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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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的定义为：“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而此定义也是最贴近现下社会食品安全发展的表述。

食品安全监管主要是指政府为保证食品安全，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行政、立法及司法的方式对市场经济主体在食品的生产、加工及流通环节进行监督与管理。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缺位的原因

（一）食品生产检测标准的缺滞

食品行业的添加剂成千上万，我国与之相对应的检测方法与标准甚少，难以规避不法分子违法添加非食用添加剂的现象。据悉，目前在农产品的化学添加剂标标准设计方面，仅仅只有六十多项，而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的化学物添加标准早就已经达到了近两千五百多项，此外，美国与日本分别达到了四千多项和数万项。

由于现存许多沿用至今的食品安全检测标准都是 2000 年左右制定的，滞后的检测指标已然无法适应快速社会经济发展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因此，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显得尤为迫切。

（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的失位

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1 年建立并开始实施的，即所谓的三证制度，涵括了生产许可、强制检验和市场准入。但是，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在许多地区执行效果受到了质疑。一方面，一些基层相关监管部门没有按章执法，市场准入制度形同虚设；部分地方政府只顾地方眼前利益，纵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具有安全隐患的食品。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市场准入的认知与信赖程度较低，对市场上的食品没有辨别优劣的能力和水平。

（三）食品安全性的信息不对称

食品安全事故易发于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涉及面及其广泛，沟通成本高。对于消费者来说，收集具体的安全性指标都需要专业的检测设备与技术，相应的设备成本、技术成本和人力成本都会被提高。然而，市场中的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经济人也是最为“理性”的，利益最大化无疑是他们至始至终的追求。因此，由于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对称，让知情权处于劣势的消费者难以对食品的安全性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与选择。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路径

（一）完善食品标准体系，构建食品行业法制框架

《食品安全法》目前整个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等还远远不能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困境相适应，还需持续完善。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需要尽快与国际接轨。据调查我国采用国际比例只有 40%，而欧美等国在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80%，日本更是达到了90%。①

（二）建立信息网络平台，运用食品安全信用体系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信息由于多是由不同部门自行公布，内容有所出入是时常会出现的情况，这不仅严重降低了食品安全信息的可信性，还影响到了政府部门的在社会大众心中的权威性。因此，必须要利用网络平台，在将食品安全责任内化为食品企业的自觉意识的基础之上，推建全社会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并投入政府监管、对信用体系的研究以及运用市场规律。

（三）开展科普教育宣传，动员社会推动食品安全

大幅提高社会公众食品安全意识、改善食品社会监督的有效方法无疑是开展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宣传。目前我国消费者没有很高的维权意识，当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时很少有消费者会选择通过法律手段，向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加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需要对其进行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宣传，而教育宣传的运用需要建立食品安全教育机构、开展食品法制宣传和安全教育、动员社会面向公众进行科普教育。宣传内容不仅应该包含对食品安全的宣传，也需要注重对食品安全科学常识进行宣传。

（四）强化食品企业责任，植根于消费者至上理念

企业是食品安全的主体，是建立健康良好的食品市场环境的重要角色。强化食品安全，唯有从企业自身出发，强化其责任心，并内化于责任心，外化于规章制度，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危机的发生。

正确的生产经营理念是企业进行阳光下生产的重要精神寄托。在外部政府、社会兼备了良好监督的能力下，还需要企业自身拥有正确的生产经营和服务理念，即 “消费者至上”理念，根植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从生产经营实践上履行。

（五）健全政府监管制度，明确政府食品监管责任

1. 明晰监管部门职责，统一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从我国现阶段而言，首应明晰各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与责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与配合，避免出现监管漏洞。从长远来看，食品安全监管需建立统一监管体制，推进“大部制”式改革，彻底实现权责统一。彻底打破部门之间职能责任划分不明、监管部门之间扯皮推诿、内耗严重、监管成本巨大的局面，实现从上到下的垂直监管，摆脱地方政府利益的束缚。

2.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推行“红”、“黑”名单制度

信用信息获得机制主要是为了规范信息征集的来源和范围，囊括媒体的报道，主管部门的公告等，改善各部门信息不一、不全的问题。 “红”、“黑”名单制度是推建食品企业信用体系的有效可行的途径。通过官方食品安全信息平台的“红”、“黑”名单制度能够明确告知社会大众违规企业的概况，减少消费者的损失，而且能够对同行业的食品企业产生威慑警示作用。

3.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充分动员与发挥公众、媒体力量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的社会监督作用。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型关键时期，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客观上需要公众、新闻媒体通过社会舆论监督的形式制约安全事故的滋生与蔓延。

此外，可以面向社会公众建立有奖举报制度，提升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兴趣。可以设立容易记忆的举报电话，建立奖励举报制度，并对举报的人给予奖励和保护，充分调动大众媒体的积极性等等。（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亚军.风险社会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及刑法规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2]程景民 薛贝.食品安全公共危机的舆论监督[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3]王新维.透析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原因及对策[J].公共行政，2014.

[4]颜海娜.制度选择的逻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演变[J].公共管理学报，2009.

[5]蒋慧.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症结和出路[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

[6]周应恒.中国食品安全监管[J].宏观经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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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食品安全 监管制度 问题分析 完善方法

中图分类号：TS201.56 文献标识码：A

1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理论

1.1食品安全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中第一次提出了“食品安全”的概念。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加强国家级食品安全性计划指南》中将食品安全界定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的用途进行制作和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的一种担保。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仅包括食品质量安全，还涉及到食品数量安全与食品卫生安全。

1.2食品安全监管

监管一词源于英文regulation，指的是某主体为了使某事物正常运转，基于一定规则和准则对该事物进行的监督和管理。按照监管的含义来看，广义的食品安全监管是指社会公共机构和个人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基于法律和社会规范对食品安全性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活动；狭义上讲，食品安全监管指政府代表国家作为监管主体，主动参与食品安全性的监督与管理，以达到市场上的食品安全不致人发生危险的状态。本文涉及的食品安全监管主要就狭义而言。

2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2.1监管主体不明确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多部门联合监管体制，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实行综合监管与具体监管相结合、多部门齐抓共管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合理，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同部门之间责任权限不明确，相互推诿扯皮，渎职失职、消极应付、流于形式等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统一领导和协调机制，沟通协调困难，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种种问题使政策在监管过程中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果。

2.2监管标准不科学

我国的食品标准是1989年开始颁布实施的，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手段也已更新换代，市场机制的转型导致现有食品标准难以符合当今社会食品安全卫生的要求。除此之外，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也存在很大的漏洞。由于标准的制定工作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全权承担，公众没有机会参与到制定过程中来，专家咨询也难以落实到位；加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不够完善，风险评估数据不够准确，使得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缺乏理论依据和科学合理性。

2.3监管法律不健全

虽然国务院及有关政府部门已经颁布了大量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但是食品安全监管在法律层面仍存在一些弊端。在法律的制定方面，《食品安全法》配套法规、规章滞后，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农药管理和饲料管理等方面的相关法规规章至今没有出台；从法律实施角度而言，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执法部门难以有效贯彻法律意图，食品检验难以全面落实，从而增加了法律实施的难度。

2.4监管环境不完善

食品安全监测环境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的偏差上。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实践模式以管制主义逻辑为起点，以政府全能主义为支撑，是一种管制型的治理模式。这种理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手段单调，方法简单，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3如何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3.1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协调机制

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协同治理模式，提升监管水平与效率。首先，政府内部不同的监管部门之间要进行部门和职能整合，使监管权力由过度分散走向适度集中，并且对各个监管部门进行合理分工，明晰权责关系，理顺协调机制。其次，要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加快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和食品行业协会，主动引导社会公众与其他组织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协同治理模式。

3.2建立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标准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内容不完善、实用性不强、技术落后等方面。因此，我国要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使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维护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同时参照国际标准重新修订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按照统一标准进行食品加工生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避免国外问题食品流入我国市场，维护国内消费者与食品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3.3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我国应当尽快颁布《食品安全法》配套的相关法律，对一切未做明确规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弥补现有法律的缺陷。同时，在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应逐步建立和完善风险评估预警制度、应急处理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使食品从原材料到加工生产到市场流通中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确保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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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食品安全监管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中，基础型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及其绩效做出研究，但很少有学者使用产权理论对该问题做出全面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政府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和目标，及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与发展趋势进行产权分析，希望建构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监管模式变迁；产权分析；公共领域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食品安全监管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和监管的思考。首先，在为何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方面，Akerlof（1970）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解释方法。其后，这种方法得到不断发展（Antle，1995）。Nelson（1970）、Darby 和Karni（1973）根据消费者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从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的角度， 将商品分为三类： 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认为由于大多数食品兼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因而在食品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在政府对食品市场进行监管方面，公共利益理论为政府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Utton（1986）、Noll（1989）、Becker（l983、1985）等人都对公共利益理论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政府监管并不一定是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Stigler（1971）则通过经验验证对公共利益理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政府俘获的思想。目前激励规制理论被用于研究如何让政府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由于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学者非常关注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但指出目前的分段式监管方式存在政出多门（林闽钢等，2008），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执法不力的状况，还指出了政府主导的监管中存在监管权垄断（张璇、陈福中，2010），监管碎片化（李静，2011），监管权分配不合理（余晖，2003），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王耀忠，2005）等问题。对此，研究者纷纷从模式上提出自己的解决方式，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应该改“分段”监管为“垂直”或“独立”监管（韩忠伟、李玉基，2010），而政府主导的单一食品安全监管形式，应向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多元食品安全监管形式过度（李长健、张锋，2007；张亚菁，2008；秦利等，2008等）。严海娜（2009），刘鹏（2010）等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了食品安全监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进行制度改进的建议。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研究中，缺乏理论分析基础。尽管博弈论被普遍用于分析食品安全监管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及自律条件，但缺乏理论上的深入解释。制度变迁理论虽然能够解释监管模式的变迁历程，但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对政府本身的讨论，没有得到扩展（严海娜，2009；刘鹏，2010）；此外，制度变迁理论也没有深入地解释模式变迁的动力问题。也有学者使用治理理论来阐述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共同治理变迁趋势，但该理论本身就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与其他理论相比，产权理论不但能够从静态上解释如何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问题，还能从动态产权维护的角度，将所有利益主体融合在一起，深刻地解释监管模式变迁的动力问题。使用产权理论进行的研究不多，主要有程启智（2002）、李光德（2008）、汪普庆与周德翼（2008）等人使用产权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分析工具，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使用产权理论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希望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以及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变迁的讨论，建构食品安全监管的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以该框架为基础，探析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向多中心发展的必然性和制度设计的构想。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外部性、内部性与市场失灵

市场无法有效抑制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食品具备着如Nelson（1970）所说的不同属性。在信息不对称时，消费者无法获知所消费食品的详细信息，从而无法清晰界定自己的产权边界，为生产者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市场陷入失灵状态，并通过出现的外部性与内部性问题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应对食品不安全的问题，才需要政府通过监管的形式进行干预。

（一）外部性与食品安全监管

外部性是由于产权边界不确定引起的，是指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例如，大型超市的建立，可以引来大量顾客，这使得超市周边的销售单位的收益机会大大提高。外部性可以分为两类，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指市场主体的活动，可以给其他主体带来好处，增加社会收益。上面超市的例子便是一个正外部性的例子。相反，负外部性是指市场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带来了负面效应，从而降低了其社会收益，增加了其社会成本。例如企业生产噪音太大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负外部性。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界定不清晰是产生外部性的原因。

食品安全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表现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其负外部性的情况是，在食品市场上，提供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对提供优质食品企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产生一种负的外部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消费者在食用了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所提供的食品后，产生了负面效应，消费者就会减少类似食品的购买，这将会影响提供优质食品的生产企业的业绩。此外，当提供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因为低价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会减少消费者对正规食品的购买，出现“劣币驱除良币效应”，影响提供优质食品的生产企业的业绩，这样，原有的优质食品提供者可能就会转向提供劣质食品。

（二）内部性与食品安全监管

在经济学术语中，外部性概念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与此相反，内部性这个概念显得不那么为人所知。较深入提出一般性“内部化”概念的是美国规制经济学家史普博，他在其著作《管制与市场》中对“内部性”进行了定义：“由交易者所承担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反映的利益和成本”。根据该定义，引起内部性的原因与外部性一样，也是交易费用。这里的交易费用包括：（1）签约时的成本；（2）签约方在不完全信息下监督合约的成本；（3）签约方收集签约另一方的信息时发生的成本。据此，史普博认为内部性与外部性一样，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因此，内部性的后果一样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一般来说，内部性可分为正内部性和负内部性。正内部性就是合约一方可以接收到合约另一方所带来的好处，且不需要为此额外付费。负内部性与正内部性相反，指合约一方可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实际给合约的另一方带来损失，而没有在合约中指明对这种损失的赔偿。例如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约中注明了食物的部分成分，但却隐瞒了带来不确定风险的信息。

由于内部性与外部性有相同的引发原因，因此，产权理论也可以作为对内部性进行分析的有效工具。程启智（2002）运用产权理论对内部性和外部性及其政府管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指出，“从产权的角度看，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内部性问题的产生如同外部性一样，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产权问题”。

无论是出现负外部性还是负内部性，都会引起市场失灵。归其根源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产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因为该问题实际上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凯恩斯的思想，为了社会效益最大化，政府有必要出面实施监管。

三、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产权界定、公共领域与制度安排

清晰的产权边界是市场良性运行的前提，因此，产权界定成为产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产权界定就是确定财产权利的归属主体。产权界定涉及其重要性、原则、属性等诸多问题。最早发现产权界定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的是科斯。科斯之后，以德姆塞茨、巴泽尔、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界定的属性及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作用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产权界定问题的视野。鉴于巴泽尔在解释微观经济行为中扩展了产权理论的应用范围，形成了泛产权解释框架，本文中将基于他的产权界定思想来讨论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

（一）产权界定的特征

科斯揭示了产权界定对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告诉我们，产权究竟能够界定到什么程度，产权界定的过程具有什么特点。对于这些问题，巴泽尔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产权界定只能做到相对清晰的观点，即产权界定具有相对性和渐进性。

首先，产权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巴泽尔认为资产的产权是不可能被完全界定的，因为，每一项资产都具有许多属性，如果要将产权完全界定清晰，就需要对这些属性做充分认识，掌握完整的属性信息，但这个认知的过程需要不断付出交易费用。再说人们也不会对资产的所有属性都感兴趣，他们只会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对感兴趣的属性进行排序，然后按照顺序去了解，直到到达资产产权界定的边界点，在这个边界点上产权界定带来的净收益是零，如超过这一边界继续界定，资产所有者就会受到损失。因此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时候，产权的界定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产权界定的相对性导致了资产的权利总会有部分没有被界定，这部分没有被界定的产权就会进入巴泽尔所说的“公共领域”之中。

其次，产权界定具有渐进性。资产的价值不会是永恒不变的。随着资产的价值属性的变化，产权也会随之变化。之前产权界定相对性的论述中，提到了界定产权的边界点，在这个边界上产权界定带来的净收益是零，如果超过这一边界继续界定，资产所有者就会受到损失。但情况会随着技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当这个边界点上的属性的价值发生变化，或者边界点之后的产权属性价值发生变化，由于交易费用的下降，边界点就会后移，直到一个新的边界点。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产权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产权的界定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巴泽尔关于产权界定的观点对于产权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之前的经济学家在产权的研究中都认为产权要么是可以完全清晰界定的，要么就是不可能被界定的，而没有人指出产权界定的中间状态，没有看到产权界定中还存在着“公共领域”。而这个公共领域的提出，为许多经济学现象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本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使用巴泽尔对产权界定的观点为理论基础。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实质与产权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对从产权理论角度，对食品不安全的分析及产权界定特征的介绍，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内部性问题，从产权理论角度看，就是食品交易中消费者应该享有的一部分食品安全的权利进入了公共领域，而这部分权利可以被转化为收益；作为信息上有优势的一方，食品生产、加工等提供方会想方设法地攫取公共领域中的这部分财富。而消费者作为信息缺乏方，由于产权界定和维护的交易费用过高，不得不放弃这部分权利，从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严重地甚至会危及生命。因此，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就是要帮助食品消费者维护“食品安全”的权利，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提供信息，来尽可能地帮助消费者进行产权界定和维护，抑制信息占有优势一方过度对公共领域中利益的攫取。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要进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监管模式与激励和约束方式的组合。在食品提供者和消费者的交易中，这个制度安排就能够通过提供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抑制食品生产者的投机行为，降低消费者界定产品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来尽可能清晰界定双方的产权边界，并在较低交易费用下维护这个边界，这样因信息不对称而进入公共领域中的利益便会减少，而食品生产者不敢过度攫取公共领域中的利益，使得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权利得到维护，达到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如图1所示）。

图1 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逻辑 四、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从政府单一治理到社会参与治理的产权分析逻辑

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对于其监管绩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食品卫生监管到食品安全监管的转变，相应地也经历着多部门向单一部门监管的历程。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实质上是部门监管外部性消解的过程。尽管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向更为合理的方向转变，但监管需要付出行政成本，因此其有效监管边界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监管效果就会变得低下或失灵。故此，有效的监管模式不能是单一的政府主导，而需要形成社会多元治理的格局。

（一）多部门监管到单一部门监管：外部性与监管绩效

建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不断变迁，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从产权理论角度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从多部门监管向单一部门监管过渡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不断的监管权内部化来消解部门监管的外部性的过程。本文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的演进阶段来具体分析。

1.卫生部门主导，多部门辅助的食品卫生监管模式

该模式存在于计划经济与经济转型时期，时间约为1949―1992年。在这一时期，食品产业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对于食品监管的理念还停留在卫生层面，卫生部是食品卫生监管的主要部门，特别是1983年7月1日正式开始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确立了卫生部的主导地位。但同时，涉及到食品卫生监管的权力作为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又被分散在不同部门，如轻工部、粮食部、农业部、化学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等部门里面都有食品生产和经营部门。尽管这一时期卫生部门是监管的主导，但是由于法律障碍、专业化经验、资源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以及部门监管产生的外部性效应（颜海娜等，2009），使得一方面卫生部门无法完全主导整个监管的过程，另一方面监管权力也在不断向食品链涉及的相关部门转移，逐步形成了一个多部门监管的局面，在这种监管模式下，监管制度显得重重叠叠，非常的复杂，且职能分散，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不畅。

2.多部门共同管理的食品卫生监管模式

该模式出现在市场经济下的多部门食品卫生监管时期（1993―2002）。该阶段中，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食品领域的政企合一的模式被打破，我国食品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使得旧的《食品卫生法》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于是在1985年后，修订后的《食品卫生法》通过并开始实行。该法从法律角度完善了参与食品卫生监管的各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尽管监管的格局仍然是卫生部门为主导，质检、工商等部门共同监管，多部门监管的弊端没有根本解决，但部门监管的外部性通过不断内部化而得以减小，为向下一个监管模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3.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2003年至2004年我国爆发的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极大地引起人们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的关注，也暴露出了原有监管体系中监管缺失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首次明确多部门分环节监管为主、分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同时，《决定》调整了原有监管部门的责任范围，将食品监管职责分环节赋予了农业部、卫生部、质检、工商、食药监等几个部门（如图2所示）。这样，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就从多部门管理一个环节变成一个部门管理一个环节的形式，《决定》将卫生部主导的多部门监管模式转向“五龙治水”模式，使得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责更加明确，整体监管边界得到扩展。

之后，为了防止各大监管部门利用部门立法的职权谋取利益，以及促进各部门间的协调， 2009年6月1日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该法中不但明确了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同时，为了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还成立了以副总理直接领导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构。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食品安全监管权更加集中，分工也更加明确。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部门间协调不好的问题。也为多部门监管转型为单一部门监管模式创造了契机。

图2 2008―2013年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尽管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优于多部门共同监管的模式，但该模式无法根本改变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的弊端，从减少行政成本与提高监管绩效的角度看，监管模式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形成单一部门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就提出要整合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将其转交给将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

（二）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治理：监管边界扩张下的必然趋势

巴泽尔从产权维护的视角，解释了奴隶制度的崩溃。这表明产权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问题。同样，产权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会向社会参与治理方向发展。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条件是现有制度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而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制度变革者预期新的制度能够带来大于成本的收益。只有当条件与动力二者都具备时，制度才会发生变迁。

1.制度变迁的条件：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有效边界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有效边界，即在这个边界之外，政府的监管可能失效，失效的理由可能是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并伴有寻租行为的发生。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食品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在监管中也就将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当行政成本太高时，政府的监管将变得非常无力。尽管政府可以通过集中监管权的方式，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明确监管的有效边界，但这边界总是存在的。因此，完全靠政府监管是无法解决食品安全这个社会问题的，监管制度需要变迁。

2.制度变迁的动力：消费者与食品生产者的产权维护行为

首先，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是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力。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如果所消费的食品因质量问题伤害了自身的健康，其就会产生投诉或的意愿，这就是产权维护的行为。当政府不能较好地实行有效食品安全监管时，消费者可能会通过大众媒体或网络，向政府施加压力。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负面影响程度。其次，食品生产者的产权维护行为会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变迁。其原因在于，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将产生惩罚提供违规的食品生产者，同时奖励提供安全食品的生产者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前文所提到的负外部性问题。如果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有效维持这个激励机制，那么食品生产者就会进行产权维护行为，而出现食品市场上的“劣币驱除良币效应”。

3.制度变迁的方向：有序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

政府无法负担完全的食品安全监管的费用，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首先，通过鼓励消费者的产权维护行为，培养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举报意识，有效遏制不安全食品的生产与销售；其次，通过鼓励食品生产者间信誉机制的形成，产生企业间的自组织式的自我规制发展路径；最后，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社会中介组织在行业监管的某些方面具有政府监管部门不具有的优势，例如信息的获取、标准的制定、协调沟通、促进行业自律、宣传教育等。可以看到，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是能起到较大作用的。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本文使用产权理论对政府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目标及模式变迁等一些列关键性的研究方向做出解释，试图以此来建构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解释基础。该做法的意义在于，食品安全监管实质上就是一系列的组织及制度安排的组合，如何更加优化已有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使其更加有秩序并衍生出新的组织与制度，需要有明确的理论进行指导，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旨趣。当然，本文当前只是大体勾勒出了产权理论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的运用框架，没有涉及该研究领域中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利益相关者产权制度设计的影响因素、食品产业链与安全质量相关性等，因此，这些都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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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its Mode Transi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perty Rights Theory

Zhang Junh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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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现代化法 良好操作规范 HACCP

2013年1月，美国FDA了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颁布以来的第批配套法规草案，其中一项法规草案《良好操作规范以及危害分析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将对现行良好操作规范法规进行修订和升级。新的法规草案在2个基本方面修订了现行Part 110法规：首先，根据FSMA第103节（a），FDA应出台有关危害分析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的法规的要求，117法规将会增加新的条款来满足FSMA的规定。其次，将会更新、修订或澄清现行110法规中的某些要求。117法规将在修订良好操作规范和融合HACCP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国内和输美食品生产企业良好操作规范和食品安全体系做出修订和升级。

1 美国21 CFR PART 117法规特点

《良好操作规范以及危害分析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21 CFRPART 117）法规基于最先进的国际上认可的HACCP原则。该法规适用于生产、加工、包装或储存食品的美国国内和海外企业。

美国21 CFR PART 117法规主要特点：（1）依据FSMA要求对需要进行注册的食品企业（特殊情况除外）的危害分析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做出新规定：（2）将原有的PART 110法规进行了内容的更新和明确，使之更加现代化，将使GMP符合修订后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D&C）的要求。

21 CFR PART 117法规还进一步解释说明了“农场”的定义，从而进步明确了针对农场的豁免条款的适用性。通过上述调整和变化，原有的PART110法规的内容得到了增补和更新，并将编号改为PART 117，旨在建立一个食品安全体系，使现代化的、基于科学的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贯穿于食品加工过程。

2 PART 117法规S110法规变化比较

2.1 法规组织架构方面

21 CFR PART 117法规草案包括总则、现行良好操作规范、危害分析和基于风险的预防控制措施、对特殊企业和仅从事预包装食品存储的企业的特殊要求、可能导致FDA撤销豁免的情况和程序、必须建立和保持的记录的要求和预留等7个章节。PART 117法规草案和现行PART 110法规在架构方面的变化如表1所示。

从组织架构上看，117法规将包括现行的110法规，将良好操作规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B部分）。GMP是制定和实施HACCP计划的基础，如果企业没有达到GMP的要求，那么HACCP计划将无法有效控制关键点。117法规将GMP和HACCP结合在起，先讲GMP要求，再讲HACCP要求，形成对生产加工、包装或储存食品企业的强制性要求，实际上也是将HACCP的理念贯穿于食品加工体系的方方面面。

2.2 PART 117法规中良好操作规范部分的变化

PART 117法规的GMP部分有4个重点修订内容，一是将澄清GMP中避免交叉污染的条款，指出要避免食品交叉污染以及过敏原的交叉接触：二是将更新和升级110法规的语言；三是删除某些含有建议的条款，如特殊温度的要求等；四是修订防止食品和食品接触表面污染的条款，指出也要避免食品包装材料的污染。

另外，FDA正在就其他修订征求意见，一是是否应对企业员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强制培训，包括是否需要要求培训记录，二是117法规中某些条款是否应该为强制性要求而不仅是推荐性要求，例如按必要的频率清洗非食品接触表面以保护食品和食品接触表面免受污染的条款，是否应为强制性要求。一般来说，对于豁免实施HACCP的企业以及特殊要求的企业，117法规中GMP部分的条款依然有效。

其中有几个活动对象方面重要的变化：

（1）术语企业（Facility）：FD&c法第418节（。）（2）中指出，“企业”的定义意味着“一个国内或者国外企业需要按照FD&C法第415节要求进行注册”，117法规中“企业”的定义将遵从AFD&C的要求。根据117法规的目的，§117.3中“企业”的定义将比常见的意思或者目前§1.227（b）（2）中定义的意思更窄，它仅指那些需要根据FD&C法第415节（及第1不B分H部分）要求完成注册的企业。

（2）食品包装材料：目前110法规中大部分要求预防食品和食品接触表面污染的条款，实际上也应该包括预防食品包装材料的污染。因为食品包装材料与食品直接接触，如果它们被污染，可能会导致食品的污染。FDA将修订目前110法规中对预防食品和食品接触表面污染的条款，使其同样也适用于预防食品包装材料的污染。

（3）增加交叉接触的内容：117法规中将出现一个新的术语“交叉接触”，§117.3中将其定义为食品过敏原无意问进入食品中去。将过敏原无意的引入食品中的行为被称为“污染”或“交叉污染”，而且这种术语目前仍然在广泛使用。在最近科学文献中，考虑到过敏原是食品的正常组成部分，而不是本身就是种污染物，文献中用“交叉接触”这个术语表示过敏性蛋白从一种含有食品蛋白的食品中无意的转移到另种食品中去。鉴于科学文献从“污染”和“交叉污染”中区分出“交叉接触”的定义，FDA认为应该使用术语“交叉接触”来描述过敏原无意中进入食品中的行为，而不是过去的术语“污染”。FDA建议修改目前110法规的若干规定，并在117法规中明确提出交叉接触的概念。

（4）针对“食品”定义的一致性修订：目前§110.3中“食品”的定义与FD&C法第201节（f）所定义的一致，包含原材料和配料。FDA将在117法规中保留这个定义。但是目前§110.80（a）的标题和§110. 80中的若干条款都使用“原材料和其他配料”这个描述，与“食品”定义的“原材料和配料”不致，这样的描述容易引起歧义，误以为原材料是配料的一种，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配料。为了保证食品定义的.致性，将对§110.80标题和目前第§110.80所有条款中凡是涉及到原材料和配料的地方，统一为“原材料和配料”这个描述。

2.3 HACCP应用范围的变化

110法规主要针对生产、加工、包装或储存食品的企业的良好操作规范做出具体要求，包括建筑物与设施、设备、生产加工过程控制、缺陷水平等，而117法规中企业除了要符合GMP要求外，还将新增HACCP的要求，实质上扩大了HACCP理念的强制性应用范围，突破了原先仅在水产品、果汁、低酸罐头等限定，延伸至需要向美国FDA需要进行注册的所有食品企业（特殊情况除外），从法规层面大大扩大了HACCP的应用范围。

篇5

1.食品安全的概念及内涵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ISO22000-2005中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这样规定的，食品安全（foodsafety）是指食品在按照预期用途进行制备和（或）食用时不会伤害消费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5，6］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5-6］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可持续安全问题。食品数量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本民族基本生存所需要的膳食数量。要保证食品数量安全就要求人民必须既可以买得到又能够买得起维持其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基本食品。食品质量安全主要指所提供的食品在营养，卫生等方面能够满足和保障人们的健康需要，食品质量安全涉及到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是否有毒，以及添加剂是否违规和超标、标签使用是否符合规范等问题。食品可持续安全问题主要是从发展角度要求食品获取需要注重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食品安全的成因

对于食品安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诸多研究。如美国农业经济学家Kinsey教授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总体上可以分类为以下六个方面：［5-10］土壤、水和空气等农业环境资源的污染；农副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化肥和生长激素等，致使有害化学物质在农副产品中残留；农副产品加工、贮藏和运输过程中违规或超量使用添加剂（防腐剂）；新原料、新技术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科技进步对食品安全控制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的部分学者也从食品生产、加工到销售供给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如柏振忠、王红玲等研究认为导致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中的食品不安全因素，以及生产经营者在食品中掺杂使假和包装容器对食品造成污染等几个方面。陈兴乐等从政府规章、管理制度等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对影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监管投入成本过高、部分监管人员责任心不强、监管体制与机制不到位、监管信息不畅通以及监测与预警机制失灵等几方面。孟菲、段玉峰等从生产角度分析，认为农药、兽药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环境因子。王婷等认为食品安全必须要加强对农副产品源头的控制。王志刚、周洁红通过对不同特征的个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知程度以及消费行为特点等进行分析，认为“收入、对绿色食品的了解程度、消费者对安全的忧虑度以及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等是影响消费者选择食品安全信息管制方式的重要因素。徐晓新认为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生产过程和流通环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不完善所致。刘为军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表征因素、过程控制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综上可知，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复杂多样，从田间到餐桌，食品安全受到生产、加工、储运等各个环节的影响。首先，在生产环节会受到土壤和水源污染导致的种植业、养殖业的污染，以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大量滥用植物生长调节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大量使用激素、抗生素等等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其次，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也会受到生物性、化学性污染以及滥用添加剂等而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对于诸多影响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加工、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监管等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行业门槛、加强产品标准制定以及完善立法和监管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真正解决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重点还在于追根溯源。食品安全不从源头保障，一切都是徒劳。笔者认为，这个源头在于农副产品的生产环节，包括最上游的生产环境（土壤、水、空气等）和农副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因此，为农副产品生产的源头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监管条件，既是有效改善食品安全的当务之急，也是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的长远之计。

二、食品安全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1.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食品安全最基础和最有效的保障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其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形式，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10，11］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力推进，可以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流动与集聚，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因此，从本质上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破了原有利益主体相互分隔的格局，促使其演变成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体，从而形成了从食品源头的生产（种植、养殖）、储运、加工到销售全过程的相互促进机制，进而推动我国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转变，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了最基础和最有效的保障，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前提

从农副产品生产环节来看，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小”与“散”制约了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了农副产品安全生产风险。农副产品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农副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对于保证食品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表明，我国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典型特征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我国农业的迅速崛起、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粮食安全的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我国农地资源的稀缺和人口众多的人地矛盾，均田承包的又造成了我国农地使用的过度细碎化和农地经营的超小规模化。这种超小规模化的生产状态不仅加大了农业生产和收割的难度，减低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制约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专业化和精细化生产的发展，而且可能造成同一品种在不同人家种植、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质量不一样，严重制约了农副产品标准化的推行，增加了农副产品安全生产风险。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标准化生产是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保证，从而可以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3.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副产品生产的安全监管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主要以为基础的分散小规模生产，使得农民对农副产品生产与企业对食品加工的环节相分离，非常不利于政府食品安全的全程跟踪监管，从而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成本过高。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广大农村生产的原始食物产品，容易导致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多头监管与协调矛盾等诸多问题。虽然在一些地区推行了“公司+农户”的模式后，食品加工企业与广大农户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比较松散，并非完全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企业也难以将产品质量标准延伸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一方面，质检部门负责监督和处罚企业加工环节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但却没有权力去直接监管农户的生产环节中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容易造成对食品安全问题责任的相互推诿。另一方面，农业管理部门对分散的农户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却又不到位，最终造成无法实现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有效监管，同样增加了食品安全生产风险。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使农业标准化生产，这就要求在农业生产工程中使用统一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农副产品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为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效降低了农副产品安全风险。

4．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构建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一个能够连接生产、检验、监管和消费各个环节综合系统。［10］消费者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了解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提高消费者放心程度。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追溯问题食品的来源及出现问题的具体环节。因此，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有效办法。然而，我国农地使用的过度细碎化和农地经营的超小规模化使得农副产品的追根溯源非常困难。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使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化，从而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有效屏障。由此可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提升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首先，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走向企业化和标准化，从而使每个生产企业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直接对象，这就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由企业把关食物产品，对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标准化规定，起到了直接筛选的功能。再次，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进而促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化作业在农业生产中得以广泛应用，最终从产品源头上减少了因滥用农药化肥以及饲料添加剂等带来的农副产品受污染的安全风险。第三，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又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从而可以有效减少农业生产者出于生产利润压力进而违反食品安全法规事件的发生。另外，农副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其进入现代化物流、贸易和销售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生产的农副产品的品质也就必然有了相应的保证。

三、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

1．以及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

我国农地经营的细碎化，阻碍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由于我国在实行时，为公平起见，一般会根据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远近等分为不同的类别，采取好坏、远近搭配的方式使每个家庭分配到不同类别土地。在我国农村分家时，原来家庭的土地也会依照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的远近等标准被分成多个部分，分开的每个子辈家庭将分到不同类别的土地。这样就导致了下本就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地进一步细碎化，每个单一地块面积较小，使得农地过于分散，从而形成普遍的“超小型”的土地经营格局，土地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使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已成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制约因素。实践表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固有局限性已逐渐暴露出来，是阻碍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和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11-13］

2．农地流转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和基础

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地，因此，要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应从解决农地流转为切入点，从而引导和实现农地的适度集中。即通过农地流转，使分散、零星的地块逐步集中形成一定规模，促进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为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和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把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有机衔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安全、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建立规模化生产基地，促进农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和标准化经营，从而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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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法律法规 执行力 探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食品安全状况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现实生活中食品安全问题接连不断发生，给人们饮食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同时也凸显出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提高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执行力是当务之急。

1.影响食品安全监管中法律法规执行力的主要因素

1.1 食品安全监管中适用的法律法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难以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此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1998年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2004年9月，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

1.2 食品安全监管中适用的法律法规条款笼统，可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5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可操作性不强。

1.3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权限不明、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自行其事，部门之间不能形成有效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出现问题相互推卸责任；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即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者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法律法规的公正性。

1.4 食品安全监管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会重新泛滥。这种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的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2.提高食品安全监管中法律法规执行力的有效对策

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管理和监督食品安全的基础和依据，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将在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督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辨证统一关系来设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保障体系。

2.1 因地制宜制定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整合现有法律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是我国食品安全最高效力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并对现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范等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食品监管的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律的同一性；同时，食品安全立法还覆盖“从土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确保食品安全的完整性。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不要留有盲区，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2.2 参照国际食品安全法典，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以国际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或参考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立与时俱进、重在防范，科学、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各种部门法对基本法的某一方面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这些方面应该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评价和质量召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2.3 采用等同等效的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在整个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领域，首先，大力推行目前CAC(食品法典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已经开始使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指南和准则，加快在标准体系上与国际接轨；其次，在整个食品产业（从土地到餐桌）推行HACCP,ISO9000,ISO14000及有机食品标准认证认可工作，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到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2.4 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提供食品质量安全技术保障

加强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合作，以统一协调管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规范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从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全过程对我国现有的非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进行重新制定或修订，从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统一各类食品强制性标准条款内容，消除现有标准互相矛盾和抵触或者有些食品生产环节根本就无标准可依的现象，为检验检测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厂商利用国家标准的漏洞牟取不正当利益，切实把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食品拒之于流通领域之外，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

2.5 强化法律法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坚持贯彻“从源头抓质量”的方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企业（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等）实行强制性管理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为此，要扩大执法部门的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制定的惩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目前，在我国实行对米、面、油、酱油、醋等类食品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对食品安全获证企业未能实行连续持久的监管，许多中小食品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名存实亡，产品出厂基本上不检验，检验设备常年不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是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更需要连续的和强制性的管理，对于那些生产、制造、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企业或经销商，无论其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大小，都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罚其倾家荡产，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基础和条件；财产刑和人身刑同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52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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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食品的来源广泛，涉及环节众多，所以其品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虽然我国食品安全状况逐步改善，但食品安全事故仍有发生。就主体而言，食品安全问题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政府等关系最大。

一、食品安全简述

我国《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的定义为“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其实，食品安全还有“质”和“量”的区分，对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食品供应量不足，温饱问题困难，是食品安全中量的本质；在供应量无问题后，由于有毒、有害物质对人类健康的损害，规模较大，造成公共问题，这是食品安全中质的本质；在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还要求食物的获取既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又要注重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这是食品安全中发展的本质。

二、食品安全问题浅析

（一）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履行

食品企业应提供安全、优质的产品，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要保障消费者的身心健康，维护公共安全。然而企业不是社会公益机构，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求利、个人求财，无可厚非。正如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生存之道。但是当食品安全与利润产生矛盾时，企业往往会选择后者，而忽略前者。纵观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没有一件是因科学技术落后导致的，无一不是追逐利益的后果，无一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无一不存在道德的丧失。

（二）消费者购买观念的不正确

消费者是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消费行为对食品安全也有一定的责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欲望在不断增长。食品的外观最能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者的需求直接影响到企业自身的生产。有的企业为了迎奉消费者的需求，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昧着良心去生产，形成不良竞争，乃至恶性竞争，损害其他企业合法利益和消费者的健康。如有人喜欢红心鸭蛋，苏丹红就应运而生；有人喜欢瘦肉多的猪肉，盐酸克伦特罗横空问世等。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忽略食品的安全和原生态，一味的追求美观和口味，这就让不法企业有了肆意发挥的空间。

（三）国家法制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中国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各项强化措施未上升到法律体系建设层面，缺乏操作性，无法形成长久的有效机制。

根据《食品安全法》，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国家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依法分别监管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这也再次确认了“分段监管”体系的继续实施。一方面，级别高于国务院各部门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虽组建完成，参与“分段监管”的各部门之间的平行关系，使得食品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传递与链接；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配套文件尚未出台，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未完成，基层政府的卫生监督、药监、质检等有关机构如何分工合作、执法监督，还有不明确之处。

三、食品安全问题应对举措

（一）加强企业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

企业是产品生产及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企业要本着对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时刻把质量和安全摆在企业现实及未来发展战略第一位。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贯穿食品企业的所有社会责任，从经济责任到法律责任再到伦理责任，都离不开质量管理及食品安全。

质量的保证离不开企业领导和实施员工。企业领导对管理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决定了质量管理的效果。加大对企业家质量管理、责任、诚信等培训和监管力度，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及其实施，提高其对质量管理的重视程度，促进企业的质量管理。同时，质量管理的实施离不开所有员工。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态度直接影响着质量管理的成败。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企业要对员工履行相关的伦理责任，做到没有就业歧视、保护员工隐私、保障工作安全、定期对员工培训，从而保护了员工的权益，提供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二）引导消费者安全健康消费

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缺乏必要的认识，在以“低价位”为导向的消费观念的驱使下，忽略了食品的安全性，导致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将食品安全问题纳入消费者卫生和营养教育体系，通过课程教育和社会各界宣传，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质量安全的浓厚氛围，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食品安全教育体系。第一，普及全民性的食品安全知识。使消费者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用自己正确的消费方式引导企业合法生产。另一方面要强化消费者责任和维权意识。利用法律武器积极维权，使假冒伪劣企业无处藏身。

（三）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规和监管体系

鉴于发达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经验，我国应加大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领域的工作力度，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为制定和实施标准、检验检测等活动奠定法律依据。重视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监控食品安全卫生，对从农场到餐桌的各个环节进行多次监控，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为使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有效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

尽快建立科学、完善的垂直监管体系，强化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种植养殖、初加工、流通环节的全程监管，整合质检、卫生、工商、食药、商业等部门职能，形成一个负责预包装食品加工、制造、流通全过程以及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综合性部门。强化食物质量安全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要逐步实行食品质量安全检测资源共享、检测结果互认制度等，畅通食品安全信息，降低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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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的内涵

食品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对于什么是食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义。而概念的界定是任何一项研究工作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的法律定义是: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从食品卫生立法和管理的角度,广义的食品概念还涉及到所生产食品的原料,食品原料种植,养殖过程接触的物质和环境,食品的添加物质,所有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设施以及影响食品原有品质的环境。在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管理工作中,通常还把“其他与食品有关的物品”列入食品的管理范畴。而美国FDA对食品的定义:食品包括人类食品、从相关物质中迁移到食品中去的物质、宠物食品以及动物饲料。欧盟对食品的定义:食品是指无论经过加工、部分加工或没有加工的,拟或正常情况被认为是供人类食用的产品或物质。食品包括饮料、口香糖及所有拟在食品生产、加工或处理过程中加入的物质,包括水。食品不包括:饲料(a)、除准备销售供人类食用之外的活动物(b)、收获前的植物(c)、理事会指令65/65/EEC和92/73/EEC中所指的医药产品(d)、理事会指令76/768/EEC中所指的化妆品(e)、理事会指令89/662/EEC中所指的烟草和烟草产品(f)、联合国1961单一公约和联合国1971单一公约中所指品和(g)、残留及污染物(h)。

2我国食品贸易竞争力指标的实证分析

2.1食品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出口增长优势指数(Theindexofexportriseadvantage)是指某产品出口增长率与总的贸易增长率之差,反映该产品出口优势的变化。以gi表示i产品出口增长率,gt表示一个国家总出口增长率,出口增长优势指数Dt可以用公式表示为Dt=(gi-gt)×100。该指数越大,说明i产品的出口增长越快。当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大于0时,表示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报告期上升;反之,则表明其国际竞争力在报告期下降。因此,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某产品所具有的出口竞争力的强弱。根据1995-2005年我国食品出口增长优势指数的变化(表1)可看出,虽然我国食品出口绝对值在不断增长,但从1996年开始,我国食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已从1996年的6.7%下降到2005年的3.0%。从表1还可以看出,我国的食品出口增长优势指数除了1996年为正值以外,其余各年均为负值,2004年甚至下降到了-30.9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食品加工精细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技术的进步,我国以初加工为主的食品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减弱。

2.2贸易专门化指数贸易专门化指数(Tradespecializationcoeffi-cient,简称TSC指数)是指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用公式表示:TSC=(Xi-mi)/(xi+mi),其中,Xi表示一个国家在i产品上的出口额,Mi表示一个国家在i产品上的进口额。如果贸易专门化指数大于0,则该国是i产品的净出口国,表明该国i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总体水平,具有贸易条件优势,且数值越大,优势越明显,竞争力越强。如果贸易专门化竞争指数小于0,则该国是i产品的净进口国,表明该国i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世界总体水平,处于贸易条件劣势,且数值越大,劣势越明显,竞争力越弱。该指标作为一个衡量贸易进出口额的相对值,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它均介于(-1,+1)的区间内。若该指数为0,即为水平分工,表明该国食品贸易与国际水平相当,进出口纯属与国际间进行品种互换。如果TSC=-1,意味着该国此项产业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如果TSC=1,则说明该国此项产业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从1998-2003年不同国家的TSC指数(表2)可以看出,英国的TSC指数6年来一直为负,为食品贸易的净进口国,食品贸易出口竞争力较差。其他国家均为食品贸易的净出口国,食品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强。其中,澳大利亚的食品贸易竞争力最强,前5年的TSC指数都保持在0.6左右,2001年甚至超过了0.61。其次是中国和加拿大,加拿大的TSC指数一直徘徊在0.2附近,但从2002年开始逐年下降。而中国的TSC指数前5年一直大于0.2,表现出较强的食品贸易竞争力。但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TSC指数除了在2002年有一个小的回升以外,这6年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03,TSC指数比前一年下降了将近50%。说明,中国的食品贸易竞争力虽然整体比较强,但正在逐年减弱。

2.3食品出口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简称RCA指数)。其是衡量一个国家产品或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各个产业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个国家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RCA=(Xe/X)/(We/W),其中Xe为一个国家某类产品的出口额,X为一个国家所有产品的出口额,We为该类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为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一般认为,若RCA≥2.5,则具有强竞争力,若1.25≤RCA<2.5,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若0.8≤RCA<1.25,则具有一般的竞争力,若RCA<0.8,则竞争力较弱。1990-2005年,各国的食品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显示,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竞争力水平一般,其中加拿大的食品出口RCA指数介于0.8~1.1,美国的食品出口RCA指数一直保持在0.9~1.2。而法国的食品出口RCA指数均高于1.4,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的食品出口RCA指数由1990年的1.38跌至2005年的0.49,食品贸易竞争力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与食品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比重的不断下降相吻合。

2.4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Competitiveness,简称TC指数),是对国际竞争力分析时比较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它表示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即TC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该指标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该指标均在-1~1。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该指数为-1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该指数为1时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越接近于1则表示竞争力越大。贸易竞争力指数(TC)具有简单、直观、明了等特点,能够快速反应产品在某一时点或连续某一阶段的竞争力变化。1985-1989年,中国贸易竞争力指数从0.42降至0.15,1990年开始回升,从0.26升至1993年的0.54,为历史最高水平,1994年以后又开始下降,2005年下降到0.07后,2006年回升至0.1。通过考察上述中国食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可以发现,中国的食品贸易竞争力整体水平不高,且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3我国出口食品竞争力减弱的原因

3.1农业生产源头污染严重,行业发展的基础受到冲击首先,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基础薄弱,工业和生活“三废”污染对种植、养殖的源头污染非常严重,而一个健康的农业生态环境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因此,我国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直接影响了食品原料的质量,再加上我国以小户(家庭)为主的分散经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农药、兽药及各种化学肥料的滥用,造成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突出。现在,食品安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强化了对疫情、禁用(限用)农、兽药、激素等物质及环境污染的监控和查处力度,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食品出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2食品行业技术水平较低,缺乏技术创新我国食品中的农产品和水产品多以初级产品或简单加工的形式出口。首先,这种形式的出口附加价值低,难以与国外高品质的食品进行竞争,而相对较低的价格也容易引起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其次,技术性偏低容易遭到国外技术性检查,缺乏技术创新则不能满足国外市场消费多样化的需求,缺乏相应的竞争力。我国食品出口品牌稀少,导致食品的竞争力较低。品牌力量是巨大的,优秀的品质,驰名的商标,以及庞大的消费团体所带来的收益不仅是利润那么简单。品牌不仅是价值的表现更是信誉的体现。从目前来看,中国食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著名品牌。因此,不论是食品还是其他商品都需要在国际市场建立品牌。

3.3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存在漏洞

3.3.1政府多头管理,监管不力我国对食品生产加工以及进出口进行监管的部门繁多,农业部、检验检疫局、质量监督局等部门均有行政管理权,各部门管理的重点不同,出台的法规也不尽相同。这种监管方式使各部门掌握的信息分散,部门间缺乏沟通。而且许多工作重复,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使得监管效力低下,监管责任不能很好落实。

3.3.2食品安全法规不健全我国现已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规多达几十部,但因分段立法,条款相对分散,单个法律法规调整范围较窄,尚未体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管理办法,留下执法空白和隐患。

3.3.3食品安全的标准制定工作滞后,标准水平低,与国际脱轨目前,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的标准是CAC,它是联合国粮农组织237种食品的检测标准和41个卫生安全标准,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发达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已达80%,而我国只有40%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了国际标准,覆盖面远远不够,标准化工作滞后。而且,我国的标准化水平低,标准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4对策

4.1积极推进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标准是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公布的HACCP体系为核心,包含了HACCP前提计划,融入了管理体系要素,对食品企业从原料供方管理到最终消费者食用安全保障的全过程提出了规范性安全管理和操作要求。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将食品的原料、生产、添加剂、包装和销售等环节全部纳入监管,从而实现“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品生产链过程中减少和消除危害,降低了食品的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为消费者的健康提供了保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适用于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或制售供人类消费的各类食品及其原料的任何组织。国际管理体系的推行,必然可促进我国食品源头治理工作的开展,提高我国出口食品在国际市场的声誉,也将有助于我国的食品企业冲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促进我国出口食品贸易的发展。

4.2加大技术投入,增强食品的深度加工,提高综合竞争力从我国食品出口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以价格优势作为竞争力,这也会导致我国食品出口量增而价跌的情况出现。而这种浅加工、低技术的生产方式虽然确保了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偏低,也较难通过国外的技术性贸易检查。高新技术的投入、对食品的深度加工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食品的附加价值,增加食品的销售品种,开拓新的销售领域,提高我国食品的综合竞争力。而技术的投入和深度的加工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成本并丧失价格优势,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我国食品由于长期低价竞销而遭受的一些技术性贸易壁垒。

4.3建立完整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4.3.1改革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力我国目前的监管部门繁多,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造成资源的浪费,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不明确,效率低下。因此,应改革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监管效力;另外,应制定统一的监管法规,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权威性和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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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冠生园陈馅月饼到阜阳劣质奶粉，从双汇瘦肉精到地沟油，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都牵动了国人的心，也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恐慌现象。因此，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与治理，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以所在的西部某直辖市分院辖区两级院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来起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犯罪特点、剖析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对当前形势下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强化食品安全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立法背景

2011年2月25日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做出了重大修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实现有效衔接，进一步加大了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充分体现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对民生问题的重点保护。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的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从“卫生标准”到“安全标准”，既是刑法罪名与《食品安全法》相统一，又是对食品安全要求的进一步提升。

首先，《食品安全法》第99条明确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指食品应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其次，《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标准定义为食品强制性执行标准，并在第20条中详细列举了食品安全标准的7种具体情形和1种兜底情况。可见，食品安全标准的内涵较之食品卫生标准，更加全面丰富，克服了卫生标准的许多弊端。

再次，修改前的刑法143条规定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内涵较窄，仅包括因“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其他污染物，从而足以导致食物中毒事故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而在现实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却是多方面的。

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弥补了刑法的这一疏漏，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等涉及到食品安全的标准加以统一规范，不断完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追究体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二、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特点及成因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的《加强国家级食品安全性计划指南》中，把食品安全解释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身体受到伤害的一种担保”，将食品卫生界定为“为确保食品安全性和适用性在食物链的所有阶段必须采取的一切条件和措施”。可见，食品安全的范围比食品卫生广泛，还包括了食品质量和食品营养等要素。因此，笔者认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结合司法实践，则多体现在触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条核心条款的案件中。

笔者通过对西部某直辖市分院辖区起诉的9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它们集中表现出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1.农村地区发案多，私人作坊问题突出。起诉的9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均开设有私人作坊，其中有6件设在偏僻的农户家中，这些隐蔽于农户家中的私人作坊规模小，易转移，流动性较大，执法部门不易发现且难管难查。

2.食品初加工环节发案多，浸泡熏制类手法突出。上述9件案件中，有6件是发生在收购原材料之后进行食品初加工的环节，占比达66.67%。而从作案手法上看，直接加工浸泡的有5件，熏制保鲜的有4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55.56%和44.44%，手法比较集中。

3.涉案问题食品数量多，滥用添加剂问题突出。上述9件案件均涉及被告人在加工过程中未按照相关规定控制剂量，滥用焦亚硫酸钠、食用硫磺等食品添加剂，致使二氧化硫残留量严重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情况，同时涉及的问题食品数量巨大，可能给更广范围食用群体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直接损害或留下长期的风险隐患。如徐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一案中，该被告人在生产18吨麻油榨菜丝和全形榨菜过程中，添加过量的焦亚硫酸钠和苯甲酸钠，致使成品榨菜中焦亚硫酸钠（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含量超国家食品安全标准48倍。

尽管《刑法修正案（八）》、《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然而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屡禁不止。仔细分析这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不难发现其多次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这其实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部分不法生产、经营者不择手段追求问题食品背后的低廉成本和巨大利润固然是导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屡打不止的首要原因，但笔者认为，有三类因素对当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是制造者必要专业知识技能的缺乏。从犯罪主体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除了贪图低廉的加工成本、谋求经济利益的主观因素外，专业知识技能的缺乏也是导致此类犯罪频发的重要因素。他们往往仅懂得在加工食品时使用添加剂可保鲜和增添卖相，却对食品添加剂的具体使用标准、方法知之甚少，在进行食品加工时又缺乏专人的技术性指导，全凭个人经验和手感随意操作，很容易使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二是收购方专业检测技术手段的缺乏。此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对初加工后的问题食品通常会联系买家进行收购，或者销往外地、送货上门。而收购方中仅有极少数大型生产厂家会进行专业的食品添加剂含量检测并进行相应处理，其余绝大多数的收购者受厂家规模、技术手段等限制，往往是直接将食品进行再次加工后就投入市场，未能严把质量关卡。

三是食品监管部门监管机制的缺失。有效监管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虽然有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食品安全，但因组织和管理体系的原因，尚未形成统一联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缺乏对食品生产销售的全程、动态监督，从而给少数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

三、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几点建议

综合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出现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与我们目前的特殊大环境密不可分的。因此必须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一）加大执法监督，严厉惩治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行为

在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多数是因为当前的多部门监管模式存在弊端而造成的。一些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以分工不明、责任不清为由，心存侥幸心理，不认真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责，致使法律形同虚设。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监管各方更是相互推诿，导致问责极为困难。《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将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统一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追究罪责。因此应经常性地开展责任和法律法规教育宣传，尤其加大对渎职犯罪的宣传力度，增强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感。同时，有关部门在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案件，应重视挖掘刑事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尤其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送检察机关的职侦部门立案查处，决不姑息。

（二）加强沟通联系，建立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联动机制

公检法各部门应各司其职，继续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一是注重深挖有毒有害食品源头，积极铲除制作销售窝点，排除各项干扰，严格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决不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二是加强调查研究，尤其加强对查处食品安全犯罪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研究，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便于及时有效打击犯罪。三是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促进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要加强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配合相关执法部门开展各种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长效合作机制，防止有案不送、以罚代刑。四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深入剖析发案原因及特点，查找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提出工作建议，督促整改完善。

（三）明确使用标准，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剂量的规范管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在我国，食品添加剂超标是引起多数食品安全事件的元凶，备受各界关注。笔者认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若以不造成伤害作为判断标准，会将某些介于有害和无害之间尚有争议的食品添加剂排除在外，范围太过狭窄。因此建议应该以不能证明其无害作为判断标准，即只要无法证明其无害就为法律所禁止。同时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也应统一使用标准，明确规定其在各类食品中添加的最大使用剂量，为相关执法部门在执法活动中提供依据，有利于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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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现代食品安全立法的先行者

英国是近代以来较早关注食品安全的国家之一，早在1860年就出台了《食品与饮料掺假法》。从1984年开始，英国制定了多项食品安全法律，同时还出台了很多专门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所有食品类别，涉及从农田到餐桌整l食物链的各个环节，为食品安全监管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法律标准。2000年，英国成立了食品标准局。

英国对存在问题的食品严格执行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监管机关如发现食品存在问题，可以通过电脑记录很快查找出食品的来源。

美国：《食品法典》为食品安全制定完善标准

美国保障食品安全的主要法规是由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食品法典》，该法典每4年修订更新一版，最近一次更新是2013年，是较为完善的保障零售行业食品安全的法规标准。而且美国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处罚严厉。

新西兰：从业人员自己制定安全计划

为落实2016年正式生效的新食品法案，新西兰政府从“能达到的小目标”做起，帮助食品从业人员制定《食品控制计划》。

新西兰第一产业部在网站上提供了各类详尽细致的模板，能够满足绝大多数饭店、咖啡馆、零售机构的需要。店主们可以直接拿来，制定计划，如果有特别需要，计划也可“自定义”。店家或企业制定《食品控制计划》后，要根据经营区域进行备案。对于餐饮等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的店家，检查人员一般每18个月会前往店内巡查，并提供评估和建议。

新加坡：实施严格安全标准和认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