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的本质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专利制度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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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专利制度社会福利产权交易

一、专利制度造成社会福利受损

专利制度通过法律形式确认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以及权利,毋庸置疑,不但使创新收益内化成为制度,使创新的成果得到了所有权的保障,而且促进了发明创造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技术的不断创新。但另一方面,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模式相比,现行专利制度的存在,减少了消费者剩余,使社会福利受损,造成了国内就业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模型来印证这一点。

1.专利制度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假定某市场是一个不存在专利制度的完全竞争市场,如下图所示,该市场的需求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分别D和LS。这样,竞争的结果是价格为OPc,产量为OQc。与市场需求曲线相联系的边际收益曲线为MR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单个厂商所面对的是一条与市场决定的价格相一致的水平的边际收益曲线MR2。

现在假定该市场存在专利制度,这样,原来的竞争性供给曲线就变成专利生产者的长期供给曲线。它同时也是专利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显然,专利生产厂商将根据MR=MC的原则,把产量缩减到OQM水平上,并相应地索取OPM的价格,从而获得PcPMBA的垄断利润或经济利润。由于OPM>OPc,OQM

2.专利制度产生社会福利净损失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剩余为PcCG;在存在专利制度的条件下,消费者剩余为PMBG。这就是说,当竞争价格OPc变为垄断价格OPM时,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PMBCPc。但从社会全体成员的角度看,PMBCPc还不都是福利损失,因为其中一部分即PMBAPc作为利润被专利生产者获得了。但由于PMBCPC>PMBAPc,因而消费者所损失的大于专利生产者所得到的,二者的差额就是图中三角形ABC的面积,这个差额为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称之为由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二、现阶段技术产权交易难以实现

现阶段我国技术产权资产评估尚不成熟,缺乏一套被交易双方认可的交易模式,严重影响了产权交易的顺利完成。为了方便说明专利人和生产厂商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用一个模型加以说明:假设T0为技术产权开始交易的时点,T3为专利人最终退出企业的时点,且T0

1.技术产权的交易双方难以达成转让协议

在T0时点,技术产权交易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践中常用的方法是先对生产厂商可能达到的长期目标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估计出在时点T3时创业企业的可能价值R3,再将R3折为现值V3,或再按所需投资额除以V3来计算投资者应得的股权比例。然而,创新本质决定了创业企业的风险和收益是不确定的,因此实际上也就很难估计出创业企业的可能价值R3。于是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往往是专利人要求要按照P(L)来计算投资者应得的股份,而生产厂商则要求按P(H)来计算专利人的股份比例。这种矛盾就会使技术产权的交易双方难以达成转让协议。

2.信息不对称给企业造成的较大损害

我们仍用上述假设,即使是双方可能在T0时点达成了技术产权转让协议(主要通过获得企业股权来实现转让价值),但由于专利人是技术的发明人并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他掌握更多的有关企业的信息,故在两者之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专利人有可能在T1时点就知道企业将会失败,即出现P(L)状态,而生产厂商至少要到T2时刻才知道这个信息。这样,专利人就有可能在T1时点和T2时点之间表现出利已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说,他可以在T1时点之后、T2时点之前,通过各种方式付给自己很高的报酬,从而损害生产厂商的利益。在现实中,T0到T1时段一般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故在技术产权交易完成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给企业造成的损害也可能相当严重。

参考文献:

[1]候远志.对技术成果资本化的几点认识.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8(4):78-80.

[2]林辉,丁云龙.试析专利权资本化.社会科学辑刊.2008(3):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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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垄断是什么。

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属于与完全竞争相对的不完全竞争形式，是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通过一定的手段对生产或市场实施的一种排他性的控制，从而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或状态。客观上，垄断既表现为对生产或市场事实上的垄断状态,同时也表现为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

二、垄断产生的原因。

垄断是对某种生产要素的占有。这种生产要素成为生产之必备，它既包括有形的生产要素，诸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等，也包括一些无形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像专利、商标权或品牌优势等无形产权，以及政府所给予一个企业的特许经营权、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特定的产业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等。谁获得了生产要素的垄断，必然会形成生产上的垄断。

首先，对于由有形生产要素的占有形成的垄断，又叫自然垄断，是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结果。而资源的拥有量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企业，都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的。对于国家来说，要素禀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林毅夫的动态比较优势原理可以得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依靠不断地从低到高的积累不同资源的比较优势。那么，企业通过本国或他国来获取自然资源自然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存在一个企业的资源禀赋问题，所以它会伴随资源的减少和其他厂商的资源获取而削弱其垄断地位。

其次，由于占有无形生产要素而形成的产权垄断。这种垄断难以维系较长时间。如专利权，它是公开专利技术，但由国家强制实施专利法，予以保护专利人在一定期限内的专利权。它首先就有一个时间性问题，垄断期限长短的法律规定是基于产权人技术开发成本和产品生产成本的支出和利润收益的科学测算,通过维护产权人的技术开发成本回收权和合理利润取得权，达到鼓励科研投入，技术竞争,推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制度安排。过了专利保护期限，专利就成了公开技术，无任何的优势可言。即使在专利保护期内，由于专利是必须公开，其他任何人或者组织都可以利用此项专利来做更进一步的技术开发研究。所以，专利制度并不是一个实质的阻碍，而是加速技术进步和转化的一个制度。

而对于商标和品牌优势所形成的产品差异垄断则完全属于垄断竞争形式。它本身就意味着有很多企业生产与其差异不大的可替代产品。那么，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消费者的偏好变化都可以令其丧失垄断地位。

最后，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形成的垄断。这种垄断被称之为行政垄断，是政府由其国家管理权而对行业采取的一些限制性措施或壁垒，从而达到阻碍大多数厂商进入的垄断效果。这种垄断是无法剔除的，除非政府作出政策性改变。这往往会形成政府设租、企业寻租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三、垄断不必然有害

1、垄断与产权的关系。产权是民法所保护的民事主体（即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财产性质的民事权利，包括物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在这些民事财产权中物权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现代产权的核心是物权。物权是指权利人在法定范围内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支配是指权利人无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就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具有排斥他人干涉的效力，对产权的合法保护无疑是与反垄断措施相矛盾的。所以，国家通过物权法其实只是排除了除国家外个人或组织对产权的侵害，但却给予自己豁免，这种豁免除了体现在法定征收就体现在反垄断法上。国家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来打破不合理的垄断。

2、垄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排除政府的行政垄断之外，由于市场的自发力量形成的垄断是对规模经济追求的结果。企业无论是通过新设工厂还是并购扩张，只要它满足的是规模经济，那么这种垄断就应该是合理的。规模经济虽然可以得到降低成本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但企业与市场之间总是有一个平衡点，就是最佳规模点。所以，企业不会无限扩大自身的规模，当企业扩大到最佳平衡点后，只能通过纵向发展或者多元化经营来继续扩张，从而避免由于规模过大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的问题。

3、垄断与效率的关系。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才能保护效率，效率促进经济，而垄断是竞争的反意，那么垄断必然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当某一产业被个别企业垄断之后,就会出现低效率综合症，包括配置低效、组织低效和动态技术低。即经济学中的X效率，也就是消散三角形问题。似乎这个消散的三角形成了垄断的众矢之的一样。却不知，消散三角形可能由于为了垄断而必须付出的成本。有竞争当然可以保护市场力量，但却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而有垄断必然也有一定的损失，只是经典经济学没有把交易成本划出来而已。

既然垄断不必然与无效率相联系，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行业既垄断又无效率呢？如电信、电力、铁路、民航、邮政，其症结除了他们是自然垄断，并且有其历史原因外，重要的是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有政府的行政管理力量在背后做支撑，甚至补贴。目前，这些行业在反垄断的拆分后，情况有所转变，但拆分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效率问题。兼顾一定公平的效率而不是竞争才是经济发展之根本。

四、信息经济下垄断的新特点

1、检测垄断的传统方法是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程度，但对于信息产业却不再适用，因为信息产业具有很高的研发固定成本，而其边际成本是极低的。在对信息产品定价时要考虑到研发成本与市场容量的问题，而不是从边际成本出发。同时，规模和系统经济效应会使产业利润向少数优胜企业转移和集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将可以出现赢家统吃的局面。

2、市场的边界也变得很模糊。因为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不是不断增加或改变现有软件产品的特色和功能，因此难以轻易断定“捆绑”销售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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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权确定性就是人们对其资产排他性权利的实现程度。当人们对资产的排他性权利存在被剥夺或被破坏的可能性时。产权就是不确定的。产权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可进行不同的分类，如依据不确定性概念，可把产权不确定性分为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和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可以用契约密集型货币比率和企业的资产结构(无形资产与固定资产的比率)等指标加以测度。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产权确定性是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

关键词：产权确定性；不确定性；测度；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O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　05-0005－06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斯定理的提出及其对产权在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的发现，产权问题日益受到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关注。产权确定性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跨国投资中，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状况，有关产权确定性的跨国比较和测度需求日益增长。那么，什么是产权确定性?它有哪些类型?受何因素的影响?如何测度?产权确定性对一国或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就以上问题，结合既有的文献进行讨论和评介。

一、产权确定性的含义

要准确把握产权确定性的含义，首先要对产权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加以说明。对于产权的含义，尽管产权经济学家们的认识还不是很统一，但在把产权看作是人们基于物(或资产)而发生的权利问题上还是比较一致的。如具有权威性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就将产权解释为：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出借权、转让权、用尽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另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产权定义是菲吕博顿和配杰威齐提出来的，他们将产权定义为：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这里所讲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实际上就是指一方承认另一方对物(或资产)的权利。

资产的产权有很多特征，如排他性、可分割性和可转让性等。其中，排他性是(私有)产权的决定性特征。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2000)所说，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是，一项财产的所有者有权不让他人拥有和积极地使用该财产，并有权独自占有在使用该财产时所产生的效益。同时，所有者要承担该财产在运用中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德姆塞茨(1994)也指出，排他性是指决定谁在一个特定的方式下使用一种稀缺资源的权利。排他性的概念当然是从下面的意义中引申出来的，即除了所有者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坚持有使用资源的权利。

需要指出的是，产权的排他性不是绝对的，因为产权的排他性是建立在良好的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的，如果保护不力，产权就可能遭到他方的夺取，从而使产权的排他性成为一句空话。巴泽尔(1997)就曾说过，盗贼对赃物有产权这一事实意味着，如果所有者的财产有可能被盗，那么他对自己的财产就不会享有充分的权利，所有者就无法确保自己将来还能使用这些财产。他们实际的权利到底有多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他们财产的保护效果如何，也取决于他们自己采取何种防卫措施，但按理说，防卫费用越高，权利也就越有保证。

显然，所谓产权确定性，就是人们对其资产排他性权利的实现程度。一般来说，确定的产权意味着其排他性权利是未受侵犯的。对产权的确定性是一个程度问题早就被产权经济学家所认识，如Anderson(1975)就指出，产权是决定人们获取或使用诸种资源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为了使这些规则能够有效地协调人类的行动，产权必须加以限定。当然，产权的所有这些要素也有个层次或程度问题，由于人们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程度不同，则产权有可能完全被剥夺，有可能完整无缺，或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

这里，有必要说明产权确定性与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显然，产权保护和产权确定性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产权保护得越好，产权确定性程度越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产权确定性的因素很多。产权保护只不过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二-。所以，不能将产权确定性与产权保护两个概念混同，甚至否定产权确定性概念的意义。产权确定性概念意在说明产权对其主体的排他性权利的实现程度。

二、产权确定性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产权的确定性是相对于不确定性而言的，当人们对资产的排他性权利存在被剥夺或被破坏的可能性时，产权就是不确定的。

对于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作过很多的分类。如Koopmans(1957)把不确定性分为原发的和继发的两类。原发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自然无序行为造成的不确定性，而继发的不确定性则是由于缺乏信息沟通，使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同时也在做的那些决策和计划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威廉姆森认为，Koopmans所说的继发的不确定性并无害处，它主要是由于缺乏信息沟通造成的。威廉姆森更关注那种故意掩盖、有意误导或歪曲信息造成的不确定性，即他所说的行为不确定性(或战略上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即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千差万别(人们往往无法预见)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根据不确定性的来源，诺思把不确定性分为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和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显然，诺思所说的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与Koopmans所说的原发的不确定性含义接近，而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则与威廉姆森所说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含义接近。

既然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和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自然也可以把产权的不确定性分为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和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会使人们的排他性产权变得不确定，如地震把人们的房屋震坏，洪水把人们的财物冲走，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诺思指出，随着人类信息和知识存量的增加，人类历史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与物理环境相关联的、可观察的不确定性的系统性减少；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与人类社会环境相联系的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导致产权不确定更多的是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或者威廉姆森所说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普遍存在的偷窃、抢劫、剽窃、欺骗等人类行为就是导致产权不确定的最重要原因。威廉姆森还专门研究过经济交易中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导致的产权不确定性。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通常要求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更多的投资，包括一些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当涉及双边交易时，专用性投资很可能给交易的对手敲竹杠的机会，他们可能利用另一方企业投资的固定性和专用性，在交易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剥夺对方的准租金，这使进行专业性投资的一方对产权的确定性更为敏感。

根据资产的属性，可以把资产分为有形资产、无

形资产和人力资产(或资本)，因而，产权的确定性自然也可以分为有形资产产权的确定性、无形资产产权的确定性和人力资产产权的确定性。从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角度看，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产权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这些资产因为自然的原因导致其价值遭受损失，如地震造成房屋(有形资产)倒塌、火灾造成技术(无形资产)丢失、洪水将人(人力资产)冲走等。从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或行为的)不确定性角度看，有形资产产权的不确定性与可能遭到他方(包括私人和政府组织)的偷窃、抢劫、欺骗、盘剥或没收等行为的程度有关；无形资产产权的不确定性则与无形资产(如专利、版权、商标等)被盗版、抄袭、模仿等行为的程度有关；而人力资产产权的不确定性与前两者有所不同，由于人力资产与其载体不可分离，现代社会视抢夺他人为奴为严重违法，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因而人力资产产权的确定性并非遭受他方夺取的问题。人力资产产权的确定性主要与人力资产产权是否实现有关。人力资产的形成要花费时间和金钱，还有脑力与体力等成本，其费用支出是放弃了眼前的消费，旨在将来获得收益。如果进入企业的人力资产所有者不能分享企业的剩余(即只获得体现其使用权回报的固定工资)，其人力资产产权就没有充分实现，这就是人力资产产权不确定性的重要表现。

产权还有一种分类是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绝对产权即人们对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的产权，而相对产权则是源自于自由达成的合约或者法庭上的指令(在侵权行为的情形中)，即包括合约性产权如信用债务或销售关系，以及法律上的强制义务。显然，人们在交易中的合约性信用债务或销售关系，即相对产权也会存在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和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当然，以后一种不确定性为主。

在我国现阶段，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相对产权不确定性已经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而，深入研究引起相对产权不确定性的因素，对于做出提高相对产权确定性的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产权确定性的测度

由于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状况对跨国投资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因而，近十几年来，有关一国或地区产权确定性的测度指标成为产权经济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现在人们已找到了一些具体指标，包括对一国或地区产权确定性总体状况的测度指标和仅测度其知识产权确定性状况的指标。

对一国或地区产权确定性的总体状况进行测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是Knack和keefer(1995)。他们使用了民间国际投资风险服务机构建立的国际国家风险指标(ICRG)的某些具体变量来测度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状况。如ICRG指标中的征收风险和法治水平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财产的确定性状况：如果征收风险较高，同时也没有建立和平解决纠纷的机制，将会降低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和效率，投资者可以保留边际产品(甚至是初始投资)的概率也会降低。同样，如果这些国家在法治上的得分不高，契约的执行能力和产权确定性自然也成问题。ICRG指标中的政府是否会撕毁契约是衡量契约执行和产权确定性的又一重要指标：如果政府不尊重他们与私人部门签订的契约，那么它也不太可能尊重并执行两个私人部门之间的契约。撕毁契约也反映了政府的可信度：如果一个制度允许单方面地修改或者撕毁契约协议，那么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可能不会受到约束，进而对经济活动形成冲击。如果一个政府采取没收性的税收或者经常实施征收，它很可能会引起猜疑。

测度一国或地区产权确定性总体状况的另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指标是clague等(1999)提出的契约密集型货币比率指标。他们认为，支持复杂和非自动实施交易的产权和契约执行制度也会影响到人们持有资产的形式。如果一个社会里没有建立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人们最好是向政府隐瞒自己的活动和资产，在交易中大量使用现金。尽管使用现金不如支票、信用卡和其他一些正式的支付手段方便，但由于担心政府没收或者征税，人们还是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而且，如果正式合同在法庭上得不到可靠的执行，或者，人们害怕留下书面记录而企图向政府隐瞒交易，现金交易就显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能有效地掩盖交易的过程。同时，可能是由于人们对银行及其他金融资产发行者的信用缺乏信心，或者是怀疑政府实施金融监管的能力，往往不愿意持有金融权证，而选择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能建立安全的产权和可靠的契约执行机制，人们几乎没有理由在大宗交易中使用现金，也不会保留大量的现金资产。他们更希望交易被正式记录，防止出现纠纷，也可以省去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和因此可能引发的危险。即使是进行一些小额的交易，他们也通常喜欢使用支票或信用卡，强化他们在税收当局心目中的信用记录。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可以用契约密集型货币比率(CIM)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产权确定性的指标。所谓契约密集型货币比率就是非现金货币与总货币供给之比，也就是(M2-C)/M2，这里，M2指广义货币供给，C指银行以外持有的现金。这个比率的分子包括支票账户、长期存款以及其他金融权证等，分母是所有这些资产的总和加上现金资产。契约密集型货币比率的值越大，可以认为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程度越高。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资产结构时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资产中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较高而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较低。Claessens和Laeven(2003)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程度不高，企业更愿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无形资产投资，因为企业的所有者发现从无形资产投资获得收益要比从固定资产中获益困难得多(因为无形资产容易被模仿、盗窃，而后者不易)。所以，Claessens和Laeven提出可通过对不同国家相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资产结构(无形资产与固定资产的比率)来间接测度一国的产权确定性程度。

其他学者，如Rapp和Rozek(1990)、Sherwood(1997)、Ginarte和Park(1997)则提出了测量一国知识产权确定性的具体指标。以Rapp和Rozek(1990)的指标为例，他们使用专利法作为一国或地区知识产权确定性程度的指标，并赋予0至5的分值来刻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确定性程度。其中，得分为O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没有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法；得分为1的国家或地区其知识产权保护法很不适当，对侵权、盗版行为不禁止；得分为2的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得分为3的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及其实施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得分为4的国家或地区其知识产权保护法较为完善；得分为5的国家或地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完全与美国商业委员会提出的最低标准一致。

Sherwood(1997)提出的测度一国知识产权确定

性的指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即：法律的构成(包括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等)、实施能力(包括司法独立性、裁决质量、实施的法律工具的缺乏度、知识产权概念的司法解释、警官和海关官员的可靠性、罪犯制裁、实施程序的拖延和最终决定的透明度)、管理机构和公共承诺等，每个部分都被赋予不同的分值。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可以依据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的完善度和实施知识产权法的强度等给予不同的分值，这又要结合个人的知识、经验和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Ginarte和Park(1997)的指标划分为五个类别，包括：保护的覆盖范围，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和保护期限。每个类别又包含若干个度量指标。Ginarte和Park规定每个度量指标各占1分，每个类别中各指标得分之和除以该类别中的指标个数即为该类别的得分，五个类别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以上有关产权确定性、特别是知识产权确定性的测度指标，显然还存在缺陷，如Rapp和Rozek(1990)的指标仅测度了专利法，这并不能代表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部，还有就是他们所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很不适当”与“知识产权保护法存在严重的缺陷”等很难区分，分值的赋予难以做到科学性。Sherwood(1997)的指标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如重复性差、难以再现、严重依赖调查者的知识和经验等。Ginarte和Park(1997)旧的指标则只是评价了一个国家是否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而没有考虑法律条款实施的实际效果。当然，尽管上述指标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这些指标的提出对我们研究一国或地区产权的确定性状况还是颇具意义的。

四、产权确定性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价值

从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角度看，与物理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显然会对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等的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非洲某些国家长期得不到发展，自然条件恶劣造成其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等的产权不确定性较大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深入研究这种不确定性对投资与增长的影响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重要性和普遍性看，影响投资和增长更多的是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所以，下面主要讨论与人类环境相联系的产权不确定性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关产权保护(从而产权确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应该是最早的发现者之一。诺思早在1968年通过对1600-1850年海洋运输成本的各方面的统计分析就发现，在这250年里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对海盗的打击使产权变得安全了，导致保险费用减低，武装护航人员减少，结果是单位船员的载货能力提高和船速加快；其次是市场规模扩大，运输的货物总量大大提高，因此，空返次数和滞港时间减少，从而劳动成本降低，装载量提高。这说明，产权保护和产权确定性的提高最终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诺思后来的研究则进一步强调了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使知识产权的确定性增强)对知识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巨大价值。正如他指出的，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激励他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为了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来。一套鼓励技术变化、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的激励机制仅仅随着专利制度的建立才被确立起来。

与诺思一样，法国学者勒帕日(1985)也对产权保护从而提高产权确定性在发明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进行了分析。他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明确规定每个人的专有权，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保护，并通过缩小对创新带来额外“利益”可能性无把握的程度，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富于“创新精神”，并且更能促使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规定个人权利的制度不明确，如果该社会的保护结构没有效力(或“故意”限制个人的专有权)，这就会提高创新活动的“费用”，并减少发明者努力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进步就更慢，更难促使经济增长。

上述有关产权确定性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显然极具价值，但其不足是多是通过历史事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描述性论述。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利用大量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产权确定性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Knack和Keefer(1995)用国际投资风险服务机构建立的国际国家风险指标(ICRG)的某些具体变量，如一国的法律制度、财产受剥夺风险、政府否认契约的可能性大小、政府腐败以及官僚机构的质量等反映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状况，他们发现，即使严格控制增长的其他潜在决定因素，ICRG指数仍和投资、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继他们之后，Clague等(1999)用契约关联货币比率指标作为衡量一国所有契约能否执行和产权确定性的指标，结果发现，契约关联货币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都和投资显著相关，即使在考虑了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和决定其他投资的因素之后也是如此。㈣其他学者，如Gould和Gruben(1996)利用Rapp和Rozek(1990)开发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对95个国家1960-1988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及其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anwar和Evenson(2003)吼估计了32个国家两个阶段的面板模型，他们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及其确定性提高对研发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刺激创新和科技进步，而创新和科技进步反过来又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近些年来，有关产权确定性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如杨全发和韩樱(2006)、刘和东(2008)、陈国宏和郭(2008)、刘勇和周宏(2008)分别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及其确定性提高对跨国公司投资、企业自主创新及其能力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他学者，如马国强(2003)分析了民营企业产权不确定性的一些表现及其对民间投资发展的制约；陶伟军、何昀(2005)指出了消费领域产权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品的消费形式的影响；姚利民和饶艳(2009)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量。他们的研究发现，开放的发达地区具有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落后地区的保护水平较低。相关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人均GDP相关性最大，与外向度也较大，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地区差异。

五、结束语

以上对产权确定性的含义、类型、影响因素、测度指标和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讨论。显然，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关产权确定性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状况会存在很大的差别?一国或地区产权的确定性状况具体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究竟应该如何提高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状况?在提高一国的产权确定性状况问题上，制度和技术各起什么样的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又各起什么作用?国家在提高一国或地区的产权确定性方面应该起怎样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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