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遗产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遗产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于任何一个区域，只有当年度入选世界遗产的数量趋于稳定时，对其分布特征的研究才具有比较长期的意义。为此，需将非洲各国历年入选的世界遗产加以统计。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经将全球分为非洲、阿拉伯国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欧洲和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5个部分，分别对其世界遗产数量进行过统计①，但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属于非洲，以这种口径统计的非洲世界遗产不够全面。鉴于此，本文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将属于非洲国家的世界遗产析出，并按各项遗产的入选年份加以整理，得到自1978年以来非洲入选世界遗产数量的变化(图1)。图1显示，非洲入选世界遗产的数量除1978-1984年为一短期增长高峰期外，其他年度每年新增不超过5项。1985-2012年的28年间年均入选不足3项，1993、1995、1998和2010年甚至为0。非洲国家数量较多(有59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平均实力有限，因此非洲世界遗产的增量未来将处于低值稳定状态。

二、非洲世界遗产分布特征

按类型、所在国家和地区对析出的非洲世界遗产整理②得到，截止2012年，非洲共有世界遗产126项；其中文化遗产83项，自然遗产38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5项，遍及39个国家(表1)。为便于分析非洲世界遗产的分布特征，根据《世界遗产名录》中单项遗产的标定位置，将非洲全部世界遗产在非洲底图上集中标示(图2)。

1总体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非洲世界遗产在大陆沿海和海岛地区、中等河流流域与非洲东部的分布相对集中。

(1)在沿海地带呈间断性集中分布，海岛地区密度较高

非洲世界遗产平均密度为4.15项/106km2(根据陆地面积计算③，以下提到密度时省略单位)。塞内加尔—冈比亚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空间密度最高，达38.10；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4国成片区域次之，为8.93。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南非4国分别形成孤立密集区，密度依次为50、19.61、7和6.56。海岛4国塞舌尔、毛里求斯、佛得角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平均密度为13.33。沿海地带世界遗产中，以作为殖民据点和贸易站的岛屿和要塞、城堡、竞技场、契约移民实验地、基督教遗址、伊斯兰教圣地、欧洲殖民者留下的旧城历史中心、阿拉伯人聚居区，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和伊斯兰文化相叠加的古城最多，说明来自西南亚、欧洲和南亚的势力对非洲世界文化遗产起源的影响巨大。除地理环境变迁中形成的鲸鱼谷、陨石坑以及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岩石礁、雨林及湿地类自然遗产外，宫殿、墓地、岩画，古人类文化、考古和古国遗址，以及适应半游牧生活和干燥环境的传统居住空间都是沿海地区古老文明的缩影。

(2)中等河流流经国家连片成高密度区

沿河流流域相对集中是世界各地遗产分布的共同特征(袁少雄等,2012)。计算非洲主要河流连续经过国家的遗产数和陆地面积发现，其中中等河流流域遗产密度高(表2)，而尼罗河、尼日尔河、赞比西河和刚果河四大河流连片区密度均低于全洲平均值。这些中等河流均为外流河，其入海口也往往是沿海遗产分布稠密的地区，其入海口分布地点的空间差异则是非洲世界遗产在沿海地带不连续分布的重要原因。四大河流域由于沿途国家众多，那些地处内陆、面积大而遗产少的国家，导致整个流域的遗产密度被拉低。

(3)在东非大裂谷及东非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分布密集

位于东非大裂谷沿线的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5国，除坦桑尼亚地处沿海，拥有贸易港口遗址和城镇类文化遗产外，更重要的是这里拥有非洲数量最多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自然遗产。同时，这里作为非洲古人类和文明发祥地之一，考古遗址、古城镇，以及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当地信仰有关的文化遗产众多。该区遗产平均密度为9.03，远高于全洲均值。

2文化和自然遗产分布的空间差异

非洲世界遗产中的绝大多数为单一属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密集区多为人类文明发祥地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先进的地区。与全洲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均密度(2.74)相比，埃及、利比亚、突尼斯3国连片成一高密度区(6.14)，西非西南部贝宁、多哥、加纳和科特迪瓦4国连片区也较密集(5.95)，尤以塞内加尔—冈比亚地区密度为高(28.57)；摩洛哥(19.61)则为大陆沿海孤立性的高密度点，海岛国家佛得角和毛里求斯因国土面积狭小，文化遗产平均密度高达500。中等河流中，仅沃尔特河流域布基纳法索、贝宁、加纳、多哥和科特迪瓦5国连片为高密度区(5.94)。东非大裂谷及以东地区的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5国连片区也是文化遗产集中地，密度为5.35。由于数量上远少于文化遗产，非洲自然遗产(全洲平均密度为1.25)密集区的分布与文化遗产呈现特点不尽一致。尽管也在沿海地带呈断续集中，但大部分自然遗产集中区的范围远小于文化遗产集中区。突尼斯(6.25)、科特迪瓦(7.76)、南非(2.46)、塞内加尔(10)、几内亚(1.92)，以及岛国塞舌尔和马达加斯加地区(6.95)都属于较孤立的密集区。大裂谷及东非高原的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4国仍为自然遗产连片集中区(2.12)，但范围较文化遗产高密度区缩小。由沙漠、草原、疏林、雨林、湿地等景观构成的喀麦隆与内地国家中非和民主刚果相连，为一特殊的纯自然遗产密集区，3国平均密度为2.23，其中完全在内地的中非和民主刚果连片区为2.14。尼日尔则是由单一内陆国家构成的孤立高自然密度区(1.57)。极端的自然环境与封闭导致的人口稀少、社会经济滞后，使这里原始的自然面貌得以保持。

3地区尺度分布特征

按照现行地理教科书较为通行的划分标准，可将非洲分为5部分加以统计，文化、自然、双重遗产在北部非洲分别为35、2、1项，共38项；西部非洲分别为19、8、1项，共28项；中部非洲分别为0、9、1项，共10项；东部非洲分别为15、11、1项，共27项；南部非洲分别为14、8、1项，共23项。除中部非洲无文化遗产外，各地区文化遗产所占比例均大于50%，其中北部非洲最高，达92.11%；相反，北部非洲自然遗产所占比例最低，仅为5.26%，而中部非洲最高，达90%(图3)。与全洲平均密度(4.15)相比，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均为世界遗产稠密分布区，尤其东部非洲密度高达7.27；而南部和中部非洲低于均值，其中中部非洲密度仅为1.87。与全洲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均密度(2.74)相比，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同样为文化遗产稠密区，其中北部和东部非洲均在4.00以上；南部和中部非洲仍为文化遗产稀疏区，中部非洲最低为0。与全洲世界自然遗产的平均密度(1.25)相比，除北部非洲极度稀疏之外，其他地区自然遗产均较稠密，其中东部非洲密度最高，达全洲均值的2倍以上(图4)。中部非洲环境封闭、人口稀少、社会落后，使其自然遗产密度较大、占总数比例较高；文化遗产比例和密度最高的北部非洲则受当地古人类文明和区域外部势力的共同影响，人口数量多、经济发展较好；2类因素均有体现的东部非洲则在各地区中总遗产密度最高。

4国家尺度分布特征

非洲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世界遗产数量7~9项的有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坦桑尼亚；4~6项的有塞内加尔、肯尼亚、利比亚、民主刚果、马里、津巴布韦。南苏丹、西撒哈拉、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赤道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吉布提、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斯威士兰、莱索托和科摩罗等国尚无世界遗产。这些国家要么极小，要么极穷，要么长期局势动荡，有的甚至尚未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

(1)各国不同种类世界遗产比例悬殊

非洲39个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中，除加蓬均为双重遗产外，利比亚、摩洛哥、苏丹、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多哥、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14国均为文化遗产，尼日尔、几内亚、喀麦隆、中非、民主刚果、塞舌尔、赞比亚、乍得和刚果9国均为自然遗产。拥有2种以上世界遗产的15国各类遗产的比例依然悬殊。其中，文化遗产比例均大于75%的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其自然遗产的比例低于全洲均值(30.16%)，阿尔及利亚和马里甚至为0；而文化遗产比例低于全洲均值(65.87%)的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与文化遗产比例最低的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33.33%)，其自然遗产的比例均大于40%，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最高，达66.67%(图5)④。各国各类遗产比例相差悬殊，遗产数量较多(4~9项)的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和马里除拥有1项双重遗产外，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突尼斯除拥有1项自然遗产外，其余全属文化遗产；以热带雨林与草原、陆地水体、山岳和岩石礁为主要特征的自然遗产比例大的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塞内加尔等国)，也因存在古老人类文明与外来文化的强势侵入而没有成为纯自然遗产国。此外，面积狭小的国家不仅世界遗产数量少，而且种类单调。

(2)各国遗产密度差异大

非洲拥有世界遗产的39个国家中，有20国的遗产密度大于全洲平均值(4.15)，其中埃及、贝宁、加纳、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均未超过10；科特迪瓦、摩洛哥、多哥、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介于10~20之间；塞内加尔、突尼斯、冈比亚、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舌尔6国分别高达30、50、150、250、1000和4347.81。低于全洲均值的19个国家中，布基纳法索、马里、加蓬不到4；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喀麦隆、民主刚果和中非介于2~3之间；苏丹、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几内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介于1~2之间；刚果、乍得和赞比亚小于1(表3)。如表3所示，文化遗产密度低于全洲均值(2.74)的19国中，除刚果、乍得、尼日尔、几内亚、喀麦隆、中非、民主刚果、塞舌尔、赞比亚和加蓬10国为0外，苏丹、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均不及1.5；高于全洲均值的20国中仅科特迪瓦、利比亚、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南非少数国家未及5，埃及、贝宁、加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介于5~10之间，摩洛哥、塞内加尔近20，突尼斯、冈比亚、佛得角和毛里求斯分别高达43.75、150、250、1000。自然遗产密度低于全洲均值(1.25)的国家中，除阿尔及利亚、马里、利比亚、摩洛哥、苏丹、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冈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多哥、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加蓬17国为0外，刚果、乍得、毛里塔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均小于1；高于全洲均值的16国中尼日尔、几内亚、喀麦隆、中非、民主刚果、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和津巴布韦9国小于5，突尼斯、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介于5~10之间，塞舌尔为极高值4347.81。以每百万km2面积衡量，国土狭小的国家只要拥有世界遗产其密度便会极高；而面积较大的国家中文化遗产密度高者与总遗产具有一致性，但自然遗产并非如此。这是由于一般而言，大国的文化遗产数量均远多于自然遗产，遗产总密度高主要是由文化遗产贡献。

三、结论

总体上，非洲世界遗产分布的形成原因包括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和地缘位置3个方面(尹国蔚,2011b)。由于非洲各国已入选的世界遗产均不超过10项，本文未分析单个国家内部世界遗产的分布情况，而从全洲、地区和国家3个层次，以文化和自然遗产为主，揭示非洲世界遗产的分布特征。

(1)从全洲看，大陆沿海和海岛地区、中等河流流域与非洲东部局部地区世界遗产分布相对集中。就地区而言，东部、北部和西部非洲比较稠密，其中东部非洲密度最高。国家尺度上，科特迪瓦、摩洛哥、多哥、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国(世界遗产密度大于10)，以及塞内加尔、突尼斯、冈比亚、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国(世界遗产密度不低于30)绝大多数在此范围内。

篇2

作者简介：赵明海（1976―），湖北宜昌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摘 要:“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已成为许多高校公选课中的热门课程。目前世界遗产学在国内外都尚处于起步构建阶段，作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课如何开设好，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词:公选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素质教育

一、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特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与自然遗存，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等。它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遗迹或自然资源景观给予的一种肯定和极高荣誉。每一项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大自然中独特而绮丽的景观，是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的优秀结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见证和标志，同时也为其文化和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自然地理多姿多彩的遗产资源大国，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把世界遗产教育活动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加强遗产教育意义深远。

高等院校在世界遗产的人才培训、智能参与、信息传播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应发挥着积极作用。把遗产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遗产教育中，让学生既拓展视野、提高研究性学习能力，又认识到世界遗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中汲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文化服务。尤其要把保护遗产的理由、方法告诉青少年，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参加保护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世界遗产的时代传承，也为青少年打开了各民族文化的大门，吸收感受其中的文化艺术魅力。中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培养、激发青少年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①

对大学生进行世界遗产教育将能够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包括理论研究、学术探讨、专业教育、抢救维护等方面，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增强世界遗产保护的综合性程度。世界遗产涉及多种学科，科技含量很高，没有相应的科学文化就难以保护利用好这份遗产。为唤起全人类对保护自身遗产的热情和共识，世界遗产保护的苏州会议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制订行动计划，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指导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青少年教育，鼓励各国教育机构把世界遗产保护列入教学日程，设置专门课程以普及遗产保护的知识。保护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对保护世界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保护力度，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国家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②

加强遗产教育，能促进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祥和安定，可以提升民族理想，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勃兴，遗产教育能带来旅游市场的繁荣。保护世界遗产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我国世界遗产受到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正面临着破坏和毁灭的危险，世界遗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扩大知识面、拓宽视野，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知识和观念潜移默化到他们的专业知识中,有助于他们将来为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世界遗产保护的未来在于青少年，他们将成为未来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在当代大学生中开设此课程非常必要。

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世界遗产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科技史等众多学科，其内容极为丰富，研究领域极为广阔。③世界遗产学与诸多学科又发生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这种学科边缘性、交叉性的存在，为遗产学的学术更新，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帮助。世界遗产事务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世界遗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世界遗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遗产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国内外均未完备建立，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等严格来讲都未确立，亟须进一步加强。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世界遗产基础知识。主要介绍有关世界遗产的概念、类型、主要特征，世界遗产组织和相关文件决议、文献，世界遗产评选标准、申报及确定程序，以及候补、落选、濒危世界遗产等。世界遗产的理念和类型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充实、发展并日趋完善的动态进程。1972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定义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大概念，将世界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类。1992年新增文化景观类，1997年又确定“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2004年6月在我国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对《凯恩斯决定》做了新的修订，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之一。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世界遗产概况。截至2007年8月，全世界共有851项世界遗产，中国有35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24项、自然遗产6项、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遗产1项，另外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国成为遗产数量上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的第三大遗产国。通过重点讲述全球各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由来、种类、分布及保护开发利用的现状，向学生全面展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让学生在欣赏人类伟大创造力杰作与自然界壮美景色的同时，切身感受世界遗产正在面临的各种威胁。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的形成、分布、价值、保护利用的原则、方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和分析，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的责任感。

第三部分为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普遍原则、工作程序、具体方法以及法律制度，提高学生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意识。面对遗产遭受破坏性的经济开发威胁，导致遗产地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取代了精神文化和科学功能的情况，应采取紧急抢救措施，使其世代传承，永续利用，不要再闹出“水洗三孔”一类令人瞠目的荒唐事件。我们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加大遗产保护力度，把发展经济与遗产保护开发作为统一的目标，坚持遗产教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的教学方法

开设“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课程完全符合当前社会的要求,但难度也相当大,这就对开课教师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讲授内容新颖、连贯、有特点、有吸引力,还要求教学方法先进,要充分体现现代化教学的特点。根据课程定位，结合授课对象的特点，来设计本课程的具体教学，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互动式”“交际式”“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研究性学习。大学作为人类遗产的传习地，要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使遗产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形成多元化、开放化的特征。主讲教师结合资料片段和在遗产地考察的亲身经历，活用精彩的多媒体课件，师生共同探讨有关人类文明进程及如何有效保护世界遗产等问题。

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场地设施上要求具有多媒体设备。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厚的资源，可以使用电驴、迅雷等下载工具，广泛收集资料。笔者在开设此课程时就收集了近200G的材料，其中有央视《探索•发现》、美国《国家地理百年纪念典藏》等系列，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编辑整理，制作出内容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与日渐升温的世界遗产申报热潮不相称的是，中国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世界遗产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为教材选择带来了一些困难。国内的世界遗产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翻译、介绍的层面上。交相问世的世界遗产书籍很大程度上均为一般的普及性读物，其编纂的着眼点大部分在于把世界遗产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行推介。鉴于此任课教师可以选择一本编写较好的书作为蓝本，将其内容提炼，以提纲的形式打印成讲义，让学生复印，在授课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参考书，这样既有利于挖掘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注释:

①宋才发.论保护世界遗产与培育民族精神[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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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世界自然遗产；网络信息关注度；搜索引擎；网络营销

根据Google(谷歌)的调查显示，互联网在提升消费者的信息获得能力方面作用显著，82%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是取得旅行信息最有用的媒体来源。而97% 的受访者在线上查找或购买旅行产品或服务时，使用了搜索引擎。因此，研究搜索引擎对于各旅游景点的信息关注度成为进行旅游业网上营销的重要内容。

一、网络信息关注度

根据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的定义，网络信息关注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用户关注度，二是媒体关注度，三是关键字相关网页数量。用户泛指所有访问互联网的网民，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1.62亿。而用户关注度就是指搜索引擎以网民在搜索引擎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各个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是反映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关注度的最好指标。而媒体关注度则是指以过去一定时间范围内，搜索引擎新闻搜索与该关键词最相关的新闻数量为基础，经过科学地加权计算得到最终数据。是对景点市场推广力度的重要参考指标。另外，中国网站数量已经达到131万个，网页总量接近85亿个。在这浩瀚如海的互联网中，通过关键字在搜索引擎上搜索相关网页，成为网民主要的方式。因此关键字相关网页数量便成为该关键字所代表的主体的网络信息关注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景区的历史和文化积累。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山岳型世界自然遗产网络信息关注度进行深入的比较和研究。

二、中国山岳型世界自然遗产网络信息关注度比较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据统计，中国的山地丘陵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3%。作为旅游资源，旅游名山是雄、奇、险、秀、幽和人文景观的结合。一般是指风景名胜区中的山岳、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中的山岳、历史名山、佛教道教名山、冰山雪峰和登山地、有科考意义的山岳。因此以山岳型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网络信息关注度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的。至2007年6月，在所有山岳型旅游资源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山岳型世界自然遗产共有六处，他们是山东泰山风景名胜区、安徽黄山风景名胜区、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福建省武夷山等四处自然和文化双重世界遗产以及四川九寨沟国家级名胜区、湖南武陵源国家级名胜区两处自然遗产。

1．关键字选取

互联网的每个网页都会包含若干个关键字。在搜索引擎中通过搜索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包含这些关键字的网页信息。为了获取各自然遗产在网络上信息的包含数量及被关注的程度，需要通过一定的关键字作为研究对象以体现关键字所对应的遗产的相关指标信息。在关键字的选择中，力求其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并只列出主要关键字，舍弃次要关键字。

其中英文关键字以世界遗产委员会官方网站名录列表上的名称为主。

2．相关网页数量指标

中国互联网信息搜索市场，主要有百度，谷歌（Google），雅虎搜索，腾讯搜搜等几大搜索引擎，根据2007年12月最新的互联网数据资讯，四大搜索引擎的市场占有率分别是百度占72.44%，google占18.96%，QQ搜索占3.60%，雅虎搜索占2.36%，其他占2.63%。根据其市场占有率，我们可以按以下公式得到各遗产相关网页数量指标的综合得分。

其中：综合得分为I，在每个搜索引擎中的网页信息量为Pi，搜索引擎所占市场占有率为Qi，这里我们仅选择前四大搜索引擎的相关搜索结论。

3．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

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和百度新闻搜索为基础的免费海量数据分析服务。并以曲线图、相关新闻、专业评论的方式进行透彻分析，把握“关键词”趋势，让企业决策者在第一时间获得互联网上最有价值的信息和资讯。以下以2007年12月到2008年2月间三个月的数量为例，来分析比较六大自然遗产的用户关注度及媒体关注度。

上表中百度指标数据表示在这这三个月内，平均每天有通过该关键字搜索相关信息的人数，以及平均每天网上的包含该关键字新闻稿的数量。

三、结论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六大世界自然遗产的网络信息关注度按大小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以黄山和泰山为第一层，表现为网络信息量丰富，用户关注和媒体关注度都很高。第二层是张家界和九寨沟，网络信息量较大，但与第一层次的黄山和泰山的网络信息量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用户关注度与第一层次的相当，说明这两处遗产在旅游者心中的地位与黄山和泰山已处于相当水平。但是媒体关注度却较第一层要小，关键字相关网页数量也较第一层有较大的差距，这与张家界和九寨沟只是世界自然遗产，而黄山和泰山是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市场推广和炒作等方面也反映出一定的差距。而第三层武夷山和峨眉山，虽然与第一层同属于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但无论在关键字相关网页数量，用户关注度还是媒体关注度等方面，都要较上两个层次差。以上每一层之间的差距与景区的各种客观因素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景区的网络建设及市场推广和网络营销的力度有关。建议还需要大力加强市场推广力度和网络信息建设，以达到提高景区网络信息关注度，并最终通过搜索引擎，为景区带来更大的旅游客源的目的。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王鹏.互联网给旅游提供了什么――在线旅游营销的多元化特征[J ].旅游时代，2007，6.

[2]钟栎娜,吴必虎.中外国际旅游城市网络旅游信息国际友好度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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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对策

Abstract:The paper describes the brief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world heritages and the global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Through analyzing relevant conditions of China world heritage declar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re pointed out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world heritage;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10-04(7)

作者简介:童明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一、世界遗产发展简况

1.《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简称《公约》)的诞生

1959年,因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危及阿布―辛贝勒神庙安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抢救性的国际保护运动。这为《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制定《世界遗产公约》的背景:文化和自然遗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和自然破坏威胁;任何文化、自然遗产的损失都会对全世界遗产总体造成损害;各国保护水平不同,一些国家缺乏必要的保护条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对全世界人民而言都很重要;需要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定人类对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的共同行为。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界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基金,二者自1976年开始运行。截止2009年4月16日,《公约》已有186个缔约国。《公约》决定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简称《名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集体保护。《名录》的建立旨在正确地确认、保护、管理、展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将其代代相传。截止2009年4月,《世界遗产名录》共有145个国家的878处遗产,其中文化遗产679处,自然遗产174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5处。

《公约》通过其实施细则――《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具体操作。《操作指南》为世界遗产工作设定了相应程序,是世界遗产领域开展相关工作的基本依据,是最为重要的文件。

2.《公约》内容与《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可分为古迹、建筑群、古遗址、城镇、文化景观等类型。

古迹: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壁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1992年,产生了新的遗产种类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文化景观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共同结晶。文化景观主要包括三类:

(1)人类设计并创造、具有明确规划的景观。

(2)有机发展出来的景观。最初形成于社会、文化、行政或宗教要求,并与其自然环境相适应而发展成当前的形式。

(3)结合类文化景观。具备通过某些物质遗产所展现的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影响。

自然遗产:自然遗产可分为地质或自然地理结构、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种群(含有濒危物种)栖息地,自然美景等类型。

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兼具两种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特性的遗产,被称作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地方。

城镇:历史或现代的城镇、历史街区、村落。

3.世界遗产品类及其多样性

世界遗产是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全球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三大类。

4.世界遗产评估标准

世界遗产均须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公约》的《操作指南》分别设定了评估世界遗产的十条标准。其中,前六条标准适用于文化遗产的评估,后四条标准适用于自然遗产的评估。根据2008年1月修订的版本,分述如下:

标准I: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

标准II: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标准III: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标准IV: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标准V: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

标准VI: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

标准VII: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

标准VIII: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

标准IX: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

标准X: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相关机构

世界遗产委员会共有21个成员国。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由《公约》缔约国大会选出21个缔约国,作为委员会成员国,任期6年(新的规则任期一般为4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1/3,即7个国家。2007年10月,第16届缔约国大会,我国以高票重新当选委员会成员国。

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

1.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于1965年,负责对提出申报的所有文化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进行评估,并对其保护状况进行监测、报告。

2.ICCR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成立于1956年,通过培训与研究,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

3.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于1948年,负责对提出申报的所有自然遗产、混合遗产等进行评估,并对其保护状况进行监测。

4.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中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设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秘书处,充分利用ICOMOS、IUCN、ICCROM提供的服务,编制、签收、翻译和发放委员会的文件并负责委员会决议的实施。

二、全球战略与发展趋势

1.世界遗产发展新形势

为了增强《世界遗产名录》的可信度,确保有效保存世界遗产,促进缔约国开展有效的能力建设,通过交流提高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从1994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开始推动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研究。2005年2月,《操作指南》明确提出构建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

近年来,促进世界遗产的平衡性发展,越来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世界遗产委员会大力提倡、鼓励遗产品类的丰富多样化。平衡性包括地区平衡、国家遗产增长数量的平衡、遗产种类的平衡。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线性文化遗产、跨国项目等成为国际世界遗产领域提倡并重点支持的项目。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申报准备和申报成功的此类项目有: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亚段跨国申报;中国的大运河――正在积极开展保护与申遗工作,推进规划编制;加拿大的里多运河――2007年6月28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印加之路――涉及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

2007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会议上,加拿大的里多运河(Rideau CanaI)因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第1、4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运河本身及坐落在金斯敦的2座城堡、2座塔和坐落在西德岛的1座塔。

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同样关注的其他新型文化遗产类型,包括工业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地域文化遗产、20世纪遗产等。

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形成《凯恩斯―苏州决议》,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两项遗产,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拓展项目占用名额。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会议对《凯恩斯―苏州决议》进行评估,会议决定执行现行申报规则,并进行4年实验,由缔约国自行决定每年两项申报遗产的属性。

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申报,体现出向下列方向倾斜的政策:① 无世界遗产的国家;② 少于三项世界遗产的国家;③ 自然遗产;④ 混合遗产;⑤ 跨国项目;⑥ 非洲、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项目;⑦ 10年内无遗产列入《名录》国家;⑧ 10年内未提出申报国家。

2.威胁世界遗产的因素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公约》,威胁世界遗产的因素主要包括下列方面:① 衰退;② 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胁;③ 城市化或旅游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消失危险;④ 土地利用的变更或易主造成的破坏;⑤ 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⑥ 缺乏管理与保护;⑦ 武装冲突的威胁;⑧ 自然灾害等。

《公约》规定,必要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应制定《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将《世界遗产名录》中受到严重威胁,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加以保护并根据《公约》要求给予援助的遗产列入《濒危名录》。

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界关注对世界遗产周围环境的保护,尤其关注由于世界遗产面临着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冲击,建设项目对世界遗产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和破坏,如中国三江并流拟建水电站遭国际社会质疑;丽江古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项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建铁桥对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

通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和发展趋势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文化遗产申报极为严格、苛刻,其突出普遍价值的认定必须准确,让人信服,要有详尽的比较分析。

中国是遗产大国,排名稳居世界第三,已连续几年每年都有两项遗产被列入《名录》,国际比较关注,要求更高。列入《名录》的遗产保护压力更大,国际对遗产环境的关注度持续增高,保护难度增加。可信性、保护、能力建设、交流、社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五大重点。

三、中国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管理

1.我国世界遗产发展历程

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首次有故宫、长城等6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2年,我国加入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我国有37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文化遗产26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

2.中国世界遗产取得的成绩

(1)世界遗产保护法制建筑初见成效。形成了以《宪法》、《文物保护法》等国内法律、法规、地方性专项法规、规章和《公约》等国际公约为主体框架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体系。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与此同时,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也不断加大。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管理条例或办法。

2003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九部委《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12月,《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2006年11月,文化部出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年12月8日,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

(2)不断完善国家、地方各级保护管理机构。200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世界遗产处,负责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管理工作,并协助建设部开展对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的业务管理工作。省级文物部门也加强了对辖区内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遗产所在地人民政府建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世界遗产的日常保护、管理、展示、监测等工作。

(3)坚持规划先行,科学统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4)建立世界文化遗产检测管理体系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业咨询制度。实施专家咨询制度,严格实行遗产地文物本体保护工程方案报审和缓冲区(建设控制地带)新建项目报批制度,对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施工的项目责令整改;设计重大保护工程项目和重大建设项目及时通报世界遗产中心,并加强监测和巡视等业务管理。

(5)加强监测管理。世界文化遗产地则因地制宜开展日常监测工作,采取实时或定期监测手段,对文物本体、大气质量、旅游、安全、环境和自然灾害等进行监测,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监测报告和相关研究论著。

(6)多方筹集资金,不断加大保护修缮力度。2003年5月,文化部颁布实施了《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年7月,国家文物局颁布实施了《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对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各地按照上述管理办法的要求,进一步对古建修缮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

(7)世界遗产保护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世界遗产保护最活跃和最有力的推动因素之一。目前,我国世界遗产工作的科技化程度不高,世界遗产保护、监测、管理的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比较落后。充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利用现代化高新技术,提高遗产保护的科技含量,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当务之急。

(8)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宣传能力,在保护中积极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9)世界遗产及周边环境不断改善。多数遗产地政府在保护世界遗产本体的同时,对遗产周边环境进行了大力整治,清除了一批乱搭建的摊点,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脏乱差的状况基本改变。如:高句丽遗迹和沈阳故宫周边环境整治工作的成功。

(10)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益增加。2006年7月,殷墟申遗成功,参观人数陡增10倍。2007年6月,开平碉楼及村落申遗成功,当地游客人数增加了五六倍。2008年6月,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当地游客人数陡增了近30倍。

3.世界遗产保护原则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对世界遗产保护原则做出了明确要求。我国遗产保护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开展我国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1)保护为主原则。无论从《公约》的名称或是宗旨来看,保护遗产无疑是贯穿整个《公约》的精髓和根本所在,也是根据《公约》而发展起来的世界遗产事业的基石。保护是一切利用和传承的基础。

(2)集体保护原则。《公约》的宗旨在于建立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有效制度并通过集体性援助实现全社会共同参与遗产保护。为此,《公约》还设立了有关的国际援助制度以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基金。

(3)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主要是针对文化遗产而言,包括对遗产的设计、材料工艺或布局以及文化景观的特征及构成的真实性保护。缔约国应为此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建立完善的保护管理机制,制定遗产的保存、管理和开放展示的管理办法。

我国在保护世界遗产真实性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护历史原状的问题。历史建筑的维修是否要恢复“金碧辉煌”?这个问题关系到文物保护修缮的理念,关键在于如何尊重和保存文物建筑所承载的一切历史信息,尽可能少干预。二是对于已大部分损坏的文物建筑,原则上不得复建的问题。

(4)完整性原则。完整性原则要求制定完善的保护管理计划,采取充分、有力的保护措施。不仅要保护好遗产本体,而且要充分重视保持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包括设立的缓冲区)的和谐统一,保护遗产及其周边环境之间、遗产与其各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

四、挑战与对策

1.问题与压力

(1)法规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国家层面还没有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专项法律或行政法规,我国早年申报成功的遗产地也绝大部分没有省级人大制定的专门规章,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仍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指导。

(2)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遗产所在地人民政府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过度关注世界遗产带来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而忽略了作为世界遗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其保护管理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屡屡在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内安排采矿、土地开发、毁林种植等影响甚至破坏世界遗产的项目,环境整治也变相成为房地产开发,改变了遗产地周边区域的原有功能和历史风貌,损害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管理体制不顺。遗产地管理机构级别过低,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此外,无论是人员素质、工作水平还是保护管理权限,均难以适应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

(4)存在安全隐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着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自然灾害和风化侵蚀、环境污染等使世界遗产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另一方面,人为的建设破坏、管理不善以及盗窃、肆意破坏等所造成的后果甚至比前者更为严重。

(5)旅游压力。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促进的。世界遗产保护能有力地推动旅游发展,旅游发展也使世界遗产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其经济收益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些地方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部分地方的这种矛盾甚至还很尖锐。

(6)世界遗产文物本体保护维修任务艰巨,经费严重缺乏。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多、规模大,且年代久远,文物本体大都进入脆弱易损、险情频发期,急需保护维修。目前,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维修队伍建设以及对一些保护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外,资金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世界遗产保护的关键因素之一。现行的经费投入体制有待完善。

(7)申遗压力。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是唯一的文化遗产连续六年都有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今年来,我国世界遗产数量的稳步增加已引来国际同行,尤其是一些传统意义上遗产大国的关注,世界遗产中心及相关咨询机构从价值申明、保护管理状况、文本编制规范等方面对我国申报项目提出愈发严格的要求。

2.对策研究

(1)关注国际遗产领域最新动态,了解国际保护理念的最新发展,知己知彼,将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纳入国际轨道。

2007年、2008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与国际遗产领域三大国际组织――UNESCO、ICCROM、ICOMOS合作,在北京联合召开国际研讨会,即:“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和“东亚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会议形成并通过了《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和《关于东亚彩画保护的北京备忘录》。这些文件已经是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国际权威机构与组织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文件,对今后东亚地区木结构历史建筑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借鉴国际方式,缓解旅游压力。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等联合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在制订旅游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要维护遗产地的地方特色、文化和生态环境。ICOMOS也形成了《国际文化旅游》。这些国际和文件都为我们开展遗产地旅游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加强世界遗产保护教育和宣传。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的保护应当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我国长期重视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人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好世界遗产。

(4)加强世界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世界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今后在世界遗产保护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今后的10年或20年中,世界遗产的科学研究将会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遗产学。

世界遗产理论研究内容包括:① 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代表了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精华。② 基于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原则和措施。③ 世界文化遗产本身及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的研究。④ 遗产研究逐渐从实证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5)针对国际申遗压力,研究国际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战略的优先倾斜项目,如文化线路、跨国申报等,全力以赴做好丝绸之路,大运河的申遗工作。

(6)加强监测巡视和专家咨询。世界遗产监测是指按照国际公认的文物保护准则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周密的专业检查、审议和评估,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详尽的报告。包括:定期监测和反应性检测。

定期监测:《操作指南》规定,缔约国每六年应按规定格式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一份本国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的主客观条件,一些重大举措的性质、内容及后果的详细记录与说明)的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分区域审查这些报告。

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是指有关国际组织、就某些特定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考察、评估,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报告,再由委员会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条款作出相应的反应。反应性监测的结果有可能促成改善某一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和开展国际合作,但也有可能导致遗产委员会将遗产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将某一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7)实施五“C”战略。2002年《布达佩斯宣言》提出全球战略目标,即四“C”战略,后经由200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会议完善,最终形成五“C”战略,即世界遗产的可靠性(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能力建设(Capacity)、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社区参与(Community)。

(8)加强《预备名单》管理。《预备名单》实行开放式动态管理,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将自动从《预备名单》上除名,其他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保存状况完好的文化遗产,可由遗产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列入《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将根据国际世界遗产申报新趋势、新要求,综合衡量各申请点价值和保护管理情况,适时按程序决定其是否列入。对于保存管理状况不佳的《预备名录》项目,实施反应性监测,并考虑根据监测及整改情况,参照《操作指南》,启动警告甚至除名程序。

篇5

本文阐述的遗产地边缘是我国已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及潜在的世界遗产的边缘。

一、遗产地边缘的定义

 

遗产地是国家为达到保护和永续利用遗产资源的目标，依据有关法规划定并实行规划和管理的特定区域，其边界通过法定文件加以标明，同时以有形标志明确其地理范围。遗产地边缘指遗产地跨边界地段及遗产地边界的外围地带，是遗产地边界以外的一种以上组别或类型区块的尺度空间区域，是相对遗产地边界以及管理机构的周边所有社会活动范围。

遗产地边缘不是界线的概念，边缘与边界的区别在于：边界是确切的不同尺度空间之间的范围界线，是介乎于遗产地与边缘之间表示界权概念的体现形式，是通过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审批后加以确定的特定的行政管辖范围和规划、保护的法定界线。而边缘是遗产地以外不具体确定的尺度空间范围，是与遗产地行政管辖和总体规划范围相对的周边区域。

从生态资源角度讲，边缘与缓冲区（包括外围保护带）都是遗产地生物栖息地、物种生存迁徙的走廊和通道，是遗产地景观地貌的延伸，同为环绕遗产地的区域。边缘与缓冲区的区别在于：缓冲区是通过规划划定并命名的区域范围，是遗产地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功能分区，是出于对遗产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目的限制其用途而设定的特定区域，同时也是为了遗产地免受不稳定或相冲突区域的影响而划出的缓冲地带，旨在缓解、减少或削弱外围对遗产地不利的影响或干预。缓冲区不仅仅是遗产地内的受保护地带，也是遗产地核心区的保护屏障。

与缓冲区比较，遗产地边缘在区域和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有比遗产地缓冲区更大的尺度空间范围和地域纵深，也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和绝对的扩展余地。从遗产保护理念出发，边缘应该是相对于遗产地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的更广意义上外围过度地带，是遗产地"额外"的保护区域。

广义的遗产地边缘是遗产地自然形态和人文形态边际界限的延续，也几乎包括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内容。狭义的遗产地边缘指遗产地外围相关的利益范围、社会单元或资源属地等。

二、遗产地边缘关系的构成

我国的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大多是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为基础申报，并由国务院审批公布的。因此，我国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和规划规范等基本是围绕国家风景名胜区建立的。由于遗产地边缘受社会组织、经济体制、文化结构、土地使用、自然条件以及价值观的制约和限制，并服从于这些因素，涉及专项的遗产地边缘的管理和法律机制是缺位的。尽管边缘与遗产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边缘在性质和功能上不一定与遗产地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形成了遗产地与其边缘的不同关系类型。

 行政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遗产地与边缘的行政部门之间通过法定的政府行为和规划等形式加以明确，并通过行政区划的边界来加以确定的，其关系构成实质上是遗产地与其边缘的部门在管理、界权以及利益关系方面的反映。

构成遗产地行政边缘复杂的关系类型：

单向边缘关系。遗产地边缘与其他资源管理部门不存在界权关系和地理上的联系。

互为边缘关系。在同一资源环境中，由于行政区划、隶属关系不同等原因，遗产地与其边缘的一个以上资源管理部门或机构毗邻。

重叠边缘关系。以不同名义命名的管理部门或机构处在同一范围和性质的资源环境中。同一资源区域的外围，既是遗产地管理区域的边缘，也是另一资源管理区域的边缘；有的还是几个资源管理部门共同的边缘。

交叉边缘关系。遗产地的部分区域与另一资源管理部门的部分区域在地缘或业务管理上相互交错，边缘互相交叉。

镶嵌边缘关系。一个或几个资源管理部门及所辖区域独立存在于遗产地边缘范围以内；或遗产地独立存在于另一资源管理部门所辖区域的边缘以内。

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管理条块分割的行政主导机制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长期存在的"以人的意志为准则"的关系构成标准。

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

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从"自然遗产必须确保生物物理过程和地貌特征的完整性"原则出发，以自然形态确定的遗产地与其边缘的关系。根据自然规律，遗产地与其边缘同属一个大的尺度空间范围，边缘与遗产地相联接并在大的生态环境中属于遗产地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可能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边际界限。自然形态边缘关系构成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关系的边缘关系结构。

文化形态边缘关系构成

遗产地文化形态边缘关系构成是以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以及重要的文化种类等人文形态构成的遗产地及其边缘关系，其边缘关系构成以华夏历史文明的文化创造、产生轨迹和发展脉络为依据，并通过不同形态和性质的历史文化遗存范围和文化多样性特征来确定遗产地与其边缘的关系。

 自然与文化形态和行政边缘关系构成。

自然与文化形态和行政边缘关系构成是自然与文化形态与行政性的因素的结合，人类发展过程对自然生态环境认知、干预行为的产物，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和演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变量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反映，也是自然条件下人的社会意志、价值理念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延伸和确立。由于遗产地及其边缘的动态性相对的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其他形式边缘关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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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地边缘其他形式的关系构成有旅游经济边缘关系、文化经济边缘关系、社区边缘关系等。这些类型虽然属遗产地边缘关系构成的范围，在辐射和渗透的规模程度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构成形式上基本都不具有代表性，边缘的形式关系也很难明确划分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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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地边缘关系构成是侧重和偏向行政区划、社会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我国遗产地与边缘关系的一大特征。边缘区关系构成表明遗产地范围界限的内容、形式以及关系构成在发生变化，遗产保护的外延在扩展，目前边缘关系构成以及边缘区的复杂程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三、遗产地边缘的特征

1、遗产地边缘的层次性

我国世界遗产地不是单一资源的构成，是含概并融合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综合性的巨系统，而遗产地边缘则是与遗产地有直接关系的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区、生态等特征的综合体。遗产地边缘同时具有自然资源边缘、观念边缘、法律边缘、文化边缘和经济边缘等多种属性。遗产地边缘区涉及的物质形态资源和非物质形态资源。物质形态资源类别包括农业和工业经济资源、水资源、地质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物资源、历史建筑资源等；非物质形态资源包括不同区域和多种民族的文学艺术资源、民风民俗资源、宗教文化资源、气象资源等。基于这些内容，形成了遗产地边缘的层次性特征。

2、遗产地边缘的多样性

 

遗产地边缘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及地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州）、县（市）、乡镇四级政府管理机构，同时还在不同渠道接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垂直的业务管理。遗产地边缘内涉及遗产资源、文化、旅游行业有关的管理机构、单位和实体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森林公园、旅游度假管理区、文化娱乐区和都市文化地区等；与社区行政机构建制有关的主要有大中小城市、村镇（乡村）、居民社区、驻军部队和各类院校等；与经济实体有关的主要有厂矿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开发区等。

边缘与遗产地同处于一个区域也共同拥有区域的和本土的文化特征，其区域文化特征如五岳文化、佛教名山文化、洞天福地与道教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本土的文化特征如洞庭与潇湘文化、太湖与吴越文化、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等；这些极为丰富的内容都是经过数千 年历史的演化、繁衍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和本土文化现象。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主要特征的遗产地边缘有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村落及街区、历史风貌建筑群等。边缘与遗产地不同的是在区域文化方面更为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

3、遗产地边缘的关联性

 

遗产地不是在真空状态孤立存在的，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也不是相互封闭的。由于遗产地与边缘区在地缘、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关系，两者在生存环境、社会交往、物资往来和信息资讯等方面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中，实际上已经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与其组成部分的完整性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其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整遗产地，更应该包括与遗产地紧密连接的遗产地边缘。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自然遗产地核心保护区与边缘区在物种丰富度和生态环境质量以及敏感度方面存在差异，但自然遗产地所在的区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系统，这个系统是在流域、山脉、陆地的大空间尺度范围的基础上构成的，系统中各类别资源之间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遗产地边缘的关联性还表现在遗产地与边缘地区的依赖关系。从景观学的角度看，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有时是相得益彰或密不可分的，二者在景观格局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空间上越靠近的事物或现象就越相似，景观特征或变量在相邻范围的变化往往表现出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传统文化、物种群落、植被特征等）并与生态环境融合为一体，其中既有单一资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也有单一物种在整个生物链中的依赖关系。遗产地与边缘区之间诸多资源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而又互为补充的系统，任何一种资源都以另一种资源的存在为条件；任何一种资源分类出现异常的变异，都会给整个资源的完整性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不良后果。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标准VⅡ中明确：保护区域应包括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的地区，并且包括那些对于保持该地美学价值起关键作用的相关地区。例如，一个景观价值体现在瀑布的景点，应包括相邻集水区和下游地区，它们是保持景观美学质量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生态系统的生物与非生物部分、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系统，非生物部分包括的阳光、水、空气、矿产、土壤，往往是生物依存的基本条件，而非物质形态也往往是物质资源存在的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遗产地边缘的区域文化也体现出与遗产地传统的或土著民族风俗文化的关联性、现代区域文化现象与遗产地历史传统文化的关联性如边缘区域文化与遗产地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等。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传统文化作为植根于本土的区域文化现象，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发源、演进、延续和发展，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如闽越族文化和朱子理学与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的关系、徽商文化和徽派历史风貌建筑与黄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的关系等，从中体现了两个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区域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和依存关系。

 

遗产地与其边缘同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中生存，相互保持着的依赖和共存关系。边缘区依靠遗产地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外部性发展地区经济，丰富地区文化的内涵，并借助世界遗产的无形资产的效应提高边缘区的形象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遗产地则借助其边缘的特殊地缘优势以及社会资源、人才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势，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的科技含量，挖掘遗产地的文化内涵，改善信息咨询、旅游服务、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旅游

服务基础设施的状况，提高遗产地，改善遗产地基础设施。此外，遗产地对其边缘的依赖性还表现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相对遗产地而言，在管理干部的任用罢免、重大建设和开发项目的审批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遗产地边缘地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4、遗产地边缘的交互性

遗产地边缘的变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和规律的反映和继续。遗产地的性质、功能以及特点，对其边缘具有直接影响，反之，边缘的性质、功能以及特点也对遗产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作用反映了遗产地与边缘的交互性。

边缘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方面与遗产地之间存在差异，在社会关注程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不均衡。因为边缘与遗产地两者之间都处在有限受控的状态，所以表现出更易受社会活动的影响和人类行为的介入、干预的特征，从而为交互作用提供了活动空间和条件，同时也使遗产地及其边缘之间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交互作用成为可能。在正常状态下的规律性的交互和转换是与生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是吻合的，交互性常常涉及种群动态、生物体传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等。交互和转换的速率一旦发生变异或加速变量，便会使生态的自组织能力减弱，从而干扰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不仅表现出比遗产地更易受社会和环境因素影响的特征，而且也以其特征影响和干预遗产地，这些关系通过各种因素的交互关系反映出来。

遗产地及其边缘实质上是处在一个开放性的大的尺度空间系统之中，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不平衡性和互补性，从而促进了区间频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交互和转换，这些交互和转换有些是规律性的，有些是非规律性的。交互和转换还表现在遗产地边缘的功利关系和价值取向导致的经济渗透，遗产地及其边缘区的跨区域、跨流域、跨生境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主要反映在公众旅游和市场经营行为两方面。一方面旅游服务市场化推动了遗产地管理信息化、服务联盟化，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联姻格局的形成，遗产地旅游服务由内向逐步转为外向或内外结合型，在文化宣传、招徕促销、旅游服务等方面的事业延伸；另一方面边缘区是由外围向遗产地的渗透和介入，在旅游产品开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和高科技应用方面的产业扩张。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交互作用是积极的，对遗产地及其边缘是有益的和互补的，也是激发遗产地及其边缘活力的最直接的动因。

文化消费和经济市场同步发展以及不平衡演化也促成了遗产地与边缘区的互动关系。近年来，边缘区的文化经济和文化变异现象对遗产地施加的影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背景下，边缘的文化经济开发模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现代城市文化的审美要求以及城市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等无时不对遗产地加以影响和渗透（如在遗产地里建设旅游经济开发区、游乐城、多星级宾馆建设以及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在遗产地的广泛使用、营造城市化园林等），这也充分反映出交互作用对遗产资源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负作用。

5、遗产地边缘的敏感性

遗产地生态系统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复杂性来自物质和非物质的变易性、异质性和大量组分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不受人类干扰情况下，生态系统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作用相互抑制和抵消，最终靠自身的恢复力、持续力和自我调节维持平衡，而这一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的生命过程是脆弱的，同时也决定了遗产资源比其他区域资源对边缘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尽管遗产地与其边缘在资源敏感的程度和范围上迥异，但遗产地边缘较之其他非边缘区域仍具有不容忽视的敏感性。从遗产地所在的大环境范围看，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前提，遗产地边缘往往是生物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路径、流域、山涧以及森林地等是生物生存的通道和生命走廊，遗产地资源对周边环境的敏感性主要通过它与周边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异程度反映出来的。在目前状况下，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还在于边缘地带生物栖息地的破碎化因素和干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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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资源的加速变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其边缘的制度转轨和发展地方经济因素，主要在于人与社会对遗产资源认识的偏颇和不适当的干预行为。遗产资源中包括人类社会最需要和最紧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包括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低成本即可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源和间接产生旅游经济利益的旅游景观资源。在遗产地边缘区政府追赶发达地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超量的和不规律变异现象加速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变异，成为导致遗产资源失衡的主要因素。在遗产地边缘出现的诸如 "水泥森林"不断地接近原始森林、旅游经济开发区不断地接近遗产地的保护区、现代交通网络不断地阻断生物通道和走廊的现象，往往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生态景观功能遭到破坏。

在边缘社会政治、经济和现代文化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力不断加大，遗产地自然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不断提高的状态下，两种力的汇合必然产生资源变异的加速性，而这个汇合点往往在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综合竞争实力处于强势的边缘地。如四川省发展中的经济和人口大省，也是世界遗产资源大省，遗产地边缘未来的经济和人力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遗产资源最富集的岷山山系和岷江流域，围绕岷山山系和岷江流域的旅游开发、水坝电站开发将是未来的热点。遗产地生态资源始终处在边缘地的包围之中并与之不断的"较量"，而遗产地脆弱的资源在与边缘区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

篇6

突出价值 彰显魅力

当代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也是目前仅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请问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王红光：土司遗址是中国13-20世纪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少数民族首领“土司”用于行政管理和生活起居的城寨和建筑遗存，是中国土司制度历史及土司统治地区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的珍贵、特殊物证。

本次申报的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是保存有大型的规模、完整的格局、丰富的遗存、最具价值特征代表性的土司城遗址，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可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和未来的各民族和谐共处、文化多样性维护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就海龙屯而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海龙屯所代表的播州土司是元代最早设立的土司之一，到明展达到鼎盛，海龙屯代表了土司制度产生和鼎盛的重要阶段。播州土司在元明时期主要为宣慰使品级（从三品），属土司制度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土司，也是中国西南地区辖境最大土司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播州土司在土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第二，海龙屯是播州土司的战备军事防御城堡，作为少数民族遗产，其占山环水的选址特征，因地制宜、自由布局的整体格局及以石材砌筑的主要遗存体现了土司制度推行地区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在土司制度作用下，又添加了对中原地区城市防御格局的趋同，对轴线对称的礼制特征和社会秩序的遵守，以及对官式建筑做法与装饰题材的吸收。这反映了土司统治地区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体现了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见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间谋求利益平衡及共同发展、实现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民族生存与社会管理理念。

当代贵州：海龙屯成功申遗，对贵州有什么意义？

王红光：海龙屯土司遗址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是贵州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突破。它增强了遵义的文化魅力，提升了地方文化形象，对于促进遵义乃至贵州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海龙屯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发现、保护和申报的过程，是文化自信培育的过程，也是让本土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贵州人掌握贵州文化的话语权的过程。

海龙屯申遗成功，将会助推全省文化旅游的跨越发展，是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的有力举措，更是在我省调研时指出“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的最好印证。

参照标准 联合申遗

当代贵州：申遗过程中，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海龙屯符合申遗的哪些标准？

王红光：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海龙屯符合两项标准。一是符合“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在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上，展现了重要的人类价值交流。”例如，海龙屯土司遗址在选址模式、整体格局及建筑形式与风格等，主要体现出鲜明的当地民族特征，部门建筑物增添了具有中央官方规制和文化特征的元素。清晰地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

二是符合“能为传衍至今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这一标准。纵观历史，海龙屯的兴、废时间与土司制度发展阶段相对应，播州土司授宣慰司职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是最早设立的高等级土司之一，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由明王朝发动平播之役，武力“改土归流”。其典型的地理环境、小型族群文化传承特征、土司职级体系、管理模式等都明确反映了土司遗址共同的价值主题。

当代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联合申遗，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

王红光：老司城遗址、唐崖土司城遗址、海龙屯遗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从土司职级和功能来看，老司城遗址和海龙屯遗址是高等级土司宣慰司治所（海龙屯为战时治所），唐崖土司是等级较低的长官司治所。

从建筑风格来看，老司城的建筑和文物记载反映了800年来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生活的历史;唐崖土司的建筑布局吸收了“围合内向”“序列关系”“中轴对称”等体现汉族中央政权礼制文化的营造理念;贵州海龙屯土司遗址则是中国的古军事城堡建筑遗迹，内有城墙、关隘、卡门等一系列设施遗存。

总体来说，老司城遗址、唐崖土司城遗址、海龙屯遗址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区特色，同时表现出象征土司统治权力和吸收中央官式文化的共性特征。

保护第一 合理利用

当代贵州：申遗成功可以说只是万里的第一步，大家关心的是如何更加科学地保护海龙屯。

王红光：早在1980年，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就普查登录了海龙屯;1982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海龙屯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在海龙屯申遗过程中，我们就非常重视海龙屯的保护。在制度层面，我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贵州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先后制定《海龙屯保护管理规划（2013―2030）》、《海龙屯保护管理办法》。

在联合保护方面，建立联合保护机制，贵州省文物局于2013年8月与湖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联合签署了《关于土司遗址保护管理的联合协定》，为系列遗产的协调管理奠定了基础。

在组织架构上，2013年10月，遵义市政府批准设立遵义市汇川区海龙屯文物管理局，成为海龙屯的专职保护机构。

在经费上，我们充分发现、挖掘和研究贵州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把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大项目来抓，海龙屯在两年之间争取1.3亿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科学合理的保护手段为申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龙屯土司遗址成功申遗，对于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申遗成功只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开始。保护好包括海龙屯在内的土司遗址，是中国政府向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代贵州：如何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保护好海龙屯？

王红光：现在，海龙屯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的遗产，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海龙屯。

一是从法律法规和制度上加以保护。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我国出台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层面上予以保护，此外，还要结合海龙屯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

二是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要求，在现有保护管理体系基础上完善系列遗产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妥善协调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落实管理保障，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遗产保护管理专业水平。

三是要建立起遗产监测的平台，制定好监测手段，完善实时预警和处置机制，从遗产的本体、环境、气象、水纹、地质，以及人为活动等全方位开展监测，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四是地方政府要加大对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处理好遗产惠及民生的关系。申遗给地方经济带来效益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要使文化遗产发挥好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改善好遗产区民生等等的作用。

当代贵州：海龙屯目前正在封闭施工，预计今年国庆节对外开放旅游。海龙屯土司遗址开发旅游，您认为应该怎么做？

王红光：在中国文化深度旅游、文化特色旅游深入老百姓生活的现实情况下，海龙屯必将成为推进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遗产重要品牌和积极力量。海龙屯丰富了遵义文化遗产的类型，使之成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双遗产地”，加之民族村镇文化、红色文化遗产等，遵义的文化遗产类型完整了，这对遵义的文化旅游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将是最直接的。

篇7

一、概念的界定及其研究价值

高中地理教学内容不仅跨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三大领域，还注重区域特征及人类与地理事物在地球上出现、发展和分布的相关规律。在教学中既要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二者缺一不可。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多元文化教育是指重差异的一种泛文化学习。它克服了人类面临的文化狭隘、民族狭隘、区域与制度狭隘等困境，揭示了人们对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多元选择的认知。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可以通过世界遗产教育引导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使学生认识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进而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认识不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主动投入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及人类文化的传播与弘扬行动中，最终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生力军。

二、世界遗产教育资源挖掘的意义

世界遗产不仅是我们从祖先手中继承的稀世珍宝，更是我们从子孙后代手中暂借来的后世财富。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少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受到岁月的侵蚀或遭到人为的破坏，有的已濒临危险。因此加强世界遗产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目前的现状，学校教育应成为世界遗产教育的重要的阵地。

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遗产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成为指引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坐标。这些珍贵的遗产是我们文化的基点、灵魂的依托和精神的归宿。它既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成长的历程和发展的方向，也帮助我们了解整个世界。这些遗产的相互交融，告诉我们自然与人类文明互动的永恒故事，成为我们进步和创新的源动力。

三、世界遗产教育资源挖掘的方案和措施

（一）世界遗产教育资源挖掘的方案

世界遗产是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顶极品牌，但它的价值不局限于旅游方面，还具有极高的生态环境价值和民族文化价值。根据高中地理教学内容结合国家地理课程标准确定的价值追求取向，确立以引导学生学会欣赏世界遗产（二）世界遗产教育资源挖掘的措施

在实际地理教学中，选择和运用有针对性的世界遗产内容及恰当的教学方法则成为能否达到教育教学目标的关键。教学实践证明，以下几种措施引入世界遗产收到的效果比较好。

1.小课题研究法。小课题研究法，就是在地理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把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形成过程及其相应的地理环境发生、发展变化的相关内容，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引入世界遗产相关内容，作为一个小课题研究对象，让学生自行组成研究小组，开展合作学习，最终让学生以世界遗产的相关内容为载体，以专题汇报形式集中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实践证明，在涉及自然地理教学内容时，可以充分挖掘世界自然遗产中的相关内容，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专题讲座法。专题讲座法是地理教师根据新课程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以及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的原则，由不同地理教师结合高中地理教学中相关的教学内容引入相关的世界遗产，以大量的资料如图片、文字、影视资料向学生呈现中外不同的世界遗产的主题报告，学生听完讲座后交流感想，撰写心得体会。

3.旅游活动法。这里所说的旅游活动，并不是指带领学生去游历名山大川，而是提倡在日常的地理教学活动中开展一系列以旅游为主题的相关活动，如设计一条本地“一日游”的旅游路线，模拟导游，从旅游景观欣赏的角度说明设计思路；再如请老师和同学展示自己收集的旅游图片或资料，结合自己的旅游经历，与同学交流欣赏旅游景观的亲身体验等。实践证明，以世界遗产为平台，以旅游活动为主题的学生参与性活动，能取得更有效的教学效果。

4.乡土调查法。乡土调查法是指通过对家乡所在的省、市、县、乡等地区相关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调查、总结，并通过模拟旅游或主题汇报或校内板报宣传或校园网站的形式与广大同学作交流。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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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在九寨沟县漳扎镇境内。九寨沟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

二、峨眉山：

位于中国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山上的万佛顶最高，海拔3099米，高出峨眉平原2700多米。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景区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三、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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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巨大山系，被广袤的中亚沙漠所包围。北侧是广阔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侧是更加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耸立在荒漠中的天山由于山体高大，海拔4000米～5000米高的山峰山脊之上，终年冰雪覆盖、银装素裹，成为干旱荒漠区中的巨大水塔。冰雪产生的湿润水汽涵养着大片的森林草地，维系着山地生态系统。冰雪融水形成众多湖泊湿地，也形成了无数的溪水河流，滋润着山脚下大大小小的绿洲。

天山垂直方向上的自然条件具有巨大差异，南北方向以及东西方向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新疆天山北部、南部和西部分别发育了三个典型垂直带谱：温带荒漠垂直带谱、暖温带荒漠垂直带谱和温带荒漠草原垂直带谱，并各有典型代表。

托木尔世界自然遗产地是天山南坡暖温带荒漠垂直自然带的最典型代表。托木尔峰南坡在70公里的水平距离内，海拔从1400米升至7443米，发育了7个完整的垂直自然带。

博格达世界自然遗产地是新疆天山北坡垂直自然带的最典型代表，也是全球温带干旱区山地垂直带的最典型代表。博格达峰北坡在80公里的水平距离内，海拔从700米升至5445米，发育了7个完整的垂直自然带。

库尔德宁―喀拉峻世界自然遗产地是新疆天山西部伊犁谷地温带荒漠草原垂直自然带的最典型代表。库尔德宁―喀拉峻在90公里的水平距离内，海拔从600米升至4257米，发育了7个完整的垂直自然带。基带决定垂直带结构特征和地位。温带荒漠带是新疆天山北坡垂直带发育的基带，暖温带荒漠带是新疆天山南坡垂直带发育的基带，温带荒漠草原带是新疆天山西部伊犁谷地垂直带的基带。温带荒漠带的地带性土壤为山地灰漠土，植被以琵琶柴群系和梭梭群系为代表。暖温带荒漠带的地带性土壤为山地棕漠土。植被以裸果木群系、琵琶柴群系、麻黄群系等灌木和小半灌木荒漠为主。温带荒漠草原带的地带性土壤为山地灰钙土，植被以针茅、绢蒿和小蓬为代表。荒漠带动物以鹅喉羚、柽柳沙鼠、新疆岩蜥、伊犁沙虎、大沙鼠等为主。

山地草原带发育在新疆天山山体下部，新疆天山南北坡和西部伊犁谷地都分布有大面积连续的山地草原带，构成优势垂直带。地带性土壤主要为山地黑钙土和山地栗钙土，植物种类主要有针茅、羊茅、蒿属等。本带动物物种以啮齿类和以鼠类为食的食肉类为主，鸟类主要为草原鸟类、森林鸟类和一些以鼠类为食的猛禽。

山地针叶林带是干旱区山地指示性垂直带，在新疆天山北坡和伊犁谷地成带状分布，在新疆天山南坡则断续呈斑块状分布。地带性土壤为山地灰褐色森林土，植被以雪岭云杉群系为代表。因生存环境适宜，本带成为新疆天山动物种群最为丰富的垂直自然带，其中昆虫种类多达数千种。马鹿和狍是典型的森林兽类，猞猁、狼、赤狐、棕熊等森林草原动物和亚高山草甸带下限的动物也出现于此带。

亚高山草甸带广泛分布于新疆天山西部和北坡的亚高山地带，地带性土壤为亚高山草甸土。植被群系以杂类草草甸为主，本带与下部山地针叶林带呈楔状交错分布，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同时出现，种类更加丰富，蜂、蝶、蝇、虻等昆虫种类猛增。

高山草甸带广泛分布于新疆天山高山地带，也是高山带的重要标志。地带性土壤为高山草甸土，分布着以嵩草、苔草及杂类草为主的高山草甸。因分布有一定数量的高山杂类草，色彩鲜艳，本带蜂类、蝶类等鳞翅目昆虫种类明显增多，是百灵科和岩鹨科鸟类、粉红椋鸟、红嘴山鸦的主要觅食地。秃鹫、高山兀鹫等较为常见，也是旱獭、灰仓鼠等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由于食草动物增多，狼、赤狐、石貂等常在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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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团体性、公共性等特征，各国普遍重视通过行政立法运用公权力为本国或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服务或指导、采取行政措施、给予财政资助等，具体包括三种立法模式。

1.统一立法模式

统一立法模式，即由统一法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政法保护。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政府于 1950年 5月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和韩国1962年1月出台的《文化财保护法》。

2.分别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即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多部单行行政法规，对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保护。例如英国分别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对象进行立法，并对保护办法、保护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都给予详尽的规定。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并以分别立法的模式建立起来。

3.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规范渗透到其他私法规范（如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民事法律）中，而不采用单独立法形式。采用此种立法模式多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如2002年印度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突尼斯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行政法律保护模式。1997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规定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认证制度，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要求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天然原料、材料统筹规划、妥善安排。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地方政府要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2005年 12月国务院再次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基本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保护等具体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通过立法授权或制定地方性规范文件统一协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例如云南、贵州、福建等地省级政府根据授权负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市政府2006年出台《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等地方规章进一步明确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观念、知识、技能等方式表现出来人类智力或精神成果，与知识产权存在天然联系：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智力劳动成果，而这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积累和创新，而激励人们创造性智力活动正是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宗旨；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无形性也与知识产权法调整对象完全契合。基于此种逻辑，部分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或修改知识产权法律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突尼斯1966年制定（1994年修订）《文学艺术产权法》，明确对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后发展中国家有40多个国家采取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模式，发达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瑞士、法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等认为现行知识产权法适用于非物质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非洲知识产权组织1977年制定（1999年修订）的《班吉协定》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域化，《伯尔尼公约》1967年修改后将“民间文学艺术”当作作者身份不明的特殊作品予以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应具体规定，但对诸如刺绣、民歌、昆曲等民间艺术形式由著作权法保护已经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共识。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商标法》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尤其是传承人明确、有商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1988年天津著名的泥塑“泥人张”获得了商标注册，1998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1999年景德镇陶瓷协会向国家成功申请注册“景德镇”陶瓷证明商标，2004年6月国家商标总局核准铜梁县“铜梁火龙”商标等。

结语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不同国家选择与本国现实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法律保护机制，从而呈现出行政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种法律保护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仅仅是对不同国家立法模式的理论分类，实践中各国都会综合运用两种法律保护机制，只是在运用程序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存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