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申请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合作社的申请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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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优惠和补贴政策

国家对合作社的惠农政策很多，按照惠农政策的涵盖范围及其特点，这些政策可以分为三大类：优惠政策、补贴类政策、专项扶持类政策。优惠政策包括合作社可以享受土地流转补贴、税收减免、用水用电优惠等优惠政策。补贴类政策包括国家给予农业企业或合作社贷款补贴、购农机补贴、种粮补贴及农资综合补贴等。专项扶持类政策如：农业综合开发贷款贴息项目，要求单笔贷款不低于100万元，不高于6000万元。

各省每年根据当年扶持政策和预算资金安排情况，向设区市、直管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管部门（财政、农业或农工部）下达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扶持内容、每县申报个数等内容。符合申报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申报通知下达后可向县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主管部门对材料的合规性、真实性进行审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县级上报合作社名单。

合作社申报补贴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设立条件，依法登记注册2年以上；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试行）》（财会〔2007〕15号）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具有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服务能力，能有效地为成员提供农业专业合作服务，成员原则上不应少于100户。

申请补贴政策的三大要点

要点1：怎样组织项目申请材料？

项目材料要突出辐射带动能力强，促进周边群众增收作用显著。无污染，对生态环境无不良影响，甚至对环境有益。项目的实施符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或能引导地方农业发展。

要点2：怎么成功申请项目？

及时获取项目申报通知，筛选适宜项目，按时呈报相关部门。及时沟通和规范运作，现在项目资金都是待主管部门进行审核、验收并批准后，才能获得相应的扶持、奖励资金，因此，及时沟通、规范运作必不可少。

要点3：怎样通过最后项目验收，拿到资金？

篇2

一方是近20家宜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方是从省里来的河南省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协会（筹备）、《乡村科技》和《创新科技》杂志社的几位同志。河南省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协会（筹备）是由河南省民政厅批准筹建的以河南科技期刊传媒集团等为主导的省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民间组织。

河南科技期刊传媒集团下辖三本科技类刊物，尤其是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的《乡村科技》，在多年的科普宣传中积累了大量的专家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并且已经开展了许多为农服务的活动，在农村很有影响。为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更好地服务三农，集团联合部分县市区涉农主管部门、农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大型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协会牵头成立了行业组织。

该协会将组织专家开展产业分析、情报提取、技术预见、创新方法等服务，为会员单位提供咨询认证、战略策划、成果转化、技术培训、学术探讨、信息交流、宣传示范、塑造品牌，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拓电商，扩大销售。

一大早就从县城各乡镇赶来的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对此行充满了期待。双方所持的诚意和期待，让县科技局局长冯清利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宜阳县地处洛河之滨，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好地方。农产品极为丰富，有蜂蜜、粉条、黏玉米、花生、柿饼、蔬菜、葡萄、黑杂粮、红薯、山枣、艾叶等，农业人口占户籍人口的85%以上。近年来，宜阳县立足本地优势，进一步完善“农―工―商”一条龙服务，加强“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农业管理模式，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专业化生产。截至2013年，宜阳县下辖16个乡镇353个行政村，已拥有省级龙头企业4家，市级龙头企业3家，申报中的市级龙头企业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89家，其中省级示范合作社4家、市级示范社10家。

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双方进行的对接实实在在。

河南省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协会的几位同志开宗明义。河南省农产品加工及其他涉农企业数量众多，但是企业之间、企业与专家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有效地在政府、企业、市场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河南科技期刊传媒集团要成立生态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协会。

听了协会此行的目的后，各个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扫开始时的疑惑和拘谨，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宜阳县老蜂农・土蜂蜜养殖合作社的赵国峰说，宜阳县有的是健康食品，如蜂蜜等，虽然有好的口碑，但是因为没有申请QS认证，所以产品无法到市场上去卖。这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加工生产粉条的合作社宜阳西岭红薯种植加工专业合作社的姚学停同样遇到了QS认证的问题。

“QS”是一种生产许可，实质上就是一种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带有“QS”标志质量安全认证的产品就表示经过了国家批准，可以出厂销售。自2003年起，我国质量安全认证开始对大米、食用植物油等食品进行一种新的管理制度。目前，所有经过加工的食品，生产地址在国内的产品全部必须申请生产许可证，并进一步提高对企业要求。一是生产场所必须符合国家生产企业的卫生标准和各个产品的审查细则以及通则;二是必备的生产设备必须做到工艺合理、设备齐全;三是必须建立企业自己的实验制度，并具备实验条件，尤其是属于委托检验的必须在年底前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否则将取消其QS证。

一时之间，这些严格的要求是一些小的企业所无力达标的，成为束缚企业发展的一大困境。

还有一种困境是，国家号召土地连片种植，集约化种植，农民也知道这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但是宜阳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地貌特征为“三山六陵一分川，南山北岭中为滩，洛河东西全境穿”。坡地多，给机器操作带来困难，还有晒场、仓库、高精良设备的添置，困难程度甚至是QS认证的许多倍。这是宜阳县丰民专业种植合作社遇到的困境。

宜阳源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是洛阳大型设施蔬菜生产基地，2010年已经是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拥有无公害蔬菜商标，是河南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创优先进单位，也是通过国家验收的“农业部蔬菜标准园”，实现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目前正在申请绿标，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产品优质不优价，销售价格和普通农产品没什么两样，这让高标准起步的他们无法维持……

宜阳县荣晟花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杨海羸形象地说出了他们的困境。2011年，他们开展了“洛阳市区行活动”，并在洛阳市设立了第一家社区店后，设想是以店养店，并安排残疾人、退休下岗职工作为店里的职工，想做一件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利用小额贷款，第一家店开起来了，然而，想开第二第三家店就有困难了，因为找不到担保人，所以贷款无法到位。他感叹说：“虽说农民是生产力，但因为农业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利润薄，农村合作社则是金融部门的弃儿。”他形象的说法，把大家逗笑了，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在座者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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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突出重点。支持发展优质产量的马铃薯、辣椒、甜玉米、藜麦、中草药。

二是坚持突出特色。优先支持比较优势突出的产业或产品，做大做强、做优做精，培育壮大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和特色品牌。

三是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经营自，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

四是坚持订单农业。今年结构调整采取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通过订单联结企业和农户，没有订单的不予补贴。

二、补贴内容

（一）补贴对象：与县域内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签订订单的马铃薯、辣椒、甜玉米、藜麦、中草药生产者（农户、农业合作社、农场等）。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土地的（包括乡村机动地），补贴资金应发放给实际生产者。

（二）补贴方式：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三）补贴范围：2021年全乡范围内合法耕地上种植马铃薯、辣椒、甜玉米、藜麦、中草药，且同等条件下调整的作物效益要高于玉米的效益。

（四）补贴标准：根据县里制定的种植结构补贴标准。

三、责任分工

（一）农业站：负责协调、数据调度、数据汇总、技术指导等工作。

（二）财政所：负责资金审核、拨付与监管工作。

（三）扶贫工作站：负责建档立卡户审核和项目备案管理。

（四）乡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核查验收、补贴资金发放、结果公示、各类信息上报等工作。

四、实施步骤

第一步：各村按照《乡2021年促进种植结构调整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方案》要求，做好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宣传。

第二步：各村指导农户与县域内相关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订单签订，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签订的订单要在所在乡里备案。2021年4月25日前，各村将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签订订单的结构调整作物、面积等数据上报乡农业站。

第三步：各村指导农民适时对调整的作物进行播种。2021年8月1日前，乡依据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签订的订单，对种植结构调整面积实拉实测进行验收，并将验收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验收汇总表、公示表、公示照片及正式文件形式的资金申请一同上报至县农业农村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重要的增收举措，乡政府对此负总责，各相关站所要严格方案要求。层层落实责任，做好各自工作。乡政府是种植结构调整实施主体，党委书记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做到宣传到位、落实到位、督促到位、核实到位，验收到位，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二）强化资金管理。切实加强补贴资金监管，严禁截留、挪用、套取和超范围使用补贴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规范有效使用。对挤占、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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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退社;博弈;多元利益主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大范围、低水平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探索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旨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户的谈判能力，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越来越凸显，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提高竞争力，合作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应运而生。

一、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合作社的典型，它以农民入社为基础，为农民提供粮食种植的一体化服务，其中一体化服务是指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把农业生产本身同生产资料的供应或农产品的加工、销售过程的若干环节纳入到合作社业务范围内，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延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的价值增值，增强合作社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1]该类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如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乌山镇成立了优质水稻合作社，该社统一提供种子和化肥等生产资料，降低采购成本，统一培训技术，统一销售商品，提高生产技术，实行规模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由于该合作社以农民为主体，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2006年该社农民纯收入较非社员增加了一半，极大地提高了入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人们对合作社的认可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农民个体经营收益小，风险大，当地有很多思想较开放的农民积极寻求新的致富路径，为合作社的成立发展提供了可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位于适于种植谷类、豆类等农作物生长的盆地或平原地带，该类区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临近水源、水利设施较完善，而且交通便利，利于农产品的运输，以及当地较好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为发展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启动资金、技术支持和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该地区的大量农民进城或到附近工厂务工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缺失，撂荒现象增多，土地利用率降低，存在大量流转土地;同时，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国家和政府积极号召、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此外，当地还存在一些对粮食需求量较大的粮食初加工企业，上述种种因素均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可以大大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增强农民经受市场经济冲击、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2015年2月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2月，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全国市场主体稳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33.74万户，同比增长28.74%，出资总额2.89万亿元，增长41.60%。目前，我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形成良好态势，但由于正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社员退社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所以，在当前，从多学科的综合视角出发，以社员退社问题为切入点了解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不规范运作的原因，有利于合作社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加强社员之间的合作，以提高合作社的发展能力和运行效率。这对稳定，完善集体经济成份，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粮食类农业合作社农民退社问题描述

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坚持的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民有自由选择加入或者退出的权利。合作社社员的退出是合作社运行机制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社员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合作社运转的基础，如果没有足够的社员支持合作社的运转与发展，那么合作社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虽然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能够减少农民个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风险，但是如果各方面利益主体的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就极容易导致合作社的成效不显著，从而引发农民退社问题，最后导致合作社无法正常运转。

于2007年7月开始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合作社成员退社的时间、程序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当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愿意或客观上不能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时，就可以选择退出。农民退社是农民自身利益与其所在合作社的发展产生冲突的一种极端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不同的退社方式可能是对合作社发展中不同问题的反映，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根据国内学者的分析结果，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主动退社，即农民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根据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第二，盲从退社，即一些社员在其他退社成员的影响下，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按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第三，隐形退社，即农民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社“成员”，却并不享受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也不履行合作社成员的义务。第四，被迫退社，即由于农民所在合作社因经营不善面临解散，或农民与合作社合同纠纷不可调和，农民“被迫”离开合作社的方式。[2]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及入社农民人数仍在不断增长，而且在合作社的发展已有成效的同时，为何仍然存在一些社员退社现象？因此，为防止农民退社现象的持续蔓延以及引导合作社良性发展，有必要对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农民退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博弈分析

通过对退社问题的多方面分析，笔者认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市场、政府、合作社与农民这四个理性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他们在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都根据自身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并综合考虑他人的策略选择而理性选择最适合的行为策略，不同理性利益主体在策略中的不同选择会对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图所示）。

多元利益主体关系图

首先，农民与合作社之间存在利益公平与壮大发展的博弈关系。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模式面临亟待改革的严峻形势，农民为谋求更多经济利益的合作愿望空前高涨，农民与合作社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另一主体谈判达成双方都获利的联盟，这极大地推动了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治理机制，合作社内部的运作和管理随意性大，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盈余分配等制度不能切实执行，政策的透明度不够高，存在一些合作社管理人员“偷占偷拿”的私利行为，这也就导致很多农民都不能真正地联合起来以推动合作社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若外部市场收入水平明显高于社内收入水平，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可度下降。治理机制是农民合作社运行的核心，由于分配机制不健全，合作社的稳定性较差，农民入社后每亩土地的“实际收益”与“期望收益”差距较大，这使农民加入合作社并不能实现收益增加的目标[3]，那么社员就很有可能选择高收入而退社。另一方面，如果社内管理人员的素质较高，能够公平对待社员，平均分配盈余，那么其执行合作社决议、调解合作社成员之间矛盾的能力增强，合作社的运行效率也会提高，这样便可以减少农民主动退社的机率，反之，社员在社内所获利益不平等，退社率就会增加。所以说，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章程制度与执行制度相分离的现象，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是“既善分也善合”的。[4]

其次，外部市场与合作社存在市场需求与利润的博弈关系。一方面，我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外部市场投资资金比较匮乏，难以启动更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和合作社粮食种植项目。同时，合作社在土地承包、流转方面仍存在很大问题（如：承包金额、农民对合作社的态度理念、固本保守思想影响等），使得合作社的种植难以形成连片的规模，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合作社的优势职能和作用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导致合作社利润偏低，积累资金有限，既难以支付制度运行的必要成本又难以满足社员增收的愿望，社民对其信任度降低，社员退出合作社的机率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市场机制条件下国家为宏观调控粮食类产品市场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是并没有突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统销的价格优势。同时，合作社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技术支持，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产业链、进行产品深加工，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竞争力较低且难以提高，这也就导致合作社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要求，导致市场狭小，长时间的小额利润甚至亏损的状况会使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下降，退社率上升。

再次，政府与合作社之间存在绩效与发展的博弈关系。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沟通交流仍然存在一些障碍，不少单位负责人对合作社的了解不够深入、全面，很多优惠政策的制定只是片面地追求政府绩效，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难以落实。同时，政府贯彻执行力度不够强，不能推动合作社的更好发展，合作社的优势和作用也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在利益驱动下，社员的退社率就会增加。

最后，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关系。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承担市场风险能力而形成的联盟，倡导民主、公平、团结、诚实的理念，[5]但是，个别农户存在“搭便车”的心理，[6]认为只要入社，靠合作社集体劳作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愿付出劳动，一个人存在这种心理，社内其余成员当然也会滋生这种想法，开始相互推脱，最终导致合作社无法正常运转，社员退社;另一方面，以种粮大户为参与主体组建的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过于追求规模经营的效益，导致其粮食增产的功能不足，[7]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普遍提升，便会出现退社现象。

四、粮食类农业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市场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粮食类作物要完成从小生产到大市场的对接，就必须充分加入到粮食类农业专业合作社中，合作社的建立提高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有重要的作用。为了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良性发展，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政府、合作社与农民四位一体的共促协作发展机制，政府，市场，合作社与农民每个主体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互助，共同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首先，国家可以积极推进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关的法律建设。政府可以加大针对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和资金补贴，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和物质保障。其次，农民要提高自身素质，多了解国家及政府对增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方面的政策制度，提高思想开放程度，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各项事务，充分发挥自身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再次，市场方面可以倡导建立全国统一的、无障碍市场，增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最后，合作社方面，一是要完善合作社内部的管理机制，合作社要形成科学、合理、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和粮食生产安全制度，提高合作社的信任度;加强对粮食类农民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树立社员共同致富的观念;对于合作社中的退社问题要进行反思认识，寻找原因并积极改进，实现合作社的公平、科学发展;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可以在资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东北地区深入学习或向其他类型的先进合作社吸取经验;二是应该充分响应当前国家政策，可申请较大规模的粮食种植项目的补贴，争取更多的资金、农资机械和技术支持;可以充分寻找一些龙头企业或相关企业与其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减少合作社的成本投入;开化农民的致富思想，积极引导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群体成为参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力量;合作社管理人员可以深入到农民当中进行宣传，展示合作社的成果，促进人们思想解放，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为合作社注入新鲜血液，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发展，在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 小结

当前，我国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形成势头，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存在诸多问题，这也就迫切需要政府大力引导、扶持、指导、管理，同时，合作社更需要积极地寻求未来的发展之路。

一方面，合作社的农业生产需要适应时展的需求逐步向农场化方向发展，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合作社可以与农资企业、农科类高校合作，将高校研究出的新型高产品种快速投入生产，为其提供繁殖育种的基地，不仅可以降低合作社的成本，还可以使生产的产品以新的形式（种子）出售;另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寻求技术支持将粮食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形成有品牌、有特色的粮食产品，例如：“小杂粮”品牌，还需要寻求更多销售渠道，减少粮食的囤积、积压，可与更多相关产业企业合作，积极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8]提高“产―销”的效率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市场的发展;此外，政府和当地一些有代表性的合作社也可以积极倡导组建跨区域的合作联社，发挥合作社联合的优势，增强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与谈判能力，为合作社未来的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张学会，王礼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体化演进路径――以陕西省52家种植业合作社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14（2）.

[2] 王鹏，霍学喜.合作社中农民退社的方式及诱因分析[J].山国农村观察.2012（5）.

[3] 彭晓静.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及突围之路：运行机制的视角[J].农业经济.2013（6）.

[4] 罗晓华，郭正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基础与制度设置[J].社会主义研究.2009（5）.

[5] 高菲.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2013（2）.

[6] 肖云，陈涛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搭便车”现象探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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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山县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

新型农民合作社是指农民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依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盈余按社员投资额返还的原则，依据章程成立，经注册登记，进行联合生产和经营的经济组织。目前，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大致包括农民自发型、政府部门领办型、市场基地领办型、“龙头”企业领办型和复合型合作社五种类型。

近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在各项惠农政策和扶持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霍山县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目前，全县共有农业合作社及协会420家，其中省级示范社4家，市级示范社26家，每年还在以70户左右的速度增长。会员12471户（其中农民为11906户，占95.5%），占全县农户的16.7%。基本上每村近3家合作社。合作社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等五大类。

从霍山县的实践上看，新型农民合作社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如座落在霍山县诸佛庵镇的三河茶叶专业合作社，最初由5户发起人带领38户农户，利用5个小茶叶初制厂，募集22.5万元资金组建起来，合作社会员涉及3个行政村。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目前合作社拥有会员318户（另外待申请加入的农户达650户），投入本金413万元，其中5户发起人分别投入20万元，另外313户分别投入1万元。

该合作社实行二次返利和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模式，即会员先按市场价销售生叶给合作社自身的茶叶加工厂，然后合作社按会员销售总额的10%予以现金返利，年销售额超过3000元的再奖励一袋有机肥。年度末，合作社再将纯利润的60%按投入本金数进行第二次分红，其余40%作为合作社的滚动发展资金，算下来合作社会员比一般农户年均增收3000左右。2011年，合作社与河南九华山茶业有限公司成功合作，注册成立了霍山九华山茶叶有限公司，在本镇俊卿社区征地12亩，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的茶叶加工厂和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公司拥有“霍山黄芽”清洁化生产线和炒青绿茶清洁化生产线，新建了6000多平米的营业大楼，集茶叶生产、销售、展示、茶文化体验、茶产业旅游观光和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体系，为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会员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6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京举办茶叶博览会，该合作社的“接云峰”牌“霍山黄芽”获得“银奖”。

二、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尽管霍山县农民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但受各种原因制约，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因起步晚、底子薄、会员文化程度低、基础条件差和受传统思想影响等因素，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成立的群众基础不牢固、会员综合素质不高、没有发展目标和远景规划、临时拼凑或急于求成、规模小、分布不均衡、会员人数少等情况。霍山县的合作社商品化率一般只有40%左右，还有不少小型合作社就是靠出售原材料，根本谈不上深加工和商品化。

二是合作社作用发挥不够、运作不规范。不少小型合作社生产技能较差，制度、章程只是个形式，业务能力也不强，对生产管理、产品销售、风险预测和市场分析都是一片空白，无法对会员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指导。喜欢按老黄历办事，我行我素，缺乏沟通，不愿意调整落后的产业结构，害怕承担市场风险。有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责任心也不强，一二年也不组织一次活动。有的合作社会员之间、会员同合作社之间、同类合作社之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政，各干各活，一盘散沙，失去了创建合作社的本来意义和作用，影响了其余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

三是合作社的软硬件较为落后。不少合作社都是农户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型合作社，会员少，底子薄，缺乏资金支持，通常只有一块牌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电脑等常用办公设备，网络也没开通，更谈不上农产品实行网上销售和提供相关市场信息。有的合作社有了盈利也是分光吃光，不用来添置一些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搞些硬件建设，没有长期规划和打算。有的合作社档案管理混乱，无专人管理，没有相关文件、会议记录和财务收支等重要档案。有的合作社收支不清也不公开，一人说了算，无人监督。

三、财政扶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议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适当调整现有的财政惠农“普惠制”政策，专门出台针对合作社的奖励和优惠政策。比如，凡是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就享受某种惠农政策，没有加入的不享受或少享受，这可以激发广大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为做大做强合作社提供广阔空间。鼓励和引导农户建立以一个或几个行政村为单位，或者一个或几个特色农产品为品牌的跨区域的大型合作社或联合社。指导成立生产较为完善、管理较为规范、销售较为顺畅、信息较为及时、市场把握较为准确和发展规划较为远大的现代化的大型合作社或联合社，并在政策、项目和资金上对大型合作社和联合社给予倾斜和重点支持。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财政资金首先要重点支持省级、市级和那些运作良好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大型或较大型合作社。对发展势头良好、管理规范、有发展潜力、有专业特色的中小型合作社也应适当给予支持，加快其成长和壮大。对规模小会员少或者只是几个家庭成员、运作不规范或长期不运作的“空壳”合作社，原则上不予支持。对新发展起来的运作良好的家庭农场也适当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农业龙头企业组建专业合作社。

三是在项目上给予支持。对基础条件好、农产品特色显著、附加值高、绿色无公害、示范带动作用强、增收效果明显的项目，应给予优先立项和支持，重点扶持合作社的基地建设、市场建设、机械设备更新换代、品牌建设、技术培训、农超对接、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和网上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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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农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土地，通过土地承包合同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对农业用地等自然资源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性质，属于用益物权，具有流转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保留(土地)承包权、转移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经营权人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着农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依法、慎重进行。

1法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我国相关法律上得到充分的肯定。《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物权法》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第五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这里的流转方式主要针对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农户家庭全体成员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作为承包人承包农民集体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农业用地。《担保法》第34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对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严格限制，不允许抵押。

2实践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分析

2.1转包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受让方依照转包合同规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转包方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受让方是承受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农户。受让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的权利，获取承包土地的收益，并向转包方支付转包费。转包无需经发包方许可，但转包合同需向发包方备案。根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双方根据当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签订转包合同，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目前转包这一种流转方式采取口头方式进行的平均达到60%以上，即使有书面协议，协议的条款不规范、不齐全、不具体的情况也很普遍。加上流转期限比较短且不稳定，大多数转包合同关系可能随时终止。这种状况极易引发纠纷，而且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又难以解决，受让方在土地上的投入和造成的损失无法收回、得不到补偿，受让方利益的保护不能充分保护，从而给农村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2.2出租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包括个人、集体、企业或其他组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农民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无需经发包方许可，但出租合同需向发包方备案。通常情况下，承租方要向出租方支付租金。如北京市有农民向笔者进行法律咨询：在耕地性质的建设设施农业大棚，建设完之后在租赁期内，出租方停止租赁或遇到拆迁占地，出租期限到期是否可以续租？续租的权利和义务？耕地性质的建设设施农业大棚是可以流转的。遇到拆迁，合同解除，应当补偿承租方。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2005年第47号令)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或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合同管理的指导。采取出租方式流转的，租赁合同期限要遵照《合同法》的规定，不得超过20年。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仍不得超过20年。北京市2010年5月出台《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意见》，规定流转期限超过5年的，应建价格调整机制，明确调整时限和幅度，分时段确定流转价格。转租期限到期后再续签《土地流转合同》，续租的权利和义务依照合同规定。

2.3互换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互换根据组织者的不同，主要有2种形式：1）由村组集体出面促成的互换。某些乡(镇)村进行土地整理，统筹规划产业带，农户通过换地，从事自己愿意的种植方式。2）农户自发组织的互换。承包方之间为各自需要或者方便耕种管理，通过自愿平等协商，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互换的流转方式可以占到流转总面积65%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改变，不是土地用途和承包义务的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后，受让方依然按照承包方承包时确定的土地的用途使用土地，履行承包义务。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双方同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具有农业经营能力。互换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采取互换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事人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或农村经营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未经登记的，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互换方式灵活，互换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沟通，可以对不等值部分进行适当实物和现金补偿。

2.4转让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近城郊区和厂矿工业区附近，原承包方在有了稳定的来自二、三产业的非农收入后，不必再依赖土地来维持生存，按程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农户，原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随之终止。这一流转方式占到实际流转总面积的不到10%。在农村税费改革及免除农业税之前，个别农户因耕地收益少，或是有其他收入来源，不愿耕作土地。为避免土地撂荒和上缴税费，经村委会协调，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了其他农户。近年来，随着惠农政策实施和土地收益增加，以此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趋势是不断减少。

2.5代耕举家外出或主要劳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又不愿意放弃土地，委托给他人代为耕种，原有的承包关系不改变，收益分配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这种方式实践中操作简便，手续简单，一些精明的农民，通过股份制、联办或独办等方式购买农机具组建农机代耕队，走村串户揽业务，把联系方式印成名片发送给缺少劳力的农户，农户预先和农机代耕队签订委托耕种合同，代耕队承担保质保量完成耕作的义务，并根据收割、犁地、播种等农活的轻重收取费用。这种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推出，受到众多外出务工或劳力不足的农户的欢迎。北京市《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意见》规定，除代耕期不足1年不需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外，所有农村土地流转都须依法签订书面合同。以前没签订合同的需补签。集体经济组织流转确权土地的，须经民主讨论决定并进行公示。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发展

土地流转涉及数亿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

3.1土地流转方式更加多样化各地不断提高的土地流转发生率，表明了经济环境条件变化对新制度安排的强烈需求，也是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要素要求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紧迫性。但是法定的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只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不能入股、抵押。这样的规定跟不上农村改革的实际发展，也限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法律应当进行适时的修改，增加流转方式。

3.1.1入股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入股应在承包方间进行，主体只限于农户，是农户之间自愿联合。1）登记注册。有条件的村民组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社，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制订有关章程和制度等。2）作价入股。承包农户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加入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社。入股后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股份合作终止时，入股土地应退回原承包农户。3）签订协议。合作社与入股农户户主签订入股协议，确定保底分红。协议一式四份，合作社、入股农户、发包方及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执一份。4）统一发包。由合作社将入股土地调整集中连片后，对外统一发包，发展高效农业。同时，合作社每年年底进行年终结算，实行二次分红。

3.1.2抵押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可以转让的用益物权，作为农户的主要财产，应当允许其依抵押方式流转。当前资金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瓶颈。扩大融资渠道，获得足够的资金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大要务。应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指导，坚持市场化运作和政策引导相结合，在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情况下，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户、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或涉农企业在不改变土地占有和农业用途的条件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进行融资。抵押当事人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评估价值或双方认可的价值签订抵押合同和贷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金融机构据此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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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者缺乏品牌营销意识

目前许多农业生产者经营的核心不是品牌而是农产品,缺乏品牌形象实力的营造,将品牌仅仅视同为商标,大多是注重品牌的识别功能和促销功能,将其打造成名牌的意识不强,不能有效地开展品牌经营。许多优质特产因无注册品牌,导致农产品土味浓,精品少,附加值不高,市场竞争优势和价格优势不强。

(二)农产品品牌营销的中介组织缺失,产业化龙头企业力量薄弱

在农产品品牌营销过程中,农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者大多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东家萝卜西家菜,生产规模小,总产量也小,没有规模效益,从而也不利于农产品品牌营销。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农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相对滞后,以农业合作社为例,目前中国农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数量太少,规模偏小,入社农户占乡村总户数的比例小,相当一批农业中介组织仅仅停留在生产或技术环节的简单合作,成员之间的联合多以松散型为主,农业中介组织与农户之间的联系不紧密,达不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目的,在发展产业经营,实施农产品品牌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这就使得目前农产品品牌营销缺乏真正的实施主体,很难对农产品品牌实现有效的投资、管理及维护。

(三)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

如何打造农产品品牌,使之成为名牌,并经受住外来农产品的冲击而长久地生存下去呢?归根到底是想办法提高农产品质量,而提高农产品品质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定和实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工艺流程和衡量标准,使生产过程标准化和系统化,符合国家和国际市场标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可以看出,农产品安全质量体系的建立健全是农产品品牌营销的基础。而在目前,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是粗放的小生产经营,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操作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农产品的品质各异,从而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缺乏必要的质量保证。

(四)农产品科技含量偏低

在农产品品牌营销过程中,从种苗的培育到产品的生产,从农产品的加工、包装到销售,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科技支持。虽然中国农业科技经过50多年的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从整体而言,农业科技进步尚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就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而言,发达国家已达到70%-85%,而中国仅有42%,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滞后,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中得到推广应用的只有30%-40%,其中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发达国家却早已达到60%-70%。这就使得中国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产品品牌营销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

(五)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趋同,竞争优势不明显

首先,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产品加工业落后,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品基本上停留在粗加工上,精深加工产品、二次增值产品少,高科技产品、名牌产品更少,没有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从而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其次,由于受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中国很多区域间农业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严重,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农产品品牌营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二、我国农产品品牌营销的优势

(一)特色资源优势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农产品的品种和品质产生巨大的差异,以资源为依托,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名优传统农产品,成为农产品品牌营销的资源依托。目前一些地区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已经初步形成了当地的名牌产品,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二)政府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特别是1999年《农业部关于创名牌农产品的若干意见》下发以来,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把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营销,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作为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从政策、组织、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的实施,为推动农产品品牌营销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促进我国农产品品牌营销的对策

(一)树立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意识

树立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意识是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的先决条件。农产品品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必须发挥先导作用,政府、企业,农民三位一体联合努力开发。一是政府要转变观念,不断学习,增强品牌意识,将农产品品牌战略当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二是针对农民品牌意识较为淡薄的问题,加强对农产的引导,帮助广大农民改变陈旧的农业观念,树立农业创品牌是增加收入的重要保障思想,逐步提高农民的品牌意识,让农民真正体会到农产品品牌效应带来的效益,积极投身到农产品的品牌创建中去。三要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引导和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农产品品牌给予积极的支持,要使企业充分认识到农业创品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而自觉地走农业创品牌之路。

(二)塑造品牌形象

美国著名品牌策略大师大卫•奥格威说:“就像人的个性一样品牌的个性既是特殊的也是永续的”,意即品牌的个性是由一致性和识别性两大基本要素构成的。因此,生产者如果既能在一个品牌的性格塑造中保持其一致性,同时又实现品牌与顾客的有效沟通和情感交流以达成独特的识别特性,就可以完成其品牌的性格塑造,为产品的差异化创造有利条件。品牌形象和个性的塑造,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品牌内在形象的塑造。品牌的内在形象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特性上。质量是品牌形象的核心,是产品的生命所在。因此,国内外生产者无不把品牌质量放在品牌营销的首位。(2)品牌外在形象的塑造。品牌的外在形象主要体现在品牌名称、品牌标志、品牌包装上。著名品牌策略大师艾•里斯说:“实际上被灌输到顾客心目中的根本不是产品,而只是产品名称,它成了潜在顾客亲近产品的挂钩。”由此可见,品牌名称是和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品牌名称给人在听觉和视觉上的感受要亲切动听。且便于记忆和突出特色。品牌标志的设计要清晰醒目、新颖美观并富有时代气息。包装是品牌形象的具体化。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品牌产品、展示品牌个性、促进产品销售。通过包装的造型、图案色彩、规格、包装材料的设计和选用,突出产品的个性,提高品牌的魅力。

(三)完善农产品质量体系,实现生产标准化,品种优化、包装特色化

实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这是稳定农产品品牌形象的重要前提。优化农产品品种、发展特色农业,这是提高农产品品牌形象的基础。一方面需要注意科技投入,广泛利用基因工程等现代科技成果创造新产品,另一方面要根据消费者对无公害产品的渴求推出“绿色产品”以顺应时代潮流,增强品牌的亲和力。另外,还要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及传统优势推出特色产品,增强品牌的市场吸引力,巩固其品牌地位,并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和包装,这是改善农产品品牌形象的重要保证。这不仅顺应了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趋势,提高产品身价、提升品牌形象,而且还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做好农产品品牌的命名与注册工作

在品牌命名中,要做到简单易读,便于记忆,最好能暗示农产品的品质和效用,给人印象深刻,能产生丰富联想,尽量少用笼统的产地品牌。至于品牌标志,更应该赋予更多内涵,独特新颖有创意。同时要入乡随俗,不能与当地文化法律法规有冲突。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的新商标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对其所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产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可以向商标局申请产品商标注册。这就是说,我国农民今后不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都可以为自己经营的农产品申请注册商标。这无疑为农产品商标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

(五)制定向名牌农产品倾斜的优惠政策

农业名牌的创立和发展关键是要有一批实力雄厚、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目前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里,有4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龙头企业集团,他们是全球最有名的农业名牌企业。因此,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行扶优扶强向农业名牌倾斜的政策,有利于大型龙头企业创立和发展农业名牌。具体优惠政策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优惠。要实行低税率、减免税和税后返还政策,放水养鱼。二是信贷扶持。可通过农业发展银行优先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实行类似政策。三是财政支持。要优先安排有关项目投资、优先列入技改计划、资本结构改革试点、优先安排债转股。四是优先批准上市融资、优先授予自营进出口权。五是加大行政、法律和舆论保护力度,坚持不懈地打击假冒伪劣行为。

(六)采取品牌延伸方式,不断拓宽品牌范围,建立和完善品牌体系,丰富品牌农业的发展内涵

随着各种生产经营主体市场意识的增强,品牌与商标已经从最初所赋予的识别功能和促销功能向信息传递功能、价值功能、形象功能的综合功能转变。而不同的消费者对品牌功能的需要往往不同。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必须围绕核心品牌,建立健全品牌体系,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通过品牌延伸方式来拓展品牌范围,向消费者提供同一品牌多种不同功用和形象的产品。虽然品牌延伸是当前知名企业常用的发展战略,但对于农业企业来说,引入品牌经营的理念,采取品牌延伸方式来推进品牌农业发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为此,应该借助于工业化中的品牌经营思想,在进行品牌设计时,将保持品牌核心价值和个性的一致性作为品牌延伸的关键。如农产品的绿色功能、消费功能和安全功能等,都是农产品品牌延伸和发展品牌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重要方面。

(七)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强化农业科技对品牌价值的增值能力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农产品品质,不仅是树立农业品牌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需要。从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形成过程看,由品种研制,到良种选育,再到产品生产和后序的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支持。而现代农业发展中,来自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支持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围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以及产品加工的发展,开创了许多新兴的科技领域,为新的产品品牌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近些年来,我国依靠优势人才资源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雄厚技术,为品牌农业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有关无公害蔬菜、农产品生产技术的科研成果日臻成熟并大面积应用。但仍需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与支持力度,努力构建一个从农业生产、加工到营销的技术创新体系,集成开发和重点示范一批农业重大关键技术,攻克一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农产品加工、保鲜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增加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推进品牌农业快速发展,促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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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如何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做出了多样的探索，但始终受到农地分散与流转不畅的约束。尽管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失败的案例却更为普遍。文章认为，崇州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农业经营体系；农业共营制；交易装置

中图分类号：F30；F0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5－0007－06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滚动支持项目“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IRT-14R17）”；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农村土地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革研究（71333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工经济、服务外包与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14BJY111）”

作者简介：罗必良（1962-），湖北监利人，管理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与制度经济。

一、我国农业经营格局面临的突出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伴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一直是我国农村变革最原本的核心问题。但就全国总体而言，农业经营体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其“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一是土地细碎化。农业部的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分散为8.4块；2008年下降到7.4亩，分散为5.7块[1]；2011年全国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77亿亩，经营农户2.29亿户，户均仅5.58亩[2]。表明农业的家庭经营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二是农户兼业化。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农业户中纯农户占62.81%，1999年下降到40.00%；2008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浙江5省的比例只有25.30%[2]。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化。农业部的数据表明，2011年在全部从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下降到38.10%，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2011年本课题组对全国931个村庄抽样调查的结果是，51岁以上劳动力占到39.80%，妇女占比则高达69.89%。表明农民开始不以农为业。四是农业副业化。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5.02%下降到2011年的26.3%。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生。五是生产非粮化。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80.34%，2010年下降到68.38%。随着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种植具有显著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问卷调查表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粮食的种植面积占比为74.32%，而转入农地农户的比重则明显减少为60.19%。表明农户农业生产的“去粮化”现象。

上述共同表达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如果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都远在现代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底线之下，与之相关的农业设施与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市场准入、维生收入、从农热情等等，都将日益变得难以为继。

二、走向规模经营：各种努力面临的约束

最近半个世纪来，我国政府一直在追求“现代农业”，但目前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小农”共同面临的难题[1]。

在我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中，人们不断在寻找和创新农业转型发展的途径和形式，比如鼓励农地经营权流转并向生产大户集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联接农户、订单农业等。核心在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组织化进程。问题是，已经在试验的路子是否可行？

（一）现行农地经营权流转集中政策走得通吗？

——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趋势，但并未形成土地集中与规模经济的运行机制。2011年，在全部流转农地中，流入农户的比例占到67.20%，而有利于规模经营的农地流转只占8.40%[2]。可见，农地流转具有小农自我复制的特点。因此，依赖于发育迟缓的农地流转市场来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既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鼓励农户间农地经营权流转集中”的现行政策实际上是在复制日本扩大农场规模的模式，即小农基础上的农地流转集中。国内和日本的实践经验都表明，纵向相比时，这一模式或多或少有点效果，但不足以改变农地经营规模过小的基本状态。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扩大农场规模政策，但50年的政策推进结果仅仅使平均农场规模从起步的1公顷扩大到近2公顷，尽管农场规模扩大了一倍，但依然不存在规模经济。

（二）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道路走得通吗？

合作社历来被视为弱小群体通过互助来弥补弱小分散等弱点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的效用主要在于资源共享或规模获取。合作社成功与否取决于效率，而具体的效率取决于合作社内部的组织管理状况和外部环境的适生程度。

——组成农业合作社的各个农户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和行为选择，即使是富有合作意识的德国农民，也依然存在着将质次产品交给合作社、质优产品自行处理的现象。因此，合作社天然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致使其组织制度成本极其高昂。

——与传统合作社的外部环境相比，今天的外部环境已经变得更为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国际农业竞争和国内产业竞争迫使农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讲求规模经济和专业化。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显然难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主要是为了应对市场问题和政治层面的团体利益问题，并不是为了对付农场层面的生产问题。但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既要应对市场问题，也要对付生产问题，而且我国小农面临的许多市场问题又恰恰主要根源于细小的农场规模。如果合作社不能解决生产领域的农场规模问题，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市场问题。因此，传统农业合作社是缺乏前途的。

作为农业合作社楷模的日本农协和我国台湾省的农协长期依赖政府给予的特殊金融、保险业务和税赋优惠政策，而非依靠农业本身。可以认为，如果将合作社被视为一种替代农户经营的经营形式，而不是作为一种协调的组织形式，可以预期的效果将是有限的。

（三）“公司（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化路径走得通吗？

人们对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组织化方式寄予厚望。这种模式对企业而言，相对稳定了产品生产规模，较好地缓解了企业面临的供货不确定性问题；对农户而言，相对稳定了市场价格，缓解了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问题。该模式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公司+农户”作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其主要的合约关系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商品合约，二是要素合约。

商品合约最典型的形式被称之为“订单农业”，其基本的方式是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并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问题是，我国订单农业的违约率高达80%[3]。根源在于，一方面，如果企业没有形成有关订单合约的专用性投资，那么一旦面对市场低迷，企业极易违背承诺，产生毁约退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当龙头企业形成专用性投资后，企业与多个农户签约的谈判成本、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监督成本，以及农产品异质性与产品质量安全所决定的高昂考核成本，极易导致农户履约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易于引发农产品合约交易的“柠檬市场”。要素合约最典型的形式是由企业实施的对农户土地经营权的租赁经营。问题就在于企业所获得的土地经营权依附于农户的承包权，其所形成的土地要素合约并不单独由企业理论中的“权威”决定，相反，一旦企业形成资产专用性，极易受到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要挟。因此，“公司+农户”无论是“订单式”还是“承租式”合作，均包含着高昂的交易费用以及治理成本。

基于上述，可以认为，面对中国农业分散化、小规模的农户经营格局，现行政策的着力点一直在于，一方面是通过农地的流转与集中，以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着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是通过农业的组织化，以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着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进展及其绩效都是相对有限的。

三、崇州的试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探索

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性努力从未停滞，成功的案例亦多种多样，但更为令人困惑的则是层出不穷的失败与教训。必须意识到，制度创新的普遍现实需求，既不是特殊背景下的典型经验，也不是具有成功偶然性的某些特例。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具有普适性、可复制性以及可持续性特征的成功范例，才可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与推广价值。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崇州的创新性试验尤为值得关注。

崇州市是隶属四川成都的县级市，是农业大县，也是粮食主产区，更是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大县。全市常住人口67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95万人，但外出劳动力高达73.40%。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农业边缘化”愈加严重。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面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

为此，崇州市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从鼓励生产大户的农地流转，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2009年鹰马龙公司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毁约退租之后，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为了化解困局，维护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稳定，2010年起，崇州“被逼着”进行新的探索，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由此形成的“职业经理人”及其试验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新的实践。

“崇州试验”的核心内容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通过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推进农业的专业化，通过发育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最终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农业共营制”模式。

（一）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

农业普遍面临的情景是，一方面留守农业的多为老人和妇女，难以保障生产所需的劳动强度与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产品销售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由于农户与服务主体对接的交易成本较高，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双方利益并能够协调双方行为的代表，于是崇州市首先诱导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这一中介群体的产生。

为了建立和规范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崇州市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的培育与管理机制。一是开展培训。采取自愿报名与乡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对符合选拔条件、有意愿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员进行职业经理人培训。依托培训中心和实训基地，以交流学习、现场指导等方式，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等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加强规范。制定标准与规制，对符合农业职业经理评定标准的全市统一颁发《资格证书》。持证经理人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村级农技推广站等竞聘上岗，并享有相关扶持政策；三是强化管理。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农业职业经理人考核机制，通过准入及退出机制约束实行动态管理；四是扶持激励。制定对农业职业经理人在产业、科技、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与激励机制，如享有水稻规模种植补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持证信用贷款与贴息扶持等。

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至2014年底，崇州市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588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823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二）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作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者，经理人的进入激励源于获取“企业家能力”回报。问题是，在崇州竞聘上岗经理人对农户的保底承诺是不低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入水平（大约在每亩500元左右）。因此，职业经理人要获得“合作剩余”，就必须实施规模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由此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势在必行。

崇州市运用农村产权确权改革成果，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社员，农户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过程，成为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者和控制者，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对产量指标、生产费用、奖赔规定等进行约定；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怎样种田”，提出具体生产计划执行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生产支出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申请，理事长和监事长共同审签列支入账，农资和农机具的放置、申领、使用和处理，实行专人负责，及时公示，接受社员和监事会监督。

按照“大春抓粮、小春抓菜”的种植计划，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主要采取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纯收入按1:2:7比例分配，即10%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农户的土地入股分红，形成了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截止2014年底，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25个，入社土地面积31.06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59.57%；入社农户9.09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9.14%。

必须强调的是，崇州构建的合作社并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合作社，而是作为一种交易装置出现的[4]。其本质特征在于：（1）形成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机制；（2）形成农户经营控制权由分散表达转换为集中表达；（3）降低农户与经理人的缔约成本；（4）监督和保障交易合约的有效实施。

（三）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

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崇州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公司主体，整合资源、市场运作，技物配套、一站服务”的发展思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了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完善了公益与经营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分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显然，多个合作社“生产权”的细分与农事活动的外包，扩展了农业生产性专业服务的规模经济空间与分工经济范围。可见，“服务超市”与“土地股份合作社”一样，也是一种交易装置，能够有效提升服务交易的效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10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粮食烘储中心11个，农机化率达到70%。

四、“农业共营制”：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线索

崇州试验的“农业共营制”，就目前的运行效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一）经营主体的“共建共营”

“农业共营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了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与重新配置，并由此形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和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系。（1）破解了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难题，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化，有效解决了“种怎样的田”的问题；（2）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了耕地不撂荒，防范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3）通过经营权中进一步的产权细分和业务外包，一方面俘获和生成了农业企业家能力，培育了职业经理人队伍，另一方面吸引了一大批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培育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多样化农业生产群体，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分工与专业化，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以及科学种田的问题。

（二）合作收益的“共营共享”

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及其能者的进入经营，大大改善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合作剩余，形成了“共营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与分享机制。（1）农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能够获得占剩余纯收入70%的分红；（2）农业职业经理人享有超产部分20%的佣金、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奖励以及城市社保；（3）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产部分10%的公积金，享受相应的专项政策扶持，由此壮大集体经济；（4）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则通过承接农业生产的外包来获得业务收入与服务规模经济。据统计，2012年，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150元（不含政府补贴），平均年收入4.5万元；合作社公积金平均每亩提取75元左右；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25元（不含政府补贴）。

特别是广大农民，能够从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务工劳动力由“短工”转变为“长工”，2012年和2013年全市新增外出农民工分别达到11.78%和12.98%。其意义在于：（1）除了外出务工、分享农业共营成果外，农户还可以获得从事家庭农场、参加农业专业服务或劳务组织等多种机会，实现多渠道的增收；（2）化解农户的兼业化问题，促进农民向职业农民与产业工人的专业化；（3）土地流转机制与农业分工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加快农业人口的流动，从而成为农村新型城镇化的积极支持力量。

（三）经营目标的“共营多赢”

从微观主体层面来说，“农业共营制”保证了参与主体相应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并参与到社会化分工，且仍然是农业经营决策的真正主体；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了合作风险，提高了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了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外包，实现了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说，“农业共营制”使耕地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以及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因此，“农业共营制”兼顾了农户、专业组织、集体与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实现了微观主体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激励相容”与“多赢”局面。

五、“农业共营制”的创新价值及其启示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第二，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并调动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保障制度目标，无论推进怎样的制度变革，无论社会实践涌现出怎样的创新与试验，均不能削弱甚至突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制度底线：一是必须始终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二是必须始终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四是必须始终严格保护耕地，强化农地用途管制。

“崇州试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切实维护了制度目标，保住了制度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和落实了集体所有权、稳定和强化了农户承包权、放开和盘活了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改善和贯彻了用途管制权，从而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复制性以及“可自我执行”的持续性。其创新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三大交易装置的形成。

（一）产权交易装置：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

如前所述，崇州的合作社并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而是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其价值在于：

第一，这一装置规避了农地流转中农户的禀赋效应与高昂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保留了产权主体与产权客体的紧密联系，从而尊重了农民的人格化财产特性，另一方面通过保留农户对职业经理人的甄别以及生产经营的最终决策权，从而满足了农户的在位控制诉求；第二，这一装置既不是出于生产合作也不是出于产品销售的目的，而主要表达为一种形成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机制；它既不涉及集体资产及其权益的分享也不谋求与社区经济组织的重叠，而仅仅是一种使相邻农户的土地形成一定的连片规模。关键在于，农户土地经营权的集中与规模化，主要是吸引农业职业经理人的竞争性进入，合作社由此成为农户经营权细分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交易机制，并进一步达成“企业家能力”与其经营服务规模的匹配。

（二）企业家能力交易装置：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

农户经营权的细分，形成了以提供“管理知识”为中间性产品（服务）的企业家主体，即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群体的产生与“代营”（农业的经营外包），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拓展了农户的经营决策能力。

第一，这一装置通过农业职业经理人竞争性市场的发育，有效降低了合作社寻找和甄别有经营能力主体的搜寻成本；第二，这一装置所形成的集体谈判机制，能够大大降低经理人进入的谈判与缔约成本；第三，土地规模所激励的职业经理人竞争性进入，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及合作社对经理人的监督与考核成本；第四，该装置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合作社、经理人之间关于合作剩余享益分配的谈判成本，并促进各参与主体的激励相容。

（三）服务交易装置：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

农户生产权的细分，形成了以提供“专业生产”为中间性产品（服务）的生产性主体，即农业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农业生产专业化组织的产生与“代耕”（生产活动外包），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拓展了农户的生产操作能力。

第一，通过“服务超市”交易装置，集合农业合作社及其经理人的服务需求与专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够有效降低服务交易双方的搜寻成本；第二，交易装置所形成的多个供需主体的聚合，能够有效改善服务价格的生成效率，降低谈判成本；第三，稳定交易预期。一方面通过需求的集合，不仅化解了专业服务组织因“专用性投资”而被“要挟”的风险，并且能够提升扩大服务交易范围的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通过供给的聚合，农户与合作社能够通过服务超市所形成的声誉机制获得优质服务，并分享服务主体的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所决定的低成本服务；第四，改善迂回投资。由于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获得机械装备等方面的融资与专项补贴，化解了农户分散经营面临的投资约束，由此改善了农业的迂回经济效果。

因此，崇州所探索的三大交易装置，通过土地流转交易转换为农户土地经营权细分交易、企业家能力交易以及农业生产交易的匹配，大大拓展了农户获取“服务规模经济性”与分工经济性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地怎么种”的现实难题。

更重要的是，三大交易装置所支撑的“农业共营制”还具有经营空间不断扩展与提升的可能性。第一，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能够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抵押与担保获得信贷资本，有效获得各类政策性的财政与金融支持，提升共营制组织的投资能力；第二，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其企业家能力能够改善农业专业化、标准化与品牌化经营水平，提升农业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第三，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迂回投资，提升农业的物资装备水平与科技应用能力，既有利于改善迂回经济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又有利于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

必须进一步强调，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有多种方式，土地规模经营只是其中的选择路径之一。从理论上来讲，农业的规模经营可以通过不同的要素采用不同的匹配方式来实现，而企图单纯地通过农地的流转来解决规模问题或许是一个约束相对较多并且是缓慢的过程[5]。崇州显然向我们展示了农业分工、“外包服务”及其服务规模经济的新路径。

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现代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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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J].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3] 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J].经济研究，2003，（4）.

[4] 罗必良.资源特性、产权安排与交易装置[J].学术界，2014，（1）.

篇9

关键词：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经营模式

成是台湾优良品种。如：芒果、木瓜、莲雾、青枣、蕃石榴、蕃荔枝、火龙果、杨桃等。

台商投资海南水果种植业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88-1993年，初期引入阶段。1988年，第一家台资农业企业“海南三合利农业开发公司”落户三亚，揭开了台商投资海南农业的序幕。台商瞄准了海南的热带气候以及土地后备资源较为充裕的特点，开始投资于海南农业，引进台湾果菜品种。但由于当时房地产业的兴盛，农业并非主要的投资项目。

(2)1993-1998年，快速发展阶段。伴随海南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大批原来从事商业和房地产业的台商纷纷转向农业领域，海南的台资水果种植业也在此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经营种苗成为一大特色，使一大批台湾优良果树品种得以引进海南。此时期也是海南台商承租农地面积最多的时期，台资农业发展势头强劲。截至1998年底，台资注册农业企业218家（不包括以工业或旅游注册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一些尚未注册的农业种养投资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75亿美元。

(3)1998至今，稳定发展阶段。1999年3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商务部、农业部联合批准在海南设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这是大陆第一个以全省为范围的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自此，琼台农业合作更加密切，台商投资水果种植业迎来了新一轮。此时期，由于海南农地稀缺性增强、地价升高，台商引种投资规模逐步缩小；同时经营管理方式也逐步改变，由以往的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事高科技、高投入、高产出的“精致农业”。

投资海南水果种植业的台商可谓遍布全省，其中，南部的三亚、陵水，西部的儋州、昌江、东方，东部的琼海、万宁，北部的海口等地为主要区域。据统计，目前海南共有444家台资农业企业，包括农、林、牧、渔及其加工业。其中，水果种植业占70%以上，水产养殖业占l590，其余的为加工业、休闲农业等。近两年，海南省每年增加10多家台资农业企业，仍以种养业为主，涉及种植、水产、农资服务等各领域，或从事多种经营，改变初期大规模单一经营的模式，降低投资风险。

二、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

调研中发现，在海南从事水果种植业的台商多为独资经营，在当地租赁土地、雇佣工人；采用垂直的分级管理模式，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和组织管理；产品多以委托销售的方式供应大陆市场。具体而言，其生产经营模式及特点可归纳如下三点。

l、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以租地自营为主，合作经营不发达

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为：台商租赁当地农民的土地，独资经营，甚少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经营，台商之间亦是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或为防止技术外泄，或为保证产品品质，或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等等。由于与当地农民经营理念不同、互信程度不够等因素，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各种产业化经营模式也很少。农地取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购买农地，获得70年产权，这种方式在早期到海南投资的农业台商中较为常见；二是租赁农地，获得30年使用权，这种方式目前较为普遍。随着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农地保护政策也越来越严格，农地价格不断提高，农地交易多以租赁为主。

租金支付方式有三种：一是租金每年支付一次；二是全部租金一次性付清；三是租金每隔几年支付一次，每次上调一定比例。当地农民越来越多地采用后一种方式，以此来分享土地涨价的收益。

2、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多实行垂直管理，组织体系较完备

台资水果种植企业依规模大小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规模较小的水果台商多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经营，家庭成员既是管理人员又是主要劳力；规模较大的水果台商则较多采用垂直管理模式，高层管理人员一中层管理人员一雇佣工人．前者指导后者，后者对前者负责。以海南省昌江县一家投产面积7000亩左右的芒果种植企业为例，公司共有3个生产基地，由执行经理（1人）统管，直接对总经理负责；基地按照面积大小，再划分成几个区（3个基地共有ll个区），每个区都由1个主任（班长）负责，主任也是技术骨干；每个主任配有1名副手（小班长）；再由区主任和副手指导工人（每个主任负责指导lO-20名工人）。

企业平时一般只有2-3名固定管理人员，长期雇工5-10人，主要是以农忙季节雇佣临时工为主，根据规模大小，雇佣几十到几百人不等。临时工主要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技术含量较低；虽然雇佣的人员在不同年份可能有部分变动(最多50%)，但由于技术简单、培训容易，人员流动对企业基本没有影响。雇工工资逐年上升，上世纪90年代初，约为300元／月；90年代末，约为450元／月；现在约为900-1200元／月。

3、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产品销售以委托代销为主，销售渠道较单一

台资水果种植企业多采取委托经销商代销产品的方式，其中，海口的中山南北水果市场、广州的江南水果市场等都是主要的一级市场。企业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双方既不签合同，亦非订单采购，依靠的是双方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互信，是一种稳定性较差的长期合作博弈。产品的分级、包装和运输一般由生产者承担，经销商只负责在一级批发市场上的销售。

自己销售的渠道主要是部分台商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的批发市场设立直销档口，或者直接向批发市场经销商销售，经销商通过重新包装后再做批发或零售。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方式销售的比例较低，大部分台资企业目前还是采用委托销售的方式，通过海口或广州批发市场中相对较为固定的经销商代销为主。

三、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经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台资水果种植企业对海南水果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一是促进了海南水果品种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品质；二是引进台湾先进的果树栽培和管理经验，推动现代化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三是传播新的经营理念，引导海南水果产业的升级转向，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但是，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的这种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问题。l、台商之间缺乏技术交流多数台商文化素质较高，具有吃苦耐劳、奋斗钻研的精神，在引进台湾技术的基础上，针对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进行品种改良，实施技术改进，逐步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种植相同种类水果的台商之间很少互相交流技术。台商同行间的聚会虽然很多，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调研中，一位台商曾不无感慨地说：“在海南的台湾人跟台湾的台湾人不一样”。这位台商解释说，在台湾，农民都很纯朴，除了政府通过农会系统免费推广新品种外，农民也经常互相交流种养管理技术；而在海南，台商之间的聚会往往止于表面，真正技术层面的交流很少。

2、台商的技术扩散效应减弱

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的技术扩散方式有两种：一是主动扩散。早期到海南从事水果种植业的台商多数都同时经营种苗销售业务，因为当时种苗市场刚刚起步，需求量大、利润高、风险小，几乎所有的台资农业企业都有育苗基地。台商在销售种苗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栽培管理技术传授给农民。二是被动扩散。台商到海南投资之初，通常会在大陆雇工中培训一些技术人员，从事果园的栽培管理；而他们一旦掌握了较全面地技术，往往会被当地企业挖角，或自立门户、自己经营，无形中就将台湾的栽培和管理技术传播出去。随着种苗市场的饱合，主动扩散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少；而台商为保持技术和产品的独特性，拓展市场份额，稳定市场地位，也尽量避免被动扩散情形的发生。因此，随着台商技术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其技术扩散效应也逐渐减弱。

3、台商销售渠道不畅

台商普遍认为，大陆缺少市场信息的公开披露，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平台和传递网络，台商难以获得充分的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导致产销不能有效衔接，易产生经销商垄断市场、联合压价等市场失灵行为，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生产者利益。

4、台商融资模式单

调研中发现，在海南从事水果种植的台商，其投入基本都来自自有资金，融资模式单一，信贷融资较少。一是在大陆，土地等农业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在此方面，台商面临跟大陆农民相同的困境。二是台商不熟悉大陆的农业信贷政策和手续，鉴于大陆农业贷款难的整体环境，台商在申请农业贷款方面存在畏难情绪，不愿自找麻烦。另外，为规避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的限制，台商往往通过香港的银行转投资，不但手续繁杂，而且增加了投资成本。

四、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未来模式选择取向与政策建议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的经营模式已基本固定，如上文所分析的，其中固有的一些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今后，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持海南热带水果业的竞争优势，改变经营模式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应鼓励台商之间、台商与当地农民之间组成专业合作组织，共同迎接市场挑战；同时，政府应在销售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

（一）海南台资水果种植企业生产经营模式未来选择取向

l、台商之间组成行业性产销合作组织

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台商单打独斗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对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要。单个企业销售渠道单

一、议价能力差，使其除生产威本外，在流通和销售环节徒增了许多交易成本，使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手段就是联合起来向销售环节延伸，提高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比较可行的一种思路是：种植同种水果的台商联合起来，成立产销合作组织，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在台商内部率先组织产销联合体”也是多数台商的呼声。

通过产销合作组织，可以扩大营销规模，增强生产者的议价能力，降低运输、销售、采购等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参与产销合作组织的台商在生产环节独立进行的基础上，可以共同研究水果种植和管理技术、开拓销售市场、创造产品品牌，形成合力占领市场。这不但可以加强台商之间的交流，还可以提升产品的整体品质，借助良好的品牌效应，获取持久的经营利润。

2、台商与当地农民成立区域性专业合作组织

目前，台商与当地农民之间主要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可以鼓励在同一区域从事同种水果种植的台商和当地农民共同组成合作社，借鉴台湾农业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将小规模的个体农户集合起来，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的矛盾，以大宗农产品进入市场，更易形成合理价格。在合作社内部，制定完善的组织章程，规范农户生产行为，由台商带领当地农民进行品种改良和技术改进，共同提高产品品质。

（二）政策建议

l、建立健全农产品销售体系

以引进台资、政府扶持的方式，建设集批发、仓储、物流、冷藏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网站、电视等宣传手段，使其成为农产品信息披露和交易平台，促进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一是要建立规范的市场管理体系，严防经销商一手压低收购价、一手抬高销售价造成的市场价格信号失真，加强对经销商的资格审查、管理和考核；二是要完善市场信息公开体系，由政府构建信息交互平台，建立农产品销售网站，及时搜集和传递市场供求及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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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社；资金互助；普惠金融；南马庄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总的来说，农民贫困现象的大量存在和正规金融机构的冷遇，是农民合作社产生的主要背景。农户因为缺乏抵押品、交易成本大、融资规模小、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被正规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使得他们缺乏基本资金或技术改造资金而丧失了很多生产发展机会，从而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就现实情况来看，成立由农民自己组织、自愿入社的合作社来自生解决资金问题为此提出了新的出路。

普惠金融也称为“包容性金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将保护弱小群体的金融利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而合作社正是普惠金融的一个践行者，作为一个经济合作信用组织，它不仅帮助弱小群体获得资金，更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兰考县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前身）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农民专业经济合作信用组织。2007年5月26日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更名为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2007年7月1日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为适应市场需求成立了兰考县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并于2008年4月在当地工商局注册。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社已然开拓出一套集大米加工厂、资金互助部、植保部、销售部、生态水产养殖部多项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生产管理模式。截止至2014年底，合作社存款余额达到549万元，贷款余额为390万元。年底有效贷款客户有130户，有效贷款笔数为150万元，累计贷款金额达680万元，回收率高达100%，带动了十几个行政村420多户农户的发展。 那么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机制如何，取得的成效如何是值得研究的。

二、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运行机制分析

（一）兰考县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位于兰考县西部，距兰考县城八公里，南马庄村有八个村民小组，共有350户，1486口人，现有耕地2860亩，生产水利条件优越，兰杞干渠从村东流过，农田内支、斗毛渠纵横，形成了合理的自流灌溉区域。2004年，南马庄村民在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及何慧丽老师的指导下，成立了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下设资金互助部、植保部以及大米加工合作社。合作社除了统一组织耕、种、收，组织社员进行新项目、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和开发之外，合作社还统一组织进行成员内部的资金、技术、信息等相关的交流、互助、培训、咨询。经过十几年发展，合作社协同购买、协同加工、分红返利等诸多模式的优势渐渐明显，截止目前，合作社成员达到420户。

合作社于2008年4月在兰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截止至2014年末，合作社净利润为120万元，有效发放贷款笔数达150笔，有效贷款客户为130户，其中，农户贷款客户数占100%，有效服务帮助了南马庄农民的生产发展。

（二）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分析

农民作为国民经济创造者中重要的一员，其资金需求具有交易成本高、融资规模小、信息不对称、抵押物品少的特点。正规的银行机构往往不愿贷款给他们，为了生存发展，农户只能内生解决资金需求问题，资金互助社在这种情况下便应运而生。

2004年12月26日，兰考县南马庄农民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下设资金互助社，共有社员39人，总股金3.75万元。互助社规定，社员需缴纳200元入社费，流动股资金不得大于互助社资本金的20%，单户社员借款不得超过总资金的10%，前10户借款资金不得超过合作社总资金的50%。初期，互助社的发展并不理想，社员不仅无人存款，贷款也是少之又少。2009年，互助社被迫清理。随后大米加工厂建立并发展，一度承担了资金互助社的功能。直至2014年7月26日，由19名发起人出资50多万元作为发起额，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部作为生态专业合作社的下属机构才重新成立。

截止至2015年底，资金互助部共409户农民入股，每个农民的入股金额起点为300元，股金总额达73万元，新吸纳存款709.6万元。截止至2014年底，资金互助部贷款总余额达390万元，存款总余额达549万元，贷款回收率达到100%。作为“准农民银行”，资金互助部对外设置了两个业务窗口，一个借款窗口，一个存款和现金支取、结算窗口。从促进农户生产和发展方面来说，资金互助部发挥了莫大的作用。

1、法人化的内部治理架构

为保证资金互助部的合理运行，互助部采取了法人化的管理机制。社员入社需填写入社申请书并缴纳入社金，缴纳起点为300元，小企业社员入股金额起点为3万元，单个农民社员或单个农村小企业社员入股金额不得超过互助部股金总额的10%；社员缴纳股金必须以货币出资，不得以实物、贷款或其他方式入股。申请得到批准同意后，互助部向入股社员发放记名股金证，作为社员的入股凭证。

互助部内有社员大会，大会下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下又设有常务理事会（见图1），其中，理事会有9人，监事会有3人，常务理事会有3人，资金互助部内由顾问、经理、会计和柜员来运行日常事务。

图1互助部的法人治理结构

为保证资金互助部的有序运行，合作社制定了《兰考县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部章程》。章程规定，社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经三分之一社员提议，或理事会、监事会提议，可在20日内召开临时社员大会。理事会应当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社员。召开社员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社员出席。不能出席会议的社员可授权其他社员代表其行使表决权。授权采取书面形式，并明确授权内容。社员大会选举或者做出决议，应当由本部社员表决权总数过半数通过；做出修改章程、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决议应当由本部社员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部社员参加社员大会，享有一票基本表决权，入股前九名的农民社员、前一名的农村小企业社员在基本表决权之外，共同享有本部基本表决权总数20%的附加表决权，并按照农民社员和农村小企业社员的入股金额或比例进行分配。这一系列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体系化、法人化的股权架构无疑给资金互助部的运行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证。

2、贷款条件设低，贷款流程简化，加快资金的可获得性

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资金互助部作为“农民的银行”，其贷款条件相对门槛较低，互助部规定：贷款额度在1万元以下，若是与本社无不良交易记录，可以进行信用担保，5万元以下均可进行社员担保（见下表）。借款条件的设低，使得更多农户获得资金。

资金互助部为了加快农户贷款资金的可获得性与便捷性，简化了资金贷款流程。农户根据自己的贷款额度填写借款申请书，合作社根据申请据实核查，核查通过上交常务理事会组成的审核小组审核，审核通过签订借款合同，需要担保的则需同时签订担保合同，最后由互助部发放资金。

3、业务设置多样化，业务办理简单方便

资金互助部是针对合作社内部资金不足而设立，互助部除吸纳股金、发放贷款以外，还针对社员办理存款、资金支取、结算等业务。互助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8.4%，活期存款利率为1.8%，资金随用随取，方便快捷。农户无需再去几公里以外的正规金融机构存款、结算。针对贷款业务的办理，互助部也是简单、方便、门槛较低，大大增加了贷款的可获得性和普惠性。

4、二次分红，利益共享

资金互助部产生采用二次分红模式，但这种二次分红却又不失其独特性。资金互助部的定期存款利率高出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一倍，算是合作社的第一次分红；而第二次分红则是社员可以免费享用合作社公共积累所建设的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等所有福利和生活用品的免费供应（盈余利润的50%用来建设敬老院、托儿所等公益事业）。资金互助部的盈余利润20%用于风险准备金，50%用于公益建设，30%用于发起股股份分红、相关人员工资及各项费用支出。互助部的具体分红模式及办法见下表：

5、多方位的风险防控机制

严格根据银监会规定，资金互助部以审慎经营为原则，从贷前、贷中、贷后三个流程面严格控制自己的风险。资金互助部只针对社员的种植、养殖借款，借款5万元以下由常务理事会决定，按季结息；5万元以上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按月结息。农户申请贷款以后，由合作社从借款人的诚信度、资金使用项目的风险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审查，需要担保的，需找一至两位合作社成员做其借款担保人。调查通过，由3个常务理事组成的审贷会专门讨论审核，审核通过，互助部发放贷款。贷款额落实以后，互助部会在3个月内派人进行跟踪调查。此外，理事会及柜员对其所放出的款项由连带责任，对到期不能还款的扣发经手人奖金，但互助部也根据实际情况允许农户延期还款。同时，担保人也负有连带责任，对延期到期后仍不能还款的，由合作社出面进行法律诉讼。

（1）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互助部在风险防控方面严格按照银监会规定的相关审慎原则进行管理。根据互助部章程规定：资金充足率不低于8%；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单一农村小企业社员及其相关联小企业社员、单一农民社员及其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社员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20%；资金盈余的20%用来作为风险准备金等等。

（2）特殊的信用环境。农村的信用环境与城市大有不同，每个人几乎都是相熟相知的。资金互助部的资金是千家万户的农民所筹集，每个社员也是深谙这一点的。

（3）信息化的操作流程，降低风险发生率。资金互助部有自己独立的网点办理自己的业务。网点内有两台电脑专门办理日常业务，不管是每个社员的相关信息，还是互助部各类业务的相关信息都是记录在系统里的。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信息操作流程使得互助部发生风险的系统性概率大大降低。

三、普惠视角下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机制的绩效评价

（一）合作社机构本身财务可持续的绩效评价

1、资金互助部贷款规模日益扩大

资金互助部自2014年7月成立以来，逐步取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资金互助部的存贷款规模日益增加、服务覆盖范围日益扩大，社员人数与日俱增，互助部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被村民亲切地成为“农民身边的银行”。资金互助部采取“股一借十”的方式发放贷款（投放金），所谓 “股一借十”，就是成员借款前要先存入借款额十分之一的现金。

2014年8月（互助部建立之初），资金互助部贷款（投放金）为763万元，而截止到2015年底，互助部贷款已高达5032万元，互助部贷款总量增长了56倍之多。截止到2015年底，互助部的贷款有效笔数为150笔，有效贷款客户数达130户，其中，农户贷款客户数达100%。

业务开展以来投放资金对象主要分为农户小额种植业投放金、农户小额养殖业投放金、个人社员种植业投放金、个人社员养殖业投放金及个人社员其他投放金五大类。就贷款金额（见下表）来看，互助部投放金累计总额为503万元，其中金额最大的当属农户小额种植业，投放累计金额达264万元，最小的个人社员累计金额为10万元。就五者贷款占比大小（见下图）来看，投放金占比最大的是农户小额种植业，其余依次是农户小额养殖业、个人社员种植业、个人社员养殖业、个人社员其他。

2、资金互助部存款余额日益俱增

资金互助部内部窗口办理专门针对社员的存款业务，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8.4%，活期存款利率1.8%。互助部的定期存款利率较高，活期存款利率也是参照银行同期利率所定，加上其优越的地理优势以及农户的信任，互助部在仅仅一年之内，存款金额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成立至2015年底，互助部的活期存款金额由13.9987万元增长到92.67万元，一年期的定期存款总额由45.53万元增长到334.5万元，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总额也由1万元增长到12.4万元。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互助部的存存货业务使用次数达到354次，存定业务使用次数为233次。

（二）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效果的绩效评价

1、方便快捷的大小额支取服务

互助部有专门的窗口办理社员的支取服务，从支取服务上来看，互助部业务办理具有办理手续少、时间快、距离近、大额取现无需预约的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手续相对繁杂，大额取现更需要预约，另外，南马庄与正规机构距离较远，使得资金互助部的支取业务异常受广大农户的信任和欢迎。对于临时支取资金较多的农户，互助社可谓方便快捷。支取业务的优势使得办理支取业务的农户越来越多，支取业务量也与日俱增。截止到2015年底，资金互助部的支取业务使用人次为449次。

2、不断拓展的业务覆盖范围

合作社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附近的农户，它的出现帮助农户降低了生产成本，获得了生产及技术服务，解决了资金及销售难题。历经十余年发展，合作社顺应潮流、顺应时势、顺应当地实际发生了日新月异的转变。与此同时，这种转变也渐渐赢得了农户的支持与信任，很多邻村的农户也慕名而来入社。截止至2015年底，合作社服务的客户辐射覆盖12个行政村，服务农户达420户。

另一方面，资金互助部位于兰考县南马庄村内，而去离村内最近的正规金融机构网点也需要8公里。资金互助部靠这种地理优势极大的方便了村民，发展了自己。互助部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方便快捷的服务帮助村民办理各项资金业务，服务范围大，业务范围广。

四、强化合作社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兰考县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以帮助农民发展为宗旨，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合作社的存在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解决了农户资金需求难题、提高了农户收入，还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解决了销售问题和技术问题。总体来看，专业合作社在普惠方面的表现是显著的。但是就发展来讲，合作社还需有一些改进：

（一）培养或引进专业人才

人才是一个机构发展的基石，缺乏人才的机构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兰考县南马庄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帮助农户生产种植、办理各种金融业务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无可否认的是，合作社依然缺乏专业人才。几年的发展虽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一些人才，但那远远不够。作为一种合作金融经济组织，合作社需要的不仅是管理人才，更多的也需要金融方面的人才。合作社可就内部人员加强金融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为相关人员的继续学习和深造提供机会和支持。

（二）加强对社员的素质培训

合作社的“六统一”模式、“二合一”分红以及资金互助部的便利让社员切切实实享受到了优惠，但合作社在这方面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很明显，合作社对社员的帮助都是外在的，是实实在在的，但很多情况下，大部分社员的内在相关知识很贫乏，很不足。他们养殖技术不够专业，生产能力不够强大，种植知识比较缺乏，金融意识比较淡薄，这个时候，合作社就可以充当这种中介功能，运用合作社的一些资金研发新技术、加强产品创新、组织社员学习、普及基本种植或金融知识，让社员切实享受到合作共赢的优惠。此外，合作社若想变强变大，必须加强对其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并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

（三）鼓励资金互助部多元化服务模式的探索

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员提供了便捷的服务。资金互助这种“准银行”的操作模式，其业务种类主要为简单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尤其是贷款业务主要以社员入股资金为担保金贷款。伴随着农户生产的需要，更多元化的担保模式、贷款产品、信托方式将会为资金互助部的发展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平顶山市社科联调研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5043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