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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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全球化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

关键词:经济 全球化 利弊 分析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还是单一正作用,以及利弊孰大孰小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二重性是利弊互见,正效应与负效应共存。笔者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决不低估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国际贸易使交换双方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政策都不能脱离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少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资本和外汇。适度接受外国资本,可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科技落后状态,购买外国技术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参加经济全球化可以增加财富、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学习外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正因为以上这些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实践证明,适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闭关锁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闭关锁国必然带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二、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经济全球化又必然具有消极作用。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组织经常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史、掠夺史,是当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的强大优势,依然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垂直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市场,抑制了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1988年为1.2万亿美元,2000年初为2.5万亿美元)支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常引发经济与社会动乱;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汇率、利率的变动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使它们的经济经常出现不利波动,难以同时取得内部与外部的均衡;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作为上述各种原因的综合反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南北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世界银行于2000年4月13日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数》承认:“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因素已使最贫穷国家受到损害,使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差距的扩大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一个不能打破贫国周期且愈来愈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与此同时,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以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利大还是弊大的讨论不可以抽象进行,需要根据一定条件,做出具体分析。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对什么类型国家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其二,在什么条件下利可以大于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因为“贫国无法和富国竞争”。当然,它们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起工厂外迁,从而加剧了国内失业。在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失业工人是积极参加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是互利的,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相近。同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也是互利的,也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来说,发展中国家所得的利并不必然大于弊。所谓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或者利无条件地大于弊的说法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一切场合下弊必定大于利。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为寻善于趋利避害,可以使利大于弊,否则弊必然大于利。至此,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利的标准从原则上来说应当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民族经济的自主独立(不被外国操纵或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置经济自主独立于不顾,那么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的发展,非常不利于该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反,一国如果仅着眼于经济自主独立,闭关锁国,或者保护过度,不能积极地利用商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去促进自身的发展,那么,这种经济自主与独立终会因国力孱弱,不能长久保持。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永久处于依附地位,而我们所采取的利大于弊是上述二者的兼得,同时又付出一些次要代价。

四、如何发挥经济全球化的下面效应。

如何使利大于弊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经验教训,以下各点是至关重要的。

1.务必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要积极参加国际贸易,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资,积极学习和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展有益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南南经济合作。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一国“从弱小转变到强大”,重要的是“长期生存保障”。[13]自保和当前的生存是竞争、发展和全胜的前提。具体说,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可以过大,发展经济务求以内需为主;外资比重适度,外资不可控制一国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借外债要适度,不被外债锁链套住,外债要保持在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之内;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贸然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以防国际游资冲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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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净化空气；瓷壁炉；原理；技术创新

1 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日用陶瓷要求也越来越高。仅靠改变花式品种，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笔者公司在市场调研基础上，引进清华大学新型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开发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新产品。产品的创新是以钛有机醇为原料，研制出净化功能的多孔陶瓷，并与电器、陈设瓷壁炉框体、仿真燃烧瓷饰件等组装而成。产品具有净化空气、取暖、凉风和陈设欣赏等用途，可广泛应用于家庭、宾馆、办公室、餐厅等。

2 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产品的技术、质量指标

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产品可达到如下指标。

（1） 电气安全、热风输送、陈设艺术方面的技术性能指标执行GB4706・1（IEC335-1）、GB4706・28（IEC335-2-30）和企业产品标准。

（2） 净化空气方面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臭气有害物质（代表物：HCHO、C7H8、SO2、NO2）去除率≥90%；灭菌率≥90%；风量≥6m3/min；电耗≤50W。

（3） 关键部件TiO2光催化远红外多孔陶瓷表面薄层TiO2粒度平均直径≤50nm；远红外辐射率≥90%；呈锐钛矿晶型；吸收波长为300～500nm。

3 产品的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内容

钛有机醇类与其他有机醇类、无机盐等经特定工艺反应，并将掺杂改性剂和银等金属离子复合，混合溶胶后生成掺杂改性纳米TiO2光催化复合功能陶瓷液（稳定液）。多孔陶瓷载体经特定工艺先后浸渍高效红外粉浆、TiO2复合功能陶瓷液，热处理后制成TiO2光催化远红外净化功能多孔陶瓷部件，功能多孔陶瓷表面中TiO2以平均直径≤50nm颗粒均布。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正面出风口装有上述功能多孔陶瓷部件和除尘网；内有等离子体部件、紫光灯和电风机。通电时，紫光灯照射多孔陶瓷部件，电风机使室内空气强制对流。在紫光照射和红外粉作用下，多孔陶瓷表面纳米TiO2薄层由于具有量子效应、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和掺杂改性效应、光催化活性高等特征，激发产生大量电子、空穴。其中，价带空穴可以将能级比其高的物质氧化，导带电子可以将能级比其低的物质还原。在高效的氧化、还原作用下，产生负氧离子和OH活性自由基，并分解了流过功能多孔陶瓷的有机物分子和生物分子，起到了净化空气、除臭、抗污垢、杀菌等功能。等离子体通过施加高压产生等离子，而离子化对流空气中的烟尘、霉菌等带正离子后，在负极被捕获，实现净化。壁炉中还装有背景灯泡、光折射镜片、仿真木桩煤碳瓷饰件和电热元件。通电时，电光折射、炉腔中瓷木桩煤碳饰件仿真燃烧、火焰跳动，图象逼真，起到艺术欣赏的功能。在冬天，电热元件加热对流空气以热风送出，有取暖功能。

3.1 TiO2功能陶瓷液制备

本产品的关键技术是高效掺杂改性纳米TiO2光催化复合功能陶瓷液的制备技术（即配方与工艺的确定）和多孔陶瓷浸渍红外粉浆、功能陶瓷液，以及热处理形成TiO2薄层的工艺技术，包括：载体与红外粉浆、功能液的优化配比、复合化和热处理技术。其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3.2 净化空气多孔陶瓷制作

净化空气多孔陶瓷的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

3.3 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整机装配

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整机装配的工艺流程如图3所示。

4 产品的技术创新及难点问题

本产品的技术创新点为：一是产品结构的创新。将浸渍高效净化材料的功能多孔陶瓷部件与电器件、工艺陈设瓷壁炉框体与饰件组装制成具有艺术欣赏、暖凉风、净化空气多功能的家用电器；二是净化空气技术创新。采用吸附、远红外活化、光催化、等离子体等功能特性集于一体的高效净化技术。其中，功能多孔陶瓷载体制作中加进了远红外材料，大大增强了降解物的反应活性，提高光催化效果；三是高稳定性的功能陶瓷液制备工艺创新。使用钛有机醇类、无机盐和其他有机醇类，以特定工艺反应，并将掺杂改性剂、银等金属离子复合，制备纳米TiO2光催化功能陶瓷液。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高了功能材料的光催化效率与灭菌效力。

本产品创新的难点为：一是在掺杂改性纳米TiO2功能陶瓷液制备工艺中，有机醇类、无机盐及其它溶剂、分散剂的选择；配比、浓度、pH值、温度等的调整；最佳条件下的稳定化技术；稳定化功能液可长期存放不发生絮凝、沉淀和变性。二是净化功能多孔陶瓷制作中，远红外粉、功能陶瓷液与多孔陶瓷载体优化配比及复合技术。三是净化空气陈设瓷壁炉中净化功能多孔陶瓷的光照度、空气流通截面与风速；施加等离子体的高压发生器等的优化设计。本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比较详情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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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设计作品；科学管理

毕业设计作品是学生大学学习成果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检验了学生的专业学习水平，另一方面考查了学生踏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成熟度。每到毕业季，艺术设计相关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集聚一堂，犹如创意街市，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一件件创意无限的设计作品流露出设计者创作的激情，让人震撼，引人关注。但毕业设计展过后，这些作品的去向及现实意义值得思考。

一、毕业设计作品的多样性

高职院校艺术院系一般设立建筑设计、纺织服装、包装印刷、艺术设计、广播影视五大类专业，涵盖了传统装饰艺术和现代设计艺术，专业方向多达50余个。从毕业设计作品的呈现方式看，其可分为静态作品和动态作品。静态作品包括绘画作品、平面设计作品、摄影作品、雕塑作品、建筑模型、产品及其包装等；动态作品包括视频动画作品、多媒体广告作品、服装现场展示作品、影视剪辑作品等。从毕业设计作品的制作手法看，可分为传统手工制作类和现代技术设计类。传统手工制作类包括雕塑彩绘作品、绘画书法作品、首饰雕刻作品、纺织服装作品等；现代技术设计类包括数字媒体作品、雕版印刷作品、模具制造作品、三维打印作品等。由此可见，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的毕业设计作品呈现多样化特点，对作品进行管理的难度较大，运用科学的管理途径尤为重要。

二、毕业设计作品的管理现状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的毕业设计作品种类繁多，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作品的管理效果远远跟不上每年作品的更替速度。管理人员、管理场地、管理方法、管理水平的缺乏成为一些高职院校艺术设计院系的通病。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毕业设计作品的保存和管理，多数院校采用了电子存储的方式，简洁便利，开源节流。但从作品综合价值考虑，则忽视了作品的制作手段、工艺流程所带给人的直观感受，尤其是新材料、传统手工类设计作品，单纯用电子照片或电子效果图形式储存体现不了作品的触感和立体美感。单一的电子存储管理形式缩短了作品的精神寿命，作品的自身内涵和再利用价值得不到更好的演绎。

三、毕业设计作品的科学化管理途径

毕业设计作品的保存和管理并不是单纯对作品进行搜集并存放在档案室或直接置放在无人问津的某个角落，而应进行科学管理与规划，赋予作品二次生命，发挥作品的能量和余热，使其有益于后生。

1.以整理代管理，赐予作品新内涵

毕业设计作品是反映教学水平和教学成果的重要依据。从教学管理和教学建设角度出发，教学管理部门或教学团队应对学生毕业设计作品进行搜集整理并汇编成册，长此以往，一本本作品集就直观反映出每年的教学重心和教学设计。将众多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可直接判断作品的竞争力，有些作品如昙花一现，很快不再耀眼，有些作品如常青树经久不衰。将作品整理成册是一种归纳、管理、分析、总结的过程，从不同角度给予作品新的定位，赐予了作品新的内涵。

2.以宣传促管理，维系作品新鲜度

毕业作品展是多数院校学生进行毕业设计作品交流、展示学习成果的平台，有条件的学校会将这种展览搬到校外美术馆、展览馆等重要公共场合，以达到宣传自我、扩大影响的目的，但多数学校只能将毕业作品展放在校内展览馆或临时展厅进行展览、交流，这远远达不到体现作品价值、展现作品魅力的目标。每一年的毕业设计作品都流露出不一样的设计风向，作品的即时性反映出一个时期的社会动向和流行趋势。作品要保持新鲜度，就需要校方与学生一道借助新媒体、网站、报纸杂志、论坛等多种途径对毕业设计作品进行深入报道和诠释，将学生作品进行合理推介和有效推广。适时适地的宣传是体现作品张力、保持作品新鲜度的重要途径，也是对作品进行科学管理的有效尝试。

3.以收藏推管理，赋予作品传承性

毕业设计作品是学生学习智慧的结晶。对于优秀的、创意独特的作品，校方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选取部分作品留校收藏，为今后的教学树立典型、提供示范。设计类作品形式多样、大小不一，收藏方法不应拘泥于长期陈列在展览馆或资料室内，可将其直接投放到教学工作室、实训室或课堂一线，供教学实时参考与研讨。然而，这些作品毕竟不是教具，而是一种设计成果，应进行科学管理。作品被确定为收藏对象后应及时登记在册，谁用谁管。这种管理模式最终的目标是让优秀作品的创意构思、设计思维、制作方法得到传承和发扬。

4.以入市强管理，给予作品生命力

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的毕业设计作品一般情况下均可直接对接到行业、企业的实操案例，具有创意性、实用性、可开发性等多重特点。学校应借助校企合作平台，积极为学生的作品市场化找出路。对于有研究价值、市场潜力巨大的设计作品，应寻求企业帮助，进行二次设计，最终达到投放市场、走向社会的目标。作品在市场上、社会服务中大放异彩、各展其能，这是对作品的最佳管理方式，也是给予作品生命力的最佳手段。结语毕业设计作品是师生经过多次创意思维上的碰撞和摩擦，反复推敲修改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意义非凡。作品的华丽现身不仅是学生专业学习的句点，更是学生求职创业的起点。对作品的科学管理关乎学生的发展、专业的建设和社会的关注，因此，学生毕业设计作品的科学化管理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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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企业管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50-0015-02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十二五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在这个时期，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多地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工作力度的加大，从企业的层面上讲，企业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文章呢？我们常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只有企业搞好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肌体才能健壮起来，国家才能强盛，人民才能富足。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那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面临的首先是生存问题，第二是发展问题。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简单地说，企业只有盈利，才能生存；只有不断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才能发展。党的十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实践表明，企业需要管理，管理促进了企业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管理，就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与激励等活动，其目的是合理、充分地利用企业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有人将管理、科学技术和人才看成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三个主要支柱，也有人把科学管理和现代技术比喻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在企业的各项管理中，计划管理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从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企业内部计划管理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其整个社会的生产呈现无计划的盲目性，但就某个具体企业而言，其经济活动则是具有高度计划性的。时间上，大到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小到年度、月度、甚至周、日计划；层次上，大到集团公司，小到车间班组，甚至每道工序，都有工作计划；具体到每个人的工作也是计划有序，而非盲目。

第二，从计划管理的职能特性讲，它把企业的各种活动与未来的目标加以统一，并对企业的活动过程做出具体规定。这是因为，计划具有普遍性，大到国家的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安排，小到寻常百姓居家过日子，都要有个计划。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计划，各级管理人员都要履行这一职责，这是计划的第一特性。计划具有经济性，是它的第二特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首先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计划目标的实现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要在投入过程中尽量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要在产出过程中争取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大量事实表明，一个科学的计划，常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一个错误的计划，也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计划具有目标性，是它的第三特性，各项计划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没有目标的计划，是无意义的。

第三，从计划工作的作用讲，它处于决策和组织、控制过程的中间环节，使企业的决策具体化。决策是编制计划和实施计划的依据，计划首先是实现决策目标；反过来，如果没有计划，实现目标的活动就会成为杂乱无章的盲目活动。计划是组织实施的纲领。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复杂，分工精细，协作关系密切。要使各部门、各单位、各环节的活动，都能围绕统一的整体目标而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地进行，必须有一个统一而周密的计划。另外，计划为控制提供了标准。没有计划的活动，是难于控制的，控制本身也就失去了标准；而“控制”本身又意味着纠正脱离计划的偏差，或者对计划作出适当的调整。这是一个计划、实施、控制、修正的渐进和提高过程。

第四，从计划管理的内容讲，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经济性质是单一的，不是全民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它们全是国家政府机关的附属物，生产什麽，生产多少，都由政府确定，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企业的生产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企业计划管理的内容，只是单一的生产调度，考核的内容也只有几个简单的产量指标和物耗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由过去的生产型转为生产经营型，企业计划管理的内容也从过去的只注重生产安排，考核几个产量、物耗指标，变为不但注重产量、物耗，而且更注重价值的增长与实现，把企业的成本、费用、收入、利润等指标，作为企业有效劳动成果的反映。

第五，从企业现实的机构设置上看，企业始终把计划部门作为管理的龙头部门，计划部门是处于生产和管理的结合部位，它面向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不仅注意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更关心产品的价值增值和实现。它的职责设计，主要包括计划、统计、经济责任制考核三大部分，其工作触角直接伸向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从企业经济活动的酝酿策划、具体实施到最终产出结果，都进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参与，可以说，计划、统计、考核三大块工作，基本上构成了企业管理的有机整体。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已成定局，各发电厂申报上网电价，电网按电价排序调用机组，形成电力一级市场的运作模式，这一步的到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麽，这种随时掌握全厂生产经营情况，了解生产运营成本水平的部门，只能是综合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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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福利生产也处于这种变化之中，只有以变应变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福利生产管理必须适应福利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管理模式的转变、权力模式的转变以及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引言

国家在2007年对福利生产优惠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是把福利生产企业彻底地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变成了市场经济模式，这完全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福利企业是在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模式下，由各级政府出资组建的。

20世纪80年代，为了保障****促进社会稳定，扩大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员的安置面，国家决定除了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外，其他的街道、乡镇、村委、企事业单位均可申办福利生产企业，并允许一部分街道办的原有企业转办成福利工厂。

20世纪90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企业陆续退出了市场，企业整体在结构性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不利于福利生产的发展。按当时的福利企业优惠政策，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的要求，福利生产将无法发展下去。为了保障福利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进入了福利企业范围。公有制政策没有完全改变而私有企业又事实存在的情况，给政策代来了一定的挑战。在福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上，各级执行政策人员始终存在争议，各地执行政策也不统一，也在不断的变化、讨论、调整。

21世纪初，多数公有制企业全面地进行了改制脱钩，实质上企业与政府机关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福利企业的经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福利企业的优惠政策是否还适用，就成了重点问题。在经过几年的争论、调研、试点后，2007年7月1日，调整后的福利企业管理和优惠政策终于出台。这一政策虽然还有不尽善尽美之处，但基本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到来，我们也必须调整原有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并把我们的工作完全融入到变化之中。因此，福利生产管理必须适应福利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模式的转变，二是权力模式的转变，三是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1管理模式的转变

1.1 改制后，我们机构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在所有权上发生了变化，从所有到没有，从持股到不持股，从有经济关系到没经济关系。以前我们机构和企业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指挥和干涉过多的事时有发生。由于企业脱钩改制后市场化，现在我们必须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转化，不再对企业指手划脚的进行指挥和干预了。

1.2 过去我们习惯于对企业管理实行计划、调度、统计、总结、调整，再计划、调度、统计、总结、调整，这样周而复始的进行。而现在完全是企业根据市场变化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只要向企业提供有关信息，对其进行相关政策的指导，在经济工作中做好统计工作就行了。

1.3 过去由于我们和企业经济利益有同一性，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经常和企业共同应对其他部门的各种检查，顺拐现象比较严重，使政府赋予我们的监督管理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离。现在由于没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我们在政策执行上更加客观了。

2权力模式的转变 1 政企分离使所有权向管理权转化。由于过去企业是公有的，存在有错误也舍不得打骂、处理的现象，很不利于企业管理。现在由于双方没有经济利益挂钩，我们能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使福利企业更加规范了，基本或完全达到了国家要求的标准。 2 通过几年管理权限的下放，我们实现了从直接管理到工作指导的转化。下放权力不等于放弃管理，为使工作不受影响，在权力下放后，我们没有放弃对县区的指导，和各县区仍保持较好的协调指导关系，所以全市在行政、工作、指标统计上仍具有较高的统一性。 3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化。过去，我们对各县区的部分企业管得过多，既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又不利于调动县区的积极性。现在权力下放了，我们只做好服务工作就行了，个别需要我们办理的事务，随来随办。此外，需政策上统一行动时，由于各县区企业所需的文件、表报较少，自己印制有问题，我们就统一服务了。我们把企业从主要的管理对象转变成为主要是服务对象，完成了从使企业敬怕我们到和我们亲近的转化。

3从行政收费到市场服务收费的转变 1 生产发展基金。从开始的20％收缴，到10％收缴，再到不收缴，资金所有权的放弃是市场变化的正常结局。我们完全按照政策要求执行，放弃了小集团利益，使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 2 管理费从企业管理机构成立后一直在收缴，在21世纪初改为减半收缴，到2004年完全停止收缴。这项政策有利有弊，它减轻了企业负担，却使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出现问题。 3 行政收费的停止，给管理机构的经费来源带来很大影响，这迫使我们从管理收费到服务收费进行转化。我们把除了财政进编的其他人员一律纳入到成立的协会中去，凭借管理机构的影响，加大了向企业服务的力度，从过去的逐项管理转变为向企业逐项服务。由于协调、服务到位，和企业关系融洽，企业每年向协会缴纳固定性的费用，基本解决了机构的经费和开支问题。

这表明，在这次社会发展变化中，福利企业管理机构只有至力于适应变化，以变应变，认真地发挥职能作用，吃透政策，加大指导和服务的力度，才能使福利生产稳定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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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情，2008，2．

吉林省民政厅民政工业办公室.福利企业政策法规文件材料汇编[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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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

转贴于

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篇7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程度采用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变量，利用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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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压力机；球头销；疲劳分析；SolidWorks Simulation

传动系统是高速精密压力机的核心，其曲柄滑块机构之间须有圆周运动和直线运动的转接点，经由这个机构将圆周运动转换成滑块的直线运动，而转接点的连接形式主要有球头、球臼式和柱销、轴套式两种。球头式可使结构紧凑从而降低压力机高度，而且受力面积较大具有自适应性，保证了传动系统的高刚度和稳定性，但加工较为困难；柱销式随着压力机公称力的增大柱销直径就要相应加大，另外其通孔的同轴度和柱销圆柱度是加工难点。对于中小型压力机，球头式连杆结构应用普遍。

压力机在不停地高速冲裁工作时，虽单次作用力不足以导致球头销失效，但载荷呈周期性变化反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设计就很有可能会出现疲劳破坏。使用Solid Works Simulation对其进行疲劳分析，并在满足高速精密压力机对于寿命的一般要求下，实现球头销的优化设计。

一、静态分析

由疲劳分析的一般过程可知，疲劳分析的前提是对零件进行力学分析，找到载荷作用下构件的结构危险部位的应力及应变。

1.三维建模

根据企业提供的工程图纸，建立了钢圈三维实体模型，参照有限元简化模型的一般原则，在保证钢圈结构力学性能不变的前提下，将所建立的模型加以简化。

2.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的结果可以作为疲劳分析的前提条件。

（1）球头销的材料为40Cr，各项指标如表1所列。

■

（2）球头销只在压力机冲压坯料时才会受到最大负荷，其受力面积等于球头与球臼的接触面积；本机为400t四点压力机，故静态分析时每个球头销受到100t冲裁反力。

（3）球头销突台圆柱面和螺钉孔使用“固定几何体”夹具，并采用“基于曲率的网格”高品质划分网格，仿真分析得到的等效应力云图和合位移云图。

球头销所受最大等效应力在球头颈圆周节点上，大小为272.5MPa，远小于40Cr，材料屈服强度785MPa，因此原设计是安全的。

二、疲劳分析

观察发现，当材料或结构经常处于载荷不断加载和卸载的变动过程中，即使材料或结构的应力值始终没有超过材料的强度极限，甚至在低于弹性极限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破坏的现象，就叫疲劳破坏。结构或机械直至破坏前所作用的循环载荷的次数或时间称为疲劳寿命。疲劳寿命分析是指确定疲劳寿命的方法。

定义压力机球头销疲劳分析的“添加事件”按以下方法实施：（1）压力机在两班制工作时，且遵守使用规则的条件下，至第一次计划大修的使用时间一般应为5～8年。本机滑块行程次数为400spm，故“周期”输入3072000（按8年计算）；（2）添加的材料属性中自带40Cr的疲劳S-N曲线，插值取双对数，应力比率R=-1；（3）疲劳分析的属性设置依次为“随意交互作用”“对等应力（von Mises）”“Soderberg”“疲劳强度缩减因子（Kf）为1”。运行分析得球头销经过3072000次的冲裁撞击后，其最小生命周期为4×107。

三、优化设计

由于机构间的相互制约，原设计可以在四处选取变量进行尺寸约束，其中球销直径知：dB=3.9～5.7■.

■

式中：P0―球头上的作用力（kN），且P0=1000KN。

故dB=123.33mm～180.25mm，另外球头颈直径、球顶圆直径和球盘直径范围分别设为（70mm，95mm）、（64mm，100mm）和（120mm，200mm）；约束为应力小于750MPa；目标是质量最小（原质量为10.5kg）。

■

运行优化便能够得到新的球头销结构，其变量尺寸的前后值对比如表2。对此作静态分析和疲劳分析，可以得到优化设计后的生命周期，最小生命周期为3654000，大于3072000；最大应力为401.9MPa，小于785Mpa；质量减至6.34kg。

本文针对高速压力机球头销的疲劳分析，可作为其他受冲裁反力作用下机构疲劳分析的参考；利用Solid Works Simulation从建模到分析，无需导出数据和转换界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随着压力机向着的大型化、高速精密化、自动化的趋势发展，以及加工设备和工艺的不断升级，三点传力柱销式的连杆结构也有其独特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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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钢铁出口；国际竞争力；产品结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23. 020

[中图分类号] 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23- 0040- 04

1 引 言

中国1996年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并从2006年起实现了钢材净出口，出口量保持快速增长，成为世界钢铁生产和出口大国。但是，钢铁产量和出口量的大幅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钢铁强国地位的形成。刘海云 等曾指出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研发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国际竞争力不足[1]；周晖的研究说明我国钢铁制品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但出口结构不尽合理[2]；谢锐 等指出自1995年来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趋势明显，但能源效率、能源依赖度、国内供给能力以及国内服务业对钢铁产业支撑作用下降[3]。也有不少研究者就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提出建议，其中窦彬提出中国钢铁应遵循持续稳定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原则[4]；李新创建议我国钢铁企业通过加快兼并重组和建立健全钢铁产业创新体系来提高钢铁企业国际竞争力[5]；于海涛基于循环经济在研发投入、生态产业链、空间布局和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提升钢铁企业竞争力的建议[6]。本文基于1995-2010年包括我国在内的五大钢铁生产和出口国的数据，从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产品结构的变化分析我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道路上应当长期注意的问题。

2 我国钢铁出口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分析

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能够体现一国某种产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比较直观地反映了该国此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数越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根据相关计算可绘制出如图1所示的1995-2010年间全球五大钢铁国的钢铁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可以看出，我国钢铁产品在2003年以前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稳定地排在第四位。此后出现快速的增长，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12.60%。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4.91%的滑落，重新低于日本，此后又出现了赶超日本的趋势。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了解到，在我国钢铁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升高最快的2003-2008年间，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了W型底部；而2009年与我国占有率的快速下降相反，日本却出现了快速回升。这说明一方面中国钢铁出口的增加挤占了一部分日本产品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很快地做出了调整，稳定了其国际市场占有率，且某些产品上存在的特定优势使日本钢铁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2.2 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反映的是贸易总额的相对值，排除了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大小在-1到1之间。贸易竞争力指数越接近于1，代表该国此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越强；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此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越弱。1995-2010年间全球五大钢铁国的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在5个国家中，钢铁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相对较高的是日本和俄罗斯。其中日本在2002年和2009年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分别达到了72.48%和70.78%，且16年间均在50%以上，俄罗斯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从2006年起开始明显低于日本，说明日、俄两国的钢铁产品出口在钢铁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较大，且相对较为稳定。印度的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居中，美国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最弱，在2008年以前始终在-40%到-50%之间徘徊，2009年和2010年有所提高，仍是钢铁进口大国。

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上升最快的是中国，从2006年的-20.14%快速升高到2007年的36.19%和2008年的44.65%。在此上升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都在下降，说明中国钢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产品上代替了其他国家的出口。但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比较明显地作用于中国和印度，分别在2008-2009年出现了50.07%和18.21%的下降，而同期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出现了12.09%、4.42%和3.46%的上升，这说明日、美、俄的钢铁出口在某些产品上占有绝对优势，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钢铁出口方面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且互为最大竞争对手。

2.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一般认为，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2.5时，表示该国的某种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当指数介于1.25到2.5之间时，表示该国的此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当指数介于0.7到1.25之间时，表示该国此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指数小于0.7，表示此国的此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根据公式和相关数据计算并绘制的1995-2010年间全球五大钢铁国的钢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俄罗斯钢铁出口在1996-2002年间的RCA指数均在2.5以上，说明俄罗斯的钢铁出口曾经有极强的产品相对优势，但是随着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2004-2008年连续上升，俄罗斯钢铁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美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始终低于0.5，说明美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相对较弱。

另外，也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钢铁出口相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中国和印度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日本和俄罗斯钢铁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在金融危机中反而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上升，美国所受的影响不大。这说明日本和俄罗斯的钢铁产品出口应该具有较强的产品优势，而中国和印度钢铁出口的低端产品比重较大，因而受到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最大。

在2009年和2010年，我国的粗钢产量分别达到了57 400万吨和62 700万吨，分别是其余四大钢铁生产国年度粗钢产量之和的2.2倍和1.94倍，已经确立了钢铁大国的地位。从上述3个出口竞争力指标来看，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在2003年以后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只有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其他几个钢铁大国，且相对严重地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3 我国钢铁出口产品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

钢铁出口产品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世界钢铁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本文分析了1998-2010年间全球五大钢铁国的三大类钢铁产品出口量的变化。

3.1 钢锭及半成品出口

钢锭、钢坯等钢铁半成品属于钢铁系列产品中的初级产品，附加值比较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比例相对较高。从图4中可以看出，作为资源和能源大国，俄罗斯此类产品的出口量一直最大，而美国和印度的出口量比较小。日本由于生产能力和国内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此类产品的出口量居中，并有上升趋势。

我国的钢锭及半成品出口在5个钢铁大国中波动最大，随着2003年钢产量的提高，出口量也迅速提高。但是从2006年起，钢锭及半成品出口出现快速下滑，2006年最高的出口量为907.8万吨，而在2009和2010年分别只出口了4.4万吨和14.5万吨，在5个国家中数量最少。

我国钢锭及半成品出口的下滑并非完全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所造成的，而是我国基于资源、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实际情况做出的政策性调整的结果。从2005年4月1日起，国家取消了钢锭和钢坯等半成品的出口退税，又从2006年11月1日起，对钢锭、钢坯等产品加征10%的出口关税，并在2007年6月进一步将这些钢铁初级产品的出口税率从10%提高到15%。钢铁初级产品的利润率很低，国家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调整过后，钢铁企业出口钢锭及半成品基本上无利可图，因而出现了从2006年开始的出口量的大幅下滑，并一直持续。这样的出口结构调整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一方面减少了能源、资源消耗压力，降低了碳排放；另一方面补给了当时国内旺盛的钢铁需求，同时促进钢铁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另外，由于钢锭等钢铁半成品的附加值低，减少此类产品的出口对钢铁行业利润的直接影响不大。

3.2 扁平材产品出口

钢铁产品中的扁平材也称钢板，可以按厚度区分，也可以按形状区分，主要用于建筑、机械和装备制造、金属构件和管材加工等方面。图6所示的是全球五大钢铁国的扁平材出口量在1998年到2010年的变化。从图6中可以看出日本长期在扁平材出口方面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的出口量依次减少，且与日本出口量有显著差距。我国在2003年以前的钢铁扁平材出口量与印度相当，远低于日本和俄罗斯，此后的迅速增长使我国在4年内连续超过了其他4国，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达到2 833.6万吨和2 880万吨。但是我国扁平材出口在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比2008年下降了1 695.7万吨，而在2010年有显著回升，重新达到2 000万吨以上。

实际上，我国从2005年5月1日起，就将板材、线棒材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11%；从2006年9月15日起，进一步下调到8%。但是这些措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从2007年6月1日起，我国调整了部分钢铁产品的进出口关税，其中重点对普碳钢线材、板材、型材以及其他钢材产品征收5%～10%的出口关税。这一措施使得2007-2008年的扁平材出口增幅得到了控制，与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一起使2009年的出口明显下降。在2010年我国扁平材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且出口变化趋势也与日本和美国相似，但回调力度显得更大一些。这说明我国扁平材出口中的一些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优于俄罗斯和印度的同类产品，是日本的有力竞争对手。

3.3 管材产品出口

钢材中的管材一般包括无缝管和焊管，主要用于运输业和制造业等等。图7所示的是五大钢铁国在1998-2010年管材出口量的变化。从图7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管材出口一直以来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俄罗斯和美国的出口数量一直比较接近，印度从2004年开始出口量有明显增加，并在2007年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成为第三大管材出口国。我国在2003年以前的管材出口量与美国和俄罗斯相近，此后3年的快速提高使出口量远远超过其他几个国家，在2008达到了721万吨，经过2009年的小幅调整后，又于2010年创下了727.1万吨的新高，比其余4国出口量之和还高出6.2万吨。

管材是以上几类产品中技术含量相对稍高的产品，主要用于石油等液体运输、国防工业等方面，管材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小。同时，我国的钢铁出口贸易政策也没有对管材出台针对性强、力度较大的调控措施。因此，我国管材出口仅在2008年出现了小幅的调整，出口量比较稳定地处于700万吨左右。从图7中还可以发现，在2006-2010年间我国钢铁管材出口量较高的几年中，美国和印度的管材出口量也有所上升，而俄罗斯和日本的管材出口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管材出口量的变化改变了国际钢材市场长期稳定的结构，应在一些产品上进一步加强技术竞争力，巩固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钢铁产品经过自2005年起的一系列有力的出口政策调整，初级钢铁产品出口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扁平材的出口量也得到了一定的调整，管材产品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金融危机对我国钢铁产品出口造成的影响也集中表现在扁平材产品方面。说明我国钢铁产品出口应该做出调整，而且国家钢铁出口政策能够比较有效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我国钢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 问题总结与启示

我国钢铁产业近些年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钢铁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通过以上的国际对比之后，可以发现仍有几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虽然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仍低于日本、俄罗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甚至低于印度。这说明我国钢铁消费对外依存度仍然比较高，特别是一些质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依然要大量依靠进口，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量不足使得我国钢铁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不明显，在一些领域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钢铁出口竞争力各种指数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几个世界钢铁大国。这说明我国钢铁出口的竞争力优势集中在一些国际市场需求弹性较大的基本产品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钢铁出口的影响较大，这不仅会影响到产品出口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到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安全。

第三，在考察期内，我国钢铁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变化基本上与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变化相反，与印度的变化相似。这说明我国钢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与发展中国家相似，与发达国家相反。这个问题与前面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钢铁出口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和特殊性决定了我国钢铁出口仍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仅凭出口量的提高不仅会加大国内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同时增加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与其他世界钢铁大国相比，我国钢铁产品出口数量的变化起伏大。2003年以前，我国的钢铁产品出口数量也比较稳定，2003年以后各类产品的飞速增长受到了2006年后国家钢铁出口政策调整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迅速下滑，之后又出现强烈反弹势头。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对我国钢铁生产的稳定性造成了很大影响，容易并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对外资源依赖加强、钢材产品价格受制于人等问题。同时，这样的变化也给国内市场调整能力造成了巨大压力，引起国内钢铁产品价格大幅波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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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晖. 中国钢铁制品出口竞争力分析[J]. 中国市场，2011（6）.

[3]谢锐，赖明勇，刘冠宇，王腊芳.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8（8）.

[4]窦彬. 中国钢价与全球钢价互动关系的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8）.

篇10

2012年第一季度，浙江又出了60多位“跑跑”企业家。国家能源局公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加仅3.7%，其中工业用电仅同比增加1.55%。 数字传递的信息和所有人的感觉一样，增长在放缓。再看看我们2011年的人均GDP，5,400美元！让人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奏？

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指一个国家在跨过低收入门槛（人均GDP1,000美元）并高速发展到人均GDP4,000美元至12,000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水平时，因为成本上无法再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技术和价值上又无法和高收入国家竞争，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波动。

那为什么说企业利基化1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经之路呢？ 那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跨越中等收入社会走到高收入社会的呢？

日本地震“震出”利基企业

2011年，当中国刚刚为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而自豪不已时，一场日本大地震海啸却带来了比其更加震撼的内容。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聚集了那么多默默无闻、但世界第一的利基工厂或者著名企业里从未听说过的利基产品。其中瑞萨科技公司生产的（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不可或缺的微处理器在全球生产占有率超过30%；日立公司制造的空气流量传感器占世界总供给的60%！美国福特公司的Xirallic涂料原料（红色、黑色）一直由日本供应。由于地震，福特公司被迫限制消费者预订燕尾服黑色的大型皮卡，并缩小红色涂漆的面积。

小公司、高收入，利基化企业是高收入国家普遍的企业形态

您还能记得自己在1995年时挣多少钱吗？您工作的那家企业有多大？

那时笔者在新泽西的一家小企业工作，兼管工具车间。手下的几位钳工师傅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16-26美元，大约合年薪3万到5万美元。不论按哪个年代的联合国标准，都是高收入。这个工厂的规模那时也就5百万美元，员工不到50人。企业的产品工艺精良，企业模式轻盈，但绝对称不上是“高科技”。这种企业平淡无奇，在发达国家多如牛毛。

1990-1991年，笔者在美国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读管理。一个关于长岛地区妇女小企业与经济发展的论文项目，让笔者第一次听说美国政府专门设有支持小企业、妇女企业的鼓励政策和对口部门，这是因为美国小企业对社会就业的贡献远大于大企业。那时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大部分这种类型的企业都是在70年代、80年代之后成立的，这与我们后来知道的美国学者多在那时开始研究利基企业的情形吻合。而且，我们了解到大部分这类企业是服务类型的、本地的，因为有服务半径的保护；大部分创业者是大学学历；而且人文学科的多于理工学科。

后来，我们又在德国、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看到很多这类差异化、利基化的大、中、小型企业。“没想到那么发达的国家，竟有那么多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小企业，而且还发得出那么高的工资。”我当时这样想。

当然，美国的大企业是令人震撼的。所以，可能大部分到美国走马观花、看名气、看景点的访客回来向国人介绍的更多的是这种类型的企业，这最终导致我们中国总是把“大”放在第一位。其实，在高收入国家，长期的市场选择，使各行、各业、各地、大、中、小企业都有人愿意做，形成不论做大、做小，做东、做西，都有高收入，都有面子和里子。上边提到的新泽西那个小工厂里收入最高的钳工师傅来自德国。他在德国上的钳工学校竟然是四年制的，地位和大学生一样，但他天天在车间开机器，每个小时挣26美金！

利基企业形态特别适合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这两者占了中国GDP的一大半，并且提供了除第一产业之外的大部分就业。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企业普遍求大模式无法持续

前，笔者曾经在所领导的跨国公司给欧美的兄弟公司编写过一本“中国采购指南”。其中，我们在描述哪些东西适合欧美公司到中国采购时，特别以图例方式说明，必须是大批量且劳力密集的产品或零部件。到今天，这仍然是中国采购的主流模式。

从那时起，中国的GDP突飞猛进，从世界第六飞到世界第二，不久汽车和碳排放量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一。因为规模太大了，所以华尔街还出现了一条“中国定律”：中国做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贵！

为什么做什么，什么便宜？这是因为“模仿加‘跑量’等于价格优势”，集体思维定式导致了产品雷同和均质化！据说中国有四五千家电机厂、一千八百多家电动工具厂、一千六百多家保温杯厂、两千多家电动自行车厂、几千家水泵厂、几千家阀门厂、几万家铸造厂……服装企业、建筑公司、银行、咨询公司、投资公司，也是差不多的情形。当今的中国，每家企业都面临着相同的压力：供应商要涨价，客户要降价，员工要加工资，里边外边都有人要开新公司挤进来。这样下去，怎么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去过电脑城的人都知道，那里小摊小店是一个挨着一个，都是同样的东西，谁家便宜几块钱消费者就去那家。商家唯一的办法就是“薄利多销”。竞相杀价，恶性循环，哪还有钱去搞创新、提高质量？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就是好的了！都是这样的话，中国怎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高技术规模企业模式难以独承转型升级重任

1997年，笔者离开美国罗托力士去艾默生电气的谷轮压缩机公司。在这两个公司里听到的故事都一样，中国自己不能生产国际水平的空调压缩机。那时，笔者作为美国压缩机制造企业的制造总工程师和授权技术管理总监，觉得自己正在接触世界上最高级的技术。比如，一条价值几百万元美元的三十多工位Kingsbury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空调压缩机组装线，一台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压缩机泵粉末冶金端盖加工运行中测试精密尺寸的意大利Maposs高精度测量仪。

不过，自从罗托力士向格力、三星、睿智精机等中、韩、台湾地区扩散了压缩机制造技术之后，日立、谷轮、大金等多家世界级大企业都纷纷把压缩机组装倾泻到了中国。结果，仅仅几年之后，中国室内空调压缩机的产能就过剩了。这直接导致了像广州越胜空调器厂、越秀压缩机、南京金陵压缩机等技术含量超高的压缩机工厂，几年前还炙手可热，几年后就破产了！

2006年，笔者曾经服务过的北美最大的室内空调企业因不符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流通标准而退市，一年之后，这个于1896年成立，长期占据市场份额第一的美国最老牌空调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曾几何时，美国的空调业也如十年前的中国，有几百家在那里竞争，现在再数，十个手指头都不一定全用上。可见这种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的企业，不见得能持久地普遍存在，就更别提普遍和持久的员工提高收入了。当年红极一时的小天鹅、华宝、科龙、容声，现在也不知都到哪去了？GPS导航仪，算不算高科技？去年一年卖四百万个，厂家竟有上千！只有一少半质量过关，将来能存活多少家？

高科技不可靠，蓝海更会淹死人。大而全的规模企业也有风险。这让我们担心中国投资200亿发展大飞机的模式是否有助于攻克极其复杂和小批、多样、质量要求超高的零部件？是否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法国，仅在图卢兹城市周围，就聚集了上千家航空配套企业，都在某一领域具备利基企业的四P特点：professional, precise, profitable, persistent2，即专业、精密、盈利和持久。

既要跨过陷阱，又要解决就业

纯粹从算数的角度出发，如果中国的金融业像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一样发达，房地产价值像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那么高，让中国的人均收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也是可能的。不过，第一，美国的金融和日本的房地产都被证明不能持续稳定发展，第二，更重要的，那如何让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均富与和谐发展呢？

有十个人一起承包工程，每年总收入50万美元，平均每人5万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绝对算是高收入“国家”。如果每人的收入都是5万美元，那真的不错。可是如果其中两个人的年收入是46万，另外8人去分剩下的4万美元，则其他8人平均就只有5,000美元，这些人平均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要是这8个人中还有2个没有工作，那岂不更糟？这显然不是中国想要的。

所以，可以挣大钱的大行业、大企业，比如金融、房地产、汽车、家电、水泥、钢铁、石化等等，在一个国家的产业构成中，缺一不可。不过，对于中国，光靠这些规模行业和企业还不足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仅仅“大”对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换过程中的十三亿人口大国来说，仍然不够，因为大企业贡献大GDP，但只贡献相对较小的就业比例。中国还需要有很多有生存能力、可以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给员工发比较高工资的中小企业。

把市场根据产品、品种、技术、信息、地域、商业模式等N多种差异化分解方式建立利基，并且因为这种企业生存盈利能力强，对管理要求相对高科技大规模企业低3，适合中国十三亿人口、教育和背景多样化的大国多样化的市场与就业需求。所以，当全中国大量这种企业形成气候的时候，既可以满足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又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同时还可以支持普遍高收入的社会。

企业利基化和利基化的企业是对过度竞争的一个纠正

笔者曾在之前的文章4中解释过为什么普遍的利基企业模式可以获得较高收入的原因。基本的意思是大部分企业放弃大而全、小而全的迷思，专注各种差异化细分或缝隙市场，保证建立门槛和壁垒，在细分或缝隙市场上占据规模，获得更高盈利。用经济的观点简单概括，利基企业形态应该是介于垄断企业和过度竞争之间的一种形态，是对过度发展、盲目无序、同质化恶性竞争市场的一个纠正。

钟摆震荡、螺旋上升，既是道家的，又是辩证法的。没有竞争就没有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可是过度的竞争形成的红海，让里面的鱼缺氧致死。利基化方式减少竞争，扩大在细分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以致接近“垄断”，但并不会扼杀市场活力，因为利基企业自身并不能完整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威胁到真正的消费者。相反，就像福特1914年率先给工人加翻倍的工资造成社会轰动一样，最终，当大家都不得不跟着福特加薪。按照福特自己的理念，造车的人自己也可以成为车的消费者。员工因为企业的竞争力和稳定性而获得高收入和稳定性，反过来长期留在企业钻研技术、提高质量，使企业做出更好的产品，产生更好收益，良性循环，难道不是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必经之路吗？

工业社会和经济发展自有规律，以史为鉴可以超前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