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的特征范文
时间：2024-02-02 17:51:5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收制度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政策性税收筹划起点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税收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结果上的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修正和部分的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形成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制度需求，从而构成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起点。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这一逻辑路径的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参与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同。政府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税制设计和政策选择。同时，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税收制度的需求者，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动机。反映双方利益最大化税收制度的均衡既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供给，也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需求，而是由该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然而，由于国家追求税收政策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的目标导向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国家追求潜在收益的积极性相对微弱，相比之下，处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这种潜在收益的追求要强烈和持久。因此，税收制度主体是企业，而国家只不过是名义的税收制度的供给者而已。
政策性税收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从近年来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的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创新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
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对国家税法制度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与一般性税收筹划相比，政策性税收筹划要艰难得多。根据上述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如下：
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国家税收政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取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政策性税收筹划营建成功平台。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角度出发，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政策性税收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政策性税收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值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
篇2
关键词：政策性；税收筹划；政策性税收
abstract: the policy-typ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is in our country’s economic life newly emerging things, is different with the general technical stratification plane’s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this article said policy-typ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referring in particular to view in our country extra large type enterprise group’s one kind of national tax policy stratification plan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looking from the domestic research, because the present our country mainly pauses about th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s research in the technical stratification plane, to this kind of special policy-typ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s theoretical analysis, generally speaking, has not aroused the interest. but looked from the practice, since the mid-1990s, our country certain large enterprise group gained in certain experience in the policy-typ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practice aspect, and has obtained the good econom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utilize the new system economic in the elaboration the analysis tool, key conducts the preliminary study to the policy-type preparation’s connotation, based on this and proposes the policy-typ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logic and the technical way.
key word: policy-type; tax revenue preparation; policy-type tax revenue
前言
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的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政策性税收筹划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来改进、替代另一种税收制度的过程。这一基本论断是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基本依据。
政策性税收筹划起点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税收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从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的需求缺口，即对新的税收制度需求的产生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税收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税收政策实施中的统一性与行业执行特殊性的矛盾。因为现有的国家层面上的税法与各种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强调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存在巨大差异，使形式上公平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结果上的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修正和部分的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形成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制度需求，从而构成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起点。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这一逻辑路径的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参与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同。政府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税制设计和政策选择。同时，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税收制度的需求者，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动机。反映双方利益最大化税收制度的均衡既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供给，也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需求，而是由该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然而，由于国家追求税收政策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的目标导向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国家追求潜在收益的积极性相对微弱，相比之下，处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这种潜在收益的追求要强烈和持久。因此，税收制度主体是企业，而国家只不过是名义的税收制度的供给者而已。
政策性税收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从近年来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的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创新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
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对国家税法制度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与一般性税收筹划相比，政策性税收筹划要艰难得多。根据上述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如下：
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国家税收政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取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政策性税收筹划营建成功平台。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角度出发，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政策性税收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政策性税收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值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
形成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作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既体现国家利益，又反映行业特殊性的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完成。
与一般性的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筹划不同，政策性税收筹划是高层次的筹划，它是在对自身生产特点和产业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其实质是国家税制的改革与创新。显然，这一特征决定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使用范围。一般而言，政策性税收筹划只适应于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税收制度博弈的实力。企业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而且可以丰富我国税收筹划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李庚寅，胡音。我国税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4.3
2.王兆高主编。税收筹划[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蔡昌，王维祝。企业税务筹划策略研究[j].财务与会计，2001.2
4.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篇3
一、税收制度创新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方向
区域性税收制度创新是我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也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它符合东北未来生态经济发展方向。
(一)东北区域税收制度创新的理论支持
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没有发生技术进步，效率却大大提高。诺斯发现：制度和组织方式的变化是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因，证明在技术不变条件下，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现代公共税收理论认为，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应是公共税收本质所在。按照现代资源理论，制度配置上的差异也属于公共资源配置范畴。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通过税收制度创新将能够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东北区域税收制度创新的可行性
首先，区域税收制度创新符合国家非均衡经济战略方向。我国改革开放奉行的是一条区域有别的经济战略。上世纪80年代，深圳在物质资源没有任何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2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80倍、财政收入增长620倍的经济奇迹。深圳奇迹肇始于税收制度创新，是税收影响区域经济方向的典型例证。其次，林业税制创新与现行税收实践能够有效承接。2004年7月1日，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在8个行业展开。当年试点范围的工业企业占行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户数的62％。2005年上半年，抵减欠税和退税14．71亿元。这是东北区域税收制度创新的良好开局。下一步税收制度创新，应将重点从行业转向区域、从国家重点产业转向区域重点资源产业。再次，林业税制创新中可利用的基础研究进展较快。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价值核算是税收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绿色GDP核算体系初步建立、生态效益测算成果不断涌现，为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价值核算方面的现实支持。
(三)东北区域税收制度创新的方向
东北(含内蒙古)森林绵延数千公里，有林地面积5．5亿亩，活立木蓄积量33．4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23％和26．7％。东北林区农民收入的40％1．2上来自林业，大量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以林业为中心开展。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院士提出：作为东北地区的优势资源和传统产业，林业和森工应该放到重要地位，为新东北打造良好的生态基础。原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林业发展座谈会上也提出，东北要振兴，林草须先行。2006年2月21日，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指出：目前我国“生态状况进入了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相吻合。东北地区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森林有林地面积占该区域面积35％，虽有一定破坏仍可恢复。国家税务总局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也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税制确定为工作重点。
二、传统税收理论的职能定位误导森林资源浪费严重
我国税收制度一直由政府主导，带有强烈行政性特征这决定了政府在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活动时，较少在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的互相补充关系方面考量税收政策的运用，常常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产生误导。
(一)税收收入优先的职能定位导致林业税收政策取向失误
现行税收制度框架，没有发挥税收张扬林业生态效益的政策取向。具体体现在：一是按所有制性质实施的税收优惠，限制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投资林业的积极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私人投资林业。二是税制要素设计缺陷，扭曲了增值税的良税属性。林业加工产品增值税征税率17％，扣税率13％。实行增值税后，税负反而成倍增加，由原来的3％增加到了7．8％。三是自主收费渠道混乱。据调查，江西省在新世纪之初的林业收费项目中，除国家批准以外还有省级收费4项、省级以下收费项目17项，征收部门涉及11个，税费比1：3。2000年黑龙江省苇河林业局的33种税费合计为销售收入的22．98％，是利润的13．29倍，其中税收占24．89％，收费占75．11％。
(二)林产品税收政策违背林业资源禀赋特性
现行林业税收制度与税收课税对象的特点不能相互衔接。林业资源管理方式、林业资源价值双重特征、林木资源结构多样性特性等，均无法在税收政策中得到差别对待。具体表现在：一是与我国林业资源分类管理规律不相吻合。我国森林资源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类。税收制度没有对不同来源的林产品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示奖惩。二是与林业资源的有形与无形兼备特征不相吻合。林业资源价值由有形物价值与无形物价值两部分构成。但仅就东北地区而言，一直在用低价的林业物质产品负担着本应由包含生态价值在内的全部价格负担的税费支出。林业一方面要在低产品价格、低劳动工资状态下，背负着维持林区人口生存的重负；另一方面还要完成低价提供林木资源的国家指令、无偿生产生态产品的社会责任。三是与林种稀缺性差异特征不相吻合。我国树种丰富，现有木本植物8000余种，约占世界54％。不同林种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也不同，但税收制度采取“一刀切”政策，不利于林业资源质量的提高。
三、东北地区税收制度创新的建议
对林业而言，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是发展生态经济的核心。东北地区应借鉴东部经验，借国家战略调整机遇，以税收制度创新为接口，深化振兴东北的进程。
(一)将森林生态价值纳入税制调节范围
2006年9月7日，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标志中国的绿色GDP核算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2002年大兴安岭被纳入研究试点单位，曾汇集11部委、15院所、30多位专家对大兴安岭森林资源价值评估及纳入绿色核算体系进行研究。2005年该项目的成果显示，其生态效益年约780亿元。区域性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数学方法研究目前也有所涉及，为创新税收计税基础提供了现实准备。
(二)将税收制度结构向森林资源禀赋结构收敛
相对于其他物质产品，林业资源产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如功能分类差异：有公益林与商品林差异；树种功能差异：有适宜防火的低树脂林种、适于城市绿化的景观树种等。差异的存在使林产品种类繁多、价值各异，税收制度应顺应这些差异，制定由不同条款组成的税收制度体系，以与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
篇4
[关键词] 营改增；建筑类企业；会计核算；影响；措施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6）12-0115-02
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未来税收的发展趋势，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在建筑行业施行“营改增”税收改革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秩序、提高了建筑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深入，对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营改增的概述
（一）营改增的含义
营改增，主要解决了企业在缴纳税款的时候重复纳税的问题，企业只需对所销售的产品或者服务缴纳税款，“营改增”税收制度相对于原来的税收制度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合理。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在未施行“营改增”税收制度之前，企业需要同时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与此同时，这样的税收制度也不利于税收制度的完善。第二，企业同时缴纳两种税款还给税收征管部门造成很大的工作负担。所以，在我国的税收改革中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企业的税务负担，降低了税收征管部门的工作压力，而且还能够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提升其服务水平，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营改增对建筑类企业会计核算的重要性
“营改增”税务制度对建筑企业会计核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有利于完善税收制度，规范市场秩序。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施行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的税收制度，该种税收制度并不考虑企业的盈利情况，无论企业亏损与否都要缴纳营业税，这很容易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财务负担，使企业的发展处于恶循环的状态，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另外，营业税与增值税同时施行会造成重复税收的现象，导致税负失衡的情况发生，给企业的实际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第二，为了避免重复征税现象的发展，就必须对增值税链条进行不断的完善。营业税的征收对象有别于增值税的征收对象，因此二者对市场活动产生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通过实施“营改增”税收制度，最大程度的降低重复征税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中，营业税与增值税同时施行，例如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它因为不需要缴纳增值税，造成其无可以用于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普通的发票又不具有进项额抵扣的功能，从而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发生。如果在建筑企业推行“营改增”税收制度后，企业只需缴纳销项税与进项税的差额，从而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的发生，减轻了企业的税务负担。第三，“营改增”推动了建筑企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实现其转型发展，减轻了企业的税负负担，提升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建筑企业内部进行结构化调整，通常对税务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表面上减少了税负的数额，实际上优化了税制结构，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实现了建筑企业的产业结构化升级，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新的税收制度促使我国经济迈向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有助于不同层次产业的大融合，使得社会化分工更加细化。第五，新的税收制度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十分显著。政府通过不断推行积极的财务政策，实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控制调整作用。为了更好的减轻人民和企业在缴纳税款方面的负担，国家必须不断的采取有效措施对税务进行优化调整，使其既能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又能够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动力，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总而言之，我国推行“营改增”税收制度是一种顺应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行为，符合我国社会需求，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能够切实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扭转我国重复征税的局面，实现税务的结构化调整，使得社会的分工更加的细化，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增加，国家经济的不断繁荣。营改增对于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此各行各业如何实施营改增税收制度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着重描述营改增对企业会计核算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三）建筑类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征
建筑企业会计核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由于建筑行业在施工流动性比较大、同时也比较分散，因此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通常为分级核算。第二，针对建筑施工需要的模板、架设材料等周转材料的核算则是采用类似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方式。第三，在建筑类企业会计核算中，单独设置了“机械作业”项目，对建筑施工中应用机械所需要的各项费用进行汇总，将其分摊到各个项目中的机械中去，并将其算入到产品成本中。第四，由于建筑企业施工时间通常比较长，且产品通常具有单件性，因此建筑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通常采用“中间结算”的方法。如果是当年能够竣工的项目或工程通常采用的会计核算方法为一次性结算方法。
二、营改增对建筑类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
（一）对建筑企业税负的影响
营改增税收制度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建筑企业的税收负担，解决了企业重复纳税的问题。营改增税收制度实施后，可以抵扣因购买材料或机械设备所花费的费用，用于缴纳税款的金额要比原有税收制度需要缴纳的税款金额低，从而不断优化建筑企业的资产结构，提高建筑企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企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的综合实力。通过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和技术，能够减少作业人员的数量，降低成本开销，进项税额能够用来抵扣的项目就会有所提升，需要缴纳的税务金额也就降低了。对于建筑企业来说，要想通过开具发票的方式来控制企业的税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这是因为建筑企业在购买建筑材料时通常是从农民那里购得，因此无法获取发票。而且，批发市场在管理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足，致使建筑企业在购买钢筋水泥时其价格与是否开发票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无法通过开具发票的方式来控制建筑企业的增值税额。
（二）对建筑企业会计账务处理的影响
随着营改增不断深入，建筑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筑企业在进行营业税核算时，核算的科目相对比较简单，营改增后，核算科目变得复杂，核算方式也相应的比较复杂。例如营改增后，将原来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改为“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而且在账户内还设立了九个专门用于会计核算的专栏。例如进项税额、已交税金等，从而更加便于对建筑企业会计账务的处理。
（三）对建筑企业的现金流的影响
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现金流的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这是因为企业整体税负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企业现金流的情况，企业整体税负与现金流呈负相关的关系。企业的总体收入、成本以及税负都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多少，因此建筑企业在缴纳营业税的时候，还要将税金预缴纳制度对税收的影响考虑进去。但是，由于税金预缴制度在对建筑企业的现金流动方面有负面影响，因此建筑企业在进行营业税及其他税务缴纳时通常采用是根据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按百分比来缴纳税款，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缴纳的税款要比建筑企业应缴税款的金额要多很多。这种缴税方式会给建筑企业的实际施工造成重大影响，致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面对流动资金减少的情况，避免出现运转不良的情况发生。但是，在建筑企业推行营改增税收制度的话，就使得建筑企业可以在项目施工完成后在缴纳税款，从而避免了大量流动资金的占用或支出，从而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支持。
（四）对建筑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
建筑企业在进行“主营业务收入”科目会计核算时，其统计的是将营业税计算在内的金额。在推行“营改增”税收制度后，其会计核算的金额为去除增值税后的数值，这使得建筑企业在填写财务报表时的数据结构和相应的数据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推行“营改增”税收制度后，在损益表中将不再体现增值税的情况，会计账务的核算方式也与以前的税收制度下的核算方式不同。
固定资产对于建筑企业而言属于十分重要的资产，这是因为固定资产直接关系到建筑企业总资产的内部结构，一旦固定资产发生较大波动，建筑企业的负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推行“营改增”税收制度后，固定资产的入账总金额就会变少，累计折旧的数值也会相应变少，从而营业税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了，建筑企业需要缴纳的税务金额也就随之减少了。
三、应对营改增对建筑类企业会计核算影响的措施
（一）完善建筑企业会计核算制度
企业在推行“营改增”后，对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建筑企业在会计核算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变动。建筑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该严格按照相应的核算制度、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业务处理，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根据增值税的有关规定来设立相应的会计科目，并根据实际需求设立相应的账户和辅助表格等，从而帮助企业的财务部门更好的做好会计核算工作和缴纳税务的工作。与此同时，调整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其他的相关制度有助于降低企业实施新税制度而造成的风险。相对于核算方式和项目都比较简单的营业税来说，“营改增”后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一旦建筑企业推行“营改增”后，会对其会计核算制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建筑企业需要建立新的会计核算体系，有助于企业做好会计工作和税务工作。
（二）优化内部管理，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优化企业内部管理能够有效提升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建筑企业应该不断引入新技术，加强施工现场的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水平，还能有效避免因为工程施工地点不集中所带来的通讯和交通问题，创建完善的财务资料管理系统。另外，增值税所应用的发票是专用的，也只有这种发票才能被抵扣税款，建立财务管理系统有助于保持税收凭证的完整性。
（三）实施税收统筹管理，减轻税负
建筑企业为了减轻税务负担，在企业内部实施了税收统筹管理方式。在“营改增”后，建筑企业应该安排专门的财务人员负责税收管理工作，加强对财务人员专业素养的培养，对税收进行统筹管理。“营改增”后，对纳税的要求要比以前有所提高，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开具的发票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建筑企业在对税收进行管理时，应加强对纳税申报和抵扣的汇总，提升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能力。建筑企业在项目施工时，要特别注意财务管理，降低税务风险。此外，建筑企业在签订工程项目时还要确保交易合同名称的一致性，在增值税发票的票头所填写的名称一定要与企业的名称保持一致。在实施“营改增”税收制度后，建筑企业需要独立履行纳税的义务，建筑企业的财务工作人员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制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筹划方案，从而达到减轻负担的目标。
（四）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
面对营改增税收制度的改革，建筑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税务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掌握与财经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提高税负意识，提升自身的思想觉悟。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提升其综合素质，从而最大程度的提高企业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升其综合竞争力。
为了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增强对企业财务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是必须的。“营改增”对于建筑企业财务工作人员来说属于新事物，对“营改增”的了解有限，因此加强对企业财务工作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使其能够熟练的解决如何计算应缴税额、开具专业发票等问题。通过对企业财务人员的定期培训来不断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为了确保建筑企业在开展各项活动时顺利进行，就要求企业不断强化会计核算制度，加强纳税管理，降低企业要面对的纳税风险，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支出，从而使建筑企业得以长久发展下去。
结束语
营改增税收制度的施行其根本目标在于完善税收制度，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在建筑企业推行营改增制度，需要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建筑企业决策者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人员和税收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水平，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参 考 文 献]
[1]殷蜀敏，李亚娟，张亚峰.“营改增”对建筑施工企业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2014，6（31）：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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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效率；税制变迁效率；政治包容性
一、关于效率和税制变迁效率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
效率一般被看作是与公平相对的一个概念。在对这类问题的分析中，隐含的被公认的观点是：公平内含价值判断，而效率则是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界定也归属于这一简单二分法的分析框架。我们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分析，主要从两个视角：(1)有效率的税制与最优税制。在现有文献中，对税制效率的讨论涉及最多的是将其等同于最优税制的研究。最优或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寻找一个单维的理性税收制度模式，在此制度下，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现实中退而求其次－－产生的替代效应最小)的同时，税收额外负担最小的税制是最优即最有效率的税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税制效率的分析中，有两个特征：一是有效率的税收制度结构的唯一性；二是忽视税制达致该理想状态的路径选择的效率问题。(2)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益。这类理论对税制效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收益和成本的界定，其中对税收收益最为宽泛的界定是，认为其不仅包括财政收入的取得，还包括因税收的调节而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正效应。而狭义的税收收益界定则仅仅将其看作由税收制度取得的税收收入。这类观点中的另一类分歧是对税收成本的界定，较为狭窄的界定包括征收成本和奉行成本；而比较宽泛的界定则包括由于征税所引致的间接成本。但是，在这类理论中均将效率看作是特定成本和收益下的客观存在。本质上，正如最优税制分析中所涉及的，其所强调的是税制效率的单维性和客观性。
本文对税制效率的探讨力图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1)通过置疑效率内涵的客观性，重新界定效率及税制效率；(2)关注被当前的研究所忽略的税制变迁过程的效率分析，希望寻求一个不同的效率界定的落脚点。
二、效率：设定目标下的成本效益选择
(一)对效率客观性内涵的置疑－－客观效率内涵成立的前提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效率是指与某一特定时点上的技术、生产过程相关的单位投入的产出状态。在这一特定时点上，效率可以被看作是与公平相对的实证概念。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相同投入如果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产出结果a和b，假设a>b，则可以做出判断：a是一个比b更有效率的状态。与公平相比较，不涉及资源配置和社会再分配。在我国经济研究的传统观念中，被看作是生产力范畴，与生产关系即制度安排无关(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既定)。换言之，效率被看作是通过对产出量的简单对比即可以获得的客观评价。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效率的界定方式成立的前提预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产品的同质性。“同质”并不是对产品在满足人们具体需要时所具有的相同物质属性，而是指“数量多效率便高”，即社会对同-_｀种产品的消费，其边际效用不要求恒等，但至少永远不可能小于等于0。社会效用函数具有图1的特征。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产品产出量的增加，边际社会效用可能有不同的变动趋势，但社会总效用总是不断提高的，或者说社会产品的边际效用u>0。
第二，对“产品”人们有完全相同的认识。即在某一特定时点上，对能够使个人效用增加的产品种类的认识上，不存在异议。即任意的x和y，其个人效用函数可以不同，但进入效用函数的商品和劳务不存在差异。令x和y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x和uy：
ux：fx(a1，a2，……a0)
uy=fy(a1，a2，……a0)
x和y的效用函数的差异是对完全相同的产品基于自身不同的偏好做出的有差异的选择，这与社会产品的同质性假设存在不同的指向。“同质性”侧重于同一社会产品量的变化对个人效用和社会效用的影响；而对满足效用的“产品同一性”假定，是对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和社会效用函数的产品种类的设定。
第三，对效率评价标准的一元性。换句话说，面对同样的a和b，不同的主体会做出完全相同的评价。个人对不同产品尽管在偏好排序上存在差异，但都遵从前面两个假设：对影响个人效用的产品品种无异议；对“多即好”的评价标准无异议。
第四，制度安排一定。这实际上是对前面三个前提预设的总括，但同时是一个更强的约束条件，意味着影响个人做出效率评价的所有因素均不变。此时，基本制度架构一定；影响个人效用的“产品”内涵和外延不变；从社会整体看，个人在面临选择时的基本态度和观念不变。
在这四个前提预设均成立的条件下，效率当然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的。问题在于这些前提预设究竟能有多大的概率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在效率的实际判断中，还应该包含哪些因素，这些新的影响因素进入后，税制的效率还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吗?
(二)效率内涵客观性与行为主体目标设定的进一步分析
在对效率客观性内容的分析中，我们给出的大前提是目标设定。应该怎样理解目标设定与效率内涵客观性的内在联系?目标的设定与前述四个前提预设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将社会经济运行中行为主体的行为看作目标设定?这是对效率客观性内涵的解读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目标”是指在某一特定时点上，行为主体个人行为选择的集约。这是一个总括的或者说广泛认同的概念，往往内含于内在制度中。目标的设定是效率判断的前提。比如当收入在社会不同阶层间进行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时，如果不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直接交易成本，那么怎样分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和效率高低的。此时，收入分配效率的判断取决于目标设定。如果设定的目标是穷人福利的增加，那么这样的分配显然是有效率的。可由图2简单说明。
在图中，契约曲线l给出了所有帕累托最优点，同时也集合了交换中所有有效率的点，无从比较l上任意两点社会状态的优劣。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状况是无差异的，社会并不明显偏好哪类成员收入的变化，此时无法比较d和d’的效率状态。从d到d’的变化有效率的判断来自个人效用函数以及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即d到d’的变化，引致效率增加的并不是有形产品或服务增加(在变化中这类物品并未增加)，而是个人对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偏好发生改变，成为新的效用函数的组成部分，社会福利函数衍生为更重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利益(社会“进步”大多表现为对穷人等弱势群体利益的重视)。此时，社会均衡从d变为d’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在上述对效率客观性内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他条件不变是效率客观性内涵成立的前提条件。而从更微观或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角度看，是指行为主体在行为选择中目标的严格一致性，即行为主体偏好的严格一致。当行为主体在特定偏好下做出选择时，投入产出的简单对比即可界定出效率的高低。在相同投入下，a+1产出量的效率当然高于a产出量的效率。在这样的分析中，似乎只涉及了生产的效率，那么，分配会影响对效率的判断吗?引人分配这一范畴仍然符合设定目标下效率内涵的客观性结论。在大的制度背景下，如果经由分配使产出增加，那么这一分配状态是富有效率的。分析过程参见图3。
需要强调的是，“产出”内涵的差异性反映在目标的设定中，而为满足该目标产品的内涵，即产品种类、结构也相应设定。那么目标的设定与上文中的四个前提预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概略地说，目标设定是前三个前提预设的总括，而第四个前提预设是目标设定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目标既定便能推出满足个人效用的社会产品的同质性、同一性和效率判断标准的一元性，而目标的设定则源于制度安排。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效率的客观性是在严格的前提预设下得出的结论，而将分析扩展至制度本身的变化时，效率便不可能被看作是客观的，也不可能再适用简单的二分法－－将其视为公平的相对物。
三、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界定
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不同的角度，运用前面对效率的解读，可以就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从以下三个层次来界定：
(一)税收制度变迁的“包容性”与效率
在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演进中，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演变取决于人们在行为中不断演化的、对客观世界形成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个人所持看法与社会主流理念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在被我们称为“黑暗”的历史时期，有一个共同的表象特征，即主流理念与个人观念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引致“黑暗”的原因。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处于观念的完全融合。因此，关键不是观念的冲突，而是主流观念的包容性。这里所说的观念和主流观念并不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做出解释和每个单个的行为人所持的人生态度、个性偏好等，而是关于社会正义的看法。而社会正义的观念来源于对社会稳定的动力的理解。在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往往是将认识的同一性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当出现不同看法时，便视其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洪水猛兽，力图以各种方式去铲除。我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字狱，欧洲的宗教审判所对“异端邪说”的极端行为均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表现为完全不同的表象特征－－或是基于宗教的纯洁性；或是基于维护皇权的至上；或是维护“真理”的权威等。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源于社会中政治包容性的增进。这里强调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前缀。如果仅仅是包容性，人类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许多宗教和不同时代的哲学其实都内含“包容”的理念。问题是，当这些理念被用于社会、国家的治理，被用于指导政治行为时，却往往视某一完备性学说为真理，其他则为异端邪说。政治包容性是指政治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变迁中，起关键性作用的理念包含了能被持不同认识论、宗教观、哲学观的人广泛认同的基本观点。
从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政治包容性这一层面看，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是指基本税收制度的包容性。这一“包容”可以被定义为，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税收制度符合基本政治制度中对各种完备性理念的包容。也就是说，在具体税收制度体系中，不包含与包容性相悖的理念。已有的文献对税制演进中不同时期税制体系变迁的解读常常是从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角度分析，这样讨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仅仅是税制现代特征演进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一演进过程的另一个条件是基本社会政治观念的包容性特征的存续。在古代社会税制的演进中虽然其表象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对人征税到对土地或其他财产征税(较长的时期内是两者同时并存)；税负或重或轻。但有两点是始终没有变化的：第一，税赋的征收仅仅针对社会底层，或者说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第二，税赋制度的变迁由社会中某一并不纳税的阶层决定。这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政治观念的效率要求：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问具有完全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一政治理念的基础上，税赋制度的效率便是承认等级制度的前提下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不因过度或不足课税而凋敝。这一主流政治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共同观念，即统治者满足于自己的非社会义务状态；被统治者也认同这种观念，即便不认同，在一般情形下也没有诉求渠道，从而不得不隐藏其真实观念。这种不认同在特殊条件下表现为社会的临时性中断。第二，它是封闭性的，不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即其主流理念不是在不同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中获得修正，而是毁灭不同于主流政治观念的理念，就更谈不上逐渐衍生的对个人意愿的广泛、深度集合。即使出现了上面所说的临时性中断，在新建的社会中仍然会奉行原有的政治理念。
从今天的政治理念看，上述税收制度显然不符合效率的要求：第一，与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政治理念“人生而平等”相悖。基于此，对部分阶层征收税收获得的收入，用以负担提供全社会所需的公共品，税收会被“过度”征收；纳税人则“过度”负担，从而产权激励下降，社会效率下降。这样的税制当然也就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第二，与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政治理念“普遍性”或“非歧视性”相悖。此时，社会制度对每个行为人观念的集合是开放的，虽然不同的具体政治结构在集合个人意愿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偏好和权重选择，但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制度结构和变迁模式使阶层之间的分界变得模糊，单一的阶层很难将这种明显具有歧视性的税收制度长期固定。同时，阶层间较强的流动性和主流政治观念的包容性使歧视性、不符合普遍性原则的税收制度将资源诱向通往特权阶层的寻租，不符合效率的要求。政治制度和观念的包容性，使政治制度的演进连续并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对税收制度及其演进效率的评价虽然其具体的标准不断变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排斥也不可能排斥人们各自不同的认知背景。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依据自身的理性对社会诸事物的评价都是从其所“信奉”的具有完备的各种理论体系出发的。社会并不试图也不可能创造一种被视为唯一具有完备性的理论体系，而税收制度及其变迁(其背后是根本的政治制度)的效率便不可能出自某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因为若如此必会遭到来自其他理论体系的反对，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所以“效率”应该建立在被不同理念所包容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因此，广泛的“认同”便成为判断效率的表象层次的“标准”。
(二)税制及其变迁效率与个人意愿集约
“认同”使税制的运行变得平滑，使税制对产权的“盘剥”变得可以忍受，从而减少对产权激励的负面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税制及其变迁富有效率的评价。而税制认同感几乎不可能经由构建一元性的理论体系获得。也就是说，社会的稳定性变迁必须在这一矛盾中进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各种相互不兼容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这些互不相容的理论中寻求对社会基本政治理念的认同。从短期可操作层面分析，认同感的获得取决于个人在税制演变中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以及税收制度结构对个人意愿集约的程度。
同样的税收制度体系下，人们对其评价会因基本制度中对每个个体意愿的尊重程度(并不仅仅强调税制结果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一般情况下，过程的尊重更为重要)不同而不同，呈正向变化的关系。二者的关系用函数表示为：p＝f(g，j)。将g和j的综合状况称之为个人意愿的集合程度h。见图4。有两个需要解释的重要拐点a和b。在a和b之问，税制的评价对税制变迁中个人意愿集合的过程和结果富有弹性。表现为一个人意愿集约过程和结果的微小变化会引致对税制评价的较大影响，称之为集约个人意愿的敏感期。而当税制变迁中对个人意愿的集合程度较低(低于a点的集合程度)时，很难让行为主体感受到被尊重，对税制的评价随其变化缓慢正向变化。而当大于b时，税制的评价对个人意愿更加缺乏弹性。此时，与小于a的状态缺乏弹性的原因有所不同。即当税制变迁对个人意愿的集合从过程和结果看，达到一定的程度，此时边际集合程度效用降低，因由此引致的税制评价降低。在这种状况下，影响税制评价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个人愿被充分有效集约到一定程度，其对税制评价的影响降低，因而被其他因素取代。
从本质上看，税收是对产权收益的削减，当削减到一定程度，会成为影响税制变迁的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远远超过个人意愿集合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较高程度的对个人意愿的集合而形成的税制，为什么有可能会成为受到行为人的负面评价或认同度较低的税收制度?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集合个人意愿的过程对评价的影响超过了结果的影响；第二，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尤其是在短期内，对某一个符合个人偏好的路径可能引致的结果的合意性往往不能做出符合理性的判断，以过程“似是而非”的合意引致了个人并不想要的高税负的结果(这里对认同的分析暂且不涉及税收收入的使用所引起的公共品提供及其合意性的问题)。图5直观地分析了税收实际负担和税制评价的相关性。在税收实际负担水平低于a时，税负处于较低的状态，此时税负的变化对税制评价的影响较小，起主要作用的是税制演进中对个人意愿的集合程度。而当税收负担超过某一特定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纳税人能够明显感觉税后生产或生存状态的下降，对税制的评价也随之下降。在图5上表现为当s>a时，对税制的评价急剧下降。从税制衍生的实践看，a这一决定性的拐点如何获得或a是多少，从“认同”这一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层次看，显得至关重要。准确界定a点面临的问题是：第一，要想获得a的准确位置，我们必须能准确分清对税制评价的变化哪些是政治制度集合个人意愿的程度引致的，哪些是税收负担变化引致的。或者我们能确定对个人意愿集合的程度h>xo第二，在h和s完全相同的不同税制体系中，也不能得出相同的税制评价，这还与内在制度相关。因此，从短期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综合性结论：认同感较高的税制及其变
(三)具体税制结构体系的效率分析
这是在某一特定时点下，对税制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前两个税制效率理念的具体表现。这一层次包含具体税制中税种结构、税率结构、税负结构以及税收征纳制度的有效性问题。但不完全如此，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有效性界定背后，是什么决定了这一评价。这便是我们通常界定的税制的成本效率分析。在已有的文献中，对这个层次的分析比较多，一般认为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应该使纳税人的行为扭曲产生的损失最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具体结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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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财政制度 税收职能 探析
现代财政制度是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和主要内容，它顺应了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现代税收制度在现代财政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对税收职能的认识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一般认为税收的四大职能为财政收入、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与增长。
一、税收职能的内容
税收职能为税收自身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满足国家的需求。税收职能引导着税收制度的设计，关系着税收制度的实际内容和实施效果。税收有多种职能，包含财政收入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公平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政府通过征税得到了收入即为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这些收入资金被用来满足一些社会公共的需要，提供公共的服务，同时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服务。资源配置职能则指政府制定税收的种类和税收的条件，使税收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情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税收的公平分配原则指政府通过制定税种和税收条件，使高收入高资产的人群承担更多的税费，使收入和资产相对较少的人群承担较少的税费。通过税负调节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有利于社会的公平。税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职能是政府制定出一弹性的税收制度，使税收顺应市场的变化而作出一些调节，根据经济的冷热变化自动来调节税收，稳定物价和收支平衡。
二、现代财政情况下的税收职能
现代财政的特点是民主和法治，它拥有专门的财政管理机构，拥有专业的治理技术，符合国际现代化建设和财政的动态治理进程。税收是财政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现代税收制度与现代国家、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相一致，也符合国家的治理制度。大家都将财政学、税收学看作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经济学的方面来思考税收的职能，而从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看，税收职能不仅仅应该停留在经济学的范围，它在政府管理、社会关系调节上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的政治职能主要表现为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税收的税种和相关条件的制定影响着市场和私人的经济活动。在社会职能上的主要表现为增强社会的公平正义、缩短了收入差距，鼓励相关公共事业的发展。
三、现代财政制度下税收职能实现的方法
（一）税收的经济职能
税收的经济职能包括了组织财政收入、资源合理配置、经济稳定和增长。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应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情况下，清费立税，提高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确保税收收入成为政府收入来源的绝对主体。当税收进入了增长的新常态后，需要调整和优化财政的支出结构，通过实施相关措施来满足公共服务的供应和政府履行职能的支出需求。在税收的资源配置职能上，应在原先的一些准则和基础上，对市场自身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情况，通过调节税制结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和重新设计各税收要素，发挥税收在各方面的积极作用。针对税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职能，需先创建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再注重一系列相关的税种的建设，提高其规模和比例降低货物劳务税的比重，更好的发挥自动稳定性税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二）税收的社会职能
税收的社会职能体现在公平分配上，税收的公平分配职能发挥着作用，它会根据一系列的制度，要求收入和财产较多的群体在实际的税收过程中承担更多的税费，在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到各项税收实际的、最终承担群体，优化税收制度的结构。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制度，制定课征模式，使分类和综合结合在一起，适当的合并一些税目，优化税率的结构，加强征管工作，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来了解纳税人的综合纳税水平，保证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
（2）改革增值税的制度，需要更多的关注一些低收入者的消费品，对消费较多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降低一定的税率，来保证一定的公平性。
（三）税收的政治职能
税收的政治职能就是税收在现代国家和政府治理中的作用，税收规范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人间的权利分配和管理。为了实现税收的政治职能，应落实税收的法定原则，使征收的税收体现人民的想法。每一项征收的税收都应该源自立法机关，根据人大公开的税收立法过程，使是否应该征税、征税的具体情况等一系列问题由人民来参与定夺。税收征管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治理的主要工作内容，税收的政府治理需要有关机关严格监督，依法征税。
四、结束语
本文简单的介绍了税收职能的内容，以及在现代财政情况下的税收职能，在现代财政制度下，税收职能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职能方面，同时表现在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上，最后，提出了在现在财政制度下如何实现税收的各项职能，希望能给相关单位和部门在研究现代财政制度下的税收职能这一方面带来一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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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税收；可持续发展；环境税
当今，伴随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问题日显突出，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人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和推行绿色税收制度是其有效途径。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义及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制度实践
(一)什么是绿色税收制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极大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
1975年3月3日欧共体理事会又提出，建议公共权利对环境领域进行干预，将环境税列人成本，实行“污染者负担”的原则。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运用经济手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些经济手段中，环境税的运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对环境有污染的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45／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对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对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大大减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对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税则鼓励了广大消费者使用节能型汽车，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美国汽车使用量增加，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比70年代减少了99％，而且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减少了97％，二氧化硫减少了42％，悬浮颗粒物减少了70％。通过实施环境税收和其他努力，美国确实已经实现了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因此，人们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形象地称为“绿色税收”。
(二)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一是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二是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三是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肖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电力税；以及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二、我国绿色税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分析
我国现行的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与措施，主要是为鼓励企业有效利用资源和综合回收“废弃物”而制定的。虽然也有助于环境保护，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这些措施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税制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未形成规范绿色税收制度
现行税制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
2、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
现行税制中对土地课征的税种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一方面税种多，计算复杂，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麻烦；另一方面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我国税制中对绿色产业的税收优惠项目较少，且不成体系。主要是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中减免项目。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
2、消费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火、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人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
3、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以
在5年内减征和免征企业所得税。
4、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人，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这些税收政策在减轻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构建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位原则
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既符合我国环境政策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能通过征税为治理污染提供所需资金，并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因此，建立我国绿色税收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定位原则是：
1．以国情为本
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环保税制，当然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本，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环保税制，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他国做法。
2．公平与效率相协调
环境保护税应该体现出“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企业和个人征税。同时，环保税应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以提高效率，更好地治理环境。
3．依法征收
在以前与环保相关的税收征收上，经常出现“人情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新环保税制中，应体现对破坏环境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
4．专款专用。
税款专用是环保税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应当把税收用于政府承办的环保设施和重点环保工程上。同时，又要为环保科研部门提供科研经费，用科技手段来加大环保的力度。
四、构建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
1、变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
首先，应将已经实行的。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比收费更具有约束力。而且税收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费低。同时环境保护税收人将作为财政的专项支出，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可以保障宝贵的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税收政策措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的措施包括：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和噪音税。其次，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对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征收环境保护税。具体设计是：以排放“三废”和生产应税塑料包装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及塑料包装物为课税对象；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三废”排放行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对应税塑料包装物，则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人按比例税率课征；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价，以防把税率定得过高，使得社会为环境保护付出太大的代价。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2、改革消费税，开征燃油税
我国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各规定了一档税率，以定额的方式征收税款，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相关税收收人。因此，可考虑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可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
3、以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注重环境保护
我国现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减税、免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手段对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人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没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没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
4、税收政策的制定要致力于促进再生资源业的发展
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电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适当拓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人其中。并且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可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以进．一步促进我资源的合睬护和开发。
6、税率的确定要有助于扶持企业的成长
篇8
关键词：绿色税收；可持续发展；环境税
当今，伴随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问题日显突出，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人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和推行绿色税收制度是其有效途径。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义及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制度实践
(一)什么是绿色税收制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极大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
1975年3月3日欧共体理事会又提出，建议公共权利对环境领域进行干预，将环境税列人成本，实行“污染者负担”的原则。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运用经济手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些经济手段中，环境税的运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对环境有污染的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45／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对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对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大大减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对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税则鼓励了广大消费者使用节能型汽车，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美国汽车使用量增加，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比70年代减少了99％，而且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减少了97％，二氧化硫减少了42％，悬浮颗粒物减少了70％。通过实施环境税收和其他努力，美国确实已经实现了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因此，人们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形象地称为“绿色税收”。
(二)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一是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二是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三是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肖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电力税；以及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二、我国绿色税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分析
我国现行的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与措施，主要是为鼓励企业有效利用资源和综合回收“废弃物”而制定的。虽然也有助于环境保护，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这些措施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税制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未形成规范绿色税收制度
现行税制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
2、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
现行税制中对土地课征的税种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一方面税种多，计算复杂，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麻烦；另一方面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我国税制中对绿色产业的税收优惠项目较少，且不成体系。主要是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中减免项目。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
2、消费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火、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人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
3、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减征和免征企业所得税。
4、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人，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这些税收政策在减轻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构建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位原则
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既符合我国环境政策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能通过征税为治理污染提供所需资金，并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因此，建立我国绿色税收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定位原则是：
1．以国情为本
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环保税制，当然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本，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环保税制，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他国做法。
2．公平与效率相协调
环境保护税应该体现出“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企业和个人征税。同时，环保税应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以提高效率，更好地治理环境。
3．依法征收
在以前与环保相关的税收征收上，经常出现“人情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新环保税制中，应体现对破坏环境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
4．专款专用。
税款专用是环保税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应当把税收用于政府承办的环保设施和重点环保工程上。同时，又要为环保科研部门提供科研经费，用科技手段来加大环保的力度。
四、构建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
1、变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
首先，应将已经实行的。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比收费更具有约束力。而且税收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费低。同时环境保护税收人将作为财政的专项支出，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可以保障宝贵的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税收政策措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的措施包括：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和噪音税。其次，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对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征收环境保护税。具体设计是：以排放“三废”和生产应税塑料包装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及塑料包装物为课税对象；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三废”排放行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对应税塑料包装物，则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人按比例税率课征；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价，以防把税率定得过高，使得社会为环境保护付出太大的代价。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2、改革消费税，开征燃油税
我国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各规定了一档税率，以定额的方式征收税款，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相关税收收人。因此，可考虑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可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
3、以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注重环境保护
我国现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减税、免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手段对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人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没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没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
4、税收政策的制定要致力于促进再生资源业的发展
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电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适当拓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人其中。并且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可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以进．一步促进我资源的合睬护和开发。
6、税率的确定要有助于扶持企业的成长
篇9
关键词：企业税务；税务筹划；现实依据
税务筹划，在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非常熟悉，而在我国，则处于初始阶段，人们对此有极大的兴趣但似乎又心有所忌，目前对税务筹划尚无统一定义。笔者认为，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国家税收政策、法规规定范围内，以适应国家税收法律为前提，存在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通过筹资、投资、经营等环节事先安排和策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税后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经营管理活动。
一、企业税务筹划的合理法律依据。
依法纳税是一个企业的义务，同时，纳税人又享有与纳税有关的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称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指导原则之一，与纳税人有关的权利与义务是辨证统一的。尽管我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并不是说企业就没有权力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税务事宜进行有效的安排。强调纳税义务而忽视纳税权利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了我国纳税人应该享有一系列权利，比如《税收征管法》、《经济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赔偿法》等法律，都详细指出了纳税人应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并告知纳税人如何使用这些权利。企业在履行纳税义务时可以享有的权利有：
1.了解税法。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纳税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政策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
2.延期申报权。根据《税收征管法》第27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财务会计处理上的特殊情况等原因，不能按照税法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报送代扣代缴税款报表时，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但是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4.依法申请减税、免税权。纳税人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税务机关书面申请减税、免税，税务机关应该按照规定予以办理。减税、免税的申请需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审查机关审批。
5.享受税收优惠权。尽管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这一条规定，实际上享受税收优惠是企业的权利之一。因为，企业只要符合国家规定的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企业就可以获得国家税收优惠给予的好处。
归根到底，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就是企业学习和了解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利用国家赋予的延期纳税、减免税与税收优惠权利的过程，它既合理又合法。充分利用国家法律赋予纳税人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不违背国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对企业自身的涉税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应该是国家法律鼓励、提倡和保护的。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重要依据之一。会计制度是企业开展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方法和程序等的总称。企业以一般会计原则、会计假设作为指导思想，以具体会计准则为依据，对发生的所有经济业务，借助会计凭证及账簿进行归类、确认与计量，并于其期末编制反映企业当期总括信息的财务报表。严格遵循《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各种具体会计准则的规定，提供能够正确揭示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一项基本要求。所以，会计制度是税务筹划的重要依据。企业从发生一笔经济业务开始，到填制会计凭证、编制账簿、登记会计账簿、出具会计报表，无论哪一环节的账务处理都涉及税收。企业的投资、筹资、股利分配活动，企业的供应、生产、销售过程，都会发生纳税义务？从而要确认税款、计算税款、缴纳税款。可以说企业的任何一项具体业务、任何一种决策活动无不涉及到会计处理，即税收的会计处理贯穿于企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1、会计信息是计算确定应纳税额的基础。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是严格遵循会计标准、将企业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转化为会计语言，使其具有客观性、可理解性的保证。同时，企业会计资料通常由独立第三方审计，这就更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从而可以成为税务部门对企业征税的直接依据。税基的计算和税率的确定，一般都是从会计资料获得认定信息。例如，税法没有直接规定应纳税额的计算直接以会计核算资料为准；税法规定与会计规定相一致，应纳税额的计算也直接以会计资料为计税依据；税法规定与会计规定是有差异的，应纳税额的计算在会计核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总之，会计信息是计算应纳税额的基础。
2、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企业良好纳税的保证。各国税法都规定，纳税人必须依法设置账簿，进行会计核算，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资料，否则税务机关有权核定企业的应纳税额。企业会计资料不能满足真实可靠要求，那么，由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对纳税人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它意味着企业的行为不值得信赖，企业将因此失去很多国家税收政策的优惠。从提高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纳税人加强会计核算不仅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有利于加强企业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可谓一举两得。
3、纳税人不仅要熟悉本国会计制度，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会计制度。会计制度是企业纳税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的差异，会计制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跨国投融资越来越普遍，纳税人在从事跨国经济活动时还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会计制度。
三、税收制度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重要依据
税收制度是企业履行其纳税义务的直接依据。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所以，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严格根据国家税收制度的要求计算并申报纳税是企业的义务。认真学习与贯彻国家的税收制度，既是国家对企业的法定要求，也是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与效率的内在要求。企业履行纳税义务应该熟悉的税收制度具体规定有：
1应纳税种种类。应该缴纳哪些税是企业首先要了解的内容。由于企业的业务范围、业务性质千差万别，企业应该缴纳的税种也会不同。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征的税种有23个。尽管税种种类繁多，但是，每个国家一般都规定有主体税种。如有的国家以所得税为主，有的国家以流转税为主。主体税种是企业应该重点筹划的对象。
2税制要素。税制要素是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企业征税的固定性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所有企业必须了解的内容，也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掌握的内容。
第一，纳税人。纳税人身份界定对企业非常重要，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企业税负的高低。首先，纳税人与负税人、扣缴义务人有区别，不可混同；其次，纳税人可以分为法人纳税人与非法人纳税人、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有限义务纳税人与无限义务纳税人。每一种纳税人的性质不同，其具体纳税义务可能有一定差异。
第二，计税依据是企业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因为应纳税额一般等于计税依据乘以税率，它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高低。计税依据分为价值量和实物量两类，其中计税价格又分为含税价格和不含税价格。计税依据对不同的税种可能有选择性条款以及在收入、费用的确认上税法与会计有差异，这些应值得企业注意。
第三，征税对象。征税对象是征税的标的物，它是税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划分税种的主要标志。企业发生的纳税义务应该明确属于哪一类征税对象，然后判断属于哪一个税目或是否属于某一税目的征税范围。如果企业的经济行为不属于税目或征税的具体范围，当然企业就不用缴税。这是企业税务筹划时必须认真研究的内容。
第四，税率。税率是国家征税额与计税依据之间的比例，也是决定应纳税额高低的直接因素。因此，税率被认为是税制的核心要素，税率不同，纳税人的负担会不同；纳税人的性质、行业、产品、地区不同，税率差异可能会很大。所以，纳税人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尤其要关注税制中税率的详细规定。
第五，其他要素。如减免税、退税、税收抵免、延期纳税、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都是企业确定其纳税义务和进行税务筹划必须熟悉的税制要素。
四、企业税务筹划的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差异
当今世界有两种会计模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会计与税法合一模式，即在应纳税额的计算口径上税法与会计核算的规定保持一致；另一种模式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会计与税法分离模式，即在应纳税额的计算口径上税法规定与会计处理不一致。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与税法的离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会计核算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可能与税法规定完全一致。财务会计是为了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为企业管理提供信息。而税法是为了实现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而制定的。两者的服务主体不同，欲达目的各异，所以会计与税法的具体规定难以统一。国家征税是依据税法规定确定应纳税额，但是确定应纳税额又必须以会计核算资料为基础，并对会计信息进行适当调整。税收制度与财务会计是对立统一的。
参考文献
1、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安体富.中国税收负担与税收政策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3、苏 鲁：基于新企业所得税的企业税务筹划初探[J].财会研究，2008（6）
篇10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税收制度改革的双重背景下，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和大连市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调整资源税税额标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收政策。
第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生产型增值税有条件的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对东北地区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用于自制固定资产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和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运输费用等所含进项税金，准予用当年新增加的增值税税额抵扣。当年没有新增加的增值税税额或新增加的增值税税额不足抵扣的，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继续抵扣。
第二，东北老工业基地部分不可再生资源的税收优惠措施。调整资源税税额标准，具体内容包括：对东北地区的低丰度油田和衰竭期矿山，经东北省份的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不超过30%的幅度内降低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
第三，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东北地区工业企业舶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除外)，可在现行规定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受让或投资的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东北地区企业的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提高到月均1200元，具体扣除标准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在不超过上述限额内确定。
这次针对东北振兴而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从总体上看，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制度又一次重大变迁的序幕，同时也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举措之一，因此，从酝酿之初就被罩上一层良好的预期。但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实现效果如何，目前定论为时尚早。在当前我国國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关键时期，对税收进行制度调整，从总体上把握税收制度的效果和作用，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制度性功能，合理把握税收调整尺度，无疑具有比较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预期和效果：现有观点的另类思考
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考虑原有税负水平，以及抑制当时的投资过热问题，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存在着重复计征的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不少设备陈旧急需更新，由于不允许扣除设备等固定资产所包含的税金，所以负担相对更重。税收制度调整对于刺激生产和投资、加快企业生产经营改造、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家这次税收制度改革把东北作为“前沿阵地”，使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受益，其进步作用毋庸置疑。
第一，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本身带有一定局限性。税收作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取得公共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结果不仅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还影响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以及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税收作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其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够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按照西方公共经济理论的观点，税收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功能，税收不仅要考虑政府收入的需要，还要尽可能地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经济调控的功能，通过税收杠杆对经济行为进行调节，保证经济行为的理性而规范；三是合理分配的功能，通过课税的强制性介入国民收入的分配领域，利用税收手段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通过采取诸如累进税率课税的方式对税收水平进行调节；四是提供有序竞争环境的功能，利用税收杠杆，提供经济个体所需求的公正客观的市场竞争环境，纠正不利于市场发展和孕育的扭曲行为。然而，税收也具有一些固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课税会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西方税收理论表明，市场配置本身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效率，对经济行为课税后，就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打进一个“税楔”，使得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卖者愿意提供的价格之间产生差异，干扰市场价格讯号，进一步增加市场效率的损失，使市场以价格为导向的行为会因为税收存在而进一步受到影响。其次，税收调节的时滞。一方面，政府要做出判断，对经济现象和发展趋势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过程，需要依赖及时的信息以及全面调查；另一方面，税种设置、税率调整以及有关政策变动，都要经历论证以及立法等程序，旷日持久的政策出台常常会导致税收调节指向时过境迁，使原本有效的调节无法发挥应有的运行效果。最后，税收调节效果的有限性。税收不是万能的，其调节效果具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由于税收制度不健全或者不完善而导致的制度性漏出，是税收调节的内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即使在税收制度健全甚至完善的情况下，出于税收外在环境以及管理机制等因素，税收调节仍旧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导致税收的管理性漏出，是税收调节的外在局限性。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要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其职能，降低其局限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使税收优惠政策尽量接近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初衷。
第二，税收政策的调整容易导致一定范围内的税收竞争。西方经济学界认为：“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它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根据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减税的出发点不同，可以分为适度税收竞争和过度税收竞争两种类型，适度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而过度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却是有害的。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前后的一段时间看，优惠措施给东北老工业基地带来了投资的“洼地”。自中央开始酝酿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措施以来，不同投资者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热情确实比以前要高得多。然而，应该看到，东北诸省凭借税收优惠政策所造成的投资洼地供给形式的短期性，容易导致投资主体资金流向的不确定性。由于资本具有比较强的逐利性和流动性，短期内，会有一定规模的资金流向东北那些资金短缺、同时又具有一定投资潜力的省市和项目，而同时，东北这种资金流入是以其它地区的资金流出为代价的。如果这种投资主体来自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内部创造，必然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这种投资主体来自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外，就会容易导致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潜在的竞争。在现有税收政策正处于调整变化和各地仍旧存在着比较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前提下，各地会提高招商引资的投入成本，甚至会导致卖放国家政策、政策过度宽松等一系列违反法律和制度的事情发生。
第三，对税收优惠措施的放大，容易造成一定的副效用。现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主要体现在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以及对资源税的调整上，调整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扩展。从增值税的转型看，国家只允许东北的七个行业抵扣新增机器设备进项税金(军工产品进项税金需报财政部门审批)，而对这些行业的房产等固定资产新增税金不予抵扣。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这只是增值税转型的第一步，可见，这种转型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的不完全转型。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一项政策的出台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这种转型所具有的代表性却值得怀疑。不仅如此，如前所述，税收政策的调整具有时滞性，目前的增值税转型实施效果只有在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就会错过税制改革的大好时机。从企业所得税提高税前扣除项目上看，目前我国存在着所得税内外有别的现象，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较轻，内资企业所得税较重，这种制度上的差别待遇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均衡，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形成共识，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这次国家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出发，调整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虽然会减轻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改变的幅度仍旧需要进一步考察。一般来讲，从税收制度改革上调整企业负担，降低税率所带来的效用会高于扩大税前扣除所带来的效用，如果单纯从增加税式支出的角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产生的制度性税收漏出势必增加税收征收管理的难度。
三、长远与现实兼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税收取向
1.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提高一方要以降低另一方为代价。一方面，税收效率的提高以牺牲一定的税收公平为代价。通过税收政策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达到限制和促进经济活动的目的，实现税收的经济效率。但是这样做势必降低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社会公平程度，对纳税人造成基于税收政策不公平的差别待遇，使他们无法在相同条件下层开竞争；同时，强调收入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加剧，增加贫富差距，引起低收入者的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波及到税收的经济公平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建立的再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会导致一定程度税收效率的损失。如果过度强调收入分配上的公平，采用包括税收手段在内的政府行为提高分配公平程度，税收分配水平和分配能力得到了提高，但是却会造成负面影响，不仅对纳税人创造能力造成了抑制，对投资产生外部负效用，还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浪费，产生低效率行为的扩散，降低要素配置的效率水平；同时，保障机制的健全促使生产要素不完备的社会成员增加对社会的依附偏好而在分配过程中“搭便车”，增加闲暇对工作的替代效应，导致税收效率的下降。
2.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之间存在着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兼顾，也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下，有所侧重。政府不能只强调利用税收导致公平，或只强调利用税收促进全社会效率的提高。如果切断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的联系，会既无效率，也无公平。一方面，税收效率是税收公平的基础。税收效率决定着税收公平的发生，只有当税收效率有效实现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之后，社会才会出现公平。税收效率低下就会导致剩余产品稀缺，高效率是实现高水平公平的前提。在一个税收效率低下、物质贫瘠的社会中，社会公平无非是均等分配，徘徊在原始的低水平分配之下。另一方面，税收公平制约着税收效率。根本上讲，税收效率低下不是由于税收公平造成的，而是来源于税收不公平。对资源禀赋、分配过程或者政府调节的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效率的低下，抑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马克思认为：“人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直接与公平相联系，任何社会要想通过税收促进效率必须建立在通过税收实现公平的基础之上。税收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充分条件，税收公平是提高生产力发展潜力的关键。
3.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决不能顾此失彼。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已经成为税收质量构架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效率水平的提高。代表市场竞争活力的效率原则，体现了市场对经济活动的有效作为，通过税收效率的实现，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和调节水平，增加资源配置的能力，降低消耗。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在更加广阔平台上进行分配，产品和生产要素才能有更高质量的整合。另一方面，公平作为政府合理介入公共经济收支的再分配理念，体现了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认同。只有通过税收手段在内的政府行为，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产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经济持续合理增长和提高。税收效率的改进和不断提升离不开税收公平的配合和制约，二者作为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福利提高的联动效应，引导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税收取向。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税收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短期利益，也要照顾到长远利益，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兼顾现实与可能、发展与稳定、养税和护税的相互关系。具体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要注重税法刚性和政策灵活性相统一。
首先，税收的固有特征保证税法实施的严肃性。税收是政府筹集公共收入的有效渠道，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具有不同于其它收入手段的特征。一方面，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投资效果和挖掘投资渠道而置国家税收制度于不顾，以放弃国家税收收入为成本进行招商引资。这种不负责任、随意改变国家法律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吸引投资的能力和水平，相反会使投资主体产生对未来投资预期的忧虑，降低投资水平。另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对滞后，在税收制度落实上仍旧存在着很多计划经济的色彩。以计划为导向替代了应收尽收，在基层部门甚至出现为了完成税收计划任务而不惜收过头税或者有税不收的现象，淡化了税法的严肃性。这种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运行机制造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相对不公平，必然导致基于税收执行上的逆向选择，淡化微观行为主体依法纳税的意识，增加税收执法的难度，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政收入水平。
其次，创造税收执法运行的良好环境。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在体制和机制上和经济发达地区都存在着差距。为了增加对资本的吸引力，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发展软环境。税收作为政府实现职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创造一种有软有硬的税收环境。一方面，需要税务部门提供相对宽松的缴税环境，加强税收的纳税服务意识，淡化权力意识，坚持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培养服务型管理的税收模式；压缩税收成本，减少对企业的干扰，降低到企业检查的频率，降低遵从费用，同时，压缩管理费用，在执法过程中厉行节约，提高税收制度效率。另一方面，强化企业纳税意识，提高税收遵从度，使依法纳税真正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要兼顾区域和全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所提出来的重大经济举措，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决不仅仅涉及东北的问题，而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次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税收制度的阶段性变迁在在东北的启动，其运行结果如何，会成为下一步税收政策调整直接的参考依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税收优惠政策既关系到东北区域性经济发展能否突破原有瓶颈，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经济发展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又关系到我国现有税收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造，以利于及时总结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基于这种考虑，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要不但要注重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扶植和推动，而且还要体现税收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一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税收政策不能放得过快过宽，从公平的角度要照顾到其它地区的相关情况，如果口子放得过大，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总体性效果，对财政收入的规模也是不利的；二是从时效性上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远的发展规划，税收优惠政策要考虑其持续性和稳定性，如果为了尽快地收到政策效果而没有原则的拓宽税收支出的范围，长远看不利于地区性和国家的经济利益；三是要兼顾到国家总体方针政策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保证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总体目标前提下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结构性调整，通过有保有控的财政税收手段，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