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体制改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财税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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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对现行体制的设计理念、原则等做重要改造，还是在现行体制基础上的局部微调？

笔者认为，自1994年开始奠定的现行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基本适应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以现有体制框架为基础，以解决现有体制中不利于科学发展、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明晰政府与市场界限、不利于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等问题为抓手，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目标，着力推进。

这就要求，新的财税体制应能够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下，有效且公平地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改革应强化“财政统一”的理念，让财政部门将有关政府收支的事情统一管起来，以此为基础，加强人大和审计部门对于全口径财政收支的审批和事后审计。改革的重点领域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以增加国企分红为前提，

以非税收入为重点，降低宏观税负，增强财政收入体系的调节功能

按国际可比的全口径核算，我国的宏观税负占GDP比重已在35%左右。宏观税负中，各类非税收入占45%左右；税收收入中，直接税比重过低，财产税几乎空白，资源、环境税负较低，同当前资源、环保和收入分配领域的形势不相称。

社会上对此反应强烈，“反税主义”思潮泛起，深度影响下一步的财税改革。

考虑到我国仍处于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双碰头”的独特发展阶段，而税收收入的增速却呈下降态势，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以稳定现有的财力规模为基本出发点。

为此，应恢复1994年之前的做法，大幅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并纳入公共财政，其中一部分专项用于社会保障，另一部分作为推进若干领域结构性减税的资金支持。结构性减税的重点是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或取消或并入各类税种，大幅降低非税收入比重。

税制改革方面，应加快推进“营改增”，实现全行业和全区域覆盖，同时进一步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真正落实消费型增值税；开征环境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并增加覆盖范围，获得资源、环境领域的双重红利；同步推进征管能力建设和税制完善，着力推进以免征一定自住面积为前提的房地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制建设，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并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同时要清理整顿各类以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出台的税收优惠，通过税制合理化减少税收扭曲。

构建以市政债为主体的

公共投资筹资体系

近年来，地方政府逐步发展出“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其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正常的预算管理制度无法管理这类体外循环资金，进而导致城市建设行为缺乏必要的公共约束，浪费、腐败以及好大喜功的市政建设难以避免。其次，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融资平台运转的基础，但地价、房价不断攀高的现实极度恶化了收入分配，高收入人群的投机性或投资性购房更是加剧了社会分裂。其三，未来以环境、水利为主体的公共投资难以像现在这样产生显性回报，这一融资机制未来也难以维持下去。

如何处理存量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又如何满足未来地方政府的建设资金需求问题，是当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突出的制度性问题，争议非常大。

考虑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仍将持续，但现有“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机制负面作用凸显且难以持续，笔者认为，需要重新构建“市政债+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投资筹资制度。在规范已有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基础之上，采取由中央确定总盘子基础上的市场调控性地方债制度，正式启动省级和县级政府在公开市场捆绑发放地方债，市级政府独立发行市政债。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为基础设施建设筹资。在债务明晰化之后，应探索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制度建设。

以法治为导向，建立“科学规范、完整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

预算管理体制是财税体制的基础，只有管理程序科学合理，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合理。概括而言，当前预算管理领域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完整性、透明度离社会期望差距较大，预算立法、执法严肃性不足。这一方面导致人大和社会各界无法有效发挥全面监督功能，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在深层次上影响了财税改革的进程。

改革的方向是以法治为导向，建立“科学规范、完整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即预算权力的配置、制度设计应科学，预算的编制与执行过程应依法规范；预算报告应包含所有的政府收支信息，并按照便于分析、审批的要求编制好，完整、透明地展示政府的财务信息。

首先是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加强完整性。在现有四本预算（编者注：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的基础上编制综合预算；应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同时独立编制资本与债务预算，强化对政府投资行为的管理；逐步编制税式支出报表，探索建立中期预算框架，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从存量上全面深入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

其次是采取限定范围、抓住热点、分块推进的方式，大幅增强预算的公开透明。

第三是既要严格执法，也要科学慎重地立法，实现预算法治。

最后是加强人大等部门的预算管理能力建设，加强审计等部门对财政支出的事后监管，弱化事前审批。尤其应大力增强审计部门的能力建设，增加其权限，充分发挥其对于财政资金的合规性、使用绩效的事后审计功能，以此为基础可弱化对财政资金的事前审批，提高效率并减少腐败。

改进财力分配、事权划分、

转移支付方式，稳定财力分配格局，增加中央支出责任

对于当前我国财政体制的主要批评是：中央事少钱多，地方事多钱少。但如果同美国、德国、日本等大国比较，我国公共财政的中央收入比重、支出比重都是最低的。较为独特的是，我国转移支付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达到37.4%，远超其他国家。总体而言，我国的财政关系是中央钱不多，事少，人少；转移支付比重过大，专项过多且管理混乱，制度设计不合理。

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营改增”全面推开之后的中央、地方财力分配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多种多样，笔者认为，较现实的还是维持当前总体财力“五五开”的基本格局，以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改进分配方式来弥补营业税消失后的地方财力缺口。具体建议是将国内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由“75：25”调整为“50：50”，但分配依据除地方本地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之外，还应将其常住人口指标，甚至包括节能环保指标加入综合考虑，以重构地方政府发展激励。一些人所建议的房产税、零售税等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或远水解不了近火，或存在重复征、征管成本过高等问题，都不符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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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 改革 创新 探讨

一、前言

财政税收体制是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变化的，传统的税收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为了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对传统的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找出传统税收体制中的不足，针对这些不足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探索建立一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创新型财政税收体制，使其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二、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意义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能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对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促进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建立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优化了支出结构，逐步实现了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改革现有的预算管理体制，进行预算体制的优化；进行税制的改革和转型，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型流转税体系，实现税制向新型流转税制的转变；加快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增加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投入。

三、当前财政税收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体制存在局限性

当前，我国的财务税收体制整体来说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漏洞，这些漏洞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体制的正常运行，制约了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财政税收体制中税收的种类不够健全，忽视了一些税种的重要性，对一些重要的税种，如所得税，也存在着设计不合理的问题，这些税种往往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资源的分配和调节密不可分，如果被忽视，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整体水平，影响国家对社会发展的财政支撑力度，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动荡不安。此外，还遗漏了一些影响社会分配和财政收入的容易被忽视的税种，严重影响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我国在财政收入划分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忽视了一些重要资本创造的收入，使得我国财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顶层，越往下越少。

（二）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取得实效 ，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例如，预算体制覆盖的范围仍然十分有限，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体制比较落后，政府的财政收支工作没有完全覆盖财政预算，预算管理制度不完善，缺失有效的和监督和管理机制。现有的财政预算体制覆盖范围较小，在预算体制执行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预算审批和审核往往只不过是走走过场，缺乏实质意义，使预算管理机制丧失一定的公信力。

（三）财务核算真实性较差

目前，我国税收管理机制不健全，偷税、漏税、骗税的情况比较严重，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不时出现，国家税收遭受损失。一些企业管理者和地方官员为了经营指标，对财务核算进行干预，套用账目，在税金计算和上报过程中造假，或者在财务核算过程中混入虚假信息，财务数据无法反映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国民经济指标数据真实性较差。

四、财政税收体制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

（一）管理者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不重视

从目前来看，一些地方和企业的财政税收体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地方领导和企业管理者对税收工作不重视，国家财政税收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不到位，认为税收是交给国家的，按规定交税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利，因此想方设法减少税收支出，甚至弄虚作假、偷取税收。基于这种原因，管理者对税收管理工作更谈不上重视，甚至有意不让监管机制发挥作用，对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税收机制改革往往成为一纸空谈。

（二）缺乏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随着社会各机构的不断改革，对税收工作的监督、管理力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许多地区降低了对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管力度，对财政管理监管队伍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例如撤消了一些管理人员、管理费用不到位等，使得整个监管队伍陷入滞后、消极的状态，影响了税收监管的效果。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管理者存在和不重视税收工作的现象，将税收工作视为国家应该负责的问题，认为税收和自己关系不大，不必过分重视，有的管理者甚至滥用自己的权利，借用职权之便，偷税漏税、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为了得到利益明知故犯，做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的管理者甚至唆使财务人员共同谋取利益，影响了正常税收工作的开展，因此，当前的财务税收体制中缺乏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机构，制约管理者的行为。

（三）各级政府管理职责不明确

我国在财政收入和分税制制分配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央和地方在这两个方面的划分上存在不均衡性，有些税收机制在中央设立并得到重视，在地方却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划分，不仅影响了我国财政收入的水平，还影响了我国税收机制的改革，不利于国家对税收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政府管理职责不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政府在资金分配、转移支付、财务管理等方面工作不透明、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大，财政效率低下，政府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无法适应本身管理和服务职能的要求。

五、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措施

（一）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

要想方设法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视程度，提高经营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要定期对财政税收管理者进行统一培训，通过学习-实践-学习的方式提高财政税收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协调沟通能力、提高税收意识，帮助经营管理者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为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提供良好的氛围。

（二）建立完善的税收体制

要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进行适当调整，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加大直接税的比例，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进行改革，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制度改革，建立一套相对完善和稳定的财税管理体制，调整完善目前的财税管理体制，在财政税收管理过程中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确保法律的权威性，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财税管理体系。

（三）改革预算管理体制

要健全和完善预算管理机制，扩大预算范围，在各级政府和企业内部建立预算委员会和专门的预算管理部门，不断健全社会监督体系，确保预算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协调适应。要扩大国家预算覆盖范围、健全完善复式预算体系。复式预算体系应包括经常性预算、资本性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内容，尽一切力量把政府的所有财政性收支活动纳入预算管理的框架中，有利于实现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四）建立健全分权、分级的财政体制

中央要适当放权给地方，使地方拥有更多的财政自，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管理体制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逐步实行税收征管机构的一体化。以税种的属性为依据，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比例，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改革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省、市对县、乡财政的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严格规范各级政府的收入机制，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

参考文献：

[1]王雪梅，刘传礼.针对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外资，2013，（08）：52

[2]赵霞.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3，（11）：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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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下 财政税收 体制改革 创新

对于任何政府来讲，财政税收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另外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财政税收能够起到重要推进作用。最近几年，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为了让国家竞争能力得到提升，针对于现行财政税收体制要求进一步进行改革和完善，推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不足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局限大

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促使财政税收体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财政税收体制有必要实施合理科学的改革。目前国内的财政税收体制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较大局限性，同时具有较多漏洞，所以需要相关人士引起高度的重视。目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当中的主要问题包括分类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同时某些税种往往会被遗漏，这都直接影响到了政府财政收入提升。

（二）预算管理体制缺乏完善性

在目前需要高度重视税收工作，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过程当中需要工作人员能够进一步强调预算管理工作，预算管理属于税改过程当中的重点内容。通过合理科学的预算管理体制能够切实的保障财政支出的科学性，可以让资金的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高，避免资金的过度浪费，同时可以保障各资金充分落到实处，让财政税收可以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针对于目前我国当下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分析，由于对预算管理工作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预算机制严重缺乏完善性和健全性，这样直接的影响到了当前财政税收工作水平提高。例如在目前依然存在政府部门所采用预算管理体制过于陈旧、传统，直接制约了预算管理作用发挥。另外在当前政府部门预算管理体制中缺乏相关的反馈制度和监督机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下预算管理体制就无法充分的反映出财政支出实际的运用状况。除此之外，对于目前的政府部门来讲，在对预算表进行制定过程当中为了能够获取更大量预算资金，所以，预算表制定的当中往往会使用一些虚假信息，直接影响到了预算工作效果和质量的提高。我国漏税偷税的问题还是相对较为普遍，目前依然存在着很多违法分子为了有效提高自身经济收入，同时为了有效缩减成本采取各种不良手段来谋取私利，例如，虚开增值税发票或者是伪造发票，通过非法方式导致国家财政税收受到严重损害。另外，目前一部分政府财务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的过程当中依然主观性、随意性较大，或者是个人私利影响对于核算成果和预算成果实施干扰，滥竽充数。除此之外，某些个人或者是企业为了能够少缴纳税或者是为了逃税，采用阴阳合同的方式来掩盖个人和企业真实的收入情况。

（三）难以满足人民要求

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人们对于公共服务工作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但是，针对于国内的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分析，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需要针对财政税收体制进一步实施改革。但是，当下的改革还是未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另外，在实施改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基层政府部门工作没有落实到位。除此之外，相关税收部门缺乏良好的工作态度以及责任心，各项财政政策没有能够得到贯彻和落实，在实际管理过程当中，管理意识较为淡薄，管理过程过于盲目。对于财政情况进行汇报的过程当中还依然存在着一部分管理人员将真实情况隐瞒，作假问题还是无法彻底杜绝。另外，某些单位对于自身收入信息和财政支出信息没有及时进行公开导致财务管理工作缺乏良好的透明度。对于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记录的过程当中依然采取传统的人工记录模式为主，甚至有一部分财政工作人员和个人、企业进行私下协议，放任偷税漏税不良行为进而获取私利，这样情况之下危害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财政税收的减少。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主要对策

（一）分级分权财政税收体制

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需要各级人民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要求针对于财政税收体制实施必要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应当建立分层分级税收体制。税收改革过程当中如果中央过度放权，很容易造成各地方政府在税收改革过程当中管理不够到位。所以在目前分级分权财政税收体制的建立健全是不可忽视重要的一项任务，能够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当中放任自流问题。地方政府实施税收制度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要地方上具备较强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受到来自上层的监督，这样就有利于在税收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形成层层管理、层层监督的模式，例如，省级财政部门可以对于市级财政部门实施管理，市财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县级财政管理部门实施管理，这样层层相扣就能够让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日趋完善。

（二）健全以及完善财政税收体制

针对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来讲，依然存在着缺陷和问题，所以需要强化对其的改革。但是在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局限性还是比较大，这就要求相关政府部门采取合理及科学措施进行应对，促使税收体制真正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对于目前的政府部门而言，要求切实的做好下列几项工作：第一，对于各大税种实际状况要进行明确，其中主要税种大致包括了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及增值税等等;第二，税种概念进行明确之后，还需要结合当下社会实际的发展状况对于各大税种征收标准加以明确，切实保障征收标准的合理性及科学性。

（三）健全预算管理体制

对于当前政府部门来讲，需要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制，要求政府财政部门能够设置下列几大部门，第一，支出审核部门;第二，预算管理部门;第三，监督管理部门。这样，才能够让预算管理体系日趋发展和完善，同时可以针对于财政预算整体状况进行科学有效监督和控制。其次，对于当前政府财政部门来讲，需要进一步强调财政支出监管和审核，切实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明确资金的走向，防止资金用在模糊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对于当前的政府来讲，需要保障预算管理的针对性。比如，针对于社会基础性设施需要提升预算支出水平，保障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对于资源开发型的项目则应当适当降低预算支出水平，有效减少资源的消耗。最后，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强奖惩工作，针对于以权谋私、偷税漏税的不良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四）优化税收改革结构

首先，对于当前各级政府部门来讲，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需要进一步强化民生建设工作，比如某些农村地区没有建设水泥道路，所以，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对税收结构进行必要优化和调整，促进民生项目顺利建设实施。其次，要求政府部门对于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必要优化，切实的保障财政体制能够和政府服务职能实现相互匹配。最后，要让城乡实现协调的发展，让城乡发展差异得到缩小。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需要针对于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必要改革和完善，但是在实际改革的过程当中还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这样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阻碍，所以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加强税收体制改革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其中的不足之处，切实保障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日趋发展和完善，实现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沈红.基于创新思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20 ，03 ：228.

[2]孙红霞.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模式创新与规范化发展研究[J].中外企业家，2020 ，10 ：17.

[3]张坤.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认识与探究[J].财经界（学术版），2020 ，04 ：235.

[4]杨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研究[J].财会通讯，2020 ，02 ：141-143+168.

[5]曾娅丽.税收政策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导向作用[J].商讯，2020 ，08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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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1978年并与整体经济改革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特例。30年间,发生于财税领域的改革事项,不仅数不胜数,而且犬牙交错。

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主要覆盖体制内的政府收支和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到体制内外政府收支并举、财政收支两翼联动;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透视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轨迹,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中国的税制改革还有多少难关需要攻克?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在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渐彰显出来的,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公共性”。经济的市场化和财税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税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税公共化”过程,是过去30年及未来的数十年,中国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经受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沿着“财税公共化”的路径,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方向,是迄今为止并将贯穿未来的中国渐进式财税体制改革的主线索。

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其背景是当前正在探索“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系”,旨在推进“调收入”和“碳减排”,同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机制,改变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状。税制改革叩门声的响起,令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欣喜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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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税管理；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水平；创新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也越演越烈，传统的财税体制也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大财税工作力度，分析原有财税体制的不足和缺陷，提出有效的举措来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体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财税体制是关于社会资源和收入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安排，它对社会经济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现行税收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减免税制度，企业享受了各种各样的减免税待遇，就更可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去追求跨行业的经营。其次，现行税收制度的另一特点就是企业按其隶属关系交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中央企业向中央政府交纳企业所得税，而地方企业则向地方政府交纳所得税。这个政策在客观上鼓励了地方保护行为，对于本地企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再次，现行税收制度具有社会行为规范意义，政府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征税，可以为社会树立行为典范，可以有力地促进政府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管理。

二、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

1.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财政管理水平，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支出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改进了财政支出制度和加强财税绩效管理，实行由政府集中采购和政府统一支出；对于财政支出也要进行评估，与税收绩效挂钩。二是预算管理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加强了预算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单一账户制度以及收支两条线制度。三是实行税制转型，主要表现为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增值税进行改革，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以营业税和消费税为辅的新型流转税制度；实行分税制度，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限定。

2.我国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不足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仍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财税管理难以控制，主要表现为有关财政税收管理难以有效控制，现行的财税体制缺乏监督机制，财税管理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监督监管不到位，财税管理人员队伍极不稳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部分地方甚至没有设立财税管理机构，当然也没有专业的财税管理人员。三是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许多地方虽然成立了民主理财领导小组，但是仍然不能很好地落实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四是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不够规范，政府部门之间的财政资金转移存在着流程不规范、转移周期长、资金使用率低等现象，虽然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度来缓解这些问题，但是仍然存在着需要尽快改善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五是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由于行政体制的改革，地方公务员队伍还未得到有效地精简，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就将各种税费摊到了人们头上，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也就得不到有效地治理。

三、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措施

1.建立分级分权财政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一方面，要对各级政府以及政府部门之前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进行合理地划分，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减轻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压力；同时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进行规范管理，既要给予适当的财政权力，又要控制好财政自由。另一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针对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搭配，妥善处理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还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合理公平的资金分配体系。

2.规范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来源，促进财政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财政税收收入增长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政府需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智能，财政支出大大增加；政府部门为了缓解财政税收的收支矛盾，只能默许地方政府以收费方式筹集收入，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乱收费”的体制怪圈。只有改革现存的财政税费体制，规范财政收入来源，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多以投资或补贴的形式来支持中央企业的发展，这就扭曲了公共财政的目标，会造成财政资源的浪费，只有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对于中央企业的帮助必须以公共财政原则为基础，要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要为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优化社会经济结构，促进财政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3.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制度创新，健全国税和地税的协调配合机制

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财税体制中，合同制就是创新地方税务管理工作的一大举措，合同制不仅可以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自，还可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制度的协调配合就是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现行的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管理体制，大多数地方政府都设置有国税和地税两个税收征管部门，因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首先应当理清国税与地税的关系，两个机关部门也该充分交流和沟通，要共同探讨税收政策，共同解决税务问题，从而实现国税与地税的协调发展。

总之，财政税收制度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政府部门应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切实地提高我国税收水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勇.关于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探讨[J].商业文化，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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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完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是推动国民经济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重要体制保障，而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是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本文通过分析财税体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和当前国内经济存在问题，提出实行“营转增”、优化地方财税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责任范围、完善转移支付机制以及促进农村和城镇居民税负与公共服务顺利对接等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改革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调节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 引言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新局势，我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且以国家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带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纵观国内外经济背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须和迫切的。现今，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的态势，欧债危机不断地给一些欧洲国家重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必须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提高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经济中抢占制高点。“十一五”期间，尽管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我国的产业、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改革的进展还是稍显缓慢，呈现出“国进民退”的局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经济保障，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必然选择。

唐龙（2009）提到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症结在于一些体制机制存在问题，推动科学发展根本上还要靠完善的制度作保证。1财税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门，是实现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物质基础、政策手段和体制保障。财税机制的影响力大至所有的经济社会活动，小至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企业，其覆盖范围还包括所有政府部门、政府职能、政府活动领域。所以，要认识到财税体制对优化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在“十二五”期间把财税机制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来说，我国现阶段的财税机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不能从容应对复杂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威胁，也不再符合新时展的要求。特别是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的财税体制，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使改善民生的进程受到阻碍。所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 财税体制的调节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责任范围，并且按照税种的分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明细，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往往在利益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存在藏污纳垢的现象，特别是在财政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的往往都是中央政府，而下级政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经常呈现出事权和支出在层层下放而财权和收入层层上走，这样一来就阻碍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使用，也就阻碍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所以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财税体制，不过在研究深化改革财税体制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认清改革方向，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财税机制的调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第一，在产业结构上，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的产业机构不协调，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比重不合理，总体来说就是制造业的比重高于服务业的比重低，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调整为更多的依靠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使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共同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增长模式是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但是与我国现行的财税制之间还是存在矛盾的。我国的商品和服务流转领域存在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种流转税，增值税应用于制造业，而营业税应用于服务业。从实施现行税制起，我国就尽可能让这两个税种的税负水平维持大致平衡状态。然而，随着国家不断进行税收方面的调节，使得原本维持平衡的增值税和营业税产生了一高一低的现象，相对应营业税的服务业税负变重，这大大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税负失衡会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导致产业结构产生逆向调整的情况，这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对税收体制作出适当调整和改变3。

第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两个矛盾，分别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偏低。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对内外需结构做出调整，同时又要扩大消费需求和转变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矛盾，因而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另一个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对财税体制的调整我们可以达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并且还能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方式中最有效的还是基于政府干预下的、适用与财税领域的调节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通过财税这种职能直接参与居民收入分配，实现对社会收入再分配与资源配置，但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在居民收入方面还不能起到有效调节的作用。财税调节属于再分配层面，再分配说到底是多征收高收入者的税补贴到低收入者的收入中。但是这种调节收入的功能主要依托直接税，但是我国占比不足30%的直接税中还是有部分有转嫁可能、不直接触及居民收入的而企业所得税。由此看出在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上，我国的财税体制并不完善，特别是直接税的征收管理体系上急需建立和完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财税体制并且使地方财力与事权责任范围相匹配是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工程，现行的财税管理体制不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1994的分税制改革， 基本形成了以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为主的财税体制框架， 并使得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较以往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改革还是存在缺陷，使得财税体制的实施中缺乏有力的运行和监管机制作为辅助，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财政拨款，造成没有财力支持应有的建设的局面。地方政府还陷入了即没有一定的税政管理权， 又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的尴尬境地。梁云凤（2011）4研究发现，如今到了21世纪， 政府逐渐开始关注到了房地产这种可以带来巨大效益的产业，有些地方甚至陷入了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 炒卖地皮成为地方政府生财的主要工具。地方政府才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大规模融资，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财力但是又要肩负发展的艰难任务。这也就是为什么2010 年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日益增加、在总体经济运行方面的风险徒增的体制性原因。受到财力和财权的限制，地方政府不得不走上为了推动本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为主要目标，通过短期内风险大的途经来迅速增加本级政府财政收入的道路，更不用提兼顾实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中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保护环境等要求。

第四，当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新的着力点，而财税体制在推动完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迄今，我国财税体制还是建立在二元经济基础之上的，显而易见的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可能在财政方面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高培勇（2009）认为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首当其冲的就是让农民工及其家属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财政待遇，这就要求政府在增加财政投入方面下功夫。不仅如此，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改变当前二元财税体制，那不仅仅只是增加财政投入的问题，因为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投入，所以政府还要考虑自身的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并且对自身财税体制结构的研究和调整。

三、运用改革财税制推进转变的建议

由于财税体制影响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多个因素，只有首先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才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波助澜。

第一，重新调整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负平衡，逐步完善优化地方主体税种体系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就遗留下了营业税的问题。由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涉及国民经济中服务业这一广泛的领域，服务业与城乡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联，

所以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由于重复征税的现象，很多行业实际所承担的税负较重。而营业税作为一种流转税间接将税负加重在居民消费上，是阻碍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我国尝试将营业税转入增值税中，但是由于营业税作为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在现阶段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将大幅度的受到削减，同样也不利于地方发展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要同时解决营转增和政府税收来源问题，我们可以为地方政府设计新的主体税种。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 物业税是地方政府（或州政府） 的主体税种。我国也正准备在将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物业税，在此之后，由于计税依据、税率、课税范围将产生变化， 物业税的收入会有所提升， 显示出我国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初见的成效。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应该有所调整，如果地方政府享有调整和设定地方税种、税率等税收政策的管理权限，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根据当地实际产业和发展情况调控地方经济，保障地方财政收入。

第二，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匹配的法制化财税体制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的责任范围能有效保障财政收入在地方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也是加快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改革基础。近年来， 我国地方逐步探索试行的省直管县、乡财县管， 为减少政府财政层级， 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范围。国外经验显示， 法制化对事权划分的明晰化至关重要。当前， 我国在财税制实施监管方面没有相应的法制跟进，我国要破解事权划分的难题， 需要加快国家的法制化进程。长远来看， 我国应该学习国外的做法， 制定专门的法律或对宪法的条款加以修订， 来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明确分工， 法制化规范各级政府支出与事权的责任，同时增设相关监督部门管控和保障财政经费的收入和支出路径。加快财税机制法制化进程更能保障法律意识薄弱和缺乏对政府工作监管的落后地区居民得到应得的政府补贴和地方支持，能逐步缩小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第三，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村与城镇居民纳税与公共服务对接。

由于我国现时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间接税，这些间接税隐含在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并最终转嫁到所有消费者身上，从表面看很容易让消费者认为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企业来负责缴税。并且由于这些企业多位于城镇，往往忽略了其中除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对税收的贡献也隐含着农村居民对税收的贡献，致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应得的公共服务。首先我们应该正视那些非城镇户籍但同样在消费中间接纳税的居民的存在，要想使得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政府还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建设和支持的财政投入，而这种财政支持是在政府获得更多财政收入下，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总而言之，政府需要对居民纳税结构进行内部调控，并且对征税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政府还需要寻找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税种，缓解农村居民税负压力，也更有财力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唐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述评[J]. 经济纵横，2009.

[1]马海涛，肖鹏.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2.

[3]高培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税的责任与压力[J].财会研究，2011，7.

[4]梁云凤，陈为升.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1.

[5]孙少岩，于洋.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J].社会科学战线，2011，1.

[6]文尚卿.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经济研究导刊，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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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改增；经济发展；财税改革

一、“营改增”的涵义

“营改增”是属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词汇。长期以来，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处于并行状态，这为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因此，用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自2012年元旦起，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率先进行“营改增”试点工作。紧接着该项工作从上海市扩展至北京、天津、广东等十多个省市。这是继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后在税制领域的又一项重大改革。“营改增”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我们现行的财税制度提供改革的动力。

二、“营改增”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1.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微观层面来说，“营改增”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等。从宏观层面来看，“营改增”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其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其二是为部分行业带来了税负降低的优势，形成减税效应。这两者结合起来影响和带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具体来分析：首先，“营改增”的实施，避免了重复征税，并且许多增值税的税率较之前的税率低，为企业减轻了税负负担；其次，这些减税行为产生的良好的经济影响：“营改增”后，进项税从不能抵扣变为允许抵扣，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营改增”后，许多生产企业纷纷采用服务外包经营方式，转变了经营方式；“营改增”后，缴纳的是增值税并同时允许抵扣进项税额，许多服务部门从母体企业分离出来；“营改增”后，许多税率降低，保护了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营改增”的结构调整效应

“营改增”具有结构调整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实施“营改增”后，许多企业精细了产业分工和加深了专业协作。许多企业的主业和辅业得到有效分离，这样主业得到加强，提高了核心竞争力；辅业同时也可以做大。提高了产业层次，加强了产业的内外部融合。

（2）需求结构得到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需求结构失衡，其中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营改增”后，首先企业税负减低，进而引发整个行业的整体性税负减免，这样就调整和改善了我国的需求结构。

（3）出口结构得到优化

我国目前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档次偏低、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服务贸易水平偏低。“营改增”后，有利于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和水平，生产业会得到大力发展，提升我国服务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进而使得出口结构获得优化。

三、“营改增”促进财税体制的全面改革

“营改增”属于结构性减税，它不同于全面性减税。它是同时具有减税和优化税收收入结构的双重效果，因此它产生的功效，会超越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延伸至财税体制改革领域。

1.推动了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地方税体系的重建

“营改增”实施之前，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半数以上是营业税收入。随着“营改增”的逐步推进，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营业税将逐步被增值税取代，这对于地方政府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会引发矛盾。依据我国“十二五规划”，最迟到2015年，“营改增”将全面覆盖我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这就要求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地方财政收支要发生新变化，必须要重建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地方税制体系，重构地方财政收支格局。

2.尽快建立直接税体系

截至2012年，全部税收收入中，增值税收入占39.%，营业税收入占15.6%。“营改增”后，增值税收入将升至50%以上，这不利于税收收入体系布局的均衡性，财政风险将加大。因此，在进行“营改增”改革的同时，要尽量做到“扩围不增”。这就要求加快建立直接税体系，增加直接税会相应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这是现代税制体系的要求，也是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3.重构分税制财政体制

我国目前财政体制实行的是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要求增值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以75：25比例进行分配，所得税收入则是60：40的比例进行分配。“营改增”后，营业税收入将全部作为增值税纳入税收系统。原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基于归属关系建立起来，若归属关系格局发生变化，那么分配比例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和行政关系的重新界定和调整，会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分税制财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改革。

4.引发全面财税体制改革

由于财税职能和财税体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的运行范围遍及政府职能、政府部门和政府的活动。因此，财税体制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仅“营改增”一项改革的影响不仅仅会影响财税领域范围内，同时还会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直至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的改革。意味着，“营改增”作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性改革的导火线，将带动和引发财税体制改革、甚至是全面改革。

综上所述，鉴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要抓住“营改增”这一难得的契机，对中国现行税制体系做结构性的重大调整。

参考文献：

[1]贾康.为何我国营业税要改征增值税[N].中国财经报，2011（06）.

[2]高培勇.尽快启动直接税改革-由收入分配问题引发的思考涉外税务，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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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阐述了“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对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们必须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加快发展,服务大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社会继续全面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加快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保持财税收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内发展需要并遵循国际惯例来有效地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提高税收与非税收入的征管与服务水平,营造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加快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的步伐,经过五年的努力,使我们的财政税收工作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从这一基点出发,本文将主要围绕“十一五”规划对财政税收工作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财税收入可持续发展,新一轮税制改革,非税收入管理,和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的财税对策等五个方面谈些看法与建议。

一、“十一五”规划对财政税收工作的基本要求

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十一五”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与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这是我们把握“十一五”规划对财政税收工作基本要求的前提。可以认为,对“十一五”时期的认识,主要依据就是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建议》中提出的三句话,而这三句话同样是我们进一步搞好财政税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一,“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句话是对我们改革开放27年来,特别是“十五”期间已经取得成果的回顾,是对“十一五”时期新发展所具备的良好基础的判定。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8.23万亿GDP这样一个“经济蛋糕”,已经有了3万亿财政收入这样一个“财政蛋糕”,包括财政税收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基本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财政税收的未来发展也有了一个新平台,有了一个新起点。其二,“‘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句话既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特定历史地位,也特别突出地表明这一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存在着来自国内外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这一时代定位要求包括财税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步伐,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要求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要能发挥作用,以更好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其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句话是我们在“十一五”时期各项工作的明确指南与基本要求,财政税收工作也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为科学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进而,我们要明确,“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简言之就是规划中提出的三句话,即要做到“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在这一主导思想下,财政税收要做什么,应该在新时期内扮演什么角色,也应是对应的三句话,一是要通过财政税收的收入与调节职能的运用,来“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国家在新时期的战略意图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五个统筹”、“六个必须”、“六个立足”等一系列要求,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而财政税收就是要从收入、支出、体制、管理、服务、政策等各个方面来促进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二是要从财政税收角度出发来“落实”政府的工作重点。规划已明确了“十一五”时期政府工作重点的主要方面,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等。对这每一方面的工作重点,财政税收都应该且可以从收入筹集、支出体现、政策支持、体制保证、提供服务等多方面发挥作用,对此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已有许多共识与政策建议。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财政税收必须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政府与公共部门的收支行为就是为市场行为主体提供信号导向。以税收为例,一方面,税收要力图保持中性,即要为市场主体的正常活动“提供”一个公平、合理、透明、竞争的市场环境,税收在取得必要收入的同时,要尽可能少地影响供求关系,要尽可能少地扭曲价格信号,这应是税制设置的基本出发点;而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条件下,政府要通过税收工具的非中性运用来“体现”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政策意图,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从而在市场为主配置资源和政府必要调节的结合中,为实现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发挥作用。具体说来,关于“十一五”规划对“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求的理解,主要应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总体目标,这一目标既包括对政府(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收支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与规范,也包括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有利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二是对财政体制完善的要求,主要包括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预算制度的改革、政府债务管理、非税收入管理等;三是对税收制度改革的要求,这里既有对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内容的重申与细化,也有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而增加的内容,如与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相适应的资源税制改革。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促进财税收入的可持续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财政税收工作,我们首先必须不断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依次递进的三层含义:其一,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强调发展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经济增长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一定速度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GDP速度始终是必需的;其二,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种全面与协调的发展,必须能体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同时,发展还必须具有可持续的后劲;其三,以人为本是任何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能以尽可能公平的形式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以实现。根据这一理解,我们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新时期的财政税收工作,就同样必须用这三条标准加以衡量:一是财税工作与改革必须有助于发展的深化,必须促进以经济有效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二是财税工作与改革必须有助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实现;三是财税工作与改革既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要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理财为民、治税为民。在这里,笔者特别强调的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看待与促进财税收入在“十一五”时期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经过“十五”时期的努力,我国的财税收入实现了相当可观的增长,财税总收入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了五年的时间,而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则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的确是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加强征管等众多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与此同时,从政府高层到理论与实务部门也都意识到,从长远讲,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上,认真审视我国多年来财政税收持续高增长的现象,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笔者始终认为,要坚定持续地树立财税收入“适度”增长的观点。经济发展决定财政税收,而财政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蛋糕”做大了,“财政蛋糕”才能做得更大,只有通过财政税收作用的发挥,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才能带来可持续的更多的财源,这是看待经济发展与财税增长关系的基本点。在“十一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强调财政税收收入的和谐与协调发展,要探求新条件下财政税收增长的可持续能力,要从新的角度来探讨我们多年反复研究的应收尽收与放水养鱼、依法治税与涵养税源的关系。应该说,正确看待财税收入增长的形势,既在于财税收入的组织与实现,更在于在实现收入的过程中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方方面面利益关系的协调。简言之,我们应该继续提倡财税收入的适度增长观。

三、稳中求快地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

进一步推进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税制改革,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力求在“十一五”时期内基本上建立一个与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税收制度。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再到这次全国“两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央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已经明确,指导思想已经确立,主要的改革内容已经涵盖,不少改革方案已经出台,有的已经完成。可以认为,“十一五”时期将是这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继续在中央提出的税改原则引导下,在“十一五”时期内基本完成本轮税制改革的主要目标。笔者多次谈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新一轮税改的基本原则,与1994年税改的“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16字原则相比,已经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税制改革的共同方向,体现了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下一个良好税收制度的要求和标准,表明我国税制建设的体制背景已从当年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税制。而当我们进一步在“十一五”规划的背景下审视这十二字原则时,首先体会的是税改对“十一五”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肩负的重任。税改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一个简化而公平的税制、一个以低税轻负为特征同时又强调严格征管的税制,无疑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深化的新阶段中,从税制完善的角度来努力促进“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笔者还认为,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应提倡“稳中求快”的改革思路。一方面,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变化了的新形势要求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要尽快调整现行税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不相匹配的部分,已经提出的改革目标要尽快完成,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要求,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改革的步骤要把握适度求稳,这是“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稳步推进、分步实施”具体步骤的要求,是渐进次优改革思路的要求,税制改革必须要考虑社会和谐的需要和兼顾各方利益的承受能力,实现税制改革有条不紊的推进。总之,这是一个要处理好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度”的把握,也是税制改革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

四、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近年来,我们在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上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非税收入已经在规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成为我国财政收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要求,为我们下一步在这方面的工作指出了方向。笔者认为,“十一五”时期非税收入的发展与管理问题,应做到“三个坚持”。其一,要坚持在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的框架下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管理。这些年来,我们搞市场经济,讲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结合,讲的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公共财政的改革,开始并不断完善我们对非税收入发展和管理的认识。毫无疑问,“十一五”时期,我们还要继续在坚持这一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根据变化着的条件做与时俱进的调整,继续发展与规范管理非税收入。“非税收入”这一概念,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产物,顾名思义,它既是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下财政总收入的一部分,它又是相对应于税收收入而言,具有与税收收入不同的特征。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定义非税收入涵盖的范围,非税收入都将和税收收入一道,构成公共财政下统一的收入来源;无论如何理解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不同特征,这些收入的共同属性都要求这些收入的获取都要遵循市场经济公共财政对收入管理的一般要求,这些收入的使用都要按市场经济下公共支出的要求来进行。简言之,非税收入的获取和支出都必须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范畴,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前提下,笔者认为下面三点是很重要的。一是我们要继续坚持对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分流”与“归位”,这是我们过去讨论“税费归位”的延伸与扩展。要根据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不同原则与特点来判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自的比例。一般说来,税收收入是用于资助纯公共产品,而非税收入是用于提供各种具有直接受益性质的准公共产品,两者的共同特性和归属分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判断。我们要根据“十一五”时期国家对各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总体规划与实际可能,在确定财政总收入盘子的同时,逐步确定一个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比例。二是对非税收入的确定与管理,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定位问题。只有明确政府的职能与作用,确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下对公共产品(包括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对市场经济运行必要条件的提供、和在一定条件下对部分资源的配置,才能对非税收入筹集有一个标准,也才能对非税收入中不同部分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使用有一个基本判定。三是要坚持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条件下对非税收入的一般管理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至少应包括:依法的原则、统一的原则、规范的原则、透明的原则、有序的原则、区别对待的原则,等等。其二、坚持在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结合中进行非税收入管理。总体上看,我们对非税收入的管理肯定是要坚持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结合,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虽然在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各国非税收入管理的国际惯例要借鉴,但在进行非税收入管理时,要优先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现代各国的实践与我国非税收入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相对比于税收收入而言,非税收入的范围、内容、性质等都特别烙着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的特性,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因此,从国情出发是讨论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具体说来,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特别注意的。一是要继续坚持“渐进次优”的思路,以推进我国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行,不应苛求那些受制于各种因素而在现实中不可行的理想方案;二是从我国实践出发,直接负责全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财政部门要在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起到统筹作用,依种种原因获取各种非税收入的各部门各单位要予以密切配合,努力构建一个各方利益较为协调的非税收入管理体系;三是要逐步改正现有在非税收入管理方面的各种不规范做法。其三,坚持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进行非税收入管理。“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非税收入发展及其管理要始终坚持有利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促进。具体说来,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辩证地看待近年来非税收入较快发展的现实,在坚持政府定位、规范管理等前提下,只要非税收入的发展有利于“做大经济财政蛋糕、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我们就应该继续挖掘非税收入潜力,要提倡看待非税收入较快发展的辩证观。这里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我国非税收入的发展,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产物,它在一定阶段上发挥了促进经济发展、解决财力不足、满足公共需要的作用,而在一定时期出现的非税收入(特别是原来意义上的预算外资金和某些收费)管理不严的情况,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得到纠正与规范。既然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条件下有非税收入存在的必要,我们就要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观念,让非税收入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是对于非税收入,要继续坚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规”的原则来加以管理。非税收入的征收与使用是否得当,要以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衡量标准,要以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为目的。应该说,相对于税收而言,我们对非税收入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但较为成型的税收理论体系中的许多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比较与借鉴。例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必须坚持中性与非中性的结合,税制设置中效率、公平、简便原则的贯彻等,可以为非税收入的管理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系。这里提出的非税收入“取之有度、用之有规”原则,主要就是基于这种比较借鉴的考虑,非税收入在获取过程中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扭曲作用要降到最小,非税收入在使用过程中要有利于效率提高、公平促进与易管理等目标的实现。

三是对于非税收入的发展,还是要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来分析非税收入的结构及其增长趋势。非税收入是一个定义较广的范畴,就目前情况看,有的是属于资助准公共产品或直接受益项目的(如政府性基金与各种收费),有的是与国家权利与国有资产(资源)使用联系的(如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还有的是与政府特定管理行为相联系的(如罚没收入等)。因此,我们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对有些非税收入的增长应予以支持与鼓励,而对有些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则要予以一定的控制,对此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五、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的财税对策“十一五”时期是我们在继续对外开放和深化

改革进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而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各国之间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了新的表现,这些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正是基于此,“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贸易摩擦等新现象,是我们在“十一五”时期必须特别重视的问题,而在各项应对措施中,如何运用符合国际惯例的财税政策来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同时又不给贸易对手国留下增加贸易摩擦之借口,这是我们财税贸易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必须研究的新课题。国际贸易摩擦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现象,是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过程中的一个常态,其表象是贸易交往中出现的争执与异议,是生意不成和气伤,而实质则是反映着国家间在世界性资源配置博弈中的矛盾。贸易摩擦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之所以加剧,特别是在我国对外开放深化中之所以表现的这么明显,有其特定原因,归纳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与国经济联系加深这一进程,使国际贸易摩擦与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因此研究贸易摩擦的成因与解决机制,既能有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发展,同时又有助于我国在这一进程中通过妥协或协商的方式减少障碍并获取利益。二是应该看到中国近20多年的和平崛起与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升温是共生现象,当我们决定并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我们在力争最大可能地获取全球化利益时,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贸易摩擦产生的必然和应对贸易摩擦的必要。因此,和平崛起进程中伴生的贸易摩擦,提高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水平与质量,实现中国经济腾飞,是我们坚持“树立开放理念,构建和谐世界”的开放主题之一。

从这一现实出发,面对贸易摩擦,正确的态度就是“妥善应对”。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认为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既要理解新时代中贸易摩擦加剧的不可避免性,又要认识缓解或不断创造条件逐步解决贸易摩擦的必要性;二是要认真研究导致贸易摩擦产生与加剧的原因与形成机制,从国内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上去把握我国在深化开放中出现的贸易摩擦问题;三是要积极探寻缓解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这里既包括各种机制体制上的安排,又涉及到宏观政策上的妥善运用,从而确保对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探讨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与财税政策运用关系的研究起点与基本态度。就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与形成机制而言,综合众多国际经济贸易的纠纷案例来看,各类成本、倾销等经济贸易因素导致的纠纷与各类非贸易壁垒运用产生的贸易战仍占主要比例,但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贸易对手国之间财税制度特征上的差异与财税政策上的有争议运用也已经成为形成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国际上这方面的案例已经很多,例如,美国与欧盟日本等国因美国海外公司销售收入税收规定引发的贸易纠纷,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因美国反倾销税收入分成的《2000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即“伯德修正案”)导致的贸易争端,德国关于股份公司出口税收规定与欧盟法律的不相容性引发的欧盟内贸易争执,等等。

而从我国近年的情况看,与财税体制特征与政策运用相关的贸易摩擦也在增加。其一,根据有关资料,目前针对我国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首当其冲的是针对我国日益增加的反倾销案例,如加拿大对我国的挡风玻璃案、美国对我国的电视机出口案、印度对我国的生丝出口案等,这些反倾销案例从表象上看都涉及到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和在此背景下的廉价劳力资源、低价成本倾销、销售渠道及管理等经济因素,但其背后也包含着贸易对手国对我国相关财税制度与政策运用的质疑,如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对内外资企业实际上不同的税收待遇,存在的某些财政补贴等等。其二,我国近年来纺织品一定程度上的爆发性增长导致了美国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的“特保调查”,在美国看来,中国纺织品之所以大规模增长以致形成“市场扰乱”,既有逐步增强的市场力量推动众多中小纺织品企业利用后纺织品配额时代机遇而突发成长的因素,也有我国特定财税体制与政策支持的原因,包括地方政府为鼓励纺织品出口以及建立相关产业集群的财税支持措施。其三,还存在一些直接因我国财税政策运用而导致的贸易摩擦,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认为我国对内外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实行不同的增值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具有歧视性,从而将该案例直接投诉于世界贸易组织,虽然这一争端目前已暂时解决,但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四,还应看到存在一些与财税政策相关的潜在贸易摩擦。例如,目前各国针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例还相对较少,这主要原因是不少国家仍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仍主要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但随着我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努力不断获得成果,我们必须意识到将来与补贴案相关的财税政策使用争议将会显著增加。综合这些情况看,可以看出,我国现行财税制度特征与财税政策运用无论直接或间接,无论现实或潜在,都已经并可能继续与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相关,的确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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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的概况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十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的进展。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

(1)现行财政税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农业丰收和粮食的价格提升使得农业税收超额；另一方面，随着股票二级市场的不断火爆，使得证券交易税收大幅度的超额预算；而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等却增长不多，导致整个经济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长不同步。其次，各种行政性的收费和基金越来越多，很多基金和收费的出台都是财政拿不出而留给政策的结局，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政府职能的一种无奈选择。

(2)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改革的措施

首先，建立完善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长期持续下降削弱了政府的相关职能，导致政府职能缺少了财政保证。介于此，在财政税收改革中，出台了一些关于基金和收费的政策，通过进一步的完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保证财政收入的正常健康增长。其次，加强财政部门对政府财政性收费和基金的管理。财政不统一，政府资金体制外运转，对于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加强财政部门对政策性收费和基金的管理，统一财政，把财政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监控管理之中。

2.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一，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财政税收政策在用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时，通过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比如，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即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政府通过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了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就是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

第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财政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

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与国企发展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由于历史与体制的原因，多年来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等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其落后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落后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装备、僵化的市场营销体制与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的矛盾愈加突出，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加快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促进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1.国企困难原因及表现

首先，传统的主导产业逐渐失去优势，新兴产业发育不快，难以带动国有工业经济有效增长。国企门类齐全这一以往优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成为相对劣势。由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竞争激烈、资源要素短缺，加上陈旧的经营观念、僵化的经营机制，使原来大规模的生产体系与主导产业的优势逐步削弱和丧失。其次，自我积累发展能力弱化，技术更新改造缓慢，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过程较长，使国有企业丧失了自身发展的动力。历史上高比例的利税上缴，使国有企业自我积累发展能力薄弱，技术装备的“欠账”过多。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其技术改造投入了一定的财力，使其工艺技术装备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领域过宽、比重过大，并且国家投入的技改资金和企业自我积累的投入无法弥补技术老化的程度，占有相当比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装备未得到根本性的改造。

2.国家财税政策改革对国企发展的作用

(1)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投资、启动消费和增加出口等三方面入手，拉动国内有效需求，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实践证明，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现国有企业的脱困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国家财税政策改革，采取了有力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重点问题布局分散、负债率高、资本资金不足、社会负担重以及富余人员多等，这些都是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至关重要。为此，国家财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调整思路，不能再沿用过去减税让利的办法，把财税支持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进行改组，形成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科技创新机制，使国企适应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突出重点。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支持，重点在企业重组、技改贷款贴息、安排下岗分流职工基本生活以及分离企业社会职能等方面下功夫，为国企创造平等宽松的外部环境。再次，加大力度。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调剂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国企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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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镇化融资机制是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一是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就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边界，明确财政投融资的功能定位。优化城镇化融资机制，建立一套清晰透明、规范运作的市场规则，兼顾协调各方面利益，强化对政府的市场约束，有利于引导民间资本公平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城镇化投融资模式；有利于按市场机制调整政府与基础设施经营企业的关系，打破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则从基础设施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由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转变为通过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引导企业经营活动符合公共利益目标。二是有利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构建财力与事权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完善地方税体系是“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确定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目前，不同层级政府间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逐渐突出，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大量增加，基层政府支出严重依赖卖地收入，既影响了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也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今后一个时期，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推进，以及城镇化带来的地方事权扩大，这一矛盾可能更为突出。通过建立以地方特别是市级政府作为负债主体的城镇化融资机制，有利于借助市场力量推动地方政府主动进行利益导向的财税改革，使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保证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有利于推进省以下各级政府更科学地划分事权；有利于激励其加快培育稳定的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信用意识，提高地方财政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有利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转型。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风险评估和价格发现。完善城镇化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以市场化的机制适度举债，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导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通过真实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根据不同的信用评级和偿还能力确定债务融资成本，从而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和融资能力产生约束；可以更大程度上利用价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好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挤入效应”。

完善城镇化融资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进和完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促使地方政府从“建设财政”回归公共财政。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主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纯公益性项目，对于一些可以实现“使用者付费”的准公共产品，则可以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金，适度分散财政风险、减轻地方财政负担。二是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促进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与事权，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适时修改《预算法》，赋予市级地方政府与城镇化建设事权相对应的举债权。同时探索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资源税等税种，加快培育相对稳定的地方税源，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偿债能力。三是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约束。建立地方政府举债的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指标，通过制度规则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强化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监督，增强民意约束。编制地方政府全景图式的资产负债表和中长期资本预算，增强地方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优化决策机制，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举债主体和跨期的偿债责任。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一是建立基础设施的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以便于地方退出部分国有股权，盘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有的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运作手段为新项目筹集资金。二是以城镇化未来收益为支撑，探索开展市级政府发债试点。先期可以考虑将部分城投债转为市政收益债，将那些以公用事业为募集资金投向、以使用者付费收入为主要还款来源的城投债定位为市政收益债，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并在地方政府预算中设立特别账户，封闭管理发债资金运用和偿债资产收益，同时按市政债的要求强化其信息披露和惩罚约束责任。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分层次的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评级在强化市场约束中的作用。

本文作者：纪志宏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