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意思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个体经济的意思，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据报道，《纲要》将明确区域整体定位及三省市定位，还将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中、远期目标。既有顶层设计纲要，也有实施方案细则和路线图，包括交通一体化细则、环保一体化细则和产业一体化细则。

“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经济共同体”的口号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一直进展不大，缺少顶层设计和最高层的强力推进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次出台规划纲要可说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如何落实规划纲要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京津冀发展目标有冲突

京津冀一体化的难点之一是目标的多重性。从目前公布的文件看，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至少包括了如下目标：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改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促进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拉动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协同三地经济发展和经济定位。

从上面所列几个目标看，实现其中任何一项都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何况是多重目标共同实现。而且有些目标可能有冲突性。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目前还处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加重这样一个正相关过程，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的拐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经济增长，污染加重。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拐点，即经济增长，环境改善），在实施一体化过程中，是环境压力更大，还是拐点出现？

各自利益为重

二是如何实现软硬结合。过去提出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效果不彰，其主要原因并非财力不济，而是现有行政体制的束缚。各行政主体总要先从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很难站到整个地区的高度看全局。这次由国家出面提出三地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是一次难得的契机，据说已经有了顶层设计。但此规划涉及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还需要各行政主体再根据总纲要求编制各地区的计划。如果仍然将大量的精力、时间用在各行政主体间的协调会商上，规划纲要实施的效率就会大减。进行大规模经济投入时，在现有行政体制下如何有效协同是个难题。

市场与市长的力量博弈

篇2

县信用联社：

最近，我们对今年以来信用社的借款合同案件特别是信用社败诉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目的是从审理案件角度，找出你社在签订、履行合同以及诉讼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向你社提出一点建议，这些建议如能被采纳并能收到一点效果，我们将不胜欣慰。

一、借款人、保证人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合同主体存在缺陷是导致合同无效，甚至信用社败诉的最常见原因。从今年以来审理的案件来看，合同主体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非自然人的法人、组织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签订合同时未提供营业执照。无营业执照的“法人”、组织（如乡镇财政所、农经站、未申领营业执照的煤矿等）无资格从事民事活动，其签订的合同无法律约束力。实践中一旦出现这种合同，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且证明难度大。

建议：严格审查借款人、担保人的资格，除自然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外，法人、组织签订合同必须提供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

2、合同载明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符。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自然人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上。如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写的地址是杨庄镇某村的，但在诉讼中却发现该人实际是石桥镇某村的，或者是鲁山的。查明当事人身份是诉讼的前提，上例中从法律上应认为二者不是同一人，严格来讲属被告不明确，以民诉法第108条之规定，后果是裁定驳回原告的。

建议：提高信贷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签订合同时查明对方身份。

3、合同当事人既未亲自签订合同，亦无委托书。诉讼中借款人或担保人不承认借款或担保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社诉许某、赵某一案，可能是担保人赵某自己拿着许某的身份证办理的借款手续，诉讼中许某不承认自己签合同，由于赵某下落不明，信用社因无法证明谁是行为人而败诉。

建议：加强对信贷员的责任心教育，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让借款人或担保人亲自在合同上签字，无法亲自在合同上签字的，应有有效的委托书，避免留下类似的后遗症。

二、时效、期间方面存在的问题

超诉讼时效案件依然存在，因超诉讼时效、担保人脱保，在立案、审理时请求“通融”的现象并不罕见。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其成因、危害和后果无须再谈。

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制约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二是信贷员、基层社不要回避问题，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争取主动。三是摒弃拖拉工作作风。

三、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

个别案件，信用社履行合同的手续不完善、还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常见的是借款人是甲，而误将款交付给乙；款未直接交付借款人，受借款人委托处分借款但无委托手续。如翟xx借款一案，借款人是翟xx，担保人是牛xx，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该社在履行合同时，认为翟xx与牛xx是夫妻，所以没有把款交付翟xx，而是把款交付给了牛xx，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贷款时双方就已离婚，引起了不必要的纠纷。

建议：真正树立严格依法履行意识，摒弃按“理”办事的习惯。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严格依法放贷，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

四、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个别人有时出庭不及时。

2、格式化诉状的使用太机械。格式化诉状的使用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个别社在使用中太机械、太死板，没有考虑格式诉状所未能涵盖的内容，这样既不严肃，又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建议：单笔无其他特别情况的贷款，时可以使用格式化诉状；二笔以上贷款合并或有其它特别情况时，不宜使用格式化诉状。

3、随意变更诉讼请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该规定施行前，法律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变更诉讼请求是没有限制的，该规定施行后当事人增加、变更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诉讼中还有随意变更诉讼请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篇3

综观《内经》《针灸大成》等医著，应该注意到古典医著中对经脉循行、起止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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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经脉之循行、起止

如《灵枢・营气》曰："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灵枢・脉度》曰："手之六阳，从手至头……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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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部位，详细表述经脉之循行、逆顺、起止

如《灵枢・经脉》中有关对十二经脉循行出入之表述可谓悉矣，因文字颇多，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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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腧穴言经脉之循行、起止

如《灵枢・本输》曰："肺出于少商……入于尺泽……手太阴经也。"《灵枢・根结》曰："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其中根者本也，本于下也；结者末也，末于上也。再如《针灸大成》曰："手阳明穴起商阳，二间三间合谷藏……此一经起于商阳，终于迎香……"

注意到上述问题，再读"谈文"，我们便会发现其中诸多问题。比如：该文认为："肺经支脉在食指本节处就交于大肠经，食指桡侧只有大肠经，其有相反的走向是因为肺经中的脉气在注入大肠经时，先顺着脉气的方向走向食指末端，再沿着大肠经向上走行。"这一结论显然为臆说。根据《灵枢・经脉》肺、大肠二经交接是在"大指次指之端"，即食指之端，只不过肺手太阴经是循大指次指内廉，大肠手阳明经是循大指次指上廉，而非仅为桡侧。再比如，作者由"心经止少泽穴，小肠经起于少冲穴"便"很明显"地推断出"这两条经脉并无直接的交接"这样纯属无稽之谈的结论，甚至由《灵枢・本输》"脾出于隐白……肾出于涌泉"便理解涌泉穴到足小趾间没有经脉了，甚而至之对经脉之"阴阳相贯，如环之无端"亦产生了怀疑。个中原因应该是作者不了解古人对经脉循行、起止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不知道经脉和腧穴之间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把腧穴和经脉混为一谈了。

综观"谈文"全篇，笔者认为，我们广大的祖国医学的学习传播者应该认识到，我们在继承祖国医学文化时要"扬弃"，但不能"随意"；要"创新"但不能舍本逐末，更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对经文妄加曲解。

江苏　210002

江苏省戏剧学校医务室

篇4

关键词：劳动合同制度完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只约定合同的起始日期，不约定终止日期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舍同制度的建立扣完善，能够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但由于我国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粗糙，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立法目的。本文拟从探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价值入手，分析我国现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缺陷，重构我国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以期对中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制度的价值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都要符合这一立法目的。同样。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也不例外，它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劳动者的关怀。劳动关系具有平等关系、隶属关系的双重属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确立、变更或终止劳动关系时，二者是平等的，但一旦劳动关系确立，劳动者就从属于用人单位，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和调度，具有管理和被管理、支配和被支配的隶属关系。不仅如此，单个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人力、财力相比较，劳动者始终是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弱者合法权益又往往更容易受到侵害。鉴于此，必须从立法上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地位，从立法上扶助弱者，使劳动者有更多的手段抗衡用人单位，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立法者给予一种利益的保护就在于确立某种重大意义的法律规则”。完善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则更具有这一价值，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限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合法权益肆意侵犯，如《劳动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主动权授予了劳动者，而用人单位则无此权利。同时，该法还规定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一种强行性、义务性法律规则，用人单位必须履行义务规定。同样，《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O条第2款规定：“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得将法定解除条件约定为终止条件，以规避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承担支持给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义务，”亦是纯粹地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制约用人单位考虑的，劳动者从此规定中只能获得利益，而用人单位无从获得任何利益。只能就此承担义务和责任。

(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有利于提高用人单位的经济效益

权利是为了保护一定利益的法律手段，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具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价值，但不仅仅如此，根据利益相关原则，用人单位通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同样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尽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具体利益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但二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把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一定年限以上，作为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必备条件之一，实际上是把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前期贡献与其以后的职业保障相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劳动者无需担心自己“黄金年龄”过后的再就业问题，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企业的好坏与劳动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劳动者既然可能要长期地与企业维持劳动关系，其必然要尽可能地发展其潜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既稳定了劳动关系，“使劳动者对企业有了归属感、认同感，叉使劳动者从企业的长远利益考虑自己的要求、行为，与企业同舟共济”，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其实是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充分发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效地提高用人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可以保障经济秩序的晟好运行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男一方面，无序(drder)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现代化社会的普遍要求，“凡是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经济秩序，尤其是良性运行的经济秩序。良性的经济秩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发展是一致连续的，各种主体的作用形成正面最大的舍力，另一方面要求经济的发展不能中断，各种主体之间不能产生纠纷。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则具有保障经济秩序良好运行的价值，一方面通过规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用人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二者达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稳定和谐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叉可以减少纠纷，不致于因仲裁或诉讼而中断劳动关系，进而破坏经济秩序的稳定，增大社会成本，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

二、我国劳动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其法理分析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之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我国现行的劳动法相关规定对该制度的设计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难以实现其价值。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规定过于粗糙，难以达到保护劳动者舍法权益之目的根据相关劳动法之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存在着两种情况，其条件也不大相同。其一是《劳动法》第2O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条件有三：一是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O年以上，二是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三是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二是《意见》第20条第1款之规定，该种情况的条件比较简单，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只要达成一致，就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是，第一种情况是条件具备，就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强制性规定，第二种情况是条件具备，就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是任意性规定。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直接利益的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对用人单位则表现为更多的限制，因为一旦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要不出现劳动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就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上，由于趋利避害的本性．用人单位总要用尽一切手段摆脱对其的种种限制，但其违背法律强行性规定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和受到制裁的，不可能真正地摆脱限制，而利用法律漏洞摆脱对其限制则是最佳的选择。

上述签订的两种情况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种情况更多地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是属于无效劳动合同的情况，就应当是有效的，对双方来说是公平的，不存在对用人单位的限制，用人单位无需摆脱什么限制。但第二种情况则对用人单位的限制意图比较明显，似乎主动权更多地操在劳动者手中，用人单位只能从该种情况中摆脱对其限制，由被动变为主动，而立法的不完善又给了用人单位以可乘之机．其不完善之处就在于对签订无固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规定过于简单、粗糙，使用人单位具有了规避法律的可能。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一是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O年以上。用人单位为了摆脱该条件对其限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就不再签1O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即使该单位确实需要某一劳动者，其考虑以后的成本(如长期支付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费用)和客观情况的变化，只与劳动者签订最接近1O年的劳动合同，就彻底摆脱了该条件对它的限制，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规定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在具备上一条件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为了避免该条件对其限制，可采取如下策略：在尽可能地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最后不同意续廷劳动合同，结果根本不可能签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有关规定叉对该条件进行了强调，如《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丈的说明》第20条规定：本条件的“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是指已有劳动合同到期，双方同意延续的，并非指原固定工同意而一律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该两点不完善之处导致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使“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条件虚设，难于达到无固定期限劳动制度设立的目的。

(二)立法规定的“连续工作满l(1年以上”的期限过长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的时间越长，其“黄金年龄”越少，甚至完全丧失，对其以后到其他单位就业越困难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lO年以上”，劳动者基本上完全渡过了“黄金年龄”，如果其它条件不成就，劳动者就无法与原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样，劳动者就面临重新就业，而由于其年龄优势的丧失、精力的不济，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城市职工大量下岗的国情下，其就业机会就微乎其微。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劳动合同作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之分，但都不仅明确规定，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主，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有在法定条件下才能签订，在没有明确是何种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椎定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不能过长，期满后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法国劳动法典》规定，定期劳动合同自其签订时，就应当明确合同的到期日期。且合同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l8个月，在任何情况下，不超过24个月。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主体适用范围不够现实和缺乏公平，不利于纠纷的解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主体，按照我国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组织和个体经济组织，劳动者有固定工和临时工之分。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适用范围的规定有以下两点不足之处：一是个体经济组织适用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显得不现实，因为个体经济组织是以个人或家庭劳动为基础，和其它用人单位相比，其资金较少，规模较小、招收的劳动音较少(《意见》第1条明确指出雇工在7人以下)，工作性质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要求不高，且又随时发生变化。如果让其适用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制度，不出现劳动法第25条、第26条、27条情形下，让少数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长期保持劳动关系，就会妨碍个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事实上，个体经济组织很少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也不可能得到保障；二是对不同的劳动者适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给予不同的对待，则缺乏公平性，叉使纠纷的裁判者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劳动部的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第三项关于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和《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一项关于临时工订立无固定期劳动合同问题之规定，在适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区分固定工和临时工，固定工叉分为工作时间较长、距离退休年龄10年以内和以外的老职工，适用的条件又有所区别，这对临时工和距离退休年龄10年以外的老职工是很不公平的，又加上劳动法的笼统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裁决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凭着各自己的理解进行裁决，不同的裁决者对同一纠纷会作出不同的裁决甚至互相矛盾的裁决。

三、完善我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构想

第一，把“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lO年以上”修改为“劳动音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2年以上”这样一方面可以防范用人单位签订过长的有期限劳动合同以规避法律，并且用人单位一般不会签订2年以内的有期限劳动合同来规避法律，因为2年内劳动者刚刚转为熟练工，熟练工和初就业者对用人单位的效益是大大不同的．短期频繁地更换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是大为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国际上的多数国家的劳动法相接轨，使我国的劳动者在外资企业中取得较多的权益，也符合对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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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并不具有相融的性质，其他任何部门法均不能吞并商法。

1.商法与民法。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认为，商法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在于它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且商事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发生在持续的营业之中。我们仔细分析“商事关系”的特点，就会发现其与“民事关系”的界限很容易划清。首先，民事主体既包含法律直接规定的普通主体，一般很难包括经过特别登记程序取得主体资格的特殊主体-“商事主体”，如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其次，民事关系以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特征，以平等互利、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而商事关系则更注重效率和利益；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在对营利性的活动的调整上缺乏全面性，如发生在生产、流通领域，也包括非营利性的活动，如发生在分配、消费领域，平等主体间的营利性活动并不是民事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第四，民事活动中的营利性活动一般是非持续性的营业活动。以上这些是“民法商法化”所不能解决的，使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很难趋向于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商法并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商法在我国是可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实际上很难适应商品经济活动的要求。如果人为地将商法加进民法，会使商法遭到严重损害。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持后一种观点的又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商法与经济法分立，但与民法合一；二是商法与经济法分立，与民法也分立，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

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学科。要说明这一点，必须清楚经济法的性质。经济法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因此最早出现的经济法是以反垄断为核心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国家不仅是对经济生活进行总体管理、监督，同时肩负着组织、协调的职能，使个体经济利益与社会经济利益协调发展。因此，当代经济法是对经济的平衡协调法。

从企业来看，商法虽以企业为核心，但仅调整企业的经营关系和强调企业个体的权利，而经济法侧重于调整国家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强调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效的一致性。因此，属于经济法范畴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而一些其活动完全由市场调节与国家平衡协调无关的企业并不属于经济法主体的范畴。

从两法的性质来看，商法与经济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商法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别经济主体的利益为基础，调整平等主体的利益关系；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并兼有一些私法的特点。经济法的公法性体现在它的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别经济主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和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经济法兼有的私法的特点表现在，经济法还调整体现一定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

3.商法与企业法。从法律的角度讲，企业是依法成立，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独立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法是以确认企业法律地位为主旨的法律体系，因此，广义企业法应当是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包括按企业资产组织形式划分的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也包括按照所有制形式划分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包括按照有无涉外因素划分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目前我国现行企业法对上述不同类型的企业都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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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强调学习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互动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本质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怎样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呢？应该让学生动起来，具体讲就是思想政治课要做到“读、问、议、说、讲、练”的和谐有机统一。“读”：让学生带着问题读教材；“问”：老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议”：要引导学生议论和讨论，力求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说”：要求学生回答问题，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见解；“讲”：老师精辟的分析讲解，要求逻辑严密，要点清晰；练：训练反馈。例如：我在讲“国家财政”一课中，我是这样完成本框教学任务的。阅读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视觉器官来思考，理解文章所表达的内容和意思，因此，在上本框一开始，我便让学生以“高中新课程导学与能力培养”中预习导学中的问题为纲，先通过阅读教材，让学生从整体上先感性的理解教材的大致内容。然后完成“高中新课程导学与能力培养”上的知识梳理，这样学生学习做到了心中有数，带着问题听课，更加有目的性，避免了学生盲目听课，提高了上课的效率性。学生完成了“读”一环节，在学生完成“读”一环节，学生对本框的结构线索大致了解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1.财政的内涵（含义、实质、目的、实现方式）？

2.财政收入的四种形式及最基本的形式？

3.财政支出是如何体现财政作用的？

4.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让学生围绕教材上的探究框进行充分的讨论，老师启发学生思考，要求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让学生在问题的指引下完成“议”“说”环节。针对学生的回答，我给予点评，重组、纠正并给予精炼、清楚的分析讲解。最后，结合“高中新课程导学与能力培养”中的理解应用，进行训练反馈，完成“练”的环节。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真正在课堂上“动”起来，让课堂气氛“活”起来。

二、课堂简单化

也就是说教学中尽量排除一些形式化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

1.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教学目标过多，学生没有思考、消化的时间和空间，思维得不到激活，知识达不到理解，而且教学目标过多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因此，应根据课标和学生的实际确定教学目标和重点。例如，“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框，理论性很强，知识点很多。①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②公有制的含义及实现形式；③国有经济地位、作用；④集体经济的地位、作用；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⑦了解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含义、地位、作用；⑧理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的原因及意义。如果一节课讲授以上8个知识点，学生难以消化、理解、吸收。因此，我采取了将重点放在第①、②、③、⑥、⑧五个知识点上，剩余3个知识点让学生课下去探究，这样既讲透了重点，又使学生很好地接受了知识，提高了课堂的效率。

2.语言简单化，注重细节。课本语言是比较僵硬、死板的，只有将它们转化为生活化的语言，才能打动学生，如果教师上课平铺直叙，就无法用教学激情感染学生，生活化、幽默的语言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趣。例如，在讲“货币的职能”时，这一部分比较抽象，但又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在讲流通手段职能时，我给学生举例说：我买了一台电脑5000元，问：购买5000元的电脑，此时5000元在交易中起了什么作用？学生立马明白，即刻回答：商品交换的媒介。我又追问：作为商品交换媒介，体现了5000元的什么职能？学生回答：流通手段。学生在简单生活化的问题中，理解了抽象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也让学生品味了生活的乐趣。

3.教学资源简单化。现代生活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课程资源极为丰富，小到报刊标题、大到重大事件视频。教学资源使用能使学生更加形象、直观地理解书本上抽象、空洞的理论，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教学资源用得越多越好，用的过多反而会破坏课堂教学结构，使课堂变得冗繁。我主张教学资源要用的精且透，做好一节课用1～2个材料或视频，使学生明白理论就足够了。例如，我在讲“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一框时，用了一组材料，包括三则材料。通过分析这一组材料我们既理解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又理解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现。学生通过多角度分析材料既提高了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又使学生在练习中对知识进行了把握。

三、坚持课堂听写

课堂听写是对知识的巩固与再现。进入高中学生沿袭了初中政治开卷的习惯，对一些基础理论不善于记忆，也不愿意记忆，于是我采用这样的做法。我的听写题目多是一些基础理论或是本节课的重点，我会在讲授新课时重点强调、着重分析，并告诉学生这是我下节课要听写的题目，这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同时也避免了学生不知道背书上的哪些知识点，避免了一些盲目性。听写成绩与平时成绩精密挂钩，并实行100分大比拼，充分调动了学生背书的积极性，达到了对知识的很好掌握。同时我还坚持知识点的循环听写，帮助学生克服遗忘规律，达到对知识点的反复记忆，从而全面掌握知识点。

四、由学生评讲单元试卷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在讲作业题时，我会帮助学生分析此题考查的是什么知识点，知识点在题目中是如何让体现的，解题关键点和突破口在哪里，主观题的话，我还会分析答题的最佳途径，并总结出一定的答题格式、方法。这种讲评试卷方法，不断给学生灌输、强化，使学生成为做题的模式和习惯。由于课程进度还是比较紧张，因此我只让学生用此方法讲评单元试题。我将单元试题分给四个同学（随即）准备，让他们下去准备，在他们上课之前，先到我这里来对他们准备的情况进行一定的把关与辅导，避免他们发生一些小错误，节约上课纠错的时间。学生当了小老师，他们的积极性很高，都很认真准备，同时给课堂注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学生听起课来也更有激情，我尝试了一个学期，感觉到讲评试题用此方法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我将继续采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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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伤 雇佣损害赔偿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劳动用工主体和雇佣关系非常复杂。由于我国劳动立法滞后，这两类纠纷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市场调节的主导作用，营利性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等主体，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惜降低预防成本，致使社会成本加大，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问题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由于劳动契约是从雇佣契约中分化而来，它们之间有近亲的渊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处理这两类纠纷时很难把握，导致当事人讼累。

一、 侵权损害赔偿到工伤保险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劳工执行职务遭受意外灾害，原来只能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不符合侵权行为要件，劳动者当然没有请求权，即使具备侵权行为要件，主张权利实际上也有困难，其理由有二:一是侵权行为法是采取过失责任主义，被害人需证明加害人（尤其是雇主）的过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是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谋生，欠缺提讼的时间、精神以及能力。19世纪中叶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发达，工会运动兴起，各国政府为保护劳工，以谋社会安定，积极设法解决，大体上说，分为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改进侵权行为法;二是创设劳灾补偿制度。其中以德国、英国法制的发展最具有创设性以及模式性，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仿效。

然而，无过错责任并非万全之策，实践证明它的实行又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无过错责任不以雇主的主观过错为前提，加重雇主赔偿责任，使得雇主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和竞争力降低，这对雇主是极为不利。尤其雇主为小业主时，无过错赔偿责任可能会令其陷入破产的困难境地。另外，由于雇员最终能否获得赔偿仍取决于雇主的经济能力，如果在雇主没有支付损害赔偿的资力时，即使根据无过失责任认定雇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不能得到满足的支付，从而成为有名无实的赔偿。

因此有建议应该修改法律，使雇主负有危险责任，并规定强制责任保险，以资配合。然而当时执政之宰相俾斯麦认为要彻底保护劳工之权益，必须实施广泛之伤害保险制度。因此，德国政府于1884年7月6日制定劳工伤害保险法。德国劳工伤害保险制度实行迄今将近100年，对德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

二、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的联系与区别

工伤与雇佣损害赔偿，其母体分别是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劳动契约，我国劳动法将其规定为:“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雇佣契约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限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雇佣契约体现的是当事人缔结契约时自由独立自主的合意，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具有有偿性、继续性的特点。其目的在于给付劳务，以劳务本身为标的，不对劳务产生的结果负责。根据两者概念的阐述，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主要有以下联系与区别。

1.其联系是:(1)都是私法上的合同。当事人地位平等，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虽然劳动契约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强行性规定，但合同内容所属私法上的法律关系。(2)都以给付劳动为目的。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者依约向雇佣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而不在于实现雇佣人的预期利益。这是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不同的。在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中，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定作人、委托人的预期利益，承揽人、受托人给付劳务的义务仅是作为手段性义务或附随义务。(3)都是继续性合同。作为给付劳务的合同，受雇人给付劳务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须在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同。(4)都是双务有偿合同。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提供劳务，雇佣人必须依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均需付出代价。(5)都是诺成合同。这两类合同经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成立生效，而不以当事人一方的交付为成立要件。

2.其区别是:(1)主体不同。这是劳动契约与雇佣契约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我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雇佣人，即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雇佣合同无限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自然人均可以作为雇佣主体。(2)形式不同。劳动合同必须订阅书面契约，我国《劳动法》第19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雇佣契约没有形式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是口头合同，雇佣合同为不要式合同。(3)二者受国家干预的制度不同。雇佣契约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是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有很大的自主自由。而劳动契约，国家经常以强行法的形式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敢干预劳动合同的内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4)历史不同。雇佣合同自罗马法就存在，沿袭至今。而劳动合同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国家干预的结果。(5)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雇佣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直接向法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必须经仲裁才能向法院诉讼;(6)适用的法律不同。劳动契约解决时适用劳动法的特别规定，劳动法另有规定才能适用民法规定，而雇佣合同解决时适用民法。

三、工伤事故责任与雇员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区别与竞合

工伤是指劳动者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生产劳动有关活动，受到的伤、残、亡或患职业疾病。雇员人身损害是指雇员按照雇主的意旨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时自己的人身受到损害。

1.两者区别在于:(1)构成条件不同。工伤事故责任的构成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无论法定的劳动关系还是事实的劳动关系，发生因工伤害都应当按工伤来处理；而雇员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必须存在雇佣关系。区分工伤事故责任与雇员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关键是区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2)适用法律不同。工伤事故责任是由劳动法强制性调整，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应依据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具体的依据是《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章的规定。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来调整。不久前公布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做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两者在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上有很大不同。(3)赔偿主体不同。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自行支付费用。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解决纠纷的途径不同。工伤事故赔偿解决的途径，必须依据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劳动仲裁是处理工伤事故的必经程序，不服仲裁裁决的才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当事人可直接到人民法院。具体操作中存在着很大差异。如在确定损害程度的途径方面，有工伤认定资格的是劳动部门，对于工伤认定不服的劳动者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而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只要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均可以确定其伤情等级，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到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或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在请求赔偿时效方面，工伤赔偿在认定工伤后，受害人必须在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部门裁决，雇员人身损害赔偿则遵循《民法通则》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时效为一年的规定。

2.两者的竞合问题。解决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竞合，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竞合问题。在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竞合问题上，可以做如下理解:其一，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如果雇佣关系中的雇员遭受人身损害时，雇员有权向雇主或者第三人提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无工伤保险赔付请求权。其二，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对用人单位仅享有工伤保险赔付请求权;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对于雇主采用“工伤保险取代侵权损害赔偿模式”，对于第三人采用“补充模式”。具体来说，因雇主行为造成工伤的，工伤职工只能申请工伤保险赔付，不得向雇主提出民事赔偿;因第三人行为造成伤害，并认定为工伤的，在申请工伤赔付的同时可以依法请求民事赔偿。

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竞合的问题，关系到工伤当事人所获赔偿的多少，直接影响工伤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其处理不仅与工伤当事人的切实利益息息相关，同时还必须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承受能力等因素，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实践中必须认真对待、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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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弥补了原婚姻法中的不足，更好地适应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与原婚姻法相比，更具 科学 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原《婚姻法》对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 发展 家庭关系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 经济 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旧婚姻法的缺陷日益显露，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新婚姻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出，它的出台较好地弥补了1日婚姻法中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一些符合杜会要求的新规定，可以说新婚姻法是一部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本文主要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离婚制度及夫妻财产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提出拙议，以求教于大家

     一、夫l的离婚制度

传统上我国的婚姻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对于婚姻的聚合与解体已经很难茼单地评判好或不好。因此，新《婚姻法》对离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面向2l世纪的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首先就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论述。

(一)修改前的离婚法定条件

1980年实施的婚姻法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在对要求离婚的当事^进行判决时，是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准于离婚的唯一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因为它一方面沿用了i950年制订婚姻法中的“自由离婚”原则；另一方面又确立了“破裂主义”原则。同时，在 教育 人们树立正确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方面，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已为十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髓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薪体制转轨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一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婚姻的 法律 特征看，单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不能体现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2)从立法形式上看，它是采取概括式规定，不利于法律的适用和遵守。(3)在内容上单以“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具有超前性．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当前的婚蛔状况。

(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形式和离婚法定条件

为了适应当今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新《婚姻法》本着保障离婚自由，但又反对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 总结 了20年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离婚制度从立法上加以确认和补充。

1．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4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于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应即发给离婚证”但由于此条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须到”二字力度不够；另则“适当处理的古义摸糊不清，不利于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督促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因此，为维护协议离婚的严肃性，保护当事^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针对以上两点作如下规定：(i)进一步规定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重申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双方就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就离婚后有关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屙债务的清偿，一方是否需要另一方予以经济帮助等事项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2)强调了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原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改为“……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其中强调必须”二字，有其一定古义：申请离婚登记，不适用有关的规定。申请离婚登记，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都不适用协议离婚。以上有关协议离婚的重申与补充，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便于双方当事人较自觉遵守和履行。

2．关于判决离婚制度

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蛔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破裂主义在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中只有原则性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列举，给执法带来困难和主观随意性，“感情破裂”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也显露出来。对此新《婚姻法》在原基础上作如下补充：(i)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男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于离婚。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使离婚条件具体化这不仅在立法技巧上，采取概括性规定

与具体倒示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使判决离婚的条款更科学、更规范、更具有操作性。其理由有：(1)采取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相结音，是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儿国外离婚立法看．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括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掏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方面。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哮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话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夫妻感情破裂”与具体理由相结合，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婚姻关系，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对应否准予离婚作出正确的判断。(4)将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结合起来，可减少审判人员判案的随意性，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的婚姻权益由此可见耐离婚制度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填补了过去立法中的空白，提高了《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二、夫妻时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的《婚姻法》儿不同的角度对夫妻财产制的构建怍出了很多增补规定。笔者针对修改前后的我国夫妻财产制谈几点看法。

(一)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

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是杜会主义计划经蒋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城乡家庭时产关系的实际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我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198o年颁布的婚姻法，一方面继承了195o年婚姻法中贯穿的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原有法律的局限性应当指出，经过2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原《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经逐一显现出来。

(二)修改后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婚姻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总结历来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补充规定，笔者在此就修改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四十方面进行说明。

1．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夸天，新《婚姻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i)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一方面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诒。(2)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与婚姻家庭观念 现代 化的结合。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杜会的进步，用现代化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导人们建立互爱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同时．它鼓励婚姻家庭成员从事刨造性的劳动，否定不劳而获的观念。承认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价值构成中的贡献，这是与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精神相配套的一十价值观念

2．关于夫妻法定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的 发展 ，为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修改后夫妻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有财产制已成为夫妻财产制的主导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准确地规定婚后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

婚姻法在修改夫妻法定财产时，已将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特有财产外)：(1)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2)一方或双方因继承、受赠、受遗赠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面的财产除外。(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获得的财产。(4)一方或双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5)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从以上5条规定可看出，修改后的夫妻法定财产制范围与修改前的相比较，缩小了规定范围．相对延长了夫妻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问，尊重了被继承人赠与人对十人所有财产的处分权，从而与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相一致，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十人权利的社会价值观念。

第二．明确夫妻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

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地享有共同管理、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确认可禁止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防止因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另一方造成财产损失。

3．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 法律 允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协议的方式．将某项财产或收人，确定归一方所有的或双方分别所有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仅以“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范方式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原则规定．尚无可具体操作的条款，所以，实践中真正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并不多即使有的夫妻对财产进行过约定，但一旦面临财产分割，双方往往因约定的有效性难以璃认而发生纠纷。为改变上述状况，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不同需求，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要件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2)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3)投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或夫妻十人财产制。(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5)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杜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财产构成上出现了股票、债券、彩票和外币等；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私营 企业 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用资金，其价值已远远超出通常的夫妻财产；夫妻财产客体上的变化，仅依靠笼统的另有约的除外”，已不足以反映和调整夫妻在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明确责任，切实保障各方的财产权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显得更重要。

第二，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维护夫妻尤其是再婚夫妻和分居两地夫妻各方的财产利益。

对夫妻约定财产作明确规定，可使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自强自立尤其是再婚家庭中，夫妻在对前婚所保留的财产以及对各方父母和子女承担经济义务等问题上，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由此引发夫妻双方和继父母子女问的感情冲突和财产纷争，希在再婚前“约法三章”。对那些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妻来说、无形之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消费单位更需要通过明确约定，从而相对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

第三，适应现阶段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耐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明确规定，可避免因夫妻感情危机或财产纠纷而危及个体和私营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与相关国家在迭一领域的法律冲突。

4．美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个人财产(即特有财产)是指夫或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对此都有较明确的规定。我国原婚姻珐对夫妻个人财产未作规定，因此．在这次新婚娲法的修改过程中设立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井作以下规定：(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园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其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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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法，正义观，社会正义，实质正义

一、正义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

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它值得我们用全部的思想和智慧去求索。虽然我们很难用一句话去界定正义是什么，但是它却象空气一样时刻陪伴着我们。小到对某个行为，某个个体，大到对某一法律制度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评价，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我们用正义的观念。正义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它是人类道德、伦理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检验其他道德、伦理规范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的重要尺度。正因为如此，正义成了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所共同关注的命题。从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哲学大师康德、卡尔？马克思等，先后基于不同的维度对正义进行了探讨，因此关于正义的界说也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正义观是动态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变化的；正义又是历史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正义观。[2]由此可见，我们很难得出正义的终极结论，只能基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使我们的正义观更接近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现实。

虽然对正义的界定和理解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自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在开篇给出了正义的经典定义——“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以来，不管是把正义定义为意志、习惯，还是把正义界定为德行，亦不论把正义视作社会基本结构的衡量尺度，“给予每一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个要素，正义不可能在社会中兴盛。”[3]其实，“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终极说来就是利益的公正、公平和合理的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周旺生先生指出，“正义，尤其是整体意义上的正义，就其本质而言，也不过是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制约的社会关系以伦理规范的形式所作的表现。”[4]特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就是各种社会利益（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的分配结果。

在人们对正义的认识的发展进程中，曾经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校正正义、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等的提法，但从终极目的来看，各种正义所关注的无非是某一领域某种权利和义务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成员间的分配。

二、正义是法的价值追求，是法的衡量尺度。

从语源学上来看，“法”一词不管是在汉语中还是在其他语种中，很多情形下是与正义密切相联的。我国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对法的解释是“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去之，从去。”可以看出，古汉语中“平之如水”的法和公平意义上的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拉丁语中，“法”的字源是“JUS”，其既含有法的意思，同时还有公平、正义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体现着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法或多或少是人类社会追求正义的结果。

在法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中就有“法不阿贵”、“刑无等级”格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等级制度下人们把法塑造成公平正义化身的努力。在西方法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就不可胜数了。其实，对于正义的探索始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之后才成为法律哲学的研究对象。法律哲学对于正义的探索从本源上来说是以道德哲学对正义的界定为基点的。法律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更具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正义观为标准对法律制度的内涵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评价。法学家们对的关注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所关注的也是正义的不同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关注表明了正义与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表明了正义对法的发展和构造的重要作用。在经常被认为是抽象推测和形而上学敌人的普通法系，虽然自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之后自然法学消退的200年以来，很多的权威的英国法书籍极少提及正义的问题，但是“普通法的语言，特定的原则，法规和权威性判例无不充满着诸如‘公正的’‘合适的’‘正确的’‘常理的’和‘正义’之类的词语，法官被自己的誓言和国家的法律责成去主持公道，去公正处理。”[5]可以说，现代法律制度离开正义，没有正义作为价值理念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天然的、本能的追求，而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追求正义的一种产物；因而法体现着人们对于正义的诉求，正义也就成为善法与恶法的重要的衡量尺度。如许多思想家和法学家所强调：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也只能在正义中显示其价值。[6]正义观在法律制度中的渗透和体现，可以保障法成为良法、善法，防止它偏离我们共同的价值信仰和追求，服务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当正义成为法的价值追求时，正义就成为了“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同时正是由正义成为法律制度的衡量标准，才使得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审视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制度和法制的形式结构”，而且还要关注“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模、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7]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相对于道德、伦理规范来说，是处于低位阶的，但一旦体现着正义观的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那么人们所追求的正义就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得到了实现。“正义只能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这一古老的法学格言就表明了法对正义实现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法的强制性特征，正义作为一种理想和追求才转变成了现实，才使得社会在正义的昭示下一步一步走向更加公正、公平和合理。

三、经济法的社会正义观。

（一）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其正义观形成的基础。

法，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路径，蕴含着人们对于正义的诉求，但是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对于正义的追求却是通过各个部门法来实现的。每个部门法都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担负着特定的社会职能，因此表现在每个部门法中的正义观就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部门法的形成基础的差异上。

下班部门法的划分一般说来又是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所产生的关系的界定为基础的。虽然“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先验地存在着几类泾渭分明的社会关系”，但是抛开社会关系来谈论法律也就无异于玩一些枯燥的文字游戏，因为“法律的生命力就根植于社会关系”[8].正义的观念是抽象的，但是基于正义观所作出的判断却是具体的，这种判断必须是以具体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离开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来讨论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是没有意义的。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部门法的正义观形成的前提。立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社会关系、部门法和正义观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

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的经济法，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协调本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生的”[9]，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的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有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经济法与只调整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或产生于政治国家领域的社会关系的公法或私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涵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整个社会。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与此不同，民商法重视传统、习惯和风俗的作用；行政法虽旨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上却确定了行政优先的做法，这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意味。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是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它不会使任何社会成员的现有处境变坏。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作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10]，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体经济理性的总和却往往不等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因为个体的经济理性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也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存在着质的区别。

（二）经济法的社会正义观。

基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义观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经济法服务于普遍增加社会成员利益的终极目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因此经济法所追求的是社会正义的实现。

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各种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伦理学的论文中，20世纪初，社会正义的理论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在很多当代政治、哲学论文中，社会正义经常被视作分配正义的一个方面。虽然分配正义与社会正义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把二者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则如米勒所指出的，“模糊了社会正义这个观念本身之中新颖和独特的东西”。米勒还进一步将社会正义分为地方性的社会正义，亦即局限于一个“自我包含的政治社群”或“民族水准上的国家”的社会正义，以及全球的正义。[11]本文认为因为经济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它所体现的社会正义观似与“地方性的社会正义”相对应。

社会正义所关注的，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的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罗尔斯所说的社会主要制度是指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与社会安排。[12]把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社会正义的主要问题，其目的就在于探索出符合尽可能性多的社会成员所认可的社会基本制度设计，变革现有的社会制度中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部分，重构社会的合作、分配体系，使得资源、利益、机会等基本善（primarygoods）在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的分配。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国家对经济的协调就会涉及到市场竞争、市场秩序、财政税收等社会经济的基本制度问题，这些领域属于罗尔斯所说的社会主要制度。因此，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与调整就走入了社会正义的视野。社会正义对于经济法的主要作用表现在，用社会正义原则来审视经济法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否实现了基本善在社会成员间的公平分配，如何完善经济法，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民商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领域则是个人正义所审视的对象。“个人正义问题关注个人是否合乎社会秩序的要求，旨趣在规范个人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13]民商法旨在规范调整私法主体的行为，使私法主体的行为符合既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发展。可以看出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正义关注社会的主要制度对于基本善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是否合理，立基于制度满足人的需要的思考；个人正义关注个体行为是否合乎既定的社会制度，立基于人与制度的协调。

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一、平等地分配权利义务；二、差别原则，其主要含义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哪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14]像其他部门法一样，经济法也追求权利义务在个体间的平等分配，如个体平等地享有公平竞争的权利，负有同样的纳税的义务。其次，经济法也体现了差别原则。但是差别原则所追求的结果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即一方利益的增进，处境的改善并不导致他人的利益减少和处境变坏。这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利益总额的最大化是存在明显区别的（采取功利主义的立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有时会以损害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

经济法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它的基本的制度设计即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就应当符合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在经济法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横向来说，在当前的社会中，尽可能实现社会权利义务的平等分配，从而求得机会、结果在经济法主体间的平等实现；从纵向来说，实现生存权利义务在现代人与未来人之间的合理分配，实质就是生存空间与资源的均衡分配

平等原则主要表现为经济法主体依照法律平等地享有选择营业范围、公平竞争、要求行政机关给予平等对待、同等服务等权利。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法主体都要诚实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如诚实纳税、保护环境、向劳动者提供劳动、医疗保险等义务。根据平等原则，任何经济法主体都不享有超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利。用平等原则来检视我们的经济法，确实存在违背平等、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公司法中，国有独资公司或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可以发行债券，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则无此资格；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五人；在申请股票上市方面，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设立的，或者公司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以连续计算三年的盈利期间。同样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却有不同的对待。导致不同对待的原因，除了所有制方面的差异外，实在想不出其他方面的实质差别。现在问题归结于所有制性质差异是不是给予企业不同对待的充足的理由。如果认为所有制的差别足以使人认为国有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所有制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同样情况，那么这种区别对待是符合形式正义的观念的，否则，就只能说这种区别对待是立法者的“专断的区分”了。党的十六大文件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再根据所有制的差异而人为的制造经济主体间的差别对待，就有违于平等原则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财富的均衡分配也是经济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应该在社会的全体人民之间比较公平地分配社会的收入和财富”[15].在现代社会，能实现这一基本目标的主要方式是税收。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个体间因为存在的如教育背景、能力以及性格方面的实质差异会导致其生活环境和所获取财富的差别。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这种差别，任由这种差异的存在，常识告诉我们，巨大的贫富差异容易滋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这种差异同样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尽可能地缩小贫富的差异，同时还要通过承认这种差异来激发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起这个作用非税法莫属。税法通过对社会发展创新机制的维护，尽可能地在全社会人民之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财富。这是其他部门法所不具备的功能。

我们在讨论正义的时候，大多是出于横向维度的思考，而很少从纵向维度作出审视。这种倾向使人们的注意力太多的集中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极少关注他们时代的人与其未来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近代的民商法律制度是立基于个体是其利益最佳的判断者和个体是谋取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假设上的。否则，我们很难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理解为什么“私权神圣”、“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能成为以个人本位的私法的基本理念。但是，当人们的目光只集中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未来。在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到危及他们生存的时候，人们才猛然醒悟，将来会怎么样？于是学界提出了“生态人”的假设，“所谓‘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称的一种概念假设，……而‘生态人’则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其包含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共振共谐关系。”[16]这种‘生态人’的假设表现在现代经济法学中，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引进，使我们当前的“法的‘真正的正义性、公平性’正在受到审查”。[17]

可持续发展应当包括以下三点：首先，人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应当从传统工业文明中“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念向“人是自然的成员”转换；其次，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要考虑到代内平等、代际平等，应当承认后代人的本应享有的平等机会，不应剥夺后代所享有的同等发展和消费的权利；再次，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合理的控制人口的增长，使经济发展与社会的人口增长、环境保护等到多元的社会发展目标协调起来。[18]我们应当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正义考察的一个价值取向之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我们对正义的考察有了纵向维度的思考，而不是仅限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行为更趋于理性，使我们的行为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差别原则在经济法中则具有现实的矫正意义。同为社会的个体，因为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很难实现社会个体的机会平等。对形式上平等、实质上有差异的个体采取不同的对待，从而从更大程度上实现机会的平等。国家对残疾、失业人员的经营采取税收减免的优惠措施，实际上是给予其倾斜性的政策增强其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从实质上保证机会平等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机会平等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平等，但是没有机会平等很难有结果的平等。我国的各地区间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差异，导致了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悬殊。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通过税收、财政、产业等政策的倾斜，给西部地区更多的发展机会，以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异，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开势下，通过差别对待，缩小个体间、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是增进社会利益的一种选择。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虽然同是市场主体，但是基于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从而达到增加社会财富、利益的目标，我们的外资企业法给予了外资企业不同于内资企业的待遇。在设立方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借鉴了英美法的做法，在股东出资方面采取了授权资本制[19]，而内资的公司企业则采取的是法定资本制；在税收方面，外资企业享有不同的税收的优惠，而内资企业则很少有例外。即使同是内资企业，也可能因为国家的产业政策会有不同的待遇，比如高新企业可以享受到其他企业所享受不到的税收优惠。当然随着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区别对待要逐步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这种区别对待曾经存在的合理性和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应当指出，平等原则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原则，而起矫正作用的差别原则是辅原则。差别原则只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特定的时期时才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在壮大国有经济的时代，给予国有经企业特殊待遇似无可厚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给予外资企业经优惠政策也不失明智之举；而目前，我们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同时我们也成为了世贸组织的成员，顺应这种社会形式，取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别对待，实现企业间的平等应是经济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实质正义不是经济法所独有价值追求。

有学者曾以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作为标准来区分民商法和经济不法。[20]这一观点未免有失偏颇。

正义的核心观念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Treatlikecasesalike；treatdifferentcasesdifferently.）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对应于形式正义，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则对应于实质正义。

形式正义要求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在法律上就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体而言，就是对于相同的法律主体要给予相同的对待。有所不同的是，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是对法律和制度公正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其实质性原则是什么。[21]罗尔斯的形式正义实际上已经游离于法律本身之外了，它是从法的实施这个角度来讨论形式正义。其实形式正义是每一个法律部门都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民商法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商事主体的行为能力的范围以及责任能力的确定是相同的，而在经济法中，同样的经济法主体享有平等的公平竞争、选择营业范围等权利，同样负有纳税、保护环境等义务。实质正义，亦指社会公正，即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这也是每个法律部门所不能偏离的基本理念。在民商法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和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民商事行为能力以及责任能力确定就有所不同，在经济法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就有不同的对待，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选择上也体现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因此，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每一法律部门都同时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实现。

相反，如果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人为的割裂开来，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和功能就有可能背离人们对该法律部门的期待。如果只讲求形式正义，就会出现波斯纳所说的情况：“这种形式的平等会将某些结果排除掉”。[22]也可以这样说，同等对待相同情况的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平等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处于相同情况的市场个体，有的个体会因为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或资本优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步取得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或垄断地位。如果该市场个体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则限制了竞争，剥夺了其他市场个体的平等竞争机会，该企业已和其他企业不处于相同的竞争地位。这一变化要求法律对该企业进行区别对待，以保证社会公众对形式正义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性的期待。从这一角度来讲，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补充和保障。同理，离开了形式正义所讲求的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大前提，片面的讲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实质正义，其普遍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只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一个法律部门中充分地结合，才能保证该法律部门在社会的认可和实施。

当然对于“同样情况”和“不同情况”的判断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波斯纳曾指出“更甚的是，没有任何现实世界的法律制度有可能（或更有意义的是，也不应当）避免一切专断的区分。”[23]对于“同样情况”的判断取决于人们对个体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取舍。“非常明显，有关联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标准是可以随着特定的人或社会的根本道德观而经常变化的。”[24]在教育未向妇女开放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同样是人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似性。

四、结论

经济法的社会正义观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它是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确立经济法的社会正义观，可以使我们从实然的经济法入手，对规范层面的经济法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进行检视，检验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是否偏离了我们的社会正义观，以求证合理应然的经济法，从而求得经济法功能和效用的最大限度的发挥。

注释：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页。

[2]周旺生。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J］。法学论坛，2003，4，36页。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4页。

[4]周旺生。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J］。法学论坛，2003，4，37页。

[5]郑汝纯。普通法之正义意识［J］。比较法研究，1998，4，417页。

[6]张文显。法哲学范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02页。

[7][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页。

[8]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9页。

[9]杨紫煊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页。

[10]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金桥文化出版社。2000，169页。

[11][英]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19页。

[1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页。

[13]吕小波。当代中国社会正义问题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2001，4，131页。

[1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0—61页。

[15][英]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M］。施仁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2页。

[16]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5—16页。

[17]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J］。法商研究。2000，6，65页。

[18]袁亚愚等。中国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1页。

[19]史际春、温烨、邓峰。企业和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96页。

[20]同上，153页。

[2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58页。

[22]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7页。

篇10

一、湘西州民间借贷特点分析

(一)层次多样,特点分明。通过监测发现,湘西州民间借贷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安全型”:主要用于亲友之间、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互助,体现的是一种团结互助关系,用以解决亲戚、朋友遇到的生产生活及经营上的困难,一般不收利息,期限长短不一。二是“稳妥型”:体现一种长期投资关系。一般表现为亲戚、朋友合作做生意,却又缺乏时间管理,便以长期借款方式借出资金,收取适当利息,利率略高于市场利率,在民营经济中较为活跃。三是“投机型”:一般用于短期回报较高的行业,如采矿、房地产等,投机氛围浓厚,风险较高,容易诱发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等行为风险隐患较大。

(二)手续简便,到位及时。从资金来源看,民间借贷的主体一般为亲友和关系紧密的客户,相互间比较了解,因此操作起来手续比较简便,一般只需写张借条,注明期限利率。据监测显示:合同文本本季为575笔,比年初增加500笔;借据本季为1463笔,比年初减少52笔。本年信用借款余额为1103万元,同比增加548万元;抵押、质押、担保余额为935万元,比年初减少100万元。可见,民间借贷的这种操作方式适应了民间资金需求“短、快”的特点,客户为了不误农时或商机,一般首选民间借贷,以解决当务之急。

(三)用途广泛,重点突出。本地区民间借贷的用途比较广泛,据监测:用于农业104万元,比年初增加42万元;房地产业1070万元,比年初增加127万元;工业制造294万元,比年初增加3万元。个人借贷主要用于购置住房、日常生产经营、教育、人情等,企业借贷用于购买原材料、维持日常经营周转、扩大再生产等。

(四)利率偏高,期限灵活。本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由借贷双方协商而定,与双方的关系亲密程度及借款用途和期限有关。亲朋好友互帮互助,多不需支付利息,体现为人情关系;生产经营性融资一般要支付利息,但利率有高有低,弹性空间较大,月息在10‰-40‰之间,且期限越长利率越高。融资期限比较灵活,有长有短,这主要根据借款的用途及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而定。从监测情况看,民间借贷期限一般为3-6个月,说明短期借贷有所增加,期限有所缩短。借出资金投向房地产业,占民间借贷总额的75.97%。民间融资利率的确定一般在法定利率水平的基础上上浮1.5倍左右,借贷期限为一年的,年利率一般在9%-15%之间。

二、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抑制是民间借贷滋生的土壤。通过监测,我们认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支持不足呈负相关关系。一是金融机构自然“减员”。由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存在一定的自然、经济及制度属性,这些地方的交易成本显著高于城市金融,规模效益显著低于城市金融,导致的盈利能力下降。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性,使金融机构纷纷退出市场。如,2003年以来,湘西州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县及以下机构38个,农村信用社在撤乡并镇以来总数也比2003年减少25个。二是商业银行贷款动力不足。现有县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集中在省级机构,而违约责任却要基层行承担,责权利极不对称,使得基层行缺乏贷款原动力。三是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过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中小企业由于普遍缺乏可抵押资产和正规的财务管理,目前很少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四是金融机构创新不足。如当企业提出愿意以产品质押、原材料采购质押等担保方式申请贷款,这种风险相对较低的贷款形式,银行却无法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贷款品种。这样,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资金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贷款动力不足、门槛过高等特性抑制,客观上为民间借贷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

(二)投资渠道狭窄是民间借贷兴起的潜在动力。近年来,湘西州储蓄存款保持两位数增长,但现有投资渠道狭窄。多数居民不具备投资股票的条件,县市以下国债发行量少,农村基本不发行。多数具有风险偏好、手头有较多盈余的富裕居民,在市场供需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发放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以谋取较高利益回报。民间资本的趋利性使他们在投资股市专业知识缺乏、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制约条件下,更多地选择具有一定道德约束和信用了解基础的民间借贷。

(三)交易成本低与隐性担保是民间借贷发展的基本保障。民间借贷感情投资成份较多,双方在借贷活动中比较注重亲情、个人品质和自身信用,一般遵循“不熟不借”的规则,借贷成本低,信息较对称,大多数借款都能够及时还本付息,形成了民间借贷的一种隐性担保机制。

三、中小企业融资与民间借贷

据人行湘西州中支调查,2009年初,全州3851家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缺口达60亿元。而同期,全州中小企业贷款仅增加10.02亿元,供需缺口多达50亿元。即银行贷款仅满足中小企业16.67%的融资需求,大部分通过民间借贷等融资方式来实现。从调查和监测情况看,目前,全州各县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间借贷行为,据各县排查统计,全州民间借贷逐年递增。2009年,监测点民间借贷发生额2038万元,比年初增加343万元。其中10户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发生额1626万元,个人借贷发生额411万元,自有资金率46.62万元,比年初增加0.02%。借贷主体有城镇居民、下岗职工、小型个体私营企业等。借贷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建房、医疗、教育、婚丧嫁娶、生活消费及个体私营企业经营中的临时性周转,也有少数以赢利为目的的借贷。65%的监测企业都表示融资为“购买原材料”。从借贷方式上看,绝大部分为信用借贷。

四、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一)比较优势:民间借贷的积极影响

1、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往往是资金不足,而这种情况又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得到缓解,也很难通过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得到满足。据调查:10户监测企业2008-2009年通过担保机构所获得的融资几乎没有。主要原因:一是存在附加限制。银行为控制信贷风险,要求非公有制担保机构必须支付一定贷款担保金,担保比例从1:3到1:8不等。许多担保机构由于实力不足,变相将保证金转嫁给企业负担,加剧了企业融资难度。二是担保机构规模小,可担保资金不足。为控制担保风险,银监会规定,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的担保金额不得超过自身实收资本的10%,以湘西州2.55亿担保资金测算,最多只能为中小企业担保16.61亿元贷款,远不能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需求。民间借贷则为一些求贷不能的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借贷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缺陷,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2、民间借贷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意识。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存在一种社会担保机制,借贷双方存在信用关系的同时,更是处在社会联系中,这种社会联系就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会给双方带来精神或者物质收益。因此,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中小企业会更积极关注自身的信誉,树立诚信意思,以图谋长远发展。

3、民间借贷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民间借贷是一种合约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市场化融资行为,由于地缘、人缘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金用途和所投资项目风险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有利于其作出正确的融资决策,并对借款人在资金使用上予适时关注。对借款人来说,民间借贷强化了信用约束,促使借款人合理和高效率地使用资金。

(二)内在缺陷:民间借贷的消极影响

1、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多数民间借贷的利率高于官方利率,甚至不乏高利贷,这势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支出,使原本就实力不强的中小企业承担过高的负债风险。

2、民间借贷容易引发资金恶性循环。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相结合,容易让银行误解企业的资金状况,从而做出错误决策。例如银行贷款到期,企业以民间借贷筹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同时在短期内又申请新的贷款归还民间借贷资金。这让银行控制贷款企业“借新还旧”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企业在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中,一旦经营失误,就会陷入资金恶性循环之中。

3、民间借贷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效果。民间借贷具有逐利性,同时,又有自发性、盲目性和不可控性。因此,大部分民间资金都流向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如,湘西州的矿产品加工、房地产等行业,而这些行业与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政策不匹配,容易降低国家宏观调控效果。此外,由于民间资金未纳入国家统计范畴,金融监管部门、经济综合部门不能及时掌握其流向和流量,容易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准确判断,造成决策上的偏差。

五、政策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传统的借贷方式,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当因势利导,兴 “利”避“害”,为我所用。

(一)加快政策立法。一是建议尽早出台《放贷人条例》或《民间借贷条例》等规范民间借贷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民间借贷的范围和准入条件,对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资金用途、借贷合同等进行规范,使其浮出“水面”,推动民间借贷规范、有序发展。二是在监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建立自我申报和纳税制度,使民间借贷纳入正常税收管理渠道。

(二)改善金融服务。民间借贷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例如:中小企业融资难、民营个体经济难以享有充分的信贷服务;欠发达地区银行信贷压缩、信贷程序繁琐等问题,使得银行资金流向民间借贷。因此,要大力改进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如,开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以压缩“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市场空间。

(三)加强行业监管。一是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监测体系, 加强对民间融资情况的监测。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相关数据,对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变动、区域分布情况等进行重点监测,及时掌握民间金融交易的规模和发展动向,并加以正确引导。二是强化信用风险教育。如,通过信用知识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使广大民众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增强风险识别能力,自觉抵制高息集资,减少操作风险。

(四)搭建信息机制。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一是加大联合征信的工作力度,为银行审贷提供必要的依据。二是建立规范统一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市场,开展信用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