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税的理解范文
时间：2024-02-02 17:51: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消费税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视同销售 会计准则 增值税 所得税 消费税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会发生所谓的视同销售业务，即由于不符合确认的条件，会计上不做收入处理，但按照税法（主要包括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要求必须及时足额纳税的情况。视同销售的难点在于充分理解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判断是否属于视同销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与纳税调整（随着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发展，某些视同销售业务现在已经实现了会计与税务处理的趋同，但某些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会计与税收处理的差异，下文将会进行详细介绍）。本文通过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个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对会计准则、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相关规定及其差异进行了分析对比。
一、案例介绍及分析
某实木地板生产企业为一般纳税人，2014年9月发生如下业务：（1）将自产的500平方米实木地板用于本企业办公楼装修（2）将自产的2000平方米实木地板用抵偿债务（3）将自产的1000平方米实木地板用于发放职工福利（4）通过当地市政府将自产的1000平方米实木地板捐赠当地一所幼儿园。该木地板的生产成本为每平方米400元，市场售价在每平方米900至1100元之间。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1000元。实木地板的消费税率为5%。对该业务分析如下：
一是《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或者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等行为，均属于视同销售。要按照按企业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或者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缴纳增值税。
根据上述规定，该企业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本企业办公楼装修，属于将自产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将自产的实木地板捐赠幼儿园，属于将自产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发放职工，属于将自产货物用于集体福利。这几项业务均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要按照市场平均售价计算缴纳增值税。将自产的木地板抵偿债务，属于特殊销售，也要按照市场平均售价计算缴纳增值税。
二是《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要做视同销售处理，依法缴纳消费税。其中，企业以自产的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的，应当以企业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算消费税，其他视同销售业务应当按照企业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纳税。
根据上述规定，该企业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本企业办公楼装修，属于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将自产的实木地板捐赠当地幼儿园，属于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捐赠；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发放职工，属于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职工福利。这几项业务属于消费税视同销售，按照同类产品平均售价计算缴纳消费税；将自产的实木地板抵偿债务，则属于特殊的销售，要按照同类产品的最高售价缴纳消费税。
三是《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企业将货物、财产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缴纳所得税。但企业进行内部处置资产时，不发生所有权转移，不确认收入，不需要缴纳所得税；根据上述规定，该企业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本企业办公楼装修，属于内部处置资产，不确认收入，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和捐赠幼儿园，属于视同销售货物，要依法缴纳所得税；将自产的实木地板抵偿债务，属于特殊销售，要依法缴纳所得税。上述业务均按照同类产品平均售价确定收入，同时按照销售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确认销售成本。
此外，如果企业通过当地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公益性捐赠，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如果不符合规定条件，不能进行税前扣除，需要在纳税申报时做调增处理。
四是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确认收入：（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上述规定，该企业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本企业办公楼装修和捐赠幼儿园，无相关经济利益流入，不确认收入；该企业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和偿债，符合收入确认的全部条件，应当确认收入。
二、具体会计与税务处理
（一）以自产实木地板用于本企业办公楼装修
借：在建工程 31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0
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 85000
应缴税费―应缴消费税 25000
（二）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抵偿债务
借：应付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0000
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 34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000
贷：库存商品 800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10000
贷：应缴税费―应缴消费税 110000
（三）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捐赠幼儿园
借：营业外支出 620000
贷：库存商品 400000
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0
应缴税费―应缴消费税 50000
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企业需要在附表一（1）收入明细表第15栏调增视同销售收入1000000元，在附表二（1）成本费用明细表第14栏调增视同销售成本400000元。此外，由于该企业是通过当地政府将实木地板捐赠给幼儿园，可以按照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限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四）将自产的实木地板用于发放职工福利
借：应付职工薪酬 117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0
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400000
贷：库存商品 400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50000
贷：应缴税费―应缴消费税 50000
三、总结
企业在发生视同销售业务时，应准确理解相关会计准则以及税收法规，判断是否属于视同销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与纳税调整。
参考文献
篇2
P键词：消费税;改革难点;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人们对购物的欲望也越来越大，消费的金额也越来越高。而我们目前的消费税制度还是一九九四年税制改革的时候更新的，很明显，已有的多年前的消费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今的消费水平了。而且，随着我国财政政策的改革，消费税制度的弊端渐渐地暴露出来。为了适应现在的经济制度，就需要对我国的消费税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原有的消费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因为消费税制度关系重大，所以，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困难的。下面就针对消费税改革的难点，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
一、消费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分析
（一）汽车的消费税改革存在难点
目前，汽车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汽车的销售金额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改革汽车的消费税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就会对税务改革造成难点。汽车的消费税改革会受到汽车发展战略的影响。一方面，从方便人们的生活方面考虑，应该加大汽车的销售力度。为了减轻人们购车的负担，就应该减少消费税。但是，从资源节约和环保角度看，我们现在应该首推的是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对汽油等资源的使用。那这样以来，就应该加大汽车的消费税，还应该限制汽车的销售数量。所以，应该先考虑好汽车的发展策略，才能进一步制定汽车的消费税。
（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纷争不断，影响税收制度的改革
如果使用价内税，能够方便对税务的收取。但是，这种收取税务的方式透明度不高，不能够引起人们对于税务的认识。而且，还会削弱消费税引导人们购物方向、调整消费结构的功能。如果使用价外税，确实是可以引导人们好好地熟知消费税制度，还能够引导人们的购物方向，调整消费结构。但是，这样一来，就很不方便国家对于税务的征收，会使得征税的成本增加。最重要的是，价外税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三）消费税主要功能的转变有难度
消费税的征收，不仅仅是作为国家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更正要的是调节市场经济。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的用途还是在增加国家的财政开支方面。对于消费税功能的调节，是改革消费税制度一个很大的难点。如果改革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国民收入，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状况。
（四）消费税的立法滞后，导致消费税改革存在问题
从1993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以来，之后又相继颁布了一些制度，但是没有一项制度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这就造成了我们在遇到消费税问题的时候，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就使得改革困难，
二、解决改革难点的对策
（一）鼓励技术改革，推出新型的汽车
汽车的问题造成消费税改革存在难点，那就先解决汽车的问题。对汽车进行技术的革新，研发出新的汽车，不再利用仅有的资源作为燃料，而是研究出能够利用可循环的资源作为燃料的新型汽车。还有，就是环保问题，一定要保证研究出来的新燃料不糊排放污染空气的废气。如此，便可以确定汽车的发展策略，进而就能制定相关的税务条例。
（二）推行价外税，避免各种税务问题
推行价外税的主要问题就是消费者的心理问题。这就可以加大对税务作用的选出力度，让消费者明白为什么要缴纳一定的税务。在消费者都理解之后，价外税的推行就会变得很容易了。
（三）改变消费税的功能结构
将消费税的功能有意识的偏向调整消费水平方面。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税务整体收入，不但不能使得消费市场平衡，反而还有引起人们的不满。所以，调整税务结构，使得征得税更好地为人们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四）将相关的条例法制化
之前的很多税务条例都没有制定成相关的法律制度，这样实施起来没有威信度，就会很困难。将制定好的条例纳入法律的章程，相信这样一来，税务制度税务实施会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也会更加的使人易于接受。
三、结束语
对于税务制度的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好的，毕竟现在我们的税务制度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消费税的改革，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制定税务条例，还需要我们这些消费者接受并遵守。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消费税制度会更加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谢斯博，熊慧.我国现行消费税税制的中外比较与改革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3（09）.
[2] 杨志银.新的经济背景下消费税征收范围的选择问题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 2012（20）.
篇3
一、微课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微课资源是保证课程内容时效性和实用性的重要手段
借助微课的“短小精”和“资源共享”，教师利用微课程即时上传、更新最新的税法和会计相关政策，培养学生泛在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二）将微课融入高職“税务会计”课程标准指导教师教学，是提升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路径
微课内容、形式多样，可以根据“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即各大税种的计算、核算和纳税申报，设计制作不同形式的微课，并将其合理地应用于课前、课中和课后，以代替单一的多媒体授课模式，构建网络教学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新型的“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模式。这将有利于调动专职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教、学方式，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二、基于微课的高职“税务会计”课程内容框架设计
基于微课的高职“税务会计”课程，应依照“互联网+职业人”的理念，以“精简理论，突出技能”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确定课程内容，开展微课设计，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1]基于微课的高职“税务会计”课程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税务会计岗位认知；第二部分是各大税种的实务操作。具体的微课内容框架设计如下。
（一）税务会计岗位认知
本部分可制作“征税和纳税”“税制构成基本要素”“如何办理税务登记”“如何领取发票”和“配套习题”5个微课视频，使学生具备必要的税收知识和会计知识，能根据企业办税岗位职责熟悉办税工作流程。
（二）各大税种的实务
该部分可分为“企业增值税实务” “ 企业消费税实务” “ 企业关税实务” “ 企业所得税实务” “个人所得税实务”和“ 企业其他税种实务”6个模块。
1.“企业增值税实务”部分可制作“增值税的基本要素（理论）”“增值税的基本要素（习题）”“一般纳税人税率、征税范围、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销项税额的计算（理论）（分行业）”“销项税额的计算（案例）”“进项税额的计算（理论）（分行业）”“进项税额的计算（案例）”“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案例）”“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核算（理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核算（案例）”“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理论）”“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核算（案例）”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微课视频。
使学生通过微课学习，能够掌握不同行业会计主体的涉税业务资料，计算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业务的账务处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表的填写，并能进行网上申报。
2.“企业消费税实务”部分可制作“消费税的基本要素（理论）”“消费税的基本要素（习题）”“消费税的计算流程”“直接对外销售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进口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的计算”“可抵扣消费税税额的确定”“消费税的核算（理论）”“消费税的核算（案例）”和“消费税的纳税申报”的微课视频。
使学生通过微课学习，能够正确计算销售、自产自用、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能够对消费税的涉税业务进行正确的账务处理；能熟练完成消费税的纳税申报工作。
3.“企业关税实务”部分可制作“关税的基本要素（理论）”“关税的基本要素（习题）”“进口关税的计算（理论）”“进口关税的计算（案例）”“出口关税的计算（理论）”“进口关税的计算（案例）”“关税税额的核算”和“关税的申报缴纳”微课视频。
使学生通过微课学习，能够正确计算进出口商品应纳的关税税额；能够填制海关进出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能够根据进出口业务进行关税的账务处理。
4.“企业所得税实务”部分可制作“企业所得税的基本要素（理论）”“企业所得税的基本要素（习题）”“直接法下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案例）”“ 间接法下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案例）”“境内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案例）”“境内外实际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案例）”“本年应退补应纳所得额的计算（案例）”“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综合案例）”“企业所得税核算的程序（理论）”“企业所得税的核算（案例）”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微课视频。
使学生通过微课学习，能够正确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能够采用资产负债表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正确的账务处理；能正确规范填写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熟练进行纳税申报。
5.“个人所得税实务” 部分可制作“个人所得税的基本要素（理论）”“个人所得税的基本要素（习题）”“平时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稿酬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其他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个人所得税的计算（综合案例）”“个人所得税的核算”“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税额的计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额的计算”“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会计核算”和“个体工商户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申报”微课视频。
使学生通过微课学习，能够正确计算代扣代缴、个体工商户应纳的个人所得税额；能够对个人所得税涉税业务进行正确的账务处理；能够正确规范填写个人所得税扣缴报告表、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能熟练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6.“企业其他税实务”制作“城建税实务（理论）”“城建税实务（案例）”“房产税实务（理论）”“房产税实务（案例）”“城镇土地使用税实务（理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务（案例）”“土地增值税实务（理论）”“土地增值税实务（案例）”“车船税实务（理论）”“车船税实务（案例）”“印花税实务（理论）”和“印花税实务（案例）”微课视频。
使学生通过微课学习，能够正确计算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印花税的应纳税额；能够根据相关涉税业务对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印花税进行正确的账务处理；能够准确填制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印花税申报表，并能够熟练进行纳税申报工作。
三、基于微课的高职“税务会计”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一）应选择具有丰富税务会计实践经验的双师型专业教师为学生授课
“税务会计”是一门需紧跟现行財税政策，实践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具有实际纳税经验的教师可以更好地将理论和实际结合，并且传授课本未能提及的纳税经验，从而拓宽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2]
（二）将课程内容碎片化
通过上述内容框架可以看出，利用微课可以将每个项目任务的内容根据知识点或技能点进行合理拆分，精细化处理，并配上准确题目，以5-10分钟的短小视频方式呈现。从而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方便学生随时查阅学习中出现的难点和疑点，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
（三）灵活运用微课资源
微课内容的展现形式多样，可以根据“税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制作不同形式的微课，比如：对于理论型的微课，教师应注重讲解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争取实现在很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完美体现教师的教学水平；对于案例解析型的微课，教师应注重案例的选择，应由易到难，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的递进培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对于纳税申报流程的微课制作，教师应借助动画效果的视频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和掌握。[3]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教师可以合理地将微课应用于每次课的课前、课中或课后，并鼓励学生学会有效利用信息资源泛在学习。
（四）课程教学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
对于“税务会计”课程的学习，学生只有在熟悉和理解相关的税法条例基础上，才能正确计算各税种的应纳税额。而税法条例的繁琐和冗长，往往让学生感到枯燥，望而却步。因此，教师应结合合适的案例，采用启发式的引导，借助微课的碎片化、易查疑的优势，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相关的税收政策，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并根据《会计准则》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完成纳税申报任务。在高职“税务会计”课程教学中，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法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教学方法，它可以充分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参与性和主动性，开阔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记忆，培养其创新意识和职业能力。
参考文献：
[1] 苏强.基于多元立体化理念的“税法”与“税务会计”教学模式设计[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129-131.
篇4
关键词：结构性减税；失衡；货币政策
Abstract：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China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cies on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which play an active role in driving investment，stimulating consumption，expanding export. However，current policies mostly focus on the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and produce little effect on promoting structural changes in tax system. Instead，they increase stress on monetary policy regulations.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ect，existing“imbalances”，and impact on monetary policy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ent policies. Finally，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structural changes of tax policy.
Key Words：structural tax reduction，imbalance，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2-0062-04
一、引言
结构性减税是在降低总体税负的情况下，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削减，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涵养税源、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的。自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的概念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成品油税费改革、调整出口退税率、提高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资源税的计税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刺激投资与消费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更多的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由此导致了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以山东省为例，2008年，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2.30%， 2012年该比例61.39%，也就是说，流转税“独大”现象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距离优化税制结构的目标相差甚远。从产业税负看，2008年山东省第三产业税负为11.79%，2011年税负为13.12%，税负呈现上升态势，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调增目标相悖。从税政结构看，这些年来诸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刺激投资、促进出口的偏多，拉动消费的政策很少，实际上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造成投资—消费结构扭曲。从税负结构看，由于结构性减税政策侧重“减税”，对于名目繁多的非税负担未加关注，导致“减税不减负”的畸形税负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以“调结构”为主要目标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在结构性调整方面并没有大作为。由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左右手”，其有效性和协调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予关注。
二、结构性减税政策实践
（一）理论分析与实践背景
从理论上讲，税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收入和替代两种效应。从财政收入看，税负提高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源集中于公共部门，会挤占部分私人部门资源，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称为替代效应。从财政支出看，税负提高能够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改善私人部门的投资生产环境，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激励效应，也就是收入效应。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
对于政府来说，现实中总是存在着能够带来相同收益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税率：当税率低于某种水平时，会激发经济活力，社会供给量因此而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同方向提升；当税率高于某种水平时，将导致经济活动的萎缩，社会供给量因此而下降，结果是政府税收不断减少。供给学派的主张是，政府取得更多税收收入的最佳途径并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是减税。
2008年，世界银行曾经对47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税负率进行测算，包括23个发达国家、24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平均税收占GDP比重是27.7%，最高的是北欧国家达到了47.1%，最低的只有14.6%。24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平均税率是22.7%，最高的是37.7%，最低的是16%。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平均税率都要比我国高。但我国的税制负担增长速度很快。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国家税收在6000亿左右，2010年上升到73000亿元，大致增长了l1倍，而同期GDP由6万亿增长到40万亿，增长了5.5倍。据统计，1990年美国的税收折算相当于我国的36倍，而现在美国的税收总量大致是我国的不到3倍。1997—2012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4%增长到19.4%，不扣除物价因素的GDP平均增幅为13.9%，而税收收入的平均增幅为16.8%。王凤英、张莉敏（2013）综合利用经济、税收、拉弗曲线理论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最优宏观税负进行测定，我国最优宏观税负约为19.9%。也就是说，我国税负水平已接近拉弗曲线的“税率”，税收对经济的正面激励作用已基本发挥到极限。因此，在当前国家“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的政策基调下，结构性减税无疑是一种恰当选择。结构性减税一方面通过税负的实际减轻对经济总量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又通过优化税制结构而优化经济结构，能够很好地完成深层次结构调整的任务。
（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内容
2008年以来，我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例如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将其购进设备所含税金作进项抵扣，降低其投资成本，提高其投资固定资产的积极性），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至3%，减少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的购置税，给予中小企业相关税收优惠及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等。同时，也实施了部分推动结构优化的“加法”措施，如实施燃油税费改革，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适时提高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较大幅度提高大排量汽车的消费税税率；提高卷烟生产环节的消费税税率，同时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等。
从我国近几年的税收实践可见，结构性减税对于经济全局和税收领域本身，总量和结构调整的意图明显。首先看经济全局。结构性减税意在扩大总需求，对投资、消费、出口都有相应的减税安排；在结构上意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综合运用了调整税率、征收范围、扣除标准、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使结构性减税的效果得到强化。其次看税收领域本身。总量调节突出的是减税，强调的是更深层面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而非表面的减少税收收入，因为减负的结果更有可能是经济增长加速，税收增收。结构调节表现的是减税之中有增税，包括不同税种之间的增减结构变化、同一税种内部的增减结构变化。增税虽少，但调节目标很明确：一是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针对房地产业。
（三）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
1. 拉动投资增长，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山东省来看，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但在结构性减税政策背景下，山东省经济主体显示出较强的投资意愿，“促投资”拉动效应明显。2006—2007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在10%左右，而2008—2010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刺激下，连续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20%，确保了经济快速发展目标的实现。
2.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能力。以个人所得税政策为例，2008—2011年国家连续3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仅2012年，山东省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同比减收31.64亿元，降幅达14.7%。个人可支配收入显著提高，较好地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
3. 降低外贸企业出口成本，促进外贸出口。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涉及上万种商品，提振外贸企业信心，提高了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据2008 年山东省出口数据测算，7次调整退税率后山东省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10.4% 提高到13.8%，有效缓解了世界经济疲软对山东外贸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
4. 支持环保企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是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资源税改革为例，2011年11月1日起将石油、天然气资源税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以缓解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胜利油田主体部分位于山东省东营市，近年来原油产量持续稳定在2700万吨，实施资源税改革前，胜利油田2011年1—7月份缴纳资源税约4亿元，资源税改革后，2012年1—7月份缴纳资源税约28亿元，是上年同期的7倍。资源税税负的大幅增加，增加了资源开采使用成本，长期来看将利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
三、结构性减税的“结构性失衡”
结构性减税之于经济的作用，其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其二是调整经济结构。前者重在减税，通过减轻税负促进经济增长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后者重在调结构，需要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来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推出受到金融危机推动，当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次要目标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我国现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短期调控性政策相对较多，对中长期的税收规划相对较少，使得结构性减税政策中税政结构、税制结构、税负结构、税费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凸显。
（一）税制自身的结构性未得到优化
我国的税制改革，其目标之一是构建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充分发挥流转税筹集收入和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优势，共同促进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以来，其调整幅度和速度与税制改革的要求并不相符。2008年，山东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2.30%，2009年、2010年、2011年该比例分别为62.38%、62.84%、61.39%。也就是说，税制结构调整的幅度不超过1%，流转税“独大”现象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流转税与所得税均衡互补、税收体系功能完备的“双主体”税制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反过来，流转税在税制结构中的绝对优势，使得结构性减税政策更多地集中于货物与劳务税，对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操作空间受限，弱化了结构性减税的公平调节功能。
（二）税负分布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有效化解
山东省产业结构偏重，经济发展要求第一和第二产业趋稳，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加速发展，这就要求稳步降低二、三产业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的政策设计初衷也在于此。但是，近几年来，山东省第二、三产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加重的趋势。从三次产业的税收结构看，第一产业税收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平稳保持在最低水平，第三产业税收比重虽低于第二产业，但却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三）税收政策的结构性失衡始终存在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相对疲弱，这一点在山东省十分典型。结构性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的有效手段，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首先，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最大的减税动作，但是它是促进投资的。第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大多作用于投资。第三，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刺激出口。第四，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减税有利于消费，但是山东省该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到5%，刺激消费的作用非常有限；减征小排量乘用车的车辆购置税对消费的调节作用是间接的、有限的；对个人住房买卖的税收调节是随房地产市场波动的，时增时减，对消费的作用是双向的；成品油税费改革、消费税扩大征收范围等举措均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同时，由于税收与物价联动性较强，通过价格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不仅会推动物价攀升，还会抑制消费。
（四）税与非税的结构性问题未加以考虑
纳税人的负担包括税收负担和非税负担，减税负，应该理解为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内的全口径的“税费负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只减税不减费，各种非税形式的收费导致企业的实际负担水平并没有明显下降，从而无法达到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预期目的。目前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工商户，费重税轻、整体负担过重的问题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四、结构性失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均应服务于共同的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该是相互补充、互相配合的，以期形成政策合力，实现统一的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但是结构性减税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左右手”配合失灵，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的调控压力，使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一）不利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据统计，在2008—2010年结构性减税政策大规模实施期间，固定资产投资近8成来自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等“两高一资“行业。由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利润仍比较高，信贷资产质量总体较好，加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高速增长，使得银行信贷资金在这些行业大量集中。信贷投放过度集中易导致信贷资金在企业、行业间分布失衡，并直接导致信贷风险的进一步加剧。这必然对缓解信贷资金供求结构性矛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控目标形成冲击。
（二）不利于通货膨胀目标实现
结构性减税政策未改变我国流转税“一支独大”的局面，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依然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税负由生产地向消费地的转嫁，而政策原因使发达地区成为生产集中地，相对而言，欠发达地区则成为消费集中地。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加重了区域间的税负失衡，造成社会资金向相对低税负的东部地区流动。这种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果就是东部区域货币供应量超过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形成地区性通货膨胀。
五、建议
如果说结构性减税政策初期的出发点是想通过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刺激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结构性减税政策要立足长远的战略考虑，更应注重发挥税收政策结构性调整的作用。
（一）推动“增值税扩围改革”
“增值税扩围改革”即采用扩大增值税范围的方式来替代营业税，有利于解决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引发重复征税问题，促进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为产业分工细化提供公平、中性的税制环境。通过税制设计，在减少增值税、营业税总体税负的前提下，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降低间接税比重，对经济主体是一个长期利好政策。2013年，“增值税扩围改革”在山东试点，此项改革能否对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税制结构产生综合效果，值得期待。
（二）进一步拓展结构性减税内涵
近年来，山东省对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取消了200余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但是非税收入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的比重依然超过两成，与同为东部大省的江苏、浙江相比，减负空间依然很大。因此，下一步的结构性减税改革应该综合考虑税外各种收费，清理和取消非税收入，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管，相对地把结构性减税范围向非税收入扩展，提高减负的程度。
（三）与其他政策形成合力
结构性减税政策本身是一种“反周期”操作，国家从宏观角度，将短期的反周期调节与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相结合，实施宏观调控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但税收政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传导机制，从西方宏观经济学派关于税收政策的争论可以看出，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从目前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看，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投资增长、提升了消费能力、缓解了出口下滑，但在优化税制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仍较为乏力。因此，税收政策要注意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提高政策实施的协调度，强化结构性减税政策效果。
（四）加强引导和管理，确保减税政策执行到位
针对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范围广、涉及纳税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使纳税企业能够全面了解减税政策内容，引导纳税人用足、用好税收政策，保证政策执行落到实处。同时，还应认真做好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工作，密切跟踪和监控政策实施情况，一方面杜绝减税政策实施不到位，另一方面堵塞征管漏洞，防止减税政策走样所带来的税款流失。
参考文献：
篇5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两高一低”模式：农业资源消耗高，农业污染物排放高，农业物质、能量的利用低。农业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也是第一污染的产业。循环农业能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对环境的污染，是农业生态经济的重要途径。循环农业的内涵是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应用循环经济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循环经济理论等。“循环农业是利用循环经济理念，采用生物技术与工程措施，对农业资源加以循环利用，以提高农业资源再利用程度，改善生态环境，增进综合效益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粮食安全战略，也提出了“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等带有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循环农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也离不开税收等宏观政策的调控。
二、循环农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总体上看，农业方面的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其中对循环农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有流转税、所得税、耕地占用税。近年，国家出台了农业税优惠政策，推动了农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然而目前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农业资源、农业环境支持力度不够，且税收政策缺乏公平、效率等。
（一）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支持未形成科学的体系
1.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
政府虽然在2008年8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另外，也缺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更缺乏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配套的税收、财政、金融等政策。各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2.税收优惠政策不配套
我国政府在2004年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停征了屠宰税①，农村税收负担有所下降。为鼓励企业生产、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出台了针对性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实行“减税、免税、退税”。税法的立法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但由于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农林产品出售价格较低，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增幅较快，农民没有享受政策“红利”，反而抵销了停征农业税带给农民的利益。
3.循环农业税收优惠手段不完善
循环农业税收优惠手段与其他税种相比，还比较单一，效果不明显。比如，对清洁生产、节能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减免这一方法，没有利用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措施；涉及环保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的优惠不足，且这些优惠政策过于分散，相互之间难以协调配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导向不明确
1.税收缺少对绿色环保农林产品的支持
绿色环保农林产品相关法律缺失，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许多普通农林产品冒充绿色环保农林产品，而人们受传统观念影响，绿色环保农林产品在市场并不特别受青睐。另外，农林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环节缺少税收支持，绿色环保农林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也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2.税收缺少对生产要素的支持
当前，农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非常贫乏，而城市生产要素则出现大量剩余。农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外部投资、农业环保都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循环农业，如果没有人才支撑、没有循环方面的核心技术、没有一定资金支持，其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3.税收政策对农业合作组织的扶持不力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该组织是保护土地自然力、发展循环农业的保障，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政府还未建立专门的、适合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三）税收政策对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不足
1.增值税对环境污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企业销售或者进口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税务机关按13%的税率计征增值税，对农业生产物资的低税率，刺激了其产量产能急速膨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在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破坏了土壤肥力，也带来严重污染，阻碍了循环农业的发展。比如，河南省每年施用300多万吨化肥，有效利用率仅占1/3，大量的化肥沉留在土壤中，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池塘，形成巨大的污染暗流。
2.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
目前，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等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但是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还有一定局限性，化肥、农药、电池、煤炭、一次性用品等污染严重消费品未被列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没有起到调节人们绿色消费行为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农业要求，这也在客观上纵容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另外，根据农业部近几年的典型调查资料，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比如，广州50%耕地遭受镉、砷、汞等重金属污染，辽宁省葫芦岛八家子铅锌矿区周边耕地镉、铅含量超标都在60%以上。
3.耕地占用税无法遏制耕地减少
我国最近几年统计的耕地面积为：2007年16.3亿亩，2008年16.2亿亩，2009年16.5亿亩。政府开征了耕地占用税，其目的是保护耕地数量，保证18亿亩红线。由于耕地占用税税额占耕地收益比重较小，经济制约作用不明显，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越严重。因此，耕地占用税起不到调节耕地的作用。
4.税收对农业产业的调节功能受到很大限制
目前我国各类税种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流转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约70%，处于绝对地位，显然所得税主体地位相对弱化。朱润喜（2007）认为，我国现行涉农税种中流转税占据绝对比重，所得税等其他税种在调节农业经济中受到很大制约，不能发挥各个税种的整体效应。
（四）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缺乏公平和效率
我国现有税收政策对农业发展缺乏公平、效率。刘炜（2010）认为，国家出台针对农业的税收支持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公平原则。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涉农企业、农民和农民工仍然没有在税收上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应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则无权享受此优惠政策。二是效率原则。政府重点发展循环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目前这些方面优惠较少，政府应该加大扶持力度。
三、税收政策支持循环农业发展的建议
在制定农业方面税收政策时，要体现循环经济理念，进一步扩大税收的优惠范围，构建我国循环农业税收支持体系。
（一）构建循环农业税收支持体系
1.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
政府要做好制定循环农业促进法的一系列工作，出台农业清洁生产管理办法、乡村环境清洁标准、农业清洁生产标准；另外，政府要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理念，把建设循环农业、节约型农村、环境友好型社会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
2.完善增值税政策
增值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1）增值税的减、免税政策。国家应扩大绿色农产品范围，给予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扩大生产产量，降低价格，扩大销售量，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农业企业节约、循环利用资源，国家应给予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2）增值税的退税政策。涉及环保的农业机械设备实行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增值税税收直接返还给企业。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所含税款，准许其向税务部门申请退税，避免税款被他人侵占或贪污。（3）消费型增值税政策取向。农业企业购买清洁生产机器等设备，准许其抵扣进项税额，以降低企业税额，促进企业固定资产循环利用。
3.完善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税制改革的思路：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税种合二为一，并划归资源税类。土地使用税税制设计理念：农业生产用地税负低于非农业用地税负，优等地的税负高于中等、劣等地的税负。土地使用税鼓励开荒扩耕，加大税负，切实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以保护粮食安全。
4.改革消费税，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
政府通过征收消费税，可以对消费者产生引导作用，培养人们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的习惯，鼓励人们对绿色农产品消费。政府通过对污染、资源消耗性农产品征税，促使该种农产品价格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从而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二）发挥税收对农业环境、资源调控的作用
1.改革所得税，促进循环农业发展
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起保护作用的企业，如农业治污企业、农业水土保持的单位，给予所得税享受“免二减三”优惠政策。政府对符合政策企业的农机设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从事循环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经营亏损，可享受6―10年②延转期摊销的政策，甚至减免税。企业投资农业循环、节能、节水等技术研究开发费用按100%扣除，当年抵扣不足的部分可以结转到以后年度。
2.开征生态税收
与国外发达国家生态税收制度相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小，难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这主要是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国家应逐渐开征土壤污染税、水污染税、空气污染税、垃圾污染税、噪音税等新的环保税种，同时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对国计民生有无较大影响的资源，无论企业生产、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缴纳资源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
3.通过税收保护农业环境
通过税收政策达到防治农业环境污染、促进农业环境保护的目的。企业生产低毒高效、低残留的农业化学品，给予减免税收优惠；企业生产剧毒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农用物质等有害环境的物质，征收惩罚性税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抑制生产数量。取消大量的非规范的税费，减轻农民税收负担增加其收入。“支持龙头企业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和开展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节水等项目建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③
（三）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
1.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吸引循环农业主体
循环农业发展要解决农业主体缺位问题。通过税收等政策，政府培养新型农民，吸收循环农业从业人员，鼓励其发展生态农业，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推动农产品流通服务建设等，保证农业生产利润率，吸引和留住循环农业主体。
2.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向循环农业
政府要发挥税收的调节、激励、引导作用，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取向来吸引人才、资金、技术流向农村，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循环农业技术研发。
3.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引导对环境等要素征税
目前，农业税收主要从生产流通环节征税，应增加要素或要素本身的课税，提高非流转课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另外，对矿产资源、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征税，也是环境保护的需要。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持续调整农业化学品的使用；通过升级栽培模式，尽量减少农业化学品的使用；出台有机肥使用补贴政策，鼓励有机资源再生利用。
（四）税收政策要向循环农业倾斜
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涉农税收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转向侧重于公平的税收政策，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应该以公平为导向优化，更应该向循环农业倾斜，发挥政策的经济效应。一是城乡公平。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二是国家龙头企业与小微企业要公平对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放宽其认定标准；对小微农业企业给予照顾，因其承担很大一部分就业，政府应该给予其相应的税收扶持。政府应鼓励农业产业化企业研究开发农业优良品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生态农业，生产优质、高效、无公害绿色产品，造福社会。
此外，在取消农业税后，对循环农产品加工业、绿色农业生产资料、种子种苗、生态工程建设等，应按有关政策给予一定的减免税优惠。
四、本文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仅从税收角度阐述循环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缺乏对农业税收政策的系统分析和梳理。
1.对循环农业内涵的理解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
篇6
关键词：消费 收入 消费函数 收入差距 暴富群体
西方经济学中对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理论研究
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研究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一般都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开始。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首次成功地将消费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并用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等概念来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一般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简要回顾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的方程式是：
C=C0＋c×YD (1)
式中C表示消费，Co是自主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是即期可支配收入。
（1） 式两边同时除以YD，得到
C/YD＝Co/YD＋C (2)
左边C/YD即为平均消费倾向。由于自主消费Co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此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下降。这表明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储蓄所占比重越高；更进一步表明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低。由此可以推出，如果收入分配极端不均，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APC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出现消费不足和低迷。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对消费函数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假说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是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完全没有利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效用最大原理。因此，在凯恩斯时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又出现了种种新的消费函数理论。
新的代表性理论有安东和莫迪利安尼（Ando，Albert，and Modigliani，Franco，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和弗里德曼（Friedman，Milto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这两个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明确提出消费函数必须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微观主体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效用，都是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将消费的即期决策推广到跨期决策，其要点是当前收入只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因素之一，预期和财富也是决定消费的因素。
霍尔（Hall，1978）根据卢卡斯的思想，引入理性预期方法，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霍尔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Ct+1―Ct）不可预见。由此随机游走假说催生了新的消费理论。
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
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增加居民收入在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分析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首要考虑还是收入因素。收入主要从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收入水平高低，其次是收入分配差距，这两者又往往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程度极大地影响普通居民收入的高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格局呈现明显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特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如果纯粹从这个角度分析，居民收入确实是迅速增加。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快，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GDP增长速度。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高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收入差距正常扩大是应该肯定的，但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达到了非正常扩大程度，并且覆盖范围广阔，呈现全方位特征。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异。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富群体的出现。暴富群体往往以种种非法手段侵蚀国有资产，榨取高额利润，他们挤占了国民生产总值中普通城乡居民应占的份额，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进而使得劳动群众即普通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普通城乡居民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没有条件消费，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致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在消费函数的作用下，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我国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原因是农村消费强劲增长，从而带动整体消费的增长。政府的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全年粮食增产5%，农民收入更是大幅增长，为农村消费扩大提供了资金基础，使得农村消费加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进而带动整体消费显著增长。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消费相对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农村消费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消费不足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难以实现，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如何从根本上扭转消费不足的局面，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最关键的还是要千方百计进一步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增加的收入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超过各类人员收入的普遍增加。
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较大幅度增长，但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依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关键在于继续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拓宽农民就业空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之一就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农产品的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小城镇建设要与乡镇企业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加快小城镇建设中，要支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继续互为依托，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还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和名目繁多的摊派。增加城镇低收入者收入，主要是要努力提高城镇就业弹性，增加低收入者就业机会，为此必须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既有零售业、餐饮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包括信息咨询业、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
我国应优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其特点是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不高，可解决大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同时要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职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这两个手段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税收主要作用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则是低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必须切实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根据国家税务局的统计资料，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近966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6%，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40%的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水平，这说明我国高收入群体偷逃漏税程度严重。因此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时不我待，其关键又在于提高收入透明度。其次，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应建立、健全包括消费税、利息税、财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在内的覆盖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尤其是随着个人财富和私人资产数量的迅速增加，应尽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总之，税收增加了，就能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通过转移支付手段，集中财政资金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使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消费函数成功地描述了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决定消费水平高低的最基本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从而继续增加普通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
参考文献：
1.Ando,Albert,and Modigliani,Franco. The“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63
2.Friedman,Milto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 Press,1957
篇7
关键词：税收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传统税收公平观；“三层次”税收公平观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2－0038－09
一、传统的税收公平观及其局限性
(一)传统税收公平含义的阐释
按西方税收学界的一般解释，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具体包括两层含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相同数额的税收，即税制应以同等的方式对待经济条件相同的人。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相同的人，应当缴纳不同数额的税收，即税制应以不同等的方式对待经济条件不相同的人。可见，西方税收公平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税收负担本身如何公平分配。有的学者如瓦格纳也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作了一些研究，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应如何改善不平等竞争的公平问题，即税收的经济公平则没有论及。
对于税收公平的含义，目前中国税收理论界的观点很不统一。张馨、杨志勇等(2000)指出：“中国税收理论界对于税收公平的含义，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诸如有些观点认为，税收公平包括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两个方面的内容，平等征税又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横向公平，一是纵向公平。”如，陈共(1994)认为，“一般的理解税收公平包括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两个方面。所谓普遍征税，通常指征税遍及税收管辖权之内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所谓平等征税，通常指国家征税的比例或数量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相称。具体的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同等纳税，即所谓‘横向公平’；二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不同等纳税，即所谓‘纵向公平’。”郝如玉等(2002)也认为，“税收公平只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它包含两个层次：税负公平、机会均等。所谓税负公平，是指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要与其收入相适应。这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一是具有同样纳税条件的纳税人应当缴纳相同的税额，即横向公平；二是具有不同纳税条件的纳税人应承担不同的税额，即税收的纵向公平。所谓机会均等，是基于竞争的原则，通过税收杠杆的作用，力求改善不平等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以达到社会经济有秩序发展的目标。”许善达等(1997)指出：“税法的公平性原则通常被认为是：在相同条件下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被平等地对待，反对在相同条件下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受到不同的待遇。这一原则同时还意味着不同条件下(如纳税能力)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应缴纳不同的税收，即应以不同方式对待条件不同之人。”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看，基本上都认同目前西方税收学界的解释。
(二)传统税收公平观的局限性
其实，传统税收公平含义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1.考察视野不开阔
它仅从税收负担本身的角度来讨论税收公平，就课税而论公平，属于税收公平的财政层次的问题。事实上，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它与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密切相关，并对社会生活和经济运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少数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杨斌(1999)在《治税的效率和公平》一书中，就抛砖引玉地提出了“税收公平的含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它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林晓(2002)也提出，税收公平至少应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分税公平，即体制性公平；二是定税公平，即制度性公平；三是征税公平，即管理性公平；四是用税公平，即权益性公平。顾海兵(2006)也指出：“探讨税收公平，不能就公平论公平……税收公平涉及征税环节、用税环节。”
2.涵盖内容不丰富
传统税收公平观因考察视野的狭窄，决定其涵盖内容上的缺陷。在传统理论中，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是核心和灵魂，然而，这只是涉及税负如何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或者说仅仅是税制的设计过程，而没有涵盖税收征管、税款使用等过程，故难以体现广泛的公平。应该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分配固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个是不够的，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公平。如，在税款使用中，如果政府将依据公平原则征收上来的税收并未按纳税人的意图满足公共需要，没有为纳税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而是被用来满足少数政府官僚的挥霍和贪欲，那么这种税收是不可能称之为公平的。
因此，对税收公平的理解和判断，必须延伸到经济的、社会的角度，必须对税收公平作广义的理解。否则，只考察税收自身小环境的公平合理必然是不全面的，不可能把握税收公平的全部内涵。
二、税收公平内涵的重新审视――“三层次”税收公平观
从公平的价值实现角度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包含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由此，对税收公平的全面理解，也应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而且，杨斌(1999)曾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只讲负担公平，税收的公平就不能说是完全的、真正的。因而税收公平问题，不仅包括税收负担和税款使用的公平合理问题，而且包括经济环境的平等和社会公平两个层次。”因此，可对税收公平含义作出一种扩张性解释，即税收公平应包含三个层次内容，即税收的负担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和税收的社会公平。
(一)税收的负担公平
政府税收直接表现为纳税人利益的付出。所以，纳税人必然会关心两个问题：一是税收负担是否公平合理地分配于每个纳税人，包括税收负担是否与每个纳税人的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一致，以及各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是否保持均衡；二是税收的使用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及多大的利益。由此，便有第一层次的税收公平，即税收的负担公平，或称税收本身的公平。
税收负担公平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并形成两种制约：一是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相同的税收(其隐含的逻辑是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收)。这是对政府征税合理性的一种制约，它有利于限制政府不顾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而随意课征。同时，它也是税收公平含义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并通过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这个
“十字坐标”来体现。二是就纳税人整体而言，纳税人获得的因政府税收的使用而增加的价值必须与纳税人因付出税款而减少的价值相接近或一致。这是对政府征税规模(税收分配总量)合理性的一种制约。因为纳税人缴税后，尽管税款的所有权已归政府所有，但是，政府也不能随意使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更不能大肆挥霍，必须接受纳税人的严格监督(主要通过严格、完善的公共预算程序)，以保证税款被用以发展社会经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福利。可以想见，在一个存在大量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贪污等现象的社会环境中，不论税收自身“小环境”是如何的公平合理，这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公平!正如杨斌(1999)所言：“只考虑征税的合理，不考虑税款使用的合理，这样的税收公平观是不全面的。”其理由是，纳税人向政府支付了“昂贵的”公共品价格，这对纳税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税收负担公平不仅考虑了政府征税的公平合理性，而且考虑了政府征税规模的公平合理性。就税收“小环境”而言，其内涵是比较全面的，故可称之为狭义的税收公平。倘若税收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能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也不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那么只要谋求税收的负担公平，就可基本实现税收公平目标。然而，税收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并非这种“理想状态”，而不平等竞争和社会分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因此，对税收公平含义的全面理解，就不能只着眼于税收“小环境”，必须考察税收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层次。这种“三层次”税收公平观，可称之为广义的税收公平。
(二)税收的经济公平
税收经济公平是指通过课税机制为所有的市场利益主体建立机会平等的经济环境。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市场已具备平等竞争的环境，且税收政策本身对平等竞争没有妨碍的情况下，则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税收对所有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纳税人都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二是在市场不具备平等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则要求建立一种有效的课税机制，对市场实施差别征税，以消除各种不平等竞争障碍。简言之，就是通过对税收中性或非中性的主动选择，使税收有利于维持或促成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通过构建一套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刑法、民法、财税法、工商法等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营造一种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其中，税法在维持或促进经济公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在市场机制分配中，个人拥有初始资本量的多寡是决定其取得市场分配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而初始资本一般来源于遗产或接受捐赠。为此，政府可通过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来调节个人初始资本量，缩小社会成员之间初始资本量的差距，促使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另外，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决定个人劳动能力，进而决定其取得市场分配份额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每个人都能获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才能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政府可通过征收教育税，直接形成教育经费，保证义务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即使不征收教育税，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也是来自于其他税收。(2)企业因占有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和其他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应当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城乡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进行差别调节，使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3)对具有某种特权、市场垄断等极不平等竞争条件而导致的经济利益差别，绝对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政府应当通过开征反垄断税、反暴利税等来限制或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促使市场竞争的过程公平，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税收的社会公平
税收的社会公平内容最早见于瓦格纳的社会公平原则。在该原则中，他不仅强调税收负担应当公平合理分配，而且强调利用税收手段来矫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作用。所谓税收社会公平，是指通过课税机制对社会再分配发挥作用，使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结果处于相对均等状态，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税收社会公平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等手段来完成。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体系中，税收只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并非全部，它还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各种转移支付政策。
在强调税收的经济公平之后，还要强调税收的社会公平，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特权、垄断、占有自然资源差别及不道德经营等不平等竞争会形成极不公平的市场收入分配格局。即使是平等竞争，但由于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也会导致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所以，即使能充分实现税收经济公平，也不一定能自动实现社会公平，仍必须借助于税收社会公平，即政府通过课税机制对高收入阶层进行“削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总之，税收公平包含税收的负担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和税收的社会公平三个层次内容。只有这三个层次的公平目标都达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公平。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不平等竞争的因素较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较突出。因此，强调“三层次”税收公平观，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平税制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现行税制的公平性考量
(一)现行税制的税收负担公平分析
税收负担公平包括政府征税的公平合理性和政府征税规模(税收分配总量)的公平合理性两个方面。
1.政府征税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征税的公平合理性是要求政府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或分摊税负，体现纳税能力相同者应缴纳相同税收的特征。考虑到地区间、产业间的税负差异及合理性将会直接影响到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及公平合理性，所以，下面从地区间和产业间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1)地区间税负差异分析
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除税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及制度外收入等。因此，仅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小口径宏观税负，并不能说明中国宏观税负内在的实质性问题。本文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中口径宏观税负来描述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的税负情况。
从表1可看出，在现行税制下，除了2001年西部的宏观税负略低于东部0.74个百分点、2002－2003年西部与东部持平外，其他连续3年西部宏观税负都要远高于东部，最大相差4.4个百分点(2004年)。中部的宏观税负在6年中都是最低的，它与东部税负的最大差距为3.84个百分点(2001年)，与西部税负的最大差距为7.68个百分点(2004年)，且除了2006年外，其他5年的税负都不超过9.5％。另外，从图1也可直观地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的税负差
异情况。
可见，西部地区宏观税负水平要明显高于或基本持平于东部地区，更是远高于中部地区。这种地区税负分布状况显然是有失公平。根据税收公平原则理论，即使是同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条件下，东部与中西部的税收负担也不能说是公平合理的。
(2)产业间税负差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产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大致是：第一产业税收负担比较轻，但因不合理的收费过多，使农民负担过重；第二产业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但在第二产业中，资源开发工业和重工业的税负重，轻工业、满足最终需求的一般加工工业和商业的税负轻；第三产业的税负较轻。所以，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就成为各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在第二产业中，各产品和行业间的税负也很不均衡。行业间税负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基础工业，如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税负比较重；而轻工业中的纺织、食品等行业的税负较轻。
当前中国产业和行业间的这种税负不均衡状况，将明显有利于东部地区，而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因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主要行业和产品均属于税负较高的行业和产品，使中西部地区的宏观税负偏重。一是中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构成比例很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其所能承受的税收负担能力却非常有限，这就可能使第二、三产业的税收负担加重。二是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行业和产品均为税负较高的行业和产品。
2.政府征税规模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政府征税规模(税收分配总量)的公平合理性，是要求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组织的财政收入总量应是(相对)公平合理的，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付的财政成本与全体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所付的税款价值相接近或一致的特征。如征税规模过大，说明纳税人向政府支付了“昂贵的”公共产品价格。就纳税人而言，这是很不公平的，此时的税收分配总量就不具公平合理性。相反，如征税规模过小，将导致全体纳税人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对于征纳双方而言，这也是不合理的。
政府征税规模是否具有公平合理性，应同时结合以下三个原则进行判断：一是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原则。通常根据税收收入弹性值来综合考虑。二是政府支出最低原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即政府职能最小化原则和政府履行正常职能的效率原则。三是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相结合原则。从第一个原则来看，1997－2007年间，中国税收收入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年平均增长19.5％，税收弹性值连续11年大于1，特别是近年来有快速偏离1的倾向。这对于以流转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中国税制结构(近年来中国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来说，税收收入增长大大快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不协调的。从第二个原则来看，当前政府支出离最低化原则还有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处于较混乱的状态，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不合理地扩大了政府对税收收入增加的要求，加重了宏观税负。另一方面，政府职能运转的效率较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也增大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加重了宏观税负。从第三个原则来看，当前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在29％左右，大大高于世界银行和国内知名学者分析的合理宏观税负水平22％。另外，在微观税负的国际比较方面，中国主要税种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的税率都存在偏高现象。㈣这也是造成中国宏观税负偏高的一个根本原因。
可见，当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付的财政成本大大超过了全体纳税人所付的税款价值，纳税人支付了“昂贵的”的公共产品价格。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二)现行税制的税收经济公平分析
1994年，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为主要指导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现行税制，初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培育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税制改革的渐进性，加之新税制执行不到位，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现行税制中有悖于税收经济公平的因素日渐突出。
1.现行增值税的经济公平分析
目前商品税制中有悖于经济公平原则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突出表现在：一是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因而造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重工业、矿山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值税税负要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使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行业间税负严重不公，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二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差别待遇，不仅在两类纳税人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导致小规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增值税税负要高于一般纳税人，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种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歧视，违背了税收经济公平原则。三是增值税征税范围不够宽广，与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劳务排除在增值税征税范围之外(征收营业税)，使纳税人在购进有关营业税劳务时，凭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的“链条”就此中断，从而导致纳税人因进货成本结构的不同而出现税负不公现象，不利于纳税人在市场经济中开展平等竞争。
2.现行财产税制的经济公平分析
在相对完善的财产税体系中，对经济公平具有较大影响作用的税种主要有遗产税和赠与税、房产税等。目前中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对房产的征税是实行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并存的模式。从现行的财产税制来看，有悖于经济公平原则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房产税制并存模式，导致内外纳税人间的税负不公，不利于两者间的平等竞争。目前，内资企业和个人是适用《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而外资企业和个人是适用《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财字[1951]第133号)。从两税法的税制构成要素来看，二者在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率和减免税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这不仅使中国的房产税制很不规范，而且造成内外纳税人之间的房产税负不公，违背了税收经济公平原则。二是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造成中国促进个人参与市场竞争起点公平的税种缺失。应该说，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均衡财富分配、防止两极分化、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早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而，近年来，中国亿万富翁“成批”地出现，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具有“罗宾汉税”特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一直未开征。
3.其他税种的经济公平分析
在其他税种中，目前中国存在较突出的违背经济公平的税种主要有城市维护建设税、环境保护税等。一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只适用于内资企事业单位和中国公民，而同样享用了城市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却不需纳税。这不仅违背了城建税负担与纳税人受益基本一致的原则，而且导致内外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破坏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环境保护税的缺失，导致“谁污染、谁付费”原则难于落实，使排污者与非排污者之间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这也是造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不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现行税制的税收社会公平分析
1.调节高消费的消费税制的社会公平分析
消费税是对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的征税。通过对消费品课以重税、轻税或免税，可以体现国家消费政策，因而消费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应该说，现行消费税不仅基本体现了调节高消费、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立法精神，而且也贯彻了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不过，由于相对较窄的征税范围和不尽合理的税率结构安排，导致消费税在调节高消费、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2.调节高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制的社会公平分析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最重要税种。然而，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已暴露出诸多缺陷，难以担负起有效调节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任。一是分类所得税制模式无法对个人(或家庭)的全部或主要收人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因而难以有效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功能，甚至还可能使社会公平程度恶化。二是分次分项的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费用扣除制度，根本无法考虑纳税人赡养家庭人口多寡、是否属残疾人、老人等因素，不能全面考察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因而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三是税率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一些勤劳所得税负要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税负的极不合理现象，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四是税收征管不力，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管住了工薪阶层，个税调节贫富差距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甚至还起到逆向调节作用。
3.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税制的社会公平分析
社会保障税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资金来源。它具有社会“安全网”或“减震器”的功能，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有力工具。目前中国还未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资金仍是以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作为征缴的主要依据。然而，这在实际中会存在很多弊端：一是税务部门代征社会保险费缺乏法律依据和手段，造成征缴难度很大。二是现行缴费制度缺乏足够的法律强制性和权威性，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能少则少、能欠则欠、能逃则逃”的心态，导致不同企业间的负担不公平。三是因区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而导致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负担水平差异较大，加之养老金的可携带性有限，使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四是中国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仍非常小，很多迫切需要社会“安全网”兜底的农村居民及城镇职工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种惠及少数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体现社会公平。
四、重塑中国税收公平机制的构想
针对当前中国税收公平机制存在的问题，在借鉴西方国家税收公平政策方面的经验及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目标的基础上，从税收公平的三个基本层次出发，分析重塑中国税收公平机制的有效路径。
(一)中国税收负担公平的实现路径
1.促进政府征税公平合理的政策建议
实现地区间及产业间的税负公平分配，促进政府征税的公平合理目标，可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消除增值税制对产业税负公平分配的影响。二是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充分发挥税收优惠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主要调整思路是：税收优惠政策应由突出区域导向逐步转为突出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发展导向为辅，以贯彻实施国家的产业政策。
2.促进政府征税规模公平合理的政策建议
促进政府征税规模的公平合理性，应采取以下四个方面对策：一是抓住有利时机，按照“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严征管”的原则，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适当降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中国的微观税负和宏观税负，促进政府征税规模的公平合理。二是进一步按照“一清、二转、三改、四留”的改革思路，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工作，切实降低“费负”水平。三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四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目标的要求，适时地改革公共预算管理，建立健全税收监督机制，提高公共支出效益。
(二)中国税收经济公平的实现路径
1.完善增值税与促进经济公平
加快增值税改革，是实现中国税收经济公平的根本途径。主要措施有：一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是当前国际上增值税发展的主流，早已为欧共体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它兼具公平与效率，不仅有利于各行业、企业间的税负公平，而且有利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重工业、采掘业、原材料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减负“上阵”，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和发展，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二是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创造平等竞争的税收环境。包括合理放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许多经营规模较小的纳税人得到公平的税收待遇；适当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可考虑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6％和4％分别调低为5％和3％，平衡两类纳税人之间的增值税负担。三是适当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案是，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两个税目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
2.完善房产税与促进经济公平
改革和完善房产税制，将有利于为纳税人创造税负公平、竞争平等的税收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是改革现行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并存局面，统一征收房地产税。因为，将房屋与土地分开征税是不科学的，实际中也难以操作。二是拓宽税基，扩大征收范围。从国外房地产税收政策看，通常贯彻“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基本原则。㈣可考虑将房地产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广大农村地区，并将居民住房纳入课税范围，增加炒房者的投机成本。但是，对每户居民用于自住的一定面积和价值标准以下的房屋给予免税。三是统一计税依据，合理确定税率。将现行房产税的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从量计征(按面积计征)，统一改为按房地产的评估价值征税，实行从价计征方式。在税率设计方面，应按房地产不同用途，分别设置高低不同的差别幅度比例税率。四是健全财产管理制度，完善房地产评估市场。这是房地产税制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4.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与促进经济公平
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将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适当平均社会财富，因而有利于维护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从现实国情看，中国已初步具备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主要条件，包括税源基础、法律环境和民意基础。主要设想：一是税制模式的选择。鉴于目前中国有关财产申报、登记、继承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很健全，房地产评估市场还不完善，税收征管水
平不高等因素，建议选择总遗产税制模式。二是课税对象的确定。可参照国际的通行做法，采用宽税基，尽可能包括纳税人的各类财产。另外，财产所有者在死亡前5年内发生的所有赠与财产，也应并入遗产总额征税。三是免征额的确定。从发达国家看，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税面大致在2％-5％，即只有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才是该税的纳税人。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真正富裕起来的人仍是极少数，建议免征额设定在500万元人民币比较合适。四是税率的设计。考虑到保护公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及税收征管简便等因素，建议采用6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50％。
5.完善其他税种与促进经济公平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这也符合当前中国积极发展小城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方针；扩大纳税人范围，将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均纳入征税范围，促进平等竞争；改变计税依据，建议以纳税人的销售(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调整税率，可实行0.1％－0.5％的幅度比例税率。二是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考虑到当前我国最大的环境污染源状况，建议环境保护税主要包括水污染税、二氧化硫(SO2)税和垃圾税三个征税项目；在计税依据选择上，水污染税应以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为税基，二氧化硫税应以纳税人排放硫的数量作为计税依据，而对排放工业固体废物的，应以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税基，对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产品的，应以其产品销售数量为计税依据；在税率设计方面，应注意三个问题，包括税率高低的选择、税率的统一性和税率的形式。
(三)中国税收社会公平的实现路径
1.完善消费税与促进社会公平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消费税制，充分发挥其正向调节功能，促进社会公平。一是适当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根据当前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向，至少还有一些具有重要调节意义的新兴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未纳入课税范围，如高档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高档钢琴及其他乐器、高档裘皮制品、高档保健品及滋补品、高档软饮料及饮品等。这样，消费税税目可增至19个左右，属于中间型消费税模式。二是合理调整税率结构。从国外经验看，为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通常是对粮食酒课以重税。建议将粮食白酒的比例税率由20％调高至30％，并将薯类白酒的比例税率由20％降至10％；对气缸容量在250毫升以上的摩托车按10％的税率征收，其税率偏高，建议降至6％为宜。
2.完善个人所得税与促进社会公平
在借鉴国际经验和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按照“转变模式、降低税率、规范扣除、强化征管”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一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对个人的普遍性、经常性所得实行综合征收，即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各种经常性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性收入、财产租赁和财产转让所得等进行加总，减去法定减免和其他扣除项目金额，就其余额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个人的一次性、偶然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即将个人的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按现行的分类办法征收，以便于源泉扣缴。二是合理设计税率结构。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税负水平状况及改革的政策目标，建议改革后的个人综合所得采用5％－40％的六级超额累进税率。对于实行分类课征的各项所得，建议继续实行20％的比例税率。但是，对偶然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应实行加成征收，即采用20％、30％、40％的三级超额累进税率。三是科学合理地设计费用扣除项目与扣除标准。对于个人综合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应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为成本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为获取收入而必须支付的直接有关的成本费用；第二类为生计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用于维持本人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各种费用。建议目前只考虑五种生计扣除，即基础扣除、配偶扣除、抚养扣除、特殊扣除和附加扣除。对于个人分类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标准可继续按现行规定执行。四是强化税收征管。包括进一步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源控管、逐步建立健全个人银行账户和财产登记制度、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等。
3.开征社会保障税与促进社会公平
适时推进社会保障费改税，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一些主要思路：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实施范围。鉴于中国国情，目前可考虑将实施范围主要限定在城镇及部分收入水平接近或超过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农村富裕地区。在时机成熟后，再将实施范围扩展到其他农村地区。同时，对进城从事固定职业并取得相对稳定收入的农民个人，可按城镇职工同样缴纳社会保障税。二是征税对象的确定。社会保障税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或经营活动纯收入为征税对象。就不同性质的纳税人而言，其征税对象有所差异。三是计税依据的确定。如，作为社会保障税计税依据的个人月工资、薪金总额的最高与最低限额，建议继续采用现行社会保险缴费办法中的规定，即最高限额为上年该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实际月工资收入高于该限额标准的，按300％确定计税依据；最低限额为上年该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低于该限额标准的，按60％确定计税依据。四是税目设计。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承受能力以及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并按照与现行社会保险缴费制度相衔接的原则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建议先设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税目。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再考虑是否增加工伤保险、女工生育保险等其他税目。五是税率设计。为了实现与目前缴费制度的平稳过渡，可考虑将社会保障税的综合税率水平控制在33％左右，比现行总缴费率降低6个百分点。主要思路是：基本养老保险税率为22％(其中单位14％，个人8％)，基本医疗保险税率为8％(其中单位6％，个人2％)，失业保险税率为3％(其中单位2％，个人1％)。这样，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的总税率为22％(比现行缴费率降低了6个百分点)，个人的总税率为11％(与现行缴费率相同)。
五、结论
篇8
我国是从1979年开始逐步推行增值税的。在财税制度改革中，无论是“利改税”还是“分税制”，增值税这一税种都是改革的重点之一。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增值税成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
1994年后，我国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即采取了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予抵扣的办法，原因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防止财政收入下滑；二是当时我国正处于投资膨胀、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而生产型增值税相对消费税增值税来说，对投资膨胀、经济过热有紧缩效应。
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实行价外税，并且将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一般纳税人普遍征收的税率是17%；像自来水、天然气、石油这些属于国家扶植的产业按13%征收；对工业小规模纳税人实行6%的税率，商业小规模纳税人按4%征收，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进行税前抵扣，对于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也实行4%的税率，而出口货物则适用零税率。
我国的增值税是1979年开始在小范围内试行，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中，正式从工商税中分立，并了增值税的条例草案。直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增值税才在全国范围征收。全面开征之后，我国增值税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税种，仅2007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就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长21％。
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增值税酝酿新一轮的转型和改革，并于2004年开始了转型的试点，到2008年8月，已经先后推出4批试点。
现行增值税存在的弊端
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只是适应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型增值税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显露出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征税范围偏窄，有失公平竞争。国际上规范化的增值税范围为：所有货物销售、生产性加工、进口、修理装配、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建筑安装业、劳务服务业等，涵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我国增值税的范围是对所有销售货物或进口货物以及加工修理装配劳务征收增值税，而对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建筑安装业、劳务服务业等行业不征收增值税。这导致了增值税销售货物与营业税应税劳务抵扣链条的中断，削弱了增值税的环环相扣的制约作用，不利于公平竞争，影响了其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和产业经济平衡发展的调节作用。
第二、抵扣范围偏窄，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现行增值税仅限于抵扣外购货物与部分劳务所支付的进项税金，对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外购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税金是不允许抵扣的。由于我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尚未覆盖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等服务业领域，增值税的抵扣更无法涉及纳税人外购劳务所支付的税金。由于购置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中所含增值税不能抵扣，因而企业投资的税负较重，资本投入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客观上遏制了企业在高新技术开发方面的积极性，严重妨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第三，税率设计偏高。目前国际上征收增值税的国家的税率大体在8%-20%之间，而我国生产型增值税税率为17%，如果换算为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在23%，税负明显过高。特别是购置固定资产的税额不能抵扣，更加重了企业负担。例如，企业投资100万元的固定资产，生产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成本共计117万元，消费型增值税下17万元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样成本变成了100万元，降了14.53%，固定资产相应的折旧也就降低了14.53%。
第四，税款抵扣不彻底，造成重复征税。因为生产型增值税将购入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因此会导致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我们举个例子比较好理解这个问题。某企业购入一台价值10000元的生产设备，同时支付增值税1700元，则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11700元。该生产设备的使用期限为5年，每年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固定资产价值为2340元（假设产销平衡），对这部分价值征收的销项税额为397.8元，5年合计为1989元，与购入设备时所支付的增值税相比，增加了289元。但增加的289元并非由于固定资产在使用期内创造了新价值，而是因为将购入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然后以折旧的形式计入产品成本，最终转移到销项税额计税依据的销售额中，从而导致税上征税的结果。
第五，增大了出口产品成本，削弱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限制了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设备有免税的规定，而内资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得抵扣，阻碍了许多企业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使这些内资企业在国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本国工业的发展壮大。
篇9
关键词:品牌整合品牌战略品牌核心价值
白酒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具有历史悠久的酒文化，经过多年的发展，正在步入成熟期，从2004年开始白酒产量稳步回升，2008年突破500万t，整个行业从追求产量向提高吨酒产值发展，行业整合开始加剧，竞争从无序进人有序，对品牌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以资源为基础，以品质为核心的目标营销时代已经来临。
1目前我国白酒市场发展的特点
①高端品牌竞争格局稳定，占据了行业中主要的销售利润。随着2006年的粮食白酒消费税比例税率的下调，以及2008年开始实行的两税合并的税制改革，构成对白酒行业未来的发展实质性的利好，同时国家对优势白酒企业进行扶持，实现行业资源的整合，近几年随着行业集中度日益的提高，利润越来越向一些全国性名酒和区域性名酒集中，2005年整个白酒行业销售利润为74.78亿元，而位于行业前四名的茅台、五粮液、沪州老窖和汾酒的销售利润就为35.14亿元，占全行业的46.99%;2006年整个白酒行业的销售利润为100.2亿元，行业前四名的销售利润就为52.78亿元，占全行业的52.67%;2007年整个白酒行业的销售利润为149.16亿元，行业前四名的销售利润就为84.56亿元，占全行业的56.69%a2008年白酒业的消费总量依然在增长，而高档酒的大幅度提价，使行业利润更向高档酒集中，不到10种的高端白酒占据市场份额的82.8%，当今中小白酒企业的白酒品牌全国约4万家，几乎全部要都归类到地方品牌的范畴，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其中60%的企业亏损，20%勉强能维持生计，15%微利，只有5%在稳步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白酒市场立足，对于缺乏品牌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中小酒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②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导致地方小企业竞争无序。中低档白酒的生产高度的同质化，进入门槛较低，在投资少、见效快的利益驱动下，加之涉及到地方财政收人，地方政府的保护，在2004年以来一大批地方中小酒业纷纷进入市场，在县级以下地区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性品牌。这些中低端白酒不仅在生产技术上同质化，在营销技术、品牌地位和价格定位以及广告传播策略等方面也高度的同质化，使消费者难以形成对品牌的忠诚，生产企业由于规模狭小，也难以实施较大力度的营销规划活动，只能依赖终端的推介，这使生产企业缺乏与终端讨价还价的能力，导致开瓶费、陈列费、人场费等费用水涨船高，使终端管理完全失控，许多企业因此陷人困境。同时，由于酒类产品，消费者很难鉴别其质量，产品的同质给假冒产品以可乘之机。
③外来资本的大量介人。白酒产业是中国的传统产业，由于其行业同时具有生产资源的垄断性，储藏阶段的升值性，以及消费的奢侈性，这些独特消费特征构成了白酒较高的持续盈利能力，同时白酒行业中低端品牌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由于各地方政府的保护，企业扩张速度相对缓慢，同时，由于白酒行业是粮食消耗性产业，国家在产业政策上也对其进行结构性限制，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限制小型企业的盲目夸张，这给白酒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空间，给外来资本提供了介入的机会，一些外来资本近几年不断地非理性地流向白酒行业，对中低端的白酒进行品牌整合，这给业内带来了新的血液，抬高了白酒行业的进人门槛，加速了业内的结构整合，也改变了以往白酒的营销模式，标志着白酒业品牌营销时代的来临。
④白酒行业正面临着替代品的巨大挑战。当前白酒正在受到饮料、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酒等替代品的挤压，其产销量在饮料酒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保健、低耗、营养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了人们喝安全酒、喝高档酒的意识，加上媒体的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地发生了改变，白酒的销量有所下降，而啤酒和葡萄酒的销量连续走强。另外，洋酒也与其它行业中的洋品牌一样，经过十年中国市场的摸索，在中国的酒市场中其市场占有率也在稳步的提高。
2白酒企业实施品牌营销战略中存在的问题
①品牌缺少内涵。一些酒厂对品牌的理解还停留在知名度阶段，以为只要有知名度就能成为名牌产品，忽略了产品内在的核心价值，随意拉来某一名人为企业代言，与企业品牌所要传递的信息完全不相干，不仅造成营销费用的浪费，也无法树立起品牌形象。
许多地方酒选择与当地文化的嫁接，把地理特征、地域文化作为品牌的核心价值。但由于地域特色浓郁，不具有企业特征，无法进行自我保护，造成一个省甚至一个县涌出十几家小酒厂，挤兑企业品牌资产，企业也无法进行品牌扩张。区域性品牌限制了在其它地区建厂，也破坏了企业品牌的核心概念，这使区域性品牌无法走向全国。而在本土市场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全国性品牌的竞争，由于只有一个区域市场，缺少其它区域市场的支持，也很容易被取而代之。
②品牌延伸过多，定位不清晰。无论是高端白酒企业还是地方白酒品牌，都在进行品牌延伸，从几元到几十元以至几百元的白酒，虽在外包装上有所差别，但同属一个品牌，消费者无法明确的区分其内在品质的差异。有的甚至价格相近，企业自己都难以描述清楚的同宗的不同系列产品，相互挤压，相互争夺，造成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模糊混乱。
也有一些名牌企业与经销商或其它产业的企业合作生产白酒，冠以名酒企业的商标，利用品牌的无形资产，进行过度的品牌延伸，由于监管不力，造成产品质量无法保障，对主品牌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有些是延伸品牌的定位与现有定位不一致，进而让消费者无所适从。
③企业策略的短期化，重视终端促销，品牌战略缺位。由于酒店是中高档白酒消费的主要场所，酒店顾客是引导白酒消费潮流的主要群体，因此多数企业缺少统一的品牌管理，以酒店促销拉动分销，通常采取的促销方式有:免费品尝、附带赠品、优待券、酒店促销导购、开瓶费等。多年来许多酒厂都是这样操作的，一些有实力的酒厂甚至采取排他性的手段买断酒店促销权以阻止竞争对手进入酒店。这造成白酒进店费年年攀高，酒厂在酒店销售的大面积亏损，一些酒店随意抬高零售价格，也会抑制产品的销量，而一但出现其它更大资本的酒厂的促销，企业由于缺少品牌根基，往往被淘汰出局。
3制定白酒品牌战略
品牌战略的核心就是创建品牌的核心价值，所谓品牌的核心价值就是企业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的利益并能使消费者清晰的识别、认同并记忆的独特的品牌个性。这是企业营销传播活动的中心，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都要围绕品牌核心价值而展开，它是驱动消费者认同并认牌购买的主要力量。企业要建立品牌的核心价值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①企业要针对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细分，并进一步确定目标顾客群的需求。许多企业都在做着细分工作，但大多是从内向外的，是针对企业产品结构的细分。而对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缺少深人的研究。如目标顾客喜欢的酒的香型，度数，如何评价口感、如何选择，在购买新品时最在意哪些因素与环节等缺少深人的调研，从而企业所确立的品牌个性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②准确地把握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与消费习惯。费者的心智是一个不大的容器。许多东西在消费者的心智上是已经存在的，关键是要你去了解它，并使自己的产品与之产生某种关联，品牌就是一个挂钩，企业品牌的核心价值要与目标顾客群认知的白酒相一致。才能引导消费者对相关品牌的购买。但更多企业错误地将白酒定位于“绿色、健康、高科技”等概念，比如“纯净酒”、“有磁化技术，对肝脏有好处”等。这些都违背了大众对白酒的认知。虽然白酒企业应重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重视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酿造技术相结合，但消费者不会接受任何现代机械生产出来的白酒，他们宁愿相信老工艺、老字号。像国外那些成功的洋酒品牌，它们在不停的强调和标榜的是:手工生产、使用年老富有经验的工匠、它们甚至只字不提用“精密仪器勾兑”，而是经验丰富的调酒师凭灵感调制，他们给你演示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木桶，在酒窖里静静的沉睡着，十年、二十年……，只因在顾客心智上“酒还是陈的香!”
③确立独特的品牌个性。业只有深人的了解消费者的心智才能找到产品与消费者心理连接的切人点，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品牌个性，并以人性化的表达激发消费者的潜在动’,引起消费者的共鸣，从而促使消费者选择那些独具个性的品牌。换句话说，就是要给顾客一个简单、明确的信息，“你是什么?”并与消费者心智上的位置连接起来，给消费者一个购买你的产品的理由。但品牌的核心价值不能只有一个概念，必须要为你的品牌承诺找到充足的理由，并能说服消费者认同，要有丰富的内涵，才能打动消费者的情感，通过品牌持续不断的传递某种指向性的价值信息，从而获得消费者的认同，进而使消费者产生对品牌的情感偏好。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符号消费；群际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71-02
一、符号消费与认同
（一）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
在消费社会，消费已不再是简单地满足主体最基本需求的行为，还被赋予了“身份的自我塑造”和“价值的自我追求”等多种认同特性。被消费的商品除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又增加了符号价值。人们消费的不是消费品的物质，而是消费物的差异，消费从此不仅代表着使用价值的使用，更代表着人们为了与众不同、体现自我的使用，人们通过这种“自我实现消费”来表明与众人“相同”或者“不同”。
（二）对认同的哲学见解
认同是一个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过程或结果，强调个人的所属感和自我感，从主客体分自我认同与外界认同。哲学范畴的认同被定义为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或结果，它表示人与人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及价值观念[1]。马克思从唯物历史观强调了人际交往与认同的关系：“生产本身是以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由于任何交往活动都是有目的进行的，为了达到交往目的，交往主体必须通过对交往手段、交往对象、时空条件等因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使交往活动按照一定的模式来进行。”[2]
（三）符号消费与认同的关系
消费与认同是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正如每个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消费是对认同的消费，是构建和维持个人身份认同的原材料，人们能够根据自己身份_定相应的消费内容并实现自我归属于某个群体身份的目的。符号消费作为人们消费的“畸胎”，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消费认同所决定的，它不仅反映着可支配货币，更反映着某种价值的东西。另外，认同对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有着制约作用，个体在消费时总会选择与自己或者他人身份或认同观相一致的消费对象。在消费之前，人们不仅要考虑消费“物的价值”，还要考虑“人的价值”，因而会更加在意物的符号价值。
二、符号消费认同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符号消费认同存在的社会问题
第一，消费行为的异变。马克思理解的消费是一种满足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健康消费，但如今的消费已不再是简单的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行为，它被赋予了多种质变的特性。在消费的多种质变的特性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消费的符号性。马克思在《资本论》说：“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由于人们的收入日趋上升且社会地位趋向平等，从前贵族、资本家垄断的商品已经延展到整个社会阶层，很多中产和部分少产人群为了追求地位上的平等便通过消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物与物的关系。第二，个人发展的扭曲化。马克思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符号消费却是一种异化消费。自由平等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从前的阶级身份已不再是人身隶属关系标识，而被商品的符号特性所代替。人们为了在一个圈子内用消费符号换来的一种心理平衡，找到在这个圈子里的存在感，超前消费甚至举债消费，消费思维严重扭曲，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第三，群际矛盾突出。每个人都既为自我存在又为社会存在，消费认同给人们提供了的社会身份感会导致社会的分类化。在现实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地位、权力和声望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或多或少被看作是合理的和稳定的，人们通常都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身份是积极的、优越的，而这一点只有自己所在的群体优于外群体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消费认同会将一个圈层分割为两个群体，他们只会关注自己所在群体的优点与对立群体的缺点，歧视与之对立的外部群体，两个群体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群际偏见与冲突就成为一个类别化、身份化社会的自然结果。但是群体里每个人的思想是变化的，在各个群体间的移动也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他便会离开自己的群体，争取加入另一个地位较高的群体，从而获得更满意的身份感，从而导致两个群体的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出现所谓的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如果说积极的价值观念处于优势群体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是错误价值观的群体处于上风，那将导致价值主流的逆向流动，终将不利于整个圈层的合作共处，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符号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一，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决定消费，收入的不平等直接导致消费观的变化。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且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占GDP比重在持续下降，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合理以及再分配的不力调节导致城乡、行业、地区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大，我国的基尼系移超过0、4的警戒线。在消费方面，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购买力差；高收入者觉得自己的物质资源的丰裕，因而大搞奢侈消费，不仅浪费资源，还容易误导其他人群，影响正常消费，使社会经济走向失衡。另外，据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相当于每年增加3万亿。政府囤积了大量存款表明政府占用的社会资源太多，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政支出的合理性还需要将进一步改进。第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其社会性，一个人自出生起就注定要与社会打交道，注定牵扯到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圈层化，一种风气的形成很容易影响到圈层中的每一个人。在一个固定区域里的人群会自然地形成一种消费观，或许有的是为了跟随集体而盲目消费，或许有的是为了彰显自身地位，无论是哪种都是用外在的物质体现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又由于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个交际圈，当他们进入其他的圈层交流时便会相互影响，一个小圈层的风气久而久之就会发展成整个社会的风气。第三，不良消费环境的影响。消费环境隐忧是当前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原因。虽然市场监管和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秩序有所改善，但由于相关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使得我国消费环境还存在许多漏洞。市场经济也是消费经济，消费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但是畸形消费并不利于经济发展。诸如各种奢侈品广告误导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典型的如vip会员卡，“vip”中文译为非常重要的人物、贵宾，这就是利用顾客符号认同心理来引导消费。另外，银行等借贷机构的便利化为人们提供了超前消费的条件，表面上看为人们带来便捷，实际上使人对钱的使用更加虚空化，直接激发了人们消费意愿，导致盲目消费。
三、对符号消费认同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制度
缩小消费者收入差距是硬道理，通过一、二、三（转移支付与公共慈善）次分配，尽量让广大民众的收入与GDP增长速度同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消费中绝对购买力。增加新型消费税种，如房地产税、遗产税，提高二次收入分配的分配面；对高档品实行双环节征税，每个环节都要实行价外征收税，且要有一套征收差别税率，对奢侈品购买者实行高税率。另外，政府要以身作则，要把收入分配问题当做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来贯彻。经过二、三次分配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建设一个覆盖全面、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保体系。
（二）加强消费心理重塑，倡导绿色消费
在不同群体中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垄断性行业（由垄断而形成的高收入群体），要遏制其人情消费、攀比消费、炫耀消费、盲从消费和超支消费。通过宣扬工作业绩、个人品质等，大力提倡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科学生活方式，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到役物而不为物役，保持一种高蹈轻扬的人生态度，理性、优质、科学地去消费；科学的生活方式来引领人们的价值导向，培养良好的社会文化消费环境，拓宽消费领域；指引他人淡化对身份地位的封建观念，在原来传统消费品及项目的基础上，不断升级换代，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从而树立一个业绩与品质共具的高端企业文化而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企业公司文化。
（三）规范市场秩序，营造生态消费环境
现在的厂商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对人的消费价值观造成很大影响，这虽然提高了消费者即时消费，但也催生了不良消费文化。要想让广大消费者保持理性，又不影响现实消费率，就应该从加大对不合理产品广告的打击力度，消灭误导人们消费认同的温床，构筑良好的社会营销市场；通过完善立法、强化执法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营造优质的市场营销环境；发挥法律和道德制约作用，规制消费者消费行为；鼓励消费者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消费；市场要以消费者为本，争创优质产品，让消费环境更加干净，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优质，社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姚建平.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