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的划分范文
时间：2024-02-04 17:53:5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规模的划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市流;安徽;城市规模等级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049-03
城市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以第二和第三产业活动为主的居民点。城市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一定的区域内很多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的城市以物流、信息流、人流、商品流、资金流等方式发生经济联系,构成一定的城市体系。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其以商品和服务为交流对象,以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为媒介,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经济的交流,最终完成城市间的经济活动。城市发展的前途和动力就是能为别的区域或城市提品和服务。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依据区位商原理和城市经济基础理论,运用城市流分析方法,对城市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与城市质量做对比分析,并根据结果进行城市综合实力的等级划分,以此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联系加强的政策实施提供基础,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的充分、合理流动,实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1城市流内涵和分析模型
1.1城市流
城市流是指在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空间流在城市密集区所发生的频繁、双向或多向的流动现象。
城市具有复杂的功能,总的来说分为外向功能和内向功能。我们主要研究其对外功能性,即辐射功能。外向功能是城市在与外界联系中所产生的经济活动,我们用城市流的相关指标对其外向功能进行测度,从而得出结果,进行比较。
F=N・E(1)
式中F为城市流强度,N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各城市间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可以通过从业人员的人均GDP等指标来衡量。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也就是城市各部门外向服务能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城市各部门外向服务人员数量等指标来衡量。
城市流强度说明了城市与外界(城市或农村)联系的数量指标,反映了区域内城市的经济影响力强度。城市流强度高的城市对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大,城市等级高;城市流强度低的城市对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小,城市等级低。因此,城市流强度大小也就成为区域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标准。
1.2城市流强度模型
考虑到指标选取的容易性以及代表性,选择城市市区从业人员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则城市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E,因为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服务功能局限于本身,所以选取表示i市的所有部门人口,G来表示全省j部门的从业人口,G来表示全省的从业人口。因此,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E:
(6)式中K为i城市外向总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例,反映了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称之为城市流倾向度。
2 分析过程及其结果分析
2.1指标选取
考虑到综合评价一个城市的规模等级,本文选择交通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金融业、房地产、住宿餐饮、租赁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地质勘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制造业和采掘业等反映商贸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科教、工业等的所有18个部门的城市从业人员指标。
2.2城市流倾向度与城市流强度分析
利用上述公式(2)(3)(4)(5)计算,求出安徽省各中心城市外向功能总量、城市流倾向度、强度(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与城市流强度相关度很大,其中淮南、淮北的对外功能量最大,主要是由于采矿业的外向功能量大和强劲拉动作用造成的。合肥、芜湖、马鞍山的外向功能量主要是制造业,科研技术等组成的。其中,制造业是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城市资源整合,信息交流,要素合理配置的主要部门之一。说明三市在安徽经济发展联系中的突出地位。其余很多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小于2.0,甚至小于1.0,表明对外功能不强,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
从表中看出,城市流强度与城市的市区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呈明显的正比关系,表明城市规模高度地依赖经济数量;而城市流强度与城市流倾向度的比例关系不明显,说明城市质量与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关联度不高。总的来说,城市的对外功能服务整体上比较弱,很大程度上说明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过渡阶段,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
从表中可以看出,合肥的城市流强度远远大于其他城市(>160),是城市的第一等级。马鞍山、芜湖、淮南、淮北城市流强度比较大(80―120),为城市的第二等级。铜陵、蚌埠、安庆、宿州城市流强度比较小(25―80),为城市的第三等级。宣城,巢湖、黄山、滁州、亳州、阜阳、滁州、六安等城市流强度更小(
3.城市发展对策
在整个安徽省城市体系中,应该继续加强以合肥为发展核心,以皖江城市带为发展轴线,构成整个区域发展的点轴式空间结构。同时,加强合肥与淮南、淮北两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带动皖北地区经济发展。在皖江经济带中,芜湖、马鞍山一方面与合肥构成整个区域的发展三角,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经济社会联系,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企业合作,资源共享,以安徽为长三角腹地,加快与长三角的经济交流。
由于安徽省各城市间城市流倾向度相差不大,所以,城市规模等级高的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城市流倾向度。合肥、芜湖、马鞍山等要进一步完善其综合服务能力,大力发展批发零售、金融业、保险业等,进一步增强对外经济的联系;淮南、淮北可以发展煤炭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同时进行工业旅游。
城市规模等级较低的城市,在提高城市流倾向度的同时,要着重提高城市经济实力。铜陵、蚌埠、安庆、宿州等要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结构优化升级,同时逐步转移部分传统产业到其他地区,利用外资,大力发展科技价值高、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黄山等城市利用品牌效应,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延长服务产业链。第四等级的城市要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等级别城市的合作与交流,并进行合理分工,提高其外向经济发展能力。
总之,安徽省要建立一个产业结构优化、部门分工合理、经济充满活力、网络化经济联系的城市体系,使其能够很好地发挥城市体系内各个城市的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李小建,李国平,曾刚,等.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84-188.
[2]朱英明,于念文.沪宁杭城市密集区城市流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2,(1):31-33.
[3]雷菁,郑林,陈晨.利用城市流强度划分中心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以江西省为例[J].城市问题,2006,(1):11-15.
[4]陶修华,曹荣林,刘兆德.基于城市流分析的城市联系强度探讨――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J].河南科学,2007,(1):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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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基建工程档案管理重要性
1.1 档案管理的历史性
在电力工程的基建档案中基本涵盖了工程项目内的所有资料，是为生产建设提供不断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因此对电力工程基建档案进行规范、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具备了历史性。因此在基建档案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仔细、负责，以保证任何一个细节不被遗漏，从而实现科学合理的规范化[1]、标准化电力工程基建档案管理模式。
1.2 档案管理的稳定性
电力工程的基建档案中记录了基建工程项目的全部施工过程，因此为电力企业的稳步发展、供电能力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文字资料，企业管理者可通过这些资料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力度，同时也是制定科学化、规范化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参考，因此在对电力工程基建档案管理模式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的设计过程中，要贯彻真实、有效的根本原则，才能保证电力工程基建档案管理模式的稳定性。
1.3 档案管理的珍贵性
电力工程中的基建档案是基建工程中的重要原始资料，因此其具备了极高珍贵性。其中囊括了基建工程全部过程的历史，只有通过制定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对基建档案的妥善保管，从而提升电力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
2 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模式在电力基建工程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随着我国电力事业的飞速发展，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逐步完善，因此要对电力工程基建档案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力企业的综合市场竞争力。为了能够解决当下电力基建工程档案管理模式中的一些问题，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施对电力基建工程档案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2.1 基建工程项目施工前期文件方面的管理办法
在电力基建工程前期中的文件中主要包括研究阶段、申报工程阶段等过程所产生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是确保施工过程合法进行的重要文字依据，同时也是确保后期基建工程项目顺利施工的重要因素[2]，因此要加强对电力基建工程前期各类文件的管理力度。在资料收集、管理过程中由于经手人员较多、用时较长等问题，因此要求相关管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责任心、耐心、素质。同时档案管理人员还要及时掌握电力基建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依据施工过程中产生文件的时间对资料进行有序、妥善的管理手段，如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上报，从而实现对电力基建工程前期文件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措施。
2.2 招投标阶段档案方面的管理办法
在电力基建工程项目的招投标阶段，由于其参与招标、投标的企业过多，因此对基建工程档案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在这个阶段中要进行归档的文件种类极多，其中主要包括：招标文件、投?宋募?、中标文件、澄清文件、平分文件等，如果档案管理人员没有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妥善管理，便会出现签字不规范、资料收集不完善等问题，从而对后期电力基建工程的施工造成影响。因此在招投标阶段要想有效提升对基建工程档案的妥善保管，便要实施科学、合理的管理手段。档案管理人员要全程参与到招投标过程中，并对企业自身的情况充分了解，对涉及到基建工程项目的相关资料要充分掌握，尤其针对招投标过程中的各个细节例如文件签字、功能表等要对其进行有序的管理，还要注意签字、功能表等细节的操作规范。如果档案管理人员由于特殊原因并未能参与到招投标的过程当中，在活动结束之后要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并进行档案资料移交工作，并对其进行登记、分类、归档等操作。
2.3 施工设备资料方面的管理办法
在对电力基建工程施工设备方面资料进行管理过程中，要求档案管理人员首先要加强与施工设备采购部门的沟通，并充分了解工程所用设备的生产商情况、设备参数数据，要编制出设备采购的台帐，同时要将施工设备的订购合同妥善保管。另一方面，在施工设备进场之前的检测工作中，档案管理人员也要参与其中，并收集相关有关施工设备的检测资料，之后对资料分类、等级、归档，实现在施工设备采购过程中所产生文件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策略。
2.4 施工材料合同的管理办法
施工材料是决定电力基建工程施工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档案管理人员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管理的时候，首先要与施工材料采购部门进行沟通，并掌握施工材料的采购、运输、进场检验的全部过程，对于施工材料的采购合同、运输物流单、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要进行仔细核对、分类、收集、归档。同时还要对施工材料相关合同中的盖章进行确认，要保证盖章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合同内容中有无错误、遗漏现象，发现问题要及时修改、纠正。只有加强对施工材料方面文件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力度才能提升电力基建工程项目的整体施工质量，并有效节约电力企业的施工成本，为电力企业全方位综合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2.5 施工资料、安装文件的管理办法
要利用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手段对基建工程中的施工资料、安装文件进行妥善管理，从而保证在电力基建工程竣工后能够对相关文件顺利移交。档案管理人员要想对施工材料、安装文件进行有效管理，便要做好一定的档案资料累积工作，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来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强化、记录等工作，并协助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档案管理人员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监管职能，要对电力基建工程项目中的监理[3]、施工企业材料管理、施工质量管理等环节进行监督，如发现出现不合理的管理情况要及时制止并纠正，才能实现对电力基建工程项目档案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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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入手。所谓城市规模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城市人口规模的结构与分布,通过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可以明确人口规模与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关系。城市规模分布研究较为常用的有城市首位法则、城市金字塔、规模序位法则等等。本文主要借鉴城市首位法则进行次核心城市划分。该方法由马克·杰佛逊(Mark Jefferson)提出,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大量人口、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首位城市的发展趋势。。城市首位率将首位城市(the Primate City)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领导地位的城市,通常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他城市。所谓首位度就是首位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比值。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概念,分别表示第一大城市与第二、三、四大城市的人口比值,公式如下: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数S=P1/(P2+P3+…+P11)
式中,Pl,P2,…,P11(Pi代表排名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为城镇体系中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某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在现实应用中,通常可以采用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来衡量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
2、城市首位度方法的借鉴思路城市首位度方法,主要用于测算核心城市影响力,其采用的四城市、十一城市指标,无法对次核心城市进行合理描述,因为次核心城市不能无视大于其规模的城市的影响,且城市群中城市个数不可能恰好对应。不过可以借鉴城市首位度的思想,对城市群每个城市计算类似首位度的城市规模比重,进行城市规模序位排列分析,从而划分相应的次核心城市。。。[1]
衡量城市大小的数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通常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因用地规模随人口规模而变,故通常以城市人口规模来表示。但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由于城市化程度的差异,总人口数很大的城市可能农业人口很多、市区面积很小、综合实力不强。如保定市总人口超过1000万,而非农人口只有63万,整体实力显然无法与总人口1000余万,非农人口562万的天津市相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总人口数无法体现真实城市规模水平,并且根据城市群发展形成理论,城市群是城市化的高级发展阶段,非农人口能更好体现城市规模。所以,非农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总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的计算依据。
3 我国部分城市群次核心城市划分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华东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部地区中原城市群、中南地区武汉城市群、西南地区成渝城市群为例,进行次核心城市划分研究。
3.1、辽宁中部城市群:以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等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沈阳占38%,具有绝对优势,是核心城市;鞍山、抚顺两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6.5%和15.9%,与核心城市有明显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规模优势 ,处于第二梯队,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辽中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沈阳 鞍山 抚顺 本溪 营口 辽阳 铁岭
非农人口规模(万人) 298 128 124 83 51.5 58.7 33
城市规模比重(%) 38 16.5 15.9 10.7 6.6 7.5 4.3
3.2、山东半岛城市群:以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烟台、潍坊、日照和东营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济南和青岛分别占21.4%和21.2%,具有明显优势,同为核心城市,半岛城市群为双核心城市群;烟台、潍坊、淄博三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4.6%、12
3.3、成渝城市群:以重庆、成都、南充、自贡、德阳、绵阳、眉山、乐山、雅安等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重庆和成都分别占29.2%和24.3%,具有绝对优势,是双核心城市群;绵阳、南充、自贡、三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0.1%、8.6%和7.8%,与核心城市有明显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规模优势,处于第二梯队,是成渝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成渝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重庆 成都 德阳 绵阳 眉山 乐山 宜宾 南充 自贡
非农人口规模(万人) 393 327 61 135.7 82 41.7 89 116 103
城市规模比重(%) 29.2 24.3 4.5 10.1 6.1 3.1 6.6 8.6 7.8
3.4、中原城市群:以郑州、洛阳、开封、新乡、作、许昌、平顶山、深河、济源等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比重来看,郑州市占23.6%,优势非常明显,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洛阳、开封、新乡三市所占比重分别为14.6%、14%和14.2%,与核心城市有明显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规模优势,处于第二梯队,是中原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中原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郑州 洛阳 开封 新乡 焦作 许昌 平顶山 济源
非农人口规模(万人) 168.8 104.3 100.5 102 81 48 81.8 29.25
城市规模比重(%) 23.6 14.6 14 14.2 11.3 6.7 11.5 4.2
3.5、武汉城市群以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为主要城市。从非农人口规模看,武汉市占到52.9%,是绝对的核心城市;黄石和孝感所占比重分别为8.5%和10.4%,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优势,为武汉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武汉城市群非农人口规模测算表
城市名称 武汉 鄂州 黄石 黄冈 孝感 咸宁 天门 仙桃 潜江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聚类分析；主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3-0054-03
引言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不仅使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同时也使各地区经济、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面临巨大压力。鉴于此，本文拟对老龄化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关系进行研究。许多学者已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但对地区差异方面，多侧重分东部、中部、西部进行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仅侧重于经济因素或人口因素等单方面，综合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研究较少，还不够完善。故本文以我国6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人口和医疗三个方面刻画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将所有城市划分为高等、中等和低等三类发展水平，并构建老龄人口比重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主元回归模型，从而进一步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探讨可行的解决措施。
一、指标选取
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X1（‰）、人均GDP X2（元）、城镇化率X3（%）、人均可支配收入X4（元）、医疗水平X5（每千人所拥有医疗技术人员数）、人口密度X6（人/平方公里）这6个指标衡量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以老龄人口比重刻画老龄化的程度。
二、研究方法
（一）系统聚类法
采用系统聚类中的Q型聚类分析，其原理是在样本距离的基础上定义类与类之间距离，将性质最接近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本文根据上述6个指标将60个城市划分为高等、中等、低等三类综合发展水平城市。
（二）主元回归模型
主元回归分析是主元分析方法和多元自回归相结合的建模方法，基本思想是将多个相关变量转化为较少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该综合指标承载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1.确定主元
主元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0%的特征值作为第一个至第m个主元，记为F1，F2，……，Fm。本文将综合因子X分解成若干个主元：
2.引入虚拟变量构建主元回归方程
虚拟变量的使用可达到简化模型、提高模型精度的目的。本文引入虚拟变量D1，D2，D3以区别三类城市，D1表示高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D2表示中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D3表示低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由于不同的主元对模型的斜率和截距项的影响存在差异，为得到最优回归拟合模型，本文设定如下四种回归方程（见下页表1）。
其中，Z1= D1X，Z2= D2X，Z3=D3X，e1、e2、e3、e4均表示模型残差。
3.模型的选择
通过比较4个模型的优劣选取最佳模型，常用方法有F检验法。模型假设为：
H0，选择模型二（模型三或模型四）；H1，选择模型一；检验统计量见公式（2）：
服从自由度为（dfl-df1，df1）的F分布，拒绝域为{Fl|Fl F1-a（dfl-
df1，df1）}。
三、实证分析
（一）城市划分
通过聚类分析，将所有城市划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城市各因素均处于最高状态，该类城市经济发达、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规划科学合理，为“高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第二类城市各因素均处于中等状态，该类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中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第三类城市各因素均处于最低状态，该类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城市规模相对较小，人口处于相对年轻状态，为“低等城市综合发展水平”。
（二）确定最优模型
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前3个主元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80%。其中，F1主要由变量X'2、X'4、X'5、X'6决定，故将F1命名为“城市规模与经济因子”；F2主要由X'1决定，故命名F2为“城市人口变化因子”；F3主要由X'3决定，命名F3为“城市医疗水平因子”。由这3个主元得到的综合因子X即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因子，再利用综合因子X建立主元回归模型，各模型参数（见表2）。
为了得到最优模型，分别对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进行F检验得到F2=4.4922，F3=6.8541，F4=5.5263，通过比较各模型的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一最优，即确定老龄人口比重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模型为：
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主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故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老龄化有缓解作用，但对处于不同水平的地区，缓解速率有差异，对中等地区，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所带来的老龄化缓解程度要低于高等和低等地区，这说明老龄化的缓解在中等地区存在较大阻力，一旦突破这一阻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就会容易得多；此外，各因素对老龄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对老龄化影响最显著。针对以上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发展新兴城市。城市发展应着重向城郊地区布局，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镇化率和减小人口密度；建立老龄人活动中心、文化公园等一系列老龄人活动场所，大力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也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二，积极发展经济。经济因素对三类城市的老龄化影响都很显著，人口政策只有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才能发挥最大催化效应。故经济较发达、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可抓住机遇，通过经济因素这一强有力的杠杆找到诸多调节政策的平衡点，有效调控老龄化发展速率。
第三，改善人口政策。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政策方案，对现有生育政策优化调配，倡导和鼓励符合再生育政策的育龄人群生育；另一方面，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弥补劳动力不足，变老龄化的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四，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医疗因素对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中等和低等的地区影响较为突出，而对高的地区影响相对较缓，原因是城市综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医疗方面的投入较大，且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故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养老压力，必须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姚静，李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分析[J].西北人口，2001，（1）：45-48.
篇5
关键词：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规律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7.008
1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选择合理的城市化路径至关重要。关于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历来有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市重点论之争，主要围绕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效率展开，在实际政策执行上曾导致一些困惑（，2012）。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城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类城市共同构成了城市体系（Henderson，2005），如果仅从单个城市的规模来调控城市体系的发展与建设，可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周一星，1992）。因此，城市化路径的选择应当放到城市体系优化的视角下来考察（Henderson，2010）。
本文以省区为分析单元，将各省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通过首位城市率、城市集中度等指标量化各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并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力求探寻我国城市体系演进的相关规律，为我国城市形态优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我们依据相关文献，对有关城市作相应界定，为下一步的量化分析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围绕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城市问题展开论述；在分析完首位城市问题后，我们从整体上对中国体系的演进规律进行了考察。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2城市的界定
要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与趋势，首先要界定城市。从经济含义看，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地理单元（Fujita et al.，1999；Fujita and Thisse，2002），通常的做法用人口规模在一定阈值以上的地理单元来定义城市，通常使用的截断点（cut-off point）是5万及以上城市居民（Eaton and Eckstein，1997；Black and Henderson，2003）。根据这一标准，本文对全部的县、县级市和地级市进行了截取。数据来源于2001至2010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根据上述定义，如果在一个地级市、县级市或县的行政区划内，其城市居民数达到5万以上，则将其看作是一个城市，低于这一水平则不计入。
为避免数据不足问题，本文将各个省区看成是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这样，我们能构建较完备的数据集并进行统计分析。值得说明的是：（1）北京等直辖市较为特殊，其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区”，因此，我们不考察此类城市。（2）按照我们的城市定义，等省区的城市数都较少，一方面，城市数量过少意味着这些省区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另一方面，下文需要使用城市首位率、城市集中度等指标来刻画近年来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和趋势，过少的城市数不能满足分析的要求，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去掉了这4个省区。
表1列示了各省区的城市体系概况。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城市居民数逐渐增加。这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的结果。第二，城市数在增加。按照定义，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地理单元，因此，城市数的增加意味着集聚点的增加。第三，在多数省份，城市的平均规模是上升的。这也是经济活动集聚的表现。这意味着城市的集聚经济逐步得以发挥。
3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城市
首位城市指城市体系中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在城市体系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个问题是：从绝对规模上看，各省的首位城市是否过大？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指出，规模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的大城市净收益最大；Au和Henderson（2006a）的研究则表明，我国的最优城市规模大约在250万到380万城市居民之间。基于此，我们对各省历年的首位城市做了分类（表2）。从标准1看，各省首位城市的规模都在100万人以上，2000年，只有大约1/6的省份首位城市的规模在400万以上，2009年，这类城市的比重增加到1/3以上，过度集聚可能逐渐成为问题。从标准2看，2000年，过半省份的首位城市都是集聚不足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省份的人口进一步涌入其首位城市，因此，2009年，更多省区的首位城市进入了适宜的区间，局面有所改善，但已有超过三成省区的首位城市已进入了规模过大的行列，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首位城市的规模相对于其他城市的规模是否过大了？经验表明，在一个地区发展的早期，优先发展个别大城市是有利的；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高度集聚的城市成本变得过高，这时，城市体系会走向分散（Hansen，1990；Henderson，2003）。城市首位率可用于这里的分析。它指规模最大城市的居民数占全部城市居民的比重（Ades and Glaeser，1995；Black and Henderson，2003），衡量了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表3给出了各省区城市首位率的概况及其和部分已有研究结果的比较。
从跨国比较角度来看，我国平均的城市首位率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但比欧盟和美国高（表3）。这可能源自以下原因：其一，这可能是我国控制大城市规模政策，或者是要素流动受限等政策因素影响的结果（Au and Henderson，2006）；其二，由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较早，大城市较多，摊薄了首位城市的人口比重。
Henderson等（2000）指出，对那些中等大小国家，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最优城市首位率，偏离这一水平会损失效率。在低收入国家（年人均收入110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4900美元）和高收入国家（13400美元）中，最优的城市首位率分别为015、0.25和0.23。无论是用上述哪一个标准来衡量，集聚不足和集聚过度都同时出现在我国各地区的城市体系中，具体见表4。
4对城市体系的整体考察
上面的分析探了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规模问题。要从整体上地探讨城市体系的结构与演进，需要使用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Wheaton and Shishido，1981；Henderson，1988）。其具体的测量方法是各个城市的居民数占全部城市居民数的比重的平方和。当城市居民全部集中在一个城市时，取值最大；当城市居民均匀地分布时，取值最小。
表5列示了各省区城市集中度的概况。从地区看，西部地区的城市集中度总体较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从时间趋势上看，从2000年到2009年，大多数省份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下降了，也就是说，各省的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为均匀了。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组内平均值来看，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什么样的结构变化导致了城市集中度的下降？参考张涛和李波（2007）以及王小鲁（2010）的做法，我们将城市按照规模大小划分为以下几类：小县城（人口
从表6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城市数量上看，规模较小的城市最多，且比重最大。2000年，仅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县城数就占了城市总数的75%左右，到2009年，尽管较大规模城市有所增长，这类小县城在数量上仍保持增长。第二，从平均规模上看，小县城和中型城市的平均规模有所增加，但其他几种规模的城市则略有减少。同时，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上，城市规模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第三，从城市居民流动的方向看，在考察期间，城市居民主要是向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流动的。2000年，居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的城市居民数占全部城市居民数的41.90%，200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8.32%。其中，特大城市增长最快。2000年，特大城市的数量只有16个，城市居民数占比为1482%；到2009年，其数量翻了一番，居民数占比也在原有基数上增加了一半以上。因此，城市集中度的降低，可能是新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出现摊薄了原有大城市的居民份额所致。从赫芬达尔指数和城市居民数在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数之间的相关性看，两者的相关系数是-0.4479，也支持上述论断。
5结论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体系仍然表现出一种城市数量众多，但集聚不足的局面。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从首位城市的角度看，各省区的表现不一，集聚不足和集聚过度的情况同时存在。从变化趋势上看，对于那些期初城市首位率较低的省区，其城市居民倾向于进一步往首位城市集中，而那些在期初时城市首位率较高的省区的情况则相反，其城市居民倾向于往其他城市扩散。第二，从城市集中度的角度看，各省区的城市集中度大体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分散化的特征。这种由城市规模分布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主要是靠新的大城市、尤其是新的特大城市推动的。从不同规模城市的状态转换上看，这些新的大城市主要是由中小城市，特别是中等城市成长而来。也就是说，存在着一条沿着城市规模由小到大发展的路径，这样的发展将摊薄原有大城市的份额，这种路径将导向一个更为优化的城市体系。
参考文献
[1]Ades， A.F. and Glaeser，E.L.Trade and Circuses：Explaining Urban Gian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1）：195227.
[2]Black，D.，J.V.Henderson.Urban evolution in the USA[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3，3（4）：343372.
[3]Eaton，J.，Eckstein，Z. Cities，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Japan[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7，27（45）：443474.
[4]Hendrson，J.V.Urbanization and growth[J].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05，（1）：1543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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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亨德森.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与选择[J].比较，2007，（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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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铭，向宽虎和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J].世界经济，2011，（6）：325.
[9]万广华、朱翠萍.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10，（6）：106116.
[10]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2032.
[11]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9）：2229.
篇6
关键词：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交通运输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3.001
1 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一直是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在经济转型中，制造业能否进行合理的集聚并产生正的外部性，对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是以城市为区域单元，对各因素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分析，为制定相应的产业和区域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要素―城市―空间”的三维分析框架来研究我国制造业集聚。
1.1 基于要素因素
马歇尔认为知识外溢会为制造业集聚带来正外部性。但制造业更多的还是资本密集型的，知识外溢还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之上的。Bottazzi（2001）指出产业在一片区域内集聚是为了获取正外部性，其本质上是人才、资本向片区域高度集中的过程。因此，知识密集度和资本要素密集度的提高能促进制造业集聚。
1.2 基于城市和人口因素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出城市规模的扩大会为城市中的产业带来正外部性。周伟林（2004）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大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大城市良好的公共基础服务也将吸引大量人才涌入大城市。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城市规模的扩大能促进制造业集聚。
1.3 基于空间因素
金煜（2006）认为区域间的运输成本直接决定这区域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运输成本越小，集聚力越强。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能促进制造业集聚。
2 模型设定、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模型中还引入了滞后因变量以避免存在遗漏变量的模型设置偏误。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加以研究从而检验模型的稳定性。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保持实际数据的一致性，筛选掉部分缺失数据的城市，取了其中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模型（1））：
2.2 变量的选择
LQi表示第i个城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本文用各市制造业的区位商指标衡量制造业集聚度，制造业在i省的区位商指标LQi表示为：LQi=EiYi/EY，式中，E表示工业总产值；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LQ-t表示制造业集聚的t期滞后。产业集聚有着累计循环因果关系在过程中不断地发挥作用，是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为了显示这关系的动态作用，所以在模型中引入了滞后因变量。与此同时，产业集聚不是一个短期即会停止的过程，它更具有长期的特性。因此，在滞后期的选择上不同于其他学者所通常采用的滞后1期或2期，本文选择的是更长的时期，滞后7期，即以2004年各个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度为基准。
Citysize表示第i个城市的城市规模，我们人口指标来表示城市规模，用i市的人口数量和全国城市人口数量的平均值，这两者的比值来衡量城市规模。
Transport表示各市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建条件，这里采用各市的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与全国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的比值来衡量。
Knowledge表示第i个城市的知识密集度。i市的每万人拥有的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和全国城市每万人拥有的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平均水平，两者的比值作为城市知识外溢的变量。
Invest表示第i个城市的资金禀赋，考察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会与资金禀赋有着密切的正向紧密联系，因此，在这里采用各市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衡量。
3 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在信息化水平、人才的分布、交通条件、城市规模、资金禀赋和市场开放度等均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本文将我国城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这两大区域分别加以研究分析，表1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
从全国层面来看，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一项外，其余的5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因果循环累积关系、城市规模、交通运输和知识密集度均对我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的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方向与全国层面估计结果一致。不论是从全国层面的回归模型，还是从分区域层面回归模型来进行研究，均有力地论证了前文所提到的理论。
滞后因变量LQ-t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高达0.693，说明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作用较大。因此，城市制造业的初始规模和水平显得十分重要。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0.732比东部地区的0.519高出不少，表明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更受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影响。
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显著为0.0434，意味着每增加1个单位的城市规模可以提高0.0434个单位的制造业集聚度。与此同时，这也验证了城市经济学中关于城市规模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带来的正的外部性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产生集聚的理论。根据城市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结合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考虑，城市规模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为0.115，且明显高于全国值0.0554，说明在东部地区考虑制造业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时，会将交通运输条件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这可能因为东部地区的交通\输网络和物流水平在比较发达的水平上有关。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代表知识密集度的万人高校教师数量从全国来看，知识密集度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这与前人大部分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的制造业结构中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对知识密集度的要求反而较低。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知识密集度系数为-0.00874，明显高于全国-0.00509的影响水平，这可能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大多集聚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知识密集度系数未能通过检验，说明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度对制造业集聚的抑制作用反而没有东部地区那么强。
作为资本禀赋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则无论是在全国样本，还是在分地区样本中，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与资本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比较自由有关，资本自由流通使各地区各产业的利润率有平均化趋势，资本难以长期集聚在一处地方。
4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交通运输、城市规模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提高知识密集度却反而会降低制造业集聚度；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强度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明显受初始的集聚水平影响要大得多。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合理科学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至关重要。无论是提高制造业集聚度还是降低制造业集聚度，政策取向上都应坚持强化积极效应、弱化负面影响的原则。（1）制定城镇化政策不能搞一刀切，要考虑区域特性，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城镇化工作的重点应当是提高质量，一切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则应着重扩大公共服务以及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生活和投资环境，吸引人才和投资。（2）由于全国绝大部分城市的交通运输条件水平还相对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所以需继续强化全国各地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制造业集聚和加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3）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在教育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人才集聚即是知识密集度的提高，这样才有利于技术进步，从而推动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I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04）：79-89.
篇7
【关键词】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标准化评分法
一、引言
上海世博会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是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地方，居住、工作、游憩、交通构成了城市的四大基本功能。城市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灵魂，对城市的发展起着极其显著的作用。所谓城市规划，就是一定时期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它不仅决定着城市的现状，而且制约城市的长远，是城市发展的方向、目标，是城市建设的规范和蓝图。我国城市规划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大中型城市都相继出现了中心区人口过密、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设施严重滞后等弊端，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规划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符合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规划理念的指标体系，可以综合评价城市规划水平，对提高城市综合能力，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各城市能通过城市间城市规划指标的比较，找到自身的不足与优势，为今后更好的发展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
二、城市规划评价指标的设计
根据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运用层次分析法，以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为目标层，选取五个方面作为评价城市规划水平的准则层，即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更新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
1．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的规模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人口规模以及人均用地的指标就能推算出城市的用地规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城市人口是指那些与城市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的范围内，构成了城市的社会主体，依赖与城市的同时，也主宰着城市。我们将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两个子准则层。
2．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生产、生活等各项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有力保障，是保证城市生存、持续发展的支撑体系。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工程规划是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合理配置与科学布局、经济有效地指导城市建设的必要手段。
这里本文依据城市基础设施的狭义定义，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七个子准则层，即交通系统指标、水源系统指标、能源系统指标、通信系统指标、环境系统指标、防灾系统指标和比重指标。针对这七个子准则层又分别取若干指标，来反映各自的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
3．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使城市绿地景观的设计满足城市使用者的要求。将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生态质量指标和美感效果指标。
表4 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
4．城市更新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更新有别于旧城改造，城市更新规划实施的结果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改善，是包含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要素在内的整体生活环境品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更新规划的实施，推动改造更新地区甚至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否则更新只不过是表面的“换新”或是没有连续经济效应的暂时局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更新规划中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确定应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大方面来研究。城市更新规划指标体系如表5。
5．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形象是由企业形象概念移植到城市发展战略进而推衍后提出来的，是指将城市的发展理念和精神文化，运用行为活动、视觉设计等整体识别系统，传递给与城市有关的各个团体、个人（即城市公众），使其对城市产生一致性的认同感和价值观。
城市形象评价体系从支持水平、推动能力和知名度三方面加以构筑。只有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支持，依靠高效率的政府和高素质的市民的具体行动来推动，才能最终塑造出优良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指标体系见表6。
三、评价方法
为了更好的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效果进行测评，选择标准化评分法作为城市综合环境的评价方法。步骤如下：（1）通过统计年鉴，收集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2）模糊性指标量化处理。主要针对评价指标体系中有些指标不易量化，以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应进行模糊性指标量化处理：建立模糊指标的评价模型Y=(Y1,Y2,Y3,Y4,Y5)'=（非常好，好，一般，差，非常差），所对应的分数集X=(X1,X2,X3,X4,X5)=（100，80，60，40，20）。计算模糊性指标的指标值D。Di=■XiPij其中，Pij第i个模糊性指标获得j级评价的概率。（3）数据标准化。ZX=■，其中ZX――标准指标值，X――评价对象城市的原始指标值，■――同一类原始指标的平均值，SD――标准差（方差）。考虑公式可能出现负数（x
基于城市规划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灵魂作用，本文依据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构建了以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绿地景观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更新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和城市形象评价指标体系为核心的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该指标系统的建立对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可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直观的显示其存在的不足和优势之处。同时，从指标的确立来看，也为今后政府信息建设方面提供了些许思路，政府应在今后工作中重视各项指标的积累，建立数据库，适当融合市民的意见。
参 考 文 献
[1]王庆海．城市规划与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7～139
[2]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9～325
[3]汪应洛．系统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99～100
篇8
【关键词】周礼；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礼制特征
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周礼》作为“三礼”的经典著作之一，对我国上古时期的礼法、礼义作了权威性的记载和解释，对后世历代的礼制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也是是中国早期城市规划思想的渊源。本文试图对《周礼》中有关土地的划分、城市规划、营建制度方面所反映的礼制文化内涵进行初步探讨，期望对早期城市规划思想中礼制特征的研究有帮助。
1 《周礼》中国土规划的总原则
《周礼》开篇即开门见山地阐明了周王朝国土规划的总原则：“为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就是说天子建都，就要首先分析周围的关系，摆正应处的位置，并安排城廓的档次和大小，同时开发处理好城乡关系，设置官吏分配职责，用以为其子民树立标准。由此确立了天子隆重的威仪，以及“王权至上”、“唯我独尊”的奴隶制社会礼仪和制度。
围绕着如何突出天子中心地位的礼制思想，《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详细描述了辨别土地等级的具体操作方法，并按照宗法分封的礼制制度对土地级别、规模、人口数量及野外道路的等级进行了详细划分。
2 土地规划的礼制特征
2.1 农田规划的礼制体系
周代城邑规划思想由古老的井田制概念转化而来，其对“野”即农田的规划布局进行了细密而整齐的等级分配。《地官・小司徒》记载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描述了“夫-井-邑-丘-甸-县-都”的“井邑制度”，即七级社会组织机构和与之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农田地块的规模组织形式作明确的数量等级划分。同时，《地官・遂人》中的“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则述及“遂-沟-洫-浍-川”的“沟洫制度”。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井邑”和“沟洫”两个系统形成了田间有沟洫、道路，以便灌溉，以利交通。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路最后汇集到通往王畿的“路”通达于王畿。
2.2 国土规划的层次
《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前天下的土地是归属周王的。从国土规划的层次来看，周代的国土疆域内以周天子的王城为核心，并以“土圭”这种测日影的工具找到王城平面的中心点“地中”，天子直接管辖的疆土则是方千里的王畿。王畿内皆为“王田”，并在地界之处挖沟、筑堤和栽树来标识其边界范围。
同时再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依次分别为诸公之地五百里，诸侯之地四百里，诸伯之地三百里，诸子之地二百里，诸男之地一百里，呈“井”字形并由里向外层层分封，形成奴隶制社会土地所有制――井田制，意在于以强调天子的中心政治地位。在《周礼》中，各类土地的“封界”无不如此，并以此为制度。
2.3 土地等级的辨别方法
国家中最好的土地当然是要规划给周王的，然后再将其他各等次的土地分封给诸侯。那么，周代是采用了怎样的方法辨别土地的等级呢？《地官・大司徒》中给出了答案，土地的辨别采用的是“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和“土均之法”。
“土会之法”和“土宜之法”是用来辨别规划土地的土质质量和所适合种植的物种，为将来划分土地做现状基础情况的分析。同时，结合宗法分封的礼制，再采用“土均之法”划分土地的规模和区分地理位置的优越。这三种方法是一个严密、完整、系统的土地划分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土地划分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只以等级高低进行机械的划分土地，同时也兼顾“均平”的原则，突出体现小土地平均分配的思想。实际操作中以家或夫为受田单位，强调不以平均的土地单位面积为基础，而是以平均的土地生产能力――土地的肥瘠为授田的依据。
3 城市规划的礼制特征
3.1 城市规模等级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详细的匠人营国制度，按照城邑的等级，制定各项具体营建措施，并用量的概念来表述城邑建设中礼制的等级差别，借以控制各级城邑的建设规模。这套制度由城邑建设体制、礼制营建制度及城邑规划制度组成，其中礼制营建制度是实施城邑建设体制的特定手段。
《周礼》的礼制思想在城市建设方面要求皇宫以及天子朝事的宫殿位于中央部位，必须能够体现出至高无上、尊统于一的地位。因此天子所属的一切建筑均要高于都城的其他建筑，高于全国其他一切城市。天子以下有公、侯、伯、子、男各级王公贵族，要按礼制各行其位；各级地方统治机构均按其位、其所在城市，其官衙规模大小、房屋用的材料颜色、大门间数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3.2 城市规划布局
《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详细勾画出古代都城的理想规划布局形式，对于都城中的建筑布局形式和规模都制定了严格的等级礼制划分制度。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是王城规划的主要制度，不仅确立了以王宫为主体中心，而且奠定了整个规划结构的框架，充分体现了王权至上的规划思想。它主要是指要将王宫布置在王城的中心，左右应基本对称，有强烈的中轴线，象征政权的三朝则应依次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王宫外，对称放置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臣民以地位尊卑分层次拱卫周围，聚集为一个有机的总体。
3.3 城邑营建等级
《考工记・匠人营国》中，采用量化的方法来表达建筑的礼制等级差别。如结合主人身份的尊卑，制定其房屋的具体尺寸和规模：“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城邑营建制度上的等级差别表现得更为明显。以王城为基准，“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依此按一定的差额递减来划定出王城、诸侯城、卿大夫采邑等三个等级。其次，在城内道路的宽窄中也应用了明确的礼制划分制度，王城的道路规定是“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说明王城的经纬涂宽为九轨（七丈二尺）；诸侯城的经纬涂宽度不能大于王城的环涂宽度即宽度不大于七轨（五丈六尺）；诸侯国都城、卿大夫采邑的经纬涂宽度不能大于王城的野涂宽度，即宽度不大于五轨（四丈）。
4 结语
《周礼》的礼制思想根据宗法血缘和政治要求，实行宗法分区，不仅在等级分区、规模大小的划分方面有着严谨的礼制制度，还用明确的尺度和操作方法来加以实施，用宗法与政治相结合的方法强化王权的尊严。这种提倡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儒家思想，强烈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及其思想理论。
【参考文献】
[1]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篇9
关键词:城市效率;城市规模;评价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01-02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王嗣均(1994)教授在研究城市过程中,提出了衡量一个城市整体效率的指标体系,他认为:城市效率可以理解为城市单位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在单位时间内(如1年)创造或增值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价值量,也可以从减少损耗的角度理解为城市创造或增值单位价值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所耗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主要表现就是城市化进程,因为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主要承载地,而这两个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城市的发展动力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地区的推动力,另一个就是城市自身的拉动力。解决城市经济效率问题,也就能解决周边农村人力、财力、物力的转移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又快又好的增长,促进城市化。文章拟运用王教授提出的城市效率的分析方法,对四川省现有18个地级市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价。
1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及计分方法
根据城市效率的涵义,从城市基础统计和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各类统计指标中,选择一些有说明城市效率功能且涵盖相近统计项目意义的指标如下。
(1)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平均值之比(万元/人)。这项指标的目的是反映城市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情况;
(2)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建成区面积之比(亿元/km2),该项指标是用以揭示城市单位面积用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样,虽然第二三产业不一定都分布在建成区,但是分母取用建成区面积比取市区面积要切实得多;
(3)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各级专任教师人数之比(万元/人),用以反映总体技术水平;
(4)市区每百元国内生产总值提供的财政收入(元/百元);
(5)市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电量(kw・h/万元);
(6)市区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水量(t/万元)。
上述指标体系中,前4个指标属正向指标,数值愈大,效率愈高;后2个指标属逆向指标,数值愈小,效率愈高。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将各项指标值进行同向化和标准分化处理,即正向指标数值最高的城市计100分,最低的城市计50分;逆向指标数值最高的计50,最低的计100分,介于其间的指标值按间隔比例打分。各项指标的全权系数Wi(i=1～6)是根据其反映城市效率的程度而判断确定的,指标I因涵盖了城市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意义,权重定为0.5;指标Ⅱ～Ⅵ涵盖面较小,权重定为0.1。
2 四川省各地级市城市效率分析
2.1 研究区域概况及条件分析
四川省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造成的。四川省在解放前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但在和国防三线建设时期也引入了不少现代化的工业,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从而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就目前的发展来看,四川省行政区域划分为18个地级市。
四川省的地级城市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内部,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包括三个自治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原因是人口稀少。由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大发展,四川省进入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特别是在5.12大震以后,四川省得到全国人民的各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则进一步加快,普遍高于全国GDP增长的平均水平。但由于发展的时间不长,各城市发展目前还处于城市化的聚集阶段和扩展阶段,城市规模除成都市以外都不是很大,还有相当广大的农村地区。本文主要以四川省主要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能反映四川省各市的城市效率的实际情况。
2.2 城市效率得分计算结果及地域差异分析
采用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料,计算出四川省18个地级城市的效率得分(表1)。可以看出四川省的城市效率差异比较突出,以成都,宜宾,攀枝花为最高,都在85分以上,但这三个地方成为一个大的三角形几乎包围了整个四川盆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可以看出四川省的城市效率高低的分布并没有表现出集中的态势,反而很分散,效率高的三个城市距离较远,没有构成高效率城市集群。在随后的得分75以上的三个城市中的两个都是处在成都平原上与成都地理上毗邻,自贡与宜宾毗邻,这表现出梯度形势。其它城市也逐渐围绕成都和宜宾展开,有非常明显的梯度形式。以上的情况说明四川省的“城市规模效率梯度”现象在存在但不明显,符合城市化发展的上升阶段规律。四川省的城市化发展总体来说发展较晚,起步不快,相对于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某些城市表现出的规模过大而导致效率较低下的现象来说,远没有一个城市能够达到。而四川省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城市效率偏低,是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部分地区都是山区,交通不便,不存在区位优势,不到得到相应的投资,从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也相应的较低。
但可以看出成都的辐射能力很强,区位优势异常的明显,周边的城市群分布较为合理,城市化的水平也较高。无论从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从城市生产效率评分结果来看,四川地区分成了三个主要的城市集群,分别发挥着经济引擎的作用,特别是大成都地区周边,更是集聚了全省1/3工业产值。
3 四川省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相关性分析
任何一个城市,只有力争提高效率才能产生高效益。效益的增大,有利于城市内部资金周转和积累加速,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层次上升,从而大大增强城市对外部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促进生产要素流向城市。随着生产要素在城市积聚,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和人口容量也相应增大,使城外劳动力在比较利益驱动下,陆续进入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效率既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城市化向前推进的基本动力。四川省虽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方,但是四川省的人口众多是一个待发展的巨大市场,从而也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技术和农村劳动力,形成不同的城市规模差异。
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效率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城市规模效率梯度”,它说明产业和人口规模集聚的效应是积极的。但在四川省这种现象并不突出,城市效率第二的宜宾市,其市区人口规模只在18个城市中列第13位,而人口规模列第5位的南充市,城市效率却是第13位。如果以城市非农业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第二、三产业总产值之积作为城市规模的度量,四川省城市的规模与城市效率相关系数仅为0.003045,之所以有这一结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盆地城市区位条件优越,原有工业基础就比较好,而且这些城市是以资源消耗较少的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所以城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发展却很迅速。同时,成都发达地区沿宝成铁路和成渝高速公路方向的技术扩散给该地区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亚于城市集聚效益。其次,城市效率可能与城市功能也有关系。城市功能越单一,城市效率越低下,如广元市是以发展机电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南充则是资源型城市。研究发现,四川省城市效率与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用城市的产业结构效益来代表城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效益好,城市经济处于较高阶段。其产业结构也先进。
4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城市发展迅速,从1985年到1998年,全省城市由13个增加到18个,建制镇由307个增加到880个,加上近千个乡村集镇,使全省城镇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城镇化得到长足进展,有力支持了工业化,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形成,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一城镇化是在卖方市场中展开的,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色彩,走的是粗放型扩张道路,城市化质量不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发展后劲不足。四川省城镇效率指明了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以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为支撑,走内涵式的城市发展道路,提高城市效率,尽可能地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推进城镇体系的升级,带动区域的发展。
4.1 增强川西大成都的辐射力
成都市区的非农业人口达595.56万,是四川省唯一的特大城市,是全省政治、商贸、金融、信息的中心,工业比较发达,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是全国几个特大城市之一,它的经济影响力非常之大,虽然它的辐射能力很强,但相对于它的集聚能力来说还显得单薄。成都的中心城市作用非常突出,它几乎包含有所有工业门类,目前任然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资本和人才。教育和技术水平都大大的领先于四川省的其他地区,所以在集聚的同时应该增强其辐射力带动周边以及整个四川省的发展。
4.2 加快川南地区发展
川南地区有自贡,宜宾,泸州等城市。自贡是个老工业城市,由于城市的支柱产业,主要是盐化工工业是一个高投入低收益的产业,造成自贡整体的城市效率较低,而且城市污染也相当严重,自贡市应该在加快发展的同时,采取更有效的治理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产业升级,引入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城市化也要加快并合理规划,吸引外资和内资的进入。宜宾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白酒产业就拉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它的支拄产业。从城市效率来看宜宾市的城市效率排在四川省的第二位,经济发展水平高,同时城市污染较小,并且拥有长江上游水运交通的便利,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当地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和开发,主要是以酒业为龙头,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开展经济的多样性,和产业关联性,进一步加快发展。泸州市是川南经济圈中的一员,城市建设好, 多年来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川南地区是四川工业经济基础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只有加快川南地区的发展,四川省才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4.3 扶植川东北地区的发展
四川省的东北地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盲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川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其它地区发展,这是因为:首先,川东北地处山区,地理位置决定着其发展经济的难度;第二,川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起步很晚,根本没有大型的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薄弱;第三,教育水平较低,人口的教育水平低下,使人们的思想比较落后,造成贫困恶性循环,等等,但同时川东北也有发展的优势,这里的资源丰富,主要产天然气和煤等,可以朝着工矿城市方向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改变川东北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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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耦合关系；时空演变；十大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2
一、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进一步扩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效率的提高。城市的开发程度对城市效率是否产生影响性？两者之间的耦合度与城市的发展有何关系？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开发程度及与城市效率两者间的耦合度呈现怎样时空变化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现在对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许建伟等人构建了城市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交叉评价模型对甘肃省的12个地级市的城市效率进行了研究[1]。张军涛等人对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的城市效率及空间溢出效率进行了分析[2]。刘贺贺等人利用DEA模型、城市开发程度指数和耦合度模型测算东北地区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以及两者的耦合度，探讨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的关系[3]。金晓雨等人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2000年和2010年中国209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城市效率[4]。席强敏综合应用传统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和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对2001～2009年间中国152座不同规模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以及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效率影响因素差异[5]。刘艳军通过定量分析了中国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水平的耦合关系[6]。目前，关于城市开发程度的研究成果很少，现有研究仅停留在区域层面，没有探讨城市效率和城市开发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之间耦合度的相关文献研究更少。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为城市的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二、中国十大城市群范围界定、数据来源和方法
1.范围界定和数据来源
按照肖金成[7]2007年的研究观点中提出的中国十大城市群，本文以中国十大城市群共100个城市的市辖区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2004-2013年的数据，对部分缺失数据按照增长率进行填平处理。此外，文中有四个城市分别是济源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因为数据缺失不计入统计。
2.研究方法
（1）城市效率。本文利用美国运筹学家Charnes等于1978年提出的DEA聿舛瘸鞘行率的BBC模型如下：
（1）
式中：m、xmi分别为投入指标；s、yni分别为产出指标；为效率评价指数；为各市投入和产出的权向量。该式计算得出综合效率（Crs）[8]，此外还计算得出规模效率（Sca）。综合效率值即为所测最终结果，直接反映城市效率值。
根据DEA方法的要求，文章从城市投入和城市产出两个维度来测度并构建城市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输入的指标数据为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费用、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输出的指标是人均GDP、地区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城市开发程度。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开发、土地的扩展等等所在城市区域内进行的所有经济开发、土地增值利用的过程都属于城市的开发过程。本文将引用区域开发程度指数（RDD）[9]进行修正，构建城市开发程度指数（UDD），用来表示城市开发程度的高低及变化过程现象。UDD指数值大小，代表城市开发程度的高低。城市范围内社会、经济以及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分别由人口密度（人/km2），经济密度（万元/km2）和城市建设用地占比（%）来表示，用来计算城市开发程度。计算公式为：
（2）
式中：UDDi，RPTi，GDPi分别表示为第i年的城市开发程度指数、城市人口总量、地区生产总值；GLAi、LAi分别表示第i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市辖区城市土地总面积；选择α、β、γ分别代表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比的最大值。
（3）耦合度模型。借鉴相关文献资料[10]，将城市效率与城市开发程度耦合度的函数表示为：
（3）
式中：C表示耦合度值，f（x）为城市综合效率指数；g（y）为城市开发程度指数；k值为2。C值的高低表明了城市效率与城市开发程度协调性的高低。
三、结果与分析
1.城市效率的时空变化特征
利用DEA模型，计算十大城市群100个城市的Crs值和Sr值，来了解十大城市群的城市发展特征。
从时间上发现，由分析数据结果得知，规模报酬递减城市数量成波动性变化趋势，最高值达到19%，最低值7%，，2004年-2013年的5个时间截面内，城市数量分别达到54%、50%、63%、60%、57%。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城市中，商洛、广安等城市在研究期间，拥有了较先进的科技水平，但并未实现规模经济。保定、杭州等城市投入了规模经济，但尚未拥有最佳的技术水平。10年间，规模报酬递减型的城市从2011年规模报酬递减型城市数量占比的13%，再次下降到2011年的7%，2012年、2013年回升至10%，其数量最高值达到19%，最低值7%。商洛、广安、资阳、孝感、雅安、自贡等城市在研究期间，拥有了较先进的科技水平，但并未实现规模经济。保定、杭州、台州等城市投入了规模经济，但尚未拥有最佳的技术水平。从空间分布来看，2004年-2013年的5个时间截面内，投入和产出水平达到最优效率的城市分别是30%、28%、28%、26%、32%，均未超过总数的1/3。2004-2006年，城市综合效率实现最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2007-2011年，北京的综合效率实现最优；2010-2013年，天津的综合效率实现最优；2007-2013年，城市综合效率实现最优的城市大部分平均分布在辽中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规模报酬递增城市普遍分布于中原、长江中游、川渝城市群；2008年以后，规模报酬递增城市扩展至京津冀城市群。规模报酬递减的城市普遍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川渝城市群。
2.城市开发程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由公式（2），计算得出十大城市群的100个城市的开发程度指数变化趋势图（图1）。依据城市开发程度大小，将十大城市群100个城市划分为高级开发程度型、较高开发程度型、中级开发程度型和较低开发程度型四类。
图1 2004-2013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4个城市开发程度变化
Fig.1 Chan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degrees of 104 cities in China's top ten urban agglomerations during2004-2013
从时间变化来看，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整体的开发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大部分城市的整体开发指数出现下降态。①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开发指数均值从0.1488下降至0.0995。②从各城市开发程度占比来看，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的5个时间截面较低城市开发程度城市占比呈现波动性逐渐增大趋势。较低开发程度型城市占比重最大且呈波动上升趋势；较高开发程度型、中级开发程度型城市呈波动下降趋势。从空间格局演变来看：①2004年，开发程度较高（中高开发程度及高开发程度）的城市在京津冀、中原、长三角、海峡两岸城市群均有分布。②城市开发程度较高城市主要集中在京津冀、中原城市群；而长三角、辽中南城市群逐渐从较高的城市开发程度逐渐转变为较低的城市开发程度。
3.城市效率与城市开发程度的耦合度变化
由公式（3）计算十大城市群100个城市的城市效率与城市开发程度的耦合度。依据耦合度数值大小将城市划分以下四种类型，即划分为低耦合型、中耦合型、较高耦合型和高耦合型。
氖奔浞植忌峡矗2004年-2006年较为稳定，均值从2006年的0.216下降至2007年的0.017，2008年-2009年出现小幅度回升趋势，至2009年再次下降，到2010年降至0.0148。2004年-2013年间，中低耦合型城市占比77%-83%，占城市的4/5，大部分城市的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表现为耦合程度不高，2004-2013年间，中低耦合型城市占比五个时间段分别是80%、77%、77%、80%、79%、80%。从空间格局演变来看：2004年-2013年，高耦合型、较高耦合型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中原、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2004年-2008年，海峡两岸城市群从较高耦合型城市向低、中耦合型城市转变。2006年开始，川渝城市群开始出现中耦合型城市，2004-2013年，较低耦合型城市（低耦合型城市、中耦合型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辽中南、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海峡两岸城市群。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以上数据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的耦合水平较低，大部份以较低城市开发程度、较低型城市耦合度城市为主。城市开发程度决定了耦合度的变化趋势。2004年-2009年，城市开发程度、城市耦合度较高的城市群是京津冀、中原、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2011-2013年，城市开发程度、城市耦合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中原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逐渐向较低城市开发程度、较低型城市耦合度城市趋势发展。较低城市开发程度、较低型城市耦合度城市主要分布在关中、川渝、海峡两岸、山东半岛、辽中南、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发展趋势较为平稳。
2.城市综合效率与城市开发程度成负相关关系。从上文的分析数据来看，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效率最优的城市占比是逐渐波动上升的，但是城市开发程度的发展趋势却是从较高型城市开发程度向较低型城市开发程度发展。由此可见，城市综合效率的发展趋势与城市开发程度的发展趋势成负相关关系。因此，结合以上，城市综合效率的提升反而促使城市耦合度下降，即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综合效率的提升、城市开发程度的下降导致城市耦合度的下降。
3.城市开发程度较高的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原城市群的情况较为特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城市群属于城市开发程度较高、城市耦合度高的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对而言，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与之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地理位置上承接了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的枢纽的核心区域，在促进中部崛起、辐射带动中西部的重要地理位置优势促使了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开发度的提升。因此，国家的经济规划导向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对影响城市开发程度、城市耦合度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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