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权激励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徐亚琦（1990-），女，汉，河南漯河人，管理学学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摘要：对于权益资本成本来说，其不但是企业投、融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标的，也是股东等广大投资者的预期报酬率。本文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思考股权激励计划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探究能有效抑制股权激励产生负面影响的方法机制，以保障股权激励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本文的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的公司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可以为相关部门对约束和监督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供参考。

关键词：股权激励；权益资本成本；措施

理论上说，管理者持有公司股票，可以强化所有者与人之间有效的制衡和监督管理体制，降低股东所面临的风险，则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下降，即减少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但是，股权激励效果很可能会受到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Brown 等学者们在管理者权力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关系。他们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替代薄弱的公司治理，即股权激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相反公司治理不力的企业往往会出现管理层滥用股权激励来达到饱私囊。当高管薪酬与股价波动性相关性密切时，高管会不顾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加倾向于取得高杠杆率的债务融资，增加公司财务风险，从而导致权益资本成本增加。股权激励在某种程度上也诱发或助长了管理层的一些自利行为。上市公司会在实施股权激励前故意压低业绩、在股权激励期中平滑业绩或粉饰业绩，这些盈余操纵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即诱使他们隐瞒了有关未来期权增长的不利消息，并选择次优投资政策，这容易导致严重的股价高估及随后的暴跌。

并且，Armstrong 等学者认为，如果管理者是风险厌恶型，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管理者收入对股价波动越敏感，就越有财务错报动机。所以如果投资者预期管理层会进行盈余操纵，股权激励反而可能会提高必要投资回报率，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一、研究成果综述

1、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与治理效应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状况，最优契约观认为，股权激励措施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支付更高的报酬以换来更好的公司业绩。然而，有些学者指出最优契约理论的三个约束条件（ 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制约、市场的有效约束力、股东诉讼的有效途径） 均不符合现实状况。因此，提出管理层权力理论，指出股东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着问题，即“监督监督者”，这会造成管理者利用自身能力议价甚至操纵薪酬合约，来获取高于合理水平的薪酬。苏冬蔚、林大庞等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失灵甚至出现负面治理效应原因在于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董事会没有设计出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方案。管理者权力越大，其操控薪酬契约获取私有收益可能性就越高，而股权激励不仅仅会导致过度支付，还可能会造成管理者舞弊。

2、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路径分析

权益资本成本是反映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和投资者衡量投资标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外部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一般会面临两种风险： 经营管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估计风险。股权激励通过作用于这两类风险从而对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

首先，当董事会无法有效监管制约管理层的薪酬，股权激励反而会扩大了管理层权力，导致管理层通过权力寻租而不是真正通过经营来获取薪酬。管理层权力越大，冲突越大，具体表现在企业业绩波动性越大，经营风险越高。当股权激励合约的设计时受到管理层权力干预，激励往往会偏离股东利益而变成了管理层的利益，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增加又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相应的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

其次，最优薪酬理论认为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契约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因此股权激励效应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中，业绩中包含着行业政策，管理层盈余操纵等大量“噪音”。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未必能减少成本。因此，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虽然可以激励管理层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努力，但也增加了盈余管理动机。当盈余信息能影响到投资者预判企业经营状况，导致股价变化，并且管理层能根据股价变化选择卖出或是持有股票时，高管进行盈余操纵的概率增加。由于股权激励计划而引起管理者增加盈余操纵动机，从而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则会增加必要投资报酬率来弥补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使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我国股权激励还处于起步阶段，制度不完善和激励效用偏低等因素会严重影响股权激励作用发挥。经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增加而上升；股权激励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若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自愿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其权益资本成本会相对偏低，即完善的内部控制能有效降低关系产生的道德风险，减少盈余管理行为，降低投资者对企业风险的估计，进而降低预期报酬率。

尽管人们普遍认可股权激励措施作为一种经理人报酬机制，但次贷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其态度产生转变，一旦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不合理，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得到的启示如下： 股权激励并不是企业创造业绩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它与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与严格的监管监督体系密不可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制度环境和监管监督条件并不成熟，较低的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较短的激励期限很容易造成管理层等被激励对象实行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加剧企业风险，使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增大，便会提高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改善股权激励而引起的问题，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提升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监督监管体系的建设。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且处于弱式有效市场，一方面股票价格并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公司业绩和管理者才能，另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收入与股价敏感性较高，因此为防止被激励高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自利行为，需要严格监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披露时机。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增加高管的“犯错成本”，减少高管盈利操纵行为。

其次，科学合理地设计高管股权激励方案和业绩评价体系。企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自身出发合理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和业绩评价体系，并通过征询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意见，不断完善；要随着企业战略规划来及时调整激励计划。

最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监督和制约管理层行为，应当提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苏冬蔚，林大庞.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 经济研究，2010，（ 11） ： 88-100

[2]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J]. 会计研究，2011，（ 1） ： 68-75

[3]陈胜蓝，卢锐.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J]. 管理评论，2011，23（ 7） ： 155-162

篇2

关键词:三全食品；股权激励；企业财务绩效

一、引言

近年来，股权激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各行各业为了留住人才、聚拢人心、降低委托成本，开始放眼于股权激励计划。但是大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行业外部环境不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同，同一企业实行的股权激励计划也大不相同，有些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以失败告终，而有的企业则能借此推动企业向前发展。这就引发我们深思，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究竟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制定符合企业自身的股权激励方案。本文以案例形式选取了三全食品作为研究对象，三全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冷冻食品行业的领导者，是该行业中较早一批进行股票激励计划的企业。本文将研究三全食品两次股权激励计划，探讨股权激励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出两次股权激励计划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案例分析

(一)案例公司简介

三全食品是速冻食品行业中成立最早、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家大型企业，是家喻户晓的老品牌企业。中国的第一个速冻粽子、第一颗速冻汤圆就是出自三全食品董事长陈泽民先生之手。自三全食品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秉承着“三全“原则———“全面的质量管理、全新的生产工艺、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也正因此其能够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厂变成大型的众所周知的速冻食品生产企业。目前三全食品有三十余家分公司和工厂，产品多以汤圆、水饺等为主，三全食品的市场占有率高，是百家口中常说的老品牌、值得信赖的老品牌，其常年处于行业内第一的地位。

(二)三全食品两次股权激励计划

1.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2014年1月4日三全食品对外公告其第一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具体如下表1所示。结合公司2014年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速冻食品行业内竞争十分激烈，速冻食品行业多家企业开始争先恐后地开展并购活动。三全食品为了稳固自身龙头企业的威望，加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于2013年进行了龙凤实体的收购事件。企业在2014年初就对外公告股权激励方案以及激励对象，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稳固员工忠诚度，凝聚人心，更是为了在收购龙凤实体之后能够达到拉拢龙凤实体的优秀员工以及稳固现有员工的双重效果。2.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2016年9月28日三全食品对外公告企业的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这次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模式不同于第一次。企业在结合第一次股权激励的经验基础之上，根据公司的市场环境以及处于成熟期发展阶段，将第二次股权激励模式调整为限制性股票。

三、三全食品两次股权激励的效应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模式是股票股权。三全食品在2014年进行股权激励计划之后，其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分别从2014年的33.76%、4.36%和－0.24%下降至32.11%、1.86%和－1.29%。2013年至2014年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三全食品收购主营业务相一致的龙凤实体。企业为达到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并购龙凤实体能够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企业在收购事件之后，加大对收购对象的供应链、采购、内部员工的整合。且同时伴随着行业内思念、湾仔码头等企业低价竞争情况越演越烈，企业在为了扩大三全食品市场也投入了不少资金。在本次计划开启后可以明显地看出三全食品的营业利润率出现了两年的负值，在2014年为－0.24%，2015年为－0.29%。与此同时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也由2014年的4.36%下降至2015年的1.86%，其也呈现着下降趋势。营业利润率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利润的能力，持续两年的负值体现了第一次的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帮助。第二次股权激励模式更改为限制性股票。2016年后三全食品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保持在35%上下波动，前后两次股权激励计划中该指标都保持着较平稳的波动。根据企业年报中显示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数额呈现着连年增加的情况下，而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却保持着平稳的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在销售环节把控良好，却忽略了把控成本问题。企业在实行第二次激励计划之后，开始出现好转的态势，营业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由2016年的2.07%和0.14%上升至2017年的3.60%和1.87%，都呈现着稳步上升的趋势。这表明第二次股权激励的效果不同于第一次，本次激励计划能够增加企业的营业业绩、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推动企业的盈利能力发展。

(二)营运能力分析

企业的营运能力代表着企业经营运行的能力，这里用来分析三全食品该能力的指标分别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第一次股权激励之后，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从2013年的14.53次下降至2014年的13.47次，2015年其也下降至11.40次，其明显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应收账款周转率体现了企业在经营业务的过程中获得应收账款及等到企业真正收到这笔款项所需花费的时间，也即反映了企业回笼资金的能力。该数值与企业资金利用率成正比，该值越高体现企业回笼资金的速度越快、资金利用率越好、账龄较短、资金风险越低。在此次股权激励计划中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出现下降的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在其他品牌的低价竞争环境下，允许大订单顾客通过赊销方式进行购买，进而增加三全食品的产品销售量，稳固其市场地位。股权激励对该指标并无重大影响。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都有小幅度地上升，分别由2014年的3.27次和1.13次上升至4.12次和1.15次。存货周转率体现出企业对于存货管理的水平，该数值越高，反映企业存货的流动性越强以及企业变现能力越强。且股权激励对象名单中核心销售人员占大比重，这说明此次股权激励对企业营运能力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之后，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呈现着大幅度上升趋势，由2016年的11.90次上升至2017年的13.05次，且该数值呈现着持续上升趋势，比值一直保持在13次以上，这表明企业的营运资金周转保持着较快的水平。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呈现着平稳地上升趋势。在两次股权激励计划中企业对于激励对象大多是核心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也说明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的营运能力有着提升的作用。

(三)偿债能力分析

企业的偿债能力代表着是否能够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其中包含短期偿债能力与长期偿债能力。本文对于考察短期偿债能力选用三全食品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两个指标，对于考察长期偿债能力选用三全食品的资产负债率指标。在短期偿债能力方面，三全食品在第一次股权激励中其速动比率有着小幅度上升，从2014年0.63次上升至2015年0.69次。三全食品的流动比率其总体变动幅度并不大，从2014年的1.09次下降至2015年的1.07次。在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中，三全食品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这两个指标开始有着小幅度地增加，分别从2016年的1.08次和0.59次上升至1.10次和0.62次。且在后期该两指标总体呈上升的走向，这说明企业的变现能力增强了，可以看出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三全食品的短期偿债能力是有着积极影响。在长期偿债能力方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着逐步上升的走向，通过对三全食品负债总额相关数据计算发现，三全食品的负债总额是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是三全食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贷款获得资金来支撑项目的运行。两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之后，企业资产负债率仍是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两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的影响力并不大。

(四)成长能力分析

企业的成长能力是指企业的未来发展的能力，企业进行股权激励的长远目标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成长能力。本文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两个指标对三全食品的成长能力进行分析。第一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后，三全食品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在2014年当年是13.63%，该指标在2014年当期保持着良好的营业收入增长趋势，但是在2015年该指标急速下降至3.49%。这说明股权激励对于当年的营业收入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但是对于之后的考察期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提升作用。在2014年三全食品的净利润增长率是负值，且在2015年该指标更是下降至－56.83%。这主要原因可能是在企业前期发展中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恶性低价竞争以及原材料等涨价等，致使企业出现了利润负增长的情况。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于三全食品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当期有着一定作用，对于三全食品净利润增长率的作用并不大。第二次限制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后，三全食品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在2016年当期为12.83%，在之后三全食品在该指标上也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率，但是后期效果并不如当期的增长率明显。可见两次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当期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效果明显，但是其对于之后考察期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并没有明显效果。三全食品的净利润增长率在本次计划中有着迅猛发展，在2016年为13.09%，在2017年一路上升至82.45%。可见，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成长指标的影响要明显优于第一次。

四、三全食品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

(一)业绩考核指标选取单一

在三全食品两次股权激励方案中采用了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企业的业绩考核指标，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考察企业的成长发展能力。仅用该单一指标作为三全食品整个企业的业绩考核指标，虽该指标会对企业的成长发展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一个企业若想要全面发展、稳固市场地位，不仅要看重其成长能力，也要提升企业的其他能力发展，例如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三全食品应该要考虑到其他财务指标做出的贡献。

(二)业绩指标水平不够合理

在第一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三全食品对于2014年、2015年、2016年业绩考核指标是营业收入增长率不少于30%、69%、120%，但从表3可得知企业在这三年中并没有达到指标要求，此三年的实际情况分别为13.63%、17.60%、32.68%，且实际数据与业绩考核指标相差过多。这说明企业在设定业绩指标水平的时候过于理想化了，没有切实考虑到企业自身情况。在有了第一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经验基础之后，企业开始尝试其他的激励模式，转向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第二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企业由“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大幅度地降低了对营业收入增长率的要求。企业是基于2015年的营业收入，业绩考核指标要求2016年、2017年、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5%、10%、16%，然而现实情况是12.83%、24.04%、30.72%，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三全食品在这三年是远超地完成目标。在企业进行股权激励时，设置较低的业绩考核指标会使员工、管理者对于工作没有危机感、紧迫感，对企业的业绩发展可能起着负面作用，这并不是我们进行股权激励的初衷。

(三)激励计划期限不够合理

三全食品两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年限都为三年，在与其他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年限相比之下，三全食品的激励年限过短。在前面的财务分析中，我们能得知财务业绩指标的提升在当期有着积极作用，但有时会在激励年限的末期出现颓势的现象，由此可见激励计划期限过短也不利于企业全面地、长远地发展。

五、股权激励优化建议

第一，设定业绩指标多样化。在业绩指标中三全食品以单一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考量，仅注重了企业的单一发展能力，企业应当注重多方面对本身的考核，应当注重全面促发展的理念。三全食品在业绩指标中没有注重考核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各相关的指标。在企业其他指标的考量中，盈利能力可以体现出企业通过经营活动赚取利润，来增加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营运能力可以体现出内部人员运用生产资料给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偿债能力可以体现企业运用资产和经营过程中创造的收益可以偿还债务的能力。不同的指标能够反映企业不同的能力，对于企业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企业在具体选取业绩考核指标的时候应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状况，顺应行业的发展，选择重要的业绩指标，指标应多样化、合理化。第二，合理设置股权激励计划年限和指标水平。据目前研究显示股权激励计划较合适的限期在4—5年，而三全食品的两次股权激励计划期限都是三年，这相比其他企业而言激励年限少了1—2年。这也是一定程度上造成员工看重眼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绩效的长期发展，三全食品应适当地延长激励期限。且就三全食品两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水平而言，第一次的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设置与企业当时的发展水平相比过高，使得企业都未能达到目标，而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指标水平设置过低，企业翻倍地完成目标。业绩考核指标水平设置过高，企业未能完成目标，这会打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会对企业的业绩有着负面作用。指标水平设置过低，企业顺利完成业绩考核，这会让员工逐渐养成懒散的心态，没有营造拼搏、向上的工作态度，这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故企业应结合行业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发展状况设置合理的指标水平。第三，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在指定股权激励方案时，应保证制定过程中公开公正的透明度，加强独立董事、薪酬委员会和监事的独立性。并且股权激励计划要代表多方的权益，不应当受到高管层的牵制与操纵。同时中国证监会需要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不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和不当实施的操纵行为。

参考文献:

［1］李蜜.基于GL实施股权激励对财务绩效的影响［J］．财会学习，2021(11):68—69.

［2］郭芸婷.股权激励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0，23(15):26—27.

［3］刘芳明.三全食品公司的财务现状分析［J］．商讯，2020(10):25+27.

［4］涂桂英.股权激励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19(19):109—110.

篇3

关键词：高管持股；公司绩效；股权分置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5.5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其对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为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带来美好前景。但股权分置改革是否能迅速提高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公司治理的水平，健全实施股权激励的环境，有待实践数据证明。股权分置改革如何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怎样抑制负面影响、规范股权激励制度，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选取对象是2005年12月31日前（含31日）全面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复牌上市交易的公司2004年和2006两年的年报数据。剔除了只发行B股的公司、2004年首次发行上市的公司、在2004年和2006年被ST和*ST的公司、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公司，以及2004年和2006两年中高管无持股的公司。最终选择了共计121家公司2004年和2006年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

（二）实证分析前提假设。乔志城等（2007）认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被稀释的股份通常是国有股，而何凡（2007）发现，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公司绩效的差异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公司绩效的差异。国有股缺乏实际意义上的所有者，国有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的程度就越严重。而且由于政府是国有股的所有者，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并不一定完全出于最大化上市公司价值的目的。

乔志城等（2007）还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权的集中度，使一些上市公司失去绝对控股股东。股权分置改革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实现上市公司股份在股票市场上全面流通，那么必然提高了股份的流动性。李维安等（2006）发现，当第一大股东并未绝对控制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制衡关系时，高管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王克敏（2004）提出当不存在接管市场或接管市场不发达时，管理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偏离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可能性较大。关于外部接管市场的强度，李善民等（2003）证实了两个假设：一是股权分散假设。股权的分散程度与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成正比。二是股份流动性假设，认为股份流动性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发生控制权转移。

杜海鸥（2007）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会使“一股独大”格局有所改变，形成多个非控股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宋敏等（2004）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对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非控股大股东持有较多的股份，一方面可以承受参与监督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有参与监督管理的强烈动机和机会，而没有能力去攫取小股东的利益。

罗建华（2007）认为，股权分置改革通过统一股东目标增强了企业的成长性。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性较高的上市公司，公司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成长性好的上市公司，股价上升空间较大，高管更有动力去提高公司绩效。

综上所述，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的提高，因此得出假设1和假设2：H1股权分置改革后，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性比股权分置改革前更显著；H2股权分置改革后，高管持股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性比股权分置改革前更显著。

（三）方法设计及模型选择

1、高管持股水平的测度（SMSH）：（1）高管持股比例TSS=高管的持股总量（TS） /公司总股本（SIZE）；（2）高管持股集中度AS=高管持股比例（TTS）/持股高管人数（NS）。

2、公司绩效的测度（CP）：（1）资产运营能力：资产周转率（ATR）；（2）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LTAR）；（3）盈利能力：每股收益（EPS）；（4）发展能力：总资产增长率（GRA）。

3、控制变量的测度：（1）公司规模：年末上市公司总股本（SIZE）；（2）行业（INDU）：按深沪两交易所的分类标准分类，设置虚拟变量X1…Xi-1；（3）资产结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IA）。

4、模型构造。在以上变量测度的基础上，为了检验在前面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由于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比较研究高管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故将高管持股水平SMSH作为自变量，公司绩效CP作为因变量，公司规模SIZE、行业INDU和资产结构IA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CP=α01+α11SMSH+α21SIZE+α31INDU+α41IA+ε

将四个公司绩效变量和两个高管持股变量分别代入回归方程，按照不同年度分组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分别进行统计F检验和T检验。

三、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到，相对于2004年，2006年高管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集中度的平均值都有所下降。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高管倾向于减少持有本公司股份，并且高管持股更分散。（表1）

（二）假设分析

1、假设H1分析。从表2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在2004年，高管持股比例与资产运营能力、盈利能力等两组自变量与因变量都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2006年无自变量与因变量通过T检验。这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前，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性比股权分置改革后更显著。与本文假设H1相悖。（表2）

因为根据新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高管每年最多能套现25%的股票，而且一旦他们辞职，相关法律规定对其不再具有约束力；并且2006年中国股票市场开始进入牛市，股价快速上涨。一边是辛苦工作所得十几万或几十万的年薪，一边是短时间内可以轻松兑现的少则千万、多则上亿元的现金收入，面对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的待遇诱惑，高管们的短期行为也许在所难免，为了使套现收益最大化，上市公司高管对股价的关心程度会超过对业绩的关心程度。使得高管们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到如何操纵股价、套现获利，而不是加强经营管理。

2、假设H2分析。从表3的检验结果中看到，在2004年持股集中度与盈利能力这组自变量与因变量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2006年，持股集中度与盈利能力这组自变量与因变量也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但是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前持股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性比股权分置改革后更显著。与本文假设H2相悖。（表3）

主要原因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国有股比例下降，有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减少，股权分散度提高，所有者缺位更严重。这种情况下，高管持股集中度越高，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高管实施或合谋自利行为侵蚀上市公司利益的风险越大。

综上所述，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水平和效果变差，原因是股权分置改革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可能迅速优化治理结构，而且如果不能真正解决资本市场不完善、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股权激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对策建议

（一）加快建立健全资本市场

1、加强市场监督，减少操纵市场的行为。减少行政部门对股市的过多干预，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约束和制衡机制的作用，使股价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高管的业绩；加大对证券炒作行为的防范和打击力度，使资本市场能真实反映企业的业绩状况。

2、建立客观有效的市场评价机制和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制定全面反映上市公司业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代替单一的财务指标，作为评价股票市场的一种有效补充；对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范围和质量进行更严格的要求，根据准确的信息对高管进行奖惩，发挥股权激励机制对高管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对独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则。

（二）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

1、营造职业经理人市场竞争环境。上市公司经理人要通过各种公开的选拔机制来竞争管理岗位，经理人的价值要由市场确定，鼓励和规范各人才中介组织参与对企业形象、职业经理人价值的评估。这样，一方面会使这些高级职业人才之间展开竞争，通过市场筛选出真正优秀的经理人才；另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对经理人进行约束，从而影响到他的职业声誉，进而影响身价和下一次就业。使经理人员采用不恰当的内部人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成本大大提高，迫使他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新调整行为。

2、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在本着客观、公正和可操作性的指标设定原则下，评价指标体系应尽量全面。一方面评价指标体系除包括体现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外，还要考虑一些非财务指标；另一方面对高管的绩效考核指标与标准应该反映企业长期发展的业绩诉求。

（三）加强上市公司法制建设，保证高管与股东的长期利益一致

1、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法建立健全法律监督体系，发挥各直接利益团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的监督功能，让更多的人来监督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依法执行法律程序，建立起一种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有效监督体制，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

2、查处高管成员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完善和加强对高管成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加大违规责任和成本，使高管更加廉洁自律。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乔志城，刘丹.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二阶委托框架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07.2.

[2]何凡.经营者股权激励绩效的比较研究――基于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8.

篇4

摘 要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壮大，以及管理制度的复杂化，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很多企业的现状。西方国家的经验说明，股权激励制度是一项能够推动公司经济增长，解决公司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我们国家未来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绩效 相关性

一、引言

股权激励制度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并且随后在欧美各个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西方国家的经验说明，股权激励制度是一项能够推动公司经济增长，解决公司问题的有效途径。所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也开始逐渐引进这一制度来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现如今，股权激励制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仅是企业自身，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规定来对股权激励制度来进行探索。因为，股权激励制度不仅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同时也是解决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我国目前实施的股权激励制度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良好背景下，我们国家实行股权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会越来越多，同时股权激励制度对上市公司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二、什么是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制度指的是，上市公司将本公司的股权形式给予董事、监事、管理人员等企业的经营者，通过股权将这些经营者的利益同公司的利益连接起来，让他们与股东一起分担利润、面对风险，使经营者全心全意为公司的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式。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壮大，以及管理制度的复杂化，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很多企业的现状。公司的所有者为了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扩大自身的资产所有权，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公司的经济业务，那么这个时候公司的经营者也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可能会选择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调和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企业个人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的冲突，让企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能够做到利益和风险同时公担，进而达到两者共赢的结果，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十分必要。实行股权激励制度，对经营者进行激励，让经营者的利益与公司的绩效相关联，给予他们相应的回报，这样不仅可以稳定上市公司的发展，同时也能有效的提高企业的绩效成果。

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对公司的绩效影响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对公司的绩效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不同的时间、地区，以及不同的行业所具有规模、环境、经营方式等存在差异，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通过综合分析，股权激励制度与公司效益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相关性和非相关性。

（一）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关系

1.线性相关性。这里的线性相关性主要指的就是，股权激励与公司效益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就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的效益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管理者的持股比例越高，管理者的目标与所有者的目标就越趋于相同，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随之减少，这样就会有效的减少管理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去破坏所有者利益的行为，从而公司的成本也就相对减少，公司的绩效随之提高。

例如，国外研究者霍尔和利伯曼通过搜集美国上市公司300多家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lack.Scholes模型对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票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正相关性。另外，我们国家的研究者许承明、濮卫东于2003年，通过研究从1998年一2001年的，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2653家公司的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对这些上市公司三年来的所有的董事持股和所有的高级经理持股分别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认为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2.曲线相关性。曲线相关性指的是，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线性相关，而是曲线相关，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持股比例范围内，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正相关性和负相关性的差异。

例如，国外学者埃尔马兰和魏斯巴赫，通过对美国133家上市公司的有关收益率等数据的研究，运用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一，以及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时候，管理人员的持股率与公司的效益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然而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以及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的时候，两者的关系则是负相关的关系。对此，我们国家很多学者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会计博士生导师韩东平教授，运用最小二乘法，对2002年12月 31日以前深圳证劵交易所的215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当公司管理者持股率在[0，0.275 8]、[0.880 9，1]这两个范围内的时候，管理人员的持股率与公司的效益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管理人员持股率在[0.275 8，0.880 9]，二者是负相关的关系。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非相关性关系

然而还有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以及负相关性，他们认为上市公司没有最佳的管理者持股比例，股权激励不可能给公司带来明显的绩效收益。

例如，1983年德姆塞茨和莱思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美国的511个大公司的有关收益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公司的绩效与公司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没有固定的关系，股权结构是一个内生的变量，公司是否能够赚取巨大的利润，这是由公司的股东以及管理人员的特点所决定的，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每一家公司的管理者股权比例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有着自己最合适的股权激励制度，所以二者之间没有相关性。此外，中国的一部分学者经过研究分析，也认为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或没有任何影响。比如，咸宁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合华和程忠明，他们通过采用回归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检验了2000年到2005年4200个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除了非国有控股股东的管理人员持股率在百分之五以下有正相关的关系，总体而言，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率与公司之间的绩效关系是不显著的，我们国家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并没有发挥其设想的作用。

总之，长期以来，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完全统一的结论。一方面是由于很多学者在研究的时候，没有全面的考虑，只是采用了某些公司某一年的数据，这样有可能因为某些数据的偏差而导致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在分析的时候，有关盈利能力的指标只关注数量，而没有全面的考虑盈利能力。同时，盈利能力又是公司绩效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只考虑盈利能力指标的数量，却不去考虑其质量，那么就会导致对盈利能力评价的片面性，也就无法客观、全面的分析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四、相关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们国家的股权激励制度相比较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起步较晚，所以很多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再加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所以为了能够给股权激励的实施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必须完善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加快我们国家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进步。

（二）规范资本市场

目前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投机性比较强，股价的波动的幅度很大，然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是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业绩的。所以，规范资本市场对于我们国家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十分重要。只有积极的采取措施来规范资本市场，比如完善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加强对证劵市场的监督等等，才能使股价真实的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而评价经营者的绩效水平，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

（三）加强公司内部治理

一个公司要想充分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必须首先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完善公司的内部结构。要积极引入外部董事，同时加强监事会的监管能力，使公司内部各司其职，相互监督，避免内部控制的现象。只有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才能有效的杜绝个人控制的风险，才能为股权激励提供给坚实的基础。

（四）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

绩效考核是股权激励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大多数公司的绩效考评方式比较单一，这样无法全面的考评管理者的业绩贡献。所以公司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与目标，采取多样化的考核指标，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发挥股权激励的效果

（五）加强经理人市场建设

我国的公司经理人市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不是通过市场产生的，而是政府任免的。一个有效的经理人应该是按照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并且优秀的经理人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所以要加强经理人市场的建设，提高经理人素质，优胜劣汰，这样才能使经理人真正得到股权激励的作用，才能促进我们国家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屈子棠.股权激励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经管空间.2012（5）.

[2]李淑杰.浅析企业的股权激励政策.科技资讯.2011（5）.

[3]潘洁.我国企业股权激励的机制与运用.经济视角.2011（12）.

篇5

关键词：股权激励 盈余管理 修正的Jones模型

一、引言

股权激励机制的提出和逐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司的冲突、规范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但是不少公司在设计和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时，往往会附带一些业绩指标、惩罚条款等方面的条件，因此自利的管理者为获得股权激励，牟取自身利益，可能会采取一系列违规手段，甚至利用会计造假来损害股东利益。因此，只有充分研究股权激励与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关系，才能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使证券市场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激励方式、盈余管理的动机及手段及相关关系等方面。暴金玲（2007）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发现薪酬激励机制是引起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直接动因。朱贺（201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盈余管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何凡（2010）认为股权激励模式会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和行为产生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实行了业绩股票模式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更为明显。管建强、王红领（2012）在研究股权激励和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选择了Jones模型，结果发现如果公司设计并实施了股权激励方案，高管人员为了追求高额报酬有积极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综上，各学者的研究角度、侧重点各有不同，尤其在相关关系方面，尚缺乏统一的经验数据。本文试结合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为股权激励机制和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二、股权激励机制与管理层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缓和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因为两权分离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冲突。理论研究表明：管理人员持有股权比例的增加能有效减少管理层利用职权侵占股|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弱化其他有损公司利润的动机，促使二者利益趋向一致。然而股权激励的报酬往往又与公司业绩挂钩，理性的管理者可能为了激励报酬作出对自身有利而对公司价值提升不利的决策，进而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因此，本文假设：股权激励程度越大，管理层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为了考察股权激励机制对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DA|=α1+α2OPTION+α3SIZE+α4ROE+α5DEBT+ξ （1）

1.因变量。|DA|为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计算出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用来度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盈余管理程度。现代会计理论认为，公司盈利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已经实现的现金流入的盈利；二是尚未实现的现金流入的盈利，即总体应计利润。总体应计利润按是否可控又分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中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可以代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可通过计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的大小来判断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在计量|DA|的过程中，净利润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以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获取，所以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成为了关键。目前国内外计量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模型中，只有修正的Jones模型既能对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可靠估计，又明确地把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一因素引入估计假设检验中，结果最为理想。另外，为了避免时间长度带来的偏差，本文不使用时间序列模型而是选用了横截面模型。综上，本文最终选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来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运用以下模型对样本公司各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各参数的估计值：

TAm，n/Am，n-1=α1m（1/Am，n-1）+α2m（ΔREVm，n/Am，n-1）+α3m（PPEm，n/Am，n-1）+ξm，n （2）

其中：TAm，n为m公司第n年的应计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m，n-1为m公司第n-1年的资产总额；ΔREVm，n为m公司第n年与上一年营业收入之差；PPEm，n为m公司第n年固定资产总额；ξm，n为回归方程的残差。

第二步，将上述模型中得到的参数α1m、α2m、α3m的估计值运用到以下模型，计算样本公司以上年度资产计量的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m，n=α1m（1/Am，n-1）+α2m（ΔREVm，n /Am，n-1-ΔARm，n/Am，n-1）+α3m（PPEm，n/Am，n-1） （3）

其中：NDAm，n代表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ΔARm，n代表m公司第n年的应收账款变动额。

第三步，因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共同构成总体应计利润，所以样本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m，n的计量如下：

DAm，n=TAm，n/Am，n-1-NDAm，n（4）

其中：DAm，n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2.解释变量。目前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应用还处于不太完善的阶段，大部分上市公司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为管理层持股，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OPTION）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为了详细地检验股权激励机制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对影响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公司基准因素加以控制，本文吸收了其他文献的研究观点，选取公司规模（LN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DEBT）三个因素用来控制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其中LNSIZE等于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ROE等于净利润除以净资产，DEBT等于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总资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异常值对统计结果的不利影响，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S*ST以及PT公司；由于本文构建的模型要用到以前年度的数据，故选取已连续五年上市的公司，剔除2011年及以后新上市的公司；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具有区别于一般上市公司的特征，故研究时也将其剔除。此外，由于时间上的差异和数据搜集的局限性，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存在数据缺失及数据异常的情况，故本文予以剔除。根据以上标准，最终获得139家上市公司共417个样本，所有研究数据均来源于CCER、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将模型（1）中计算的回归系数代入模型（2）中，得出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然后根据模型（3）计算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而得到其绝对值|DA|。|DA|和其他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表1中139家样本公司417个样本的|DA|均值为0.0872，最大值为0.65，最小值为0.00，标准差为0.09406，说明盈余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样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程度不同，盈余管理的差异也很大，也可能是各样本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同导致的；OPTION的最大值0.10，最小值为0.00，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整体较低；LNSIZE在22.27到26.96之间，转化成公司规模最小值为566 513 420.02，最大值为61 138 846 389.08，二者相差107.9倍，说明不同样本公司间规模差异巨大；ROE的最大值为0.48，最小值竟然是-0.25，平均值为0.1156，说明绝大多数样本公司都在盈利，股权激励对样本公司的管理层起着激励作用；DEBT的最大值为0.83，最小值为0.08，平均值则为0.455，表明负债在资本结构中占的地位较重，若加强股权激励可能使股本增加进而导致财务风险下调。

（二）回归分析。本文采用Stata 10.0软件对样本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模型判定系数为0.319，模型的F统计量为7.244，Sig.值是0.000，由此可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关系显著。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即样本公司管理层持有激励股的股权比例越大，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大，与假设一致。其他变量检验结果如下：

公司规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0.05水平下，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也会随之加大。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公司规模越大，内部的组织结构就会相对复杂，不利于其他利益相关部门观察高管的行为，管理层更易于进行盈余管理；二是我国实际政治环境对上市公司有促进作用，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往往也会随之扩大，税负减免、财政补贴等相关政策使上市公司的政策性收入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会更加显著。

净资产收益率和盈余管理程度也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它的显著性检验达到了标准。原因归根结底为上市公司大多采用盈利指标来对管理层进行业绩衡量，而管理层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就会利用盈利指标来进行盈余管理，故净资产收益率越大，盈余管理程度就会越高。

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我国上市公司的债权人一般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财务识别能力较强，对公司资产变现要求较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银行等债权人对其限制就越多，管理层能够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也随之变小。而且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公司行业较多，规模不一，资产负债率差异也很大，导致其与盈余管理程度背道而驰。

五、对策建议

（一）股权激励机制实施方面。首先，股权激励机制制定要规范，奖励方案要合理有效，注重合法性和制度性。其次，对激励的对象要严格考核，只有其将公司各项任务指标完成后，方可得到股权激励的收益。第三，股权激励方案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来制定，要符合公司的行业性质、规模大小和发展阶段。

（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股权激励机制有效实施的保障。首先，要想完善治理结构，第一要素便是找准最终委托人，委托人对管理层的选拨、监督和激励必须有效果、有动力。其次，公司股东应主动参与会计控制体系的建设，加强内控执行力，减少管理人员盈余管理的机会，提高内部控制建设，促进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最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要互相制衡，相互监督，相互促进，推动公司和谐发展。

（三）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完善方面。会计准则制定的不明确引发了许多盈余管理的问题，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形成便是如此。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定应避免模糊性语言，对那些可以人为进行主观判断的原则和政策应该制定详细的约束条件，阐述清楚弹性区间和适用情况，明确具体使用规范，缩小管理层对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使上市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在外部治理结构的引导下走向完善，进而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四）加强证券市场运行监管方面。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尚不完善，制度尚不健全，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利成为上市公司屡屡实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监管部门要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有序，并从源头着手在上市环节对公司质量、业绩和潜力进行严格把关。其次，监管部门要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加强对此问题的监管力度，严厉惩处违规造假的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具体内容。最后，要保持注册会计师外部审计的独立性，使第三方的监督在更大程度上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S

参考文献：

[1]暴金玲.上市公司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原因探析[J].财会研究，2007，（7）.

[2]朱贺.基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盈余管理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7）.

[3]何凡.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2）.

篇6

[关键词]企业高管；股权激励；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51；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6-0270-01

一.引言

由于管理层和股东二者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借助股权激励制度来限制、约束以及引导管理者的行为。但是最早采用股权激励制度的并非我国，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20世纪中期对股权激励进行了最早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之后，股权激励制度席卷欧美成熟市场。相比之下，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引入国外的这种股权激励制度，以图解决部分公司由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以及严重的问题而产生困扰。自2006年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来，我国采用股权激励的公司也不断增加。不同的公司采用了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但是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并不是所有采用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海南海药与凯迪电力就出现了负面效果这就激发了我们对高管股权激励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实施股权激励以来哪些因素影响激励结果的形成，本文针对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背景试图对影响股权激励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

二.已有的研究分析

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高管的态度对企业产生重大的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对高管的激励政策成为重中之重，而股权激励政策不乏为其中最有影响的高管激励政策。关于影响企业是否采取高管股权激励措施的决策因素，已有的研究在这方面展开了一定的研究。

Berle 、Means和Jensen、Meckling分别在1932年及1976年从理论的角度对当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当恰当的激励方式使高管与股东利益一致时，可以降低成本，即适合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方式可以促进公司的发展。2001年Core和Guay发现当公司实行高管股权激励政策时，可以明显缓解企业的资本需求，促进资金周转，并且缓解财务紧张的状况。2002年Rosenberg从公司治理特征与结果的角度阐述其自身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David Aboody、Nicole Bastain Johnson 和Ron Kasznik于2010年研究指出，高管的持股比例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重要影响，与公司的业绩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在我国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彭慧斌通过对2009-2011.6最新股权激励数据的研究，指出了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因素并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说明。赵磊以2009-201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17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式对股权结构与高管激励进行探讨，对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了估计，定量研究了个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杨松彬以沪市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58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于2006-2009年间，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讨论了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

三.中国情境下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决策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国外公司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影响，那么，中国情境下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影响。基于我国特殊情况，国内上市公司存在许多管理上的漏洞，外国成熟市场的理论对我国市场并不能完全适用，通过分析杨松彬所论证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情境下专业和独立的董事会、公平合理的股权结构相比于其他普通的董事会以及股权结构，更有助于高管激励机制的制定和实施，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所带来的效果越明显，公司的绩效水平越高。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更大，欠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的治理结构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更大。

（二）公司股权结构对高管股权决策的影响

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境下股权结构的集中度对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少，股权越分散，对高管的制约能力越弱，高管具有较大的自我发挥空间，有利于实现高管股权的激励政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对高管的制约能力越强，容易导致其他股东难以与第一大股东抗衡，表明公司内部结构不完善，对高管的控制程度过高，导致高管发挥的空间有限，对公司的管理制度无法正确贯彻实施，不利于高管股权激励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越低。

（三）公司特征对高管股权决策的影响

公司的特征对高管股权激励具有影响。一方面，公司自身规模大，发展空间与成长空间较强的公司，管理体系比较复杂，很容易产生监管不力的问题，为降低委托成本，更容易采用高管股权的激励方式进行管理。反之，规模小，公司的发展空间较小的公司，管理系统简单，很容易形成对高管人员的监督，一般很少采用高管股权激励的方式。另一个方面如果在公司内部高管人员具有较大的盈余控制空间，高管可以轻松利用盈余管理等手段进行寻租行为，就会降低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反而不利于高管股权激励。若高管人员的盈余空间较小，反而提高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促进股权激励决策。

（四）高管特征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公司采用的激励方式不同股权激励是一种长期的激励方式，对于年龄较大的高管，他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并不太关心，对于股权报酬的激励方式并不是太认可，尤其对于临近退休的管理者更是倾向于现金报酬而不愿获取股权报酬。相对于于年轻的高管人员，在公司的发展空间较大时，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一方面，对于高管人员来说，具有较高的发展上升空间，对于公司来说不仅可以留住人才，同时也可以是高管为了自己获得更高的利益而变 相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避免高管只注重短期利益的行为的出现

（五）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激励方案获得的激励效果不同，这里的激励方案包括激励对象，激励方法，激励期限以及激励条件等。其中，对股权激励产生重大影响的激励为激励条件与激励的有效期，一般情况下，激励的条件越丰厚，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效果越明显，反之，激励的条件越没有吸引力，高管股权激励决策越没有效果。另一方面对于激励的有效期而言，激励的有效期与高管股权激励具有相关关系，综合来说，股权激励的有效期越长，股权激励的效果越明显。

（六）行业环境对高管股权激励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行业环境对股权激励的程度需求也不同，对于竞争性的行业而言，采用高管股权激励的激励方式更有利于调动企业高管的积极性，使高管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不断加强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Konari Uchida. Determinants of stock option use by Japanese companies.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es，2006；15.

[2] John E. Core， Wayne R. Guay. Stock Option Plans for Non executive Employe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

[3] 李秉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财会月刊 2013.4.

[4] 谭小红，《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西南财经大学 2010.

[5] 赵磊，《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 2013.

篇7

【关键词】管理层；股权激励；公司业绩

随着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问题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激励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随后在欧美等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与它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相比，股权激励真正开始在我国实施的时间不长，相对比较滞后。1993年，深圳万科集团最先开始尝试推行股票期权制度，成为中国第一家尝试股权激励的企业。但直至2005年12月31日，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才得以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正式实施。而之后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陆续实施，说明我国股权激励的配套制度正日趋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正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

一、股权激励的概念

股权激励是指激励主体以股票或股票期权等形式赋予激励对象一定的现实经济利益或潜在经济权利，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帮助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程度地增值。

股权激励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激励方式，只要在实施细节上稍加调整就可以变化出很多模式，我国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采用的典型模式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除此之外还有股票增值权、业绩股票、虚拟股票、延期支付、管理层收购等其他方式。

二、理论基础

现代公司制中的职业经理人和股东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委托理论可分为两派：一是最佳契约论，二是管理层权力论。

（一）最佳契约论

最佳契约论是股权激励理论的传统观点，它认为股权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经理人可能出现因追求自身利益而与所有者利益相冲突的“败德行为”。因而，股东关心的是如何根据所能观测到的变量来惩罚经理人，以激励其采取有利于股东的行为。激励问题的核心就是在“委托人—人”框架下寻求最优化的激励方案，或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

（二）管理层权力论

管理层权力泛指管理层对公司治理体系（包括决策权、监督权以及执行权）的影响能力，这种权力会对管理层薪酬契约造成影响，使其偏离最优状态。该理论认为，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薪酬会越高，薪酬与业绩的关联程度也越小。

三、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与国外的研究进度相比，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随着股权激励在我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关于股权激励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李增泉（2000）对1998年799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由于高管持股比例偏低，导致股权激励不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并且区域因素和竞争因素会显著影响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魏刚（2000）对1998年791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普遍较低，以致高管持股变为一种福利制度安排，并且高管持股数量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堪新民和刘善敏（2003）对2001年1036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有显著性弱相关关系，两职兼任的经营者持股比例与其绩效均不具有显著相关性。顾斌和周立烨（2007）对在2002至2005年沪市56家在2002年前试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股权激励实施后业绩的提升不显著，并且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激励效应，交通运输行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最好。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对1999至2001年间34家试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其业绩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前普遍比较高，表明我国试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样本中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见；成长性较好的上市公司，其业绩与高管因股权激励而增加的持股数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强制高管持股、使用年薪购买公司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不良的公司，其高管可以利用股权激励计划最大化自身利益。黄桂田和张悦（2008）使用非参数Matching方法对2007年38家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Tobin’sQ值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周仁俊等（2010）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权基础不同的视角，对2005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程度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从而证实了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方向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

（三）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关系

俞鸿琳（2006）对2001至2003年间933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水平和Tobin’sQ值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全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认为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以及董事会机制不完善，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应。姚伟峰等（2009）对2002至2007年间108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效率在股改之前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股改之后两者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四）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非线性关系

王华和黄之骏（2006）对2001至2004年143家高科技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在考虑经营者股权的内生性影响下，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也就是说，无论以独立董事比例还是非执行董事比例表示董事会的影响，经营者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间都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该结果表明经营者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吕长江等（2009）对2005至2008年间108家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激励型和福利型两种，且上市公司能够通过设置合理的授予价格、激励条件和激励有效期，提高股权激励计划的积极治理效应。

基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造成研究结论不同的因素可能包括以下几种：

1.业绩指标选取的差异。大部分学者选取了单个或某两个业绩指标，也有少量研究选取了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出企业的综合绩效得分作为因变量。但不论是单一指标还是主成分分析法，都存在很多种选择，如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托宾Q值等。

2.研究方法的差异。大部分研究采取了相关性分析或回归分析，并有多数学者考虑到企业规模、行业因素等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而引入了控制变量，但控制变量选择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的回归结果，甚至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出现。

3.样本选择的差异。不同学者实证研究的样本各不相同，一方面是样本选择范围的差异，有的研究选取了某个行业做样本，有的选取了某类性质的企业做样本，还有的选取了某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做样本；另一方面是样本选择时间段的差异，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快，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变化较大，同一家公司在不同时期因为受到不同政策的影响，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也会产生差异。尤其是早期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很不规范，财务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偏低，其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

除此之外，大部分实证论文都直接选取了管理层持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不能用管理层持股的公司来替代。这是因为管理层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来源非常广泛，并不一定是实施股权激励的结果。因此，利用管理层持股的公司来分析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得到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1]顾斌，周立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J].会计研究，2007，3.

[2]黄桂田，张悦.企业改革30年：管理层激励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样本分析[J].金融研究，2008，12.

[3]王华，黄之骏.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组成与公司价值：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6，9.

篇8

关键词：税收；股票期权；激励效应

一、股票期权的税收决定观

与现金报酬不同的是，股票期权不构成经理人现时的收入，它在纳税义务产生的时间和税收负担方面都与现金报酬存在差异。股票期权和现金报酬在会计处理和税收政策上的差异，导致企业不同的会计利润和税收利益。

长期以来，对股票期权运用于高管薪酬的动因存在两种解释：即激励动因和税收动因。基于“合约观”的股票期权激励动因，认为经理人股票期权是由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决定并授予的，其目的是解决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在时间视野、风险偏好方面的目标差异，引导经理人的行为更多地服从股东的利益；而基于税收动因的股票期权实施，其目的则是实现企业和经理人综合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是运用股票期权最早的国家，同时股票期权也是其实施最广泛的激励方式，基于税收动因的经理人股票期权的研究证据主要基于美国的制度背景。美国1950年的税收法案，针对满足规定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期权，可将出售行权所得股票的全部或部分收入按资本利得纳税。当时个人一般收入最高累进税率达到91％，而资本利得税为25％，限制性股票期权对企业抵税作用不存在差别，对个人的税收利益影响巨大。long基于美国1950税收法案对股票期权授予行为的影响，考察股票期权的授予是出于激励动因还是税收动因，结果发现，在其考察的98个样本企业中，有39家在随后的三年内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期权，还有41家在随后的九年之内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期权，原先实施股票期权的6家企业中有5家企业改为限制性股票期权。其研究结果认为，在企业税收成本一定的条件下，经理人税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选择股票期权的内在动因。美国1969年出台的税改，逐年降低个人一般收入最高累进税率，从当年及1970年的70％降低为1971年的60％，最终降至1972年的50％。hire和long研究了美国1969年的税改法案对企业授予股票期权行为的影响，在其考察的财富500强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截止1969年有86家实行合格股票期权，1969年的税改逐步使一般个人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与资本利得税率之间的差距缩小，导致合格股票期权对经理人的税收利益逐渐减少；相比之下，不合格股票期权抵税作用所带来的综合税收利益大于合格股票期权。截止到1972年，上述86家企业的94％，即总数达到81家企业，在随后的几年间从原来的合格股票期权转为不合格股票期权。美国1986年的税改使公司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高于个人一般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资本利得税率与个人一般收入所适用的税率相等，导致公司放弃股票期权作为税前费用扣除的代价更大，同时个人从合格股票期权获得资本利得税所带来的税收利益基本消失。这一税收利益格局的改变，直接导致授予不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远远超过授予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数量，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授予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数多于仅授予不合格股票期权的公司。1993年旨在限制高管薪酬的税改法案，针对ce0及以下薪酬最高的四位高管，其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不能在企业税前抵扣，但对符合薪酬制订程序并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不受上述限制。在这一政策驱动下，随后的几年里，大量的公司改变薪酬结构，降低工资在薪酬总额中的比例，提高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而股票期权在新的税收法案下成为满足企业税前抵扣条件的最佳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税收政策，导致上世纪90年代以业绩为基础的股票期权的大量实施。

尽管税收动因无法完全解释股票期权实施和变化，但从美国历次税改法案无不伴随企业对经理人薪酬计划的调整过程来看，税收政策对经理人薪酬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股票期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对经理人和企业税收利益权衡的结果。

二、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及经理人行为

股票期权被授予之后，因其涉税种类和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关及个人及企业的不同利益。个人因持有股票期权而带来的收人来源于行权所得股票实际的卖出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持有行权所得股票期间公司派发的红利所得。股票期权涉及的税种包含了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红利所得税。对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经理人薪酬的一部分，其能否在税前扣除，直接关系到企业税后所得。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来看，股票期权涉税的三个关键时间点为

：期权授予日、行权日以及行权所得股票卖出日。个人纳税义务发生在行权日和股票卖出日；对企业而言，涉税义务多发生在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和行权日。个人薪金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红利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企业和个人税后利益，影响企业与个人的行为。

(一)税收利益与行权所得股票的持有时间

经理人人力资本不可分离的特性，使经理人人力资本集中于其所就职的企业。基于分散风险的目的，经理人倾向于及时售出行权所得股票以分散其因资产集中而面临的风险。这与股东希望通过授予股票期权的方式使经理人持有公司股权而关注公司长期利益的意图存在背离。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当持有行权所得股票可以带来更大收益时，经理人则倾向于延长持股时间。smith和huston的研究发现，在满足合格股票期权条件下行权所获得的股票并持有满一年的比例高于不合格股票期权，且行权价与行权时的股票市场价格差别越大，经理人越倾向于延长持有行权所得股票的时间以获得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此外，经理人行权后股票价格上升的幅度越大，为享有资本利得税的好处，经理人越愿意延长股票持有时间以满足合格股票期权的持有条件。

(二)税收利益与财务报告成本

在股票期权被强制要求费用化之前，股票期权成为一种对企业而言既不发生成本又不需要现金支出的激励方式而被广泛采用。对于股票期权能否作为企业税前抵扣则有不同的规定。以美国为例，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只须在卖出行权所得股票时以卖出价与行权价之差缴纳资本利得税，这部分资本利得收入不能作为薪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个人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在行权时以行权价和市价之差按薪金所得纳税，个人按一般薪酬纳税的那部分收入可作为企业薪金费用在税前予以扣除。合格股票期权与不合格股票期权不同的税收待遇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不同的税收利益，其中资本利得税与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率的差别越大(前者通常小于后者)，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越大；个人一般薪金收入适用的所得税率与企业所得税率的差异越大，个人是否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对企业税收利益的影响也

     (二)诱导经理人盈余管理的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既定薪酬契约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理人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经理人股票期权收益取决于行权价与售出价之间的差额，这就决定了经理人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影响行权价和售出价的动机。例如，为使行权价格降低，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的一段时间，经理人通常实施使收益下降的应计利润以降低期权授予价格。bergstresser的研究发现，ceo报酬中来自于股票期权报酬的比例越高，以操纵性应计利润所表现的盈余管理程度越显著，在应计项目高的年份，同时伴随出现ceo高比例的行权和出售行为。中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也存在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操纵应急利润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或通过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的方式来降低行权价格。在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下，行权价也是决定股票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权和出售两个环节的纳税义务相差甚远，这就容易导致经理人通过盈余管理或择时披露信息的手段影响其在行权时的股价升幅，让股价在未来出售时有更高的涨幅，以减轻行权环节的纳税义务，享受免征资本利得税带来的税收利益。

(三)诱导经理人降低股利支付

目前我国对个人股利收入实行10％的比例税率，而对资本利得收入免征所得税的政策，具有对经理人减少股利支付，以提高资本利得，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超额现金股利分配是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遂道挖掘的普遍方式，伴随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原来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方式趋于一致，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下降趋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在消除特殊的制度因素之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存在典型的问题，而股票期权及其相应的税收政策强化了经理人降低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加剧了外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问题。

此外，对于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薪酬费用计入利润表但不能在税前抵扣，导致企业面临高昂的财务报告成本却无税收利益可言。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具有高报利润的动机，目前股票期权会计处理规则严重影响摊销期间企业的利润，极大影响公司的股价和投资者的认同度，企业通常会权衡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利益的得失而行动，股票期权会计与税务的不对称处理，必将影响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积极性。在2006年底到2008年初的这段期间里，我国共有六家上市公司提出对原来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方案具有的共同结果是使股票期权费用大幅下降，以避免对公司会计利润产生太大的冲击。

四、结语

>

篇9

【关键词】股权集中度；现金股利；两权分离

一、引言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上市数量越来越多。股利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财务管理活动，在具有独特经营特点和股权结构特点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显得尤为重要。股利分配从形式上看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由于现金股利回报投资者的是“真金白银”，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集中，大股东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大股东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加之公司治理结构又不完善，缺乏足够的制衡力量，导致大股东足以影响包括现金股利分配在内的财务决策。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越要选择支付股利，越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而且倾向于支付越多现金股利。股权集中度越高的组织其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也越高。我国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没有考虑公司的价值最大化，没有考虑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仅仅考虑如何迎合大股东的需要。研究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有助于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寻求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途径。

二、文献回顾

国外的相关研究大都支持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负相关。从控股股东的现金收益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来考量现金股利的支付情况，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过度集中导致控股股东的现金收益权与控制权高度一致，从而通过股利政策来掠夺小股东，在制定股利政策的过程中控股股东不是将公司的盈利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小股东，而宁愿通过投资于那些产生负收益的项目来获取高额的控制权收益。Thomsen（2004）通过对欧洲、美国和英国1998年期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对现金股利支付率有一种消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导致了对留存利润的偏好。这与Khan（2005）的研究结果类似，现金股利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成倒U型关系，Gugler和Yurtoglu（2003）考察 1992-1995年德国股利分配公告，对公司派现比率和主要股东投票权比率的回归分析还表明派现比率与最大股东的投票权比率有倒U型关系，与第二大股东投票权比率呈正相关关系。

国内对于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的研究起步较晚。多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以及公司绩效的角度来研究，结论各有差异。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股利政策与其他国家的不同，而国内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从法律环境以及公司治理角度研究现金股利，但是很少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角度研究现金股利问题。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其他上市公司相比有其特点，以往的研究局限性就在于此。

三、研究设计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本文选取沪市A股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1年在沪市上市的A股民营公司。剔除了2008年以后的民营上市公司，因为金融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在选择时也排除在外，同时还排除了ST类上市公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最后样本公司包括136家民营上市公司4年的数据。本文所需数据是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财务报表中手工计算得来。数据处理所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7.0。

（二）研究假设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多体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尤其在我国较之于其他股东，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很高，往往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常常通过无偿占用资金、高现金股利分配、担保借款、关联交易等进行利益侵占。因此，在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存在偏好。

假设1：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是倒U型关系。股权适度集中有利于现金股利的分配。

假设2：民营上市公司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正相关。股权制衡度越高，越有利于现金股利的分配。

假设3：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负相关。两权分离度越高，越不利于现金股利的分配。由于民营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现象的存在对现金股利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本文提出这个假设。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1.模型

在综合已有文献并结合民营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构建了OLS回归模型，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P=a0+a1E0+a2E1+a3F0+a4F1+ξ

2.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现金股利比率来表示现金股利。现金股利比率越高，说明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越高。

3.解释变量

C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H：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水平，两权分离度作为控制变量来考察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的影响。Z：资产负债率；R：现金持有水平；U/V：两权分离度，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比。（变量情况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考察了股权集中度和现金股利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是很高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大值是85.2%，均值也达到了33.776%，第一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第二至五大股东比例均值为11.7%，第一大股东相比，第二到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不高，股权制衡程度总体来看比较弱。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均值达到了1.99，说明民营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较大，整个市场的现金股利状况良莠不齐，差别较大。

2.回归分析

表3列出了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实证结果上看在1%水平上，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是显著相关的。由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的系数为负数，说明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之间近似是倒U形关系。当股权由分散慢慢集中时，民营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越来越高，投资者保护程度变得越来越强，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反而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政策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说明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并不是越集中越好，存在一个较优的集中度，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效率是最高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也是最高的。

从模型2实证结果上看在5%水平上，股权制衡度与投资者保护是正相关的，但显著性不强，说明当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不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而来，家族股东对民营上市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他股东对其的制衡能力显然不够。

表3研究结果表明，假设1、2、3均得到了验证。此外，民营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负相关；现金持有水平与现金股利正相关；两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负相关。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股权制衡度与两权分离度对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程度与现金股利的关系是倒U型关系。当股权集中程度由分散转向集中的时候，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随之提高；当股权集中程度很大时，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日趋严重，控股股东利用绝对控制权通过现金股利分配掏空上市公司，损害投资者利益。股权制衡程度与现金股利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高，可能是因为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清晰，其他股东不能对大股东形成有效制衡。民营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度对现金股利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股独大现象使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完全受到了抑制，破坏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要建立合理的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就必须要健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发挥董事监事的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股权制衡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大，公司价值越高。上市公司股东间的制衡能起到使股利分配趋于合理水平的作用。因此，可以考虑构建大股东多元化和前几位大股东股权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另外，强化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意识与监督效应，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都有助于提高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Gugler，YurtogluB.B.Corporate Govemance and dividend Payoutin Gennany[J].European Economie Review，2003.

[2]Khan.Tehmina. Company dividend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evidence from UK panel data，2005.

[3]党红.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8.

[4]周县华，吕长江.股权分置改革、高股利分配与投资者利益保护[J].会计研究，2008.

[5]李映照，李亚培.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实证分析[J].财会月刊，2010.

[6]陈红，吴卫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现金股利政策与投资者保护[J].金融发展研究，2011.

[7]陈珩.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来自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的数据[J].财会通讯，2012.

作者简介：

篇10

关键词：可转换公司债券；会计处理；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

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于欧美国家市场，由于其低资本成本、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长期资金以及调节权益资本与债务成本结构等优点，在全球市场广泛运用，已成为一个成熟的金融品种。近年来，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也开始尝试运用这种融资工具进行融资，作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司必然十分关注其账务处理。本文拟对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点、会计处理及其对每股收益的影响进行介绍。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性质和特征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具有债权、股权双重性质。可转换公司债券，是指发行公司依法发行、在一定期间内依据约定的条件可以转换成股份的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一种被赋予了股票转换权的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不转换股票具有选择权。发行公司事先规定债权人可以选择有利时机，按发行时规定的条件把其债券转换成发行公司的等值普通股票。当投资者不太清楚发行公司的发展潜力及前景时，可先投资于这种债券，待发行公司经营业绩显著，经营前景乐观，其股票行市看涨时，则可将债券转换为股票，以受益于公司的发展。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比不可转换债券利率低。由于可转换债券具有可转换成股票这一优越条件，因而其发行利率比普通债券低。例如，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3日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第一年至第五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1%、1.2%、1.4%、1.6%、1.8%，明显低于当时五年期国债利率3.14%的水平。对于发行公司来说，可以用较低的利率筹措资金，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多了一种投资选择机会，因此即使可转换债券的收益比一般债券收益低些，但在投资机会选择的权衡中，这种债券仍然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三）发行人具有期前赎回权。《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募集说明书可以约定赎回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可按事先约定的条件和价格赎回尚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是指公司股票价格在一段时期内连续高于转股价格达到某一幅度时，公司按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回未转股的公司债券。

（四）投资人具有期前回售权。《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募集说明书可以约定回售条款，规定债券持有人可按事先约定的条件和价格将所持债券回售给上市公司。回售指公司股票价格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低于转股价格达到某一幅度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将所持债券卖给发行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会计处理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时的会计处理。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将其包含的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进行分拆，将负债成分确认为“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将权益成分确认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在进行分拆时，应当先对负债成分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确定负债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再按发行价格总额扣除负债成分初始确认金额后的金额作为权益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发行可转债的费用应按负债和权益各自的公允价值占发行价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例如：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3日发行26，500万元可转债，按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张平价发行，共26.5万手。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可转债存续期限为5年，即自2009年9月3日至2014年9月2日；第一年至第五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1%、1.2%、1.4%、1.6%、1.8%，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息按票面金额由2009年9月3日起开始计算利息，每年付息一次，每年的付息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债券持有者可在债券发行6个月后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14.55元/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时二级市场上与之类似的没有附带转换权的债券市场利率为3.14%，债券已发行完毕，扣除发行费用1，308.60万元后的款项已存入银行。

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26，500×1.0%/（1+3.14%）+26，500×1.2%/（1+3.14%）2+26，500×1.4%/（1+3.14%）3+26，500×1.6%/（1+3.14%）4+26，500×1.8%/（1+3.14%）5+26，500/（1+3.14%）5＝24，381.7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