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小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庸 历史小说 《鹿鼎记》

金庸的小说中最耀眼的元素莫过于那些“为国为民”的侠义之士，而如果放眼于驰骋江湖的大侠们所活动的背景，又会发现，他们都是生活在富有真实感的历史之中的。历史在金庸有确切朝代可考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书中人物可以直接与历史事件相联系，如《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在金庸的小说中，历史小说的特点时而闪现其间，让人领略到与快意恩仇的江湖所不同的景致。

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与特点，有着不同的说法。虽然提法不同，但大体的框架是相同的，即不论人物真实与否，小说的进行要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息息相关。其中，英国的罗吉・福勒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中提到：“历史小说的题材不分巨细，既包括国家大事，又包括个人私事……”[1]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中对历史小说有如下描述：“作品既可以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如R・格雷夫斯的《克劳狄乌斯一世》，也允许以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相混合……”[2]《鹿鼎记》中的事件从国家政治到小儿女谈情说爱，题材广泛；小说中的人物有完全虚构的主人公“韦小宝”；也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如“康熙”、“鳌拜”、“吴三桂”等。罗吉・福勒还提到：“主人公……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1]这也是历史小说的“历史“意义所在。《鹿鼎记》中贯穿着有据可考的史实，而韦小宝的起起落落和真实的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从他的飞黄腾达一直到最后的归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关。

从人物的安排上来看，《鹿鼎记》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历史人物交错，统一于清初康熙年间种种历史事件中。小说的主人公韦小宝，历史上并不存在。扬州所生的他偶然被江洋大盗茅十八弄进了京城，还做了一个假太监。他的成名与他用计智杀鳌拜有关，康熙皇帝和鳌拜是确有其人的，鳌拜也确实是被康熙用计所除掉的，只不过历史上这个计谋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没有韦小宝的存在。韦小宝参与此次事件，正是符合了历史小说的特点，即“主人公……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

《鹿鼎记》中的很多情节都是有在史书上有据可考的，并且主人公亲身参与到这些情节之中来，这些情节对主人公的命运造成影响。如在《鹿鼎记》第四回中，鳌拜欲将苏克萨哈等人处死而与康熙皇帝争论，最后竟双手紧握拳头，凶恶地向康熙走来，让康熙着实一惊。这个事件在《清代通史》中有所记载，《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第十六章中提到：“鳌拜既与苏成仇恨，至是必欲置之死……而鳌拜攮臂上前，强奏数日。”[3]小说中鳌拜强奏之时，韦小宝就在现场，并且“听他说的凶狠，吃了一惊，忍不住探头望去”，[4]这为韦小宝日后助康熙除掉谋反大臣做了铺垫。小说中，韦小宝遇到了很多史书上确有记载的人物，比如建宁公主、陈圆圆、李自成等，他们与韦小宝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同台登场，共同构成了小说引人入胜的情节。

《鹿鼎记》中历史小说特点的又一体现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紧密相连。韦小宝的命运与清初康熙年间的诸多历史大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刚才提到的韦小宝智杀鳌拜，就让韦小宝与康熙的关系更进一步。此后，韦小宝又入天地会，并成了总舵主的弟子和青木堂香主，天地会是清初一个真实的历史组织。之后，韦小宝寻找于清凉寺出家的顺治皇帝及误入神龙教，这些是虚构的故事和民间传说相结合的情节。不过《清代通史》中也有关于顺治帝出家的说法。

再后来的建宁公主出嫁也是真实的事件，可是韦小宝这个“赐婚使”却做起了真驸马，与建宁公主纠缠不清。后来韦小宝用智谋攻克雅克萨城之役则使韦小宝的荣华富贵达到了巅峰，雅克萨之战在清代历史，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都是个大事件；而韦小宝的命运也与这场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在雅克萨城破之后，由于他取得了外交和军事的双重胜利，仕途一片光明，得以封妻荫子。然而康熙皇帝想要派他去剿灭天地会叛党，他为保全忠义而选择带着七位夫人退隐。可以说，从韦小宝一出场，到他退隐江湖，无时无刻不在历史的背景中穿梭，他的命运一直与历史相连。

金庸小说的历史小说特点在《鹿鼎记》中体现得最多，这也是它看起来并不像之前的“金庸武侠小说”，就连金庸本人在《鹿鼎记》后记中都表示，“《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5]

金庸本人在《读\随感》一文中谈到：“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6] 在对《鹿鼎记》整体的把握上，金庸是很尊重历史的，他把历史与主人公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小说呈现了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共同演绎着其命运与历史事件息息相关的精彩故事。

参考文献：

[1]，【英】罗吉・福勒 著，袁德成 译，朱通伯 校.《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1987.第124页

[2]徐惟诚等.《不列颠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94页

[3]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第436页

[4]金庸.《鹿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第136页

[5]金庸.《鹿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后记

篇2

原告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与被告刘守忠原同在赤水县文化馆工作。原、被告间因故产生了矛盾。1988年11月在赤水县文化系统出现了一份油印匿名传单，该文列数了刘守忠若干不好的表现，并指责其作品格调低下，不应评定中级职称。刘守忠怀疑该文为三原告所写，故极为不满，曾扬言：“他们搞了我油印的，我是要还情的，要搞个铅印的。”同年，刘守忠借调到遵义地区文化局从事创作活动，并从同年11月起在《遵义晚报》上连载其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周西成演义》。1989年4月初，刘守忠告知他人，要注意看4月中旬的《遵义晚报》。4月19日和20日，《遵义晚报》上连载的《周西成演义》中，集中出现了胡翼昭、周孔超、石述庭3个反面人物。在这3个人物出场时，刘守忠对他们的形象、身世、专业特征等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以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的外貌形象、身世、专业特征进行摹写，使熟悉的人一看便知写的是胡骥超等3人。在小说中，作者对该3个形象极尽丑化描写，称胡翼昭为两面猴，生性刁钻，工于心计，为人狠毒，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是一个险恶的贩子。石述庭绰号皮条客，是狗头军师般人物，在人前装出一个马大哈样子，其实比狐狸还狡猾。周孔超被称为周二乌龟，妓与鸨母相识，后娶了鸨母，成了妓院的老板。这一段小说发表以后，在原告所在县引起强烈反响，三名原告联名致信《遵义晚报》报社领导，强烈要求报社停止刊载该文，不经删除侵权内容不得继续连载。小说的插图作者和当地文联领导也都向报社负责人及编辑要求删改后再连载。该报社对此不予理睬，不但在4月25日、4月29日的连载中，继续进行丑化描写，直至三原告已向法院起诉的1个多月后，还在连载的小说中描写周二乌龟半阴不阳，称呼其为“狗男女”。

对本案的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小说所描写的对象，是历史人物，与现实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作者刘守忠所写的《周西成演义》系根据史传敷演成文的一种文学作品，允许作者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人物与情节。小说中三个反面人物与三原告所处的特定环境完全不同，小说发表后并不会使知情读者认为三原告就是当年的贩毒者、妓院老板和地痞，因而，也就不可能给三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使其名誉权受损害。故被告的写作历史小说行为不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从主观上看，被告在小说发表前就对人表示还要报复三原告，小说发表后又表示过为什么要把三原告写进小说，具有侵权故意。在创作手法上，被告以谐音名字、特征描写、丑化人格的方式，含沙射影，贬低人格。小说发表以后，熟悉三原告的人一看便知作者是在影射、侮辱、丑化原告，造成不良影响，使原告名誉受到损害。故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作者的观点

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990）民他字第48号复函指出：“经研究认为：本案被告刘守忠与原告胡骥超、周孔昭、石述成有矛盾，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故意以影射手法对原告进行丑化和侮辱，使其名誉受到了损害。被告《遵义晚报》报社在已知所发表的历史小说对他人的名誉权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仍继续连载，放任侵权后果的扩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的规定，上述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这一批复，给历史小说能否侵害人格权问题，作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一司法解释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其依据是：

首先，《民法通则》并没有限制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方式，没有说历史小说不能侵权。以名誉权为例，《民法通则》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名誉权的条文有两条。一是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二是第120条，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在这两个条文中，只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有人认为，这是对侵害名誉权行为方式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即或如此，这里所描述的，只是对行为方式的内容的限制，而不是对行为方式的外在形态的限制。因此，从《民法通则》上述条文中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无论采取何种行为方式，只要这种行为方式具有侮辱、诽谤等内容的，就违反了民法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名誉权的禁止性规范，造成了侵权结果的，构成侵害名誉权。因此，可以认为，《民法通则》对侵害名誉权行为的外在表现形态，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审判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几年审判的侵害名誉权案件，既有口头语言形态，又有书面语言形态；既有新闻报道，又有文学作品，甚至还有广告等其他形式的书面语言形态。那么，历史小说也是一种书面语言形态，其中完全可以包含侮辱、诽谤等内容，以至被人作为侮辱、诽谤他人的手段，用来达到侵权的目的。

其次，历史小说侵权，主要手法是影射。历史小说，是描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小说。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真实人物还是虚构人物，都生活于作者在小说中所创作的历史环境之中，与现实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因而在一般的意义上讲，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正是由于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历史小说侵害他人名誉权的主要手法，就是影射。影射，“借甲指乙；暗指（某人某事）”[1].历史小说的影射，通常表现为利用同音或谐音姓名编造历史人物，将现实人物的主要身世、爱好、外貌特点写在历史人物身上，使熟悉情况的人一看便知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是暗指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特定的人（当然也可能是现实中的法人），同时，对用来影射的历史人物进行具有侮辱、诽谤等内容的描写，使现实生活中的特定人物的名誉受到损害。当然，其他方法也有侵害他人人格权的可能。

再次，国外立法例的参考。在国外立法当中，当然没有明确规定历史小说可否构成侵害人格权的条文，一般是通过对出版物的限制性规定，达到保护他人人格权的目的。《瑞典出版自由法》第4条规定：“依第一章阐述的一般出版自由的意义，凡属下列情况的任何一种依法可受惩罚的陈述，均应认为是印刷品中的非法陈述：……12.威吓或侮辱那些具有特殊种族、肤色或民族或种族血统的人，或那些持有特殊宗教信仰的人；……15.诽谤无官职的国民。”《南斯拉夫新闻法》第52条规定：“禁止发行如下出版物：……7.损害我国人民及其最高代表机关和共和国主席的荣誉和名誉”。我国澳门地区新通过的《出版法》也规定：“在出版物中以引喻、暗示或隐晦语句对他人构成侮辱和诽谤者，均为违反出版法。”出版物是一个统称，历史小说应当包括其中。上述这些规定的共同之点，就在于不得借出版物侮辱、诽谤他人。历史小说是出版物的一种，历史小说当然也不得借机侮辱、诽谤他人。这些立法例值得借鉴。

利用历史小说侵害他人人格权责任的构成，需要具备四个要件：

1.侵害他人人格权的故意。在一般的小说侵权责任构成中，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都可以构成侵权责任，例如使用素材不当暴露了写作模特的隐私，是可以构成侵害人格权的。历史小说则不然，过失不构成侵害人格权。这是因为，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作为描写对象，其中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有时间界限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把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即或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很相似，只要作者不是故意借古讽今，就不能认定他写的人物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如果故意将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挂起钩来，并且意图用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来侮辱、丑化现实生活中的特定人，就构成侵害人格权。

2.确有影射的事实。影射的事实，就是通过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来暗指现实生活定的人。影射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姓名、外貌、身世、爱好等方面的描写，使历史小说中的人物酷似现实生活定的人。其判断标准，应是熟悉情况的读者一看便知，一致公认。从小说内容的审查和知情人的印象，可以确认该小说是否有影射的事实。

3.确有侮辱、诽谤等丑化人格的言词。侮辱、诽谤等是侵害人格权的主要行为方式，历史小说侵权也同样如此。在历史小说中，要构成侵权责任，除用小说中的人物去影射现实中的特定人外，还必须在小说中对利用来影射他人的人物进行侮辱、诽谤，进行人格的丑化。例如，公开的詈骂，丑化性的刻画，作反面人物塑造，编造庸俗、低级的丑化人格的情节，等等。如果仅仅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写进历史小说，而且众所公认，但没有丑化性的描写，也不能构成侵害人格权的责任。

4.确有损害他人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后果。人格权的损害，是精神利益的损害。它的表现形式，不是象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那样表现为有形的损害，而是一种无形的损害，表现为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因而，人格权损害事实的证明，要通过小说的影响范围、小说人格丑化的程度、读者的反应等一系列相关的因素，去作综合判断，而不能象财产损害、人身损害那样靠鉴定、靠诊断来判断。这是需要认真注意的。

具备以上4个要件的历史小说创作，可以确认其作者构成侵害他人人格权。刘守忠故意以历史小说创作的方法影射3名原告，具有侵害凉告的主观故意，确有用历史虚构人物影射原告的事实，在历史小说中极尽侮辱诽谤等丑化人格的描写，严重地损害了3名原告的名誉，构成了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篇3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小说,困境,空间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这些历史小说不再构筑光辉灿烂的历史故事,反而是传说、野史、民俗、世态人情等迅速占据了历史前台,寓言式地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世界及自我的理解,为人们提供了陌生而又鲜活的历史文本。但作家们解构历史问题的兴趣显然不是要复活“历史”，而是要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找到一条适合他们的通道。通过淡化处理历史情境、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的方式,实现了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局限性在于,对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原因,欲望背后的文化原因,人性善恶背后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挖掘,未能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试验中，他们对文学中历史主题的解构，集体性显现出非常鲜明的“困境”。

一．对历史的解构

新历史主义小说强调偶然性。李晓的《相会在K市》、陈斌源的《天河》、李锐的《银城故事》等等作品,都打破了历史小说的必然叙述模式。《战争故事》的作者廉声曾说:“我无法走入历史。”②既然无法走入历史又该如何言说历史?廉声的责编陶忠秦说:“《战争故事》的创作实践说明，看不清历史的全部亦无妨，文学本来就在像与不像、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徘徊。”③此话不无道理。巴尔扎克曾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④马克思也有类似观点:“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⑤然而，仔细分析新历史主义小说，不难发现，偶然的历史大规模侵入新历史主义小说，并以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形式呈现出来。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当数苏童。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是其发表于1987年至1991年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婴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米》。如果说苏童的早期作品，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还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和图解某种新潮认识的痕迹，那么《米》则表明他进人到一个相当自由和谐的境界。小说有意将社会历史的变迁同百姓寻常生活作了“巨细”的倒置，回避了正面历史事件。当“历史”无法具体真实到一个平凡琐碎的人物身上时，新历史主义小说就借此把想象的所谓的“过去事情”纳人其意义结构中，形成了主观的真实。

二:意义的在场与缺席

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人潜人历史深处，复活历史本真话语，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历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历史这样一种“虚的空间”，从而填注进自己对当下现实的感受与认识。象苏童的《米》⑥，莫言的《丰乳肥臀》，实的《白鹿原》⑦等作品，都是借用了历史的空间进行创作。应当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是在意义的支撑下进行创作的，但读者在阅读其文本的过程中恐怕很难体认到这一点，读者大都能预知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格非就呼吁读者“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忽略的存在，这是一个无限敞开的领域，许多可能性尚未被穷尽。”正因为可能太多，所以历史主义小说文本就不再有清晰的历史前行脉络或是非善恶的伦理价值判断，足以让读者抓住小说的内容主旨，读者也因此更有一种想象被激活后又理解不通的心理缺憾与迷茫。小说中的历史是一种编纂行为过程，与读者理解与否无关，这就突凸出“意义缺席”的特征。

三:历史的空间化

读过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可能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均使用着现时的北方方言构成的文本会感到惊讶。其实这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历史母题的一种策略。用陈思和的话来说，就是“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历时性文本。”⑧即把历史的具体历时形态与外观予以打碎，找出其中的基本元素，再给以重新的组构，是“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历史遗迹的理解的可能”⑨。然而，当新历史主义小说淡忘了历史的时间内涵，将历史处理成一个虚无的空间存在时，它所言说的历史还能指称我们心目中所指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吗?答案是否定的。海登·怀特说：“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在模式之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⑩这就是说，“文本的历史”仅仅是作者的一种“修辞想象”，只是一个文字合成的结构，一种话语拼合的产物。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局限性也许并不像有的批评家所认为的仅是作者的认识水平与文学表现的不足,其实这种局限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本身所固有的,因为对历史的深入开掘又必将回到宏观层面,回到历史的总体性,而这些恰恰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排斥的。

参考文献

1 王彪:《新历史小说选·导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5

2 廉声:《战争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4 赵联成:《历史母题的解构—新历史题材小说泛论》,当代文坛,1997(1):22

6 苏童:《苏童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7 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8 陈思和:《碎片中的世界和碎片中的历史———90年代小说创作散论》,北京师范大

篇4

【关键词】日本历史小说；中国历史题材；文化回溯；文化利用

1939年8月26日，日本小说家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中外商业新报》上开始连载，开了描摹中国的现代日本历史小说兴起的先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历史小说家，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同时写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比如井上靖的《苍狼》、《敦煌》，司马辽太郎的《汉风楚雨》、《项羽与刘邦》，宫城谷昌光《乱世奇才：伊尹传奇》、《管仲》、《春秋霸主：重耳恩仇记》、《介子推》等，这些作品形成了日本历史小说家著名的传统——左手写日本，右手写中国。

众所周知，中日历史文化同根同源，中国的古典千年来都被日本人视作自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大力倡导“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汉文化也绝不是日本社会中纯粹的“异国文化”，在日本的人文领域，中国历史文化很多时候是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出现的，许多日本历史小说家在创作关于中国、尤其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时，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故乡。正如宫城谷昌光所说：“阅读古代中国的史料，很有意义。我想，探寻一个词在中国的原意，岂不就是探求日本人思考的源流吗？”

但是，这种文化之旅所要达成的回溯，其终点并不在中国历史文化，日本人所谓的精神上的故乡，与历史上的中国已经有了区别，中国的形象和意义在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读者中间已经产生了流变，通过日本历史小说回溯中国和汉文化，更像是一场没有来处的归途，最后回归的目的地是一个异质性空间，既不在中国，也不在日本。而是落在了一个存在于当代日本人心中的精神世界，这也正是取材于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当代日本如此繁盛的原因。

越过悠远浩瀚的历史，在日本历史小说家的笔下，他们回溯的中国其形象和承载有着显著的特点。

一、虚幻的时空

日本的评论家草森绅一曾说到自己年幼时读吉川英治的《三国志》，觉得太有意思了，“究竟是什么规模呢？我想简而言之就是空间。所谓规模宏大，也就是空间壮阔……如果空间不壮阔，不管构思怎样宏伟，也不能给人宏大规模的感觉。”

可见，中国大陆在日本小说作家与读者的心中，是一片几乎渴望的土地，而历史小说中古代的中国，正是描绘了他们心中这一片无人够得着的茫漠空间，给了他们极其丰富的联想和心理感受。

以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特质闻名的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这样写作《项羽与刘邦》里秦始皇巡幸的场面：“西边，始皇帝最远到达过位于偏远的陇西；东部，则巡视了黄河流域的主要城池，甚至到达山东半岛的之罘山（现在的芝罘），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大海；又南登琅邪台，返回途中经过内陆的彭城；然后南下遥远的扬子江畔，足迹踏遍那里的要冲之地。”

这样宏大壮阔的场面，作为岛国的日本是没有的，因此善于写作大场面的司马辽太郎选择了中国历史作为他小说的题材。因为只有在这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辽阔土地上，英雄才能上演他们与命运搏斗的动人心魄的故事。这片广袤的大地时而风起云涌，时而浩瀚清幽，富于传奇色彩。而所有这些特质中，都不可避免的氤氲上了一层历史的迷雾。使人明显感觉到，作者笔下的这片土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只是故事发生的舞台罢了。

在井上靖描写西域的小说《敦煌》里，西域边陲的宏大景观与历史的洪流结合在了一起，造就了惊人的音响和色彩感。作家笔下广袤无垠的沙漠，荒凉的大自然给人辽阔无边的心理冲击，当战事突起时城池熊熊燃烧，火光冲天，动荡的历史背景更使人浮想联翩，沉迷不已。

但井上靖的敦煌并不是真的敦煌，它来自于文献中，是长眠之后被作者挖出来的文物，这些文献和前人的创作，不少部分本身就是多年来全民族集体想象的结果，而后再经过作者的填充，更像是一座用想象力粘合起来的空中楼阁，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小说家笔下，因为作者的历史观、社会观、世界观的不同，粘合起来的中国就可以给人各种光怪陆离的感受。

在《敦煌》这部小说里，中华大地上一边是南柯一梦的北宋都城，浮华虚空，同时充斥着世俗社会的曲意逢迎和尔虞我诈。街道上竟有人当街卖人肉，被卖的西夏女子强悍无惧，富于一种神秘的来自少数民族的自尊。一边又是大漠孤城，动荡的战役给人世事无常之感，回鹘王女坠落城池的一瞬，以宏大的战事为背景，同时又以细致的心理描写给人伤感而又富于飘渺虚幻的美。最终主人公在古老的土地上埋藏下了存续千年的经卷，所有这些场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作者笔下的中国。这个中国一方面有着日本人一直以来畅想的名山大川，广袤地势，如赵行德在西域一路所见：“商队沿着平原上的大道，一直朝西行进。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处都是精耕细作的土地。大道两旁的树木已经萌发出嫩叶。行至中午时分，周围却已是一片灰色的世界，一点绿色都见不到了。”一方面又带着日本国土的那种优美纤细的情调，弥漫着一股触物兴感的情怀。如作者写战场：“夜色悄然笼罩着整个战场。淡淡的月光照亮了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盐碱地的表面看上去像是上了一层珐琅釉一样，约显青色。”

井上靖在《小说札记》里写道：“我的小说《敦煌》，或许是因为我没有踏上敦煌的土地才得以写成的作品。”正是因为没有到过敦煌，他才能以有限的文献作为参照，发挥自己对于敦煌一直以来的想象，然后结合自己具体的写作塑造出一片独一无二的陆地。在这个时空里，他不仅将他自己“生命无常”的虚空感投射在这块陆地上，还夹杂着当代日本对于战争和文化的态度。当井上靖真正来到敦煌时，他的感受依然是他自己在书中创造的那一片虚幻的时空，在散文诗《静绝国度之死》中，他写道：

“——回头去吧。

确实没有回头，这时最重要的。那时逐渐远去的长年经营的地方，变成了不见踪影的废墟，变成了亡灵的家。”

而在小说《天平之瓮》里，对于中国景色的描写夹杂着大量的抒情，情与景水融，使得作家笔下的中国国土自始至终蕴含着日本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识——“物哀”的情调。一方面唯美而辽阔，“连泥土也是香的。大小河江上二十四桥中的几条桥，和并峙运河岸边的仓库屋顶，以及大小伽蓝，掩覆在浓密的林荫中，在冬阳下发出冷冷的光辉。现在，普照才真正觉得目之所接，都发出一股幽香。”同时，在美轮美奂的背后，又隐含着一股浓浓的悲伤，小说中荣睿说：“花已开到最盛的时候了。”这样凄婉的描述，使得景物都给人一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唯美和哀伤。

可见，中国这片土地在日本历史小说中，不仅仅象征着地域的辽阔，更多的是那被历史笼罩的自然空间，和日本人一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想象的遥远的乌托邦。正是这种朦胧性，构成了日本历史小说所描绘的中国的最重要的特质。可以说，历史小说家们笔下的中国大陆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如今也不存在。

二、交错的文化

日本本身受中国文化影响就非常深远，加之这些历史小说写作的又是中国题材，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中国味”当然会更浓。井上靖的小说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在他的小说中，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尤其是道家的虚空观念、命运观念比比皆是。读井上靖的西域小说，最大的感触就是命运之无常。在他笔下的西域，满眼皆是大自然的酷威，以及随着风沙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无踪的各民族之间的斗争，突然到来的死亡和毁灭，兴亡就在须臾之间。

如他的小说《异域人》，这是篇描写开疆拓土、再通西域的英雄班超的传记。作者先描述了班超一生威震边关的雄才大略、卓著功勋，却在小说的结尾，写到71 岁高龄的班超，时隔35 年后回到洛阳，发现那里到处是贩卖胡国产物的店铺，街上胡人风俗明显，行人的服装华丽得让人感觉眼花缭乱。他30 年的劳苦似乎都付诸东流。当他在沙漠的黄尘中被改变了皮肤和眼睛的颜色，街上的幼童竟然呼唤他为“胡人”。在他死后5 年，汉朝就放弃了西域，再次关闭玉门关。整篇小说在广袤无垠的自然与横亘古今的历史中展开故事，使读者感到人类所有建功封侯、气吞山河的奋斗史，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幻而已。人的意志在浩瀚的历史中是苍白而无力的。这是典型的道家观念。

但是井上靖的无常观并不纯粹是中国的，其中还夹杂着日式的“物哀”的文化情调，而不仅仅是老庄道家的沧海桑田。如他在小说《敦煌》里写到赵行德和回鹘王女的爱情，两人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朗，整个故事弥漫着一层朦胧的伤感。

王女本是在城墙上等待自己死去的未婚夫，等到的却是赵行德。而赵行德说：“是的，我对你怀着爱情。恐怕也就是做你丈夫那个人活着的替身吧！”两人的交往犹如一场匆匆的梦境，而后来，赵行德对这个女子长久的，深沉的怀念，在战乱的背景下，明显有一种日本文化的短衡的、梦一般的韵味，悲凉，但是美好，给读者带来很纯粹的日式幻灭感。

据说幼年时，井上靖就对儒家思想很有兴趣，他读《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认为这句话其中一种寓意就是“世界在发展，其最好的象征就是江河中的水，历史在不断地发展，这样，人类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这也是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普遍的一个看法，吉川英治曾于45岁时来到中国大陆，他写到自己的见闻时就说：中国的民性就像黄河流水一样，与天地合在一起，在渺茫与无限之中活下去。在井上靖晚年的作品《孔子》中，他力图接近孔子思想的内核，因为儒家思想讲求积极入世，所以他对人生的思考也转向了积极的一面。在小说中他高度赞扬了孔子热忱追求人生的尽善尽美，和自强不息、兼济天下的奋斗精神。他认为，“孔子的魅力在于对正确事物倾注的热情，对拯救不幸的人们，所具有的执著的意志。”

但同时，井上靖对《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名言还有另一种解读，即：“逝去的一切，犹如江河中的流水，完全埋没在往昔之中。”并认为后一种解释代表了日本人的观点。在他的《孔子》中，这两种解读是交错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作品中的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中日混杂的结果。在《孔子》中，他反复论及的是这样的观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面既有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也有日本文化的茫然若失的寂寞情怀。

而日本历史小说中所塑造的中国人物，往往都是中日文化的混血儿。在这些“中国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日本魂魄。

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是硬朗刚劲的，这在小说中表现为人物的铁一般的性格。井上靖的小说《敦煌》中，朱王礼一进门见到回鹘女子一人站在屋里，他的两眼立即直勾勾地盯着她，口里不住地喃喃自语道：“果真不是一般的王女。”而回鹘女子则开门见山，直勾勾地回应：“从今之后就是这个人来保护我吗？”这种直接和坚硬，显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可见，在以井上靖为代表的日本历史小说家中，他们笔下的中国文化实际是两种文化交错共生的统一体，甚至有时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部分，实际本身就是已经日本化了的。不管作家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种混杂是客观存在的。

三、复杂的心境

宫城谷昌光曾在谈起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写以中国古代为舞台的小说，并非要向现在的日本读者炫耀自己得到的知识。而是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想弄明白日本究竟是什么，所以才写。”井上靖也曾说过，自己写作历史小说，是想要探求“人类种种欲望的根源和极限”。

在当代的日本，大众普遍的心态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诉求，九十年代之前的昭和时代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愚蠢”，是包括宫崎骏在内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概括。在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经济停滞等方面的原因，日本的现状更加令国民感到失望，人们总是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个日本？以及日本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这样的呼声下，宫城谷昌光的小说大放异彩，尤其在中年读者阶层广受欢迎。宫城谷的小说以春秋时代的历史为蓝本，先后写了十个春秋战国时代的英雄和政治家。在他1995年前后出版的篇幅最长的小说《晏子》中，以晏弱和晏婴父子的生平事迹为中心，以齐国的兴衰为轴线，将当时齐国及晋、鲁、卫、楚、莱、郑、吴、莒等列国在史料和经书上出现过的有关重要人物、共六十余人都纳入了故事架构中。每章都讲述一个有关晏子的独立的故事，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晏子出使楚国的故事，他面对楚王令他钻狗洞进来等一系列蓄意的羞辱，如何机智地加以回击，最后维护了自身及其国家的尊严。之后在《孟尝君》这部小说中，宫城谷昌光又采用了同样的笔法，紧紧围绕着孟尝君的出生、流浪、刀下余生、战场驰骋、养士三千、位极人臣等曲折传奇的经历，完全从正面塑造了春秋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的形象，将他写成了一个有勇有谋、重义轻利、富于人情味同时又才华横溢的人。

在中国史料记载中，中国人对这些千秋留名的人物的态度是客观而冷静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孟尝君：“好客自喜”，而对范雎这样的辩才，司马迁虽如实描写他的智慧和才略，但对他这类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进而获取官位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在宫城谷这里，他的小说《青云扶摇》完全将范雎塑造为英雄豪杰，将口辩、复仇作为战国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加以表现，既写范雎的有节制的复仇，也写他的杰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读这些小说，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已经到达了狂热崇拜的地步。他极其热衷于描写这些人中龙凤如何在昏庸无能的国君统治中使国家得以安全生存，并进一步建立太平安定的社会。赞扬他们如何以民为本、善于倾听民意、广纳贤言，并为此与政敌展开顽强的较量。在这种高度理想化了的以德、以礼、以法治国的政治故事中，宫城谷昌光实际是借这些人的形象塑造，表达了对理想的政治家和改革者的憧憬。而这正迎合了当代日本社会的普遍诉求，正如吉川英治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作家杉本苑子所说：“应该让永田町（东京地名、日本政府所在地）的那些”不知羞耻的政治家诸公们“好好看看这本书。”宫城谷对于当代日本读者的魅力，大抵也就是在这里。

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日本历史小说作家以文化利用的方式，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由旷世豪杰治理的理想国，中国的古代人物成为了日本人崇拜的政治偶像，再一次将这片土地推到了不知所踪的奇幻境遇里。

而作为当代读者心目中为普通人“寻根”的作家之代表，华裔作家陈舜臣又在中国找到了一种“人性的历史”。他的7卷本《中国的历史》正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既通俗又凝重，在梳理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同时，重在表达他人性的史观——“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所以陈舜臣在写作时更愿意关注那些历史上的“小人物”。以此来达成对自我命运的思考，和为民族命运“寻根”的使命。

在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里，弱肉强食的东汉末年兵荒马乱，弱势群体的生存举步维艰，因此五斗米道教派成为百姓的精神归属，小说写教母“少容”，简直就是天下黎民的救世主，拯救万千百姓于苦海；不仅如此，她还能三言两语间，就左右了董卓、曹操、孙坚等天下霸主的思想意志与决策。相比于教众甚多，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五斗米道，刘备，关羽，张飞都是配角。这样一本讲述三国故事的小说，篇幅过半，核心人物诸葛亮还不见踪影，《隆中对》则直接被删掉了。

作者的写作初衷是以弱势群体的视角，讲述百姓的生存和处世之道。相比于历史本身，更多的关注历史中每一个人的境遇，强调对个人的价值的尊崇。而且在小说中，多次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感觉，小说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都是挣扎求存，试图找到自己的归属和意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在大部分普通人茫然若失、不知心属何处的当代，他们的挣扎和困惑正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也正因为这种目的，陈舜臣将中国处理成了一个当代社会的现场，在这里无论英雄豪杰还是史上无名的小人物，都被卷入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中。小说人物活在遥远的东汉末年，思想中的忧郁和欢喜却都是现代日本人的做派。于是这样，古代中国又变成了当代日本的缩影，中国的古人成了当代日本的芸芸众生。

而在日本的历史小说中，写到中国的心境还不仅仅是政治寄托和人性追求，还夹杂着现代人对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摒弃情绪。

日本是亚洲较早实现了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国家，因此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尤为严重。工业社会的文明已经对人产生了异化性的束缚，这遭到了新生代日本人的反抗，于是就有了井上靖的小说《狼灾记》中“化狼”的描写。

小说中的陆沈康本是一个杀尽无数匈奴的军人，他性格残暴，以杀戮为己任，在遇到匈奴女子之前，他几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杀人机器。然而，一次偶然他与匈奴女人共处一室，两人萌生了爱情，但这在两人的社会文明守则中都是不允许的。开始陆沈康只好随时带一把刀在身边，谁发现了两人在一起就格杀勿论。匈奴女子见到情人认为与自己在一起是耻辱，便说“你把与我发生关系认为是耻辱。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也一样……我也要以刀来维护自己的耻辱，如果有人进入这房间，我要在你之前拿起刀来。”

最终两人突破了社会习俗的界线，以实际的行动展示了他们对于这种文明和理性的反抗：陆沈康和匈奴女人明知会被咒语变成野兽，但还是走到了一起。正如女人所说：“我本应为丈夫而死，可是由于前世的因缘，现在我想为你活下去，即使变成野兽也要活下去。”最后两人双双化狼，还袭击了来自文明社会的张安良。

小说的主题表现了当代日本人的精神诉求，即对于理性的不屑，和对冲破文明束缚的真实人性的追求。这样，故事中的中国实际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化身，主人公的精神和行为代表了当代日本人真实的反抗心态。

所有这些复杂的心境，使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将笔下的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忽而现代，忽而理想的国度，作家用文字将中国转来转去，忽远忽近，随意放置，用以表述自己。此时书中的中国早已不是一个能够追溯的世界了，反而更像是一个人造的大舞台。这时，如果还要像日本作家大冈升平那样，纠结于“这是历史小说吗”的问题，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井上靖所反驳的一样：“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对于他们笔下的中国，我们则可以说，他们写的是小说，不是中国。

四、结语

日本历史小说作家群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且作者大都多产，他们以中国历史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很多，近年来，在国内广泛翻译出版。许多人提出，在今天日本人的历史小说中，可以追溯古代中国的影子。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追溯和回望，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国，也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文化作为日本人精神上的故地，在日本历史小说作家的笔下被重描和追忆，更多的是为当今日本社会的文化和精神诉求而服务的。他们所创造的那个长久以来留存于日本人梦中的、汉文化和日本人精神的“来处”，实际并不真实存在。阅读这些小说，我们踏上的所谓文化的“归途”，目的地只能在当代日本人的心里。而不是那个敦煌、不是那个长安，更不是那个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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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司马辽太郎著.王学东译.项羽与刘邦[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9.

[3]（日本）宫城谷昌光著.黄玉燕译.中外人物传奇书系·铁幕名相晏子世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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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向远.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论（下）[J].励耘学刊（文学卷），2007.

[7]王向远.日本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家宫城谷昌光[J].长江学术，2006，（04）.

[8]李勇.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三国演义〉的“变奏”[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9]王红国.井上靖的西域情节与其西域作品[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4）.

[10]王珊珊.试论司马辽太郎的西域观——以〈西域行〉为中心[J].大众文艺，2011，（02）.

篇5

柳靓，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单身母亲。就因为是教授，就因为是单身母亲，柳靓才请了个小学毕业的乡下妹子当保姆，一个武汉大学大三学生当家教。这故事啊，也就从这里开始……

你看那乡下妹子，圆圆的脸蛋，小巧的嘴，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清纯着呢，住了那么个把月，可把柳靓家里弄得井井有条，喜人啊！柳靓心里自然欢喜，大大方方地将所有生活费给了小保姆，更将她视为自己的亲妹妹。

你再瞧那家教，马尾高竖，精神抖擞的，和柳靓家女儿聊得可火热呢！但似乎，她工作做得不够好，那小女孩除了会吐一两句洋文，考试成绩总在七八十分徘徊。柳靓正思索着要不要换个家教。

唉，也怪教授她自己心理作用，用什么“分而使力，用心专矣”，心理不平衡了吧？

星期二，正赶上柳靓的新学年报告会，这可是全校性的活动，仪表上不得马虎。想起假期新买的长裙，柳靓不禁笑了，连那个当家教的二十出头的姑娘都说穿不出自己那样的洋气，自己都三十四了。就这么想着，柳靓喜滋滋地从衣柜里取出长裙，比划着……“哎哟！”毫无预警的，裙子的下摆破了个大洞，柳靓大惊失色，这到底会是谁干的，好好的一个心情全给破坏了。柳靓无奈地坐到床沿儿，眉头深深锁起……

“会是谁呢？不可能是小保姆，对，不可能！那天她只是怯怯地站在一边看，不可能弄坏的。女儿又穿不了这么大的，肯定是那个小家庭教师，那天，她看我穿的裙子，眼睛眨都没眨过一下，肯定会是她！”好像没经过什么思维斗争似的，柳靓一口咬定是家教弄坏了裙子，愤然夺门而去……

忘说了，她不是去理论，而是去讲学了，因为，她知道，下午女儿要补课，自己又不在家，家庭教师一定会趁这个机会拿她的衣服穿，到时候，就可以逮个正着。一切照计划进行着……

到家门口了。对了，就是那个人！柳靓差点没冲上去按住她。“等！等！等！等她到家门口，就捉住她，我上个月才买的鞋子，你也穿，太放肆了吧，讨厌啊！”她一个箭步上前，扳过对方的身子，惊了――保姆！她的脖子上还多了一串项链。

篇6

【关键词】历史题材小说 场景 语言 叙述

王小波的历史题材小说，通常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作者借用一点历史“因由”而进行随意的铺染，这类作品通常就被打上“历史题材”的标签。从历史故事出发改编而来的小说，在叙事时基本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延续了历史故事原有的叙事策略，又有突破和革新，这主要表现在场景的安排、语言的应用以及叙述的风格等方面。

一、故事场景的反复

在《万寿寺》中薛嵩出场时，有这样一段的场景铺设，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是一片肃杀景象：草木凋零，不是因为秋风凋零，却是因为酷暑……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但在故事刚开始还未有进一步发展时，故事又重新开始了，这次薛嵩出现的场景被安排在了长安城，但因为长安城的所有一切都是灰色的，砖墙、驴、雾。就连人呼出的气都是灰色的，所以这次的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这次的故事似乎发展的很顺利，薛嵩想要建功立业并且带着一群雇佣兵和老来到湘西建立了凤凰寨，但作者还不满意这样的故事脉络，所以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在湘西的山坡上安营扎寨。作者描写这个故事的开始总是从灰色和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这是因为作者认为灰色和红土丘陵的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气氛使我入迷。”因为这个故事在描述薛嵩出现时的场景多次反复开始，这就让我感到这个故事开头拖沓，线索纷乱。但作者每次都要给这个故事赋予一个灰色的开始，显然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在《万寿寺》的结尾处，王二与薛嵩融会贯通，这就不难发现文中的薛嵩、王二与王小波都有相互能融会贯通之处，甚至这三个人都化为王小波一人。“过去我可能到过热带地方，我在那里怀念那座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显然，王小波与薛嵩所有千年之隔，又有万里之隔，但他们最后却化为同一个人，薛嵩有着建功立业的决心并且有着一身的才华最终却因为种种困难而未能建功立业，使自己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王小波因为身处“”这一特殊时期而壮志难酬。

二、幽默风趣的语言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曾言明自己写作时的一个观点：“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许多研究王小波作品的学者把他誉为“文坛外的高手”，王小波之所以处于文坛的边缘，是因为其特立独行的精神，而他的特立独行体现在他一生所追求的写有趣的文字。如《红拂夜奔》序言中，作者曾这样描述这本书：“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的本来面貌当然已经无从探知，但在王小波笔下的历史却是怪诞可笑的。他的历史书写，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改写，用有趣的语言去解读文学。《红拂夜奔》中，李靖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洛阳城中，因为洛阳城中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生活过得很呆板无趣，这样就显得同样生活在此间的李靖显得格格不入，李卫公多才多艺，不但会波斯文，而且会写小说，会作画，证明除了王二一辈子都没有证出的费尔马定理，发明了开平方工具，所以世人都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但正因为如此李靖并不符合这样无趣的洛阳城，所以遭到朝廷的追杀，最终只能逃离。在李卫公晚年生活的长安城，一切的秩序都是他所制定的，但他所制定的长安城无疑又是另一座洛阳城。王小波写道：“李卫公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老年时又建立了长安城。除了外表不一样之外，这两座城市很相像，一切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下，想入非非都属非法。”李卫公作为平民时，觉得这样的生活无趣之至，但当他作为统治阶级时，又想制订刻板的秩序去统治人民，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但王小波从不言明，转而说他能够理解作为统治阶级最高者的大唐皇帝，甚至说他和李卫公有一部分完全相通。大唐皇帝的心境就如一个善变的美人，喜欢李靖时，就肉麻兮兮的说：李爱卿佳人也！要是不喜欢时就说：李靖这个杀千刀的！和女人撒娇不一样的是，他说谁杀千刀，谁就得被杀一千刀，杀完了这个人就变成薄薄的肉片，放到火锅里一涮就熟。王小波用这样具有幽默性质的语言来描述本该严肃的历史，这其中的意味恐怕需要想一想才能知道。

三、古今对话的历史叙述

在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都有一个统一的叙述者“王二”，但《青铜时代》与其他两部有所不同的是王二作为一个叙述者并不是每个故事中的主角，王二在叙述《青铜时代》中的三篇故事时都把自己代入，在《红拂夜奔》中王二就和卫公的心灵在一部分可以完全相通。

王小波无论是写唐传奇还是写现在、未来都贯穿了叙述“”隐射现实，作者通过对唐朝人的生活描写来实现自己所要表达的现实生活的困状，在叙述红拂的生活时，王小波就曾把自己代入其中，他说：“我的艰苦不是每顿只准吃半个鸡蛋，头上蓄着三丈长的头发。我说的艰苦是指去插队，接受思想改造。我所受的训练，也不是用长剑斩苍蝇脑袋，而是要把整本的语录背下来。”这样的写法打破了传统的叙述者躲在文本背后操控一切，叙述者时不时的在文本中直接冒出来，对叙述故事中的任务内容进行评价。

篇7

关键词:《商埠雄魂》;赊店镇;商业精髓;诚信品格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007-02

《商埠雄魂》是作家郝树声创作生涯中新的艺术结晶,也是其为广大读者奉献的又一文化大餐。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主要描绘了中州名镇――赊店镇在清朝咸丰年间所经历的历史风云,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商埠重镇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兴衰状貌。同时,作者对赊店商埠命运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也浓缩了我国古代沿水路兴盛的所有城镇商业发展的历史。

历史小说的根本任务是艺术地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历史知识,但最根本的目的是使读者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受到启示。因此,一部历史小说,如果仅仅着眼于讲述故事,塑造形象,而忽略了展现广阔的生活画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对后人有所启迪,就算不得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这也正是历史小说与其他题材作品的区别所在。《商埠雄魂》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其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正在于通过艺术化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赊店这一商埠重镇曾经的繁荣鼎盛,揭示了赊店商埠兴衰成败的历史因由。而赊店镇的商业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浓缩了我国古代所有商埠发展的历史,其中所蕴涵的商业经营的精髓,是今天我们解读古赊店镇之所以能繁荣辉煌,一度兴盛三百余年的钥匙。如果把我们的目光贯通古今,这一商业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赊店镇,即现今河南省社旗县的县城。在历史上,这里曾是一个著名的商埠重镇,原名叫赊旗店,又称赊店、赊镇。因地理位置优越,南通荆楚,北达京洛,东连闽浙,西接雍凉,又兼扼汉水上游水路交通之要塞,成为荆楚地区到达中原大地的重要漕运通道。自明朝万历年间开埠,至清朝末期三百余年,这里客商云集,计有全国一十三省的商人先后汇集于此,催生出一个繁华鼎盛、闻名海内的赊店镇,使这一并非行政驻地的纯粹商业中心,与当时的周口镇、道口镇、朱仙镇并称为中州“四大名镇”。

《商埠雄魂》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纷繁乱世之中,带给我们的却是巨大的惊喜(当然,最终也有深沉的哀叹)。在民贫国弱,列强入侵,太平军起事,捻军涌动,大清帝国内忧外困风雨飘摇之时,在中原大地竟有这样一颗璀璨明珠在闪耀着熠熠光辉。并非行政中心,没有官府衙门,赊店镇却能汇集全国一十三省商人、四百多家商号在此经营,不得不令人称奇。二十一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四十八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临暮,船上楚湘歌舞达旦,岸上交易灯火如昼。四百多家商号总集百货,七十二条街道分行划市,相聚经营,生意兴隆。山陕会馆宛若皇宫,雄浑壮丽,雍容华贵;春秋楼高耸入云,雕梁画栋,精妙绝伦。粮棉油盐,茶糖烟酒,药漆木纸,丝绸皮革,护肤化妆,百货百色,一应俱全。车马店铺,过载运输,酒肆茶楼,烟馆妓院,包装典当,应有尽有。物品之全,门类之盛,令人叹为观止。东宾西客,南商北贾,奇门八卦,三教九流,融合汇集。商会,共谋规制,自律律他,诚信经营。在狭窄的方寸之地,形成了一个个专业化的市场。只有你买不起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只有你不需要的,却有你想不到的。在人声鼎沸、繁华兴盛之中已孕育着市场经济的雏形。正如书中词曰:“长夜神州,嵌明珠,赊店古镇。明清代,水旱码头,商贾蚁进。三百多载笙似歌,七十二条街如阵。鼎盛时,茶道通中外,四海近”。

精美壮丽的山陕会馆见证了古老赊店的辉煌、富有与繁荣。巍峨壮观的春秋楼燃起的冲入云天的烈焰,是古赊店镇最后一次向人们演绎出的最为悲壮的乐音。当黑龙潭的海眼被“铁锅加碾盘”的毒计封堵之时,沸腾已久的商埠血液终于凝固,古镇三百余年的繁盛也彻底走向终结。那一段辉煌岁月已经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古赊店镇的繁华也早已灰飞烟灭,化作后人心中的记忆,代代传颂,经久不息。

重温历史,总会给人带来无限的感慨。古赊店镇能长期繁荣,一度兴盛三百余年,荣耀商界,睥睨四方,这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一颗中原明珠的璀璨之光闪耀了三百余年呢?又是什么原因最终使它暗淡了呢?品读作品,反观历史,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赊店镇地处荆楚与中原交接地带,连南贯北,承东启西,地理位置优越。最重要的是它又处于汉水上游,潘河与赵河两大水流在此交汇,使这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水旱码头。华南、东南地区的货物走水路经长江、过汉水,运到这里基本上到了尽头,正好接通北上的旱路。在陆路交通不发达,水运优于陆运的时代,赊店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南北商品集散地、优良的物流要塞。全国各地的商人汇集于此,催生出一个繁华鼎盛、闻名海内的商埠重镇。然而,赊店兴于水路,也失于水路。随着连年干旱以及机械运输时代的到来,这一地利之便也成了明日黄花,古赊店镇昔日耀眼的光环也随之逐渐暗淡。

二、商业规制,行业自律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与制度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稳定有序发展的最有力的保障,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几百年来,各地商人纷至沓来,鱼龙混杂,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明的竞争,有暗的欺诈,缺斤短两,欺行霸市,算盘珠子下,度量衡器中,演绎出了无尽的世相百态。无序的竞争导致赊店市场岌岌可危。经过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各地商人们痛定思痛,自发组织起来,建立起了各种商会,制定了相互制约、相互沟通的商业运行规则,保证了赊店的商业运行秩序,才有了赊店商埠几百年的繁荣稳定。山陕会馆内留存至今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和《公议杂货行规碑》记载着古老赊店商业规则的完善。

三、诚信经营的商业品格

诚信是一种良好的个人品质,一种契约精神下的道德垂范,也是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灵魂。战国时期商鞅为取信于民,立柱赏金,信守诺言,使新法得以顺利推行。当年温州现象一度风靡全国,到处都有温州商品的身影。但由于缺乏诚信,温州货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商人也成了国人惟恐避之不及的瘟神。温州人痛定思痛,狠抓诚信建设,重塑温州商业形象,经过长期调整,温州经济才逐渐恢复生机。可见,诚信不仅是做人的良好品格,也是商业经营的致胜法宝。赊店镇能立于商海,声隆八方长达三百余年,靠的正是诚信。诚信是赊店长期占据商业霸主地位的重要支撑。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规则是硬件,诚信则是地方发展软实力。两块“诚信碑”镌刻着赊店人的商业经营品格。正如江海阔所说“赊店人就是靠诚信立镇的”。可以说,赊店的一部商业史,就是半部诚信史。

篇8

长得娇小甜美的女主持人沈蕾和至今都令人猜测不出其准确年龄，仿佛永远停留在当年《音乐茶座》和《市场旋律》的激扬青春里的著名主持人晓林已经各就各位坐在了演播台前，把需要的几页文字资料放在了随手拿得到的地方，并且已经进行了节目开始前最后的沟通，寥寥数语，非常简单，一看就知道彼此的配合已经不是普通的默契。然后戴上了耳机摆正了话筒，甚至在渐渐轻下去的音乐声里开始了微笑。

乍听乍看之下，谁都会以为这必定是一档如今电台十分流行的音乐加情感的节目，这其中的每一句语言、每一个音符必定是美丽的、朦胧的、浪漫的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小资”的。然而，声如其人般年轻甜美的沈蕾张嘴说的却是：“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昨天关于性骚扰的话题……”是的，这是一档名叫《性情中人》的性话题节目，除了和性有关的一切，不谈其它。

采访这天是星期三，正是这个节目里专门谈性观念的栏目时间，由沈蕾和晓林搭档，另外还有一位嘉宾主持朱嵘医生，虽说是嘉宾主持，却比两位男女主持在节目里出现得都多，天天出现。但三个人同时出现在节目里，每个星期只有星期三这一天。

趁着他们在说开场白，我蹑手蹑脚地去瞄了一眼被他们津津乐道，也是听众和他们保持联系的短信平台，那是一个大电脑屏幕，屏幕上呈现出来的是规整的表格，听众发来的短信全部反映在这些表格中，频频更新，我瞄到的第一条短信就让我大吃一惊，“我的是咸的，请问这是不是一种病？”我能感觉到我的脸刷地红了，于是不好意思再看下去，而演播台前，两位主持人早已经切入了主题。面对性骚扰，该怎么办？沈蕾正讲到了对付露阴癖的办法，并让听众有什么好的建议发短信来。

摄影记者忙上忙下地按快门，因为对于她来说，这眼前的三位主持人不仅外形上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状态是那么放松那么自如，这对于注重抓拍的摄影记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而我，则面对着他们，靠在演播室的玻璃窗上，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心里有着越来越多的好奇。因为沈蕾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居然能如此神情自若地对着电波外的千万人说着一些大多数女子羞于启齿的器官名词，晓林居然能够将听众发来的“风格各异千奇百怪”的性问题作出如此妙语连珠的回答。而现场担任“技术支持”的朱嵘医生也居然能够用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的“言论”水平来做医生。

有听众来短信发表对付露阴癖的高招，沈蕾一边说出来一边笑，大意是面对露阴癖坚决不要惊慌，尤其不要高声尖叫，而是镇定自若地拿出一块钱扔在他面前说，我看过了，你可以回去了。晓林和朱医生都笑起来，连声说是好办法，我也忍不住跟着笑，全然忘记了这是在东方台的直播室里。

每找到一个对付性骚扰的办法，真心的笑容和笑声就在整个节目播出过程中响起，常常是沈蕾的一句妙语，晓林的一记幽默和朱医生的深入浅出，甚至还有肢体语言，晓林的头总是在活动，不是偏向沈蕾就是和朱医生凑在一起，沈蕾的手势没有断过，有时发现晓林和朱医生凑在一起在看短信，还会伸手去拉一把，要他来听她的说话。当然朱医生和沈蕾也常常隔着中间的晓林讨论，如果没有耳机和话筒，就完全是一副三个朋友在那里聊得热火朝天的场景，而他们聊的是性。

在他们的聊天里，随着他们的话语一起担忧和开心，我再也没有红过脸，无论他们回答的是怎样的问题，聊得如何“直截了当”，因为他们所聊的一切非常光明正大，非常轻松，甚至非常亲切，好像是知心人才会说的知心话，不会也不需要脸红。

篇9

关键词：池莉;新世纪;小说创作;变化;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010-02

池莉是一个不断改变突破的作家，她的创作在不断的创新中。在新世纪池莉的小说创作中，作者依旧以广大的市民阶层为审视对象，运用最素朴的语言来表现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动给广大的市民阶层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池莉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变化和人性的变化的反思，女性审视的加强、社会审视的加深、人性呼唤的加重就是她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

一、女性审视的加强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商业化气息越来越浓，人们生活节奏在加快，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心。这无疑给文学发展带来莫大的冲击，因为人们商业活动已经是生活的中心，文学审美这种占据时间而又不能为读者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精神活动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读者的阅读取向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也要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一成不变的照自己的老路走就会慢慢地失去读者群。我们可以看到池莉在新世纪以来还是不断的有作品问世，如：《口红》、《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所以》、《有了你就喊》、《看麦娘》等这些作品都继续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我们从作者的作品能够搬上电视荧屏就可以知道作者所拥有的读者的数量。作者在新世纪还依然享有这么多的读者群是因为，她在不断细腻的观察着社会的发展，关注着市民阶层的发展，这些能够触动作者思考的发展变化被她融入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除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之外，她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创作风格，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发生了变化，女性人物变得更加有思想性，她对社会的思索变得更加深邃，故事也在发生变化，原来的作品故事性很强，现在更加侧重与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表述。

在池莉的新世纪的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的看到，女性主人公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分量有时候甚至一部小说就是关于一个女人的，男性成为了一个对立面的陪衬物，例如：《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所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站在女性的视角之下看问题更加深刻更加理性，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不再仅仅是为物质生存的琐事挣扎，更多的是为着自己的精神生存和精神尊严而奋斗着。在对社会两性关系的表现中，重点表现当代女性的不断成长和对自身追求的深刻思考。

长篇小说《所以》，就能反映出作者创作中的这一变化。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叶紫在近40年的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追求生命和生存尊严，最终完成自己内心追寻和探究过程的凄美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每一次都是伤痕累累的离开。三次失败的婚姻，伴随着不断的沮丧、失落，叶紫疲惫地纠缠于与社会、家庭，与亲情、爱情，与亲人、男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要说至情至性的叶紫有什么不对，那就是她没有选择屈服而是选择了自己内心的追寻。三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叶紫已经变得多么成熟完全不同于那个当时还是学生的自己。她终究是没有寻找到自己的爱情，但是她却是一个为自己的尊严而不断斗争的勇士。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者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丑陋的：这里有背弃、有、有对女人的绝对霸权思想、有对家庭和妻子的不忠、有对家庭和妻子的不负责。

小说对叶紫，也是对新世纪的女性进行了一次由外到内的深层剖析，探索女性的心灵世界：是什么让女性成长，女人到底要什么？池莉曾经说过“女性总是这么单纯和轻信，总是这么感性和认真，太容易受到损害了。女性永远都在寻找真爱，而真爱实在过于稀少，这是生活本身所存在的沉重问题。这个问题的永恒性与无解性，注定了它的辛酸和凄美”①，小说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追求爱情路上的痛苦和磨难使女性成长，变得成熟;女人离不开爱情，需要被爱，也因此不断受伤，这似乎是女人的宿命。叶紫的爱情遭遇决定和改变了她的心理状态，让她在伤害中一步步走向成熟，不断探索女性的真正幸福是什么，真正的美满婚姻和家庭是什么。

小说最后是以叶紫完全脱离家庭为结局的，她脱离家庭之后并没有一丝的痛苦和哀伤只有欣喜若狂，最后主人公摆脱了世俗对女性的看法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和存在似乎这才是她寻找已久的东西。“一个全新的家，真好！一个光明正大没有的家，真是干净堂皇！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仿佛是一个摆脱囚牢的人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的从这一天起她的精神获得了不一般的解放。小说中的叶紫从学校踏入社会创建婚姻家庭到摆脱婚姻，由学生变成妻子到最后一个人的独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的大半人生历程。叶紫在她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不断的成长，在面对一个个两性问题的时候她始终抱定自己的人生态度：那就是毫不妥协永不屈服。即使到最后叶紫都没有成功的获得自己的理想爱情，但是她在不断的尝试中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要求――真爱，虽然偶尔也有松懈，但是她马上就会醒悟过来。最后仿佛看透了一般的突然醒悟，让她毫不犹豫的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二、社会审视的加深

社会时机的转变蕴涵着巨大的时间价值，生存环境与氛围的变动势必导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的异变，重塑人格特征。往昔纯真岁月里的“爱情”婚姻突然变得脆弱，在权利和金钱至上的社会规则面前不堪一击。敏锐的池莉开始潜入生活底渊，用丑的滤镜滤视这变幻莫测的男女世界。同时“池莉小说通过展示文化冲突，谨慎地审视传统文化。”②

小说《有了你就喊》按照池莉书中开篇的说法，这是印在七十年代美国大兵火柴盒上的一句格言，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卞容大，在其一生中的这种追求和向往的实现却显得如此艰辛。其实全篇就是写一个备受压抑的窝囊的阳刚男人卞容大，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活出自我一直活着世俗的看法当中，直到小说的最后他似乎才有所觉悟所以他要远行，到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去寻找自己。从一开始，作者为我们展现出的便是父亲关于一个阳刚儿子的期冀，从这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里，却隐隐预示出他命运的里的劫数。幼年成长的寂寞，母爱的缺失，父爱的严厉，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卞容大从内心深处是孤独的，却又是沉默的。他惯于把所遭遇的痛苦握在左手心，用手心的伤疤来树立起作为一个男人基本的信仰和忍耐。亲情于他而言，是陌生的，而爱情，在阴差阳错之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却不是自己的所爱，但习惯于沉默的卞容大还是接受了生活的安排。接着是儿子，在攻克了流产的堡垒后，卞容大作为男人的一点点骄傲终于得以施展开来，但是却在事业面前被再一次冲击地七零八落。生活的接连打击下，最终孤独地奔向了的圣土渴求超脱。小说简单的讲述了卞容大四十年来的经历，作者通过这段经历给我们展现了社会发展中的很多丑恶面。首先是他们单位上的事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事业单位的种种弊端，单位领导巧立名目，借会议和公务活动之名，空耗国家财政、诓骗企业钱财、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也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市民的艰辛和不易：从农村跑到城里的擦鞋女人的艰难生活、卞容大的老父亲退休后困窘的生活处境、畸形肥胖智力低下的妹妹卞婉容的傻笑、被新华书店分流后的黄新蕾的艰难创业等等，无不真实地映射着现实的生活，表现着社会转型期小市民生活的艰辛。再到他失业以后却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这些世俗的看法就能保住他的男子汉的尊严吗？最有讽刺性的是最后主人公似乎看透了这个社会一般，失业多天以后突然找到了一份高薪职业，但是这个职业却是靠自己骗到手的。

小说《有了你就喊》，叙写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事，不美化也不删减，不描画生活的理想而突出生活的本身，不追求表面美感而注重生活的真实，让真实发挥最大的艺术震撼力。真实是池莉的创作追求，池莉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表现美，而且努力的审视生活中的丑表现出来。她说：“我有特别的冲动揭示我们自己的疮疤并抚慰我们自己，看似写实，其实是用显微镜放大疮疤。”③对于萎顿、困窘人性状态的透视，对于虚幻爱情的拆穿，对于琐屑、庸常的生活本相的还原，呈现了池莉对被主流意识话语掩饰之下的一种真实的人性的真切的关注与思考。但这种关注与思考却往往被作家遮蔽在庸碌、乏味的生活事象中，而正是在这种看似庸碌、乏味的生活事象之中，却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人性意味。

三、人性呼唤的加重

作者从自己的烦恼三部曲到现在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她已经从生活的“表”开始进入人心的“里”。她的小说不再是将生活中的许多琐屑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细微矛盾展现在我们面前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而是更加突出了人物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当一些美好品质和当代社会有所冲突的时候，对于那些正在慢慢逝去品质的追求或者固守。

在小说《看麦娘》中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个为生活柴米油盐而劳累的人物了，这里似乎只有一种对自己内心信念的追求。《看麦娘》基本的情节是“我”寻找养女容容的过程。“我”是一个对数字有点敏感、有点迷信的人，在六月二十一号这一天，“我”的女儿容容与“我”失去了联系整整三个月，而此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因此“我”决意去寻找她，即使影响工作也无所谓。寻找没有结果，但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之后，“我”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去到精神病院，把这些都告诉住在那儿、患有精神病的容容的生母。作者的叙述常常被一些发散性的回忆打断，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来往中构成了一种池莉以往作品中罕见的审美上的张力。“看麦娘”是小说中的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审美意象，这种类似于狗尾巴草的草却翻译成这么富有诗意的名字，本身就抹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这种草是易明莉心灵中神圣的精神家园，是连接易明莉、上官瑞芳这一代和易明莉父亲上一辈的传统精神之根;它是易明莉、上官瑞芳心灵栖息的港湾，也是她们超现实交流的媒介;它象征着易明莉很珍视的精神寄托――童年的天真快乐、小伙伴之间的纯真友谊、对未来的美丽憧憬。现实生活的物欲，挤压、践踏了易明莉们的精神家园，只有“看麦娘”使她们的灵魂有了精神居住地。

作者以“看麦娘”这个形象为题，无论是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对于麦地的回护还是易明莉对于女儿的寻找，都是在表明：在现实生活物欲的冲击下我们应该捍卫那些精神家园中的“根”。

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虽然池莉依旧坚持用写实的手法将生活和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这些小说无论是对两性关系还是对现实社会的审视都无疑越来越深刻。池莉笔下的人物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物质这个“表”的挣扎中，侧重的是对于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对自己的追求的坚持。在她的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社会物质生活不再是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加重了对于人们精神状态的剖析无疑是她新世纪小说变化的主要特征。在对新世纪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别加强女性视角的审视，同时也对社会审视有所加深，关注新的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并对这些冲击进行思考，最后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呼吁人性的回归。

注释：

①池莉.所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篇10

2、《明朝那些事儿大合集》作者：当年明月；

3、《锦绣大明》作者：路人家；

4、《跃马大唐》作者：大苹果；

5、《三国之小兵传奇》作者：流云；

6、《大明虎贲》作者：挑灯看剑；

7、《枭明》作者：纸花船；

8、《大夏帝国》作者：王中一；

9、《长安风流》作者：萧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