资活动看，由于宁夏农业合作社规模小、利用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弱、银行对其扶植较少，因此，宁夏农业合作社便设法挂靠“集体”，然后以集体财产做担保向银行、信用社贷款。在挂靠及贷款的过程中往往靠金钱铺路，钻政策、法规管理的空子，以打开借款大门，带有很大的腐蚀性。从投资活动看，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投资主要指新建项目和固定资产两方面的投资，具体的常见的问题有：一是投资决策通常由一二个家族高层领导负责，完全不存在有章可循的程序。即“领导拍板”决定是否投资，投资什么项目，这样一来，缺乏可行性分析的决策自然缺乏科学性。二是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利益，很少做长期的发展规划，必然导致很难承受住市场风险，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使企业易发生财务危机。三是企业的财务策略处于高风险状态。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资金大多为债务资金，而且多为一年内的短期借款，然而这些资金大多使用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上，这就使得筹投资结构处于高风险的状态，很可能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从营运活动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现金管理和使用较为混乱。有些农业合作社的资金使用缺少计划安排，过量购置不动产，无法应付经营急需的资金，陷入财务困境。二是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低，造成资金回收困难。主要是赊销政策没有建立，赊销管理混乱，缺乏有力的催收措施，应收账款不能按时兑现或形成呆账。三是存货控制制度缺失，存货管理随意性大，造成资金呆滞。有的农业合作社月末存货占用资金往往超过其营业额的2倍以上，造成严重的资金呆滞，使得流动资金周转失灵。从分配活动看，主要表现在收益分配政策缺乏制度化，随意性较大。如果农业合作社不进行合理、科学的收益分配，必将引起财务结构的失衡，最后间接的引发财务风险，给农业合作社带来危机。

3.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战略规划不到位

宁夏农业合作社在做规划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经营和短期利润，从来不考虑企业长期的价值最大化。以这样的财务管理目标进行长期的经营决策，必然导致农业合作社经济活动的短期性，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农业合作社的长期发展和市场的认可。最终导致农业合作社的寿命普遍较短，规模始终原地踏步。

4.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意识欠缺

宁夏的农业合作社主要是家族经营和集体经营，不管是哪一种经营，经营者的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都不是很高，大多数是高中文化程度，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因此，对财务风险的重要性认识也不够，不能做很好有效的预测，忽视对资金的控制和资产的管理，不能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不能对改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容易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危机，阻碍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5.宁夏农业合作社员工的总体素质偏低

农业合作社由于历史和地域的限制，基本都产生在农村或者郊区，普遍存在风险管理机构设置不当、人员配置不合理、整体素质偏低等问题。一是地缘和亲缘严重影响人员的安排。在人员准入中，考虑地缘和亲缘多一些，员工的学历、教育背景、专业培训考虑的少一些。二是员工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本科生的比例达不到10%，基本上都是以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为主。这样的知识层次，很难尽快接受新知识，做到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三是年龄结构不合理。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财务人员，都基本年龄偏大。年龄偏大的管理人员缺乏系统的、最新的财务风险管理知识，对全新的现代财务管理的总体认识不够，互联网的作用发挥不足，很难实现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管理电子化、技术化。四是农业合作社中的财务管理人员唯管理者是从，真正的职业责任难以付诸实践。财务风险管理人员素质低，导致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管理水平落后。五是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人员甚至没有执业资格。未通过执业教育和培训的人员，做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者。那么在会计实务中，就会造成严重的会计管理问题，注重资本运作和会计结构，分析轻视会计数据处理和经济活动，削弱了财务管理在农业企业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和参谋决策作用。由于缺乏财务管理知识，很难确定农业合作社生产的盈亏平衡点，在相对成本控制的经验和措施缺乏，没有建设性的建议。

三、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控制对策

1.完善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管理制度

宁夏的农业合作社总体来讲规模比较小，一般是根据当地的特殊资源所成立的小型营利组织。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些必须的制度还是必须要有的。一是制定风险管理制度。设置专人负责风险管理，在合作社内独立运作，制定财务风险防范与管理办法，实施风险防范与监督管理；主要强调农业合作社管理层要将监督的权利适当授权，主要授权的对象是相关的审计部门，同时，做好审计规划和审计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财务审查。通过审查，及时发现各个环节有可能存在的纰漏和隐患，从而对相关的制度和管理办法进行及时的修改和更正。二是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理清财务关系，分清监管职责，实施分级负责制，完善审计监督制度，强化制度约束力，完善财务风险预警及监控机制，进行全面预算管理，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原因产生的财务风险；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控制体系总体划分为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前控制，在整个农业合作社财务管理过程当中加入了彼此牵制、但又彼此联系的管理制度，主要是想建立以防为主的科学管理防线；第二层是事中控制，对于农业合作社运营过程中的各项事宜，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审核。第三层是事后监督，主要是针对各个部门和岗位，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复核，这是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必须要“堵”住。三是将会计核算管理制度化。编制会计报表，完善核算制度、财务收支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经费报销审批制度、往来管理制度等，加强对农业合作社收入、支出、现金、往来和存货的管理。建立健全财务风险管理制度，以管理和控制成本、质量、投资和财务等为核心，全面降低农业合作社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四是完善运营管理制度。有的农业合作社虽然已经制定了筹资管理制度投资核算管理制度、存货盘库管理制度和材料验收入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运营管理制度，但是都不够完善和细致。因此，要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人员重新修订这些制度，使制度真正能为农业合作社的顺利发展服务。

2.规范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活动

财务活动是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的主要内容，每一项活动都必须治理好，否则都会造成严重的财务风险。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拓宽筹资渠道。资金的来源除了信贷资金之外，尽量加入投入资金和风投资金，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风险，还可以给农业合作社带来更多的信息，减少更多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二是投资决策科学化和程序化。运用预算管理的方法，多面经营，分散投资风险，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做好财务风险的预警防范。总之，投资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一时意气，一定是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讨论以后，农业合作社论证以后共同的决定。三是提高营运效率。（1）运用专业的资金管理知识，灵活营运现金，充分发挥现金的作用。（2）建立合理的收账政策，既不能影响销售，也不能出现坏账。对于农业合作社而言，由于资金量较小，不太适合消极的收账政策，因此，积极的收账政策既能快速的回笼资金，又不会对销售产生太大的影响。（3）建立存货管理制度。应用有效的存货管理技术（最佳进货批量模型、ABC成本法等），使农业合作社的存货达到最佳持有量。如果存货持有量过大，就会占有农业合作社的大量流动资金，影响资金的流通。四是收益分配的科学化和组织化。根据农业合作社的需要，合理确定投资者和农业合作社之间收益的分配比例，尽量达到农业合作社的资本结构最佳，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建立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战略规划的科学性

宁夏农业合作社的战略规划不能仅凭一两个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要符合规模扩大化、权利分散化、知识专业化的要求。所以，要遵循科学的决策过程和稳健的战略安排，才能真正实现战略规划的科学化。一般可以用到的方法有CSF（关键成功因素法）、SST（战略集合转化法）、BSP（企业系统计划法）、CSB（前面三种方法的综合）。

4.提高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意识

提高宁夏农业合作社财务风险治理意识，一是增强财务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实现科学管理，对关键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如营运资金、资金筹措、资产损失、债务清偿和存货资金等，做到及时分析和准确评价，有效地控制财务风险；二是增强风险意识，企业通过对财务风险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将风险控制提前预防，及时发现财务风险的苗头，及时采取合适的处理措施。三是建立财务风险管理的文化机制。让企业员工都有财务风险的意识，时刻注意财务风险的防范，强化财务风险控制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全局性。尽量避免财务风险带来的损失，保证宁夏农业合作社的财务目标的顺利实现。

5.提高宁夏农业合作社员工的整体素质

农业合作社要发展的更快更好，不是不仅仅是解决管理者和财务人员的教育培训，还要做好农业合作社全体员工的教育培训。一是要保证管理者懂得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具备领导才能。二是要保证财务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与时俱进的工作方式，非常熟悉现代化的办公技术，比如各种系统软件，从而有效提高其工作效率。三是要注重培训员工的道德素质，员工的职业道德直接决定着个人的发展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现在社会的诱惑和压力很大，财务管理者面临的诱惑和压力将更大，所以必须树立坚定职业道德信念，坚守自己的职业情操，不因一时之利造成一生之悔。因此，必须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的考核，定期举行职业道德教育的讲座等。四是改变用人观念，完善用人机制。进行薪酬体系的改革，增加收入的灵活性，以能力确定待遇，通过高收入吸引高水平人才到财务管理岗位，大胆的创新管理，达到更好的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五是强调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实现个人的成长和企业发展相统一。积极引导员工，尤其是财务管理人员积极参与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只要全员参与财务风险管理，企业的风险一定能控制的更好。

四、结论

农业合作社的财务风险治理近几年来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希望通过本文可以使农业合作社的管理者对财务风险治理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农业合作社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一定的帮助。

作者：白宁 单位：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飞.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30).108.

[2]高岷,黄重庆.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管理风险控制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1年，108.

[3]葛婧,王淑芹.佳木斯农业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现代化农业,2015(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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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超对接；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05. 105

[中图分类号] F7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05- 0220- 03

0 引 言

最近几年，由于我国农产品生产总量的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情况逐渐由供不应求过渡到供过于求。在农蔬产品的生产需求关系上，也表现为各个大中型生产销售企业开始全面向供应链的中下游转移，由于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对销售的各个环节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流通环节太多成为阻碍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农超对接”可以减少农产品销售的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成本，给农民、消费者、超市都带来更多的收益，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很大，所以农民的问题解决了，我国的很多问题也就解决了，而“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正是解决我国农民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1 发展进程

1.1 定义

“农超对接”指的是农民或者专业合作社和超市的法人代表签订双方都同意的一种协议，由农民向超市直接销售农蔬产品的新型销售模式和商业模式，也是一种流通模式。“农超对接”的本质是给农民提供一种先进的销售模式和商业模式，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将不断变化的需求与农民的供应连接起来，建设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产供应相一致的供应链，从而实现供应链上各个层级的共赢。我们只有让农村的生产与城市的需求直接对接，城市需要什么，农村就生产什么，这样才能避免供需矛盾的产生与农蔬产品价格的剧烈浮动，又能减少农产品的销售环节，降低销售成本，增加农民的收入。

1.2 发展情况

在国外，“农超对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超市里约80%的农产品都来自“农超对接”，而我国只有15%左右。我国的“农超对接”自开展以来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这也表明我国在“农超对接”方面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各个大型的连锁超市也在积极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发展方向，其中“连锁超市+ 专业农民合作社+农民”是我国有关部门和各个地方政府支持“农超对接”发展的主要商业模式。自从我国“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开展以来，全国开展“农超对接”的达到规模以上的连锁超市已经超过850家，拉动就业人口超过200万人，与连锁超市对接的农业合作社已经突破15 000 个，总的参加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

2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自从“农超对接”这种流通模式和商业模式开展以来，虽然在减少销售成本、满足市场需求等一些方面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和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我国“农超对接”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①“农超对接”发展速度缓慢，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偏小而承担的成本又偏高；②“农超对接”的现代化程度和集中度低，农民的品牌意识和规模意识不强，生产过于分散；③由于超市对于农产品的准入政策制订得不够灵活，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超对接”的进一步发展。

2.1 合作社的因素

在“农超对接”模式下，农户主要是通过合作社间接地和超市发生联系。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具有诸如知识和信息溢出、中间投入品的专门化、信任和合作的加强等广泛的正面效应 。但是，“农超对接”对农民合作社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因此仍然有非常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一些普通投资者，不能如愿以偿地参加到“农超对接”的队伍中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惋惜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国还存在专业农民合作社规模小、数量少、专业人才不足、发现速度慢、科技水平低、发展目标不明确、对“农超对接”的未来没有明确的定位、流通环节的货物损失依然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①资金方面的原因。专业农民合作社大多数都属于小微型企业，资金严重不足，导致现金流不稳定。很多大中型连锁超市的货款最快要半个月后才能结账，有的甚至是一个月，这就导致了合作社的资金链时刻都处在断裂的边缘。这是“农超对接”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之一；②成本方面的原因。农产品销售最大的成本来自运输，几乎有60%的成本都来自于运输，所以农业合作社一定要扩大农产品的种植规模，增加农产品的运输量，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才能稀释掉高昂的运输成本，而少量运输农产品显然运费是非常昂贵的，甚至是奢侈的。如果农业合作社仍然是小规模、分散地运营，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为他人做嫁衣。这便意味着“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销量和种植规模的均衡问题，要尝试进行规模化种植。

2.2 农户的因素

农户的集中化和规模化水平太低，无论是从种植品种上看，还是从种植数量上来看，都过于分散。连锁超市经营农产品最基本的要求是规模化，必须保证不能出现脱销的情况，但是我国的农蔬产品生产仍然以分散生产为主，这种生产方式肯定会阻碍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拖慢“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在我国的发展速度。除此之外，农蔬产品的检查过于严格，也导致了农民对“农超对接”这种销售模式和流通模式积极性较低，最终导致农户能够提供的产品品种很少，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规模化被大大地降低，不能有效地满足各个大型连锁超市的供应需求。另外，还存在一部分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思想保守、缺乏品牌意识、农产品生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2.3 超市的因素

主要是：①由于“农超对接”这种流通模式和商业模式投入的成本太高，导致一些连锁超市对“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和流通模式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这种模式早期的投入成本太大，再加上房租、地租，人工成本、利润等各方面的考虑，导致了很多连锁超市对“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和流通模式望而却步；②由于连锁超市进入的要求和标准太高，一些专业合作社除非种植规模、知名度都非常大，而且产品质量极佳，否则就不要妄想进入大型连锁超市的销售专柜。从调查的情况看，一旦遇到各种节日，各个连锁超市会搞各种特价促销活动，农民就必须进行配合，然而在这种时候，如果产品利润率低，搞不好就会赔钱。因此，各个大型连锁超市对于农产品的采购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对各种农蔬产品的外形要求，销售给各个大型连锁超市的农产品必须要长得相当“美美哒”，不能长得太“奇葩”；③由于很多大型连锁超市对农户或者专业合作社所拥有的种植面积有非常高的要求，并且对农蔬产品的级别和规格也有精确的标准和要求，而且要求农民在提供一种知名品种的同时还要提供其他种类的农产品，这样给农民的种植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

3 发展对策及建议

3.1 完善发展的机制

在“农超对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既要保证农户的利益，又要对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因此“农超对接”这种流通模式和商业模式对各级政府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目前的国情来看，任何事物如果想要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都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但是我国的各个连锁超市现在经营农产品的水平还很低，对于农产品的销售技术还没有掌握，农业生产还是没有解决分散化的“老大难”问题，这样就导致了效率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没有效率，利润就更加无处着手。另外，已经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和倾斜政策也没有得到彻底落实，所以我国“农超对接”的发展机制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对于政府来说，其扶持政策发展的方向应倾向于专业农业合作社发展上，帮助农业合作社建立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信息化的大型集散流通中心。

3.2 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农超对接”的快速发展，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各个连锁超市的积极参与，有关部门在财政上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与帮助。为了确保这些巨大的支持资金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对这些支持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地监管，以保证其利用的效率。

3.3 加强科技投入与完善人才保障

21世纪最激烈的竞争再也不是资金与产品的竞争，而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人才与技术有了，资金与产品自然也就有了。为了更好地与各个大型连锁超市合作，专业农民合作社必须快速做出改变，改变自身固有的一些致命的弱点，必须积极提高自身生存的农蔬产品的质量，积极提高自己经营与管理的水平，而人才的拥有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专业人才的短缺也是我国“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发展缓慢的根本性原因，专业性人才短缺产生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了农民和专业合作社在“农超对接”这种商业模式中非常被动。一方面，在种植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懂；另一方面，是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更是不懂。目前的农业合作社大多数都不具备专业的农业人才，包括财务和销售等各种人才。因此，为“农超对接”提供人才支持，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3.4 完善金融和保险政策

如果想更好地发展“农超对接”，必须要积极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保险等政策。在农村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如果没有信贷资金的支持，那么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进行不下去，因为农民和合作社都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险服务在“农超对接”中同样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如果没有保险服务，农民在遇到灾难性天气的时候，就只能自己承受巨大的损失，这会非常大地降低农民参与“农超对接”的热情。只有当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同时被准确地运用到“农超对接”中，“农超对接”才会顺利地发展下去。

4 结 论

我国的“农超对接”起步较晚，目前存在发展速度慢、数量少、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低、农民积极性不高等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合作社、农民、超市3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我们应从发展机制、资金保障、人才与科技的支持等几方面，多管齐下地来促进我国“农超对接”的发展。如果这种流通模式和商业模式能够很好地发展，那么我国的“三农”问题一定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定寰，张国材.农超对接的模式与意义[J].农村百事通，2010（14）：4-6.

[2]徐刚.现代农业新引擎――我国“农超对接”开展情况综述[J].农村经

营管理，2010（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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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406.72 文献标识码： A

“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更是这一问题的重中之重。建立和完善真正的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出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健全，农民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证，农民的力量就始终显得很渺小，我国的农业也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从而难以应对国外农业的竞争。并且国际、国内合作运动史表明，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多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已成为我国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真正意义上的物流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劳动的特定组织形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具有独特的组织章程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经济实体。它具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社团性质的双重性质。虽然世界各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样，但总的来看，它们具有以下几个原则：劳动者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合作，具有社团性；合作组织建立在自愿、互助、互利的基础上；具有生产资料集体共有和个人私有相结合的所有制形式；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机制；按劳分配和非按劳分配相结合。

我们认为，物流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市场经济的特殊条件下，即资本短缺或者是大额资本不愿介入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弱者自救的组织形式之一。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获取更丰富的市场信息，降低组织社员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减少组织社员的市场风险和增强其在市场中的力量。我国要建立真正意义的物流合作经济组织，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实现民主管理。我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长期的集权史，而且目前 “官本位思想”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必然影响到经济领域中的民主管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让组织社员拥有完全的入退合作经济组织的自。

二、政府支持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的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都不同层次的得到政府的支持，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1.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农业生产不仅存在市场风险，而且还存在自然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参与市场运行的经济主体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市场风险。例如，原料和产品的价格升降，同类产品和可替代产品生产厂家的竞争等。农业经营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市场风险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农产品的需求相对缺乏弹性，很容易出现“谷贱伤农”现象。除了要面对市场风险外，农业生产还面临着自然风险的困扰。我国全国性的或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地区性的自然灾害更是每年都有。对农业经营者来讲，很多时候自然风险比市场风险更可怕，带来的损失更惨重。

2.农业具有外部效益和部分公共品性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为轻工业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原材料，为其他生产活动提供了基础。农业的稳定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无粮不稳”，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可见，农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具有部分公共品性质。现代农业更需要政府提供一个稳定农业生产的制度体系。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将在这一制度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3.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农业适合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成长。由于农业自身的特点和农业经营者自身缺乏资本，大额资本又不愿介入高风险的农业生产，这就给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成长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对西方合作经济组织分析后不难发现，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在整个合作经济组织中占有主体地位，这是由其内在原因所决定的。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仍然是家庭农场。在单个农户力量有限、生产要素不完备，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农业经营者具有很高很迫切的合作需求。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在农业物流合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那种把政府定位为“合作社组织缔造者和终结者的角色；政府是主人，合作社组织是仆人；政府控制合作社组织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不符合合作社组织的性质。同时，政府控制和过度干预也不利于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首先，政府作为合作社组织的缔造者，由于其目标函数（推行和实现政府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政策或计划）与社员的目标函数（最大限度地节约流通费用，降低流通成本，获取质优价廉的服务）不一致，从而合作社组织，相对于社员需要而言，可能发展过度，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政府控制和过度干预扭曲了合作社组织的目标函数（对内最大限度地为社员服务；对外赢利），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者加入或参与合作社组织的积极性，而农业生产者的积极加入和参与是农业物流合作组织生命力的源泉；再者，政府控制和干预的目标函数与物流合作社组织的管理人员及职工的目标函数（个人收益最大化）不一致，严重削弱了管理人员监督、管理及职工劳动的积极性；最后，政府控制和过度干预使合作社组织经营决策的选择空间大为缩小（以至于完全沦为政府决策的执行者），市场竞争力大为削弱（以至于完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的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实际上是非合作社组织，它们不是社员通过自愿联合、民主控制来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自治组织，而是由外部强制力量（政府）发起和控制。

以上分析说明，在农业物流合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坚持物流合作社组织的自治、自助、独立、自主性，这对其健康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到一定规模、具有一定组织资源时的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常常采取授权、让合作组织成员参与决策等多种措施调节引导支持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如美国农业合作社委员会参与美国农业及农业合作社方面政策和规章的制定。当我国的农业物流合作经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后，政府也可以授权、委托其执行一些政府功能。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农村行政体制改革，让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执行一些政府的职能，这不仅可以大大节约乡镇政府的行政开支，而且可以使我国的支农政策得到更有效的执行。

四、建议我国政府对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

1.加大有关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知识的宣传教育。我国现有的许多所谓的有关农业的合作经济组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是与农民没有多大关系的官办商业和官办金融业。在大多数场合，人们都把非合作经济组织当作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来讨论。在进行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知识的宣传教育时，必须先上后下地向各级决策者和农民普及符合国际通则和惯例的合作制度和合作原则，深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

2.创建良好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作为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其做了专门的立法。我国出台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范本和细则等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央立法后，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一个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进行市场体制改革和市场创新。具体要深化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透明和公平的交易规则、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3.给予直接的或间接的资金支持。通常情况下，创建一个新的制度需要很大的初期成本的投入，我们可以称其为 “制度创建成本”，它就像创建一个新的企业需要一次性的投入固定资产和其他开办费等大额的资金。农业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创立也如此。目前情况下，让这些组织快速成长，我国政府一方面可以给予直接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在支农贷款上优化行政审批和给予利息补贴等优惠待遇，加大农业财政性金融机构对物流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从而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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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直销农业；调查；江苏南京

中图分类号 F3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0-0350-02

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要时期，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公司+基地+农户”、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订单农业、出口农业等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不断涌现。然而从我国国情及国际农业发展趋势来看，农业流通领域还需要改造和升级，直销农业这一新型模式的出现适应现实需求，推进了现代农业高效发展。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大都市，近年来南京市大力发展现代直销农业，在推动农民增收、城镇居民降低生活成本和提高农产品品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直销农业作为当前发展现代农业一种有效模式，值得研究和分析。

1 南京市农业和农产品产销现状

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华东地区第二大城市，城镇户籍人口545.97万人，农产品需求量巨大，为适应大都市“菜蓝子，米袋子”需求，历届市政府都十分关心现代农业建设和积极探索现代农业模式。

1.1 农业特色鲜明

南京市积极推动农业“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发展形式，加快优势产业专业化生产的步伐，全市催生一批主导产业优势明显的专业镇、专业村，出现溧水县白马黑莓、栖霞区八卦洲芦蒿、高淳县固城食用菌、江宁区汤山奶牛、浦口区石桥优质家禽、六合区竹镇畜禽等一批种植、养殖基地。

1.2 农业产业化发展

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近200家，这些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强，政府正引导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适当返利、订单农业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力地促进农民的增收。

1.3 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近年来，南京市通过认定的无公害产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数量不断增加；通过评定的国家级名牌农产品、省级名牌农产品、市级名牌农产品也不断增加，品牌的树立带动了产业和促进农民增收。

1.4 农产品流通环节过长

南京市农产品流通模式主要是农户（基地）—农业经纪人—产地批发市场—销地二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菜贩）等涉及诸多流通环节，流通环节过长，增加了农产品流通成本，消费者获得的农产品价格偏高，而农民获得的利润不高，利润消失在流通环节；较长的流通环节影响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透明度，消费者和生产者信息不对称[1-2]。

1.5 农产品质量问题影响较大

农民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不能科学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有损于人体身心健康的物质，农产品品质不高；全社会没有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不能有效监控农产品生产。

2 南京市发展直销农业的原因分析

2.1 直销农业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

直销农业是指按照市场销售主体的要求，生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农产品，将生产的产品按标准加工，经分级、整理、包装、储运、配送后，使生产基地和销售点建立直接对接的关系，是农产品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大型批发市场、超市连锁店、直销平台等进行销售的一种现代农业的重要生产经营方式。直销农业发展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一部分人将多余农产品置于自发市场进行商品交换，这是最早的最初级直销农业；现如今农民自产农产品于集市自销早就存在于我国人们生活中。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直销农业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直销革命”。直销农业的出现是适应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和新型市场消费需求的有效农业发展形式，能较好地兼顾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的利益，较好地促进产销衔接，有利于减少流通环节，也有利于建立蔬菜消费安全和可追溯体系。直销农业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一是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垂直统合经营体系；二是整个农业生产经营过程是标准化支撑的系统；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3]。

2.2 南京市、发达国家直销农业对比分析

2.2.1 西方国家现代直销农业。西方国家发展直销农业时主要从4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建立组织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主体。例如，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完整的全国农协组织网络，合作经济体系包括了所有的农户；美国310万个私营农场中，有50%左右的农场主参加“全国农场主联盟”和“美国农业联合会”。二是建立连锁化和超市化经营的农产品零售终端。法国有8 000多家农产品食品超市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美国有78.5%的农产品从产地通过配送中心直接到超市门店零售。三是建立专业化和集约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欧洲国家对农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做出了相应的生产要求。四是建立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农业服务系统。发达国家重视发展农业，主要是构建了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4]。五是建立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严格的立法规定，涉及农业税收、农业信贷、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生产供应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等各方面，有效保障了现代农业发展。

2.2.2 南京市直销农业。一是农产品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影响直销农业扩大规模。南京市农产品生产以家庭分散种植和养殖为主，具有品种少、现代化设施落后、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尽管南京市有很多农业合作组织，但短期内在品种、规模等方面还不能满足直销要求，批发市场还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存在。二是零售环节投资过高，影响直销农业快速发展。大规模实施农产品直销，企业需要在配送中心、冷链设施、检测设备、店面设施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投入，同时还要承担南京市区日益提高的地租、劳动力和运营成本，投入回报明显不对称，农业合作社和农户缺乏发展直销农业的动力，也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三是政府政策问题。为满足农产品直销终端品种要求，一些合作社往往需要收购其他合作社的蔬菜，统一供应直销终端，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的农业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但是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社协作提供农产品，则需要缴纳增值税。直销终端需要提供增值税发票增加了农产品直销成本。四是农产品生产环节成本增加。近几年农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种植、采摘、包装、运输、检测和理货成本大幅上涨，这直接导致农民向用工少、易于管理的低附加农产品品种转变，这有时会与消费者需求偏离。五是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滞后。直销农产品流通是与订单相连接，实施订单的前提基础是农产品的标准化，而我国大量农产品无标准可循[5]。

3 南京市发展直销农业的启发

3.1 建立适应直销农业的生产主体

分散化和粗放型的小农经营难以与南京市这一现代都市的消费模式对接，组织化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主体是发展方向。农产品生产企业应学习日本和美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形成，成立农业合作组织，大规模建设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项目。另外，销售主体如超市等可以跨地区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支持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申报农产品品牌，鼓励其参加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6]。组织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主体不仅可以解决分散生产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技术升级的问题。

3.2 建立新型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

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具有易腐烂、难储运等特性，物流成本相对较高。如果物流环节多，物流成本会更高。研究发现，欧美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占其生产成本的40%，物流损耗为5%~7%；而中国生鲜农产品的物流成本约占生产成本的50%，物流损耗一般在30%以上。政府和企业应重视现代冷链物流建设，冷链物流建设应关注农产品质量、包装、采摘预冷、冷藏运输、农产品冷藏等问题；农产品流通企业还需要建设现代物流配送平台，配送平台建设应重视物流系统、物流设施和设备、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提高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率。

3.3 建立农产品直销平台

南京市农产品直销平台应包括大型超市农产品直销专柜、社区农产品便利店、农产品直销店、农产品加盟店等。中小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整合分散资源，增强直销实力；大型商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实施并购重组，打造农产品直销巨头。直销平台建设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农产品需求量、土地成本、房租等因素，保证南京市民能在最短时间购买到新鲜的农产品。加强直销终端管理，尤其人员管理、店面布置、直销店现场管理、成本控制等内容，其中成本控制是管理难点。控制成本可从直销店规模、农产品快速流转等方面进行规划，如农产品品种选择、农产品数量确定、直销店间农产品调拔、生产基地与直销店信息沟通等合理化。

3.4 加大直销农业人才队伍建设

南京市直销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直销人才是关键。直销农业人才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培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人才。随着农业合作组织规模扩大，农产品品牌化，合作组织需要高素质经理人、技术专家、营销人才、财会人才等。二是培养物流领域人才。农产品从合作组织向直销终端转移时需要高效物流系统，高效物流配送和冷链物流系统是必不可少的，高效物流需要物流系统人才、仓储人才、运输人才、配送人才、包装人才等。三是培养直销终端人才。农产品直销终端有效管理直接影响直销成本和农产品竞争力，终端市场需要有终端规划和管理人员、市场策划人员。为提升直销农业从业人员素质，高校应开设农产品直销课程，为直销农业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农产品直销企业还应加强内部人才培养和外部人才的引进。

3.5 政府政策支持

南京市现代直销农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推动，政府应在土地、税收、财政、交通、城市规划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议南京市政府在制订“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要将直销农业的发展战略作为农业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支持直销农业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制订直销农业标准。政府制订财税激励机制，利用专项补贴或补助支持农产品的标准化建设，以此为基础，建设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南京市民就可以获得安全的农产品。二是支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南京市应从土地使用、城市规划、信贷资金等方面支持农产品直销平台、农产品配送中心等建设。三是财税调整。建立稳定增长的财政支农渠道，增加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向直销农业倾斜；税务部门应为直销农业的经营活动酌情减免相关税费。妥善处理农产品增值税问题，尤其是不同合作社之间农产品流通的增值税。

南京市发展直销农业有助于维持农民“菜园子”与市民“菜篮子”之间的供求平衡，保障农民和市民利益。全社会都应关注和支持直销农业，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4 参考文献

[1] 李滋睿，屈冬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与政策需求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9）：25-29.

[2] 李含琳.论直销农业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高效模式[J]. 甘肃理论学刊，2009（9）：92-96.

[3] 杨菁.国外的农产品贸易与市场流通[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4] 陈畅.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分析[J].市场周刊，200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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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税收 评价

中图分类号：F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162-0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良性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合作优势，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提高广大农民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为此，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一些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执行起来效果如何？笔者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一、郧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项惠农税收优惠政策的引领下，郧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经过三年的跟踪分析和数据对比，成绩显著。

1.社户增长快速。2011年初，郧县仅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6户，其中正常开业户仅5户。截至2013年底，在征管系统中有税务登记记录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90户，总户数比2011年初增长了462.5%，正常开业户比2011年初增长了860%。从分布上看，各分局辖区内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常开业户数量呈均衡分布趋势，其中柳陂分局17户，杨溪分局14户，城区分局12户，鲍峡分局5户。

2.收入增长明显。在2011年底时，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入仅为436.36万元。2013年底，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入达到932.74万元，比2013年增长了113.7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刺激和带动了其他农业实体的共同发展，整合农业有效资源，打造生产资源的共享平台，活跃农业生产要素，促进了农业健康发展。

3.税收大幅减免。增值税方面，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值税免税销售收入2011年度为9.16万元，2012年度为37.56万元，2013年度为796.71万元。2013年比2011年增长8597.71%，比2012年增长2021.17%。企业所得税方面，全县共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减免企业所得税额2011年度为97.38万元;2012年度为42.16万元;2013年度为17.24万元。这主要由于减免税政策的有效落实，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应税所得额不断减少，故企业所得税减免税额呈逐年下降趋势。

二、现行税法中有关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

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方面均有优惠政策。总体来着，目前国家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在税收上体现了对农民不征税的精神，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也采取了税收减免的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购入的初级农产品，按收购票面金额的13%抵扣税款。从国家层面来看，税收政策扶持农业是长期性的支持战略，中国作为农业大国，政策优，广覆盖，才是真正惠及民生的根本国策。

三、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管理中的难点

1.设立不规范，合法经营意识不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牵头主体呈现多元化，合作社制度执行不够严格，形同虚设。由于管理机构有关制度不完善，在牵制手续、信息资源、户籍管理等方面存在脱节现象，造成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没能纳入正常税收管理的体内循环。经与工商信息核对，登记类型有内资、其他联营、股份合作、个人独资等形式，部分合作社没有持证经营，法津意识淡薄，管理不规范。甚至有合作社设立时资质虚假，以钻国家政策之空，骗取减征税资格和国家扶持性贷款。

2.经营不景气、财务管理不够规范。目前，农民合作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有实力、能有序经营的很少，大部分处于勉强维持经营状态。有的往往是空架子，没有制度架构和指导，也没有具体经营实务，组织虚空，财务也不规范，核算不健全。大多数农民合作社中的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对财务核算缺乏一定的认识，没有专职财会人员，即使有，账务简单，手续不规范，经济事项缺乏真实性，有的甚至只是一个流水账，没有任何会计核算的基础和纳税意识。

3.管理较随意，税收执法难以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务登记往往不规范。纳税申报资料不真实，不申报，长期零申报现象非常普遍。发票使用不规范，代开发票现象频繁，农民申请开具自产自销证明的情形多，其真实性难以核实。对征管员来说，合作社征税任务相对于整个税收任务来讲，比重太小，没有征收积极性，重心通常会侧重到征收稳定的其他税户上，因此造成对合作社的征税难以实施。

4.政策难界定，不利于税收征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税收政策知识欠缺，大多无主动学习咨询的意识。在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上，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范围的多样性，在同一项收入上涉及多个税种，又存在不同的征免规定等，其对政策的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农民合作社一些外销货物的应税行为，由于财务核算混乱，免税范围界限不清，存在一些应税项目按免税项目减征的漏洞。

四、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的建议

为了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高郧县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我们要强化税法意识，以法促其进入良性轨道并充分发挥其优势。在善用国家扶持政策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制度、财务等多方面的辅导，促其税务规范，防控潜在风险。

1.完善户籍管理。对外，畅通信息共享机制，定期与工商机关进行信息交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认真核查，依法注册的合作按期合规纳入税收征管。对内，规范税务登记管理，对新办税务登记资料认真审核，逐项录入。对其变更、注销必须实地进行调查，积极走访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际经营情况，真实、准确地掌握第一手涉税信息资料，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管，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纳税人户籍管理。

2.优化纳税服务。一方面，加强管控部门的联系，了解辖区合作社的现状，加强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普及税法知识;另一方面，强化财务管理，提升会计规范化程度，有条件的实行会计电算化管理，提高依法纳税意识，准确申报纳税。最后，要重视并做好税种认定，简化办税流程，准确落实国家税法优惠减征政策，真正让利于民，取信于民。

3.强化检查监督。定期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优惠政策没落实的，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及时整改。对于课税税种认定不清的，要依法界定，维护好国家及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税法的严肃性。

4.严格发票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票要严格管理。发票流向实行过程管理，对发票使用进行管理培训，加强发票使用情况检查，对其真实性、合理性等进行严格监督。利用系统，大力推广网络发票，确保农产品经营网络发票使用率达到100%。

5.规范财务核算。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资料的审核，要求必须以真实、合法、有效的凭证如实进行账务核算，对应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分别核算。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完善财务报表体系，开展财务会计电算化，利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工具，准确进行会计核算，促进纳税基础的准确规范。

参考文献：

[1] 陈治祥.浅谈私营企业税收征管问题.涉外税务，1990（3）

[2] 利国，树立，兴军.地税系统认真落实就业创业优惠政策.承德日报，200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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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指出可以从区域性、情感性、长期性三个角度来构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产生、成长离不开政府、生产者组织、消费者以及间接利益相关者等多方的培育。文章将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发展分为初期、成长、成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不同阶段各方如何发挥培育作用,才能使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健康成长。

关键词:农产品 区域性品牌 构建 培育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构建

(一)区域性

农产品不同于工业品,它从投入到产出都要局限、依赖当地所特有的人文、自然环境(洪文生,2005),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品质以及文化内涵。当地的优势特色资源成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产生的基础,包括湿度、温度、降水、土壤等,也包括当地居民的的风俗习惯、古代传说等。农产品的生产一旦离开了原生区域,农产品会丧失其品质优势或独特的文化内涵,长此以往将会有损于品牌形象,降低品牌价值。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当地的生产者、生产者所形成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者所处的经济、政策、法律等因素。此外,农产品的保鲜期较短,某种农产品大多被处在农产品生产地一定区域范围以内的消费者所购买。虽然目前种植、物流等技术发展较快,但我国主要的农产品仍然是生产和销售在同一区域进行,带有很强的区域性。

(二)情感性

本地消费者在消费本地农产品时,除了享受到消费所带来的愉快和乐趣等正面情绪,还会有受文化规范影响而产生的义务上的感情(何佳讯,2008)。因此,本地消费者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情感会对品牌忠诚产生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影响溢价支付意愿和品牌投资意愿,能够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产生强大的支撑作用。

(三)长期性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这与消费者采用一种产品/品牌需要经历的时间有关。而农产品一旦被当地消费者所采用,将逐渐渗透到消费者的生活中去,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强化过后,消费者会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会产生依赖心理。由于是本地域所特有的产品,更会强化其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短时间内这种地位很难被其他地域的农产品所超越、代替。

综上所述,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依托于地域内特有资源,在当地人文环境下形成的,代表地域特色的,长期以来在消费者心目中有深厚感情的农产品,图1展示了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构建要素。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培育的相关主体

(一)政府

首先,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一种公共物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其次,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建设有很强的外部性。农业作为基础产业,是第二、三产业的基础。农业不同于工业及服务业,它有着很强的产业关联性,如对农资市场、劳动力市场、旅游观光市场的带动,这种正外部性很少受到农业企业本身的重视。

(二)产业集群

1.生产者组织。对于农产品生产来说,由于受农户的科技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大、农户分散经营、农户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单个农户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有必要将农户组织起来,克服自身弱点,抵御来自自然、市场的风险。农业企业在农业合作社或行业组织的基础上,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纳入自己的产业链条中,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企业应该在农产品品牌化的过程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干经天、李莉莎,2003)。

2.间接利益相关者。在与竞争品牌抢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本地农产品区域性品牌要想存活,必须在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定价等营销策略上更胜一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竞争有利于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发展。在信息时代,掌握信息、传输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成功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杨世先、杨柳,2008),他们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正面报道,能够使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使潜在的消费者变成现实的消费者。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也离不开金融财务组织的帮助,在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企业需要金融财务组织给予担保、贷款等一系列服务。农业企业在主导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上下游合作伙伴的配合,保证销售渠道的畅通和货款的及时收回、冷链的稳定、及时的配送等。

(三)消费者

区域性农产品除了能够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以外,由于其在一定的区域内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种植和食用历史,符合当地消费者的习惯,特别是区域外不能生产或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品质不纯正,消费者对当地区域性农产品品牌有着浓厚的感情,对本土品牌的“应有之情”大于“真有之情”,有着不同于对外地农产品的忠诚感与归属感。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在多种力量作用下的成长、发育过程,如图2所示。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成长路径及相应的培育模式

(一)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成长路径

市场对区域性农产品的认可是区域性品牌发展的主要动力,市场认可的初级成果是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赖,能够自主选购该品牌商品,高级成果就是获得区域名牌、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等品牌荣誉,代表政府和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较高评价。政府的推动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的配合是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培育的原始投入,生产者组织的产生和市场对品牌的认可既是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培育的成果,又是该过程下一阶段的投入。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发展过程中各方对其的培育作用,如图3所示。在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发展初期,市场对该农产品有一定的认可度,农产品生产在分散的农户中进行,此时尤其需要政府的管理,以及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间接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在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成长期,在政府、金融、科研等的支持下,农业合作组织以及农业企业得以产生,成为主导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发展的主体;在成熟期,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得到一系列品牌荣誉,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品牌形象、品牌内涵等得到进一步提升。在经过初期―成长―成熟三个阶段时,培育主体由原来的政府逐步过渡到市场运作的企业,政府品牌培育的力度也逐渐下降,企业市场运作的优势得到发挥;区域内的农产品品牌得到进一步整合,区域农产品品牌由多变少、由弱变强。

(二)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发展各阶段培育模式

1.初期阶段―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

遴选农产品。处于这一阶段的农产品很多,在有限的培育力度下,政府要选出最有培育前景,同时也是最有带动型的农产品,可以从有多少种植/养殖户、有多大的种植/养殖规模、消费者认可度、种植历史、推广难度等角度加以衡量,选出一种或几种农产品重点加以培育。

加强组织化。农户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实施标准化生产,不利于种植/养殖的专业化、机械化,不能提升该农产品种植/养殖户作为一个整体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也不能够为农产品提供统一的服务,给消费者带来迷惑。所以,应该在政府的推动下,加快农产品种植/养殖户的组织化程度,设立某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合作社,并进一步催生或引入农业企业,让合作社或农业企业成为品牌建设的主体。

技术、资金扶持。农产品由分散种植到规模种植,还面临新的技术问题。农民因其文化水平低、素质差、接受新事物的机会少等原因,农业种植/养殖一直面临着技术瓶颈。政府应该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养殖基地等进行技术辅导,改变其传统的种植/养殖模式。农业资料供应商应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生产者进行辅导和培训,保证其正确、安全使用产品。对于这个阶段的种植/养殖户来讲,引进大型机械设备、购买专利、聘请专家等还受资金上的制约。银行应该在周密的调查后,对经营合法、市场广阔、偿还能力强、信誉良好的生产者发放贷款。

2.成长阶段―政府和生产者组织的共同培育模式。

加强品牌质量管理。对于某一农产品区域品牌,可能存在由众多生产者生产具有相似名称的产品,生产者各自为政而缺少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其引导支持作用,重点支持资金充裕、质量较好的生产者成为龙头,使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规范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对以次充好、假冒名牌的产品、生产者进行清理,防止“搭便车”。对于规范经营的生产者,政府应该引导各个企业形成区别性较强的单独品牌或引导企业形成企业联盟,集体决定品牌的使用。

以组织化带动规模化。对于小规模的种植/养殖而言,其市场认可度再高,政府的培育力度再大,对于培育水平也难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同样也难以有效的带动农户,所以必须扩大规模,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社员按照依法、有偿的原则,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社员的手中,扩大种植/养殖规模。

3.成熟阶段―生产者组织主导的培育模式。

原产地保护。区域性农产品对原产地有很强的依赖性,为了能够保持区域农产品的优良品质,应该对区域农产品的原产地进行保护性开发,力争做到区域农产品的原汁原味。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会出现竞争者在类似区域种植/养殖该农产品,并以原产地的名义销售到市场中去“以次充好”,赚取非法利润。普通消费者很难通过直接感官进行识别,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也损坏了原产地农产品的品牌形象,政府应该严厉打击这种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培育品牌文化。品牌文化作为品牌的灵魂,指导企业各种活动的开展,渗透到品牌战略的各个方面,是企业进行品牌营销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品牌文化是企业品牌资产的重要构成部分,更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来源。通过培育品牌文化的内涵,企业可以长久地占据市场,保持成熟阶段。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可以本地域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特征为基础,建立本品牌所特有的品牌文化。

参考文献:

1.洪文生.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构想―以“安溪铁观音”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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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增收;农业产业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46-02

一、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不改变,不削弱农民独立自主经营地位,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通过资本联合、劳动联合、农产品加工及销售联合等方式,将单个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竞争主体,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从而实现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市场连接起来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它有助于农户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和竞争,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科技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新一轮制度创新。

1.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提高农民市场地位,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生产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制约,我国的特殊国情及复杂历史原因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是地道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利益经常会受到各方面的侵害,如农业增产既会面临市场供需失衡导致的“谷贱伤农”现象,又可能面临来自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压级压价,结果是增产不能增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保持农民产权相对独立的前提下,通过自愿结合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加工、储运、销售体系,把生产和流通、经营和服务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获得加工、销售环节增值形成的利润,提高农业自身的经济效益,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有效地抵御自然风险,而且使家庭经营与大市场有机结合,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和竞争力,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提高农村产业化,实现农产品的规模经营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千万家分散的农户统一起来,不仅可以通过生产过程的横向联合与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纵向联合,实现农户之间资源优势互补,有效地引导农村民间资本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实现规模经营,而且可以通过实现生产标准、操作规程、质量标准、农资供应等环节的统一,不断强化农业生产的质量和过程管理,实现优质品牌的塑造和品牌战略的实施。

3.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及时为农户提供各种技术服务,进一步完善农业服务体系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相比单个农户而言,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另外它本身又是农户的联合体,能及时有效地了解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迫切需要的技术,因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印发科技材料,举办各种培训班等途径及时地为农民讲解种养技术,当农户出现问题时也能亲临农户进行检查处理,关注农作物病变,使每个农户都能掌握专业生产的技术,保证正常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又把科技推广、提高农产品质量、品种改良等渗透到生产、流通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联系社会各经济主体间利益互动的纽带,对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科技进步,健全社会化服务,促进专业化生产,加强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发挥着桥梁、中介和示范作用。据农业部的调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与一般农户比较,人均年收入通常要高出10%～40%。然而,目前由于经济、法律、农民观念以及政府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作不规范

目前,我国建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数是在上级部门要求的形式下由乡镇牵头,机关干部领办起来的,带有一定的行政性。政府在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过程中充当了主角,很多经营方面的事都由政府包揽,然而,很多领导特别是乡镇的一些领导和农民还不清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职责和运作要求,在组织成立和指导运营各种合作社、生产协会等合作组织时,思路不清,致使合作经济组织偏离了民营化轨道,没有形成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多数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建章建制,制度约束力不强,管理手段落后,应变能力不强,规避风险能力弱,在市场风云骤然变化面前束手无策。

2.点多规模小,总体效益不高

从地域上来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以村为单位,以家庭为载体,通过一家带动几户、十几户;从数量上来看,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有的县就有近千个组织但质量上存在着致命缺陷。大部分农业合作组织的业务仅仅局限于一个乡镇或一个县,普遍是以村、社、户为单位,跨乡镇的都很少,同类合作社之间也缺乏横向和纵向的联合。

3.地区发展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方、南北方经济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环境,导致在对待农村合作组织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有些地方接受快,有些地方接受的相对缓慢。另外,让人费解的现象是城市郊区的农村本应充分利用紧靠城市能及时捕获市场信息的地理优势,大规模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对接,搞活经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不仅很少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甚至有些地区都不知道此组织为何物。

4.组织化程度低,专业化特色不明显,作用难发挥

当前的农业合作组织大多是由分散农户自发组成,往往是大宗农副产品上市之前临时拼凑起来的,没有按合作制的机制来运作,组织结构比较松散,没有真正形成紧密的经济实体。另外很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定位不明确,既搞销售,又搞技术服务,“小而全”问题比较突出,没有形成专业特色,开拓市场能力较差。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作用的发挥。

5.缺乏相关法律法规

任何事物的良好发展都需要适宜的法律环境,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目前我国没有专门关于合作经济的法律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始终没有明确,政府无法对其进行规范的管理。

三、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对策思路

1.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自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居民需要不同,农产品的生产也带有很强的地域特点。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可能采用统一模式。因此,我们要坚持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的原则。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举办不同特色、不同规模的合作社,实现百花齐放、分类指导。在组织形式上,可以是合作社,也可以是股份合作组织和其他合作经济组织;在兴办主体上,可由农民自办和联办,可以由农民与国家技术经济部门、事业单位联办,可以由依托龙头企业办,也可以由供销社和其他涉及部门牵头办;在发展模式上,可以是合作经济组织办龙头企业,也可以是龙头企业牵头办合作组织经济,或者是采用“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总之,只要能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能帮助农民办实事,都应大胆地试验和发展。在成功迈出第一步,建立适宜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之后,还要做好归纳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的工作,用成功实例正确引导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2.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引导和协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组织,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以利润为目的,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交易上的必要服务。因而它不同于公司企业,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我国近年来已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法规,唯独没有制定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制定和颁布一部有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有助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依法成立、依法运行以及保障合法权益。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赋予其法律地位,明确其法律责任,使其发展得到法律保护;正确引导社会对农村合作经济的认识;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这一团体的社会管理,从而有序地规范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运行。

篇8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绩效；服务功能；内生转换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57-10

引 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作为其成员自愿联合组成，并为满足成员共同服务需求的自助经济组织[1]，其组建、经营的要旨在于提高社员农户收入，增进社员福利。（1）通过组建、参与合作社，小农户能够节约由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以及资产专用性的存在而产生的交易费用[2-6]；（2）合作社提供的社会化服务能帮助小农户实现规模经济[7-9]；（3）通过联合分散的小农户：增强其市场谈判能力[10-12]；完善社员与合作社间的利益联接机制，使其获得利润返还[13]；分配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经营中产生的增值利润[14-15]；提高农产品品质获得产品溢价[16-17]等。

实证研究诸多证据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能显著改善其福利状况。然而，从既有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看，对合作社增收绩效的考察仍有待完善和拓展。就方法而言，目前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成本收益比较法[18]、基于OLS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13，19-20]、倾向得分匹配法（PSM）[21-25]、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26]以及基于自然实验法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27-29]，等。当然，若农户是否入社是外生给定的，那么成本收益比较法和OLS模型足以评价合作社的增收效。但作为理性的个体，农户的行为往往是追求最优化的自我选择结果，上述两种方法由于忽视了农户自选择问题，其结论可能有偏。PSM法作为一种改进，能有效消除由年龄、受教育水平、经营规模等可观测变量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但面对农户兴趣、合作意识、先天能力禀赋等不可观测变量则显得无能为力。处理效应模型能弥补PSM法的缺陷。该方法通过估计农户入社决策模型，计算农户入社的概率值，并将其作为自变量纳入收入决定方程，由此可消除由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但美中不足的是该方法忽视了社员和非社员的结构性差异，没有考虑处理效应的异质性[30-31]。DID模型尽管是当前评估政策效果应用最广泛的研究工具之一，但DID模型有其严格的适用条件，要求样本满足随机性和同质性假设前者是指实验对象必须是被随机选入处理组和对照组，即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后者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除实验者所操纵的实验变项不同外，其他各方面都应达到近乎相同或完全相似的程度。。显然，对合作社增收绩效的评价并不满足DID模型的前置假设。

就研究内容而言，学界对合作社增收机制的探讨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合作社能否提高农户收入不仅取决于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更在于合作社向其社员提供了哪些服务，换言之，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是否得以发挥。然而，已有的研究仅仅是将农户二元划分为社员和非社员，而未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纳入实证分析框架。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并伴随出台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以来，我国合作社在经历数量急剧扩张的同时，合作社“假、空、死”等异化现象备受诟病，合作社的服务功能也趋于弱化[32]。在这一背景下，若不考察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而将获得服务与未获得服务的社员“混为一谈”，显然会造成研究结论的偏误，这会相应低估“真实”合作社此处的“真实”合作社并非指符合国际合作社联盟七项原则的经典合作社，而仅指真正发挥服务功能的合作社。的增收效果。当然，也得承认部分学者未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纳入考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多是针对某一地区的典型案例，数据多源自某一个或几个典型合作社。但该类研究的结论难以推断全国，对当前我国合作社的增收效果也难有全局的把握。

本文将采用Maddala[33]等提出的内生转换模型（ESRM）来弥补既有研究在方法上的缺陷。ESRM综合考虑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从而弥补了PSM法的不足。此外，ESRM分别拟合社员和非社员的收入决定方程，并结合反事实推断分析，能突理效应模型中关于两组农户处理效应同质的不合理假设。当前，ESRM在国外的项目效果评价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Ma Wanglin & A. Abdulai[34]更是将其用于评析合作社的福利改进效果，这为本文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此外，针对当前合作社出现异化、服务功能弱化的基本现实，本文将根据社员农户从合作社获得的具体服务来审视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发挥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将社员进一步划分为获得和未获得服务两个组别，结合非社员样本构成两个子样本，比较分析合作社对两组社员增收绩效的差异。

来自全国10余省份1 243位农户的数据表明，合作社能否提高社员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合作社能否有效发挥其服务功能。在合作社发挥其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参与合作社对任一随机农户的处理效应为0.706。并且，非社员在参与合作社的反事实情境下，其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明显高于既有社员，因此，一个基本的政策启示是在保证发挥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前提下，鼓励扶持非社员组建并参与合作社。另外，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研究，我们还发现对可观测变量或不可观测变量造成的选择偏误的忽视，均低估了“真实”合作社的增收绩效。处理效应模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选择问题产生的估计偏差，但没有考虑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内生转换模型才是目前更为严谨的分析方法。

一、内生转换模型和处理效应估计

（一）内生转换模型（ESRM）

其中，Yi 为农户i的家庭农业年收入（取对数）；Ci为农户i是否为社员的虚拟变量，且Ci=1表示农户i为合作社社员，Ci=0则反之；Xij为一组影响农户收入的其他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收入主要来源、农业经营规模、专用性投资、村庄外部环境特征等；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为2009年和2015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因此（1）式右侧还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此外，为了控制地域差异对农户收入的影响，（1）式还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μ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残差项；α和β分别为对应的估计系数。

正如前文所述，若农户是否为社员是随机给定的，那么基于（1）式的OLS回归便能得到农户收入的无偏估计，α则刻画了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然而，不少研究均表明农户是否为社员并非随机给定，而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1-26]，并且，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农户的决策与收入水平，由此产生样本选择性偏差。

二、样本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源自“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机理与发展对策研究”和“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课题组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的农户调研。其中，前者覆盖全国23省1 004位农户，后者涵盖25省1 032位农户。由于两次调研并非追踪调查，故本文视其为混合截面数据，并对其做如下处理：（1）根据受访者对“您家附近是否成立了合作社”的作答，剔除农户因附近未组建合作社而无法参与的情形；（2）在此基础上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逻辑明显错误的样本；（3）为排除测量误差的影响，本文删除0.5%的最高收入样本和0.5%的最低收入样本。处理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 243个，分布于全国15个省份2009年的数据来自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浙江、江苏、山东、湖南、重庆、贵州、四川、广东、福建、云南、甘肃、内蒙古、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山西。2015年的数据在2009年的基础上还涵盖了广西、宁夏、陕西等数据，但不包括湖北的数据。处理后的总样本分布于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和浙江。 ，其中，社员样本213个，非社员1 030个。表1比较了社员和非社员的基本信息，均值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组农户在户主特征、家庭生产经营特征、外部环境特征以及对合作社的认知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异质性，并且，社员的家庭农业收入明显高于非社员。

此外，本文试图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具体的思路是依据社员能否从合作社获得相应的服务，将社员样本细分为社员Ⅰ和社员Ⅱ，其中，前者是指享受合作社提供的任一服务（调研中，合作社提供了多种服务形式）的社员，后者则是未获得任何一种服务的社员。同样，表1给出了两组社员农户（社员Ⅰ和社员Ⅱ）的基本特征，发现除在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来源及对合作社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外，二者的其他特征趋于一致。社员Ⅰ的家庭农业收入则明显高于社员Ⅱ。

（二）对合作社服务功能的考察

向社员提供服务是合作社组建运营的逻辑起点，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合作社可以通过向社员提品销售、农资集体采购、农产品包装保鲜及加工、技术信息与培训以及信贷服务来帮助小农户解决在现代市场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8]。从表2可知，农产品销售服务是当前我国合作社的主要服务形式，2009年从合作社获得该服务的社员比重高达67.01%。

农产品销售服务本质上是合作社的一种产业化功能[37]，它源自我国1978年以来的农副产品市场化改革，目的在于解决分散农户与现代大市场难以对接的矛盾。随着合作社实力的壮大，其产业化功能将逐渐拓展，典型的包括将农产品的加工环节纳入其经营范围，从而获得农产品加工附加值。但受制于合作社自身的经济实力，当前合作社向其社员提品加工服务的较少，2009年这一比重仅为37.11%，2015年更是降至22.41%。

农资集体采购、技术指导与培训服务属合作社的合作化功能，其目的是以横向一体化解决纵向一体化问题[37]。通过集体采购来扩大农资采购量，增强农户的市场谈判力，进而获得优质低价的农资；技术指导与培训服务作为一种低门槛、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明显的服务形式，同样备受合作社与社员的青睐。2009年获得合作社农资采购服务、技术指导与培训服务的社员占比高达62.89%和64.95%。

信贷服务是以资金互助的形式解决部分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资金紧约束。同样，信贷服务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合作社的实力，2009年和2015年仅15.46%、12.07%的社员能够获得合作社的信贷服务。按股或按交易量分红本质上并非合作社的一种服务形式，但由于分红是合作社服务功能发挥的产物，并直接关系到社员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本文同样将其视为合作社的一种服务形式。样本中，2009年仅27.84%的社员从合作社获得分红。

综合视之，2009年社员Ⅰ的比重高达72.16%，但至2015年这一数值降至65.52%，社员获得不同类型的服务的比重也均有所下降。尽管2009年和2015年的数据并非追踪调研数据，但在随机抽样框架下，2015年社员Ⅰ所占比重较2009年下降近7个百分点反映出前我国合作社服务功能弱化的趋势。

三、实证研究结果

实证研究的思路是：首先，在不考虑合作社服务功能的情况下，采用1 243份农户数据（全样本）拟合内生转换模型，并根据模型的拟合结果实现反事实推断，估算合作社对社员农户收入的处理效应。其次，本文尝试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具体操作是将社员Ⅰ、Ⅱ分别与非社员组成子样本Ⅰ和Ⅱ，并分别拟合ESRM，进一步比较参与合作社对两组社员农户的处理效应差异。最后，本文将基于全样本和子样本，分别采用OLS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评价合作社的增收效果，并进一步比较各方法的优劣。文中模型估计采用STATA 13.0软件实现。

（一）总样本回归结果

表3中的Model 1是采用总样本回归的结果。就选择模型（即农户入社决策模型）而言，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户行为的重要因素，该变量的系数为0.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张晋华[26]、伊藤顺一[21]等的实证Y果一致。其次，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禀赋越丰富，其参与合作社的可能性越高。原因可能在于该变量表征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家庭农业劳动力投入越多，农业的地位越高，农户越寄希望于合作社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农产品的生产特性、专用型投资、生产经营规模以及村庄地势特征对微观农户的决策影响不显著。就户主特征而言，相比男性，女性更倾向于参与合作社，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作用不显著。

进一步比较Model 1中社员和非社员的收入决定方程，我们发现诸多解释变量对两组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不同，这也凸显了OLS模型和处理效用模型的固有缺陷OLS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均假设两组农户的收入决定机制同质。 。在表3的Model 1中，农户的年龄、农业劳动力数量、专用性投资均显著作用于非社员农户，但对社员农户的影响不显著；生产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提高社员与非社员的收入水平，但对非社员的贡献将明显高于社员；和感性认识一致，农户所在村庄位于山区不利于其收入提高，并且这种削减作用对社员更明显；相比经济作物或养殖业，主要从事粮食经营的农户其收入水平显著偏低，并且，这种负向作用对社员农户的影响更大。最后，ρμ1 υ显著，农户的选择模型与其收入决定方程的联合独立似然比通过检验，说明有必要纠正由不可观测变量引起的样本选择偏误。

为反映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根据（7）和（8）式计算出了在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后，两组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取自然对数Ln）。此外，还根据（9）和（10）式分别计算出社员在不参与合作社以及非社员在参与合作社两种反事实情境下的收入水平。最后根据（11）和（12）式计算出ATT为0.236，ATU为0.428。说明加入合作社能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并且非社员农户参与合作社，其增收幅度将更明显。

（二）子样本回归结果

当然，以上分析并未考虑合作社服务功能发挥与否。对此，本文将分别基于子样本Ⅰ和Ⅱ，重新拟合ESRM。模型拟合结果分别见表3中的Model 2 Model 2中，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和Model 3同样十分接近，为节省篇幅，本文并未给出。和表4中的Model 3。在Model 2中，非社员农户收入决定方程的拟合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十分接近，各变量无论是系数方向、显著性均表现出一致。在社员农户方面则表现出不同，具体而言，户主的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对社员的收入有显著作用，而年份变量则变得不显著。Model 2下半部的诸多证据同样表明有必要纠正由不可观测变量引起的样本选择性偏误。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合作社对农户的增收效果，本文给出了两组农户分别在两种情境下家庭农业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见图1 a和b）。图1a显示，若社员农户不参与合作社，其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将明显左移，说明在剔除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社员参与合作社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ATT为0.548。图1b则显示，非社员在参与合作社的反事实情境下，其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大幅度右移，因此，若非社员农户参与合作社，其收入将大幅提升，进一步比较发现，其收入提升的幅度（ATU=0.718）明显大于社员收入的提升幅度。因此，一个基本的政策启示在于当前应鼓励非社员农户参与合作社。

在Model 3中，ρμ0 υ和ρμ1 υ 均变得不显著，联合独立似然比检验也未通过，说明对选择偏误的纠正没有必要，基于OLS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便能得到（1）式的无偏估计。表4中的Model 4为OLS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参与合作社”变量为负，但统计上并不显著。换言之，若农户不能从合作社获得相应的服务，参与或不参与合作社对其收入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三）多方法的比较研究

表5给出了全样本和子样本Ⅰ基于OLS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文中未给出PSM法估算结果的原因是在计算PS值时，显著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变量较少，这可能影响匹配的效果，从而给研究结论造成偏差。。比较发现，OLS模型由于忽视农户行为决策的内生性问题，从而造成研究结论的严重偏误；处理效应模型尽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样本选择问题产生的估计偏差，但是没有考虑到处理效应的异质性问题。当前，对合作社增收绩效的考察，比较严谨的方法是内生转换模型。此外，比较子样本Ⅰ和全样本的研究结果，我们还能得出的结论：忽视合作社服务功能，均会不同程度地低估“真实”合作社提高社员农户收入水平的作用。

四、结论、启示与讨论

（一）结论

基于全国15个省1 243份农户调研数据，本文首次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性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并结合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了合作社对社员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合作社并不必然提高社员农户的收入水平，合作社的增收效应能否发挥关键取决于其服务功能性是否得以充分发挥，换言之，社员农户能否从合作社获得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是合作社提高农户收入的前提条件。对合作社服务功能性的不加考察，明显低估了“真实”合作社的增收效果。（2）合作社在充分发挥服务功能的情况下，其对任一随机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623，并且非社员农户在参与合作社的反事实情境下，其收入的提升幅度将明显高于社员农户（ATU>ATT）。（3）基于不同方法的比较研究发现，内生转换模型既消除了由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变量引起的选择偏误，又考虑了处理效应的异质性问题，具有OLS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无法比拟的优势，是当前评价合作社增收绩效较为严谨的方法。

（二）启示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规范合作社运营，促使其服务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保证社员切实从合作社获得满足其需求的服务。然而，针对当前我国多数合作社异化和服务功能弱化等事实，本文以为要转换合作社“先发展，后规范”的发展路径，在保证合作社增量的同时，重点优化存量，通过制定激励和监管并重的合作社发展政策，实现我国合作社发展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当然，在肯定加大对合作社的监督考核的必要性时，将何种指标纳入监督考核体系显得尤为关键。是参考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合作社七项基本原则，还是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五原则？本文认为应立足社员，考察社员能否从合作社获得满足其需求的服务，合作社最终能否带动社员增收才是根本。诚如徐旭初所言，现实中的合作社是否为合作社，不在于他们理论上符合某种原则，而在于实践上究竟如何[38]。

（三）讨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引申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即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真如部分学者[39]所言，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联合？合作社是否真的能带动小农户？换言之，农民合作究竟是哪些人的合作？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合作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精英”，或农村弱势群体中的“精英”分子的合作，合作社存在“精英俘获”问题。样本选择偏差的存在是“精英俘获”问题的有力证明，社员和非社员特征变量的差异也适当地反映出这一问题。当前，若政府决策部门将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作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需要谨慎地看到政策受益群体的局限性，若一味地扶持现有合作社发展，以实现当前社员农户收入的提高，将有可能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政府决策部门应在保证合作社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的前提下，鼓励引导非社员组建并参与合作社。

需要说明的是，数据的局限性使得本文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例如，尽管本文尝试将合作社的服务功能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但在操作层面上也仅是根据社员能否从合作社获得服务而将其做简单的二元划分，处理方式略显“粗糙”。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本文并未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服务对农户增收效果的差异，以及多种服务可能存在的叠加效应。此外，基于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掌握的资料，也并未克服已有研究的一个通病，即忽视合作社对非社员的“溢出效应”。由于村民之间的频繁互动，合作社提供的技术、市场信息等可能在社员和非社员间传递，从而间接影响非社员的收入水平。最后，合作社自身的异质性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也是本文考察的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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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集体经营的重要组成形式，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国内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政府采取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以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支持，达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目的。而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支，即政府财政政策，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本文通过对东中西部三个县市进行实地调研，以期对财政政策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效果进行较为准确的考量。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各界学者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扶持方式进行了许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必要性：缪建平（1999）认为农民合作组织能够把农民组织联合起来进入市场，符合农业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符合广大农民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而黄祖辉（2002）主要从农业本身的特点如地域分散性、买方垄断性等方面提出了农业合作组织产生的必要性。

2、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问题及财政扶持的必要性：Bijman（2006）认为合作社的决策效率低下，且由于内源融资的原因，资金来源受到限制，张卫东、马恒运（2009）提出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相较于财政支农更具有效率，并认为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化挑战。

3、探讨当前财政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存在的问题。孔祥智、陈丹梅（2007）提出当前世界主流的支持方式包括有资金补贴，税收优惠，培训服务以及允许经营金融业务等。黄涓（2008）则认为政府的金融信贷投资是当前政府的一大重要支持手段。

而在问题方面，张卫东、马恒运（2009）认为当前的财政支持缺乏评估机制，经济效益难以保证，且资金总量偏低，增长量难以保证。张勤、邓玉娟（2009）则指出当前实施的财政政策没有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可操性的政策很少。

国内外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财政支持有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缺乏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各行业之间的不同情况的探究，缺乏对于不同行业之间财政支持所应采取的不同政策的研究。同时，虽然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探究，然而，对于政府在不同模式的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应当予以的财政支持以及各类发展模式在不同行业间的适应范围缺乏必要的研究。可见，对东中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模式、行业之间的财政支持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意义。

三、数据指标说明及样本介绍

本文所选取的三个样本地分别为山东寿光，湖北仙桃和云南师宗，均为县级市。山东寿光作为东部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拥有近500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蔬菜种植业居多，而湖北仙桃是中部地区较大的水产养殖业基地，拥有200多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而云南曲靖市师宗县则是当地烟草基地，拥有15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三个县市作为东中西部的代表，能够较为合理地反映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政府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组于2011-2013年内对于云南省师宗县、山东寿光市以及湖北省仙桃市的实地调查。由于数据较为庞大，笔者根据实证分析的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归类、处理和计算。

四、样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与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三个样本地由于分处东中西部，经济基础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础也有较大不同，再加之财政扶持力度大小差异较大，三个杨本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有着较大的区别。

（一）样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分析。

师宗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2007年开始发展，截止2011年6月底，全县共有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合作社119个，按产业划分，种植业26个、畜牧业35个、林果业21个、中药材5个、蔬菜10个、蚕桑2个、花卉6个、烟草11个、农产品加工3个，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8家，发展较为迅速，然而相对于东中部地区尚有较大差距。

寿光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则发展较快，2011年5月，寿光蔬菜专业合作社已达380家，带动了寿光市8成的农户参与，对农民收入提高有了十分重大的帮助，并且渔业专业合作社也十分发达，极具有代表性。

而湖北仙桃水产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也发展较快，2011年水产业专业合作社达200余家，参与农户达800户，极具代表性

（二）样本地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从财政支持现状来看，三个样本地于支持方式方面大体一致，即包括：

1、税收优惠。根据税法规定，合作组织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产品视同自产农产品免交增值税，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所得免交所得税，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香料作物的种植减半征收所得税，从事各类农业培训和农业保险项目免征营业税。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均能获得税收减免，而位于西部地区的师宗县2011～2020间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内资企业实施15%的优惠税率相比而言拥有更大的税收优惠额度。

2、财政补贴。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各级政府将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和地方财政资金状况对于实力较强、前景较好的合作组织予以财政补贴。这种无偿性的财政补贴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三个地区由于经济实力差异，在这一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不同。位于西部地区的师宗县仅仅能够享受县级政府每年30万的财政补贴，这对于12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位于东部地区的寿光市则给予合作组织较大支持，只需资金、成员以及成立年限达到一定标准，便可以获得巨额补助。

3、技术培训。国家和地方政府安排财政资金对于合作组织的经营者给予定期的技术培训，并提供信息服务。在技术培训方面三个样本地均能够定期对合作社经营者予以技术培训，以师宗县为例，每年将派遣3家合作社经营者前往昆明进行技术培训，同时县级政府也对当地合作组织予以定期的技术服务。

4、允许借贷。财政机关通过联合金融机构予以合作组织更优越的融资条件、通过发放无息贷款来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予以支持。与财政补贴相同，虽然这种以金融途径为基础进行的财政扶持政策能够很好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实力的限制，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所获资金总量相对较少。

五、样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财政扶持的缺陷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寿光市、仙桃市较师宗县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程度较高，然而从整体来看，三个样本地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具体如下：

1、组织化程度低，带动力不强，组织较为松散。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绝大多数规模小，自身经济实力不强，服务功能较弱，有的仅起到单一的生产合作作用，难以真正实现“产供销、农工贸、产学研’’一体化的目的，更谈不上按照国家甚至是国际质量标准进行组织生产和运用WTO规则参与国际性的竞争，从而达不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真正目的，带动力也不强。

2、内部运作机制不规范。虽然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法律和章程加以规范，但一部分流于形式，少数专业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发挥作用。而正是由于其内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运作和管理随意性较大，经营者难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导致部分专业合作社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难以形成完整有效的运行机制。

（二）政府财政政策扶植的主要缺陷。

而在财政扶持政策方面，三个样本地为农民专业所提供的优惠措施同样存在缺陷而不能有效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有效需求的提高从而促进产出的增加，然而三个样本地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却并未能够有效地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反而增强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于政府支持的依赖程度。

1、财政扶持资金的导向作用不明显，无法引起私人投资的迅速增加。由于财政资金无法完全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私人投资的增加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以发展的必要因素。然而，三个县市的财政扶持资金均未以迅速吸引私人投资作为目标，而是以“扶贫”、“输血”的方法来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无偿”补助的形式成为主流。这种财政补贴方式从根本上并不能够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反而会增加其依赖性，产生反作用。

2、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致使资金使用效率大为降低。政府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财政扶持往往是通过多个部门联合进行的，三个样本地中均是通过以农业局为先导，财政局农业科室以及工商部门等多个机构进行的，这样很明显必将降低效率，使得财政资金的使用趋于低效化。

3、资金的使用未能形成合理机制。政府部门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财政扶持并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环节，资金的使用缺乏必要的监管，项目的可行性未能进行评估，财政扶持之后也未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行必要的评估，因此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就进一步降低。

六、财政政策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亦或是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问题，因此，如何才能够解决问题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核心之一。而在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进行实证调研、分析之后，本文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财政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1、构建完善的资金使用链条，形成严密的财政扶持体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财政政策能否发挥效用与效用多少的关键，而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则必须构建完善的资金使用链条，形成项目评估、资金投放及绩效评估三大环节。、

2、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合理的行政体制，而当前的机构设置不利于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脱离农业部门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构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应当是必然之举。

3、加强金融借贷服务，减少无偿性补助份额。无偿性补助从根本上并不能有效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反而增强其依赖性，加强金融借贷服务才能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独立性，从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本文为201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最终（项目编号：111052028）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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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联网；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1-0101-03

[作者简介]王玉霞（1978-），女，汉族，辽宁大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市场营销。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联2017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研究成果“互联网背景下辽宁农产品流通渠道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7lslktyb-090）；辽宁对外经贸学院2016年校级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物联网背景下大连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6XJLXYB003）。大连市鲜活农产品极为丰富，多种产品的供应量位居我国前列，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以及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对鲜活农产品的营销渠道提出了新的挑战，培育和创新基于物联网的大连市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成为当务之急。

一、农产品物联网的概念

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装置、遥感技术、红外感应器、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将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实现数据采集、处理、融合，信息交换，智能化跟踪、定位、识别、监控、管理的过程。[1]

农产品物联网是以食品安全为出发点，通过射频技术、传感器技术、GPS定位技术、电子产品编码技术等跟踪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环节，使供应商、中间商、消费者及时了解产品相关信息，保障消费权益。

二、物联网技术在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中的应用

（一）生产环节物联网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已经得到初步运用，如物联网中传感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业生产数据的储存、实时采集和远程定时报送，通过无线传感网络监测土壤含量、空气温湿度、土壤类型、降水量、气压、光照度等物理参数，为鲜活农产品的生产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实现大幅增产的目的。

（二）加工环节

鲜活农产品的加工环节利用本地RFID系统对产品进行包装、编码，加工企业通过读取本地RFID系统将农产品的深加工信息增加到电子标签上，对环境要求严格、价值高的鲜活农产品使用单个RFID标签，而对价值比较低的产品标签加在包装大托盘上，单个产品使用条形码，并且配送车辆也要配备相应RFID电子标签。此外，物联网技术将进一步应用到农产品深加工设备中，计算机视觉识别系统可以运用到鲜活农产品的品质分级，实现农产品深加工的远程与智能化监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运输环节

接到运单，智能终端利用GIS、Emap等物联网系统提供的数据自动查看车辆信息，自动分拣货物，制定最优的运输方案，实现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每辆运输车辆都安装RFID读写器和GPS装置，实现农产品流通系统信息的实时传递，方便对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实时定位，实现可视化物流。对于进出口的货物可以一次性读取多个商品信息，每次读取只需01秒，大宗货物可以短时间之内迅速完成，实现通关无障碍。

（四）仓储环节

智能化的仓储系统包括商品入库、出库、盘点、调拨、退换货等都能被远程感知与控制，还可以检测货物的位置以及周围的温度、湿度，有效地防止火灾等突l事件，在鲜活农产品的智能仓储中，主要利用RFID、条码、传感器、红外、激光、蓝牙、语音及视频等技术对产品进行识别、定位、分拣、计量等。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智能化仓储将在多个仓储中心之间达到信息互联，实现真正意义的物联网仓储，使货品“自己”知道要到哪里去，存放在哪个位置。

（五）零售环节

物联网技术可以优化鲜活农产品零售企业的库存管理，及时补货实现零库存，及时监测运输车辆和货品的移动，提高效率。如物联网技术下可以自动识别发生移动的贴有标签的物品，及时上报系统进行处理，RFID标签涵盖了大部分的商品信息，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大大减少了商品的损耗。作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标签识别商品的生产运输等环节，甄别选择并放心购买，零售商也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对消费者的收购行为进行跟踪回访，提出整改建议，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大连市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的主要模式

大连市鲜活农产品的营销渠道根据起主导作用的流通主体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批发零售市场主导型、农协/合作社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三大类营销渠道。

（一）批发零售市场主导型

大连市大部分鲜活农产品主要通过批发零售市场进行销售，这种营销渠道是农户将农产品直接运进零售集贸市场销售，或者通过批发商进行销售，主要满足大连本地消费者的需求。大连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四个，包括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三星果菜批发市场、机场前果菜批发市场和南关岭果菜批发市场，数量与规模有待创新。

（二）农协/合作社主导型

近年来，大连市农民合作社发展不断壮大，依托特色项目和优势产业，形成“农户+经纪人+销售”为一体的供销专业合作社营销模式。截至2015年，农民合作社已达到2700多个，其中大连宇泽果品专业合作社、瓦房店市万领果品专业合作社、大连和玉果业专业合作社、大连鸿炜果菜专业合作社、大连小南果蔬专业合作社被评为2015年辽宁省省级重点示范社。大连农民合作社建设虽然初见成效，但是运行机制和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三）龙头企业主导型

龙头企业在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产品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特点是以一定规模和品牌知名度的农产品龙头企业（生产加工企业、中介组织或批发零售企业）为载体，采取“农户+基地+企业”的营销模式，经营一般为品牌产品，直接供应大超市或出口。大连现有的农产品品牌除“獐子岛”、“咯咯哒”等少数品牌知名度较高，其余品牌多为区域品牌，个性不鲜明、附加值不高。

四、基于物联网的大连市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创新

（一）鲜活农产品智慧供销网络构建

首先，智慧供销网络构建高度依赖物联网系统初始化的状态，所以在物联网营销渠道构建的初期，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应该构建和谐的有利于鲜活农产品智慧供销网络构建的基础网络和监管系统，这类政府主导型智慧营销渠道构建将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其次，广大农民应积极发展联合合作社建设，将互联网、物联网、物流信息网进行有效连接与整合，使生产资料、技术、服务实现共享。再次，将农户、农业合作社、承运商、供销商有机的联合起来，建立大型供销网点，构建智慧供销网络体系，及时反馈销售行情，使各大供销主体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跟踪市场动态，抵御市场风险。

（二）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大数据信息平台构建

对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中生a、加工、包装、运输、储存、销售产生的“大数据”运用到物联网平台，发挥信息共享、创造更多价值（见图1）。[2]

首先，从鲜活农产品营销渠道的第一个环节出发――农户进行数据采集，把农产品生产、加工、农药监测、质量情况、土壤情况、农户相关信息录入物联网大数据平台，数据实时更新，为营销渠道的其他环节提供指导。其次，鲜活农产品中间商对生产、物流、需求等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将数据信息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终端进行，及时满足特定消费者的需求。再次，构建消费者监测终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根据电子产品编码可以了解产品生产、加工、运输等相关信息，保证高质量农产品销售无障碍，同时批发商、零售商应该建立商品质量安全监测对比系统，消费者通过网络可以清晰掌握要选择的商品信息，做到放心购买。

（三）鲜活农产品安全检测系统构建

农业与农产品安全问题关乎民生，国内外经常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提醒学者专家应该重视对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营销渠道环节的思考，所以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对鲜活农产品的安全进行检测至关重要。物联网系统通过智能化的食品安全测试仪、条码技术和RFID技术，对鲜活农产品各个环节的安全系数进行检查，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并到食品安全溯源公用服务平台，各级承运商和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掌握关于农产品原材料、生产日期等信息，做到责任到位，安全意识贯穿始终。食品安全溯源公用服务平台包括食品安全溯源、内外信息、预警与应急处理、数据访问安全控制、统计报表和数据挖掘、企业信用评级、趋势预测分析、设备接入管理等。[3]用户可以通过查询机、手机、PC等多种客户端进行查询，该系统很好的连接生产、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保障消费权益。

（四）鲜活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构建

大连市鲜活农产品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市场规模小等原因，导致其营销渠道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农户及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建立鲜活农产品智慧绿色物流信息网络，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流程如下：将鲜活农产品名称、类别、产地、日期等信息写入电子标签，置于产品表层或内部；在流通过程中，附带标签的产品受内部或外部能源作用，将信息通过天线传输于阅读器，阅读器经过解读把信息转换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据；通过网络计算机把信息传输给物联网系统，实现实时更新；最后通过与网络连接的识别系统或打印设备，及时为用户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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