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学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史料；客观；考证

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尽管我们不可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行最大化、最真实的、客观的复原。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布洛克在书中没有直接说历史有什么作用，而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比来说明即使是那些根基坚实的学科也跟历史学一样，历史学的处境未必太差，他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存在的科学性。布洛克的书中没有复杂的、晦涩难懂的理论体系，而是运用一些简单通俗易懂的案例，将史学的方法阐释的通俗易懂。

一、个人对布洛克书中史学方法的解读与对历史研究的相关看法

在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相对比，布洛克的这本书中的语言、例子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也许是因为卡尔的书偏理论，布洛克的书偏方法的原因。布洛克作为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写出的这本所谓的“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对年鉴学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历史的考察和考证是核心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过去留下的实物、史料去间接的了解过去。然而，即便对发生在当今我们身边的事件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或是报纸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通过别人的记录去了解到的，他们的记录就一定是全面客观的吗？当然不是，他们的记录总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历史学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全面的收集相关史料，这样也许才能更加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史实。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历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史料要进行甄别。布洛克这本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史料”“无意史料”两部分，但是布洛克显然重视“无意史料”，他认为“有意史料”在写作的初衷时便带有一定的目的去写，这样的写史违背了治史的客观性，自然这样的史料价值不会太高。无意史料某种程度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些史实情况，因为无意史料是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一些天文历法社会史学的作品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医疗现状，社会情况，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古时的史学家要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是很难的，他们会受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世俗的偏见的影响，当然，无意史料也会有作伪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对史料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所考察的史料能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能否客观真实的向我们反映一些全面详尽的信息至关重要。梁启超曾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说过“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辩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布洛克认为考据是一种使史学发展的有力方法，他提到“学校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实在可耻。”这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明历史学是具有存在的意义，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并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在第三小节考据方法的逻辑中，其核心内容便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这也就是“比较是考证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证据，从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差异会为我们提供问题，傅斯年曾在《史料论略及其他》指出“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在第二章中，文章就对历史研究的程序即先有史料再去找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看史料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布洛克认为后者是合理可取的，这也是符合年鉴学派的思想，他认为“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同时，他还提到“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糕的莫过于教他耐心等待，劝他从文献中寻找灵感。这种行为使本来设想不错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重视带着问题读史料的观点。

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我们对历史不要太多的去评判，而要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去理解去分析，现如今的书目中对的形象大都是持有贬义的看法，认为是个卖国贼，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但是在当时环境下，大清朝是那样的腐朽落后，这样的时局必须有一位能人去担当拯救国家的大任，试想一下，当时除了有这个能力，谁又能担当此重任？如果每个人在面对权利的诱惑下，试问有多少人能承受担当得起？我们要对运用理解的方式去解读他一生的功与过，而不是一味的去批判他的过错，倘若我们如果站在的立场上去理解他，我们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了。在当时，的告密在一定程度上是尊君的体现，他的吃穿，俸禄都是大清给的，他只不过是履行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算得上是告密？

第五章历史的因果中，布洛克认为“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究错综复杂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全面的发现其发生的原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我们要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予以一定的重视，因为“历史是要把过去的事情整顿成为有先后顺序的因果关系。”只有搞清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对历史事件有一个客观真实全面的解读。当然，书中一些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比如采用倒溯研究的方法，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要从整体出发，从一定角度出发这也就是年鉴学派核心思想在布洛克本书的体现。

二、浅谈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中有很多的说法以及下的结论太过绝对，在文中布洛克过分强调考据学的作用，为了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在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谬解，比如“在学校的课程里，居然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这实在是可耻”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难道有了考据学就一定能够对历史有一个完美的解读考证吗？“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这一句话明显太过绝对，“肯定”、“都是”、“绝不会”这些词的运用使得人觉得历史学的研究具有功利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下一个必然的结论，毕竟还有偶然事件存在着。

同时在很多有关历史学这一学科不足的地方，布洛克总是以历史学还处在萌芽阶段这一说法来逃避。此外，本书中对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讲述不如卡尔描述的详尽，也许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艰难的环境没法让他深入的分析。还有尽管本书中的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还是没能尽可能多的去写出有关治史的方法，也许正如作者所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当然要想掌握一种适用于一切的历史学方法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倘若作者能够尽可能全面的把治史的方略写出，必然是一部旷世之作。

布洛克对治史程序，即先读史料从史料发现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布洛克认为带着问题去读史料更好，我认为有些不妥，如今学术界很大部分学者都已经不怎么读原始的史料，写东西时引用二手资料和别人文章引用的文献，这样我们的历史学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试问一下当今有多少学者完全的通读过原版的二十五史？历史是我们依靠史料或实物去对过去的一个复原，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会不会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感觉，我们只有多看史料才会发现问题，不看史料哪来的问题，哪能更好的复原历史。（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2] 梁启超，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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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革命;罪恶;事实;神话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0(C)-0223-01

工业革命的资本积累过程导致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生产资料,被迫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劳动力成为商品,使资本家开始了对他们的残酷剥削。资本家的利润大部分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他就有权要求工人在一天之内为他做工,从而获得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种占有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工人的权利散失殆尽,他们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资本家手里,工人的工作日被资本家以很多种手段无止境的延长,而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在严重透支着自己的生命。有资料显示,工人的劳动时间长达15小时,16小时,有的甚至达18小时,20小时,而且大量的童工被使用在工业生产中,例如在火柴制造业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但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哈特认为童工的工作一般是很轻松的,童工们的身体状况之所以不好主要是因为进入工厂之前童工的家庭生活都很差。而和农业时代相比较来说,农民家庭的孩子需要更辛苦的工作,倒是工业革命使孩子可以摆脱糟糕的家庭生活并为家庭经济生活的改善出一份力。哈特承认了工人家庭的生活很差,但是他没有提出是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人家庭的生活很差,这分明是在为资本主义洗脱罪名。

资本家通过机器生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并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工人忍受着高温、污浊的空气、震耳的喧嚣,而且劳动保护非常糟糕,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同时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恶化着工人的生活条件。机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以后,工人的一部分劳动被机器占有了,被占用的工人变成了相对过剩的人口,有的人进入相对容易进入的生产部门,有的甚至因失业而饿死。劳动力供大于求,资本家就更可以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办法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哈耶克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认为工业革命的机器生产使工人阶级的工作机会大大的增加了,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缓慢而程度不一的改进。他强调在农业时代,人们要想生存,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而在机器时代,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可以从机器的生产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到资本家的工厂里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给机器的所有者而不需要带任何的劳动工具。

机器的生产过程降低了工人的体力要求,从而可以大量的吸收更加廉价的女工和童工。为了生存,工人家庭的全部成员不得不到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可以使用一部分女工和童工代替成年男劳动力,使男劳动力贬值了。马克思指出:“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仍在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1]在工厂中进行繁重的工作,女工和童工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由于女工的身体素质下降,工人婴儿的死亡率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而关于童工,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哈耶克等人认为当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说明童工受到的损害在不断的降低,也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消灭了童工现象。

工业革命致使工人阶级居住的城镇居住条件极端恶劣,他们居住的房屋结构不安全,经常出现倒塌致人死亡的事件,环境卫生也很差。然而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阿什顿认为这些都是历史学家没有从城镇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他举例在利物浦工人居住的廉租房都出自威尔士人之手,这些人原来大多都是卡那封郡的采石工。大企业则主要负责兴建公共建筑和高档公寓,而并非建造穷人居住的房屋。历史学家指责的所谓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自己,而且人口的急剧增长,住房的短缺是此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并不是工业革命。

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阿什顿认为人口的增长是生育率提高与死亡率下降的双重结果,这也标志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即便是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在恶化,那也是由战争引起的,而并非工业革命。战争结束后,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工人又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抱有希望了。他举例说“尽管生产每磅棉纱和每码白棉布的劳工成本急剧下降,但劳工的收入并没有以同样速度下降。”[2]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更多的商品种类出现在市场上,工人的生活方式也在转变,他们也开始有了旅游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工厂制度也为工人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工人的工资在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下降。路德维西•冯•米塞斯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生活状况很差,农业和手工业都不能安置更多的劳动力,而工业革命后更加多的人可以参加到工业生产中,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但机器生产系统排挤人工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很明显恰恰是圈地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

通过对以上两本书的比较可以看出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工业革命的罪恶是铁铮铮的事实而并非神话。

篇3

在很多语言中，“历史”（History）都有着两种含义，在《历史哲学――导论》里，沃尔什首先明确了“历史”一词的这种双重意义：即它可以指（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也可以指（2）我们现在用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前者的研究涉及到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后者则关注历史思维的过程，这种词义的模糊性，给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领域。”沃尔什由此正式将历史哲学做了系统而明确的区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所研究的是历史事件过程本身，而后者研究人们对于历史的思维过程。

二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势头日盛，逐步占据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势力范围，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显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分界过于绝对。但事实上，这并非沃尔什提出这一划分的本意。

二、把“纯粹理性批判”引入历史哲学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采用了康德哲学的思路。比如在讨论关于历史学的解释时，沃尔什提出的历史的知识是“综合”的知识，即历史知识的产生是在“适当的概念”下，通过历史学家的“综合”，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成一个连贯的有意义可循的整体。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康德认为构成知识的起点不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所强调的概念，而是判断。形成判断就是综合的过程，所以康德对一切对象的先天知识，都经过了纯粹直观杂多的给予，经过想象力的综合，再由知性范畴给综合提供知识所必要的统一性，才形成知识。而沃尔什很明显是借用了这种构成观点来处理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的。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历史学仅停留在编年史的阶段，那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毫无关联性的流水账，这就像是被感性直观接受处理的经验杂多一样，本身不构成知识，必须依靠知性的综合才能形成知识，这个过程在历史学研究里就是历史学家对编年史的处理，使之具有可理解性和统一性。

通过综合，历史学家对历史形成了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所对应的对象也有着明确的限制。沃尔什强调历史学家在适当的观念综合各种事件而在历史中找到可理解性时，这种可理解性并不来自于历史中根本的最终原动力，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判断。换句话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所谓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学家通过综合，自己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就像康德认为人类只能对处于时空中的对象获得知识一样，历史学家也只能对那些他们所可以提供论证的“历史素材”给出历史知识。

不管是唯心主义的直觉的观点还是兰克史学的观点，都是将历史素材的获得简单的等同于一种直接的接受。但事实上，虽然历史素材似乎是直接给予我们的，但是其实那都是历史学家的先验因素参与的结果。对于唯心主义的直觉，沃尔什的批驳基于对过去历史人物思想的重建是一种依靠了历史学家所设定的普遍性原则的运作而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是概念的推理在其作用，而不是什么直觉。对于兰克史学，让史料自身呈现出其意义，沃尔什同样是认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证据，而真正具有史料意义的，除了给予我们的史料，还必须包括历史学家现在的观念对史料证据性的判断。康德认为，感性虽然是被动的，它的对象是被给予的，但在经验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有知性主动的参与了。沃尔什可以说是把这一观点，用于处理的历史学中的“先验”和“经验”问题，即普遍性原则和历史素材。

康德的批判哲学不但要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还要解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为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扫清障碍，奠定基础，而不是像近代分析哲学那样要拒斥形而上学。

与此相应的，沃尔什虽然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知识论）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形而上学），但是他并不是如后来的分析历史哲学家们那样，是要彻底的排除历史学中的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受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影响的现代哲学家，沃尔什也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应该定性为“完全错误的思路”，是“企图从外部来领会历史”，“对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有任何号召力的”。但是，沃尔什也像英国唯心主义或观念论者一样，强调在历史学研究中形而上学的不可或缺性。“这种类型的哲学思维究竟有没有任何前途，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形而上学与“任何一个人对于历史所采取的航程做出一种站得住脚的道德辩护”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有着一种范导作用，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学的空前发展中可以获得支持。任何历史解释都是建立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信念之上的，而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最后还强调“只要‘恶’被看作构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总是会出现的”。

这说明沃尔什对历史哲学的分析是一种全面的分析，从人们对历史的本体论的要求来说，他是肯定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性的，他所反对的是这种形而上学对历史学的知识来源的误导。沃尔什提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也是为了说明历史学知识的“可能性、使用原则和界限”，以使历史学的知识能够找到自己建立的正确基础。

所以，沃尔什并不是要把这两种历史哲学截然分开，固定或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它们放置在各自应该适用的位置上，避免它们对对方势力范围的非法侵占。

三、沃尔什历史哲学的意义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但这种借鉴是否就代表了批判哲学在历史哲学中的贯彻呢？

分析的历史哲学可以说产生于对齐美尔提出的那个康德式问题：“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的回答。我们看到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一个承上启下的哲学家，对于后代的哲学家都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康德对于历史的处理，更多的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展开的，而不是把历史作为历史学这样一门知识学科来进行处理，虽然康德从他前瞻性和对理论的卓越洞见，在其历史哲学中表现出许多从后来分析的历史哲学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观点，但是康德并没有像《纯粹理性批判》中那样，首先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去直接去讨论历史的本质，所以造成了是否存在“第四批判”的长期争论。何兆武先生认为存在“第四批判”，但他认为康德把人文科学的认识理解为一种先验道德力量的驱使，从而可以不通过批判而直接使我们直接的“明心见性到”。（1）

从沃尔什的评述中，我们发现康德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康德用合目的性和和规律性来处理历史问题，虽然有其有启发性的一面，但这样也就混淆了历史与历史学这两个不同的东西。作为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现实对象的哲学思考，它刺激了其后思辨历史哲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也引起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分裂和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哲学的厌弃，这种局面恐怕也非康德本人所乐见。人们毕竟期望历史学是一门知识体系，既然是知识，那么它就应当与广义上知识有着基本的一致，如果康德要为一切知识寻找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且要严格限制它们适用的有效范围，那么他也不应将历史学排除在这个努力之外。

在这之后，也有很多哲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狄尔泰，他试图通过建立“历史理性批判”完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将理性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以此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但是正如沃尔什所说，狄尔泰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虽然对后来的历史哲学家们有重要的启发，而且他也提出了历史知识的基础问题，但狄尔泰提出的对历史的内在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性的，它必然会带来对历史的外部理解，克罗齐论述阐明了这一点。这样的话仍然可能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混淆而导致这种尝试的最终失败。

而沃尔什提出分析的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划分方式，它也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维框架。这种框架为我们明确：历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需要历史哲学上的限制。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只能是建立在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从科学性的角度讲，它对历史知识的产生有着范导作用，并且它还承担着人们对历史所要求的伦理学意义。但是这样的一种思辨性研究，不能成为历史学科学性的坚实基础。所以，一种建立在对历史学家本身的思考、研究方式、历史知识的形成、性质、有效性的思考，才是历史学所要求的哲学基础。沃尔什的划分廓清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学寻找到了自身科学性的哲学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沃尔什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划分理论，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回答了“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使康德的批判哲学的要求在历史哲学中真正得到了贯彻。

篇4

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理论最为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19世纪后期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为与实证主义思潮将历史学纳入严格科学的谱系的企图相抗衡，将历史学（或广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其间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个别物，目的是达到对于个别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个别物，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对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和体验，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才能探骊得珠，得以索解历史过程的奥秘。而自然科学则是纯然从外部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说，从新康德主义诸公到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位大家，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峙中得到界定和阐述的。历史学是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它哪些成分类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样的提问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史学理论的思考。与此同时，历史学与艺术的关联也日渐引起了史学理论的关注。德国传统下的新康德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理解”和“体验”，即已显示出了历史学与艺术和审美的亲缘关系，克罗齐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复活（re-live）”和柯林武德当作其理论核心的“重演（re-enact）”，则更是使创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艺术概念进入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地带。然而，尽管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下一样，仅把对这样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在此处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申说：如果说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层次在于确定史实，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确定史实这一工作环节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对于项羽在鸿门宴和希特勒在兵临敦刻尔克时心理的推断和想像，就是理解复杂历史过程时确定史实并以此求得历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准此而论，历史学的艺术性的一面始终是在其科学性的统御之下才有了促狭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尔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更是通过论证历史陈述背后离不开对于普遍规律的指涉，明确地否认历史知识是与自然科学有着质的不同的知识类别。然而，主要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之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境，似乎很难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进展了。那么，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援引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理论成果，给史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将《元史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的观念》或亨佩尔的那篇名文。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甚至说，没有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学理论很可能已经成为当代知识领域中被人淡忘的一个领域了。

《元史学》一书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怀特在此书中逐个分析考察了19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几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布克哈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但此书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概而言之，怀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时的情节化和戏剧化的基本模式，并据此进行了个案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正如我们每个个体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时，不免要以各种情节化的模式将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按照故事方式来组织材料并赋予意义一样，历史学对于过往历史过程，也是以带有不同蕴涵的情节化模式来领会和组织历史材料的。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以意义和可把握的脉络。意义和脉络是由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施加于历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工作并无本质不同。怀特的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图要做到的，就是解构所谓的历史科学的神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思潮直至亨佩尔等人所要作的，是使历史学同化于自然科学，而怀特这一思路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要使历史学同化于艺术和文学。《元史学》虽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认为，相对于怀特本人后来的几部著作，还带有浓厚的康德和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更多现代主义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认为开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先河。 转贴于

怀特所开创的这种“新历史哲学”（这是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所编辑的一本当代史学理论文选的书名），被认为是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的转向（narrativist 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说这一转向：习惯上，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史学理论家，都是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视为不同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定史实，把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历史写作则是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或者说历史学的修辞层面本身在历史学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怀特等人的研究表明，叙事是历史学须臾不可离弃的本性之所在，历史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和所借助的情节化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并借此传达历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说以前人们认为修辞不过是历史学这块蛋糕上的糖衣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认识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仅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历史著作的形式和内容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蕴涵了内容。怀特本人将自己后来一本重要著作题名为《形式之内容》，其要旨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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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布洛赫；比较史；情怀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39-02收稿日期：2016-05-04

作者简介：卢昕（1994―），女，甘肃西和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史。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等人合作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成为年鉴学派的开山之祖，紧接着连续发表诸多重要的文章，其理论思想日渐成熟。他一边主办杂志，一边细致深入地研究西欧中世纪社会现状与发展概况，其研究成果《封建社会》的问世促使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报告《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中有关比较史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成就了他现代“比较史学之父”的美誉。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对史学发展影响深远，促使年鉴学派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之一，受到了诸如伊格尔斯、斯托雅诺维奇等美国史家的高度评价，称其“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

认为马克・布洛赫等人的思想“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2]

一、为比较史学辩护的前瞻意识

为比较史学而辩护的前瞻意识是布洛赫基于历史学方法深刻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他敏锐地认识到了比较方法在史学领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突出地位，故而将之前单一、割裂、简单、零碎的比较通过文章进而整合，从而为历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统一、系统的历史学比较方法，他的历史学前瞻意识体现了他广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历史素养、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历史情怀。

现代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现代史学科学解释与分析进行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之一。“它是通过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寻历史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史学方法。”[3]布洛赫指出：“比较方法作用广泛，我认为普及和完善该方法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一项最为迫切的必要任务。”并且他预见：“比较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深入细节研究中去。比较方法的未来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学的未来，就取决于此。”[4]他为比较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今，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我国19世纪末便已经自觉地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先生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均是代表成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一文更是将比较方法利用到世界历史的研究之中，这一切成果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布洛赫早期关于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阐述。

总之，布洛赫的报告《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作为其比较史学理论的扛鼎之作，他通过为比较史学辩护，将比较方法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比较史学的新视野，体现了其独到的历史情怀与深刻敏锐的历史见解，他值得被赞誉为“比较史学之父”。

二、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

比较是我们认识周围事物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方法之一，认识事物离不开比较，观察事物也离不开比较，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更离不开深入、翔实、细致、严密、反复的比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比较方法的恰当利用紧密联系。要认识事物就要分辨事物，区别、分辨事物就要比较事物，没有了比较便无法明同异，更谈不上认识，比较在于明同异，在于深化认识，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没有比较，理解便也只是泛泛而谈。

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的历史时期相比较。”布洛赫对比较方法极为重视，他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者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与不同点做出解释。”刘家和先生指出：“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同时他也直接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

总之，将比较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方法中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为人类进一步理解与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布洛赫认为：“归根到底，千言万语，‘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三、正确合理的比较

比较在于辨同区异，在于通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在于深化思维。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利用比较方法，比较不是万能的公式，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布洛赫认为：“比较方法不是万能的，科学上没有万能法宝。”

坚持可比性尺度，是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所谓可比性原则，即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者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所以，可比性就成为历史比较的先决条件。”比较不是对简单事实的罗列组合，它是建立在翔实细致的分析基础之上。刘家和先生指出：“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布洛赫认为：“人们往往过于相信，或佯装相信，比较方法的目的仅仅在于寻求相似点；人们故意指责这种方法满足于牵强附会的类似，或者甚至不惜通过独断的假设不同的演变中某种说不清的必要的相似以臆造类似的现象。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指责有时是否曾显得合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这样进行比较只能是对方法的恶意歪用。恰当地运用比较方法，相反会察觉不同点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不管这些不同点是原有的，还是都是出自同一出发点，通过不同的渠道而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见，可比性原则下既要坚持同也要注意异。布洛赫其犀利的眼光从事物的同与异观察出得出同异的重要性，这一点尤为重要。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事物，只要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具有某种共同性、相似性，便有比较的可能性。马克思举过以下例子进行证实：“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他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

归根结底，历史的比较在于明同异，同异也是历史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对事物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比较，才能在整体上把握事物全貌，做出全面正确的认识，布洛赫区同明异的比较史学方法在这一方面对人类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深切的人文关怀

李剑鸣先生指出：“一个历史学家不论自己的治史的具体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忘记，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绝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癖好或某个小团体的需要。而是要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布洛赫说：“但愿我们能够结束这种相互不能调解的无休止的从民族史到民族史的讨论。”

布洛赫作为一位有良知且关心人类命运的历史学家，他对自身身处的环境抱有深切的关怀。他立足于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的混乱，站在历史学家世界观视野上呼吁各国关注命运发展，停止无休止的民族乱斗，使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历史研究，。当时欧洲社会民族国家深陷政治与利益的冲突矛盾中无法自拔，各国的史学发展停留在狭小的民族史领域。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他意识到要扩大历史学研究的领地，就必须打破区域研究的束缚，打破史学发展的分裂状态，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跨学科研究。布洛赫写道：“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对于他谈及的“理解”一词，联系到欧洲混乱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在于提醒欧洲各国的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差异，。

总之，布洛赫作为现代“比较史学之父”，从他对人类历史研究的贡献而言，比较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的思想为年鉴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为我们深入学习这一重要学派提供了思想来源，对年鉴学派的学习反过来更有利于我们对布洛赫理论思想的进一步认识，从而深入理解比较史学理论。布洛赫的比较史学具有浓厚的学术意识与时代关怀。

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将比较方法系统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创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之上，他通过对比较史学理论翔实而又细致深入的讲解，使人们认识到比较的重要性，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比较中要坚持可比性原则，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明同异，而明同异也是比较得以实现的条件；最后，他以深切强烈的人文关怀呼吁人类要尊重差异，，为人类社会的交往与发展提供了指导。布洛赫高尚的人文情怀与渊博的历史修养鞭策着我们前进。

杰佛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布洛赫从未把眼光扩展到观察东欧的封建社会。这样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封建社会是欧洲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态。”

因此，对布洛赫的比较史学我们在承认其局限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学习其他的理论指导，丰富和完善比较史学，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科学的方法理论指导比较，为历史研究服务，为人类社会增益。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篇6

单从书名看,在这样一个风雨苍黄的历史关口,《从历史看时代转移》无疑最有现实感,它关注的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时代转移”话题。“时代转移”无疑是整本书的关键词。作者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题,中间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等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以“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尾。既然书名叫《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那么对探询“现时代如何转移”应是应有之义,对那些怀有这种阅读期待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难免令他们失望。

其实,许倬云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并不重要。他的“从历史看XX”系列本身已经构成了现时代转移中的重要现象,我们从这一现象不难摸索出“时代转移”的一些答案。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最为核心的书莫过于《从历史看管理》。在这本书里,许倬云形成了他这一系列论述的基点: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在历史专业的科班看来这一观点充满硬伤,但我更情愿相信,许倬云意在用今天的经管思维梳理历史,从而道出现在时代转移的秘密。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领导》的开篇就指出,上个世纪下半段以来,企业自身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壮大,甚至难以匹敌,它甚至已经影响了政府机关、医院和大学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形态。换句话,与其说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经济管理,不如说他在从经济管理看历史。这种视角的颠倒无意透露了现时时代转移的一个趋势:整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企业化。

这种看法并非耸人听闻,秉持这种观点的并非许氏一人。西方影响甚大的管理学家,如国人熟悉的吉姆・柯林斯和汤姆・彼得斯,他们都已开始力推自己管理著作的社会机构版,将卓越的管理理念推广到商业机构之外的社会组织。如果说管理学家的这种努力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驱动,我们不妨看看英美法学家对社会趋势的敏锐观察。早在1996年,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清醒地观察到,企业组织开始毫不客气地在履行那些传统上专属政府职能,他们在加拿大召开学术会议商讨法律的未来。不但法律的未来面临变革,就连国家都难以逃出厄运,英国的经济学家诺瑞娜・赫兹早在2002年就迫不及待地推出名为《当企业收购国家》的著作。

篇7

摘要：本文基于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名著《历史与真理》，通过阅读相关著作，对其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将该理论运用到具体研究实践中，以得出具体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历史的客观性

引言

保罗·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和《历史与真理》等。他的哲学特点是用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来分析和解释诸如心里、伦理、形而上学、语言、宗教和历史等问题。他的思想具有综合性倾向，试图调和现象学与当代的思想潮流，如结构主义、阐释学和语义学等之间的解释冲突。在当代的世界哲学中，保罗·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占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地位。而《历史与真理》是他在《意志哲学》之后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论文集，这是这些经过深入探讨后的论文，使得保罗·利科获得了历史哲学家的称号。①《历史与真理》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中心点是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真理，即历史认识中的真理。第二部分是事件性的，讨论文明和文化的各种主题，即历史活动中的真理。

一、历史的主观性

历史具有两个特性， 即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但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相互渗透的，即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是隐含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之中并以此为保证的，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是奠基在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基础上，并且尽量靠近于这种客观性的。②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再现一系列过去事实， 而更要重组和重建， 以此来重构一系列过去的事实。例如，在埃及学研究中，人民通常将美尼斯认定为统一了上、下埃及的国王，在其统治期间出现了各自分立的诺姆（州），而以城市或村落为中心，埃及国家也由此建立。可是正是这种大胆的带有客观性的主观假设为埃及学研究增添了动力，最终通过新的考古活动特别是“那尔迈调色板”的发现使得人民对美尼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新的史料则表明真正上、下统一埃及的国王是那尔迈，他才是埃及国家的创建者。③要想在历史考证中充分利用研究者的主观性来发现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就“意味着历史学家要走在历史意义的前面，对之提出一种工作假设；正是这种研究把痕迹提高到有意义的文献的高度，把过去本身提高到历史事实的高度。”④这就是历史的主观性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历史的客观性

“客观性应该在其狭义的认识论意义上被理解：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整理的和理解的东西， 理性思维能以这种方式使人理解的东西是客观的。”⑤例如，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有文献记载的年代“信史”仅始于西周时期（公元前841年），⑥而此前的历史即共和元年以前的年表却没有清晰的记录，而通过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客观性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以及其他客观遗址和墓葬文物的发掘与鉴定，最终在2000年11月9日得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并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即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从而使得我国奴隶社会产生初期，夏、商、周三代具体的时代划分和客观史实有了新的历史依据。所以，过去的事实被理性思维所整理和理解从而能形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 进而形成了历史，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带给我们的启发。

结论

综上所述，“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仅在过去是其现在的过去的一般意义上， 而且也在过去的人是同样的人类的一部分的意义上。”因为，历史学家是通过自身而理解过去的人， 同样历史就是在这种理解中存在并发展的。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本书所探讨的实质上是现象学解释学在历史中的运用，它连同其余的几部著作一起构成了具有保罗·利科特色的哲学基本观点和理论依据。我认为这种独到的思想是用存在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并告诫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应当正确分辨主观性，在方法论上也应当向看待文本那样正视历史。以上便是笔者研读此书过程中，针对作者的部分观点所提出的拙见，在此论述，请求指正。（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保罗·利科. 历史与真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353.

②杨浩然. 解读保罗·利科的历史哲学[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1）.

③刘文鹏. 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J]. 世界历史， 1985（1）.

④保罗·利科. 历史与真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5.

篇8

一、创设情境,让学生自己体验历史,感悟人生

在平时的备课过程中,我注意探究教材,广泛搜集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各方面材料,通过材料,学生在感悟丰富历史的同时,又可以直接从材料中产生共鸣,接受心灵的洗礼。

例如,学习必修Ⅰ第二章,第一节《中国军民维护国家的斗争》一课时,我先不着急讲课,而是先向学生出示了如下一组材料:

材料一:“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喊叫着。”“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上了红漆的一个个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夜幕降临,我回营房时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

材料二:“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以上材料均摘自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

材料三:《时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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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还是什么都不讲,只是让学生去感受,如果生存在那个年代,面对当时的种种,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想怎么办?

接下来的课,不用多说什么,学生内心深处自然就会生出忧国忧民的情感,自然就会体会到作为当时爱国者的历史责任感。这种情感的经历与成长会逐渐的升华为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不言而喻,鼓励学生各抒己见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是学生情感成长的过程,不能靠灌输,只能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自我体会、自我发现,反思后升华而成。故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不同情感和价值观,让学生在课上积极地表达自己,让不同的观点互动交融,从而生成一定的价值观。

例如对“”的评价应该没有争议,但是在教学中就有一个学生提出的出现中断了,是对的一种破坏;也有同学提出学生在中充当了先锋,但是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如果保存实力有可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会更大。针对以上学生提出的问题,我积极组织学生围绕国家前途和命运与个人前途与命运展开了简要的讨论,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三、教师自身素养的提高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上的思想也复杂多样,教师作为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引导者,一定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教学实践中制定出可行的情感认知目标,承担起作为引导者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的责任。

对于这一点,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们面对的是学生,是正在成长中的个体,所以课堂中学生可以提出任何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教师都要积极地进行引导,学生才能在课堂中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教师在新时代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寻找和激发学生寻找一份与时代相和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而体现新课标的要求,“掌握历史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

篇9

“爱斯基摩”的来历

有一天，在我所工作的北极科学实验室，突然来了一个大胡子。寒暄之后，我问他的专业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考古。”

我吃了一惊，心中暗想：“北极这里冰天雪地，难道还会有什么文物?”看到我迷惑不解的表情，他急忙解释说：“我是考古学家，同时也研究爱斯基摩人的历史。”他问道，“你知道吗?‘Eskimo(爱斯基摩)’一词是印地安语，即‘吃生肉的人’之意。”

“知道。”我笑着说，“但是我不明白，这样一个显然具有贬义的外来词，为什么会强加到爱斯基摩人的头上呢?”

“嗨!”考古学家把头一仰，苦笑着说，“这完全是一场历史误会。几个世纪以前，当西方人到北极探险时，首先到达的是印第安人聚居区。他们向当地的印第安人打听，往北还有没有人了。印第安人则告诉他们说，北方还有‘Eskimos’，即‘吃生肉的人’。于是，这些探险家便把在北极遇到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称之为‘Eskimos(爱斯基摩)’。而那些生活在北极的土著居民，并不知道那些外来的怪物为什么称自己为‘Eskimos’。”

“实际上，”他正色道：“‘Eskimos’虽然有点贬义，说的却是事实，爱斯基摩人正是靠吃生肉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北极这里没有水果和蔬菜，古代的爱斯基摩人只有通过吃生肉来获取动物身上的维生素c，如果把肉煮熟了，维生素C就分解了。人体没有维生素c，就会得坏血病。当时的爱斯基摩人虽然不知道这个科学道理，但是北极没有树木，草也很少，燃料奇缺，打到猎物时已经饥肠辘辘，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只能吃生肉。这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与北极点

大胡子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谈兴未尽，津津乐道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西方人的眼里，总是把中国和北极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解其意，深感惊奇。

“因为，”他慢条斯理地说，“从西方到中国，例如从华盛顿到北京，最近的路则是通过北极点。”“那当然!”我笑着说，“这我知道。”

历史学家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拥有强大的船队。葡萄牙人首先打通了绕过南美洲往西和绕过非洲南端往东而到达东方的航线。西班牙国王则派出了哥伦布，结果发现了新大陆。”

“其实那是块旧大陆。”我笑着说，“发现权应该属于印第安人，他们早就在那里居住了不知道有多少个世纪了。”

“那当然!”历史学家点了点头，“但是，在西方人的眼里，那却是一块全新的大陆”。

“据说，”我问道：“哥伦布航行的目的，是想证明地球是圆的?”

“是的。”历史学家笑了笑说：“哥伦布坚信，一直往西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但是，”说到这里，历史学家忽然打住，两眼紧紧地盯着我：“哥伦布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去印度和中国。所以，当他到达了巴拿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时，以为那就是印度，于是便把上面的居民称之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实际上，那时候人们并不喜欢美洲大陆，因为它挡住了通向中国和东方的去路。”

历史学家接着说：“当时还有第三种意见，就是打通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而到达中国的航线。第一个正式提出这一设想的，是一个叫托尼的英国商人。早在1527年，他就敦促亨利八世，努力寻找一条通过北极点而到达中国的路。他在给英王的信中陈述说：‘因为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路线西线(指绕过南美洲而到达太平洋)为西班牙所把持，东线(指绕过非洲南端而到达印度洋)为葡萄牙所控制，所以，对英国来说，最合理的路线则是往北，通过北极点而到达东方。’当有人表示异议，认为没有任何船只能够穿过那片冰封的海洋，也没有人能够在那个极其寒冷的地区居住时，托尼坚定地回答说：‘没有不可居住的陆地，也没有不可航行的海洋。’他的这句话，成了一句名言，对后来的北极探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威卢毕在1553年，巴伦支在1596年，哈德逊在1607年的航行，都想穿过北极点而到达中国。他们虽然未能达到目的，却为后来英国公司的商船以及西方的捕鲸船队，开通了进入北极海域的道路。直到19世纪末，许多航海家都曾梦想着通过北极点而到达中国。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不仅在北极地区发现了许多新的陆地，而且为后人积累起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资料和数据，大大加速了人类向北极点进军的步伐。”

实际上，许许多多人在几百年内前赴后继，共同奋斗。为此而捐躯者不下数百人，其中包括了像巴伦支、白令、富兰克林和朗德等非常优秀的航海家和探险家。而这场探索或者竞赛的原动力，却是来自于遥远的中国!

突发的誓言

北极的九月已经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候鸟纷纷南飞，我也准备离开。经过一段交往，我和那位大胡子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已经有了感情。知道我要打道回府，他便赶来送行。“你还会回来吗?”他用深沉的目光望着我，似乎有点恋恋不舍。

“不知道。”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接着开玩笑说：“也许你应该到中国去，中国的历史比美国要长得多。”

“不!”大胡子断然地摆了摆手，“你错了!我研究的是北极的历史，在这方面，中国几乎等于零。”“……”我欲言又止，心像是被蜇了一下似的，喉咙里有点噎，一时想不出应该说点什么。

大胡子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见我沉默不语，继续滔滔不绝：“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向北极点进军的动机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为了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捷径，而是变成了一种挑战极限的比赛和冒险精神的竞争。现在，各个国家的北极考察，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因为无论是领土、资源、环境，还是经济、军事、科学，北极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现在的北极考察，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思想观念、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全球意识的全面检验和综合展示。”

篇1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面对史料，学生有困惑、害怕的心理是正常的，教师要及时鼓励学生，并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充分发挥史料在学生学习中的作用。

一、有效运用史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目前，历史课堂上的最大问题就是学生学习兴趣缺乏问题，教师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是真实的。通过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学生能够真实地感知历史的脉搏，身临其境至逝去的历史情境中，充分感受到：历史离我们很近。因此，有效运用史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有效运用史料能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英国历史教学法专家汤普森认为，历史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探究历史的方法。而要让学生掌握探究历史的方法，就必须让他们像历史学家一样，运用史料作为证据来进行历史的研究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学家，只是让学生借着某些运用史料的特定练习，把握历史学家对待史学的一些态度和方法。

从历史研究的程序来说，史料在史学中的地位体现为先有史料而后有论点。史学家每叙一件事，每提出一个论点，都必须于史有据、信而有证。历史课标的“课程目标”提出“搜集和整理简单直观的史料，提取信息，用以了解和解释史实”和“内容与要求”提出的“培养搜集史料”、“提取信息”、“解决问题”等学科能力要求皆指向学生“史由证来，证史一致”的意识与思维的培养。因此，有效运用史料能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三、有效运用史料能增强历史知识的真实感

历史知识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其研究对象早已消失，也不可能再现，所以难以被直接观察，因此建立历史知识所需要的“证据”基本上就来源于史料。历史是从史料所提供的“证据”中建构关于过去的人和事的论述，可以说是一种推理学问。史料在教学中的运用价值就在于为已消失的历史事实提供例证，传递历史事件的真实感，敦促学生进入历史，感知当时的历史环境，触摸历史的脉搏，从而真正理解历史的本质。

四、有效运用史料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历史教学的目的是要使学生成为有思想的人，而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记住一种答案或一种结论。在教学中让学生直接阅读史料，接触各种历史文献，了解各种说法、解释和观点，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进行直接的探究，从而加深其对历史的理解。

那么，在历史课堂中怎样才能有效运用史料呢?

第一，运用史料要“适时”。所谓适时是指补充史料要抓住时机，从教材本身出发，围绕教学目标思考、分析史料的可靠性，通过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思考探究、集体讨论，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等，使学生思考后形成自己的认识，最后在教师的点拔下形成深刻的见解。

第二，运用史料要“适量”。所谓适量，是指依据“论从史出”的观点，精选史料。现行初中历史教材知识容量大，要在有限的课堂45分钟内处理好教材内容，同时适当补充史料加以分析说明，这就要求教师在补充史料时一定要选择典型适量的史料。史料过多一方面会加重学生的记忆负担，另一方面有可能喧宾夺主、导致教学任务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