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税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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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税 消费需求 税制 改革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消费税改革，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作用，成为税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我国消费税制的发展现状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在1994年建立，2008年9月进行了调整，课税项目包括：一是“寓禁于征”性质的商品，如卷烟、白酒、鞭炮和焰火等；二有“奢侈品”特征的限制商品，如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三是出于“绿色环保”考虑的商品，如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小汽车、摩托车和汽车轮胎等；四是不可再生或不可替代的商品，如汽柴油、航空煤油、油等。

2008年消费税制调整后，国内消费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剔除2009年因税目调整增长85.4%的特殊情况，2010年国内消费税达6071.53亿元，同比增长

27.5%；2011年国内消费税达6988.73亿元，同比增长15.1%。从国内消费税的构成看，成品油、汽车、烟酒等占据很大比重。其中，卷烟作为消费税的主要税源，2009年至2011年占国内消费税的比重分别为44.95%、43.42%和47.97%；其次为成品油，2009年至2011年占国内消费税的比重分别为42.5%、39.58%和36.59%。汽车国内消费税所占比重则从2009年的8.8%上升至2010年的10.76%、2011年的10.30%，反映了国内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新设实木地板、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高档手表、木制一次性筷子等国内消费税收入，所占比重较低且部分商品税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消费税的收入构成看，除汽车、汽柴油等消费税收入增长较快外，我国国内消费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2011年，我国汽车、汽柴油、轮胎等行业国内消费税达3318.16亿元，占国内消费税收入五成。加上烟草消费税收入，两者所占比重超九成。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奢侈品消费市场快速增长，资源浪费和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严峻，这对今后消费税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消费税改革的意义

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提出立足四个“着力于”，健全消费税制的要求。消费税作为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导向和保证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在各国税收实践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有课征范围不断扩大和税收收入逐步增加的趋势，做好消费税改革有着深刻而现实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消费税体现国家的消费引导。消费税是专门为调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课征的一个税种，被各国普遍采用。一般而言，消费税所选择的课证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对部分消费品的征税，实际起到了调解消费的目的。而对一些奢侈品的征税，则起到利用经济手段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这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引发不合理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我国而言，消费税的合理设计和及时课征，从经济手段上位解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谐可持续消费，实现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手段。通过税收引导，有利于帮助人们建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进而建设完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注重精神文化消费的现代消费文化。

消费税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相当繁重，消费税作为重要的税收手段，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消费税能通过税收手段，影响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不合理的市场要素在市场引导下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通过课征范围的有增有减，课征税率的提高与降低，进而积极有效地发挥消费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引发对相关行业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利润再分配，从而达到国家对相关产业的宏观调控目的。

消费税具有一定的财政功能。从税收总额上看，消费税的财政收入功能正日益凸显，成为又一个主力税种。从收入总量看，消费税已从1994年的502.4亿元增长到2011年6988.73亿元，增长了14倍；从收入比重上看，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稳定在7至8个百分点之间，是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主要税种。在消费税收入全部划归中央的分税体制下，消费税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巨大。

消费税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经验证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情况，决定了消费税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围绕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要求，今后消费税制改革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引导消费需求和组织收入

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组织收入。离开了这个前提，税收经济调控、收入调节等职能都无从谈起。作为功能性较强的税种，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宽窄，直接关系到其调节的广度、深度和效果。从消费目的上，消费大体可分为日用消费和奢侈消费两类，前者以保障居民生活为主，后者则以炫耀展示为主，两者划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调整。以汽车消费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私车对普通居民而言是绝对的奢侈品。除了公车，购买私车的多是明星、商人等群体，其购买目的更多带有炫耀成分。但2003年以后，私车使用逐步在普通居民中普及。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我国2011年销售汽车1850.51万辆，同比增长2.5％，同年我国私车保有量超过7000万辆。除了豪华汽车外，普通汽车已成为城市家庭的重要代步工具，现在对汽车课征的消费税则更有财政意义。因此，一味的禁止消费并不利于扩大社会消费，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我国进入汽车时代后，今后消费税改革应进一步细化汽车的征税品目，按照价格、排量等指标细化家庭用车和豪华汽车等划分，拉大两者间的税率级次，在稳定消费和限制资源浪费的基础上发挥引导消费的目的。同样，这种理念也适用于税收收入比重大的烟酒，以及逐步扩大的奢侈娱乐消费，进而充分发挥消费税组织收入、引导消费的作用。

（二）扩大消费需求和奢侈消费

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特点是不同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等情况，决定了消费税体制不能一成不变。据高盛公司分析，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的消费市场，奢侈品的消费额达65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额27.5%。未来五年我国有意愿和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数将上升至1.6亿，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虽然是居民生活的非必需品，也能起到刺激生产、增加就业等作用。应当注意到，我国已有部分阶层具有购买奢侈品的能力，是海外购买奢侈品的主力人群之一。与其将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外，不如通过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等方式鼓励将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内。因此，消费税改革要改变单纯抑制奢侈消费的做法，通过细化奢侈商品的课税品目，建立并发展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在奢侈商品的生产上，对国内奢侈品生产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鼓励本国奢侈品生产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在奢侈商品的消费上，通过规范国内奢侈商品流通、销售等环节，建立健康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同时，考虑到桑拿、高档餐饮、高档休闲等消费的不可转移性，应对其开征消费税并从高确定税率，引导社会消费朝健康方向发展。

（三）鼓励消费需求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

有效利用资源对引导消费，保护生态环境等有积极的意义。由于涉及的税目较少，消费税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对关系国计民生长远发展的水、森林、重要矿藏，以及不可再生或者再生周期很长的资源，目前基本还处于无序开发和使用的状况，一定程度导致了环境恶化。将消费税引入对这些资源的调控，通过经济手段提高使用者消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成本，与鼓励和引导消费需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关键要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消费税的“进项”问题。消费税作用基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我国环境、资源问题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也不能在短期内通过税收来解决。消费税主要应发挥限制资源浪费和遏制环境破坏的功能；二是消费税的“销项”问题。财政支出所具有刚性，影响着消费税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中征收税款的使用。缺乏必要监督和用途的税款，很可能异化为财政收入的又一来源，背离税收调控的初衷。因此，为保证这部分税收的专款专用，有必要建立消费税的绿色账户和年度预决算，将所征收的这部分税款专门用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工作。

推进消费税改革的思考

（一）提高消费税的宏观调控能力

从拓宽消费税税基和引导消费角度，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消费税的课税范围，当前，可以将征税商品范围调整到高档服装、高档家具、高档皮具箱包、裘皮等具有炫耀特性，以及有悖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商品，如一次性用具、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同时将桑拿、高档餐饮、高档休闲等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发挥消费税引导社会消费，抑制奢侈消费的功能。建立消费税课税商品目录调整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和引导消费的要求及时调整消费税目课税商品目录，增强消费税对经济发展、社会消费的影响，通过改变社会消费实现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控，逐步实现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的大众消费理念，进而逐步形成注重精神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消费税课税环节的监管

消费税主要选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少数纳税人容易产生通过转让定价、协议定价等避税方式故意压低售价，缩小税基，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消费税的征税应逐步向最终消费环节下移，推广到批发零售环节，体现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减少单一环节征税产生的规避纳税义务等情况。具体做法有：对需要限制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征税，防止企业用内部定价等办法转移利润，规避纳税义务。对汽车、摩托和酒类等消费品由生产环节改为购买环节征税，对成品油改为在批发环节征税，对高档餐饮、娱乐消费确定为在消费行为发生时征税等。

（三）调整现有消费税的课税方式

现有消费税主要课征于生产和进口环节，消费税价格包含在商品价格之中，虽然避免了征收过程中划分税基的麻烦，却掩盖了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实质，使人产生税款实际由企业缴纳的印象，降低了消费税的透明度。消费者对于何种商品和消费需要缴纳消费税，缴纳多少消费税缺乏感性认识，与消费税引导理性消费的政策初衷相违背。将价内税课征改为价外税课征，将有利于明晰各方纳税责任。同时，使消费者在消费中明晰国家的消费政策导向，强化节约和依法纳税的意识。

（四）拉大消费税税率级次并加强税收调节

对奢侈品和奢侈消费行为课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进行奢侈品消费行为的消费者，由于奢侈品及其消费行为能够带来自我身份、地位、尊严的精神消费，其对于消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普通商品的使用者。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不同收入状况人群对奢侈商品及其消费行为的消费特点，通过细化税目细则，拉大税率级次差距，将奢侈消费中的利润用税收方式多征收，起到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同时，考虑到普通居民消费的如普通化妆品、小排量汽车、汽车轮胎等，可考虑降低这些商品税率级次，适应这些消费品的大众化需求。由于这些商品的税基宽，降低其税率级次相应会刺激相关需求，在发挥引导消费的作用同时保障了税收收入。

参考文献：

1.樊义侠，欧阳华生.现行消费税分析与优化.财会研究，2011（9）

2.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消费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3.韩霖.对我国消费税改革的评析与展望.税务研究，2006（12）

4.彭鲲鹏.我国奢侈品消费现状分析.新观察，2011（3）

5.梁清园.我国流转税制度的改革目标与政策选择.特区经济，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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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的体育消费支出，是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前提条件，也是体育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还是体育消费品市场得以开拓和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变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体育产?I在我国是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确定的新兴产业，体育被正式列为第三产业，体育产业的性质得到确定②。发展体育产业和事业成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生活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们日益对体育需求的重要任务。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我国的体育产业较为落后，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体育消费是关系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对我国居民整个消费结构的改变、消费模式的转变有重大意义，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已成为国民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消费价值观念进步的标志③。然而，在发展体育消费市场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制约体育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城镇和农村体育消费市场之间的不平衡性。所以，刺激农村体育消费，促进农村体育产业和事业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农村体育消费现状

（一）体育参与意识

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农村经济依然欠发达。因此，生计问题依然是阻碍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它属于温饱阶段。对于很多农村人而言，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要想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超越需要”是不切实际的。根据一项对江苏省苏北农村“体育意识”的调查，有 79.6%的人认为体力劳动等同于体育锻炼，没有必要再花时间健身，甚至认为“体力劳动就是体育锻炼”；有17.3%的人认为“体育是有钱人的事”“体育是城里人的事”“体育与自己无关”等④。从这项调查中我们能够推断出一个问题，对于体育的错误认识是目前我国农村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受我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影响，“体力劳动即是体育”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对体育缺乏正确的认识。

（二）体育消费结构

体育消费结构是指各种消费品在体育总消费中的比例和相互关系，可分为实物型体育消费和非实物型体育消费。农村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实物型体育消费在总的消费结构中，占据较大比例，比如体育运动服装消费、运动器材。而观赏型体育消费和参与型体育消费占据较小的比例，例如观看体育比赛，参与体育活动。然而，在购买体育运动服装的人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将运动服装作为生活用品。由此可见，农村体育消费结构存在不合理性，这主要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关。

（三）体育消费水平

虽然，我国农村的人均收入越来越高，但是富裕村与贫穷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所以用人均收入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目前我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农村家庭年收入水平较低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用在体育消费上的支出自然很少。体育消费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体育消费才有可能在消费需求中明显活跃起来，体育消费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虽然，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但是依然处在40%以上。

二、农村体育消费结构问题分析

（一）经济状况

从上述现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目前，制约农村体育消费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经济水平。我国农村普遍处在小康阶段，甚至有些贫困地区的农村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如果农村人口对生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么就不会存在对更高层次的身体素质、精神文明和全面自我发展的追求。还有，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依然比较明显，这也是阻碍农村体育消费的主要原因。

（二）体育消费意识淡薄

农村体育消费观念普遍比较传统、狭隘，“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思想根深蒂固。他们普遍认为体育与自己关系不大，体育都是有钱人的游戏⑤。把对物质条件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认为将金钱消费在体育方面就等于浪费，农村普遍的观念赚钱为了养家糊口。“健康投资”的消费观念还没有深入人们的思想。

（三）体育场地设施缺乏

体育场地器材设施是开展体育活动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我国总人口的70%，然而只有20%左右的体育场馆建在农村。而农村现有的体育场馆和设施也存在很大问题。例如，设施不健全，许多村子只有寥寥几片篮球场；场馆设施陈旧失修等现象。多数的体育场馆设施为私人盖建，主要以盈利为主；学校场地设施严禁对校外人员开放。公益性的体育场地设施严重缺少，人们日常锻炼场地主要以房前屋后为主。

（四）余暇休闲方式消极

农业的生产方式与其他产业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主要受季节影响。农忙时节，人们忙着丰收，没有余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平时非农忙时，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的农村人口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被繁杂的家庭事物缠锁着。所以，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经行体育活动。

另一方面，消极的生活方式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余暇时间。在农村，人们普遍的休闲方式是看电视，串门唠家常，打牌或者睡觉。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并且安于这种生活。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不存在体育休闲生活方式的意识。

（五）体育人口偏少

体育人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口现象和体育现象。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与进行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农村不同年龄段参与者的比例明显低于城镇人口，且随着年龄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呈下降趋势。现今农村人口到城市务工人员不断增加，流动人口很大，现阶段还要重视“农民工”的体育权利和体育管理问题。发展农村社区体育，不断提高农村体育人口的比例，扩大农村体育人口。

三、对策与建议

（一）做好宣传工作

一方面，城镇与乡村之间加强体育文化沟通，施行“体育文化下乡”。城镇文体机构经常性地下乡宣传体育，进行体育表演。将体育文化渗透进农村文化当中，营造一种崇尚体育运动的氛围。另一方面，由村民委员会建立体育宣传协会或者村民自发组织形成宣传协会，加强体育宣传工作。

（二）提高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投资建设

政府提高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投资，平衡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投资差距。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农村体育场馆设施，引进社会资金。农村的闲置用地比较多，所以可以发挥当地人的聪明才智，利用独有的地理环境，合理开发体育场地设施。雇佣本地劳动力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给他们报酬。这样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三）改变消极的生活方式

成立农村体育协会，聘用一批人或者农民自愿参加。协会负责定期举办体育活动，结合当地的传统特色，举办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有些农村人口结构以组为单位，例如一个村子的人分为几?M，一组有多少户人家。可以举办组与组之间，村与村之间的体育比赛。比赛内容主要以特色性、有趣性，能和体力劳动结合的项目为主。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改变消极的生活方式。

（四）开发体育消费市场

我国农村体育消费市场具备很大的潜力，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农村体育消费市场主要由体育用品消费市场构成，没有得到开发。这一方面与农村落后的经济水平有关，另一方面，缺少相应的优惠投资政策。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建设固然重要，但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关键是要引进社会资金对农村体育市场的投资。其一，政府加强在融资方式、税收减免以及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社会和民间资本进人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其二， 发挥现有的农村公共体育资源扩散效应，带动农村体育消费市场良性运转，进而吸引体育产业集团投人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⑥。

注释：

① 柴红年.浙江小康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27（1）：80.

② 李文辉，陶于.影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变动因素分析[J].体育与科学.2003.24（6）：35.

③ 李新.青海省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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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奢侈品；消费税；价外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27-02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奢侈品消费热潮，“超前消费”、“未富先奢”已屡见不鲜，消费观、价值取向发生了严重扭曲。征收消费税，具有引导消费方向和调节消费结构的双重效果。因此，中国消费税中有关奢侈品征收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含义

奢侈品一般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广义的奢侈品是指超出消费者基本需求之外的消费品，狭义的奢侈品则指消费者消费结构中最高级别的消费品。同时奢侈品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时代性、区域性等特征，即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奢侈品的物质形式会发生转变。

（二）奢侈品的特征

1.非必需性

奢侈品是满足少数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消费品，且在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如珠宝首饰、豪华轿车等，即使不拥有也不会影响人们基本生活。但如缺少粮食、日用品、基本衣物、家具等生活必需品，人们不仅无法正常生存，而且会造成社会动荡。

2.高成本性

绝大多数奢侈品都是采用高品质的原材料纯手工制作而成。高品质材料市场价格本身就高，再加上手工精心制作，造就了奢侈品的高成本性。例如世界著名品牌LV包之所以昂贵，不仅是因为款式新颖，关键在于它是用高品质皮质由工匠师傅一针一线制作的。

3.彰显性

奢侈品都价格十分昂贵，有购买能力的绝大部分都是高收入和富裕人群，工薪阶层不具备购买力。所以，可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其购买者或消费者的富有程度、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及生活品位等。

4.时代性

奢侈品是一定经济时代的衍生物，在不同时代奢侈品的界定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三大件”，到了9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取而代之成为了“新三大件”，而上述物品如今已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

（三）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意义

1.引导正确消费方向

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使那些盲从追求时尚新颖、冲动型消费者在购买前能多加考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量入为出，计划性地合理消费，在购买商品时应更多地去考虑科学实用而不是炫富。

2.实现税收宏观调控作用和收入再分配

税收调控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保障。税收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杠杆，消费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是其消费者，因此加大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力度，让富人多纳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分配，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3.体现税收公平

税收公平包含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中国对奢侈品开征消费税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另一方面高收入者从社会获得的利益多，应该相应地缴纳更多的税款回馈社会，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中国奢侈品消费税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征收范围过窄

中国现行的消费税税目中，纳入征收范围的奢侈品较少，且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目前，奢侈品已经渗透到中国居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消费已经不再仅限于税目中设置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档手表、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少数几类，居民在高档家具、高档住宅、功能性电子产品、酒吧、夜总会、高档KTV等领域的消费支出规模巨大。由于现行消费税中奢侈品征收范围过窄，也没有兼顾奢侈消费行为，造成了消费税在居民奢侈品消费现状调控上的失灵，未能有效地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实现居民收入再分配，同时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二）价内征收削弱了居民对奢侈品消费税的敏感度

中国消费税一直执行的是价内征收模式，即价税一体。消费者购买某应税消费品时，因价款中已经包含了消费税而无需额外支付，从而造成了消费税的“隐性”特征，缺乏税收应有的公开和透明，导致消费者无法直观地意识到自己在购买某项应税消费品时，为此缴纳了多少消费税，从而对自己支付的消费税缺少敏感度。同时，价内税的征收模式会让消费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误认为消费税税负最终由企业承担。

（三）税率偏低，调控作用不足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现行奢侈品的消费税税率，仍参照十几年前的生活水平制定，并未及时调整。同时，税目中仅有的几种奢侈品，税率水平明显偏低，不足以有效地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据统计，中国人均GDP近年来位于世界100名前后，仍处于中下水平，而奢侈品消费额则逐年大幅攀升，近五年均高居世界排名前三位，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可见，中国居民普遍存在严重的超前消费和畸形消费。现行奢侈品消费税税率偏低、调控作用不足，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三、完善中国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奢侈品消费税征税范围，划分档次并差别征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因此，应该将更多奢侈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如名品香水、高档服装、高档家具、高档住宅、私人飞机、酒吧、夜总会等。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可以划分为富裕型、中产阶级型和非理性消费者三类。对于这三类群体而言，其奢侈品的界定又有不同的标准。所以，为了更好地抑制奢侈品消费热潮，体现消费税的调控功能，可以借鉴小汽车根据排量差别征税的成功典范，对奢侈品按照价格进行档次划分。如，单价在1万元～5万元的为一般性奢侈品；单价在5万元～20万元的为中档奢侈品；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为高档奢侈品。针对不同档次的奢侈品制定不同的消费税税率，进行差别征收。

（二）将奢侈品消费税改为价外征收

消费税的价内征收方式，不仅使消费者对税负承担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且也使消费税产生了一定的隐性特征，削弱了消费者对消费税的敏感度和税收的透明度。价外征收，价格中不含税金，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时需额外支付消费税金，使其可以明确自己为本次消费缴纳了多少税金。这不仅是纳税人在依法纳税时享有对自己纳税义务知情权的体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财政下税收的透明公开。所以，为了更好引导居民奢侈品理性消费，应该在应税奢侈品价格标签上实行价税分开标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决策和行为。

（三）提高奢侈品消费税税率

中国于2006年对消费税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拓宽了其征收范围。但这次改革的不足是未能针对性的提高税率水平，消费税对奢侈品的调控失灵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为了促使奢侈品市场健康发展，应适当地提高其消费税税率水平。消费税税率的提高，会导致奢侈品价格上涨，在消费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其购买力相对下降，当价格过高，中产阶级消费者和非理性消费者就可能放弃购买奢侈品而选择一般替代品，从而引导其理性消费；对于富裕型消费者，由于具有较强的够买力，提高税率虽然不足以使其放弃对奢侈品消费，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

党的十报告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制度的改革，是顺应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功能，有效实现居民收入的再分配，体现税收公平，有利于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 何莽，夏洪胜.中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商业时代，2007，（29）.

[2] 张慧芬.基于消费动机的奢侈品消费税影响分析[J].经济论坛，2010，（10）.

[3] 姜文君.浅谈中国奢侈品消费现状及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0，（6）.

[4] 史玉慧.奢侈品课税问题研究述评[J].现代经济，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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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税；价外税；价内税；征税环节

一、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现状

消费税是对消费品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其征收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征收消费税的国家均是选择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税，把消费税作为贯彻国家消费政策、引导消费结构的特别手段。同样，我国现行消费税也是只选取部分商品即14类商品进行征收。

二、现行消费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征税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现行的消费税于2006年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征税对象限定在一些特殊消费品、奢侈品、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消费品上，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特殊消费品的范围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一方面，一些商品过去认为是高档消费品现如今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1]而另一方面尚有一些高档消费品和严重危害环境的特殊消费品却并未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造成消费税的缺位现象。

（二）税率设计不科学消费税仅仅对部分而不是全部商品征税，因此其最主要功能应是调整消费和产业结构、引导消费方向，而非及时、足额地保证政府的收入，而税率不合理将会导致税收对经济调节作用的弱化。

（三）价内计税方式不合理。现行的消费税计税方式属于价内税计税方式，是一种隐蔽的计税方式，将消费税作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包括在价格以内。在消费税征收比例税率的情况下，消费税额是直接根据商品的价格与消费税率的乘积得到。在价内计税的方式下，消费税还将作为价格的组成部分构成征收增值税的税基，使得部分商品的增值税是以包含消费税的税基征收的，从而带来消费税与增值税的重复征税。

（四）价税合并征收不透明。即使是价外税计税方式，但税收仍缺乏透明度。现行的增值税是按照价外税计税方式征收的，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不得向消费者个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意味着消费者个人在购买货物或接受劳务时只能取得价格和增值税合并为一个金额的普通发票，由于发票上没有税率和税额，因此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承担增值税以及承担的税额有多少，缺乏透明度。至于消费税，由于采用价内计税方式，发票上并未有税率和税额的信息，掩盖了消费税的价格信号，彻底丧失了调节消费行为、引导健康消费的功能，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作为负税人对税收的知情权。

（五）征收环节有缺陷。现行消费税采用单一环节征收制度，多集中在企业生产或进口环节征税，仅有珠宝玉石改在零售环节征税以及烟草行业在批发环节额外加征5%的消费税。征税环节集中在生产或进口环节的优势在于能够大幅减少纳税人数量、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但批发、零售等流转环节征税的缺失在客观上为纳税人企业通过改变经营方式偷逃税款带来了机会，导致政府消费税税收收入大量流失，调节功能弱化。

三、进一步完善消费税的对策

（一）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鉴于消费税征收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应及时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首先应取消对部分消费品的征税。其次，应尽快将一些高档用品和对环境产生危害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

（二）科学设计消费税税率。消费税税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消费税的立法本意以达到经济调节功能的最佳效果，税率过高就会抑制生产，影响经济的发展，而税率过低，又不能起到调节消费行为的作用。首先应对个别消费品的税率进行下调。其次，针对卷烟、成品油、鞭炮焰火和实木家具等造成身体损害、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匮乏的消费品，政府应提高税率，课以重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限制其生产和消费的目的。

（三）将价内税计税方式改为价外税。尽管价内税和价外税只是两种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计税方式，但比较而言，价外税计税方式具有的优势一目了然。首先价外计税方式下，消费税的税率真正反映了产品的真实税负。其次，价外税计税方式下，消费税将从价格中单列出来，不构成增值税的税基，故仅对不含消费税的价格征收增值税将有效避免消费税与增值税的重复征税。

（四）征税时采用价税分离征收。在销售应税消费品时，应将不含税的价格和消费税额分别列示，实现价税分离，使得消费者清楚其负税人身份，知道自己所承担的税款金额，掌握政府的税收政策，了解政府的税收调节方向，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不仅如此，实行价税分离的意义还在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认清自己的纳税人身份，意识到公民纳税是一种正常行为，满足了纳税人的知情权，这对改善我国现在国民纳税意识淡薄的状况，提高国民的税法意识，促进我国税收法制建设都会有很大的帮助。[3]

（五）完善消费税的征收环节。政府应根据不同应税消费品的特征选择在不同环节征收消费税以利于税收的征收或者防止偷漏税。[4]将某些消费品的征税环节改至批发零售环节，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可以有效减少税款的流失。同时现行的消费税制下珠宝玉石在最终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政策规定也表明将消费税改在零售环节征税并没有任何技术层面上的障碍，而且多年实施的珠宝玉石在零售环节征税的政策也为其他消费品改在零售环节征税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以及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胡海.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的设想[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2）：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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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税；税制改革；奢侈品税

一、引言

2013年11月，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税制改革中提出，要对消费税进行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消费税是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消费税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罗马帝国就已开征。迄今为止，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消费税和具有消费税性质的税种。消费税开征的目标有两个方面：社会目标和财政目标。

消费税的社会目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引导消费潮流，通过对于易上瘾的商品征收消费税起到寓禁于征的作用，例如各国普票对于白酒，烟草征税。第二：保护环境，通过税收让破坏环境的当事人承担相应成本。例如：欧盟要求航空公司根据其航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纳税。第三：通过开征消费税将暴利行业的收入转入公共邻域。例如：石油价格一度暴涨，石油生产者获得暴利，美国对石油开征临时税。消费税的财政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例如对于轮胎的征税就是单纯的增加政府收入目的。第二是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税又被称为奢侈品税。对高档手表，游艇，炫耀性商品征税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二、消费税在欧美的实践

1.美国消费税的征收情况

消费税是美国的重要税种之一，主要针对非生活必需品征税，税率由各州决定，随着“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改革的进行，消费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下降，2010年美国消费税税收收入为669.09亿美元，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不到4%。

美国消费税的征收目的侧重点也在变化，在战争时期，对于消费税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后，为了偿还战争债务，对白酒、卷烟、精制糖、四轮马车和法定单证征收消费税。

和平时期消费税的征收目的侧重于引导消费。美国在1990年通过综合预算调节法案，开始对特定商品征收奢侈税，针对售价超过1万美元的珠宝、皮草，超过10万美元的船舶，超过3万美元的汽车的超过部分课征10%消费税。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消费税开始向环保方向发展，对化学品、汽油、卡车、拖车征税，对固定废弃物，二氧化硫等征税，对开采自然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煤、森林、水等征收消费税。美国的消费税采用价外税的形式，价款和税款分离，更有利于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

2.欧美消费税的征收情况

欧美各国主要是对奢侈品进行征税，没有规定统一的规则，各个成员国自行决定税率及征税规则。例如：2009年匈牙利开征不动产奢侈税，对不动产、高价汽车等征消费税。丹麦开征了脂肪税，这也是欧盟第一个开征脂肪税的国家，在2008年至2010年对糖果和软饮料征收脂肪税。随着环保形式的严峻，欧美的消费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能源产品征税。对自然资源开采和使用征税，如丹麦、芬兰都有渔业许可证费和狩猎许可证费。欧美消费税的征收方式多采用从量计征。

三、我国现行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1.奢侈品征税范围狭窄

奢侈品又被称为非生活必需品，是指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珠宝首饰、高档家具、高档手表，顶级汽车，豪宅，化妆品、高尔夫球具、高档皮具、飞机、游艇等。截止2011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达107亿（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及豪华轿车），占全球的1/4。2011年，亚洲人在欧洲市场购买消费品累计达690亿美元，中国人累计消费了将近500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且中国在国际奢侈品市场的购买力不断增加。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但是目前消费税只是针对化妆品、高档手表、汽车，高尔夫球具，游艇等征收消费税，对于其他奢侈品未征消费税。由于中国未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税制体制不健全，所以对于收入的二次分配主要依赖个人所得税，而目前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也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称，中国1%的顶端家庭已经占有了全国三成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却仅拥有全国一成的财产。严重的两级分化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奢侈品征税，有利于消费税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对私人飞机，高档皮具，皮裘制品等炫耀性产品征税，有利于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稳定。对别墅等不动产征消费税，符合我国房地产的调控目标：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重点发展普通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严格控制大户型高档商品房。

2.消费税的征税环节存在弊端

目前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有：生产，委托加工、进口、零售环节。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征收外，其他均在生产、委托加工环节征收。这种征收方式虽然简便了征管，但是造成了消费税税收的流失。2012年国内消费税实现收入7872.14亿元，国内消费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8%。消费税收入结构中，主要依赖卷烟、酒类、小汽车和成品油四个税目，2008年，在消费税的收入中，来自这四个税目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98.3%，其他十个税目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酒类、化妆品等行业主要在生产环节纳税，企业通过生产与销售分离，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价差过大，削弱了国家通过税收调节收入的力度，而且导致消费税的税收收入减少。所以改变消费税的增收环节，在销售或零售环节增收，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增加财政收入。

3.环境保护、健康理念的消费税税目太少

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国家应该发挥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目前消费税税目中，涉及环节保护的主要有：鞭炮焰火、成品油，小汽车，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征税，但是对于电池、一次性快餐盒、垃圾袋等未列入消费税税目，对于水资源、森林资源等不可再生或者是再生周期长的资源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容易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消费。对于影响健康的产品也应该列入征税范围，例如糖果、软饮料等。以引导消费者的健康消费观念。

4.部分税目设计不合理

汽车轮胎属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而开征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汽车轮胎对于税收收入的贡献非常低。而且由汽车轮胎生产小汽车不可以抵扣消费税，属于导致重复征税的现象，由此可见，汽车轮胎这一税目可以废除。对于酒精进行征税，是因为过度消耗会影响身体健康，但是分类不够详细，酒精可分为食用酒精、工业酒精、医用酒精，都按照酒精进行征税，对于以工业酒精作为原料的企业，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对于医用酒精，增加了医疗服务的成本，而这两类酒精不会影响健康。对于食用酒精征税，导致重复征税。因为利用酒精生产酒类产品消费税不可以扣除，所以酒精这一税目可以废除。小汽车根据气缸容量不同，适用于不同的税率，没有考虑小汽车的价格，这样不利于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对于卷烟，只设计了两档税率，层级偏少，不利于体现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四、进行消费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立科学的征税范围调节制度

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调整，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对于环境保护、资源消耗，高档奢侈品税目实行定期调整，定期进行论证和税目的增减，将应该纳入数目的产品，如塑料袋、一次性餐盒；电池、水资源、森林资源开采；私人飞机、别墅、高档摄像机、高档家具产品，炫耀性消费品如LV皮包等列入消费税税目，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调节收入、倡导健康消费等方面的作用。对于重复征税，对财政收入贡献不大的酒精和轮胎，不再征收消费税。

2.改变部分征税环节，维护税基的稳定

对于化妆品、卷烟、酒类产品从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批发环节征税。这样可以避免相关企业把生产和销售分离，使得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差距很大，造成税款的流失。虽然国家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2009年，对于卷烟在批发环节征收5%的从价税，对于酒类产品，针对白酒企业存在的通过设立销售公司、降低产品出厂价格、侵蚀消费税税基等问题，2009年出台规定：白酒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下同）70%以下的，税务机关应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把纳税环节改为销售环节纳税，可以堵塞企业采用生产销售分离，侵蚀消费税税基的漏洞。

3.调整消费税的税目

对于有害健康的产品，高档的奢侈品实行多层次差别税率。例如对于卷烟，分为4类比例税率，体现“低收入低税负，高收入高税负”的调节理念。对于小汽车，实行按排量差别征税的同时，每一排量按价格分为不同层级的差别税率，加大消费税对收入的调节力度，同时鼓励新能源的利用，对于采用新能源的汽车，免征消费税，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樊轶侠.税收制度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及制度创新[J].税务研究，2011（02）.

[2]傅胜.企业纳税实务[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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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保护；消费税；消费税改革；

作者简介：金哲(1967-)，男，辽宁盖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税收问题研究。

一、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阐释

关于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问题，可以从消费者理念、行为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在影响人们消费方式的过程中发挥环境保护作用

消费税是以特定消费品为征税对象，而这些消费品往往具有比较强的负外部性。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政府对个别商品征税之后，势必引起课税商品市场相对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减少对课税商品的购买量，并相应地增加非税商品的购买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税便具有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国家通过征收消费税，可以对消费者产生引导作用，使其更倾向于减少对具有负外部性实物产品的消费，转而可能增加对非实物性产品(如教育培训、健康保健、休闲、旅游等领域产品)的消费。可以设想，在结构性减税设计当中，如果对特定消费品和一般消费品的税负分别做“一增一减”的处理，则更具有环保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资源耗费较多、环境污染较严重的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上升，而资源耗费较少、环境污染较轻的服务行业产品的价格将可能下降，这会促进人们的消费方式从不断增加对物质消耗转化为对提高生活品质和注重自然环境的健康方面消费，这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所以，在保持税收“收入中性”的前提下，对特定消费品课税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增加环境保护行业及相关行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人们对稀缺资源的需求量相对减少，降低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无度消费，从而使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进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通过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产生环境保护效应

基于环境保护目标实施的对特定消费品的课税，通过相关产品的价格传导机制影响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化，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改变投资方向。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导向的对特定消费品的课税还能够刺激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加速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技术和产品的调整，为国民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转变创造条件。在供求规律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对污染产品征税，将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由此可能付出的税收代价会迫使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研发并选择新的、更加节能减排的工艺手段，既降低生产流程的成本又减少污染排放，从而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通过对生态资源品(如实木制品)征税，可以提高稀缺资源品的耗费成本，进而引导民间资本投向节约资源使用的领域，促进环境保护行业的发展。

(三)对提高人们生态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积极影响

人类的生产生活依赖于必要的生存环境，也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不仅要求我们合理地、有节制地开发资源、利用环境，而且还要在考虑到当代人自身发展要求的同时，照顾到后代人的发展需求和生存空间，兼顾后代人的利益。构建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消费税制度，在保护环境的理念和政策背景下合理利用资源、激励经济的内涵式发展、缩小代内收入差距、寻求代际间的公平，有利于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代代相传，促进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环境保护视角下的现行消费税制度基本评价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度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基础上形成的。消费税自开征以来，作为与增值税相匹配并发挥特殊调节作用的税种，其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在保护环境、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1994年，消费税收入尚为492.4亿元，至2011年已达到6936亿元，年均增长率近16%[1]。按收入规模排序，2011年消费税已位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之后，跻身为我国第四大税种(如图1所示)，消费税在我国税制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一)我国消费税制度变动中的环境保护政策取向分析

从征收范围的角度看，在我国最初实施消费税的十余年里，其征税范围主要包括十一类应税消费品，对于其中的小汽车这种能耗品，仅按小轿车、小客车和越野车三个子目分设税率课税，并未考虑其潜在的污染水平和程度，且税率划分不细；对于资源性产品，征税范围仅包括柴油和汽油，而且税率也较低(固定税率分别仅为每升0.1元和0.2元，即使对含铅汽油的税率也仅为每升0.28元)。在这种情形下，显而易见，消费税所能够起到的环境保护和促进节能减排作用明显偏低。从2006年4月1日实施的消费税改革起，我们开始逐渐重视发挥和释放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相应地，消费税的税目也由11个增加至14个。与此同时，在小汽车、成品油和烟、酒等税目下还进一步细分为18个子税目，共计有28个消费税项目。与该项变动之前相比，在所谓能耗品中增加了游艇项目，将小汽车重新划分为乘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两个子目，并对乘用车按照排气量的大小分别设立6个税率档次；增加了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燃料油和航空煤油、油、石脑油、溶剂油等资源性产品。自2008年9月1日开始，又重新对乘用车划分为7个税率档次，且相应降低了小排气量乘用车辆的税收负担，大幅度地提高了大排气量车的税负，使大、小排气量车之间的税负差达到39%之多。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又调整了卷烟的消费税税率并加强了对白酒相关消费税的征收管理，同时还实施了燃油税的改革并大幅度提高了相关税率，使7种应税成品油的平均税率上升了约7倍。对燃油实施征收消费税的改革之后，以小汽车、成品油为代表的污染品和资源品品目的消费税收入占整个消费税收入的比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在不断改革和调整的基础之上，我国既有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和节能政策取向日益凸显，消费税制度本身较过去也有了明显改进。此处，我们可以借用GDP能源消费弹性系数(1)的变化来说明这一点。通常情况下，该系数是用来衡量和体现能源耗费增速与GDP增速二者间相互关系的一项指标。如果该系数越高，则显示能源利用的效率越低，反之亦然。资料表明，在2006年以前的数年间，这一系数一直大于1，说明能源的利用效率偏低。在实施了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消费税改革后的当年(2006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便由2005年的1.02降低为0.87，2007年更下降为0.7，并呈现出日益走低的趋势[2]。该弹性系数逐步走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当然不能排除消费税制度变化所产生的限制、引导功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施一系列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所展示的具体成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自2006年起，消费税收入规模也大幅提高。2006—2011年间，消费税收入每年增长速度均超过15.26%，其中2009年由于燃油的税率大幅提高的缘故，增长速度更是高达85.34%。在消费税增收额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来源于成品油、小汽车、卷烟和酒类消费品的收入，2008年和2009年四品目消费税的增收额占消费税总增收额的比重分别为95%和98.5%[1]。可以说，仅此四个品目便已相当程度地“染绿”了消费税，使之成为了加强环境保护、促进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的绿色税种。

(二)消费税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

虽然现行消费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倡导环境保护和调节收入分配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明显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消费税制度中尚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功效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消费税税率设计中的缺失与不足

现行消费税制分别按照多元化应税消费品产品结构、价格水平和性质的不同，设计了包含定率和定额两种税率形式的产品差别税率。其中，对卷烟和白酒设有两种税率形式，并按复合计税方法计税；对啤酒、黄酒和七种成品油采用定额税率从量计税；对其他应税消费品均适用比例税率从价计税。尽管消费税的税率设计采用了多样化的模式，且已历经数次合理化的调整，但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专门的环境税的具体现状考虑，既有消费税的税率水平仍然显得偏低，更难以胜任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优化消费税税率的空间依然较大。

(1)从各种能耗品之间的税率对比角度看，税率设计中的不足之处导致政策取向的某种偏差。现行消费税制所针对的能耗品大致涵盖小汽车、摩托车和机动艇等。按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理应对小汽车和摩托车依其排量大小的不同分别设置差异化的税率档次。然而，目前针对这两种能耗品所采用的税率设计方式却不够严谨和协调。例如，游艇和大排量乘用车应该同属富裕人群消费的能耗品，但目前游艇适用的消费税率为10%，而即使大排量乘用车的最高适用税率也不超过40%，两者相比较，前者的税率明显偏低。除此之外，对于1.0升及以下排量的汽车，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1%，而对于250毫升排量(明显低于1.0升排量)及以下摩托车的消费税适用税率却为3%，而对于超过250毫升排量的摩托车，其消费税适用税率则为10%。一般情况下，小汽车的排量会明显大于摩托车，但现状是，小汽车所适用的消费税率却大大低于摩托车。诸如此类政策措施导向偏差问题的存在，不利于达到提高环境保护效率的目标，也与公平税负的原则相背离。

(2)部分资源品的适用税率偏低。在现行消费税制度下，应纳消费税的资源性产品包括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和成品油。对于实木地板和木制一次性筷子本应课以较重的消费税，以限制其消耗和使用，从而有助于节约森林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但目前这两种木制品的消费税适用税率却仅为5%，偏低的税率显然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对于成品油，目前对其采用定额税率、从量征收的方式。其中，油、汽油、石脑油、溶剂油的定额税率为1元/升，柴油、航空煤油、燃料油为0.8元/升，而含铅汽油则为1.4元/升。成品油是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均对这种资源课以较高的税率。按当期汇率测算，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的相关税率分别为1.63元/升、2.87元/升和4.07元/升，欧盟成员国的平均税率达到4.48元/升，均明显高于我国的相关税率；在美国，虽然在一般消费税中按0.81元/升的较低税率对燃油课税，但在燃油使用环节也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课以环境税[3]。在成品油税率偏低、未能按含硫量或燃油效能差异分别设置、实施不同税率的情况下，消费税本来所特有的鼓励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和使用的功效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3)就某些商品而言，其定额税率设计缺乏相应的弹性，导致消费税的导向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啤酒、黄酒和成品油依照单位税额采取从量、定额方式的计税，其优点是易于计算、便于操作，但缺点则是税率的弹性机制不足。以啤酒和黄酒为例，虽然十年来其市场价格已翻了数番，但其所适用的税率却仍然是1994年制定的单位税额标准。这意味着，当处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时期，如果不能及时对单位税额进行适当调整，那么此类消费税的收入就难以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同步地增加，这势必削弱消费税的组织收入功能和对消费的引导作用。

2.消费税征税环节设计中存在的弊端

本文中所论及的消费税生产环节，主要包括生产销售、生产自用、委托加工和进口(可视为境外生产)等诸环节，适用于除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外的其他所有应税消费品。在征税环节设计方面，我国的消费税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特征。按照现行消费税制度，除对卷烟在生产和批发两个环节两次征税之外，对其他所有应税消费品均实行“税不重征”的办法，仅在其生产或者流通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实施一次性征收；对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等应税消费品，则后置为零售环节征税。关于消费税征税环节的设计，更多的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对这三个征税环节加以比较分析后可以发现，在批发和零售环节课征的好处是有助于实现消费税的应收尽收，减少税款的流失，(1)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具体表现为在纳税人众多的条件之下，消费税将面临管理方面的难题，从而使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有鉴于此，我国目前除了对垄断经营的卷烟和特许经营的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选择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税之外，对其他所有应税消费品的征税均设定在生产环节。在生产、批发、零售三个环节当中，选取生产环节征税时所面对的纳税人相对集中，征收管理比较容易，能够充分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而且也便于税款在生产流通的首个环节及时入库。然而对于从价计税的消费品来说，选择在生产环节征税也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如果缺乏有效、严格的监督约束，那么，有可能在客观上为纳税人利用关联转让定价进行税收规避提供可乘之机，进而造成消费税调节功能的弱化、导致消费税税收收入的流失。目前，这种逃避消费税的现象在化妆品、烟、酒、小汽车、摩托车等行业中普遍存在。税务部门除对卷烟和白酒行业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之外，对于其他各种消费品尚缺乏有效的对策和管理办法。

3.“绿色税目”所涵盖的范围有待进一步增加

在现行消费税税目中，有10个税目、23种消费品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直接相关，其中包括3个能耗品税目(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3个资源品税目(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和成品油)和4个环境污染品和有害品税目(鞭炮焰火、烟、酒及酒精和汽车轮胎)。绿色税目涵盖的范围有限的状况，已经难以适应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当下，我国的臭氧层物质消耗量以及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均已位居世界的前列[4]，农用薄膜和塑料包装物使用所产生的白色污染状况也令人堪忧[5]。在这种条件下，仅按10个税目对23种消费品课征消费税，其调节作用和影响范围就显得偏小、狭窄。为了配合进一步实施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要求，更多资源品和环境污染品，包括建筑装饰材料、含磷洗涤用品、高档纸和煤炭制品、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用品(如包装物、塑料袋、餐饮用品)、电池以及各种其他污染性电子产品等，均有必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之内。

三、环境保护视角下深化消费税制度改革的原则考量

深化消费税制度改革，是整个税收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体现国家的长远发展政策与规划。笔者认为，消费税改革的再次深化，须着力突出其促进环境保护、支持节能减排的作用，在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和组织收入功能的同时，也使消费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绿色税种。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周全地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应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

(一)与环境保护相关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相协调

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税收是环境治理中行之有效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其独特作用也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我国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但所开征的多个税种中均包含着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制要素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其中，一是包括以重税所体现的消费税、资源税、关税和车船税政策，二是包括以减免税优惠所呈现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可否通过对现有税种的改革和完善，将其务实地整合为一个环保类税收体系从而服务于保护环境目的，不失为今后税制改革中的一个亟待探究和解决的课题。基于目前的税制体系，以促进环境保护为目的，消费税改革的着力点应落在如何将污染环境、不可再生的资源产品纳入征收范围之内。因此，消费税改革是属于增税性质的改革，在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应本着“收入中性”的原则，与减税改革相契合，在课税要素优化设计中注意使之与环境保护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相协调。

(二)与国际通行的环境保护税制相接轨

实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强烈外部性特征的国际性公共产品。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同在一片天空下，一个国家污染排放会影响到别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资源退化或过度消耗也会直接和间接地涉及到他国的利益。这意味着，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很难有所谓“避风港”或世外天堂。为了面对和解决这一国际性课题，欧盟各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将政府税收作为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有的国家甚至单独开征针对性的专门税种(如碳税、污染排放税、机动车税等)。环境保护性税收的课征，有可能直接抬高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可能间接地促使生产者为减少排放转而采用成本更高的技术工艺。如果已实施和未实施环境保护税国家的相关产品一同参与国际竞争的话，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其结果必然是前一类国家的公司因成本劣势而失去一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并让位给未开征环境保护税国家的公司，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置身于不利地位，而使后一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利。当然，这种非合作式的零和博弈不可能始终维持下去，从长远角度看，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各个国家均顺应潮流和规律，在环境保护领域采取方向一致的对策措施。鉴于环境保护性税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日益扩大，我国在包括消费税在内的环境保护类税制的优化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该保持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处理好国际利益关系协调的问题。

(三)在注重环境保护效率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公平

由促进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优化消费税制度设计的着力点应集中在强调提高环境保护效率，应对消费品所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方面，即通过其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对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加以矫正，达到优化和改善环境的目的。在秉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理念的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正确地引导消费、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消费税固有的内在功能。优化消费税制度设计不仅应注重提高环境保护效率，同时也必须顾及到消费税的“累退性”特征及其对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在选择确定消费税的征税对象时，应尽量回避大众性的一般消费品，即使因环境保护需要确实应该予以课税，也可以在税率设计过程中考虑对无替代品的应税消费品施以较低的税率；对所谓高档消费品理应课以重税，但同时须在税率设计方面注意对那些采用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税消费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措施。消费税与增值税之间的配合，重在发挥其在调节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功效。按照效率、公平原则相结合的客观要求，应尽量避免或减少设置消费税的优惠规定。

四、对策思路及具体措施分析

以上述三项原则为基础，在深化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加大运用消费税促进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从逐步扩大征税范围、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和强化征管三个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

(一)优化消费税税率设计

消费税税率的设计体现着消费税调节的纵深程度，其税率的调整须适当、有序、稳步地进行，既应充分表达作为征税者的政府部门在促进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和合理使用资源方面的意图，又要避免因征税而可能出现的影响生产发展和抑制正常消费行为的副作用。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构建消费税定额税率的适时调整机制。我国现行的对啤酒、黄酒的消费税适用税率明显偏低，而且已历经十余年时间未作任何调整；对于汽油、柴油、油、溶剂油、石脑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其消费税的适用税率虽然在3年之前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近年来国际原油期货价和现价总体上涨的背景之下，既有税率仍然偏低，调高的空间依旧存在。从欧盟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来看，对于按照定额税率征收消费税的商品，通常会与商品价格变动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动关系，从而充分释放消费税对消费的引导功效。与单纯地提高单位税额标准相比较，一个不断提高税率标准的调增机制，更有利于在事先形成节能减排、鼓励或限制消费的政策导向。因此，应根据十余年来啤酒、黄酒价格上涨幅度的变化情况，对消费税的适用税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啤酒为例，假设啤酒价格上涨了3倍，考虑到啤酒消费的大众化和承受能力，可按1倍的幅度提高税率，即将甲类啤酒由250元/吨调整为500元/吨、乙类啤酒由220元/吨调整为440元/吨。对于成品油，可参照国际经验按含硫量进行税率细分，除对低污染、高效能燃油保持较低税率外，与燃油市场价格变化建立起联动机制，适当提高其税率[6]。这不仅有助于刺激对节能机动车的需求，推动节能机动车的研发、生产和消费，而且也利于引导燃油的节约使用。其次，为了避免或减少在消费税制度中设置税收优惠政策，对值得鼓励发展的、运用节能减排技术达到低污染排放标准的小汽车，设置相应的排气量折合标准并按适用税率征税。从协调乘用车和摩托车适用税率标准差异的角度出发，可考虑将排气量低于250毫升的摩托车的消费税适用税率调低为1%。基于私人飞机和游艇均属于高档消费品的具体情况，可以将私人飞机的消费税适用税率设为20%甚至更高，将游艇的适用税率由现在的10%提高至20%。鉴于实木制品与森林资源之间密切的关联性，可将实木高档家具的消费税适用税率设为10%，将木质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的适用税率由目前的5%提高至8%。

(二)强化对生产环节从价计征应税消费品的税收征管

根据前已论及的选择在生产环节课征消费税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笔者认为，应该维持在生产环节对应税消费品(特别是具有环保性质消费品)进行课税的做法。针对在生产环节按计税价格课征消费税时可能出现的转让定价问题，笔者建议以《消费税暂行条例》和《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的反避税条款为依据，参照对卷烟实行征税的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对其他各种应税消费品的规范性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全面、充分地采集应税消费品批发和零售各环节的价格信息，设定最低的计税价格(1)并适时、适度地加以调整，在此基础上确定计税价格。可以设想，经过税务机关的努力，完全能够通过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最终解决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避税问题，从而不必将征税环节由生产环节转移至批发或零售等其他环节。

(三)增加“绿色税目”的覆盖面，推进消费税的逐步扩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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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遗产税；必要性；可能性；税收正义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6-0067-06

尽管建国后进行了若干次税收改革，但都没有直接涉及到遗产税的开征，即使2004年讨论了遗产税征收的草案，也仍然没有实际开征。我们认为，即使不立即征收遗产税，也必须认可遗产税在财富分配维度上的公平价值，各种具体的原因――财产登记制度未完全建立、遗产税信息上的不对称以及财产核算制度未建立――并不能成为阻碍遗产税开征的充分理由，完全可以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同步完善相应的制度。故此，当前中国已具备了征收遗产税的环境，并有必要开征遗产税。

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1979―2007年，中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8%，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 473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32 801亿美元；1978年中国人均GNI只有190美元，2001年突破1 000美元，2007年又迈上新的台阶，达到2 360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1倍。①根据国内学者王祖祥等对国家收入分配的计算，认为在1995年至2004年，农村收入与城镇收入之间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财富被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6上升到2004年的0.44，远远越过了警戒水平0.4。在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中，二者在财富占有上的比例逐年扩大，人口份额5%的高收入层所拥有的总收入的份额由1995年的14.52%上升到2004年的20.37%，人口份额为10%的高收入层所拥有的总收入的份额由1995年的24.78%上升到2004年的32.12%。在2004年，人口份额为20%的高收入阶层拥有近50%的总收入。而这些年中低收入阶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则持续下降，人口份额10%的低收入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由1995年的2.34%下降到2004年的1.68%，人口份额为20%的低收入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由1995年的6.13%下降到2004年的4.66%，2004年中人口份额为50%的低收入阶层只拥有大约20%的总收入。而且，除1996年外的任何年份中，人口份额为50%的低收入层所拥有的收入都没有超过25%。在1995年，高收入端10%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是低收入端10%群体的10.59倍，到2004年时，这一数字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了19.12倍。②

依据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现状，0.4以上就表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合理，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矫正，税收就是一种有效的财富调整手段，诸如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超额累进税在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方面有一定的效果，然而，拥有巨额财富的群体往往不是以流通的货币财富来衡量，而更多地是包括他们拥有的固定资产与流通资产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以流转税的形式抑制这部分人的财富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课征的群体范围很广，并不会对巨富者有特别突出的抑制作用，并且这些税种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缺乏调整财富公平分配的突出价值，从代际关系来说，它们偏向财富在当代群体之间的有序流动，并不关心后代在财富拥有上的起点公平。因此，应当寻找更有效的税种来调整财富的公平分配，遗产税就是一种以调整财富公平分配为目的的税种。

二、现行税制在调节财富分配正义上的不足

正义的税收应当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公平包括两个向度，一是每个人在权利的拥有上都是平等的，任何制度、任何行为都必须保证这种平等的优先性，这是公平的最低含义。二是社会的不平等应当向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倾斜，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助于抽象平等的实现。这是税收正义的实质，在税收征收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在目的上以提供公共利益为旨归，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将税种、税率的确定与个人能力、资源的占有结合起来，既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又有效抑制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关注弱势群体。从具体的税种来说，不是所有的税收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具有相等的力度，每个税种的价值偏向并不相同，大部分税种的价值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包括增值税、所得税与流转税等，这些税种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难以有效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更难以实现财富在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我们可以通过对现行税制的考察来作出结论。

首先，个人所得税虽然有助于调整财富的分配，但个人所得税在课征对象、课征税率以及税收收入等方面决定了它在调整财富公平方面的不足。个人所得税是调整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税种，它以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为征收对象，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要件，个人就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在课征对象上，公民中的绝大部分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要具有获得收入能力的人都是潜在的个人所得税课征对象，从工资、报酬、财产转移到个人消费，满足了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个体都会成为纳税人，这就扩大了个人所得税课征的范围，并没有在课征对象层面体现出差异性，当每一个人都是纳税人的时候，税收并没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做到公平上的倾斜，尽管在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上，中国进行了几次调整，2008年3月1日，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从1 600元/月上调至2 000元/月，但如果将物价上涨的指数与人均消费指数考虑在内的话，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仍然极为庞大，难以在课征对象上表现出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价值。其次，在课税率上，个人所得税主要采用累进税率，在工资与薪金所获得的财富中，设置了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从5%到45%。个体工商户在经济交往中获得的财富采用5%到35%的超额累进税率。尽管以累进税率可以调整财富在不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正义，但还有部分个人收入采用比例税率，包括稿酬、劳务报酬与财产转移等方式获得的财富均采用20%的比例税率，比例税率对于税收的课征来说，虽然简单清晰，也充分尊重了每个人在财富权利上的平等，但无助于体现财富占有与分配过程中的差异性，因此从课征税率来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财富公平分配上的价值并不突出。虽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有助于财富在每个人中的公平调整，但个人所得税在增加财政收入上的价值远大于调整财富公平的价值，并且从个人来说，收入高的群体往往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嫁高额的税收，这样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就主要集中在收入的中间阶层，以致个人所得税难以做到对财富分配的矫正，由此表现了它在税收公平价值上的局限性。

其次，消费税在调节财富分配、促进税收公平方面具有较强的效果，但消费税是一种间接税，容易进行税负转嫁，故消费税的税收公平价值同样具有局限性。我们知道，消费税是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选择少数消费品进行二次征税，消费税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它同时具有调节财富公平的价值，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第一，课征对象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档产品，诸如烟、酒及酒精、鞭炮、化妆品、成品油、贵重首饰，以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与游艇等，消费这些产品的主体往往拥有较多的财富，因而消费税在课征范围上是相对狭窄的，有助于通过消费税改变富人群体的财富结构，缩小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第二，在税率的设置上，消费税通过超额累进税率调整财富的分布，设置了从1%到45%的多级税率，其中香烟采用了最高的45%税率，从总体上来说，消费税通过调节消费品价格对高消费者收入具有有效的抑制作用。在整个税收收入格局中，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一样，都只占有较低的比例，2007年消费税收入是2 374.7亿元，与个人所得税相近。因此，消费税通过课征对象与课征税率的确立，将课征对象主要限定在拥有较多财富并消费中高档产品的人群身上，而将大部分低收入者排除在消费税的课征范围之外，有助于调整财富的合理分配。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消费税在税收正义价值上并不够，因为消费税的课征对象虽然很大部分是拥有较多财富的人，但公民的消费方式与消费态度往往影响到消费税的公平价值，一些主张高档消费的群体可能并不拥有较多的财富，那么征收消费税并不会有效改变财富分布的现状，即使这部分人在缴纳消费税的过程中出于心理上的自觉与自愿，但仍然不会在客观上有效地促进财富的分配趋向公平。

三、中国当前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财富在分布上呈现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社会的不公平程度越来越突出，必须对这种现状进行矫正，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必然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否则难以真正实现社会的整个正义，因此在经济领域，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来矫正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通过对贫富差距的矫正进一步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虽然具有财富分配功能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财富公平分配的作用，但当前的税制模式主要偏向财政收入的增加，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尽管具有较强的正义价值，但在课征对象与税收的税率等方面的设置上仍体现出较大的局限性，所以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财富分配机制来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实现，遗产税就是一种有效的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手段。

首先，遗产税能够弥补所得税与消费上的局限性，更有效地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遗产税在课征对象上，集中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群体，并且课征的是财富的净余额，课征对象的范围比所得税与消费税更加狭窄，有助于发挥遗产税的杠杆调节作用，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遗产税抑制人们不劳而获的心理，追求社会公众的起点平等。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虽然也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工具，但个人所得税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正义的第一个层面，即每个具有纳税能力的人都必须缴纳满足法定要件的个人所得税，相同的人相同对待，而对社会正义的第二层含义，即对纳税能力差的人在税收上的倾斜度不够，个人所得税并没有在最大程度上关注弱势群体。同样，消费税对享受高档消费的人征高税率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部分的财富，但消费税与社会公众的消费方式联系紧密，高收入的人并不一定是享受高档产品的人，低收入的人也往往受自己消费理念的影响消费高档产品，这样，即使对这两部分征收消费税，并不必然缩小二者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来说，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都是转嫁性很强的税种，高收入者与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往往通过理性计算进行避税，从而使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收入负担在中间阶层。而遗产税能够有效防止富人群体的避税行为，因为遗产税的课征。对象大部分是固定资产，这种形式的财富往往难以进行转嫁，当然，其他诸如保险收入、证券收入与利息等收入都有明确的产权性质，只要建立完善的核算制度，遗产税就具有确定的征收数量。此外，可以将遗产税与赠与税结合起来征收，以防止富人在生前以财富赠与的方式避税。可见遗产税在课征对象的范围上与防止避税的功能上有效弥补了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局限性，更有助于调整财富的公正分配。

其次，遗产税扩展了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在调整财富分配方面的范围，有助于实现财富分配的代际正义。从财富公平分配的角度来看，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主要关注的是个人财富在代内的分配，所谓财富的代内分配是指财富拥有者转让出来的财富仍然在自己生命存在的时空中流动，个人以税收的形式转让给政府的财富在进行再分配后，个人还能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是在代内间调整财富的公平分配，它对财富分配的代际正义缺乏足够的关怀。而遗产税能够弥补并扩展了财富分配的时空维度，遗产税的课征对象是财产所有人去世以后遗留的财产，依据遗产税制的类型，包括对被继承人遗留下来的财产进行征税与对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进行征税，无论哪种征收方式，遗产税都关涉到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的代际关系，那么，对财产的代际转让进行课税，就能有效调节财富的分配并抑制财产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的集中化。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个人财产积累的速度超过了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速度，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遗产税的开征有助于从整体上抑制个人财富累积的速度。从时间上说，中国个人财产积累已近30年时间（以改革开放时间为参照），第一代富人群体已开始进入财富的代际转移阶段，在这时期征收遗产税能更有效地发挥遗产税对财富代际分配的矫正功能，通过高额的遗产税征收抑制第一代富人群体的财富在下一代的集中，缩小下一代的财富分配差距，实现下一代的起点正义。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必须通过有效的方式矫正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部分税种在调整财富分配的功能上，在较强的杠杆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开征遗产税就显得极为必要。从遗产税开征的环境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是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才会在财富的拥有上出现差别，经济学上的马汰效应才会在财富的分配上突显出来，当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时，就有必要开征遗产税来抑制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一定的经济水平又是开征遗产税的可能性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储备更多的财产，才能满足法定的遗产税课征要件，遗产税的征稽才成为可能。可见，经济发展水平既是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又是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基础。此外，一个国家的文化环境、法律制度与政治环境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遗产税的开征，在道德层面，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开始追求的时候，就会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同样，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是遗产税开征并完成征收的条件，在政治维度上，遗产税的开征建立在民主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

（一）中国遗产税开征具备的经济环境

遗产税的开征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之上，并且整个社会的储蓄达到相应的程度，遗产税的开征才能获得积极的效果。虽然古罗马与古埃及时曾开征遗产税，但与现在的遗产税开征的目的并不相同，当时开征遗产税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并且当时遗产税开征的环境不是建立在贫富差距很大的前提下，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没有较高的财富储蓄，也就不存在通过遗产税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当前中国早已具备了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贫富差距扩大，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每一个人在财富的积累上并不一致，很多人发现身边的人财富获得增长的时候，自己仍停留在原地。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在结果上促进了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这部分人在财富增长的速度相当快，美林集团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富裕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凯捷咨询公司在上海的“2006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高资产净值人士”达到了32万人，并且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中；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最新报告称，到2005年末，全球有720万人百万富翁，中国有25万人，中国的富翁年增11%。③富人群体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可能性，对于个人来说，财富增长的同时增长了个人的储蓄能力与实际储蓄水平，为此提高了遗产税开征的财富水平。

从遗产税的课征性质来说，它是对被继承人财产的净余额予以课税，这就规定了富人群体不仅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在与所有债务相抵后，净资产仍为巨额数字，这种境况才是遗产税得以课征的必要条件。美林与凯捷集团在2008年的《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名富裕人士――财富报告所称的富裕人士是指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这些资产并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较2006年增加了20.3%；2007年中国富裕人士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财富总值增加了22.5%。从亚太地区来看，中国富裕人士平均资产值增长至510万美元。报告还显示，中国共有6 038位超富裕人士，其拥有的资产超过3 000万美元。④此外，中国目前拥有巨额资产的个人数量已相当庞大。2009年4月2日，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北京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富裕家庭数量为160万人（富裕家庭是指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人民币的城市家庭），且未来五到七年将以每年15.9%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440万；而同期美国、日本富裕家庭数量年均增速只有201%和1.7%。报告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拥有400多万个富裕家庭，成为数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全球富裕家庭位居世界第四的国家。⑤所以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当前中国的财富分布与贫富差距的现状使遗产税的开征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

（二）中国遗产税开征具备的政治条件

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来说，政治的民主化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有较大差异，但仍在近几十年来表现出了积极的发展趋势，正如周光辉教授所总结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以下特点⑥：（1）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角色有所改变，改革前的国家权力无限膨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权力在整个政治权力体系中比重越来越大。（2）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正在向着合理化和法制化方向调整并取得一定进展。（3）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超越政治人格的权威作用。（4）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以法律控制为主。（5）对权力主体从强调道德自律转向注重制度约束。（6）政治参与从动员型转向自主型，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在提高。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机会与参与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政治环境的宽容促进了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同时，随着西方民主程序的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决策程序在尊重民意方面有所发展，通过听证会的形式与民众进行交流，获取民众的意见。

俞可平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公民政治文化逐步形成，人们已经用现代民主价值观为标准来评判国家的政治决策；公民社会开始出现；直接选举和自治的范围在扩大。政治生活中公民的理性自觉与正义的社会制度是现代政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中国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形态，但当前的政治环境孕育了市民社会的土壤，并且必然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邓正来先生说中国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应当是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并为市民社会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同时，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包括立法与仲裁；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同时，市民社会在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⑦邓正来先生认为虽然中国市民社会的最终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当前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使市民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在经济生活领域自主程度的加强必然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而国家在听取民意、进行基层选举方面的政治改革使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成为现实，正是政治方面诸如此类的发展，使遗产税具备了开征的政治环境。

（三）中国遗产税开征的道德环境

遗产税的开征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与其他税种一样，在政治层面关涉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同样在道德层面关涉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人们的道德认知与对社会公平渴求的程度则是遗产税开征的道德环境。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政府向人民征税一方面要基于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政府征税的目的必须是正当的，他站在自然法的立场上，认为政府的行为必须出于由自然法限定的法律目的，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有其他目的。”⑧那么，政府征税的动机就只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利，而非其他。而人民福利的增加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整体福利提升，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对于所有税种来说，不同税种在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增值税可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典型税种，再通过税收收入提供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个人所得税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然而，在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方面最有效的则是遗产税，它的主要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对公平的追求并不只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它本身就具有很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道德视阈中，重义轻利一直是指导个人行为的重要标尺，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⑨为儒家伦理设定了个人在经济利益与道德品格上的基本要求，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道义与利益的排序进行了定位，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对社会公平的态度，但道德对利益的优先性暗示了儒家伦理对社会公平的表达。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若干次革命就明确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反抗社会的极度不公正。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理论中，公平就是平均，但现在对公平的理解已扩展了传统的公平概念，公平一方面要求人人平等，一方面又要体现出差异，但这种差异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诸如衡量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对公平的一种限定。到今天，虽然中国政治与经济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扩大使社会的不公正越来越突出，而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只是社会整体不公正的范畴之一，诸如环境的非正义、教育资源的不公正。从总体上说，中国在一段时期内以经济的发展为首要目标，过份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的调节，以致各种不公正现状频频突显，在经济不公正视阈下，每个人在财富的分配上不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已远远超出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同时，经济不公正还表现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上，包括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内陆与沿海发展的差距，此外，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也是经济不公正的重要方面，因此，中国社会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使整个社会对公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在道德层面对公平的理解程度就成了追求社会公平的重要坐标，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每个人获取财富的能力，多劳多得，又要合理抑制财富在少数个体中的扩大，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四）中国遗产税开征的法律准备

现代财政国家的税收必须处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权利是税收正义的前提，公共利益是税收正义的目的，因此对个人权利予以认可并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是税收行为得以进行的前提，而对个人权利的部分占有也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故中国遗产税的开征不只需要经济、政治与道德的准备，还需要在法律层面获得相应的条件准备，其一以财产表现出来的个人权利是否构成了遗产税开征的先在性价值，其二是这种先在性价值在怎样的语境下可以被让渡，其三是在中国的法律背景下个人权利的先在性价值与被出让的行为是否获得了法律的承认。

笔者认为在中国法律语境下个人权利的先在性价值已得到法律的承认，已具备了遗产税开征的法律环境。遗产税是对个人财产予以课征的税种，它必须建立在个人财产得到承认的基础之上，遗产属于物权之一种，如果在法律层面缺乏对个人财产的有效规定，就必然导致个人在所有权上的虚假权利，并且会进一步导致国家政府对个人权利的随意侵犯，因此，中国遗产税的开征必须建立在个人财产权得到法律承认的基础之上，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现了对个人权利的法律界定，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就在法律层面承认了个人对自己财产享有的各种权利，由此满足了税收开征的前提。但物权法同时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⑩当然，即使出于公共利益的名义，也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关注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与基本需要，并对此进行合理的补偿。可见，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个人在财产支配方面的权利，这是遗产税开征的基础，与此相一致，中国在遗产税的开征方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虽然至今仍未实际地开征遗产税，但《草案》对遗产税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设定，包括遗产税的税率、课征对象、免征额以及财产的核算方法等，并且遗产税草案是在借鉴了其他西方国家遗产税征收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中国在法律层面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条件。

所以，从整个遗产税开征的环境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民主的程度，或是道德认知的水平都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条件，而法律上的准备对遗产税的开征则具有直接的影响，它规定着个人在财产权上的地位，以及遗产税开征的具体程序，这些显然都已具备。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条件。

注释：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报告：2008年1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②王祖祥，张奎，孟勇：《中国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③转引自禹奎著：《中国遗产税研究：效应分析和政策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④省略/aboutchina/txt/2008_09/27/content_16544028.htm.

⑤news.省略/c/2009_04__02/163517536412.shtml.

⑥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9-42页。

⑦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⑧【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页。

⑨《论语・述而》。

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On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heritance Tax System in China at Present

Yang Shengjun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篇8

关键词：雾霾 治理 消费税 改革建议

国家委员会将PM2.5命名为细颗粒物，这些细颗粒物包括微小烟尘、硫酸盐、硝酸盐、微小有机物等，人们一般通过检测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的浓度来潘盾空气质量，PM2.5的浓度过高时不仅会造成能见度低，还会影响人体健康。雾霾的直观判断是空气污浊，呈现出黄色、灰色与红色。雾霾的产生是由于工业发展所制造的二次污染。汽车尾气、二氧化硫、一氧化碳、餐饮油烟都是导致发生雾霾的“凶手”，但导火线却是气象原因，空气湿度较大时，空气所含的水汽量较高，遭遇静风现象后开始吸收颗粒，浮在空气中，造成空气能见度低的情况。

一、雾霾的特点与危害

雾霾受天气条件、季节气候与复杂地理条件的影响，越是发达地区，其空气污染情况便越差，灰霾是雾霾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它与英国和美国的烟雾性质不同，有关专家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灰霾主要是二次污染产生，灰色无味，无刺激性，大范围影响空气的能见度，但由于其属于我国特色霾种，尚未被国际接受，因此，下文中均已雾霾来统一称呼。20世纪中期，世界死于肺癌的患者逐年上升，引起了有关专家的研究，他们发现雾霾天气的时候，肺癌患者增加，于是大胆推测，雾霾是导致肺癌死亡率上升的原因，雾霾成分中有许多气溶性小粒子，可以被人体直接吸入，加重病情。关于雾霾的研究便被重视起来，其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雾霾可以抵挡紫外线，因此，雾霾高发区孩子出现佝偻病；雾霾导致空气能见度降低，交通堵塞，严重时甚至发生交通意外；雾霾造成大气层的自我循环出现问题，增加光化学反应的机率；造成国家与社会的经济损失，由于雾霾会影响居民身体健康，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交通问题则会浪费人们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社会运行成本。

二、我国的雾霾治理现状

意识到雾霾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后，国家相关部门立刻做出反应，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一线城市的空气质量只有2%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其它城市都不同程度的遭受着污染。因此，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开始积极寻找关于关于治理雾霾的方法，雾霾治理的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降低大气污染源（节能减排、平衡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制定发展战略）；制定治理规章制度与建立人员分配机制，将责任分批落实；政府政策方面加强监管与调控。我国目前已经对大气污染排放量进行控制，对违反排放规定的个人与企业进行处罚，并修订了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使得雾霾天气有一定的改善。

20世纪初英国进入工业时代后，英国伦敦便有着“雾都”之称，原因是英国居民开始使用煤炭作为日常燃料，煤炭燃烧后会产生小颗粒烟雾，配合伦敦湿润的气候便形成了雾霾，历史资料显示，雾霾发生后，英国伦敦居民在5数天内就猝死了4000多人，举国震惊。随后英国开始从颁布各项法律与政策，终于在100多年以后提高了当地的能见度。除了英国，其它西方国家有曾有过雾霾的经历，并经过不断地探索累积了许多有效地治理经验。他们分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从处理污染到防治污染（足够漫长的治理过程，人们发现没有预先防治的污染在治理的过程中更加耗时、耗力，无法达到提高社会效益的效果，因此，做好污染预防，建立防污理念，可以保证社会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共赢）；调查情况与调控市场（调查污染情况，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建立市场调控机制，国家建立的相关法规从初创到确定与落实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与物力，执行成本过高，因此，利用市场来进行调控是许多国家的首选）；严格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扩大参与范围（政府统一管理成本太高，且不能针对地方特点进行解决，将任务分配到地方政府上，并严格进行监控，扩大参与部门，不仅仅只让环境部门参与进来，动员全社会人们一起预防与治理污染）。

三、雾霾治理视角的消费税改革建议

消费税是一项间接税，是以消费品的转流额作为征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可以选择收税对象，有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者行为的作用。其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根据税法规定来选择征税对象，具有可调节性；按照产品设计来确定税率；属于价内税，由消费者承担；征收环节具有单一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包括以下五种类型：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消费品；奢侈品；高耗能及高档消费品；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品；具有财政意义的产品。

雾霾属于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因素，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征收消费税来进行雾霾的治理，征收税种包括：污染产品税之车辆税；投入品税之能源税；投入品税之汽车燃料税；投入品税之燃料增值税；资源税；投入品税之二氧化硫税。征收对象可以包括：大型煤矿等产生颗粒烟雾的企业；燃烧产生有害气体的化工厂；交通运输排放有害气体的企业。

四、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雾霾的特点与危害，从治理雾霾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税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国内外关于雾霾治理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发展循环经济，调查情况与调控市场，严格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扩大参与范围才能有效的预防与治理雾霾。对治理雾霾改善环境的相关研究人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朝凯，武智勇，杨依天等.基于雾霾治理视角的消费税改革建议[J].财经界，2015，（2）：246-246，248

[2]姜丙毅，庞雨晴.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J].学术探索，2014，（7）：15-21

[3]李宇军.企业绿色转型：雾霾治理中炼油企业的案例分析[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7-102，110

篇9

【关键词】 能源税 能源消费 国际比较 燃油税

1. 国外能源税实施现状

国外对于能源税的征收是林林总总，但从税制来讲，主要分为对能源生产的课税、对能源消费的课税以及道路交通和关联设备等方面的间接课税。对能源生产的课税在世界各国主要体现在产品销售税、公司所得税、资源租金税、石油开采税、石油收益税等方面。对于能源生产的课税，可以从根本上限制和控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经济活动，进而鼓励人们对于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对能源消费的课税在世界各国对能源消费征税的主要税种为燃料税和各类石油消费税。政府通过对能源消费征税，从而筹措环保资金，同时获得财政收入，保证公共设施的折旧补偿。并且对能源消费征税也能调整收入分配，平衡国内能源差价。道路方面和关联设备的间接税 ，由于能源消费大部分集中在交通运输行业，该行业也成为重要的污染源，自然也是各国重要的课税对象。国外能源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能源税中燃油税为主要代表，能源消费税日益依赖于交通运输行业，能源间接税的地位日渐重要，能源税以环保为导向。

2. 中国能源税实施现状

中国现实施的能源税，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即能源生产税、能源消费税、能源特别税及其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关于能源生产征税，我国目前对于能源生产环节的征税，主要体现在增值税和资源税。现行的能源增值税采取对能源的普遍征税。此外，增值税还体现了节约能源的理念政策。另外，我国实行的能源消费税，主要有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能源特别税包括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关税等。

3. 中国能源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税收调节手段有限。现行的税收调节手段有限，调节力度低弱，税种之间缺乏衔接。 能源税周体系中，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优惠政策较少，对于节能环保的产品技术，税式支出范围狭窄，不能最大幅度的牵引市场向节能环保型的产业结果发展；增值税的特殊调节功能较差。现行消费税范围狭窄，不能将我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耗能产品、资源消耗品及高污染产品全部包括在内。

3.2税种的利用未突出环保取向。我国税收杠杆调控能源价格促进节约能源的导向作用尚未体现，一刀切式的增值税对于所有的能源产品按17%的税率征收，不具有特殊调节作用；相关税种的设计中，税率与污染和耗能程度不相称；税目税率的高低与课税对象的环保程度关联不高，从而污染与不污染、好能与节能产品在税收负担上趋同化，不利于孤立环保品和抑制非环保品。

3.3能源税收的法律层次较低

从现行的能源税制来看，只有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是法律，多数能源税收政策的法律位阶较低，并且没有单独的税种，基本上是通过对一些基本税收法规的条款进行修订、补充而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中，使人们对政策难以全面把握，执行起来容易出偏差；还有一些优惠政策缺乏稳定性、权威性，从而使有关政策不规范，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

4. 国外能源税对中国的启示

4.1加强相关能源税开征的紧迫性。中国开征能源税，即是对于全球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号召的响应，更是应对国内能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必然选择。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能源税制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对于能源税的制定背景却是相似的。能源和环境双重危机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中国对于国内的能源危机，可以借鉴美国“开源节流”的方法。一方面扩大能源供应，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开发替代、清洁能源；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能源利用效率。

4.2能源税率的设定要合理。鉴于中国的能源税刚起步，对于税率设计的合理性具有一定的试探性。过低的税率不能刺激影响生产消费行为，而过高的税率则会牵扯到多方的利益，这也是中国燃油税艰辛历程的主要原因。欧盟能源税最低税率提出与1992年，历经1997年提案，后至2003年欧盟能源税率的提出，一直磋商改进，不能不说慎之有慎。而美国能源税率早在1975年就已审定， 直至2005年新税法颁行。我国的燃油税刚刚起步，税率的设定能否达到开源节流的效果，还有待于实施的验证，应在实际的调解中反复磋商，找到最适燃油税率。

4.3完善对能源税收的优惠政策。从欧盟方面来看，其税收政策优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采矿业、化工业、制造业所用燃料免税；2出口燃料、国际航行的飞机和船舶用燃料免税；3用于发电、供暖的燃料减税；4混合燃料及替代燃料如生物柴油减税；5农、渔、航运、航空用燃料减税。而美国05年出台的能源税法则更多的偏向于节能投资的政策。国外国家的税收优惠健全，覆盖范围较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我国燃油税刚起步，对于能源税收的构建，以及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建设，国外的这些具体条例值得学习。

4.4完善其他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税制。中国可以借鉴欧盟和美国的经验，一方面，加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环保产业的优惠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对节能、环保科研成果的鼓励力度。通过对于关联设备增值税的抵扣和免税优惠，引导市场向清洁能源的理念发展。对于企业开发的节能产品、环保产品给予比一般产品更加优惠的税收待遇，鼓励节能、环保科研成果及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培训而去的的收入减征或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

参考文献：

[1] 徐涛，苗俊峰.能源税制的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山东工商院学报.2006.2.

[2] 朱顺贤.关于构建我国能源税制的思考.税务研究.2006（03）.

[3] 傅津.可再生能源产业国际比较及对我国建议200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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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环境税费；制度措施；改革；

一、我国环境税费制度总体概况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环境保护，1994税制改革后共设立23个税种，其中消费税、资源税、车船税、固定资产投资调节方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这些税费措施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环境税费制度起步晚、标准低、发展滞后，尚未真正构建起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环境制度方面主要依托以排污收费制度为代表的环境收费制度。

二、我国环境税费具体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是指国家以筹集治理污染资金为目的，按照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依据法定的征收标准，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法定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征收费用的制度。在20多年的实际运行中已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征收政策方面不完全；2.收费标准方面不清晰；3.排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不具体。

（二）资源税

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开发、利用资源的数量或价值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现行资源税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问题：第一，资源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矿山企业由于矿产资源自然及经济条件优越而引起的级差收益，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于资源的开采条件，却与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因此资源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调节开发者的级差收益而非环境保护上。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应有的环境保护作用，不利于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对遏制资源浪费的作用有限。第二，征税范围过窄。现行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资源和盐征税，却对森林资源、水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我们必须加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造成了资源后续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第三，单位税额过低，且一经确定数年不变，不能反映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和矿山的盲目开采和过度开发，加重环境负担。

（三）消费税

消费税属于流转税的一种，对特定的商品和消费行为征收。其目的在于引导消费，限制超前消费和增加财政收入。但消费税的实行又客观上起到了环境保护的作用。我国目前纳入征税范围的消费产品主要有烟；酒及酒精；化妆品；护肤护发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焰火；汽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轿车等。因为大部分消费税都与环境保护有关，所以通常把消费税也纳入环境税制系列。

我国目前消费税的主要问题在于：环境因素在消费税的设定中并未得到应有的考虑，如电池、煤炭、化肥、农药和许多一次性产品等，尚未列入征税范围。

（四）固定资产方投资方向调节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起征于1991年，是为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而征收的一种行为税。

（五）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开征于1988年，目的是为了促进合理使用城镇土地资源，适当调节城镇土地级差收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是在不同地区使用土地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城镇使用税根据不同地区和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确定税额，如大城市0.5-10元；中等城市0.4-8元；小城市0.3-6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2-4元。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对城镇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六）所得税

现行企业所得税中最能体现环保政策的规定是：第一，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得，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5年；对于以处理利用“三废”为目的新办的企业，减免所得税1年；第二，企业获得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符合条件的可视为有指定用途的基金，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凡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中的国产设备的，可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还可实行加速折旧法；对符合条件的专门生产目录内设备（产品）的企业，其年度净收入在30万元，（含）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超过30万元的部分，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等。

（七）税收优惠方面

在税收优惠方面，我国对环卫部门的公共设施，如垃圾站、污水处理站、厕所等，免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以及城镇的绿化带免征土地使用税等。但目前我国现有的税收优惠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免税，而且范围小。

三、总结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现行税制在环境目标的实现方面存在众多不足：其一，我国目前尚未真正构建起完善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有关环境税收措施只是散见于各相关税种之中，环境目标不够明确，环境税收原则不能从整体上贯彻。整个环境税制设计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思路，征收主体不统一，纳税人不明确，征收方式不科学，收入分配不透明，实施步骤不细化，税收效果缺乏有效评估。其二，现行环境税收措施中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的专门性税种。现行税制中的环保措施基本属于其他环境措施的配合性措施，这限制了税收对污染损害行为的监督、调控力度，难以形成环境保护的专项税收来源，弱化了税收对环境保护的特定职能。其三，我国现行税制中的实施形式过于单一。税收政策优惠形式主要限于减税、免税，受益面较窄，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差别性税收、税收返还、加速资产折旧等多样、有效的手段尚未利用。其四，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比较粗糙、简略，有些规定不明确，操作性差，容易在操作中产生漏洞，有待于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安体富,龚辉文.《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税收政策》,《涉外税务》1999(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