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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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城市体系 规模结构 分形 河北省
一、引言
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系统，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这种空间相互作用使一定区域内不同规模等级、不同职能性质、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市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即城市体系。城市体系是区域经济的骨架，它不仅造就了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格局，也形成了这种格局的空间特征。研究城市体系结构特征，设置合理的城市体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市体系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一般包括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其中，等级结构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所谓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指一定区域内城市规模的层次分布,揭示一个区域内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集中或分散) ,反映城市体系从大到小的序列与规模的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即城市的规模等级分布具有自相似性，即分布序列中局部与整体间的自相似性。许多学者利用分形理论对东北地区、河南省北部地区及山东、四川、江苏省等地的城镇体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作为京津的重要经济腹地的河北，目前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河北省地处华北京、津周围，黄河以北，渤海之滨。长期以来，河北省城市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国特别是一些发达省份城市化加速之时，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初始阶段。到2005年，全省共有城市33个，其中地级市11个（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22个县级市，115个县，35个市辖区，910个建制镇，它们共同构建了河北省的城市体系。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当前城市体系研究中较为成熟的分形理论，对河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的特征进行定量研究，明确城市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对策。
二、分形理论及分维数的测算模型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是由美国科学家B.B.Mandelbrot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与混沌、耗散结构、元胞自动学等理论都是进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解决和解释非线性世界里一些具有随机性和复杂性特征的现象和问题。分形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或称无标度）和分形维数（fractal dimension，简称“分维”）。分形理论认为那些外在极不规则和支离破碎的几何体（或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自相似性，即每一个局部放大后与整体一样，整体缩小又与各个局部相同，但不是完全数学意义上的自相似性，而是统计上的自相似性或是近似的自相似性。分维是分形特征的定量描述，是表示自相似性的随机形状和现象的主要特征参数。
确定分维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是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其定义为：对于一个区域（或客体），设定一人口尺度r度量其容积大小，测度结果是与r有关的区域城市数目N（r），当r值改变时，N（r）也相应发生变化，r由小到大时，N（r）不断减小。若N（r）与r成幂函数关系：
（1）
则表明城市规模分布为分形，其中r为人口尺度，N（r）为区域内城市数目；D为豪斯道夫维数，C为常数。
1949年G.K.Zipf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城市规模分布法则:
（2）
式中：r为城市位序；P（r）为第r位城市的人口数量；P1为首位城市规模；q为Zipf维数。将上式变换得到
（3）
令，则
（4）
显然Zipf公式具有分形意义。对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言，分维（D，q）的含义如下：
式中P1为最大城市人口数，容易看出：
当q＝1即D＝l时，P1/Pn=n，首位城市与最小城市的人口数之比恰为区域内的城市总数，G.R.Carroll称此种形态为约束型位序－规模分布；
当q>l即Dn，此时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城市人口分布差异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
当ql时，Pl/Pn
当q0即D∞时，所有的城市一样大，系统要素规模无差别；当q∞即D0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这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
三、河北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分形特征
1.首位分布不明显，城市规模分布较均衡
在河北省现有的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有石家庄、唐山、邯郸3个，50～100万人的大城市有保定、秦皇岛、张家口、邢台4个，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沧州、廊坊、承德、衡水4个。2005年河北省市区（地级市）非农业人口规模排序见表1:
表1 河北省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排序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河北经济年鉴2006
根据M.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由表1可计算出河北省城市首位指数，一般认为城市首位指数应该包括2城市指数2、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式中：Pn表示按人口规模排在第n位的城市非农业人口数，n＝1，2，3…11。按照奥尔巴赫(F.Auerbach)位序―规模原理，正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都应该为1，而2城市指数应该为2，但河北省城市规模指数远小于这个标准，这说明河北省城市人口分布在各等级城市里，中小城市比较发育，城市首位分布不明显。截至2005年底，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19.83％，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11.36％，中小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占68.81％。这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从11个地级市来看，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合理，缺少城市人口超过300万的超大城市，只有两个城市人口超过200万的特大城市（石家庄和唐山），城市的凝聚力不足，辐射力较弱，没有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带动效应，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在邯郸、保定、秦皇岛、邢台四个大城市中，除了邯郸进入100万的人口规模外，其余城市人口平均为73.36万，无论数量还是规模与江浙相比，存在较大落差。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快，数量居多，但规模小、实力差，整合人口、经济和社会能量的集约化程度却不高。
为了更好地反映规模等级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可以采用洛仑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求得不平衡指数S来进行度量。
（5）
式中：n即把区域内全部城市按一定的规模细分为n个等级，xi为i级规模的城市人口的累积百分比。如果城市人口均匀分布在n个等级中，则S＝0；如果分配极不平衡，所有城市人口集中在一个规模等级，则S＝1。取河北省2005年统计资料，将11个地级市按人口规模划分为5个等级，最高等级大于200万，最低等级小于30万。将各等级人口累积百分比代入（5）式，求得不平衡指数S＝0.30。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偏小，表明整个城市体系的发育尚不成熟，属于初中级平衡型。
2.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特征
根据Zipf定理，采用2005年统计数据，对河北省城市规模结构做分维测算。将（4）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6）
以lnr为纵坐标，lnP(r)为横坐标做出双对数散点图，再用线性回归进行模拟计算。
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双对数散点图
根据上式得lnC=6.2410，D=1.0912，R2=0.9460。分维值D>1，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中间位序城市数目较多，首位城市规模不很突出，这与城市首位分布及不平衡指数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2.城市规模分布的时序分析
依据1995年～2004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非农业人口数，采用Zipf公式，计算Hausdorff指数（表2），从中找出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的内在规律。
表2 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及其变化趋势(1995年～2004年)
从表中可以看到，相关系数R2都较大，相关性较好，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采用分形理论适合对该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这对于制定区域城市体系规划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表中D值的变化反映城市体系的均衡度，D值越大，各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城市发展越均衡，城市首位度越低。相反，D值越小，城市规模分布越分散，城市发展越不均衡，城市首位度越高。从河北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测算结果来看，自1995年以来全省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分布一直都比较集中，D值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总体呈下降趋势。整个体系等级差异较小，人口分布比较均衡，城市布局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首位城市带动和辐射力较弱。这表明90年代中期以来，规模较大的城市其相对发展速度较慢，而中小城市发展较快，但大多数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体系的发育还不成熟。
三、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的对策
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的现状。河北省被北京和天津分割成南北两个区域，整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是围绕京津形成的，没有形成辐射全省的中心城市。由于区际间缺乏有效的经济沟通和协作机制，系统内因产业结构趋同而引发的功能内耗与资源大战，从整体上抑制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针对河北省城市体系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对河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特征的定量研究，提出以下发展对策以达到不断优化河北省城市体系的目的。
1.实现城市体系的优化重组和全面升级
目前，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京津两市要在更大范围内对河北形成持续而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短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河北省不能在期望中等待。应通过实施“扩区并市”战略，优化整合特大城市，把石家庄培育成为人口规模达到3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进一步增强唐山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积极培育邯郸、保定、秦皇岛和张家口跻身特大城市之列，推动邢台、沧州、廊坊、承德、衡水等中等城市的结构升级，使之跨入大城市行列，实现城市体系的全面升级。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已具备一定规模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县和小城镇进入中等城市序列，以完善城市规模等级。
2.以产业带动城镇体系结构和功能的优化
以传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为支撑，继续发挥省会城市石家庄对冀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积极培育唐山、廊坊、保定、邯郸、秦皇岛成为区域次中心城市，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信息、人才、技术、资金的沟通与传递，构筑分工明确、多元互补、相互协作的产业梯度，进一步加强区域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以产业带动为主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整个城镇体系向最优的自然结构发展。
3.确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体系发展战略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成员，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无疑受到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影响。因此，在确定河北省城镇体系发展思路时，应在注重自身城镇体系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整个环渤海地区城镇布局和等级体系中去统筹考虑，尤其不能忽视京津两地的重要影响。要充分发挥作为京津重要经济腹地的区位优势，利用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着力培育特大、大城市，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优化城镇布局，努力构筑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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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内容摘要:关于城市最佳规模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对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与评析,并利用中国1990-2006年间数据对我国是否存在最优城市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于多数指标和年份,中国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对于部分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年份和指标,最优规模是一个变量。
关键词:最优城市规模 城市化 聚集经济 过度规模
最优城市规模的假设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时期,他认为理想的城市有5040个居民,这个数目不包括妇女、儿童、奴隶和外国人。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过度城市规模仍困扰着一些世界大城市。Parliament公司宣布了一个将资本移出东京的计划,主要原因是东京的城市规模已经过度。2005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为大城市“设槛”的主张,2007年年初又旧话重提,只因人口压力已愈发成为北京发展之路上的一大桎梏。深入研究最优城市规模理论,对于城市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献综述
柏拉图的人口标准是政治上的,后来人们更关心的是政府组织成本的降低,即市政服务的人均费用。19、20世纪之交以来,传统的城市经济研究关注于公共成本如何随使用横截面数据的城市人口规模而变化。他们通常发现人均公共成本与城市人口呈U形曲线,底部在1万到25万之间变化(Alonso,1971)。在英国和美国许多研究工作都试图使用这一方法。表1是从这些著作中推得的最有效的人口规模。著名城市经济学家巴顿也持赞成态度,认为U形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就是行政管理上的最优城市规模,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我国学者周国富、黄敏毓(2007)利用这种理论对中国最优城市规模做了实证分析,证实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最优城市规模。对该理论进行研究的还有Cameron(1970),Hirsh(1968)和Kain(1966)。
阿朗索(1974)等学者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了最优城市规模(见图1)。他们假设城市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是城市规模的函数。MC为边际成本,MB为边际收益,AC为平均成本,AB为平均收益。当MC=MB时,可以确定为理论上的最优城市规模。现实中则考虑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难以测量,则当AC=AB时,确定为最佳规模或均衡规模。
巴顿描述得更详细,见图2。横轴是城市人口,纵轴是费用/效益,AB是平均收益曲线,MB是边际收益曲线,AC是平均成本曲线,MC是边际成本曲线。P1点是最小城市合理规模,P2点是城市生活每人净效益最高时的规模,P3城市总效益最高,P4是城市规模不经济临界点。与前述模型不同,巴顿给出的最优规模点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一些国内学者对最优城市规模的定量分析进行了研究。丁健(2001)给出了一个衡量城市经济规模适度性的指标体系,应用多指标构架分析最优城市规模,避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是一个有益的设想。,但如具体实现这一思路,还未见有关研究成果。由于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众多,每一个影响因素本身又都有其一定的特性和取值范围,究竟从何处入手分析具体城市的适度规模,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异常困难的问题。基于这种考虑,一些学者试图从某一或某些角度测算最优城市规模,如张帆(2001)尝试了从某一个因素即水资源出发,分析了在水资源约束下秦皇岛的适度人口规模,认为秦皇岛市适度人口规模在2010年大致可掌握在120万～130万人左右;周国富、黄敏毓(2007)利用巴顿的理论,分别计量了中国2003～2004年行政管理角度的城镇最佳人口规模、市民角度的城镇最佳人口规模和企业生产角度的城镇最佳人口规模;潘佐红、张帆(2002)利用下面的城市生产函数估计了我国总体上的最优城市规模,并区分了城市化最优规模和区域化最优规模;王小鲁、夏小林(1999)计量了1989～1996年我国666个城市的相对规模收益和相对外部成本函数,用城市规模总收益减去外部总成本,即得到城市规模净收益,得出的结论是“大致在10～1000万人规模区间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4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在最高点(200万人)大约相当于城市GDP的19%左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超过1000万时才变化负值,即规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再继续扩大规模就形成负效益”。并且称100-400万人范围的城市为最佳规模城市。
上面介绍的多种测量我国最优城市规模的定量分析方法,虽各有价值但都难以让人满意。指标体系法由于缺少具体的操作性手段而难于实现;在使用生产函数法时,在资本因素方面只考虑了纳入国家统计的独立核算企业,而对于城市中最重要的公共资本(如基础设施)则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而忽略,这就必然影响结果的可靠性;综合测度法从理念上看是最完善的,因为它测量了总的聚集收益和总的聚集成本,衡量出聚集规模的净收益,但也正是其“完善性”导致了可行性上的困难:城市规模收益和成本分散在偏好不同无数个城市企业、百万个城市居民的身上,又如何去度量加总?更何况城市环境效益、城市社会效益并不经过市场运作,是无法用货币计量的。
除此之外,有些实证研究所用的数据不符合理论要求。一些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最优城市规模模型,都是依据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推导出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都以假定技术和其它投入不变、只允许一种投入不断增加为条件,而实证工作者所用数据,或者是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是横截面数据,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即面板数据(panel data)。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技术都是变化的,人口以外的其它要素也是变化的,尤其是横截面数据,东西部城市间、大小城市间的技术水平千差万别,既然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不合模型要求,结论的可靠性自然成了问题。
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表明,在技术和其它投入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只允许城市人口规模变化,一个城市必然存在着最优城市规模。然而,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现实条件下,最优城市规模还是否存在呢?尤其在国家层面上不同城市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条件千差万别,是否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呢?本文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且借鉴周国富、黄敏毓(2007)测量最优城市规模的基本方法,从行政管理、市民和企业生产三个角度测量我国最优城市规模。本文采用二次曲线模型形式,以全国各个城市的市辖区人口数(X)作为解释变量,以市辖区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Y1)、市辖区职工年平均工资(Y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Y3)、市辖区人均园林绿地面积(Y4)、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Y5)、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Y6)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并进行估计和检验。本文数据来自我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样本区间为1990～2006年,城市为我国地级以上城市。
设经济计量模型为:
Yji=β0+β1Xi+β2Xi2+ui (1)
由于建模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极有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直接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问题,同时提高拟合优度。利用统计软件Eviews6.0,先以市辖区总人口表示城市规模进行估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给出估计的二次项系数,如表2。
如果二次项系数大于零,则抛物线开口向上,Y存在最小值;如果二次系数小于零,则抛物线开口向下,Y存在最大值,最大值Y对应的X即是该时期的最优规模。在17年6个指标共102个经验模型中,除去6个因缺失值而无法估计外,剩下有效模型96个,二次项系数显著小于零的模型仅为33个,除去两个拟合优度太低的模型,可以求出31个模型的最优城市规模(见表3)。这说明,绝大多数模型不存在最优城市规模。
本文再用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衡量城市规模,由于篇幅关系,略去参数估计值表。扣除6个数据缺失的模型,得96个有效模型。其中,有46个模型存在最优城市规模(见表4),判断标准是拟合优度较好(判定系数大于0.4),二次项系数显著小于零,一次项系数显著大于零。不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经验模型占了一半略多。
综上所述,分别以市辖区总人口和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衡量城市规模,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有一半以上的经验模型不存在最优城市规模。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多数指标和年份,我国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1990～2006的17年间,在所考察的6个指标中,有些指标在有些年份存在最优城市规模,但无论是以市辖区总人口还是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衡量城市规模,都有半数以上的模型不存在最优城市规模,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实证得出中国确实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观点,本文持怀疑态度。对于部分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年份和指标,其最优规模值因指标和年份而异,是一个变量,笼统地说我国的最优城市规模在某个区间(如100-400万)的提法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丁健.现代城市经济[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
篇3
关键词：城市规模；Panel Data模型；房价
作者简介:张洪（1958-），男，四川成都人，云南财经大学城市管理与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房地产。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5-0005-04
最近几年, 我国的城市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全国范围内的房价呈现出整体增长趋势，少数规模较大的城市引涨着中国的房价。原因在于：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这将会给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外部经济效应，对住宅的消费需求增加，也促使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然而，房地产发展的外部性也包括外部不经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必然增大，由于土地面积的限制，这就造成了拥挤成本，规模效应被拥挤成本的增加而抵消。由于拥挤而造成物价和房地产价格普遍上升，因此要限制部分城市房价的上涨也要限制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基础
国内文献认为，城市规模就是指城市的大小，它涵盖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3种涵义。经济规模是指城市中聚集的物质与经济要素的数量；人口规模是指城市人口的数量；用地规模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土地面积。一定的经济规模吸纳着一定的人口规模，而一定的人口规模又要求有一定的土地规模。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国内外对房价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很多经济因素均反映城市规模，相关的研究文献有：国外Bartik(1991)最早提出，房价增长直接受人口和就业增长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动力因素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Poterba(1991)最早提出，收入对房价上涨影响最为显著；中国社科院高晓惠认为（2003），人口因素对房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人口流动情况、人口结构和家庭规模；李琳和李园(2005)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会促使房价上涨；郭金兴（2005）认为，不同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取决于当地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等。
要研究城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的理论基础源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三部门模型。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分为3个市场：产出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和速度是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市场角度看，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对该区域产品的需求和该区域生产要素的供给。城市规模与房地产关系的理论框架如下：
二、房价与城市规模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描述
本文考察的35个大中城市包括我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以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即为城市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根据城市规模的三层含义，选用以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带入模型中:
（1）人口规模：本文选取市区非农业人口作为衡量指标。
（2）建设用地规模：选用建成区面积反映各个城市的建设用地开发规模。
（3）经济发展规模：选取年底居民储蓄余额、GDP以及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城市经济规模的衡量指标。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二维的，因“Panel Data模型”能同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并有效控制由于观察值的个体特征而造成的样本内部非均衡性问题，故而采用该模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时间跨度为2002-2005年4个年份。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文章中对数据求对数，后进入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此外，在进行面板数据处理中，为了消除模型存在的自相关性，取因变量的滞后变量进入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采用的计量经济模型为：
lny=ϑ＋β1 ln renkou+β2 ln gdp+β3 ln shouru+β4 ln sav+β5 ln area+β6 ln touzi+β7 ln xs+ar（n）+ε
(变量定义：renkou:市区非农业人口,shouru:人均可支配收入，sav：居民储蓄余额，area：建成区面积，touzi:房地产投资，xs:房地产年均销售面积，ar(n):房价的滞后变量，n=1，2)
（二）35个城市总体分析
1.数据特征描述。将35个城市的各个选取的经济指标进行简单的数据处理，得出的数据特征如下表：
从上面数据特征表看，全国2005年房地产价格的平均水平为3197.51元/平方米，标准差为1436.45元/平方米，说明房价在全国范围内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房价最高的是深圳市，每平米6996元，最低的是呼和浩特市，每平米1541元，仅为深圳的1/5。
从城市的人口规模上看，我国大中城市平均人口为278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过800万的为上海、北京，其房价约为各城市平均价格的2倍，但如深圳、大连、厦门等城市人口低于平均水平，但其房价平均为平均水平的1.6倍，这也说明人口规模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没有很强的规律性。
从城市的经济规模上看，按2005年GDP和年底储蓄余额统计，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4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为6224.25元/平方米，是35个城市平均水平的1.95倍，经济规模最小的5个城市为西宁、银川、海口、贵阳、呼和浩特，房地产价格平均为1926元/平米，为城市平均水平的0.6倍，说明经济规模与房地产价格存在较明显的相关性。
从城市的土地利用规模上看，城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与房价的上涨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这几年房价涨得快的城市，无一例外是正在大搞城市建设的地方。从2005年数据上看，同样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最大，房价也最高，与房价的相关系数为0.732，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张与房价上涨存在显著相关性。
总之，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规模为城市房价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验证规模不同的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有何差异，以下将通过把城市按人口规模分为4类，深入分析城市规模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特点。
2.城市分类分析。对于城市规模的分类，国际上有不同的标准，我国是按照城市市区非农人口规模分组，本节也利用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进行分类，将35个城市分做4类，分类结果见下表：
分别对4类城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
1.第一类城市模拟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在400万以上的城市房价与城市经济规模相关性较为显著，具体是受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滞后一期正相关，与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呈负相关。
2.第二类城市模拟回归方程显示，人口在200万-400万之间的城市房价主要受房地产投资、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及自身的滞后一期显著相关。
3.第三类城市模拟回归方程显示，人口在100万-200万，房价与房地产投资、个人可支配收入正相关，与房价的滞后一期正相关，与其滞后2期呈现负相关。
4.第四类城市模拟回归方程显示，35个城市中100万以下的城市数量最少，代表性较弱，从数据的分析上看，该类城市的房价与投资、销售呈正相关，与储蓄呈负相关。
三、结论及建议
经上述数据分析，从35个城市总体情况来看，只有城市人口规模与房价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0.566），但是城市建设规模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与住宅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732、0.838，相关性较为明显，可以说明城市规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通过将35个城市按人口规模进行分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经济规模和购买能力是影响各地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人口规模扩大促使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房地产的需求随之增加，房地产价格自然上涨，但是人口及建成区面积均没能进入4类城市的回归模型，主要是因为目前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各城市统计的户籍人口数量与实际的常住人口有差距，而对房地产的需求是由当地全部从事各类活动的常住人口数量决定的；此外建成区面积相近的城市，由于区域分布不同，房价也会相差甚远，但是对单个城市房价影响因素的研究，建成区面积每年的递增代表城市的扩张程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在代表城市规模的众多指标中，经济规模成为影响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其中包括GDP、储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销售面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鉴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1.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对于人口规模不同的城市，房价上涨的因素各有不同。因此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也要因地制宜。对于人口规模在4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体系较为成熟，但存在的问题是，人口不断聚集、城市快速扩张会进一步加重“城市病”，此外，人口越多，住房供需缺口也越大，而且受地价的影响，越是人口密集的市区，房价越高，住房问题也越难解决。因此对这些城市要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2.正确进行投资引导。对于人口规模在400万以下的城市共同的特点是：房价与投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中国大多城市存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促使房价上涨过快。因此政府要正确进行投资引导，可以鼓励城市扩大中低价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模，满足普通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此外，压缩高档住宅的用地供给，将房地产投资引入科学理性的轨道。
3.发展区域经济。对于分布在西部，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下的城市，房价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相关性较弱，说明该类城市居民的住房购买力不强，因此对于此类城市应是积极发展城市经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能力，激活房地产市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4.信息透明，规范交易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信息化建设，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房地产市场交易环境。通过全面、及时、准确地向房地产开发商和消费者提供市场信息，避免对房价的投机炒作行为，引导市场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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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规模结构；合理性；Zipf’s 法则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121-08
党的十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国家重要文件和国家重大规划都多次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和城市发展格局。城市发展格局是指基于国家资源环境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而在国土空间上形成的等级规模有序、职能分工合理、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城市空间配置形态及特定秩序[1]。城市规模格局是城市格局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城市体系功能的发挥和竞争力提升。1949年，Zipf提出了Zipf’s法则用于揭示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之间的数量关系[2]，之后Gabaix和Duranton等学者将此法则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了应用和验证[3-4]。1980年代，中国学者最先运用Zipfs法则检验城市规模分布规律[5-6]，之后展开分形维度研究[7]并用于辅助探讨中国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8]，其普适性[9]、空间尺度[10]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劳昕等在2015年发表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Zipfs 法则可以很好地拟合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反映了城市规模与其位序之间简单而准确的关系[11]，可以作为研究判别城市集聚和城市体系合理性的重要原则[12]。克鲁格曼认为，城市规模在城市体系内的合理比例与距离可以回避竞争和完善城市体系功能，利于城市共同成长[13]。皮亚彬认为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率和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14]。而人口密度增长可以提高用地效率和消费效率[15]，扩大本土市场规模，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绩效[16]。由此，方创琳等提出城市规模格局的合理性应该包括城镇体系的合理性（外部体系结构合理性）和城市本身规模效率的合理性（内部规模效率合理性），并构建城市规模合理性诊断模型参与中国城市格局合理性的评价[17]，该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方法基础。
1 基础数据与研究范围
本文变量的样本时间节点为2010年，研究单元为全国657个县级以上城市（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市区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城市建成区面积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数据和相关统计公报。研究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进行处理，借助ArcGIS 10.2空间分析平台实现。
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2.1 城市体系合理性诊断：Zipf法则模型
本研究运用Zipf准则模型诊断中国城市规模结构合理性。理想状态下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表达为：
式中：n为城市的数量，Ri代表城市i的位序，Pi是按照从大到小排序后位序为Ri的城市规模，P1是首位城市的规模，而参数q通常被称作Zipf指数。为直观起见，通常对上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得到
Pl值由回归分析确定。当q=1时，城市体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城市规模分布满足Zipf准则；当q1时，城市规模趋向分散，首位城市垄断地位较强，城市体系不完善；q∞时，区域内将只有一个城市，为绝对首位型分布；q0表示区域内城市规模相同。合理的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Zipf维数向 1 趋近，也是自然状态下的城市位序-规模法则[18]。
2.2 城市规模合理性诊断：城市规模效率指数模型
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城市规模的两大属性。城市规模效率指数（Urban Size Ficiency Index）是以城市建成区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比值来表征某个城市规模的效率[19]，即
其中：F表示城市规模效率指数，LSi为i城市的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PSi为i城市的城市建成区人口规模。
王振波等：中国城市规模格局的合理性评价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12期2.3 基于两维判别矩阵的城市规模结构合理性诊断模型
2.3.1 城市规模体系合理度（Q）判别标准
将Zipf指数q=1认为此时城市体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将城市规模体系合理度Q定义为q与1的绝对值距离，Q越小表明城市规模结构越合理，即
运用专家打分法，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选取30位博士学位以上城市地理学领域专家发放问卷，制定城市规模体系的合理性诊断标准（表1），设定Q
2.3.2 城市规模效率（F）判别标准
依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将城市规模效率即城市的建设用地集约度作为衡量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合理性的主要指标，设定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度越高，城市规模效率越高，城市规模越合理[15]。参考全国不同区域人均建设用地标准（L），设定80 m2/人、100 m2/人、120 m2/人、150 m2/人作为城市建成区用地规模合理性的分界L值，即得出城市的规模效率（F）的分界值为1.25万人/km2、1万人/km2、0.83万人/km2、0.67万人/km2。以此为依据将全国城市分为高合理城市、较高合理城市、中等合理城市、低合理城市和不合理城市等类型（表1）。
2.3.3 全国城市规模结构二维判别矩阵构建
从省域城市体系合理性和城市规模效率合理性二个维度构建5×5判别矩阵，揭示省域城市体系结构与城市规模效率的组合规律（图1）。矩阵自左向右，城市土地利用趋于集约，规模效率增大，依次为城市规模低效率城市、较低效率城市、中等效率城市、较高效率城市和高效率城市；矩阵自下向上，省域城市体系结构趋优，合理性增大，依次为不合理地区、低合理地区、中等合理地区、较高理地区和高合理地区[20]。矩阵右上角（5-5）代表城市体系高合理省域的高规模效率城市，为最优的省市规模组合，矩阵指向此方向城市的规模结构趋优；左下角表示城市体系不合理省域的最低规模效率城市，矩阵向此方向城市的规模结构趋劣。依此规律将矩阵分为5类不同组合的区域
（图1，表2），分别代表高合理城市、较高合理城市、中等合理城市、低合理城市和不合理城市。
3 研究结果
3.1 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现状特征
3.1.1 全国城市规模结构呈现“中间略大、低端偏小”的较合理金字塔格局
2010年中国657个设市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83个地级市，370个县级市。根据全国六普数据，将中国城市规模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1 000万人）、特大城市（500-1 000万人）、大城市（100-500万人）、中等 城市（50-100万人）、小城市（低于50万人）。其中，全国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重庆3个，占全国城市数量的0-46%；特大城市有武汉、天津、广州等9个，占1.37%；大城市182个，占27.70%；中等城市275个，占41.86%；小城市188个，占28.61%。全国城市体系等级健全，城市等级规模结构表现为中等城市最多，小城市和大城市次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少，呈现“中间略大、低端偏小”的较为合理的金字塔格局。
3.1.2 由东向西中国城市规模结构趋向合理
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对中国大区域的分类标准，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桂、琼12个省区；中部地区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蒙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川、渝、贵、滇、藏、陕、甘、青、宁、新10个省区。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分别为283个、247个和127个，分别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3-07%、37.60和19.3%（表3）。东部地区城市体系等级健全，中等城市最多（133），大城市次之（102），小城市居中（41），特大城市（5）和超大城市（2）最少，呈现“中间大，两端小”的金字塔格局；中部地区城市体系等级不全，超大城市缺失。中等城市最多（104），小城市次之（83），大城市居中（58），特大城市最少（2），呈现“中低端大，顶端小”的金字塔格局；西部地区城市体系等级健全，小城市最多（64），中等城市次之（38），大城市居中（22），特大城市（2）和超大城市（1）最少，呈现“低端大，顶端小”的合理金字塔格局。
3.1.3 省级行政区城市规模结构呈现出与三大地形区相应的空间分异特征
31个省级行政区中，城市数量山东最多（48），广东次之（44）；30个以上城市的省份包括豫（38）、苏（39）、鄂（36）、浙（33）、冀（33）、川（32）和辽（31）；20-30个之间的省份有湘（29）、吉（28）、闽（23）、新（21）、赣（22）、皖（22）、晋（22）、桂（21）、蒙（20）；除直辖市外，城市数10个以下的有琼（8）、宁（7）、青（3）和西（2）（表4，图2），省级行政区城市规模结构与三大地形区相适应。
从城市等级来看，超大城市为沪、京、渝；9个特大城市中粤有2个，鄂、川、陕、苏、豫、辽、津各有1个；大城市粤、鲁、苏最多，均有21个，其次为豫（13），鄂、川、浙均为11个，其余省份少于10个；中等城市鲁最多（26），其次为辽（23）、冀（20）、鄂（19）、浙（18）、豫（18）、苏（15）、川（15）、粤（15）、黑（14）、湘（11）、赣（11）、皖（11）、吉（10），青、藏无大城市；小城市新最多（18个），蒙、吉均为14个，晋13个，黑、云12个，甘10个，其余均在10个以下，鲁只有1个小城市。
3.1.4 中国城市Zipf指数特征
运用Zipf准则模型分别诊断全国和各省城市规模结构合理性。全国来看，以lnPi为纵坐标，lnRi为横坐标，将点序lnPilnRi（lnRi，lnPi）作双对数图，并利用OLS 方法进行回归模拟估算：
其中判定系数为0.989 5，T值为 248.43 ，测算结果通过1%水平检验，拟合可信度较高。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显著的分形特征，分维值可信。由此可知，2010年全国城市q值为0.6438，q
从三大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992 8，0.977 0和0.991 8，T值分别为196.32，101.91和123.32，测算结果通过1%水平检验，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值和实际值比较符合，拟合可信度较高。西部地区的q值在三大区中最高，为0.879 9，东部地区为0.711 1，中部地区0.571 8，表明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于东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因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数量少，人口集中程度还需进一步提升。
从省域层面来看，中国省域的城市判定系数均大于0.7，T值通过1%水平检验，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可信度较高。蒙（1-399 1）、琼（1-352 8）、桂（1-153 0）、甘（1-072）、粤（1-005）等5个省份q值大于1，其中，蒙、琼q值趋向分散，首位城市垄断地位较强，城市体系结构欠佳；桂、甘、粤q值趋近1，大城市发达，城市体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表5）。其余省份q值均小于1，黑、赣、云、晋q值大于0-8，吉、新、贵、陕、湘、苏高于0-7，均接近于1，城市规模结构在集中且趋优；除了皖（0-4）之外，其他省份q值均高于0-5，表明大城市不发达，中小城市比较发达，城市人口分散布局。城市规模结构中多数城市位于由 均衡向集中演变的阶段。[21]
3.2 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合理性诊断
3.2.1 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合理性诊断
全国省域城市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分区如表6所示。在全国范围内，城市规模结构高合理省份占19.35%，较高合理省份占32.26%，中等合理省份占38.71%，合计中等合理以上的省份占90.32%，体现出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是合理的（图3，表6）。
3.2.2 中国城市规模效率的合理性诊断
全国规模效率高合理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包括80个城市，占城市总数的12.08%；较高合理城市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中原地区和东部地区，包括235个城市，占35.77%；中等合理城市分布在较高合理区的，包括186个城市，占28.31%；低合理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和长江南侧的大别山-大巴山地区，共115个城市，占17.50%；不合理城市主要集中在安徽、青海和地区，共41个城市，占6.24%。可见，全国76.26%的城市规模效率处于中等合理以上水平（图4）。
3.2.3 全国城市规模结构合理性综合诊断
根据城市规模结构合理性判别矩阵及差别标准，将全国657个城市分为高合理城市、较高合理城市、中等合理城市、低合理城市和不合理性城市。全国85.54%的城市规模结构处于中等合理以上水平（图5）。规模结构高合理城市122个，占城市总数的18.57%，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黄河中上游、东北中南部和新疆西部地区；较高合理城市365个，占55.56%，主要分布在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中原、环渤海、辽东南和沿陇海线地区；中等合理城市75个，占11.42%，分布在珠三角、东部中部、长江中上游和新疆南部；低合理城市82个，占12.48%，分布在安徽省、内蒙古、山东半岛和长三角地区；不合理城市共13个，占1.98%，集中在安徽、青海和地区。其中，全国城市主要集中在规模结构较高合理区和中等合理区，城市人口密度集中在0.6-1.3万人/km2区间。
4 结论与讨论
（1）全国城市体系等级健全，城市规模结构呈现“中间略大、低端偏小”的较合理金字塔格局。657个城市中超大城市占0.46%；特大城市1.37%；大城市27.70%；中等城市41.86%；小城市28.61%。东部地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表现为中等城市最多，呈现“中间大，两端小”的金字塔格局；中部地区城市体系等级呈现“中低端大，顶端小”的金字塔格局；西部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呈现出“低端大，顶端小”的合理金字塔格局。省域城市规模结构呈现出与三大地形区相适应的空间分异格局。
（2）全国城市Zipf值为0.6438，q
（3）中国城市规模体系中等合理以上的省份占90-32%，表明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结构整体合理。京、沪、津、渝、粤、甘等6省市为城市规模结构高合理区，占19-35%；黑、桂、赣、云、晋、吉、新、贵、陕、湘等10个省区为较高合理区，占32-26%；苏、琼、豫、川、蒙、鲁、闽、辽、鄂、浙、冀、宁等12个省区为中等合理区，占38-71%；皖为低合理省份，占3-22%，青、藏为不合理省区，占6-45%。
（4）全国76-26%的城市规模效率处于中等合理以上水平。规模效率高合理城市80个（12-08%），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较高合理城市235个（35-77%），集中在华南、中原和东部地区；中等合理城市186个（28-31%），分布在较高合理区的；低合理城市115个（17-50%），分布在西部、北部和长江南侧的大别山-大巴山地区；不合理城市41个（6-24%），集中在安徽、青海和地区。
（5）全国85-54%的城市规模结构处于中等合理以上水平。高合理城市122个（18-57%），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黄河中上游地区、东北中南部地区和新疆西部地区；较高合理城市365个（55-56%），分布在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中原地区、环渤海、辽东南和沿陇海线地区；中等合理城市75个（11-42%），分布在珠三角、东部中部、长江中上游和新疆南部；低合理城市82个（12-48%），分布在安徽、内蒙古、山东半岛和长三角地区；不合理城市共13个（1-98%），集中在安徽、青海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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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规律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7.008
1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选择合理的城市化路径至关重要。关于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历来有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市重点论之争，主要围绕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效率展开，在实际政策执行上曾导致一些困惑（，2012）。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城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类城市共同构成了城市体系（Henderson，2005），如果仅从单个城市的规模来调控城市体系的发展与建设，可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周一星，1992）。因此，城市化路径的选择应当放到城市体系优化的视角下来考察（Henderson，2010）。
本文以省区为分析单元，将各省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看作是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通过首位城市率、城市集中度等指标量化各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并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力求探寻我国城市体系演进的相关规律，为我国城市形态优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我们依据相关文献，对有关城市作相应界定，为下一步的量化分析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围绕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城市问题展开论述；在分析完首位城市问题后，我们从整体上对中国体系的演进规律进行了考察。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2城市的界定
要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与趋势，首先要界定城市。从经济含义看，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地理单元（Fujita et al.，1999；Fujita and Thisse，2002），通常的做法用人口规模在一定阈值以上的地理单元来定义城市，通常使用的截断点（cut-off point）是5万及以上城市居民（Eaton and Eckstein，1997；Black and Henderson，2003）。根据这一标准，本文对全部的县、县级市和地级市进行了截取。数据来源于2001至2010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根据上述定义，如果在一个地级市、县级市或县的行政区划内，其城市居民数达到5万以上，则将其看作是一个城市，低于这一水平则不计入。
为避免数据不足问题，本文将各个省区看成是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这样，我们能构建较完备的数据集并进行统计分析。值得说明的是：（1）北京等直辖市较为特殊，其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区”，因此，我们不考察此类城市。（2）按照我们的城市定义，等省区的城市数都较少，一方面，城市数量过少意味着这些省区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另一方面，下文需要使用城市首位率、城市集中度等指标来刻画近年来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和趋势，过少的城市数不能满足分析的要求，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去掉了这4个省区。
表1列示了各省区的城市体系概况。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城市居民数逐渐增加。这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的结果。第二，城市数在增加。按照定义，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地理单元，因此，城市数的增加意味着集聚点的增加。第三，在多数省份，城市的平均规模是上升的。这也是经济活动集聚的表现。这意味着城市的集聚经济逐步得以发挥。
3城市体系中的首位城市
首位城市指城市体系中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在城市体系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个问题是：从绝对规模上看，各省的首位城市是否过大？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指出，规模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的大城市净收益最大；Au和Henderson（2006a）的研究则表明，我国的最优城市规模大约在250万到380万城市居民之间。基于此，我们对各省历年的首位城市做了分类（表2）。从标准1看，各省首位城市的规模都在100万人以上，2000年，只有大约1/6的省份首位城市的规模在400万以上，2009年，这类城市的比重增加到1/3以上，过度集聚可能逐渐成为问题。从标准2看，2000年，过半省份的首位城市都是集聚不足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省份的人口进一步涌入其首位城市，因此，2009年，更多省区的首位城市进入了适宜的区间，局面有所改善，但已有超过三成省区的首位城市已进入了规模过大的行列，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首位城市的规模相对于其他城市的规模是否过大了？经验表明，在一个地区发展的早期，优先发展个别大城市是有利的；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高度集聚的城市成本变得过高，这时，城市体系会走向分散（Hansen，1990；Henderson，2003）。城市首位率可用于这里的分析。它指规模最大城市的居民数占全部城市居民的比重（Ades and Glaeser，1995；Black and Henderson，2003），衡量了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表3给出了各省区城市首位率的概况及其和部分已有研究结果的比较。
从跨国比较角度来看，我国平均的城市首位率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但比欧盟和美国高（表3）。这可能源自以下原因：其一，这可能是我国控制大城市规模政策，或者是要素流动受限等政策因素影响的结果（Au and Henderson，2006）；其二，由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较早，大城市较多，摊薄了首位城市的人口比重。
Henderson等（2000）指出，对那些中等大小国家，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最优城市首位率，偏离这一水平会损失效率。在低收入国家（年人均收入110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4900美元）和高收入国家（13400美元）中，最优的城市首位率分别为015、0.25和0.23。无论是用上述哪一个标准来衡量，集聚不足和集聚过度都同时出现在我国各地区的城市体系中，具体见表4。
4对城市体系的整体考察
上面的分析探了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规模问题。要从整体上地探讨城市体系的结构与演进，需要使用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Wheaton and Shishido，1981；Henderson，1988）。其具体的测量方法是各个城市的居民数占全部城市居民数的比重的平方和。当城市居民全部集中在一个城市时，取值最大；当城市居民均匀地分布时，取值最小。
表5列示了各省区城市集中度的概况。从地区看，西部地区的城市集中度总体较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从时间趋势上看，从2000年到2009年，大多数省份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下降了，也就是说，各省的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为均匀了。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组内平均值来看，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什么样的结构变化导致了城市集中度的下降？参考张涛和李波（2007）以及王小鲁（2010）的做法，我们将城市按照规模大小划分为以下几类：小县城（人口
从表6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城市数量上看，规模较小的城市最多，且比重最大。2000年，仅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县城数就占了城市总数的75%左右，到2009年，尽管较大规模城市有所增长，这类小县城在数量上仍保持增长。第二，从平均规模上看，小县城和中型城市的平均规模有所增加，但其他几种规模的城市则略有减少。同时，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上，城市规模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第三，从城市居民流动的方向看，在考察期间，城市居民主要是向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流动的。2000年，居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的城市居民数占全部城市居民数的41.90%，200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8.32%。其中，特大城市增长最快。2000年，特大城市的数量只有16个，城市居民数占比为1482%；到2009年，其数量翻了一番，居民数占比也在原有基数上增加了一半以上。因此，城市集中度的降低，可能是新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出现摊薄了原有大城市的居民份额所致。从赫芬达尔指数和城市居民数在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数之间的相关性看，两者的相关系数是-0.4479，也支持上述论断。
5结论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体系仍然表现出一种城市数量众多，但集聚不足的局面。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从首位城市的角度看，各省区的表现不一，集聚不足和集聚过度的情况同时存在。从变化趋势上看，对于那些期初城市首位率较低的省区，其城市居民倾向于进一步往首位城市集中，而那些在期初时城市首位率较高的省区的情况则相反，其城市居民倾向于往其他城市扩散。第二，从城市集中度的角度看，各省区的城市集中度大体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分散化的特征。这种由城市规模分布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主要是靠新的大城市、尤其是新的特大城市推动的。从不同规模城市的状态转换上看，这些新的大城市主要是由中小城市，特别是中等城市成长而来。也就是说，存在着一条沿着城市规模由小到大发展的路径，这样的发展将摊薄原有大城市的份额，这种路径将导向一个更为优化的城市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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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 要] 我国城镇体系研究同区域规划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山东省各地市及县市区城镇人口分析，基本得出其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基于对山东省城镇人口分析，发现了山东城镇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城镇体系发展构思。
[关键词] 山东省；城镇体系；位序-规模法则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5. 115
[中图分类号] F299.21；TU9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5- 0211- 03
0 引 言
城镇体系研究起于欧洲，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便大规模开展城镇体系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城镇体系研究有自己的特点，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域城镇体系规划，扩大了城市规划的内涵，把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联结起来。同时，城镇体系研究也广泛地开展起来. 并一直与后来的区域规划、国土规划及以中心城市为主的经济区建设等各项工作密切结合。
城镇体系规划自1984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条例》以来，已经成为城乡规划的一种重要形式，由国家建设部负责编制地方各级规划部门。它旨在对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合理进行城市的布局，配置区域基础设施，改善区域环境，确定不同层级城市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协调城市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区域的合理发展。本文将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城镇人口数据和区域分布情况，分析山东省城镇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
1 城镇体系研究概述
1.1 城镇体系理论
城镇体系也称为城市体系或城市系统，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相互密切联系的城镇组成的系统，城镇体系区别于一般城镇群体的是它的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对特性质。城镇体系不仅作为一定时间内稳定的状态而存在，也随着时间而发生阶段性系统性的变动。城镇体系研究是在单一城镇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对一定区域内城镇群体的系统研究。此类研究往往与区域发展研究相结合，不仅形成了城市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方面，而且也成为区域发展研究、区域规划和国土开发与规划等项工作的主要内容。
我国大规模的城镇体系研究基本上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较晚。但我国城镇体系 研究进展较快，不仅是各种研究文章的迅速增多，而且研究内容逐渐深化。我国学者不仅大量研究了城镇体系结构的有关问题，而且探讨了结构形成的原因及促成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要机制等问题。城镇体系在西方国家主要被用于研究国家经济和国家地理，但少有用于规划和实践。
1.2 区域城市规模研究
城市规模通常指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规模分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城市人口规模的层次分布。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目的是探讨区域内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与其人口规模的关系，揭示区域人口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最早是1913年奥尔巴克发现五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资料符合Pi×Ri=K的关系（Pi是一国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数）。1925年罗特卡发现美国城市人口符合Pi×Ri0.93=5 000 000。1936年，辛格（H.W.Singer）在研究中将关系式转换为lgRi=lgK-qlgPi，相当于Pi×Ri=K。捷夫（G. K. Ziff）提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达：Pr=（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已被很多人接受。艾奇逊（J.Aitchison）等人提出了修正模式：Pi =。
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城市规模分布分为：首位分布；位序-规模分布；过渡类型。位序-规模法则在国内现阶段仍然有学者在研究，多数学者运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研究，也有少部分国内外学者把位序-规模法则运用在城市用地的研究上，用以刻画城市土地利用的变化规律。
2 山东城镇体系分析
2.1 数据统计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采用山东省2012年的数据。本文研究的为城镇体系，故选取其中的城镇人口和总人口数，通过城镇人口了解城市规模，通过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数之比算城镇化率，了解各个县市区城镇化发展状况。
我国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是以城市人口的多少为主要依据的，城市非农业人口超过 1 000万为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在500万到1 000万之间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100万至500万之间为大城市，人口规模在50万至100万之间为中等城市，人口规模小于 50万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按照这个城市规模标准来看，山东除了东营和莱芜属于中等城市外，其他15地市都属于大城市。
2.2 山东省人口规模分析
山东省各地市下又包括了县级市，这也就使得17地市人口数目庞大且无明显分类，下面将各地市拆分成市辖区、县和县级市，将市辖区作为一个单位，但距离市中心超过25km的区单独分出来（城市大的适当考虑，如济南、青岛）。通过分类整理，将以下区单独分为一个单位：济南的长清区，青岛的城阳区和黄岛区，淄博的临淄区、博山区和淄川区，枣庄的台儿庄区、山亭区，烟台的牟平区，潍坊的寒亭区。
最后将山东省市辖区、县和县级市分为118个单位，将其按照人口大小数排列出来，排在前11位的均为市辖区，经过计算得出R2为0.98。
3 山东城镇体系发展构思
根据山东省城镇规模结构发展趋势和各级城镇具体发展条件，遵循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发展县域中心城镇的总体指导思想，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布点法规划城镇体系规模结构。
3.1 强化济南市的省域中心城市功能
从传统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首位分布允许资金和人才的更大积累，有利于知识更加专门化和思想广泛交流；第二，大城市内的各种运输成本一般比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低，因此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第三，首位城市常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是革新的源地，比乡村地区更能吸引投资。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并不明显，所以应该强化济南市的省域中心城市功能。
3.2 积极推进大城市的建设
山东省除了东营和莱芜两地市没进入大城市行列，其他城市均为大城市，然而城市规模基本相当，排在前几位的城市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应该积极推进济南建设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心城市，青岛建设成为黄渤海地区国际性城市，烟台、淄博、潍坊、临沂、济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特大城市。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等级，增强城市辐射功能和拉动功能。同时，要结合每个城市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给每个城市定位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和城市类型，使城市间职能分工明确，各具特色，不要搞成千市一面、结构趋同。
3.3 城镇体系职能结构的优化途径
提升各类城镇的职能层次，搞好城镇职能体系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建设，明确城镇之间的职能分工，密切城市与区域之间的职能联系，稳步推进工矿城镇由工矿职能向城镇职能的转型发展，尽快形成各具特色、职能有别、分工联系、协调发展的城镇职能结构。
3.4 小县城合并，集中力量发展
排在人口末尾的基本为小的县城，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没有支撑产业的小县城，很难靠自己发展起恚可以通过与邻近县市区合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军.中国城镇体系研究： 综述与展望[J].城市问题，1995（4）：2-6.
篇7
关键词：物流业；制造业；协同定位；垂直关联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ertical correlation model， constructing empirical model of spatial co-location between logistics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using 2009～2013 data of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sample to valid co-loc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se two industry and find ou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is relationship. It turns out that logistics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s the relative balance effect in spatial co-location. Transaction cost and city scal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patial co-location of these two industries.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atial co-location； vertical linked model
物流I与制造业联动发展是近年各级政府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制造2025》指出，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迫在眉睫，要加快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广东虽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制造业基地，但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附加值低，竞争力弱，优势正逐步丧失，转型升级势在必然。面对世界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趋势和物流服务对制造业生产流程主导作用和对产品链渗透作用日益增强以及企业边界日益模糊、供应链管理愈加重要的全球经济环境，广东须重视物流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这是现代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并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而在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中，两个产业联动的趋势、关系、机理、模式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对已较成熟。基于空间地理学视角探讨两个产业的空间定位关系是近年研究新方向，但该类研究刚起步，还很薄弱。基于此，本文从空间定位视角对广东21个市地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关系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1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的空间关系文献综述
世界经济日益呈现服务化趋势，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加速进行。国内外就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关系进行大量研究，形成了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融合论四种观点。互动论、融合论较切合实际，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Quinn J.B.等[1]提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已成全球产业发展主流和趋势，制造与服务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Karmarkar[2]以大量企业实践再次说明，服务业与制造业进入了一个高度相关、双向互动的新阶段。我国学者周振华[3]也指出，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动态联系。王硕[4]通过建立两方程联立模型，验证了长三角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区位分布上存在协同定位关系。
物流服务是服务业重要内容，其发展是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在物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空间定位上，物流业作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区位选择主要受人力、技术、知识等因素影响，而制造业区位选择主要对要素成本较为敏感。虽然两业的区位选择动机有所不同，但却又因为存在着投入产出的垂直关系，导致两业区位选择存在着联动影响。赵放[5]构建空间集聚模型，说明物流部门的集聚程度会随制造部门的空间集聚程度上升而上升。韦琦[6]构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立方程模型，并以中国31个省区市2003～2011年的制造业与物流业数据计算，也发现两业区位存在双向协同效应，但物流业受制造业的影响小于其对制造业的影响。程云翔[5]分析了物流业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双向影响。王永康[5]分析了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和空间布局关系。广东物流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什么空间布局关系？有何规律？邻近还是分离？还没有统一认识。本文以垂直关联模型作为理论基础，构建物流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区位实证模型，并以2009～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研究广东物流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定位关系。
2 理论模型
Venables（1996）提出垂直关联模型，认为产业间存在着垂直关联，单个产业的区位选择会受到其上下游产业区位分布的影响，并不是独立选择。这可以作为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定位研究的理论基础。物流业与制造业存在两种关联：一是需求关联，制造业为物流业提供了市场，物流业企业偏好于布局在制造业企业集聚区；二是成本关联，物流业企业集聚区可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物流服务，制造业为了降低成本也会偏好于布局在物流业企业集聚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①：物流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分布是相互影响的，存在协同定位效应。
假说②：交易成本对协同定位效应产生影响。
3 广东省物流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区位分布描述
3.1 物流业和制造业的界定
首先界定物流业和制造业范围，用以描述广东省两业的空间分布现状及其演变过程。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对物流业和制造业进行界定。物流业指字母代码为G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则对应字母代码C分类中13～43这个区间内的所有行业。
3.2 广东省物流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现状及演变
根据广东省2009年和2013年两业就业人员比重，两业空间分布图如图1和图2所示，可以直观地了解广东近几年来物流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演变。从2009年到2013年，图1显示，制造业出现由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向四周扩散的趋势（中部地区颜色变浅）；图2则显示物流业空间布局并没有明显变化趋势，仍然集中分布在广深两大经济发展突出的城市。
总体而言，相较于制造业，物流业倾向于分布在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根据2013年数据可知，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这3个规模最大城市的物流业就业人员比重加总高达70.85%，远高于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之和（54.28%）。其中，广州为物流业就业人员比重最大的城市，高达41.75%，其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仅9.6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物流业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偏向定位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物流业的集聚与城市规模有密切关系。
将2009年和2013年的数据相比，广东省有7个城市的物流业就业人员比重有所提升，分别是东莞、佛山、江门、中山、惠州、珠海和梅州。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提升的则有8个城市：东莞、佛山、中山、深圳、揭阳、汕尾、潮州和阳江。其中物流业和制造业比重呈现同步上升的城市只有东莞和中山2个。可见，当前广东省大多数城市的制造业仍然是济发展的核心，制造业发展为物流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但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却因各个城市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两业的区位分布存在一定相关性，且两业互动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大小存在一定关系。由此，提出假说③：城市规模对协同定位效应产生影响，但对两业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
4 广东省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实证分析
4.1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根据理论模型，两业区位是关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消费支出的函数。方程（6）体现了垂直关联中的成本关联，制造业区位是物流业区位、其消费支出和交易成本的函数。随着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物流成本已经成为制造企业决定产品增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两业协同定位关系时，以物流业区位作为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变量。方程（7）表示的是垂直关联中的需求关联，体现出物流业是其生产成本、制造业区位和其交易成本的函数。由于物流业的最主要需求来源于制造业，因此可视其为物流业的下游产业，用制造业的区位表示物流业的支出。其余各个变量的含义见表2。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变量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自于2009～2013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鉴于现有年鉴中缺乏物流业相关数据，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数据作为物流业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
4.2 实证结果
方程（6）和方程（7）表明，制造业区位和物流业区位是由一个均衡机制联合决定的。出现内生解释变量，若用OLS对参数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量将会有偏差。因此，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对联立方程模型的总体参数进行估计之前，要求参数必须是“可识别”的。由于方程（6）和方程（7）分别包含一个内生解释变量，而排斥的外生变量个数大于1，因此可以判定为可识别方程。下面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2SLS方法可以同时估计联立方程系统的全部结构方程。表3给出了使用2009～2013年广东省21个城市的产业区位数据的2SLS的估计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广东制造业区位分布和物流业区位分布存在协同定位效应。
体现成本关联的制造业区位模型，其区位分布和物流业区位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物流业就业密度每增加1个单位，制造业就业密度就会提高0.793个单位。相对的，在体现需求关联的物流业区位模型中，制造业区位对物流业区位亦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业就业密度每增加1个单位，将会引起物流业就业密度增加0.726个单位。这意味着假说①得到证实。另外可看出，广东省制造业区位对物流业区位的影响和物流业对制造业区位的影响差异不大，说明两业存在相对平衡的协同定位效应。
第二，广东制造业与物流业的交易成本不同影响二者的协同定位。
表现制造业交易成本的变量是交通运输水平，其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广东制造业发展已相当成熟，交易成本上升会使产业对成本差异较不敏感，而对市场规模差异更为敏感。表现物流业交易成本的变量是信息化水平，其与物流业的区位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就会带动物流业区位提高0.23个百分点。这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广东省两业交易成本所处阶段的差异。对于制造业，目前广东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较为发达，即交易成本较低，因此制造业布局对交易成本差异相对不敏感，并倾向于集聚在物流业发达地区。而对于物流业，由于目前广东省物流信息化水平、物流信息平台仍处于高速发展和整合阶段，交易成本较高，企业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趋向于相互靠近以了解市场需求。综上所述，假说②得到部分验证。
第三，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效应受城市规模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物流业区位和制造业区位呈现相反方向的影响。城市规模与制造业区位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物流业区位呈现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物流业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则出现向城市扩散的趋势。城市规模扩大，将导致土地资源的相对紧缺，从而引起土地价格上升，加上城市生活环境改善、疏解城市交通压力的要求，迫使大型制造业尤其是污染性制造业向城市转移。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物流业其产出价值高于制造业，对土地价格具有较高承受力，加之物流作业高效集约，相对减少了市区车辆通行次数，且污染相对较小，成为各地争相发展的支柱产业。这样就出现了随着城市化水平提升，物流业在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城市扩散的现象。而且，城市规模扩大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更加完善，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制造业向城市扩张也更有利于整体城市产业的协调发展。由此，假说③得到验证。
5 广东省物流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区位建议
5.1 重视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规划与布局、均衡发展
当前市场环境的改变，使广东制造业原有优势消失殆尽，急需转型升级。从现代制造业变革看，实施精益制造、柔性制造、按单制造、供应商管理库存等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与物流业紧密相关。物流已经不能简单理解为制造业降低成本的源泉，而是成为制造业管理供应链的战略部门，成为制造业产品差异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广东将物流业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和基础地位而大力发展，充分发挥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联动发展效应，优化区域两业的空间布局，提高区域产业的空间协作效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和强化区域的竞争优势。
5.2 实施着力点不同的制造业和物流业发展政策
由于筛霾业的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同，这为广东各地市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市场引导工具。发展初期，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交易成本都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交通运输水平。但在现阶段，对于广东省制造业而言，深化分工，进一步实现物流服务从制造业生产经营中脱离出来是广东制造业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重点，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物流业而言，要创造更有利于交易成本降低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推动物流的现代化和网络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信息共享的物流大数据平台，解决“最后一公里”和“信息孤岛”问题，提高物流运作效率，这是广东物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5.3 不同地市应结合自身城市规模明确产业发展顺序和产业布局安排
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效应受城市规模的影响，即城市规模大的地区，物流业发展相对有比较优势，而制造业在城市规模小的地区相对有发展比较优势。目前，广东省部分城市罔顾自身现阶段经济发展需求，盲目耗费巨额财政支出兴建物流园区和工业园区，结果却是园区入驻企业廖廖无几、难以实现预期经济目标。各地市政府应立足于本地区比较优势，采取差异化产业发展政策，实现并强化两业的协同定位效益。鉴于不同城市规模与不同产业间的匹配性存在差异，各地市应结合自身实际条件明确产业发展顺序和产业布局安排，即确定到底是以物流业空间集聚带动制造业空间集聚还是以制造业空间集聚引领物流业空间集聚。具体说来，大城市应该在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物流业的集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以减少物流业在集聚过程中受到的阻力；中小城市则应重点关注制造业产业集群，以此吸引和推动物流业集聚，促进两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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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城市首位度；城镇体系；四川盆地
1. 研究背景
城市群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而其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效发挥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分工体系，各城市能够找到自身的正确定位、区域内部相互相协调合作、有序发展。城市首位度揭示该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特征，其分析作为研究城市之间相互系、衡量城市规模合理性的理论概念，已成为分析城市群发展及其内部分工的重要工具。
2. 城市首位度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
2.1城市首位度的内涵。
（1）1939年，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作为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概括。按照杰斐逊的解释，一个在规模上与第二位城市保持巨大差距，吸引了全国城市人口的很大部分，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称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叫做首位度（Primacy）。马歇尔（Marshall）对城市首位度进行了具体的量化，认为首位度指数在2.00以上的城市才能称其为首位城市，而首位度大于2.00的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类：大于2.00又不大于4.00的属中度首位分布，大于4.00的属高度首位分布。埃迪斯（Ades）和格莱泽（Glaeser）从国家层次研究首位城市形成的原因时，认为政治因素比经济因素对城市首位度的影响更大。Luisito bertinelli和Eric Strobl（2003）在对 39 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分析显示，1999年，这39个国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为39.1%，这些国家（除巴西、印度等大国除外）的城市首位度一般都在0.20～0.45，且首位度从1960年到1990年基本上处于递增趋势。
（2）国内对于城市首位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广泛地应用在区域城镇体系的研究中。例如：严重敏、宁越敏比较了1952年～1972 年我国26个省区的首位度变化，从而分析出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发展较快的原因；许学强、叶嘉安以城市首位度为指标比较了我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周一星改进了首位度的计算方法，将我国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分类；顾朝林计算了1985 年我国分省区城市首位度的大小，将分省区城镇体系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即双极型、均衡型和极核型，并简单分析了各种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卢学法、申绘芳（2007）对首位度的概念进行了深化，首次提出了经济首位度、产业首位度、科技首位度、人才首位度和文化首位度的概念。
（3）城市首位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研究首位城市的相对重要性，即城市首位度，是城市经济地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已成为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一种常用指标。
2.2城市首位度的计算公式。
（1）城市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镇体系中的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为了计算上的简便和易于理解，杰斐逊提出了“两城市指数”，即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其计算方法如下：
两城市指数S=P1/P2
（2）两城市指数尽管容易理解和计算方便，但不免以偏概全。为了改进首位度两城市指数的简单化，又有人提出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四城市指数S=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数S=2P1/（P2+P3+…+P11）
（3）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两城市指数应该是2，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事实上，两城市指数与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在计算结果方面有很大的相关性，一般情况下选用两城市指数方法，更为简单实用。
2.3对首位城市发展理论的评价。
（1）有学者从传统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城市首位分布的积极影响：第一，首位分布允许资金和人才的更大积累，有利于知识更加专门化和思想的广泛交流；第二，大城市内的各种运输成本一般比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低，因此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第三，首位城市常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是革新的源地，比乡村地区更能吸引投资。
（2）而有学者则从城市的位序规模分布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第一，首位分布对国家经济发展有一种寄生作用（Parasitic Effects）；第二，首位分布的空间集中是对资源的一种低效利用，有损于更合理的资源利用；第三，首位分布代表了一种超国家的倾向，这种倾向对经济增长、全民凝聚力、区域公平和社会平等有害，等等。
3. 四川盆地城市体系的城市首位度分析
3.1研究区域说明。
（1）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就四川盆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都大都局限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成渝地区，或者单独研究四川或者重庆，没有完整的包括广大的四川盆地。
（2）1997年重庆直辖后，四川一分为二，各自保持高速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本身的内在一体性，整个四川盆地经济和城市体系发展实际上还是一体态势，目前成渝经济区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所以不能单独的区分开来研究，鉴于此本文研究的城市为整个四川盆地内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辖区内所在城市，按照非农业人口大于 10 万（含）以上城市进行排序计算。基于地域的一体性出发，研究范围包含整个四川盆地，而不属于四川盆地的四川的甘孜、阿坝地区，不在研究范围之列，但攀枝花和西昌所处的地区情况特殊，其城市体系发展良好，和盆地经济联系紧密，这里有必要考虑在四川盆地城市体系之列。
3.2城市首位度分析。
（1）本次分析数据来源于2010年四川省和重庆市统计年鉴上关于2009年的各城市非农人口的统计。
（2）由于四川盆地城市体系比较特殊，排在第一二位的是重庆和成都两个相差无几的超大城市，根据四川盆地城市体系的实际情况，依据城市首位度原理，这里做一下变通，分子分母都加倍，用前面两个城市人口数之和与后四个城市人口数之和之比即（P1+P2）/（P3+P4）得出，通过计算，得出首位度值为6.12，大大高于一般认为2的国际经验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四川盆地整个城市规模等级超大城市发展相对突出，大城市发展相对迟缓，不利于整个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
3.3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分析。
同理，我们这里推广成八城市指数分析和二十二城市指数分析，通过计算，得出八城市指数即（P1+P2）/（P3+P4+P5+P6+P7+P8）为2.14，二十二城市指数即2（P1 +P2 ）/（P 3+P4 +……P20）为1.96，我们可以看出，八城市指数和二十二城市指数都大于国际经验为 1的标准，还是说明了重庆和成都发展相当突出，大城市的数目很多但发展相当滞后。
3.4结论分析。
（1）从我们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四川盆地整个城市体系发展中，重庆和成都两大超大城市发展相当突出，非农人口都超过600万。
（2）作为四川省省会的成都和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成都和重庆的发展近年来突飞猛进，随着成渝经济区的规划和建设，重庆和成都将共同带动整个四川盆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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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城市规划；低碳背景
在世界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低碳经济发展是未来的必然方向。从地域角度来说，城市发展规划低碳化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低碳经济和城市发展规划间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内在联系
最早提出低碳经济是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中，低碳经济缘起于排放温室气体致使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严重后果。IPCC在1990年阐述气温升高的危险后，以此为强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紧密关联，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 年《京都议定书》分别强调减少排放温室气体是国际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全球变暖业已无法逆转，排放温室气体减排是世界各国的生存和发展严重阻碍。
现代城市发展规划开始于城镇化建设，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使得大量农民从农村到城市成为工人，导致城市数量和城市建设规模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加速和工业使得城镇化建设加快了进程。传统城市向着工业现代化城市转变，也给城乡设施如何布局带来难题，这些难题对城市进行现代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城市发展规划进行探索，提出许多理论，极大促进了城市发展规划的现代化学科和现代化体系建设。低碳经济条件下的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共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互相作用，互为依托。
二、我国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实际性质
我国处于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和城市发展阶段，发展特征是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城市化经济的发展，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开始朝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演化。我国城市数量多，规模大，经济和城市发展过程的能源消耗位于世界前列，根据IEA报告，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的同时，低碳减排任务巨大。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越来越产生关联，发达国家外移高能耗企业，对包括我国履行减排温室气体和发展低碳经济带来很大阻碍。我国的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水平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部分城市尝试进行低碳城市发展项目，重点发展节能环保型建筑，提高建筑的能源使用率。我国低碳经济须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低碳建设，减排、节能促进新能源、新经济的发展。我国低碳经济重点应在于升级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我国低碳城市发展要积极利用已存在的产业，结合新能源的产出和利用，实现低碳产业的低碳发展、低碳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转变。我国低碳城市发展规划要减少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为关键，建立生态、绿色、环保的低碳城市，强调以人为主，建立复合的低碳城市生态系统，侧重于系统、层次和环境。
三、我国城市发展规划的低碳特征
我国的城市发展规划是为了维持城市发展的公共生活秩序而进行的未来空间的设置和安排的具体表达。我国城市发展规划的低碳特征是建立在城市的发展、思路、总体布局等基础上，安排合理空间达到节能、环保和减排的规划目标，主要表现为：
1、低碳城市规模适度
我国的城市规模与碳排放量有正向联系，既城市规模越大，则居民碳排放量越多，更深层的表达就是人口越增加，碳排放水平越高。从这一理论看，只有适合的城市规模才能保证城市碳排放的相对合理。
2、低碳城市紧凑形态
我国城市发展要持续发展，则城市形态必须相对紧凑，要充分成复合土地利用效应，因为在低碳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城市密度、城市交通和碳排放间有紧密关联，紧凑土地予以复合利用，多功能结合，有助于降低居民的日常出行成本，对提高城市密度，推进城市交通利用效率有积极作用，进而减少碳排放量
3、低碳城市高效交通
交通作为我国城市的碳排放来源，主要是指排放汽车尾气，不停增加的城市道路建设都是低碳城市建设的阻力。所以我国应建立居民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合理、高效的交通体系以降低城市碳排放增长。
4、低碳城市低碳政策
在一些新型城市发展规划之初，就要考虑低碳发展为主，留下足够的用于低碳建设的政策实施空间。在城市发展规划的决策时必须综合考虑城市低碳发展的操作空间，制定低碳政策，并规划、实施低碳措施，促进低碳观念普及和低碳技术应用。
四、低碳经济前提下的我国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对策
我国现在的城市发展规划对发展城市和管理城市有着重要的任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的理念、方法、内容和管理等措施，要围绕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展开。
1、转变城市发展规划的低碳理念
转变城市发展规划的低碳理念，建立低碳城市的发展规划体系。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时期，也要相应地改变低碳经济下的城市规划目标，调整、研究我国的城镇化与低碳经济的有机融合渠道，建立起适合国情的城市发展规划的低碳理念和体系。
城市发展规划以低碳为出发点，要遵循城市本身固有的复杂结构，认清碳排放不断增加的影响因素，要找到适应低碳经济下的、可以覆盖城市发展的低碳理念。城市发展结合低碳目标，为发挥城市发展规划对低碳经济的调控作用，低碳城市规划必须关注城市的消费全过程，加强低碳、环保、节能、生态等理念在城市规划的应用。
2、探寻城市低碳发展模式
探寻我国不同城市低碳发展模式，创新规划内容。实现低碳城市的目标要降低碳排放、增加碳汇两种方法，城市发展规划要与这两种方法结合，研究碳源和固碳地，探寻城市发展规划与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模式，创新城市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减少碳排放主要通过合理确定城市的人口和发展规模、促进城市紧凑性突破和多方应用节能减排技术等方式来达成；增加碳汇指经由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增加绿化、限制城市任意扩充规模和建设、健全城市生态环境等实现。
3、调整低碳城市规划的城市规模
改变传统的建设城市以人口数理决定城市规模的方法，改由城市的生态承载力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空间和规划规模的决定因素。生态承载力可以客观、准确地说明城市和自然间的切合度，能严格控制城市发展影响自然的负面程度。以城市生态承载力决定城市发展规模更利于城市发展规划的低碳化发展。
4、强化低碳经济与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策略研究
我国必须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的规划实施对城市发展的安排和管理作用，强化低碳经济与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策略研究。低碳作为经济发展方向和城市规划的新兴观念，我国低碳理念推广和宏观计划还远远不够，城市规划必须依靠可行的低碳发展策略才能确实实施。要尊重城市发展的低碳特点，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的低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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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城市化 城市病 集中化 分散化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总体特征
1.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特征
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来看，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城市化初期发展缓慢，中期发展速度加快，后期发展速度又放慢。呈现出慢－快－慢的过程。即呈现慢－快－慢的过程，对于城市化速度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这种变化轨迹，现在研究城市化的学者一般都称之为“S”型曲线。
最早提出“S”型曲线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地理学家诺瑟姆。他在书中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运动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但他没有具体提出这条曲线的数学模型。清华大学焦秀琦在 1987 年对“S”型曲线理论进行了数学模型推导，描绘出了城市化发展的“S 曲线形状图。
图 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
注：Y－代表城市化水平，t－代表时间。
资料来源：《城市规划》，1987年第2期，P35。
我们通过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指标分析，也可以看出“S”型曲线是有现实依据的。如下表所示，无论是城市化的水平还是城市化进程年平均增速都表明，世界城市化进程经历了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缓慢阶段后，进入了1920年～2000年的加速推进时期，年平均增速也达到了0.3％以上，而进入21世纪，则会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再次进入慢速发展时期。
表1 世界城市化进程
资料来源：胡欣江小群：《城市经济学》，P30
表2 近250年世界城市化进程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胡欣江小群：《城市经济学》，P30
对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S”型曲线规律，在西欧、北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最为充分。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城市化也起步早，在工业化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发展得比较充分，经历比较完整的三个发展阶段。
2.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
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规模看，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城市化初期规模小、数量少；中期阶段城市规模大、数量多；后期阶段城市规模又逐渐向小型化、多数量发展的过程，即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呈现出小、少－大、多－小、多的运动规律。对城市化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规模和数量的发展所呈现出的这种小、少－大、多－小、多的趋势主要是由经济原因所决定的。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城市规模小，数量少。这是工业化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实力不雄厚的表现。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在客观上要求不断集中，以获取聚集效益，这必然带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发展的这种现象概括就是“大、多”。城市规模由大向小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造成了大城市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如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公共设施不足、治安状况不佳等。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普及，城乡的生活方式差距越来越小，市民们对田园风光和对别墅式住宅的追求，致使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出现了由大城市，特别是由特大城市迁向郊区的趋向。这就造成了大城市中心人口减少，小城市群大量增加的新趋势；还有，大城市的土地价格、生产费用越来越高，也促使厂商向地价、生产费用低的中小城市迁移。
这种规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尤为显著，在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也可以得到印证。而没有呈现此规律的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则被普遍认为是畸形的。
3.城市化的空间分布发展规律
从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分布的变化来看，先集中后分散是普遍的规律。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同样在发达国家表现最为显著。
发达的城市化进程大体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到本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exurbanization)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于是，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式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4.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的革新、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的改善是城市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
英国之所以以其领先的速度率先迈开城市化的步伐，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整个西欧以致美国才受惠于技术革新的冲击因而有了开展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推动力。
5.“城市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城市病”几乎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阶段性现象。英国和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都一度感染了“城市病”。而印度由于其畸形的发展模式，也感染了“城市病”，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大城市，贫民窟成了无法回避的景象，相比之下富人区里则高档轿车随处可见,私人保安、佣人、司机、花匠、杂工、厨师一应俱全，豪华别墅备有一切现代化的厨卫设施。同时带来的环境恶化、宗教冲突等问题势必会对印度的经济发展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和无法逾越的障碍。
“城市病”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地价飙升，住房供应不足问题严重。
(2)生活环境恶化，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环境恶劣。
(3)工人的处境艰难。
(4)道德沦丧，犯罪率高，童工几乎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5)城市建设规划滞后，景观丑陋，发展盲目无序。
“城市病”对一个城市乃至一国经济的发展均存在致命的危害。例如日本80年代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和其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地价飙升有密切的关系。
6.政府的推动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政策对推动城市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英国、日本城市化发展过程均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英国政府迫于社会各方压力,也开始对城市逐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从1835年,议会通过了《市政机关法》，同时设置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机构到1880年颁布《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英国通过这些法令的出台唤醒了整个社会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关注基本上较为成功地治理了“城市病”。日本政府也通过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城市病”的法规，成功治理了“城市病”。而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两大政策――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和住房贷款政策有力的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也是经过了政府很好的规划和组织。
二、启示
1.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要以工业化的发展和企业的聚集为支撑
世界城市化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作用于工业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水平。工业化初期，城市化水平很低，一般不超过10%。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生产和人口的空间聚集，城市迅速成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达到50%左右。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人口比例超过70%。城市化也开始进入后期的终极阶段。而产业与企业的聚集则能带动当地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的跨越式增加，会吸引众多趋之若鹜的外地人到来。这也是许多中小城镇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
2.市场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前提
城市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的聚集和扩散的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聚集，没有产业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聚集经济，产生城市；没有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关联，城乡之间的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要促进城镇的发展和城乡的融合，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
3.大城市的超先发展要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依托
从空间形态来看，这些城镇带绵延数百公里，城市与边缘、城市与郊区甚至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已不明显，似乎处于完全开放的松散状态，人口的密度因分布在若干小城市和小城镇而相对分散。特别是其区域性城镇体系布局合理，逐级辐射，带动能力强，同级城镇的个性特色较为鲜明。这就要求我国城镇化不能单轮驱动，要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小城镇协调发展。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把城镇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扩大大城市上，这是片面的。针对我国国内二元结构的现实，单靠大中城市是不够的，而应当将扩大、提高大中城市与农村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一盘棋来考虑，建立起太阳系式的中心城市－－卫星城－－小城镇网络体系，一些卫星城很快就可能变成市区一部分。从长远看，吸引农村人口更多的是星罗棋布的中心城镇，而且中心城镇农民容易迁入，容易把工业、流通同现代农业挂起钩来。
4.政府的有效调控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调控对城市化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保障作用。尤其是日本和英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它不仅仅是经济变革、也不单纯是人口转移的过程,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在城市化发展中，政府疏于治理很可能会感染“城市病”。虽然可以通过后期的治理缓解“城市病”的危害，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看到，这种事后治理的成本是巨大的。印度城市发展的畸形模式很大部分也可归责于政府调控的缺失。而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范畴的巴西则在这方面起到了正面的导向作用，在此不赘述。
当前我国面临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宏观环境，放眼国际市场，我国应从战略政策层面上，真正做到技术携手、资源共有、信息共享，使城镇和乡村产业实现跨区域的横向联合，走向全球化市场。因此，这就客观要求我国在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建立不同层次的协调机构。
三、结语
结合我国当前城市化水平偏低（现在为40％左右）。因此可以判断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按预测在205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应达到70％，即当今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每年增加1%的城市化率，就意味着每年超过千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应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政府的政策导向将显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分析，我国应做好以下几点，以应对城市化发展给我国带来的挑战：
1.科学规划，有效利用资源
规划是发展的龙头。在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中，上至内阁，下到区县政府，都有很严密的国土利用规划。无疑，中国的城市化也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对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地区布局、城市规模的扩大等方面，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而不能放任自流、完全由市场调节。
2.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多层次开展城市化
我国应将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相结合。首先，集中型城市化模式使大城市的各种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先进的基础设施、全面的服务设施,以及丰富的娱乐和休闲场所使城市的聚集力大为增加，各种经济主体及居民都向往迁人。但是，大量的人口聚集在狭小的空间，各种“城市病”便会应运而生，甚至会加剧城乡矛盾。第二，分散型城市化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不过，城市若过多、过小、过于分散，就会影响其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国土资源浪费。我国的东、中、西部经济综合实力差距较大，相应城市化水平也相差悬殊，各地应结合实际，正确选择自己的城市化道路，如有学者认为东部宜走分散型、中部宜走集中型和分散型相结合、西部宜走集中型的道路。
3.发展与治理同步进行
城市增长、城市化与城市环境存在着固定的冲突。如何将这种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英国、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基本上是“先发展，后治理”，在发展的同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城市环境问题，从而酿成了众多严重的“城市病”。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起跑线上，为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吸取发达国家城市化中的一些教训。对城市化要做统筹安排，未雨绸缪，从最大限度上控制“城市病”的繁衍，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重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优良的条件
基础设施供给短缺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应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基础设施的主导产业应由国家投资，但要改变管理体制。非主导产业可鼓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乃至私人投资，在合适条件下还可引入外资。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将竞争体制引人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当中，政府在多数时候只需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规划和监管工作，适度介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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