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遗产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作为一个千万富翁的母亲,冉敬芳不但不留一分财产给自己的孩子,而且想方设法逼孩子们去受苦:在寒冷的大街上摆鞋摊,在腥膻的养殖场中打零工。初看起来,这是一位"不近人情"的母亲,但是在这种"故意折磨"的背后是对孩子深沉的爱。因为她从自己的人生经历领悟到:只有经历苦难的磨砺,孩子们才能明白自立自强的沉重内涵,才能一肩挑起自己的人生。

    四川成都广安区富源公司董事长冉敬芳与自己的孩子签订了《不继承财产协议》。《协议》规定:1.5个子女读书,如果谁愿意读书深造,父母必须全力支持;2.5个子女中,如果谁自动放弃读书,就必须投入社会就业,未满16周岁的必须在家参加劳动,家长不做任何经济上的援助;3.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4.5个子女将来交朋友,必须先出示此家庭协议给对方看,表明自己没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孩子的婚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5.父母的财产以及遗产只能由父母支配,任何子女都没有权利过问和干涉。

    以上协议一式7份,父母及5个子女每人各1份。冉敬芳打算到2007年底等5个孩子都满18周岁时,就把这些协议拿到公证处去公证。至于自己的财产,她想捐赠给全社会的残疾人。

    这是一位特殊的母亲,她从小残疾,却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成了一位拥有千万资产的企业家。然而她突破了大部分企业家想要"子承父业/母业"的窠臼,与自己的5个孩子签订了《不继承财产协议》,不给孩子一分遗产,要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

    这种做法与天下父母普遍为儿女铺路的想法截然不同,一时,签协议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她的特殊行动呢?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孩子丰厚的财产不如激发孩子自力更生的精神。

    冉敬芳从卖卤菜开始创业,富裕后丈夫却背叛了她。离婚后的冉敬芳独自抚养3个孩子。后来,冉敬芳与志同道合的蒋长春重新组成了家庭,她原来的3个孩子再加上蒋长春带过来的2个孩子,5个孩子的教育担子都压到了她的身上。

    冉敬芳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她坚强、果断,生活给了她切切实实的精神财富。她开阔的思路,高尚的人格使她成为一个充满教育智慧的母亲。

    量财而用 培养孩子好习惯

    冉敬芳素来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学习上要求他们刻苦努力,家务要积极分担,生活消费要有计划。

    为了培养孩子的计划性,使他们学会量财而用,冉敬芳夫妇通过考察核算,把女儿张兰英和蒋丽的生活费从每月500元降到了300元,这包括她们在学校的伙食费和零用,还有每月回家的车钱。这个标准比普通家庭的同学还低,而班里花销厉害的同学每月大约要800元。

    张兰英从小生活在妈妈身边,耳濡目染之下,她做事有很强的计划性,300元钱就有300元的花法,而原来一没钱就向爸爸要的蒋丽却吃了苦头,她往往月初松,不到月底就没钱了。向父母要,父母说家里预算过300元应该是够花的,现在你自己把钱提前用完了,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蒋丽不愿意向同学借钱,就忍,那两三天就靠喝纯净水挨过去。

    冉敬芳听说后虽然很心疼,但是她觉得在孩子花钱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一旦让步,孩子的好习惯就很难培养了。现在,蒋丽已经能像姐姐兰英一样把300元钱很有计划地用到月底了。

    签订协议 不留钱财留精神

    随着孩子的成长,冉敬芳不断地思考他们将来可能的人生道路。冉敬芳觉得仅仅让孩子学会量财而用,并不能使孩子真正从内心树立起独立奋斗的意识,孩子们还是会有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自己的父母有钱,就算自己以后找不到好工作,父母也会给他们买车买房。再则,他们是一个重组家庭,如果孩子们一直盯着父母的遗产,那他们可能会非常关心父母对他们个人的亲疏以及财产的分配,最后可能还会因此闹矛盾。

    冉敬芳思前想后,觉得有必要和孩子们签一个不继承遗产的书面协议。冉敬芳先与丈夫蒋长春说了这个想法,丈夫一开始感到奇怪,但她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丈夫,还说孩子大了,马上要面对社会,应该让他们明白,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生存、去赚钱,那才是荣耀的,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把遗产留给孩子,从短期看是可以让孩子日子过得好一点,如果他们依赖财产,不学无术,胡乱花钱,最后日子还是会过不下去的。

    丈夫同意了她的看法。但是当他俩把这个想法告诉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却以为是在开玩笑。

    等他们静下来,明白妈妈是认真的以后,5个孩子就拒绝签字。反应最强烈的是冉敬芳的三个亲生孩子--张敏、张兰英和张远洋。

    5个孩子中,20岁的大女儿张敏对签协议最感到委屈:"妈妈做生意时我跟着她吃了多少苦,4岁时我就帮着妈妈淘米、洗菜、洗衣服。14岁时,重庆暴雨,妈妈的牛皮被水泡烂,家里赔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拿出平时存下的零花钱去买米、买菜,记得当时妈妈动情地说以后一定要让我们3个过上好日子。没想到……" 而15岁的小儿子张远洋从小觉得反正妈妈有钱,可以花高价读好学校,干想干的工作。没想到妈妈设了个财产不继承协议,把他的美梦完全击碎了。

    妈妈为什么要提出财产不继承协议?张敏三姐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猜测:这是针对继父带来的那两个孩子!蒋军和蒋丽两人也认为:冉敬芳的这份协议是专门针对他们的。为表明自己对继母的财产无非分之想,犟脾气的蒋军决定初中毕业后去参军。

    冉敬芳原来的确也想让儿女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之所以改变初衷,要跟孩子们签订财产不继承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害怕孩子们步舅舅的后尘。

    冉敬芳只有一个弟弟,弟弟15岁就和姐姐一起在重庆菜市场打拼。那时他特别能体恤姐姐的辛苦。有一天姐弟俩从市场收摊,背着背篓、抱着孩子一起回家,冉敬芳要弟弟去买一根5毛钱的冰棍吃,弟弟舍不得,把钱省下来买菜回去大家吃。但是随着冉敬芳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弟弟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外面吃喝赌,大把大把地花钱,结果被抓进了监狱。

    弟弟出狱后,冉敬芳以为他改好了,又尽心尽力地帮助他。可弟弟仍然不思悔改,有一次冉敬芳让他拿几万块钱去云南拉货,他把钱花得一分不剩,货却丝毫未进。

    冉敬芳彻底失望了,她再也不给弟弟任何帮助,两人关系迅速恶化。弟弟扬言要把冉敬芳杀了。

    弟弟的事给了冉敬芳很大的教训。面对孩子们的不理解,面对周围老人、邻居、亲戚的反对,冉敬芳决定先做女儿的工作。她把女儿领到公园,给她们讲起了她的童年。

    冉敬芳年幼时,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父亲也因为严重的哮喘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为了果腹,她不得不随着父母到处要饭。

    10岁的那一年,她的右腿在乞讨途中被火车压断。从此,这条伤残的腿成了她最苦的拖累。每到冬天,这条腿都会因冻伤化脓,疼得她彻夜难眠,但她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除了干农活,她还要上山挖野菜、采药材。小学毕业后,考上初中的冉敬芳因为家里没钱,被迫辍学在家。

    长大后,冉敬芳嫁给了本村的一个农民。一次去重庆装假肢的偶然机会,她接触了卤菜生意,随后几年,她和丈夫起早贪黑卖卤菜,逐渐把生意扩展到牛肉加工和牛皮制革。但是生意场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三起三落的波折使她更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风风雨雨。

    女儿从来没有听妈妈说过这些事情,她们也没有想到,如今在生意场上挥洒自如的妈妈,竟然还要过饭。 冉敬芳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她的良苦用心,她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向孩子们解释她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

    孩子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多么伟大!多么令人敬佩!在2003年7月12日晚上,冉敬芳宣布明天全家出发,到她干爹杨道家召开家庭会议。13日下午,他们全家经过6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杨爷爷家。

    杨爷爷是位老教育工作者,冉敬芳特意请他来做协议家庭会议的见证人。记得第一次和杨爷爷说这件事时,他也不理解,后来冉敬芳多次与他沟通,告诉自己的理由,杨爷爷才同意当这个证人。

    13日晚上,冉敬芳郑重地拿出一式7份家庭协议,和孩子们一起拿起笔,郑重地在上面签下各自的名字。

    磨炼孩子 自立自强走人生

    签订协议后,当年11月,15岁的蒋军应征入伍。但蒋军一到部队就后悔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靠着90元钱的津贴支撑到月底。春节的时候他给冉敬芳写信说:过年时我身上只有1块钱,其他战友的父母都来部队看儿子,我不但没父母来看,而且还病得躺在床上哭了好几次……冉敬芳虽然看着他的信落泪,但是为了让孩子自己学会面对生活的困难,她还是忍住没有给蒋军寄钱。

    同时,为了磨炼张敏等4人,让他们体会赚钱的艰辛,2004年春节,冉敬芳没给他们压岁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赚钱。几个孩子谋划了两天,终于想到去街头摆摊擦皮鞋,妈妈听说他们的想法后,非常高兴,还贷给他们200元钱,并鼓励他们好好干。

    大年初一,孩子们从早上5点多钟一直干到下午6点多。张敏的手被风吹裂了口子;弟弟连续擦了几十双鞋,腰酸得直不起来。但最难过的还是人们误解的眼光。很多人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们妈妈这么有钱,你们干吗还要出来擦皮鞋?"蒋丽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妈妈说劳动是光荣的,我们亲手赚的钱用起来才自豪。"

篇2

作者简介：赵明海（1976―），湖北宜昌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摘 要:“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已成为许多高校公选课中的热门课程。目前世界遗产学在国内外都尚处于起步构建阶段，作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课如何开设好，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词:公选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素质教育

一、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特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与自然遗存，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等。它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遗迹或自然资源景观给予的一种肯定和极高荣誉。每一项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大自然中独特而绮丽的景观，是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的优秀结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见证和标志，同时也为其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地理多姿多彩的遗产资源大国，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把世界遗产教育活动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加强遗产教育意义深远。

高等院校在世界遗产的人才培训、智能参与、信息传播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应发挥着积极作用。把遗产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遗产教育中，让学生既拓展视野、提高研究性学习能力，又认识到世界遗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中汲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文化服务。尤其要把保护遗产的理由、方法告诉青少年，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参加保护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世界遗产的时代传承，也为青少年打开了各民族文化的大门，吸收感受其中的文化艺术魅力。中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培养、激发青少年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①

对大学生进行世界遗产教育将能够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包括理论研究、学术探讨、专业教育、抢救维护等方面，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增强世界遗产保护的综合性程度。世界遗产涉及多种学科，科技含量很高，没有相应的科学文化就难以保护利用好这份遗产。为唤起全人类对保护自身遗产的热情和共识，世界遗产保护的苏州会议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制订行动计划，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指导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青少年教育，鼓励各国教育机构把世界遗产保护列入教学日程，设置专门课程以普及遗产保护的知识。保护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对保护世界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保护力度，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国家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②

加强遗产教育，能促进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祥和安定，可以提升民族理想，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勃兴，遗产教育能带来旅游市场的繁荣。保护世界遗产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我国世界遗产受到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正面临着破坏和毁灭的危险，世界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知识和观念潜移默化到他们的专业知识中,有助于他们将来为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世界遗产保护的未来在于青少年，他们将成为未来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在当代大学生中开设此课程非常必要。

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世界遗产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科技史等众多学科，其内容极为丰富，研究领域极为广阔。③世界遗产学与诸多学科又发生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这种学科边缘性、交叉性的存在，为遗产学的学术更新，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帮助。世界遗产事务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世界遗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世界遗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遗产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均未完备建立，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等严格来讲都未确立，亟须进一步加强。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世界遗产基础知识。主要介绍有关世界遗产的概念、类型、主要特征，世界遗产组织和相关文件决议、文献，世界遗产评选标准、申报及确定程序，以及候补、落选、濒危世界遗产等。世界遗产的理念和类型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充实、发展并日趋完善的动态进程。1972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定义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大概念，将世界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类。1992年新增文化景观类，1997年又确定“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2004年6月在我国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凯恩斯决定》做了新的修订，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之一。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世界遗产概况。截至2007年8月，全世界共有851项世界遗产，中国有35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24项、自然遗产6项、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遗产1项，另外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成为遗产数量上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的第三大遗产国。通过重点讲述全球各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由来、种类、分布及保护开发利用的现状，向学生全面展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让学生在欣赏人类伟大创造力杰作与自然界壮美景色的同时，切身感受世界遗产正在面临的各种威胁。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的形成、分布、价值、保护利用的原则、方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和分析，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的责任感。

第三部分为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普遍原则、工作程序、具体方法以及法律制度，提高学生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意识。面对遗产遭受破坏性的经济开发威胁，导致遗产地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取代了精神文化和科学功能的情况，应采取紧急抢救措施，使其世代传承，永续利用，不要再闹出“水洗三孔”一类令人瞠目的荒唐事件。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加大遗产保护力度，把发展经济与遗产保护开发作为统一的目标，坚持遗产教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教学方法

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完全符合当前社会的要求,但难度也相当大,这就对开课教师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讲授内容新颖、连贯、有特点、有吸引力,还要求教学方法先进,要充分体现现代化教学的特点。根据课程定位，结合授课对象的特点，来设计本课程的具体教学，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互动式”“交际式”“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研究性学习。大学作为人类遗产的传习地，要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使遗产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形成多元化、开放化的特征。主讲教师结合资料片段和在遗产地考察的亲身经历，活用精彩的多媒体课件，师生共同探讨有关人类文明进程及如何有效保护世界遗产等问题。

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场地设施上要求具有多媒体设备。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厚的资源，可以使用电驴、迅雷等下载工具，广泛收集资料。笔者在开设此课程时就收集了近200G的材料，其中有央视《探索•发现》、美国《国家地理百年纪念典藏》等系列，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编辑整理，制作出内容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与日渐升温的世界遗产申报热潮不相称的是，中国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世界遗产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为教材选择带来了一些困难。国内的世界遗产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翻译、介绍的层面上。交相问世的世界遗产书籍很大程度上均为一般的普及性读物，其编纂的着眼点大部分在于把世界遗产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行推介。鉴于此任课教师可以选择一本编写较好的书作为蓝本，将其内容提炼，以提纲的形式打印成讲义，让学生复印，在授课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参考书，这样既有利于挖掘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注释:

①宋才发.论保护世界遗产与培育民族精神[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92-98.

篇3

 

文化财产具有文化性、商品性和群体性特征。文化性是指文化财产表述特定区域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财产与_般物不同的是，其寄寓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因素而具有重大价值。商品性是文化财产的物品属性，物质性的文化财产本身可以脱离其文化寓意而单独存在，并且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范畴。群体性是指文化财产以特定族群为权利主体，因而又可称之为公共文化财产。文化财产的文化性和商品性，使其一方面和特定群体的精神利益相关，具有专属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生物权变动，具有可转让性，因而会发生权利变动以及权利规制设置问题，具备了法学上的研究意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公共文化财产的保护多数仅限于行政法上对文化财产的管理规定，在物权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关于公共文化财产权利变动的具体规定®。本文以英美法中关于文化财产权利变动的相关规则为研究对象，为构建我国公共文化财产相关法律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群体能否作为公共文化财产的主体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群体性权利是否具有独立性。否定说认为，群体性权利仅仅是个体权利或者社会权利的衍生物，其依附于个体权利或社会权利，不存在具有独立发展需求的群体主体。肯定说认为，群体性权利具有独立性，其不同于个体权利或者社会权利，可以受到独立的法律保护。英美法上对群体性权利的独立性问题_直存有争议，早期对群体性权利客观性和独立性的批判理论，将群体性权利归结为要么来自于个体权利的组合，要么来自于是社会权利的表现。之后随着对群体性权利研究的进展，美国联邦法院的案例逐步开始支持了群体性权利内在性和独立性。

 

在1972年著名的案中，阿米什教派的成员由于拒绝送其孩子到学校接受八年级以后的教育，而被指控违反了威斯康辛州的强制入学教育。该案的一个重要的争议是，阿米什群体孩子自由的群体权利和社会要求孩子受教育权利的权衡问题，而该问题更深层次的表述是阿米什群体所主张的权利是否为_项独立权利。法官在论证时认为，阿米什群体需要依靠宗教和精神上的共同纽带、信仰来维持生活，这些都来自于群体每_代传递并推崇的共同传统和理想。因而，应当将阿米什群体所主张小孩自由运动的权利作为_项群体性权利来看待。法院主张不能以衍生的权利理论作为正义的基础，因为群体性权利是存在的，独立于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利，并且它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因而，群体可以作为享有某种权利的独立主体，群体就具备作为公共文化财产的主体资格，群体性财产权不是个体权利或社会权利。和个体权利或社会权利不同的是，要成为群体性财产权的主体并不是通过继承、购买或者受赠等方式获得的，而是应当成为所在群体的社会成员。如果一个成员死了，那么他的财产权就不再延续了。如果他从群体中移走了，那么权利也就消失了。如果他希望放弃该权利，他也无法把权利转让给他人。权利主体的消失，也不发生权利继承的问题。成员的孩子出生后也可以享受这些权利，但是取得的方式不是作为该成员。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则中，对于公共文化财产和人格财产的法律保护，仅限于_些零散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特别是相关财产法律规范中并没有针对文化财产和人格财产的权利变动规则。而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我国的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等对传统文化财产的破坏时有发生，如何在财产法上通过合理的权利规则设计以保护文化财产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文化财产和人格财产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对人格财产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成果，但是对于公共文化财产的权利规则的研究成果则相对欠缺。英美法中的经验对于依靠逻辑建构的我国物权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公共文化财产权利规则应当不同于一般商品。公共文化财产和特殊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对其进行权利设置时，应当不同于_般商品。在物权法范畴贯彻交易效率、交易安全是现代物权法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在物权公示公信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而这一系列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又严格遵循平等原则，即一切物在法律下都受到平等保护和_视同仁的对待。然而，对于公共文化财产的保护却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公共文化财产与群体之间的精神联系会影响物的可转让性、损害赔偿责任、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等，这些特殊性问题值得进一步理论研究。

 

二是不同公共文化财产之间亦有不同的权利规则。公共文化财产在权利设置中的特殊性在于其与群体之间的精神纽带，但是这种关系也是有区别的。文化象征意义强烈的财产和象征意义一般的财产之间应当有权利变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将文化财产划分为普通的文化财产、普通公共文化财产、特殊民族性文化财产。对于特定主体而言，不同的文化财产涉及文化财产精神象征及与主体的联系不同，普通文化财产一般数量较多，购买人有较多选择，基于双方自愿让渡，完全可以和_般商品一样在市场正常流通。公共文化财产一般与特定群体有精神利益，可以自由转让，但此外的其他权利变动情形中，应当赋予所有权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特殊民族性文化财产，则是指和特定的民族、群体精神利益密切相关的，应当贯彻严格的不可转让性规则。

篇4

关键词:世界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S75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07-0162-02

1 世界遗产定义及其旅游效用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其广义概念根据形态和性质,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遗产价值的一种确认,一种荣誉的授予。因此世界遗产有很强的号召力,容易形成品牌效应,有利于促进世界遗产所在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为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2 我国世界遗产旅游地开发存在的问题

从1987年我国第一批文化和自然遗产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世界遗产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市场拓展的重要品牌,也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开发与保护的重点。世界遗产具有稀缺性,也具有独特内涵,极具观赏、游览和研究价值,具有旅游开发的先天优势。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申遗热”,追求世界遗产的旅游经济利益是推动这场热潮的重要原因。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世界遗产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众多的游客将给世界遗产所在地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并且快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各地在申遗过程中不惜代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很多地方在获得世界遗产地的招牌后,拥有了世界遗产的光环,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也的确很好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在我国,许多世界遗产地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密度高,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如何保护世界遗产地土著居民的利益,尊重当地文化,保护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且随着世界遗产旅游逐渐升温,这些世界遗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管理和经营的问题也慢慢凸显出来。

1997年12月2日,山西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名义进入该名录的地方。申遗的成功的确带来了很高的旅游收入,当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从申遗前的18万元一次性跃至500多万元。但是随着平遥旅游的过度开发,平遥古城已经不再是当时遗产专家鉴定时候看到的模样,这座古城已经逐渐变为“空城”。2002年,4.5万居民中有近一半的人被迫陆续迁离,以利于所谓的更好地开发旅游事业。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对世界遗产的破坏,其文化部分就已经变得不再完整。

3 社区参与对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影响

3.1 社区参与的概念

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针对旅游业发展使旅游目的地尤其是相对贫穷地区受到的负面影响而提出的一个解决思路。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来访者越多,旅游影响越明显,为了减少负面影响,“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社会行动中来”已经成为旅游地开发中非常关注的发展方式。它强调旅游目的地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以社区土著居民群体为核心的理念。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指把社区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主体融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的决策、执行体系中。本地居民是旅游产品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尊重,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想法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旅游业给旅游目的地社区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社区参与被认为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3.2 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及其内容

不能把世界遗产片面定位于旅游资源,因为世界遗产地不是经济开发区,必须保护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保护是宗旨,是利用的前提。由于旅游业本身是经济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在发展世界遗产旅游时,必须对旅游业加以引导和管理,对游客人数和行为进行必要限制。发展旅游业和世界遗产保护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关系。如何权衡商业利益与世界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切实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已成为当前世界遗产旅游地旅游开发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社区参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我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一定要保证当地居民全面参与发展过程,实现旅游真正为遗产地居民服务。参与是保障遗产地居民获益的基本前提之一。包括参与有关旅游发展的决策、参与旅游业的经营、参与旅游收益分配、接受相关教育和培训等。概括来讲,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主要有两种形式,参与决策的制定以及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

3.2.1 参与制定决策

参与制定决策意味着本地居民有机会就发展遗产旅游表达他们的希望、意愿和担心。实际上,社区是遗产地真正的主人,应当对旅游划和实施旅游发展策略拥有发言权。这对于一些类似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在这些社区中的每一代人中,了解其文化、传统和文物的人越来越少。参与决策同时可以使得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为旅游发展规划献计献策,从而在旅游的组织和管理中拥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发言权。让本地居民参与发展遗产旅游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本地社区不希望参与旅游,那么坚持开发旅游就会非常困难,且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如果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遗产旅游的发展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世界遗产地――水城威尼斯可以作为一个社区参与支持旅游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尊重原始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了1000多年,威尼斯人并未在强大的经济诱惑面前迷失方向,而是不惜诀别现代化的便捷,继续努力保持着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至今城市里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品种繁多的旅游工艺品也都是古老的手工制作。

3.2.2 参与旅游收益分配

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意味着本地居民应该有机会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社区旅游规划还应该包括为本地居民创造拥有自己企业的机会,以及获得与旅游业相关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培训机会。黄山的社区旅游发展在这方面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黄山风景区开发计划从一开始就使得本地居民有收益。如在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黄山风景开发区委员会积极地引导和鼓励本地居民建设辅旅游、服务设施以及旅游景点。这使得本地社区收入增加,经济逐渐繁荣。黄山风景开发区委员会还与村民们一起建立了以本地野生动物猴子为特色的旅游景点。这一项目以及其他项目的开发对该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本地居民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则稳定了本地经济。

参考文献:

[1] 程尽能.遗产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2] 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17(2):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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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开放性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就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集体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大众或民间文化。它们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其形式有:口头作品、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传统医术和药典、饮食文化及所有与物质文化(比如工具和聚居地)相关的特殊技艺。

1972年l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l7届会议,会议通过了世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公约把对人类有整体特殊意义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自然风光和文化及自然景观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尽管在对文化遗产进行遴选的标准条款中,有几条完全能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如“为一种文化传统或一种目前尚存活或业已消失的文明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或至少是非凡的证明”、“与事件或现有传统,与思想或信仰,或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等,但该公约对“文化遗产”的内容阐释显然却只针对有形文化遗产,并主要集中于建筑、古迹和遗址。同样,世界遗产委员会此后几十年间的活动范畴也都始终未将无形文化遗产纳入。可见,虽然隐约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该公约的制定与执行却都严格限定在有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内。因此在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获得通过之后,一部分会员国便立即发出了制订关于民间传统文化及非物质遗产诸多方面国际标准文件的倡议。在此前后,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倡议和举措已在一些国家提出并开展起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在《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杰作》的评定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范畴: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和文化表达形(forms of popular and traditional expression)。前者指大众和传统文化集中出现或在某段特定时期内频繁发生的的场所,后者则指音乐、舞蹈、仪式、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传统、大众文化的具体形态。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列为以下五个领域:(1)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同时《公约》还对“保护”及其工程流程作出了以下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由此可以看出,在可操作性的层面上对定义进行了更为抽象的概括,同时在概念框架上作出了具体的逐项分解,其涵盖范畴通过“代表作”的具体案例则更易于把握。

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的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89年l1月通过了“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保护的倡议”,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它针对范围有限,但却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第一份正式官方文件,其中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其保护举措的诸种建议为日后一系列的保护行动定下了主基调,并直接影响了我们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分类。在1989年这份倡议提出后,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正式以它为标准,分地区、分阶段地进行无形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并最终于1999年将各地区的普查结果汇总,制成了全球范围的调查报告。基于同样思想,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l1月召开的第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鉴别的决议。与此相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于第154次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将加上“非物质”的限定。接着,执委会在155次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的评审规则。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0年6月正式设立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名录》项目,于2001年5月公布了首批入选名单。

“中国之最”背后的坦荡申报路途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有166项入选该名录,中国以总数26项名列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日前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端午节等22个项目,加上此前入选的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和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现已拥有26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此外,阿根廷和乌拉圭联合申报的“探戈”、日本的阿伊努族舞蹈、韩国的“羌羌水月来舞”等也入选新一批世界非遗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据悉,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变“非遗”申报规则后的第一年。此前“申遗”每两年举行一次,每个国家只能申报一项。根据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个名录,从今年开始申报每年举行一次,数量也不再受限制。中国为世界创造了丰富多彩、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世界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最新列入名录的22个中国项目: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舞、书法、篆刻、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端午节、妈祖信俗。其中,“端午节”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最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每个国家每次只能申报1项,根据各国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讨论,修改为多项申报。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多民族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国来说,无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需要申报工作的严谨和有序。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在正式申报后未被通过,此后4年就不能申报,这就要求所有申报项目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说服评委。22个项目能够一举通过并非偶然,其背后凝聚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各级保护工作者大量的心血。

这次评审报批工作除了严格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的,项目必须具有杰出性、代表性和有重大影响之外,还充分考虑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对少数民族的项目予以重点关注,积极动员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全力以赴,大力配合;其次,对于有利于海峡两岸关系的项目有所倾斜,妈祖信俗、广东粤剧等既出于此考虑;最后是,对于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与周边国家共同享有的项目予以重点考虑,例如中国书法、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等,秉着肃清“源”与“流”的关系,进行申报。

申报工作是枯燥的材料准备工作,既要求申报工作人员与“非遗”项目持有人进行沟通,充分尊重申报主体;又要在材料上严格把关。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论研究室主任罗微博士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报程序首先是“预审”,在这一过程之前,要先经过全国专家委员的4至5轮讨论决定,之后是资料准备和提交。材料必须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准备,例如项目简介文字要严格控制在200字以内。“紧张的时候,常常是白天黑夜连着干。”“预审”之后,还会需要提交补充材料,这就要协调各地,及时提供资料,请各省区专家审议、撰写、翻译, “时间短,有时需要连看五六个片子,一连讨论五六场。”

此次入选的一些项目并非都是独立的申报保护主体。据湖北省“非遗”中心主任江清和介绍,这次申报 的“端午节”,由湖北秭归县 “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西塞神舟会”及湖南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4个社区构成保护主体,申报材料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协调指导湖北省完成了三省四地的联合“打包”工作后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的努力和期待有了可喜的结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和地方性法规的建设的同时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早日出台,并鼓励各省市出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专项保护法规,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篇6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资源特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10-0057-07

农业文化遗产(Agricultliral Heritage systems)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其概念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项目。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目前，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还存在一些争议。关于概念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对“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和“GlobaUy Important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的译法，集中在是否要将“文化”一词加入概念中和是否要将“系统”一词去掉的问题上。在现阶段的研究中，笔者暂且仍然将其称为“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国内外在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概念和特点来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不同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旅游形式，更不同于目前盛行的农家乐旅游。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是“遗产”，是旅游者前往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体验、学习和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其重要功能是确立遗产地的文化身份。而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本质上来讲还是大众旅游，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按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有效管理的旅游发展应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手段，从而充分发挥旅游在遗产保护、教育、文化、科研以及经济方面的功能。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来讲，农业生产、知识、经验、技艺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旅游元素，农民不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珍贵的旅游资源。学习、了解和尊重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者所追求的核心体验。了解农业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旅游资源特征对于识别和区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以及合理进行资源开发和目的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遗产类型特色明显、脆弱性高和敏感性强、分布范围广、可参与性强和复合性强等特征。

1　遗产类型特色明显

1.1　一种活态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活态遗产。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能构成农业文化遗产，而同时农业系统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是农业文化遗产重要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农民生活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保持原始状态，不能随时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农业系统的精华，同时也保护这些系统的演化过程。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体现出一种动态变化性。

由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是农业社区与其所处环境协调进化和适应的结果，因此，不能像保护城市建筑遗产那样将其进行封闭保护，否则只能造成农业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持续贫穷。农业文化遗产要采用一种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方式，也就是说，要“在发展中进行保护”，因地制宜地保护和管理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要保证遗产地的农民能够不断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获得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样他们才能愿意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也就是说，多方参与，尤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建立，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

1.2　区别于一般的农业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和一般的农业遗产存在一定区别。国际上关于农业遗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普林特斯(Prentice)对遗产的分类，将农业遗产界定为农场、农业博物馆、葡萄园以及捕鱼、采矿等农事活动。其实，我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研究内容侧重于中国农业史的综合研究、传统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制约因素研究、近现代农业史研究，以及农业历史文献研究与整理等方面。石声汉先生认为，我国的农业遗产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具体实物和技术方法两大部门，古农具、古农书、古农谚等都属于农业遗产的范畴。

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农业遗产”的一部分，而且更强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属于全球环境基金中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项目)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系统(system)或景观(landscape)，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突出强调农业景观与农业系统这些至今仍在使用、也更有现实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形式。

徐旺生等认为，从内容上讲，农业文化遗产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也可以将其分为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农业文化遗产。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等同于一般的农业遗产，而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则更加强调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景观，强调遗产的系统性。苑利同样认为，农业文化遗产至少应该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但他认为狭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农耕生产经验，如开荒的经验、育种的经验、播种的经验、防止病虫害的经验、收割储藏的经验；而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则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保存至今的各种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生活经验。

1.3　区别于现有的世界遗产类型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定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3种类型。随着对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它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是“保证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特定土地利用技术”。文化 景观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选区范围，不同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遗产，而是体现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

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定义来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类型中的文化景观十分相似，二者都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协同进化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事实上，很多已经被列为文化景观的遗产地同时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试点，如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保存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恢复生态系统和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与文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业文化遗产更像是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是关注农业的文化景观。但同时，农业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文化景观强调遗产的地域性，而农业文化遗产则更强调对某种传统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的保护，对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地域要求并不十分严格。

2　脆弱性高和敏感性强

生态脆弱性是指生态环境对外界干扰抵抗力弱，在扰后恢复能力低，容易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而且一经改变很难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性质。而文化的敏感性则是指文化易受外来因素干扰。作为一种特殊的活态遗产和旅游资源类型，农业文化遗产既有脆弱性高、也有敏感性强的特点。

2.1　生态脆弱性

农业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多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同时，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人口密度高的偏远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一般都比较高”“。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地浙田县的人均生物承载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2％，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仅能勉强维持生态平衡。生态脆弱性除了与生态环境的组成、结构、功能相关外，还与生态环境的处境密不可分，因为生态环境本身的结构特征只是导致生态脆弱的潜在条件，而将这些潜在条件激化为现实的则是人类活动的干扰。旅游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来讲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人为干扰活动，如果管理不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将非常容易破坏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其他资源，大大增加本地的生态足迹，不仅无法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手段，而且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2.2　文化敏感性

很多农业文化遗产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的稻鱼共生系统位于黔东南侗族自治州，云南的哈尼梯田位于红河哈尼族和彝族自治州，而国外很多农业文化遗产也是由少数民族甚至处于殖民状态下的农民所创造的，如非洲的很多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和政治的敏感性，这些地区旅游业开发不当很有可能就会引发社会文化冲突。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的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尽量减少旅游对当地的文化涵化，减少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发展必须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前提，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必须进行严格的管理，确保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3　分布范围广

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广泛，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评选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同时也开始考虑将更多的候选点纳入保护范围。从目前试点和候选点的分布情况来看，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3.1　一般分布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地区)

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相对紧张。以“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处的中国浙江省青田县为例，全县海拔50米以下的河谷仅占4.64％，山间盆地占0.05％，丘陵和山地占95.31％。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当地农民逐渐发展出一种充分利用当地农业生物多样性、适应当地特定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年的传承和发展证明了这种方式具有可持续性，而人地关系紧张则是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主要动因之一。

3.2　一般位于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或自然资源／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

农业文化遗产一般位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从全球范围来看集中在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位置偏僻、生态系统脆弱、自然资源有限或气候条件恶劣。为了生存，当地农民发展了复杂而具有创新性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技术，由于这些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农民适应环境所发展出的可持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显得弥足珍贵；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地区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现代技术的影响，也没有对资源进行过度利用。但现代化进程和全球的环境变迁也正迅速威胁着这些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传统农业地区。

3.3　一般处于历史较为悠久、土著居民定居历史较为久远的地区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适应环境的产物，是人类优秀传统农业的杰出代表，其形成需要悠久的历史。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的重要标准。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农业系统拥有超过2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稻鱼共生系统也同样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史悠久证明了当地居民对其所创造的农业系统的依赖，以及该农业系统与当地社会系统的有机结合。历史孕育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灿烂的农业文化，同时也产生了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和生活文明。

4　可参与性强

参与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指出，公民参与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参与程度的高低可以衡量人们对某一活动的积极和认可程度，广泛的参与对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墨菲(Murphy)在《旅游――一种社区的方法》(Tourim：A　Community Approach)一书中认为，社区参与正是协调发展与保护矛盾的途径。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发展都离不开社区居民和广大旅游者的积极参与。

4.1　当地社区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可参与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地社区的参与。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同时也是保护的对象，当地农业社区的居民掌握着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导权，离开了当地社区的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就不复存在，更无法成为愉悦旅游者的资源。农村居民从事农事活动本身就是参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形式，也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根本。另外，他们也可以参与其他资源的利用，如参与食宿接待、制作旅游纪念品等。研究表明，农业文化遗产的居民参与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转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4.2　旅游者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 资源可参与性强的另外一点表现在游客的活动上。传统农业系统作为观光资源的潜力并不太大，因为调查发现很少有游客对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景观感兴趣，而往往对参与农事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旅游项目产生吸引。如在浙田，超过50％的游客对下田抓鱼、了解稻鱼共生系统农业生产的相关知识、参与与稻鱼共生相关的民俗活动等感兴趣。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必须结合游客的需要，在不破坏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设计参与性旅游活动，让游客通过旅游活动的参与切实了解传统农业的价值，同时避免了游客仅作为旅游地的观众而无法获得真实的遗产旅游体验。

5　复合性强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典型的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更能体现出自然与文化的综合作用，也更能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它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的特点为一身，本身就是一类复合性遗产。而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它集中了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与其他资源，结合了有形(物质)资源与无形(非物质)资源，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发挥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

5.1　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复合

农业文化遗产地除了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如山水风光、地方特色建筑、民俗节事、美食等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这些资源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机结合可以大大增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按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主体一辅助资源分类体系，主体资源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本身，如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体资源为稻鱼共生系统，而辅助资源则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各类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以青田县为例，如奇云山、鱼灯舞等。真正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中主体资源发挥主要的吸引作用，而其他资源则起到增强吸引和扩大旅游规模的作用。

篇7

关键词：文物基础术语，混用，替代，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N04；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6-0026-03

Thoughts on Mix or Substitute Use of Basic Terms on Cultural Relic

HE Liu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 industry introduced some concepts and term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tc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the mix use or substitute about some terms in communication， sometimes even occurred in official files This work analyzed the definition and origin of these ter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erms and Chinese primary terms， and put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keeping Chinese special concepts du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primary terms of cultural relic， mix usage， substitute， internationalization

1985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伴随而来的是与公约有关的一些术语被引入文物行业，其中有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此后，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热潮，以及每年“文化遗产日”的推动，使“文化遗产”一词逐渐为大众所熟知，在官方文件中以及各类报刊中时有混用或替代“文物”这一术语的现象。因此，研究这些术语的形成与命名、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与文物领域现有术语的关系至关重要。

“文物”是文物行业的基础术语，其内涵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1]。在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中则是采用外延对“文物”进行定义，“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2]。第三条明确了“文物”的分类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 [2]。在中文语境中，“文化遗产”原本并不是一个固定词，它是由“文化”和“遗产”两个词组成。文化，《辞源》释为“文治和教化，今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 [3]。遗产，《辞源》未收入，《辞海》释为“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财物和债权。历史上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如：文学遗产；医学遗产” [4]。因此，“文化遗产”本义应是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上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公约中对“文化遗产”定义则为，“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5]。在此，“文化遗产”从一般词转化为文物行业的专用术语，可以发现这里“文化遗产”转而指向物的方面，而且它只与我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中不可移动文物的规定范围重合，这样来看“文化遗产”与“文物”的混用和替代就存在问题了。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语言包括中文，从法理上讲，中英文本均具有同等地位和同样法律效力，不存在某个文本翻译自另一文本，但从定义描述的内容来看，中文本完全可以使用术语“不可移动文物”，而其却借用”文化遗产”一词，说明它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来自英文版本cultural heritage的直译。

随着概念的发展，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又细分为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文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而“物质文化遗产”则事实上继承了原来文化遗产的定义，也就是“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这两个术语在概念上有一定的重合。那么“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也译自英文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朗文当代英语词典》解释tangible的词源来自16世纪的拉丁语tangere，意为触摸，现释为有形的、实体的、可触摸的，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直译为“有形文化遗产”。所以，“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直译自英文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应该另有出处。“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看作“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人类学专用术语。“物质文化概念在牛津英文大辞典中的最初出现是1843年， 引用的是美国早期历史学家普莱斯哥特（William H Prescott） 描述墨西哥‘物质文明’的概念。普莱斯哥特在描述西班牙16世纪对于南美的征服历史时， 使用了‘物质文化’这个词。他所依据的证物并不是语言文字， 而是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当地人的古老文明器皿和艺术品上的造型和条纹。” [6]实际上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就开始多方面地研究历史和文化，特别是考古学的兴起，使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突飞猛进。其起始阶段必然是对考古发现的器物的研究，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命名都是这种“物质文化”的烙印。随着对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开始将文化进行多层次的分析，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文化论》中将文化分成物质文化、社会组织、精神方面三个层次，基本上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7]。“物质文化”的认识随考古学传入我国，成为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研究内容，“物质文化”以文物为基础，研究文物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也成为人们对文物认识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台湾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中就列出了“物质文化”条[8]。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文物”的必然联系，促使采用了“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同时在形式上与对应的英文术语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保持一致。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从英文的字面到意义都是合乎英语民族习惯的。在中文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反义词，从语言逻辑学的角度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就存在问题了。我们知道，在哲学中物质（matter）的对立面是意识或精神，这是哲学的最基础概念，那么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的应是“精神文化遗产”。再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5]。从这个定义来看，其内容均属于精神层面，那为什么不选用“精神文化遗产”，而选用拗口且不合乎人们认识和语言习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众所周知，在精神层面最重要的是思想认识、是世界观。毫无疑问，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儒家学说、西方亚里士多德学说都是光辉灿烂的人类重要文化遗产，而且至今还有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如此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显然都没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也根本不在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任何一项公约或政策都是经过所有缔约成员国协商而成的，各个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差距很大，若将意识形态引入公约，必然难于达成缔约，也就无法实现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目标。而且，从广义来说，自然科学知识也是文化范畴，若把自然科学知识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具有重大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比比皆是。因此，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不过是按英语构词法顺势而为，并不符合中国语言习惯。

针对术语“物质文化遗产”所指向的概念，中国早有广为人知的“文物”术语。“文物”是中国特有的术语，它从古代的古物、古董（骨董），近代的古玩、古物、古迹，到现代的文物，是经过上千年发展形成的，其概念涵盖古器物、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综合内容，而且“文物”术语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定的。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内涵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概念内涵基本一样，而从字面意义上“民俗文化”更加准确。由此可见，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内涵上并没有特殊内容，而是我们自古就有的“文物”和“民俗文化”的术语再造，其深层原因是英语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使得在国际文件的生成中，英文文本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语种的文本，而我们为了与国际接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态势。可以说随着国际化的发展，类似的东西方概念的冲突还会发生，如何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维护中华文化，保护我们特有的中文概念对我们来说任重道远。

参 考 文 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5，6

[3]辞源修订组辞源（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357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059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70-71， 229

[6]孟悦什么是“物质”及其文化？[J]国外理论动态，200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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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生不息；文化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繁衍等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代表着这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生活足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样化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民众创造并且传承的精神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广泛的重视，并较全面的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术语，在最开始的分类中，一般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的分类，以往是将自然遗产分为物质类的遗产，而文化遗产实际上也是指的物质类的文化遗产，这种分类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加深了难度，并使事情变得复杂，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民间创作”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又将“民间创作”改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宣言，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呼吁全体社会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概念基本定型，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涵做出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各种知识和实践等，这些表现形式都具有十分鲜活的生命力，它是不断流动变化的，而不是停滞的和静态的，是一种“活”的表现；第二、生态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孤立存在的信息或者实践，它的环境是周围的生态环境，它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在外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二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三是对生态环境的反应；第三、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以及内涵由传承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保存和研修，然后世代相传，并且广泛流传，使之绵延不绝，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停止，则宣告其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死亡，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极其重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

1、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口头传说和表述的群体传承。我国有多个民族，很多民族又都具有自己特别的语言，如侗语、苗族等等。人类文化信息的传递一般是靠人的思维和语言，语言是一种符号，不管是什么信息都能够通过语言传递，语言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最方便的传递方式；第二、传统名俗节日的群体传承。中国有56个名族，每个名族都有他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包括节日文化体系，节日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中华名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将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传递信息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的节日，更有内涵更有色彩；第三、庙会文化的群体传承。在中国，庙会又称庙市，一般是在农历的某一固定时间进行，主要内容是祭祀祖先、娱神娱人、集市贸易等，庙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代代相传，现在也依然广泛流传。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导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破坏和消失，针对这些，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首先，提供资金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它的保护应当引起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设立专项基金和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首先，建立庞大而有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保护体系，设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此外，还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保障资金，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财力有来源；其次，给予一定的人才保障。建立专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者队伍，对从业人员队伍进行培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最后，给予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精神

1、“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目前，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解释还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的认同，有些学者将儒家思想的“和合”或“中庸”当作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来源于民间，来源于最广大最基层的老百姓，这些学者们将上层文化和普通老百姓创造的下层文化融合在一起，很显然不合常理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洋溢着“生生不息”的意识，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精神也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这种意识最明显的就表现在家族、家庭以及生存上，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2、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根，如果失掉了自己的民间文化，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悲的，时至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由中国老百姓在创造和享用，只要走出城市，深入民间或到农村去走走看看，就会发现，民间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民间文化当中。保护非物质文化精神的意义在于传承，要传承上辈流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也要在现有环境条件下，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优秀民族文化。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自然传承性，但这是民族精神传承的一种表征，我们不能任其发展，我们应该有选择，有目的，有步骤的传承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精神。

总之，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非物质文化的群体传承与文化精神，第一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包括非物质文化的概念和非物质文化的特点；第二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的类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第三部分是分析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精神，包括“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张钟月；；论延边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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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的溯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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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遗址；保护利用；汉长安城；价值判断；创新和融汇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108-03

大遗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遗址，是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一般是指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或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要地位的原始聚落、古代都城、宫殿和墓葬群、宗教遗址、水利设施遗址、交通设施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手工业遗址、其他建筑遗迹”。[1]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承载地和历史文明的集中体现地。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续接优秀传统，创造时代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创新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显得极为迫切。

已有相关实践表明，在保护和利用大遗址的时候，只有善于倾听各方的诉求，理性全面地分析他们对大遗址的价值判断，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本文拟以汉长安城的保护和利用为例，对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启动实施应注意协调处理的诸多因素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希望对项目的实施能有所助益。

一、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抢抓机遇并找准时空定位和坐标体系

任何一个命题的成立，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缺失了这个条件，一切命题都很难成立。由于受特定的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氛围的影响，相同的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坐标和时空条件下，完全会有迥然不同的际遇。比如，佛教既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也有“三武灭佛”的厄运。在狂飙突进的时期，儒释道都遭受到重创，凡是代表儒释道的建筑器物、人物造像、经典书籍，几乎都遭到一场严重浩劫，相当一批优秀文化被当作糟粕。但今天，“”中许多被破坏的、被打击的、被遗弃的，又被当作宝贵的财富。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中华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跌宕起伏，经历过坎坷曲折，但总的来说，珍惜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时空环境下，遗产的保护利用都会被附加上许多客观因素。所以，在现阶段的国情下，实施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必须要将其放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和坐标体系中去理解和考量。一句话，只有抓住历史机遇，充分权衡各种因素，才能有合理可行的行动和举措。

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更加重视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系统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遗址在有些城市的城市建设和产业选择等方面，是一个想绕也绕不过的重要话题。经济发展的水平、人们对遗址的认知程度、社会和谐稳定的程度，城市特色的彰显，都会成为决定大遗址保护范围、保护手法、保护宗旨、保护指导思想、保护举措的重要因素。

目前，西安正在致力于打造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汉长安城遗址是举足轻重的项目。实施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项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早十年我们不敢奢谈保护大遗址，晚十年大遗址可能不复存在）、当地政府的信心和决心、9万常住人口的安置、不算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不算宽裕的可用财力、旧有的管理体制、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时不我待的文化传承理想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申遗任务的急迫、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等，织就了一个立体的时空坐标。只有在这个坐标里找准位置，才能正确地判断和分析现阶段汉长安城保护利用的价值，制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案。而不是用线性的思维方式，武断地喊几句简单的口号。如果这样，等待我们的不是“右”的失误，就是“左”的跟头。大明宫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成功实施，就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找准了坐标体系的结果，其经验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二、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充分兼顾行政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价值判断

“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管理、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2]这就是说，我国现行的文物管理体制，遵循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按照行政区划，汉长安城遗址绝大部分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范围内。其礼制区则位于西安市莲湖区范围内（实际上这部分遗址已经被大型国企和高层建筑所占压）。未央区是西安市一个城乡结合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民生和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而同时，未央区又拥有文物古迹50处，重点古遗址保护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的16.82%。[3]仅汉长安城遗址（不包括建章宫和礼制区），面积就达到了36平方公里。汉长安城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远，都在国内外实属罕见。汉朝时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汉长安城则是中华民族在形成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枢，记载了这一时期最为动人的历史印记。在中华民族不断复兴强大的今天，保护和利用好汉长安城遗址，是一项国家乃至国际文化工程，无论从多高的层面上进行阐述，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属地政府的汉长安城遗址价值判断和行业管理部门的汉长安城遗址价值判断作一个客观的分析。只有实现下情上传和上情下达的有效沟通，上下齐动，才能真正把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和利用好。

据悉，在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上，未央区对大遗址的态度大致是，遗址很重要，但也很烦恼。文化很重要，民生是第一，保护是基础，利用是关键。对汉长安遗址的保护利用，是未央区综合性考虑、统筹性安排中的一项，而不是全部。未央区政府既要考虑文化遗产，还要考虑居住在遗址上9万多常住人口的安置问题。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又在不断压缩着未央区的安置和发展空间。所以，未央区对汉长安城遗址的定位应该是，守土有责。未央区是汉长安城的守望者、看门人，其任务是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基础性的保护，在承认并满足遗址区内居民基本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尽最大限度保护遗址不受侵害。其行政区划、职能界定、认识层级和经济水平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自身范围内作国（际）家级和专业级的解读和操作。而作为国家各级职能管理部门，则是专项工作，承担着为创造性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指明方向、提供指导和强力支持的重任。但在提供指导的同时，要找准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和坐标体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承受的巨大压力，充分研判地方政府操作执行的可行性。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利用过程，就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管理部门充分沟通和不断协调的过程。只有经过充分沟通，相互理解和体谅，才会制订出一个符合现阶段实际情况并留有发展空间的实施方案，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才会在和谐可行的轨道上顺利进展。

三、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实现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正确转换和连接

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不同于一般土地的整理和项目建设，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依据，自始至终将学术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顺利实施，重点在于实现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之间的正确转换和有效连接。相对于单体文物的学术研究价值而言，大遗址对于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研究来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集中性等特征。比如汉长安城遗址，它对于研究古代城垣、宫廷建筑、城市园林和规划、礼乐制度、宗教祭祀、中外贸易、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研究工作往往需要一个安静封闭的环境和较为从容的时间周期。但对于西安市特别是未央区政府而言，则要求该地区必须承担起提升城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带动休闲旅游、保护文物、弘扬文化等多重现实功能，而这些努力又经常需要在短时期内见效，否则会被理解为行政效能低下，无所作为。两者在汉长安城遗址的价值判断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但从目前来讲，两者的交集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在客观上难免会造成学术研究和实践操作之间的互相不支持。

大遗址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一对矛盾。学术价值基本上属于价值性追求，实践价值基本上属于功利性追求。但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功利性追求又不等同于势利性追逐。一个是学，一个是用。在学术研究形而上的追求与实用操作的形而下的行动之间，找到一个沟通尤其是转换的纽带，这无论对于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极其重要。否则，一方是高高在上玄而又玄的义理探讨，另一方是基层实际实而又“俗”的实践操作，两者之间的相互指责就在所难免了。一方责备另一方急躁冒进、破坏文物，是在犯罪；而另一方则反唇相讥其为老八股，不能与时俱进，迂腐透顶。那么，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连接和转换呢？那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实践化转化，是将高深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过程中可操作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比如遗址的范围如何界定？不同区域保护与建设的详细性建议。投入的成本分析。遗址系统如何展示和表达？如何实现保护利用的现实可行和高效科学？如何使遗址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学术研究必须深化和面对的问题。尽管我们经常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4]它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遗存解读古代人类生活的各种信息，从而为历史研究服务。但其重点应该在于，告诉实践者如何去做，而不仅仅只是告诫实践者这个禁止或者那个违法。对于实践者而言，也要认识到理论研究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来源于激情而又止于理性的特性，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四、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综合考虑世界遗产组织的规则和东方大遗址的现实特性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公约》，1999年10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世界遗产委员会主要任务之一，是在挑选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时，负责对世界遗产的定义进行解释。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六项标准中的一项或几项方可获批，具体如下：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现了人类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的重要交流；能为现存或已消失的一项文化传统提供唯一或独特的证据；一种建筑物、建筑风格能展示人类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是一种传承人类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开发的典范，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实质的联系。依此标准，汉长安城遗址具有绝对的优势和条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应当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以西方的经验和做法为参照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无论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内罗毕建议》，还是《威尼斯》《华盛顿》，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总结。中国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要遵守申遗的规则。但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必须明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有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比如汉长城遗址，它距今年代较为久远，与西方的石质建筑不同，遗址内的建筑基本上为土木结构，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战争和生产生活活动的破坏，留下来的只剩下部分建筑基址和残垣断壁，其余则是大面积的萋萋荒草。遗址区不仅是汉朝的历史遗迹，还呈现出汉代之后许多历史时期文化叠加的状况。此外，遗址区内还居住着大量居民，是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基于此，如果一味套用申遗标准，那在现实操作中就会遇到很大困难。显然，我们不仅要遵守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这些国际规则一定要与中国文化遗产的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加强与世界遗产专家的沟通，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创造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经验，并以我们的努力和实践让国际社会认可。比如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就是充分综合考虑了中国土木结构建筑的特性、民生实际和世界遗产组织的要求，成为东方大遗址保护的典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古斯塔夫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五、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正确解读文化载体和文化传统的科学含义

文化的传承，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有形的书籍，碑刻，铭文、建筑、墓葬、遗址、城市和人文景观，也包括世代相传的民谣、歌曲、诗词、谚语、传说、舞蹈、制作技艺、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多样、丰富生动的载体，历史才得以传承。而我们今天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将会成为后世子孙了解当下历史、续接文化的载体。如果没有这些载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对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进行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西夏王朝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被人们所发现和承认，就是由于当年蒙古军对西夏建筑的野蛮破坏和蓄意清除所致。如果不是考古学家对西夏王陵的发掘研究，逐步揭开了那一段神秘历史的面纱，西夏王朝的历史，现在可能还在被质疑。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讲：“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5]就是这个道理。汉长安城是中华民族上升时期的重要见证，它浓缩了汉代文明的精华，是这一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地。所以，保护好汉长安城遗址，就是续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

在保护大遗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文化传统，要与传统文化区分开来。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凡是今天我们能涉及到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可以用文化来解释。但文化既有优秀的成份，也有糟粕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文化的态度一直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之相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创新和融汇。中华文化的演进，并不是一帆风顺。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最为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佛教东传；一个是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但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华文化吸纳融汇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将其增益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华文化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融汇传统，才使得中华文化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从未中断。所以，在汉长安城遗址项目的保护过程中，只有正确领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既尊重遗址，又不拘泥于遗址，既借鉴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又有独立创造，突出创造性保护和利用的主题，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新路子，与现世活态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对得起遗址的辉煌，才能创造出有资格续接传统的文化保护项目，开创出更加辉煌的新文化，也才能成为时代进步的积极推动力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参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最积极、最有效、最有利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和传承方式”。[6]所以，保护文化载体必须禀承“创新”和“融汇”的精神，善于创造新的文化传承载体，否则只能使历史僵化，文化呆板，从而失去生命力和传承性，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也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唯载体论”的泥沼中难以自拔。

参考文献：

[1]陆建松.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2]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

[Z].1992-05-05（2）.

[3]西安视窗·西安市未央区介绍[EB/OL].央视网.

2010-08-27.

[4]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K].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

[5]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