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改革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海林市第四次党代会、四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相继召开后，市发改局高度重视会议精神传达、落实，利用2月28日—3月2日三个半天的时间组织了全体机关干部进行学习，集中学习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开创加快海林振兴崛起的新局面》、《政府工作报告》、《赴江浙沪招商学习考察报告》和市委《情况通报》等资料。为加深对市情的认识和市委、市政府决策的理解，还组织全局到开发区进行了实地参观。在学习中，全体干部职工围绕全会精神，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重点，积极讨论、踊跃发言。通过学习，全局上下进一步深入、准确地理解马里书记讲话精神，领会了全会的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到海林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差距，认识到“慢发展就是落后，小进步就是退步”，认识到我市正处于“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严竣形势。更加体会到市委、市政府提出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和举措符合实际，顺应民意。经过学习讨论，面对新挑战、新形势，全体干部表示要将全会精神同我局实际工作相结合起来，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感，以全新面貌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

二、认真查找不足、剖析存在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对照全会工作要求，认真比差距、查不足、找问题。通过认真查找，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宽；二是职责意识不够强；三是创新发展思路不够多。针对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全局进行了认真分析，切实提出有效办法，扎实整改。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海林发展、财政增收、人员就业的项目就要上、资金就要引，不能按部就班，按图索骥，充分发挥全局的集体智慧，围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牢固树立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特事急事不过夜、项目备案不过天。三是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实施全员抓招商、全员抓项目，突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两项重点工作，组成对外招商和大项目筹办专门队伍，担负起全市及本局承担的工作任务。同时，按照责任分工各部要积极联系各局与其开展同步招商、同步创意项目、同步争取资金。

篇2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 《公司法》 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

一、理论概述

现行的《公司法》取消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使新公司法改革由此成为了现实，注册门槛降低，几近为零。注册资本是公司设立时由公司章程记载并在公司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资本总额，其目的是为了政府部门登记注册，也让公众了解公司的目前状况和今后发展后可能达到的规模。

二、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的意义

1.降低了投资创业的门槛

由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理论上说可以新公司法改革。

2.大幅降低了公司设立成本

在公司登记注册环节，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不需提交验资报告。

3.减轻投资者负担，激励社会投资热情。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理论上来说可以零首付。另外，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出资期限，不再限制2年内出资到位，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大学生创业的情况

新《公司法》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后，实行认缴制，新公司法改革由此成为现实，这次改革对大学生创业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在新公司法改革具体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有哪些制约因素呢？有没有实现创业的可能性呢？

（一）大学生创业的制约因素

在大学里，教师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多创业知识和技能少，大学生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创业和考察市场，在创业实践中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而且目前大多数创业的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够强。最关键的是，大学生缺乏市场意识和企业管理经验。另外，资金缺乏是阻碍众多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极为普遍的重要因素。

（二）大学生创业的可能性

首先，大学生是最具创新思维最有创新激情的一个群体大学生的思维开阔，同时大学生通过在大学期间不断的学习，积极表现自我，具有创新激情。其次，各地各高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创业模拟等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再者，大学生创业还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国家对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支持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四、针对新公司法改革成现实大学生创业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对措施。

（一）新公司法改革成现实大学生创业存在的弊端

1.新公司法改革经营运作仍需要增资

小额注册资本公司的承担能力容易受到合作方的质疑，当合作方看到公司章程里注册资本一栏写着一元钱，他肯定会思考，这样的小额注册资本公司可信吗？如果小额注册资本公司破产，是不是只承担一元钱的债务？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选择个可靠的公司注册资金少势必会导致商誉度低，不利于企业发展，企业行为能力受限如果该公司要实现正常运营和长远发展，增资是必然选择。

2.小额注册资本公司竞争力弱

小额注册资本公司商业信誉低的原因，竞争力自然不如其他企业另外，小额注册资本公司是不能开增值税发票的，如果合作方因急需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放弃与其合作，那么，小额注册资本公司也许就会错失这单买卖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小额注册资本公司竞争力弱。

3.市场风险问题

市场风险对于小额注册资本公司来说是必然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新《公司法》取消注册资本限制，这对大学生的小额注册资本公司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因为准入门槛降低了，皮包公司会不会卷土重来？

4.法律风险问题

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比较复杂，涉及面广，不仅有组织内部治理问题，而且还会牵涉到合同税收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纠纷劳资纠纷商标和专利侵权问题等等，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二）针对弊端的应对措施

在公司林立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大学生创业者该怎么样提高竞争力呢？

1.规划好认缴资金的额度和出资期限

新公司法改革需要大学生创业者在设立公司时对国家的政策行业状况和自身拥有的资源进行充分了解和分析制定好公司的战略定位和资源投入计划，规划好认缴资金的额度和出资期限，而不是盲目去设立公司。

2.创新以增强企业实力

新公司法改革需要不断开发新项目，以增强竞争力这需要大学生创业者具备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就大学生而言，创业精神通常为这几个方面：开拓创新、吃苦耐劳、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奋斗拼搏、锲而不舍。创新也是创业者不断前进的关键环节。只有大学生创业者具有创业精神、创新意识，才能使公司的实力不断增强。

3.学习其他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

实践出真知，大学生创业应该先在相关企业进行实习，学习其他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熟悉企业的运作方式，总结企业运行过程中值得学习的方面，学会改进其不足之处，才能在实际创立中规避风险，加强防范。另外，还应循序渐进，依法发展。

4.构建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针对法律风险，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1）关于组织内部治理问题，需要大学生创业者熟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2）在商业往来中，口头合同往往会因举证不能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因此建议大学生创业者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并尽可能地把合同条款约定明确，以避免产生歧义。

（3）大学生创业者必须学习和了解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做到既不去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学会依法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4）大学生创业者开业初期，要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期限之后就要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等。

（5）大学生创业者还需要掌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

五、总结

尽管新公司法改革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降低了大学生创业的门槛，对激励大学生创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我们衷心的希望大学生能够切实抓住机遇，享受此次改革带来的红利以及进入市场竞争的门票，能享受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参考文献】

[1]范健，王建文.《公司法》（第三版2014年修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篇3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能否谈谈求学的经历，包括上大学之前当兵的经历？

齐树洁（以下简称“齐”）：我高中就读于泉州一中。读高中期间，1972年11月征兵时报名参军，应征入伍，自称“投笔从戎”。那时从厦门出发，坐了10天9夜的军用列车到乌鲁木齐，分配在新疆军区某部队服役。1978年4月退伍，退伍后三个月，便参加当年的高考。当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结果却被法律系录取。后来才得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是人民大学在期间合并过来的。“”结束后，人民大学要复办。我如果被新闻专业录取，那么就应该到人民大学读书。由于法律专业当时属于绝密专业，北大招生的老师认为我政治条件好，于是便把我调剂到法律系。

记：部队的生活对您影响也很大吧？

齐：在部队的五年是十分艰苦的，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初在部队的艰苦锻炼，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部队里强调的是对意志力的训练，不论什么样的天气，每天早上起来进行体能训练。冬天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在野外爬冰卧雪一整天是常有的事，很多人嘴巴都冻歪了。有时连续一个月不洗澡，一两个月没有青菜吃。现在想想当时的艰苦生活，能够在戈壁滩上坚持五年多，完全依靠坚强意志和青春热血。

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您是如何坚持学习的？

齐：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坚持学英语。当时我担任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每天熄灯以后，以编黑板报的名义坚持学习一小时。主要是背一本英文字典，虽然那本字典里面就只有5000个单词，但我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的地步。我一个人苦读英语，战友们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还是坚持学，认为以后一定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在部队期间坚持自学，当兵五年，我觉得知识量扩大了很多。

记：您那届那么多出色的老师和同学，谁对您影响比较大，或者印象比较深刻？

齐： 当年北京大学有很多传统是很好的。比如各系教师会到宿舍和学生谈话，了解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烦恼。梁西教授曾到我宿舍和我谈话，我告诉他说我喜欢中文，对法律不感兴趣。他鼓励我说，你喜欢中文读法律也是大有作为的，法律是综合性学科，文学能够对你学习法律有很大的助益。他当年的那番话使我非常感动，很受鼓舞。还有件事情，我由于部队锻炼的因素，冬天床上就只铺了一张草席。学校的后勤部门来巡视，发现这个同学很异常，这么冷的天怎么只铺一层草席呢？我当时不在宿舍。同学就开玩笑说这个同学家里很穷，买不起褥子。于是后勤部门就给我做了一床草垫铺在上面。我得知后很感动。一些很小的细节能够体现一个大学最内在的精髓。我工作以后，有了自己的学生以后，北大的很多传统我都继承发扬了下来。比如，我坚持给自己的学生送贺卡，鼓励他们努力学习，送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间断。

记：您到厦门大学就开始从事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了吗？

齐：我来厦门大学时，法律系还没有开设民事诉讼法课，我是第一个讲这门课的教师。但我将民事诉讼法作为教学和研究方向完全是出于偶然的。1983年2月，我到司法部办的全国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进修了一个学期，回来后上课，教当时厦门大学法律系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1980级）。现在我成为厦大法学院资历最老的在职教师了。

“我觉得研究民事诉讼法不能拘束于诉讼制度本身，要跳出诉讼法来研究，就像那句古诗说的――功夫在诗外。如果研究什么就关注什么容易导致视野不开阔，领域很狭窄。”

记：您觉得在您的专业领域内有什么样的基本观点？

齐：我觉得研究民事诉讼法不能局限于诉讼制度本身，要跳出诉讼法研究诉讼法，就像有句古诗说的――功夫在诗外。视野要开阔，如果研究什么就只关注什么，就很容易导致视野不开阔，领域很狭窄。我这几年的研究覆盖了大量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制度，如调解、仲裁、执行等。我的研究特点是注重实践，组织学生每年至少进行两次调研，调研后组织学生写书。这些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2002年出版的《英国证据法》。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大使馆还专门发来贺信庆祝该书的出版。

按照高校的学术评估机制，学校看中的是写文章，。虽然我出了很多书，但是由于个人发表的论文比较少，影响到了我现在的教授级别。组织学生写书虽然并不迎合当今的学术评估机制，但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记：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您如何评价中国当下司法制度的改革？

齐：现在很多学者对西方了解多，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少。包括高层的决策人士，他们很少在基层生活过，不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不了解百姓的想法。总结前段的司法改革，我认为确实有些措施脱离国情、脱离民众、脱离法律。比如，最典型的是证据制度改革，举证时限、对抗制、证据交换等，这些制度在西方社会可以运作，在中国运作却没有土壤。

我认为，司法改革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并且要节约司法资源，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几年来，我做了很多工作是关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2004年-2005年，我作为厦门市立法顾问，参与制定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第一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地方立法。这是一种地方性立法开创性的表现，为全国很多地区提供了样本。

记：当下，我国很多法院将调解作为一种指标，强调调解优先，您对此有何看法？

齐：在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纠纷数量激增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将调解优先作为一种法院的司法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你可以到东莞看看，这个小地方一年七八万个案件，只有几百个法官，有的法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要审理1000多个案件。在法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若不采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强调调解，不强调依靠诉讼外机制和社会力量来协助解决纠纷，法院就无法承受案件压力，纠纷就无法及时得到解决。不仅是在中国，在英国与美国也强调尽可能地避免诉讼。1995年英国的司法改革提出，在纠纷发生后，应尽可能避免诉讼。

记：诉讼对法治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已经经历过了一个法治成熟的过程。而在中国强调尽量减少诉讼是否不大合适？

齐：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但从现阶段中国的情况来看，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基层社会，西方的这套制度在中国无法适应，无法正常运作。任何一个制度的引进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机械地移植。中国受很多现实情况的制约，不具备推行现代司法制度的条件。我们没有“三权分立”，也没有“司法独立”，怎么能推行西方式的现代司法制度呢？尽管法律规定要法官独立审判，但我们现在法院有审委会制度，有党政的领导，有政法委的协调，法官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审判。

“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就是西方引进的那一套制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制度就一定要抛弃呢？现在看来则不是这样的，很多风俗习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要尊重，不能简单非此即彼地评价其就是落后的、违法的。”

记：您认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齐：我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我比较强调全局性、整体性，并且还要注重配套措施建设。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司法改革法，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司法改革机构。国家应该授权一个统一的机关来进行全国的司法改革，应该建立一个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公布统一的司法改革纲领。目前的司法改革缺乏民众的参与与支持，司法改革方案总是脱离群众。我认为所有的改革方案应当在网上，鼓励民众参与讨论并征求民众的意见。在研究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

记：如果一些建议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并且呼声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要怎样做呢？

齐：以香港为例，2000年开始实行民事司法改革，成立领导小组，并在网上各种资讯文件。在它改革之前，英国已经改革了，如果香港模仿英国进行改革那不是更简便？可是香港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坚持听取民众意见，充分了解民情，民众反对的就不做。从2000年一直到2009年4月才正式推行新的司法改革方案，那么长时间有条不紊地推行，让民众能够慢慢接受、认同。我们习惯于在很小范围内开几个座谈会就代替民情民意，民众无法看到司法改革的纲要，不知道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各个阶段目标是什么。司法改革一定要跳出诉讼制度的局限，宏观地考虑，周密地部署，否则没法解决如此众多复杂的问题。

记：河南省高院走进农村很大原因是案件量不大，如果换成厦门的思明区法院，法官走向基层，案件就有可能办不过来，这样会不会造成司法体制的二元化？

齐：比如，外国的很多简易法院或初级法院相当于我们农村的派出法庭，他们的法官不需大学本科毕业，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法官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风俗习惯。通过这几年调查发现，很多基层法官告诉我，去民间调解纠纷，用当地方言讲情理，讲风俗习惯，当事人可以接受，效果比较好。相反地，如果用普通话讲法律，他们会抵触。用方言讲情理与风俗习惯的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法官，他们不是院校毕业的，他们用情理解决纠纷却处理得更好，这就是现在基层司法的现状。农村的司法应与城市的有所不同，对农村司法队伍的建设应该从实际出发。

记：当前，我国法院设立了一些上访部门，很多当事人在判决后通过上访途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齐：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现象，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这一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民众比较相信党政机关，他们去党政机关申诉，要求法院改判处理，这样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当前可看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环节，它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纠纷，但它对司法权威产生了损害。目前法院待解决的很多纠纷，是法院没能力解决，又被迫通过审判的形式去解决的问题。比如征地拆迁问题，这是政府行为，法院受制于政府，老百姓不能接受法院的判决就通过的途径大量上访。

我这几年做了大量调研，这期间有些观念也在转变。以2001年为例，当时一直在强调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那么，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就是西方引进的那一套制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制度就一定要抛弃呢？现在看来则不是这样的，很多风俗习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要尊重，不能简单非此即彼地评价其就是落后的、违法的。

“如果大家都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很难发展，国家要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愿意为她做出牺牲，不计较个人得失。”

记：您认为现在学术界是否存在浮躁的情况？

齐：总体上来说，19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后，学生整体素质在下降。另外，大学新校区的建设也阻塞了学生与老师的交流，学习完全靠学生的自觉，缺乏老师的引导。这两个因素是导致整个高校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学术总体上是浮躁的，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走入社会去调查问题、研究问题，现在的学术研究现状要求我们要有牺牲与奉献精神。如果大家都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很难发展，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批人愿意为国家的事业做出牺牲，不去计较个人得失。

记：在您看来，学术界当前的情况是否由于评估体系造成的？

齐：是的，很多评估体系是行政性的评估体系而非学术性的评估。每年的高校评估要花许多时间，很多学者为了拿到课题就去造假，就去“找关系”，为了课题而研究，而非为了问题而研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那么多评估体制；抗战时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反而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培养出来了那么多的大师。

记：您觉得当今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程度如何？

齐：总的来看，我认为还是自由的。我组织编写《美国司法制度》，对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进行评价，研究都还是很自由的，只是有些底线不可触动。比如维护宪法和党的领导，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外国的律师、法官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的法官、律师职业道德的第一条就是要拥护宪法。法官、律师都必须宣誓捍卫宪法和法律，不能反对宪法，不能批判宪法。

记：您对现在的青年学子有哪些建议？

齐：青年学子要立志为国家做贡献，要树立奉献精神，要做出大成就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法学院的学生要有开阔的视野，广泛阅读，不能只看法律的书，要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书籍。同时，不能只满足于理论的学习，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齐树洁：

河北武安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民事诉讼法、外国民商法、证据法、仲裁法、司法改革的教学及研究。曾被评为厦门大学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厦门大学教学名师，厦门市劳动模范，厦门市优秀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现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司法评论》主编，《司法改革论评》主编，《仲裁研究》学术顾问。

主要著作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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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 办案责任制 改革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围绕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相继推出了主任、主办检察官等制度。最近，高检院又制定下发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就建立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提出了明确要求。笔者认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化这一改革，要进一步正确把握改革的原则和基本思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原则与构想

目前检察机关办案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种职权行使均采取单一的办案方式，在司法职权方面没有充分依照司法规律采取合理的办案模式，司法效率不高，司法责任不明，检察官职业素质和职业保障尚不适应形势需要。要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率的检察官办案机制，必须深入研究检察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工作特点，恪守宪法和法律确定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依照不同检察职权的运行特点设计不同的办案机制和工作制度，才能建立职权配置合理、运行顺畅、公正高效的办案机制。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化这一改革，要进一步正确把握改革的原则和基本思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

检察长有权领导和指挥检察院的各项工作，上级检察机关有权指导和纠正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这是改革检察机关办案机制，建立科学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首要前提。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在权力配置和运行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要按照检察机关组织和职权的特点设计检察机关的办案机制和工作制度。

实行检察官责任制或者主任检察官办案机制，对检察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官队伍，能够依法公正独立地处理案件。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侦查具有集中、高度组织化和协同作战的特点，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各项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决定和使用，都必须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经检察长批准。经过检察长的授权，可以将大多数一般的刑事案件交由检察官独立审查和决定。同时，检察长和上级检察机关必须坚持“领导权力保留”，即对于重大、复杂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检察长随时有权领导、指挥和指令，发现检察官在办案中有重大疏漏或者徇私枉法等重大问题的，检察长有权及时纠正和监督。

二、检察权行使主体视域下的主诉制度及其发展

主诉检察官制度，也称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我国检察改革中为数不多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工作机制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检察改革成果自产生至今的十余年中，始终没有进入主流司法改革乃至检察改革的视域，学界也没有持续关注，但其却始终顽强地、不断变换形式地存在和发展，在具体检察实践中充满生机地运行着。

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检察改革的深入有待基础理论研究的跟进和创新发展。其中，如何看待检察权的行使主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检察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主诉检察官制度及其发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指向了这个问题，换言之，检察权行使主体问题是这项工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与制度定位所在。检察官是功能意义上的内设机构，是内部组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检察一体以及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权运行机制的规定与检察官相对独立性在理论上、法律上和实践中的相容性有待总结。作为检察权行使主体的一部分，如何看待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是检察权运行中终将不能回避的问题，一如如今的实践所展现的。以检察权行使主体问题为理论基础和制度定位，是其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其中需要研究很多具体问题。

主诉检察官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推动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1996年刑诉法对于公诉工作的挑战、2012年刑诉法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以及中央新近对于防止冤错案件，加强司法官办案责任制建设的要求。其中，到底主诉检察官乃至如今的主办、主任检察官制度或者办案责任制，发展的源动力是什么。笔者认为，提高办案质量、提高公诉能力、办案效率，明晰办案责任等，固然都是建立和发展的动因，但究其根本，还是诉讼规律使然。十余年的发展表明，诉讼规律的要求是该制度的发展基点，只有这样认识和回归，其发展才基础牢固，前景明朗。

在司法改革中有个问题值得反思总结，就是改革思维中的制度建构情结，即过于注重和追求全面建构各种制度，忽视具体问题的深入落实。应该加强技术化思维和发展进路，避免过于注重制度建构而忽视对制度重点的把握和研究。尽管责任制、保障、选任等问题都十分重要，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对权力配置的研究。对此不能形成清晰的共识，终将决定该制度的价值以及其能走多远。在确定检察官的职权界限和人员组合的时候，事权、对内对外关系、诉讼职能、案件类别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影响，怎么认识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主诉检察官制度以及主办、主任检察官制度，固然涉及检察官管理、机构设置、责任制、去行政化等很多方面，但在这纷纭的制度与实践关涉中，与检察官法相衔接，与检察官的分类管理、检察官等级制度有机衔接是其核心的发展目标。唯其如此，这一制度的发展，才更符合检察权运行规律，符合检察官管理规律，符合去行政化的现实追求。

三、基于比较的视野看检察权配置与改革

就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而言，一方面要保证主诉检察官办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另一方面要保证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领导，二者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加以协调，成为我国检察权配置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的检察权制度必须与我国的整体监督体制及我国的政体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探索与试点，是克服主诉检察官制度存在的不足，不断创新，力求完善的一种表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关于检察权的配置与改革问题，就西方国家检察权制度发展与建设看，各国均或多或少有一些改革举措。尽管改革进程不一，但从改革动态上来看，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有共同之处，对我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加大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约；除审判监督权外，普遍确认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强化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改革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重视检察官保障制度的建设。需要协调处理好两对关系，即检法关系和警检关系。正确认识检法关系直接关系到检察权的配置。强化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从这一点上说，检察机关的监督不但不能弱化，更需要拓展和加强。警检关系问题是警检一体化，还是检察监督实质化问题。要深入关注并合理把握检察权独立行使过程中涉及的几个现实问题，诸如错案追究制对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冲击、人大监督制度对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影响以及检察机关现行经费保障体制对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约。

在体制、机制的建设以及检察权配置的改革方面，需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必须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优势，扩大法律监督的范围，发挥其监督经常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必须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法制化和制度化；加强监督不力的责任追究，做到权力义务相适应。这至少涉及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经费保障体制、检察官制度保障机制以及检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机制等几方面问题。要有重点地选择几个可能的突破口，强化检察权配置。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就职权范围看，我国检察机关不享有一般法律监督权。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是主要的，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享有十分有限的监督权。这显然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本位的权力价值观的客观要求。需要强化检察权的功能，适当拓展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

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探索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组织体系和基本办案组织建设，健全完善执法办案工作机制，提高办案效率和执法公信力，在省内各个检察院开展试点工作。健全并落实执法办案考核、过错责任追究、办案责任终身负责等制度机制，强化检察官责任意识，解决办案不负责、把关不严格、追责不到位等问题，确保检察权严格依法运行。通过实现“权责利”相统一，使一线检察官成为相对独立的执法办案主体，建立以检察官为主体的执法办案模式和岗位管理模式。在坚持案件审批制度的前提下，减少办案审批中间层次，实行扁平化管理，从工作机制层面规范和优化办案审批程序。建立符合检察工作规律，职权明确、协作紧密、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专业化办案组织。

建立由主办检察官与其他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组成的主办检察官办案组，由主办检察官主持、组织办案组工作。规定了固定办案组、临时办案组以及内部整合院可将辅助人员归口案件管理部集中统一管理、临时指派协助主办检察官工作等三种组织方式，供试点院根据自身实际自行确定。办案组承办案件可以采取有分有合的模式进行，对于复杂、疑难案件，可以设立多个办案组共同负责，并由检察长或部门负责人统一指挥。主办检察官岗位资格实行年审制，突出对检察业务实绩的考核，考核合格者可以获得连任。

明确对于法律明确规定应当由检察长、检察委员会行使的职权，应当由检察长、检察委员会行使；对于具有监督性质、相关行为和决定影响其他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应当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对于办案中的非终局性事项、事务性工作，主办检察官有权独立作出决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检察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授权主办检察官决定和处理。根据上述原则，主办检察官工作职责分别作出了具体规定。

对于应当由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主办检察官应当提出处理意见，通过内设机构负责人报请检察长决定；内设机构负责人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一并呈报检察长。对于主办检察官有权决定的事项，需要检察长签发相关文书的，主办检察官应当制作文书后报请检察长签署。主办检察官认为案情复杂、疑难，难于作出决定和处理的，可以提请内设机构负责人组织召开检察官会议进行讨论，讨论意见供主办检察官参考。

参考文献

[1]北京检察机关试行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J]. 领导决策信息. 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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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裁判文书；法律价值；改革

一、裁判文书所具有的法律价值

“裁判文书是法院在案件审理终结后，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对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结论”，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裁判文书具有解释与阐述法律的作用。裁判文书乃是法官对当事人所触发的法律的解释和说明，在一定意义上，当事人所触发的法律条文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法律，并且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条文在一定意义都是汉字加以书写描述的，且每一条法律明文都有其法理基础，如若不加以解释说明，将造成不确定的概念具体化的恶性结果。尤其是当法律条文中出现，法条与法条之间相冲突，或者相竞合的情形时，法官更需要对法律规定加以阐述说明，并帮助当事人裁决案件，还社会一个公正。

其次，裁判文书对法律具有宣传作用，促使法律知识传播到各家各户。由于裁判文书可以将案件中的当事人所触犯的法律清楚的描述出来，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致使人们可以清晰的理解触犯法律的后果，了解法律的知识，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庄重，从而可以加以对人们引导。除此之外，裁判文书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有助于促进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形成。

二、当前裁判文书中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裁判缘由尚不充分具体

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裁判，有时并不等同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对于裁判文书的拟定，法官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为原则，以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为基础，谨慎严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的结论。裁判文书的这种判决活动而不是法官任意妄为的。在各别法院中还存在这样的现象，法官对于案件的认识和分析不足，以及对证据的收集并不充分，有时还存在对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存在分歧不加以认证等问题，往往导致裁判文书缺乏真实性与公正性。

（二）裁判文书的制作尚不成熟

裁判文书是法官对已发生案件的总结和分析，那么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必须清晰明了的对案件进行描述，以便法院对其进行详细的记录。如果裁判文书中出现法院没有对其案件进行详细描述，例如，没有明确指出时间、地点等，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在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中也存在缺乏公正的现象。如，在裁判文书中没有明确体现当事人双方公正的原则，只听取当事人的部分诉讼过程，给当事人造成法官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的感觉印象。此外，对于裁判文书的语言文字尚不规范，还存在文字不统一，格式不规范等现象。

三、完善裁判文书的具体措施

（一）正确树立裁判文书的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

司法所遵循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法律的公正与公开。法官在裁决法律文书的时候不仅应该保证法律案件的真实性与可行性，得到当事人的信赖和肯定，而且还应该公正的裁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且向公开于社会。法律公开、公正是裁判文书法律价值存在的保障。无论是民事案件，抑或是刑事案件，法官的裁判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决定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以及是否存在于世间，因此，法官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公开性应给予保证，已达到审判合理的目的。

（二）完善司法制度中的不足

裁判文书在司法改革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因此，弥补司法制度中的不足必然会促进裁判文书的完善。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不仅仅要求其司法制度中的集体改革，而且还应该将改革的目标与预期的时间相结合。例如，在司法改革中改良法官的审判方式、明确各个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以及领导之间的关系、职责，真正做到互不干涉，真正现实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完善司法制度中的不足，不仅仅可以为裁判文书的制度创造良好的环境，还可以为裁判文书的改革奠定前提保障。

（三）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

法官在整个案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裁判文书是体现司法公正的载体，而法官是裁判文书的决策人，裁判结果的公正与否与法官的道德素质以及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如若法官的整体素质偏低、法律知识相对欠缺，那么裁判文书的存在将毫无法律价值可言。因此，如果对裁判文书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提升法律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以及科学文化素养。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律人才的选拔机制，引进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弥补地方法律人才的缺失。

四、Y语

裁判文书不仅是法院对已发生案件的审判，也是对国家意志贯彻的体现。无论是在国内，抑或是在国外，裁判文书都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我国司法机关在对裁判文书进行改革时，应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以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裁判文书，从而提升裁判文书的法律价值，彰显法律的公正与公开。

参考文献：

[1]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宁致远主编.司法文书学教程[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

[3]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编.法律文书格式范本及98年度获奖法律文书汇编[M].1999.

[4]谢鹏程.基本法律价值[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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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修订并实施新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范实施备案制。建立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出台代建制管理办法，扩大代建项目范围。建立重大项目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三是有控制、有步骤地推进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稳步推进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强输配电成本监审，完善标杆电价和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改革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合理调整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完善排污费征收方式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四是抓紧处理电力行业厂网分开的遗留问题，推动电网企业主辅分离。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落实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抓紧研究电信企业全业务改革模式。

五是加快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六是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落实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区域性再担保机构，引导产业集群健康发展，不断完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

七是加大法制建设的工作力度，抓紧起草《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修改完善《政府投资条例》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尽快出台《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深入推进“五五”普法。

(摘自2007年12月10日《经济参考报》)

尹蔚民：2008年全国事业单位基本实现聘用制

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谈到2008年人事工作任务时表示，将加大推行聘用制度力度；争取2008年在全国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聘用制推行工作。

将修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范本)》，进一步规范聘用制度的实施，逐步实现新老职工同工同酬，并总结事业单位进人督导检查工作，研究制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实施意见，完善公开招聘制度，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进人行为。

2008年我国人事工作将根据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精神，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按照急需先建、单项突破的要求，抓紧出台单项政策法规，制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暂行规定和处分暂行规定。根据事业单位性质和特点，建立与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

(摘自2007年12月17日《中国人事报》)

肖扬：公正要看得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近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深化司法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终途径的作用，及时处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制裁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最大限度实现公平和正义。

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如果裁判不公，人们非但不能形成对司法的信仰和遵从，反而会产生对抗和抵触。当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必须由廉洁、清正的司法队伍来保证。古人所说的公生明、廉生威，就是这个道理。

高效，既要讲效率，也要讲效益。不但要看审结了多少案件，而且要看化解了多少矛盾纠纷；不但要看裁判结果是否公正，而且要看裁判是否得到了执行。如果效率低下，就会使公正的效果大打折扣，会使当事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失去信心；如果裁判不能得到执行，司法权威也就会受到破坏。

权威，与其说是一种权力，毋宁说是一种威望，即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规范的司法行为向当事人和全社会展示的一种威望、一种公信力。

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高效是能感受的高效，权威是被认同的权威。其中公正是核心，高效是要求，权威是保证。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司法失去公正，高效就没有意义，权威难以树立；司法不讲效率，案件久拖不决，公正就会大打折扣，权威也难以树立；司法没有权威，即使办理的案件再多，也不能起到有效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的作用。

只有法律被公正、高效地适用，裁判结果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司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和一体遵从，才能真正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摘自200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吴晓灵：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007年12月5日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我国将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市场功能，推动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以场外市场为主、场内市场为辅的债券市场格局。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债券品种不断丰富，投资者选择日益增多，交易工具不断创新，相继引入债券买断式回购、债券远期交易、利率互换等衍生易产品，拓宽了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截至2007年8月末，债券市场共发行5026.2亿元金融债券，6425.8亿元短期融资券；银行间债券市场共发行157.57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问债券市场交易流通的企业债券达到2952亿元。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我国将进一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在下一阶段积极研究发展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衍生产品能把信用风险从基础金融产品中剥离出来进行交易，实现信用风险的转移，有助于我国建立市场化风险交易与转移机制，促进金融产品价格的形成，提高市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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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

在当今的中国，利益多元化及其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邻里之间的相邻权纠纷、学生与学校对簿公堂、职工与单位的纠纷、球队与协会的管理权争执、动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对抗、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行政诉讼、医患关系的紧张等等，这些现象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利益之争的白炽化程度。如何有效地抑制社会矛盾，解决权利纠纷，尤其是遏制暴力性的利益冲突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公民的救济权利的重要地位，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权利救济体系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权利救济观念的文化缺失。大体说来，我国权利救济制度应该有三个方向：

第一，将救济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类型。通俗地讲，权利救济是指私人权利受到私权力或者公权力侵害发生纠纷后，所形成的权利矫正、利益恢复的方式方法。西方法律谚语形象地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按照世界人权公约的逻辑，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申明：“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1966年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要求缔约国承诺：保证任何人之权利或自由遭受侵害后获得有效救济，公务员职务侵害亦不例外；权利保护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机关裁定；权利救济由主管机关执行。

简而言之，在世界范围内，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庭成为解决权利冲突、利益纠纷的最有效、最重要和终极性场所和机制。

第二，反思权利救济文化缺失。在法理层次上，法律界似乎并没有重视到救济权与人权的逻辑关系。正是救济权与人权关系的模糊性认识，才导致了中国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在制度设计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支点，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被置于公民权利救济这个宏大叙事背景和语境之下。中国权利救济文化的缺失，集中于正式制度的缺失。虽然，中国权利救济文化并不缺少救济意识，但是，保证受害权利有效矫正或者恢复的机制恰恰是松散的、非正式的，因而往往缺乏实效。权利救济制度建构的不完备，根子在于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有不健全性，长期以来，一些传统的思维和作法阻碍着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今天，中国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正在展现出一种新的变迁趋势：权利侵害矛盾消解转向外部化，即从私了到打官司；转向和平化，即从暴力复仇转向正当程序；转向制度救济，即从清官救济转向规则救济、从领导重视转向平民主义立场；转向常规救济，即从运动战、攻坚战转向日常治理和疏浚。

第三，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权利救济制度。受权利救济文化模式的影响，中国权利救济制度还保留着两个特征：一是注重所谓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包含了民间调解、单位调解和政府调解三种主要模式。二是注重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被人类经验认可的主流权利救济制度是司法中心主义下的诉权模式，但是，我国更看重调解和制度。也就是说，我国虽然有多种权利的救济制度，但是没有形成核心制度，没有形成司法权为中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而是形成了司法审判、行政裁决、民间调解、政府、单位调解、当事人私了并驾齐驱的权利救济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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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司法改革；审判组织

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246－03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纵观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或者以两大法系为基础的其他国家诉讼法体系中，都没有类似我国审判委员会的审判组织形式。我国首创了审判委员会，在5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促进法治的优点，也有阻碍法律进步的障碍。当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务的对立上，在理论界，学者们痛陈审委会存在的弊端，并追根溯源来否认其产生的必要性。而在实务界，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实务者也从审委会的产生和它的积极作用方面，对其合理性、必要性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并对理论界的批评予以了回应。更有评论者走上了两种观点的折中路线，不仅承认审委会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而且就审委会的存废也保持中立，他们的意见是审委会的存废要符合形势发展，要在周围的司法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来考虑。笔者就当前争论较为激烈的审委会存废问题谈谈个人见解。

一、审判委员会的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真正建立并运作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1951年的法院暂行条例首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不仅明文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而且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规定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正式确立。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62年至结束,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整个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砸烂。以后,司法制度才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使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审判委员会作为对人民法院内部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得到肯定。

二、关于审委会存废的学说

这一问题是学者对审委会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各方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地进行论述，从实践的事例到理论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目的却都是殊途同归到保证审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上来。就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在此笔者对其分别作简要介绍，并总结相关的支持意见。

1.保留说

即是主张审委会这种审判组织形式应当继续保留下去，虽然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弊端，但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所以应当予以保留。支持此观点的大多是司法实践部门的法官们，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来讨论审委会的作用，并对学界中现存的主张废除审委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第一，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相互之间会形成一些共同的规律，但仍然会有差异。我国的审委会制度已有50多年的历史，就足以证明这是具有我国特色并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第二，审委会的存在有着现实的必要性：我国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地方上分配不均，基层法院法官素质偏低，且外部干扰较多。因此“审委会一方面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了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为法官躲避外部干扰提供了一种可能。”第三，针对反对者使用频率最高的理由即审委会导致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先定后审”致法庭审判“流于形式”。支持观点认为这些弊端和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且不像大多数人所描述的严重。实践者认为先定后审的现象在全国法院已很少见，早已不是普遍现象。第四，审委会的讨论审理案件方式虽有近似于合议庭的书面审理，但细究其过程是不能等同于书面审理的，水平要较之高很多，程序也很复杂且严谨。最后，有学者认为审委会讨论案件行政色彩太浓，委员们地位不平等。现行诉讼体制下的法官们从实际真实的角度反驳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各法院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审委会会议讨论案件要求做到以理服人，依法决案，保证委员们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和行使权利。此外，在保留说中还包含不同的两种态度，一个可以对现存审委会制度一次性做些完善，例如制定操作性强的工作规则，或者对审委会职能进行准确定位等等；另一种态度是审委会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自我完善。

2.取消说

学界有观点建议取消审委会，且呼声很高。理由主要集中在审委会违反审判公正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上，出现审、判分离等。

先来看现有立法关于审委会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9条规定:“重大、疑难的民事案件的处理，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现行《民事诉讼法》则废除了该条内容。1989年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典出台，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问题只字未提。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凡是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保留了审判委员会的规定,但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作了很大限制，第149条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做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对审判委员会所赋予的诉讼法上的职权，特别是案件实体审判权，有很大差异：《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持相反的态度，前者是限制性保留，后者是干脆予以取消；《行政诉讼法》则一开始就完全避开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根本不予涉及。审判委员会职权、任务在法律上不一致、不明确，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这一立法上的发展和表现，是不是在证明着审委会作为历史的产物，正在逐步地退出法院体系的舞台呢？

再来看学者的各种支持理由。首先，审委会参与案件的讨论和裁判违反了审判公正原则。由于审委会的委员对法庭审判案件的情况不能进行直接的感知,仅仅通过听取承办法官对案件的汇报进行讨论和决定。这样,由控辩双方参与、由社会公众旁听的法庭审判，就失去了直接形成裁判结论的能力,法庭审判的进行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功能。而且讨论案件是在当事人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出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其次是违反直接言词原则。这一原则是世界各国诉讼中普遍承认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场原则”。审判活动具有多方参与性,是在当事人和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进行的。一般说来,让那些与案件的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到裁判的制作过程中来,使其有机会提出自己一方的观点、主张和证据,有能力对裁判者的结论施加积极的影响,这被视为审判公正的最低标准之一。二是参与制作案件裁判的法官必须亲自参与案件的审理。裁判的制作是承办法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由于审委会委员多数是没有直接参加庭审,也没有当面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又未耳闻目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活动,这就导致其制作的裁判缺乏一个充分、客观的认识基础，认识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被人为割裂,作为这一认识过程结果的裁判自然应受到质疑。

综上所述,审判委员会制度导致审、判脱节,且与程序自治原则、公开审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相冲突,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3.过渡说

此种观点认为，从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取消审委会是利大于弊；但就一蹴而就地取消这一制度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赞成取消审委会制度的前提下，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改革策略。在改革的时机选择方面，审委会的改革应安排在法院设置的大幅度调整之后，因为只有在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讨论审委会改革才有实质意义。当前，审委会所具有的一些所谓“积极作用”，也大多与我国法院不独立的“消极”制度环境有关。因此，只有司法独立已基本确立时，才有条件讨论审委会的存废问题。

三、总结述评

以上是学者就审委会的存废问题讨论较多的三种观点。在对以上观点及支持理由进行简要叙述之后，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以不同的出发点进行论述都是很有道理的，其中的一些评论和建议笔者很赞同和支持，但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过于绝对，缺乏实证检验。

首先，笔者较倾向第一种观点即保留审判委员会说。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已经存在了50多年，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重要的是在各国法律制度的特例中，特例的存在要适应国情，要推动法治的发展，审委会正是这样的特例。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原始状态不断完善的，不能因为审委会造成的一些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应然。

其次，审委会制度可以通过或大或小的自身改革进行完善。例如明晰审委会的职能，规定操作性强的审委会工作规则等。其实，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可以了解到，我国的法律运用者――司法权的行使者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并制定了相关的工作规范。同时，司法人员的工作水平也因其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不仅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各界对法官素质的肯定及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认可，而且在审委会里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年轻有为的学者教授和律师，这些表明我国的法律水平整体的提升。

第三，不论是审委会的小改还是大动，都不能脱离其赖以存在法律大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笔者认为第三种过渡说也是很中肯的建议而不仅仅是中庸。单单研究审委会的利弊是井底之蛙的做法，要解决现存的棘手问题，首要的是完善大环境。因为审委会的改革不可能单独进行，它涉及整个司法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宏观上离不开政治、经济领域的相关改革,微观上涉及司法制度、司法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其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机构、司法制度甚至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公信信度,而审委会的改革也是整个法院组织体制改革的关键。要想顺利地推进审委会的改革，并通过改革实现职能明确，功能优异，组织科学，程序严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不仅仅要重视审委会自身的改革，而且要重视在具备法学大环境时，毫不犹豫地迈出改革的步伐，这样才能推动审委会制度的完善，稳步推进法治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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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量刑规范；估堆式量刑；量刑均衡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78 — 02

量刑规范化在司法实践中开始实施，是司法将量刑引入审判中的一大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民众对司法充满信心并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案件更加透明更加公正，使审判结果更加让人信服，案件上诉率和抗诉率也就逐渐降低，从而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平等。柳林县法院自量刑规范开展以来，不断摸索与积累经验，取得显著效果，从而达到司法的和谐。

一、柳林县人民法院对量刑规范化的探索

量刑规范化是指将抽象的量刑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寻找一个切合案件的规范点从而对案件进行量行。柳林县人民法院从量刑规范化工作开展以来，注重抓好以下环节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与侦查机关沟通协调。法院在案件过程中对被告人定罪是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①，因而在实践工作中如果遇到有关量刑中出现的有利情节，还是积极加强同公安机关沟通，使量刑规范化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二是在实务中法院也注重听取被害人对量刑的意见，从而保证当事人对量刑效果的满意度评估。三是注重把握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对于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或有悔罪表现的被告人或者得到被害人谅解的情节的案件，法院在对其量刑进行评价时，可以充分发挥量刑情节对于基准刑调节幅度的作用，可以尽量将《山西省量刑规范指导意见》中规定的调节幅度对被告人适用较大幅度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当然，对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特别大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分子所犯的严重的刑事犯罪，既使其具备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也不能盲目用《山西省量刑规范指导意见》中规定的调节幅度去量刑处罚判案。这样用来保证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目的，达到案件效果的有机稳定，使得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有节有度。

二、柳林县人民法院案件审理的基本数据情况及变化

山西省高院从2009年开始在试点法院开始试行量刑规范，柳林县人民法院在试行量刑规范是从2010年开始，自2010年10月份试行量刑规范化工作开始到2013年12月份，法院刑事审判庭共审理按照量刑规范化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300件，其中2010年共有70件案件110位被告人按量刑规范化法律规定量刑，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的63.6%；2011年共有90件案件122位被告人按量刑规范化规定量刑，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3.8%。2012年共有80件案件111位被告人按量刑规范化规定量刑，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2.1%。2013年共有60件案件89位被告人按量刑规范化规定量刑，占全部刑事案件的67.4%。被害人满意率达86%，被告人服判率达到90%。以上数据显示，自从法院开始适用量刑规范化程序审理刑事案件以后，服判息诉率明显提高，并且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判决的满意度也在明显提升，可见，司法的威信力也在逐渐提升。

经过三年多的司法实践探索，规范化量刑给也给柳林县法院刑事办案带来了很多变化，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赢得了社会民众的肯定。其一，庭审中量刑程序更加规范，让案件做到“同案基本上可以同判”②的局面。经过三年多的量刑规范化试行的实践工作，柳林县刑事审判庭的全体法官已经较为熟练的掌握了量刑规范化的相关程序，并且在案件的审判中也能将量刑规范化得到较好的运用，有效驾驭庭审过程，从而高效便捷地引导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量刑事实和量刑辩论中有序进行。在庭审过程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的成果：检察机关、律师已基本掌握了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指导意见的内容，在法庭中能够根据这些规定，有针对性的进行公诉和辩护。这样的庭审过程我们可以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使经常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现象逐步减少。在开展量刑规范化之前，对于同类案件，不同法官的量刑结果不甚相同，甚至同一法官的量刑结果也迥然不同；但是自从法院实施量刑规范化后，量刑更加公正均衡，相同罪行相同情节的量刑结果基本相同。其二，在刑事审判中，会更加关注受害人的意见，同时被告对附带民事赔偿更积极，使受害人满意度极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被告人经常悔罪态度较差对受害人的赔偿也不积极，总是抱着一种“反正人都坐牢了，再赔偿也是白赔”的心态①，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心存抵触、抗拒的态度，致使许多判决附带民事部分会出现“空判”以及被害人得不到赔偿的现象。在实行量刑规范化后，赔偿情节对量刑有明确尺度和标准，让被告人能预期到量刑结果，促使有赔偿能力的被告人更加愿意、更加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无疑有助于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益，抚慰他们精神上遭受的创伤，取得他们对被告人的谅解，并且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也会将此作为有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考虑。

三、柳林县人民法院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开展量刑规范化实践工作，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量刑规范化工作只是刚刚起步，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需要在推进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下面就在实践中常遇到的问题简单阐述一下。

1.因为法律知识的匮乏，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或者是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对法律的有关规定和量刑规范化试行意见不熟悉等方面的局限，一般都无法自己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而对于被害人一般都是希望对被告人予以重判，这就容易牺牲司法实践中工作人员的时间与精力，有的即便审判人员向其交待了法定量刑范围，被告人也还是说不出具体的意见，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少赔钱少判刑，同时也受经济条件所限，部分被告人在庭审中没有委托辩护人，很难做到形成控辩的对抗局面，并且将自己的量刑建议得到很好的运用。

2.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后对案件的判决要保持刑期相同或相近。在量刑规范化中，量刑基准刑有一个幅度，有的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的被告认罪态度相比较差，在审判中会根据表现情况在幅度内判处，因为幅度比较大，所以判的刑期也就产生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一个基准刑幅度是在10%—30%② 之间，之前认罪好的就减30%，而较差的就不减或者是只减10%，这样就容易造成被告人在庭审中认罪态度好得到提前释放，但释放以后被告人对他人的人生危险或是社会的危险性评估还很难确保，所以要确保量刑的幅度要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很难把握。

3.对被告人积极退赔的情况以及被害人的谅解情节中财产刑的执行情况没有纳入量刑规范实践工作的范围内考量③。我们知道在《量刑规范指导意见》中对于退赔及积极赔偿损失的情况制定了减少基准刑的从轻幅度，但对于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或者家属积极缴纳罚金的情况却没有很好的规定。因而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及根据被害人的谅解后执行情节，财产刑的执行情况也应纳入量刑规范的考虑之中。

4.对于法院判决文书有待具体明确。一般在案件判决文书中没有有关量刑规范化的写法，只是在判决中写明是否采纳公诉人的意见或者写上是否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这样使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或者公诉人没有提出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就没有这一情节，那么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时就很难得到保障。尽管我们一般知道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会使用量刑规范化进行量刑，然而在判决书中却未明显的显示量刑规范的有关内容，致使诉讼参与人也不清楚是否使用量行规范进行裁量或者如何使用量刑规范进行裁量。

四、提出的改善建议

量刑规范化的实施，有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同样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达到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从而做到案件均衡合理。因而为了可以更加稳妥地做好量刑规范化试行后的工作，就要全面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不断完善，将《山西省量刑规范指导文件》切实联系各法院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并贯彻落实好这一意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做到人民满意的量刑工作，从而达到社会司法的公正和谐。

1.在社区要积极开展法制工作的宣传活动，例如新出现的法律法规要定期制作宣传栏对相关文件进行宣传。法律知识的淡薄是现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在司法工作中虽然有法制宣传日，但那只是单纯的一天做宣传，应该大量宣传法制活动。量刑规范化的试行也是如此，要使司法工作做到规范量刑，能够实现司法的透明、公正、均衡，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要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宣传有关规范量刑化的内容等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及有关法律法规，大范围的促使社会各界人士充分了解法律法规，了解规范量刑之后带来的司法公正，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2.量刑规范化中涉及到基准刑等不同的量刑幅度，在实践中就要根据案件的危害程度，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作出合理的判断，法官的量刑幅度也要充分参照案件在量刑规范施行前的量刑情况作出判断，使量刑达到前后幅度不能过大，量刑适中的有效裁量，确保当事人对量刑结果的接受与满意。

3.对于被害人的谅解或者是当事人之间对附带民事部分达成和解的财产执行情况，要确保被告人及时对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否则将影响被告人的刑法量刑裁量，作为考虑的量刑情节之一就要积极起到快速解决达到被害人及时谅解的精神安慰，有效提高审判质量与审判公平公正。

4.量刑裁判文书中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写入量刑规范化裁量意见文书，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渐形成对文书的规范，将量刑规范化的采用意见与适用情况写明，以便当事人都能够明确量刑的具体情节，达到心中服判，减少案件上诉率等情况，从而使司法更加具有明确性和说服力。

〔参 考 文 献〕

〔1〕汤建国，吴晓蓉.中国规范量刑指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陈卫东.量刑程序改革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5〕 熊选国.量刑规范化办案指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篇10

    司法克制主义中法官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完全尊重立法者的原意,尊重成文法和先例。法院是承担判断任务的,虽然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案件的特性,但毕竟法院不是万能的,对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做出裁决,光靠法律知识是难以做出裁决的,还需要借助法律以外的其他专业知识解决,在此意义上法院应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司法能动主义的优势分析一方面,完善法律的不足,促进社会稳定。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法律的作用之一在于维护秩序,但法律往往也会有一些局限性,导致昨日的法律可能与现在的社会发展相违背,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如果此时坚持司法能动主义,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法官充分发挥能动性,结合案件和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释和运用法律,就会实现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司法能动主义有助于实现法律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能动主义的法官,在审理不同的案件时,不会一成不变的完全尊重立法者的原意,会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法律的字面含义或法律的原意,使法律适应时代的发展。

    二、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冲突与整合

    表面上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似乎是一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概念,其实不然。近些年来,随着司法权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法院审判模式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越来越重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但这并不等于法官的职权被完全弱化了。事实上,弱化法官的职权与加强当事人的作用并不矛盾,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而并不是对司法能动的完全否定。②

    三、我国司法能动的改革与完善

    (一)当前我国司法能动的具体实践及改革方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司法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多。此时,仅仅依靠司法克制难免会使实体公正与形式公正分离,无法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人民群众无法完全实现实体公正,导致引发更多的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法官通过司法能动,能够满足当事人日趋激烈的诉求请求,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诉讼能力也将逐渐提高,社会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总之,我国无论以何种司法理念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最终目标都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司法能动的深化和改革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