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含义范文
时间：2024-02-02 17:51:2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税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干旱山区；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应用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水肥一体化是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制而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采用灌溉施肥技术，可按照作物生长需求，进行全生育期需求设计，把水分和养分定量、定时、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目前，常用形式是微灌与施肥的结合，以滴灌、微喷与施肥的结合居多。
1 适宜范围
该项技术适宜在有井、水库、蓄水池等固定水源，且水质好，符合微灌要求，并已建设或有条件建设微灌设施的区域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主要适用于设施农业栽培、大田经济作物栽培以及经济效益较好的其他作物。
2 技术要点
2.1 微灌施肥系统的选择
根据水源、地形、种植面积、作物种类等，选择不同的微灌施肥系统。保护地栽培、露地瓜菜种植、大田经济作物栽培一般选择滴灌施肥系统，施肥装置保护地一般选择文丘里施肥器、压差式施肥罐或注肥泵。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选择自动灌溉施肥系统。
2.2 制定微灌施肥方案
2.2.1 微灌制度的确定
根据种植作物的需水量和作物生育期的降水量确定灌水定额。露地微灌施肥的灌溉定额应比大水漫灌少50%，保护地滴灌施肥的灌水定额应比大棚畦灌减少30%～40%。灌溉定额确定后，依据作物的需水规律、降水情况及土壤墒情确定灌水时期、次数和每次的灌水量。
2.2.2 施肥制度的确定
微灌施肥技术和传统施肥技术存在显著的差别。合理的微灌施肥制度，首先应根据种植作物的需肥规律、地块的肥力水平及目标产量确定总施肥量、氮磷钾比例及底、追肥的比例。做底肥的肥料在整地前施入，追肥则按照不同作物生长期的需肥特性确定其次数和数量。实施微灌施肥技术可使肥料利用率提高40%～50%，故微灌施肥的用肥量为常规施肥量的50%～60%。以设施栽培番茄为例，目标产量为每667㎡10000kg，每生产1000kg番茄要吸收N：3.18kg、P2O5：0.74kg、K2O：4.83kg，则每667㎡养分总需求量是N：31.8kg、P2O5：7.4kg、K2O：48.3kg；设施栽培条件下当季氮肥利用率为57%～65%，磷肥为35%～42%，钾肥为70%～80%；实现上述产量应每667㎡施 N：53.12kg、 P2O5：18.5kg，K2O：60.38kg，合计132kg（未计算土壤养分含量）。再以番茄营养特点为依据，拟定番茄各生育期施肥方案。
2.2.3 肥料的选择
微灌施肥系统施用底肥与传统施肥相同，可包括多种有机肥和多种化肥。但微灌追肥的肥料品种必须是可溶性肥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尿素、碳酸氢铵、氯化铵、硫酸铵、硫酸钾、氯化钾等肥料，纯度高、杂质少、溶于水后不会产生沉淀，均可用做追肥。补充磷素一般采用磷酸二氢钾等可溶性肥料做追肥。追肥补充微量元素肥料一般不能与磷素追肥同时使用，以免形成不溶性磷酸盐沉淀堵塞滴头或喷头。
2.3 配套技术
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要配套应用作物良种、病虫害防治和田间管理技术，还可因作物制宜，采用地膜覆盖技术，形成膜下滴灌等形式，充分发挥节水节肥优势，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品质和增加效益的目的。
3 实施效果
3.1 节水
水肥一体化技术可减少水分的下渗和蒸发，提高水分利用率。在露天条件下，微灌施肥与大水漫灌相比，节水率达50%左右。保护地栽培条件下，滴灌施肥与畦灌相比，每667㎡大棚一季可节约用水80～120m3，节水率达30%～40%。
3.2 节肥
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平衡施肥和集中施肥，减少了肥料挥发、流失以及养分过剩造成的损失，具有施肥简便、供肥及时、作物易于吸收、提高肥料利用率等优点。在作物产量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水肥一体化与传统技术施肥相比可节省化肥40%～50%。
3.3 改善微生态环境
保护地栽培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一是明显降低了棚内空气湿度。滴灌施肥与常规畦灌施肥相比，空气湿度可降低8.5～15个百分点。二是保持了棚内温度。相比常规畦灌施肥，滴灌施肥减少了通风降湿的次数，棚内温度一般高2～4℃时有利于作物生长。三是增强微生物活性。与常规畦灌施肥技术相比，滴灌施肥的地温可提高2.7℃，有利于增强土壤微生物活性，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四是有利于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滴灌施肥克服了因灌溉造成的土壤板结、土壤容重降低、孔隙度增加。五是减少了土壤养分淋失和地下水的污染。
3.4 减轻病虫害发生
空气湿度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作物病害的发生，减少了农药的投入和防治病害的劳力投入，微灌施肥每667㎡农药用量减少15%～30%，节省劳力15～20个。
3.5 增加产量，改善品质
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有效促进作物产量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改善，使设施栽培增产17%～28%。以互助县设施栽培番茄为例，与常规畦灌施肥相比，滴灌施肥减少畸形瓜21%，正常瓜每667㎡增加850kg。
3.6 提高经济效益
水肥一体化技术经济效益包括增产、改善品质获得效益和节省投入的效益。设施栽培一般每667㎡节省投入400～700元。其中，节省水电85～130元，节肥130～250元，节省农药80～100元，节省劳力150～200元，增产增收1000～2400元。
参考文献：
[1]屈玉玲，胡朝霞，李武.设施蔬菜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试验研究[J].山西农业科学，2007（10）.
[2]严德怀.日光温室蔬菜滴灌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0（23）.
篇2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税；价外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27-02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奢侈品消费热潮，“超前消费”、“未富先奢”已屡见不鲜，消费观、价值取向发生了严重扭曲。征收消费税，具有引导消费方向和调节消费结构的双重效果。因此，中国消费税中有关奢侈品征收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含义
奢侈品一般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广义的奢侈品是指超出消费者基本需求之外的消费品，狭义的奢侈品则指消费者消费结构中最高级别的消费品。同时奢侈品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时代性、区域性等特征，即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奢侈品的物质形式会发生转变。
（二）奢侈品的特征
1.非必需性
奢侈品是满足少数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消费品，且在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如珠宝首饰、豪华轿车等，即使不拥有也不会影响人们基本生活。但如缺少粮食、日用品、基本衣物、家具等生活必需品，人们不仅无法正常生存，而且会造成社会动荡。
2.高成本性
绝大多数奢侈品都是采用高品质的原材料纯手工制作而成。高品质材料市场价格本身就高，再加上手工精心制作，造就了奢侈品的高成本性。例如世界著名品牌LV包之所以昂贵，不仅是因为款式新颖，关键在于它是用高品质皮质由工匠师傅一针一线制作的。
3.彰显性
奢侈品都价格十分昂贵，有购买能力的绝大部分都是高收入和富裕人群，工薪阶层不具备购买力。所以，可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其购买者或消费者的富有程度、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及生活品位等。
4.时代性
奢侈品是一定经济时代的衍生物，在不同时代奢侈品的界定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三大件”，到了9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取而代之成为了“新三大件”，而上述物品如今已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
（三）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意义
1.引导正确消费方向
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使那些盲从追求时尚新颖、冲动型消费者在购买前能多加考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量入为出，计划性地合理消费，在购买商品时应更多地去考虑科学实用而不是炫富。
2.实现税收宏观调控作用和收入再分配
税收调控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保障。税收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杠杆，消费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是其消费者，因此加大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力度，让富人多纳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分配，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3.体现税收公平
税收公平包含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中国对奢侈品开征消费税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另一方面高收入者从社会获得的利益多，应该相应地缴纳更多的税款回馈社会，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中国奢侈品消费税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征收范围过窄
中国现行的消费税税目中，纳入征收范围的奢侈品较少，且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目前，奢侈品已经渗透到中国居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消费已经不再仅限于税目中设置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档手表、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少数几类，居民在高档家具、高档住宅、功能性电子产品、酒吧、夜总会、高档KTV等领域的消费支出规模巨大。由于现行消费税中奢侈品征收范围过窄，也没有兼顾奢侈消费行为，造成了消费税在居民奢侈品消费现状调控上的失灵，未能有效地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实现居民收入再分配，同时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二）价内征收削弱了居民对奢侈品消费税的敏感度
中国消费税一直执行的是价内征收模式，即价税一体。消费者购买某应税消费品时，因价款中已经包含了消费税而无需额外支付，从而造成了消费税的“隐性”特征，缺乏税收应有的公开和透明，导致消费者无法直观地意识到自己在购买某项应税消费品时，为此缴纳了多少消费税，从而对自己支付的消费税缺少敏感度。同时，价内税的征收模式会让消费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误认为消费税税负最终由企业承担。
（三）税率偏低，调控作用不足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现行奢侈品的消费税税率，仍参照十几年前的生活水平制定，并未及时调整。同时，税目中仅有的几种奢侈品，税率水平明显偏低，不足以有效地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据统计，中国人均GDP近年来位于世界100名前后，仍处于中下水平，而奢侈品消费额则逐年大幅攀升，近五年均高居世界排名前三位，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可见，中国居民普遍存在严重的超前消费和畸形消费。现行奢侈品消费税税率偏低、调控作用不足，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三、完善中国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奢侈品消费税征税范围，划分档次并差别征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因此，应该将更多奢侈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如名品香水、高档服装、高档家具、高档住宅、私人飞机、酒吧、夜总会等。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可以划分为富裕型、中产阶级型和非理性消费者三类。对于这三类群体而言，其奢侈品的界定又有不同的标准。所以，为了更好地抑制奢侈品消费热潮，体现消费税的调控功能，可以借鉴小汽车根据排量差别征税的成功典范，对奢侈品按照价格进行档次划分。如，单价在1万元～5万元的为一般性奢侈品；单价在5万元～20万元的为中档奢侈品；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为高档奢侈品。针对不同档次的奢侈品制定不同的消费税税率，进行差别征收。
（二）将奢侈品消费税改为价外征收
消费税的价内征收方式，不仅使消费者对税负承担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且也使消费税产生了一定的隐性特征，削弱了消费者对消费税的敏感度和税收的透明度。价外征收，价格中不含税金，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时需额外支付消费税金，使其可以明确自己为本次消费缴纳了多少税金。这不仅是纳税人在依法纳税时享有对自己纳税义务知情权的体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财政下税收的透明公开。所以，为了更好引导居民奢侈品理性消费，应该在应税奢侈品价格标签上实行价税分开标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决策和行为。
（三）提高奢侈品消费税税率
中国于2006年对消费税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拓宽了其征收范围。但这次改革的不足是未能针对性的提高税率水平，消费税对奢侈品的调控失灵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为了促使奢侈品市场健康发展，应适当地提高其消费税税率水平。消费税税率的提高，会导致奢侈品价格上涨，在消费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其购买力相对下降，当价格过高，中产阶级消费者和非理性消费者就可能放弃购买奢侈品而选择一般替代品，从而引导其理性消费；对于富裕型消费者，由于具有较强的够买力，提高税率虽然不足以使其放弃对奢侈品消费，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
党的十报告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制度的改革，是顺应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功能，有效实现居民收入的再分配，体现税收公平，有利于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 何莽，夏洪胜.中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商业时代，2007，（29）.
[2] 张慧芬.基于消费动机的奢侈品消费税影响分析[J].经济论坛，2010，（10）.
[3] 姜文君.浅谈中国奢侈品消费现状及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0，（6）.
[4] 史玉慧.奢侈品课税问题研究述评[J].现代经济，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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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累积对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雾霾覆盖的增多、环境质量的退化，更加显示了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逐渐增强，经济活动已经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环境代价。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联系的问题，节能减排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文章以江苏省高能耗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两方面分析当前高能耗企业现状，通过对现行的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和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其对高能耗企业的实施效果。
1 相关理论的基础
1.1 节能减排的含义
节能减排通常包括两大技术领域，首先是节能，可以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量，从而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衡量的话一般采用单位GDP能耗；其次是减排，要尽量减少污染物等其他废物的排放，一般用单位SO2排放来衡量。因此，单位GDP能耗和单位SO2排放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说的“节能减排”[1]。
1.2 高能耗企业的界定
根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披露，目前我国的高能耗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六大行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现状
2.1 高能耗企业能源消耗情况
以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产值能耗[2]进行计算，整理结果：从2007―2014年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也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但是每亿元产值综合能耗在此期间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高能耗企业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大幅上升，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凸出。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和需求的日益增加，从而造成严重的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2.2 高能耗企业污染排放情况
通过分析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对其SO2排放及单位产值排放进行计算，其整理结果：江苏省高能耗企业在2007―2014年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但是在2011年又有所上升。在各项措施综合实施下，能源排放总量有所下降，但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因此，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3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现状和影响的实证分析
现行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关联度较高且最具代表性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企业的所得税不能用明确的指标来衡量，文中要分析税收政策对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是分析资源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三者之间的联系。
在总体税收中，节能减排相关的税目中的3种税收方式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如表1所示。
该节通过数据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税收政策和企业节能减排的相关度，进而得出税收政策在此方面的实施效果。
3.1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
多元回归主要是指在回归分析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有多个因素有关的，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估计因变量，以此来预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即：
其中，F=已解释方差/未解释方差，服从F（k-1，n-1）分布，F值越大越好。模型计算得到的F统计值大，则说明方程回归效果好，有较高的解释度。
3.2 模型变量的选择
因为单位产值能耗有效反映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故此多元回归模型采取单位产值能耗作为企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变量；自变量的选择能代表企业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政策，故此回归模型采用、、三个自变量，分别表示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的增值税、资源税和消费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其中、、采用各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是为了避免模型中变量的自相关性，减少方程的异方差及时间序列对回归模型结果的影响。
3.3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检验结果及解释
根据上述收集的数据汇总，将各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导入Eviews软件中，得到以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图1）。
由上述回归模型结果中，作为被解释变量单位产值能耗的变化与各解释变量修正后的判定系数为0.864，说明此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15.794，F 值较高且显著性概率为0.011
Y1=-0.291+0.053X1-0.834X2+0.983X3
其中Y1与X3系数为0.983>0.6，说明节能减排税收中消费税和单位产值能耗有强正相关关系，表明节能减排的消费税对于单位产值能耗的下降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Y1与X1的系数为0.053，说明节能减排中的增值税与单位产值能耗有弱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值税的政策效果相对消费税来说比较明显；Y1与X2的系数为-0.834，资源税和单位产值能耗呈现负相关，表明在节能减排中资源税的政策效果最显著，明显高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因此，应该不断改革消费税，不断促进资源税和增值税在企业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4 结语
篇4
所谓绿色税收，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绿色税收即实现保护环境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环境税，广义的绿色税收则包括对环境保护起作用的税收体系和收费。21世纪的税制不再是以经济增长即GDP为中心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与此同时，税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也将发生内涵上的改变。传统的效率原则体现在税收有利于GDP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税收效率应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换句话说，要考虑税收的生态效率。传统的税收公平原则主要考虑当代人之间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不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公平，新的发展观则要求考虑到“代际公平”。由于上述的差异，现行税制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做进一步调整，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势在必行。
1.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构建绿色税收体系
（1）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和公民对生态问题的日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均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消费型”向“享受型”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生态问题日益重视，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的程度也有普遍提高，环境立法趋于完善，这为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现实条件：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条款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创造了现实的基础条件。
（3）实践经验：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绿色税收是政府调节资源使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筹集环保资金的重要手段。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少走“弯路”。
2.构建绿色税收体系是政府调控生态建设的最佳选择
税收在克服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时有其特殊优势：
（1）具有环保效应。西方环境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市场失灵”。政府在治理这种市场失灵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主要有税收、收费和津贴。税收以其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把污染者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成本扩大化，使其得不偿失，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优化生态环境的目的。
（2）具有财政效应。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将收费或行为改为收税之后，税收以其固有的特征可以为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来源和财力保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3）具有公平效应。在绿色税收缺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政府通过征税，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保要求的企业的税负，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4）具有贸易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开发和采用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同时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治理和控制污染，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加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有害环境的产品和技术的输入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二、我国现行税制的缺陷分析
1.尚未形成绿色税制体系，缺乏全面的提高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环保税收主要分散在某些税种中，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税制中存在对环境具有负效应的税收规定。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因为是对使用煤、天然气、石油、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税、费调节面过窄。现行税制只是在鼓励利用“三废”、限制生产污染、鼓励节能治污、鼓励利用资源和发展环保科技等方面有些单项规定；现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也只是对排放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征收一定标准的排污费，现行税、费制度基本没有涉及制约散滥开发资源、无偿占有、随意浪费资源以及推进循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定。
4.调节力度弱化。国外经验已证明，污染治理投资达到超过GDP的1%-1.5%，环境恶化才有可能得到控制，环保状况才能大体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如果达到2%-3%，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我国只达到0.93%.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环保的投入，1998-2002的五年间，国家累计投资5800亿元用于环保建设，是1950-1997年投资总和的1.7倍，占同期GDP的1.29%，2003年这个比重达到1.39%，但这些投入大多依赖国债资金、世行贷款等完成，若靠现行税费制度是不可能完成的。
5.环保方面的税收优惠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
三、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GreeningTaxSystem）。税制“绿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征各种环境税；二是调整原有税制。
1.开征各种环境税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芬兰1990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D%D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2.调整原有税制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机动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1.“绿化”现有税种
（1）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二是调整计税依据，由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三是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的方式加以限制，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饮料容器、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3）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理念。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对经营环境公共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与优惠；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共设施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2.尽早开征环境保护税
借鉴国际经验，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分期分批开征环保税。首先将对排污的收费改为对污染征税，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其次是对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征税；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对噪音等行为征税。
3.建立“绿色关税”体系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可能用竭的资源、改善我国的出国结构、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国、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国、增加环境保护资金，应建立绿色关税。绿色关税一般包括出口税和进口税。对进口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进国，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4.尽早开征燃油税
燃油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能起较好的促进作用。现有机动车税费结构的存在着严重弊端，即保护浪费、排斥效率，保护落后、排斥先进。主要表现是入门税费过高，运行税费过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消费者追求高排量的机动车，落后车型和超龄服役的车辆难以及时退出，车辆的保养维修不能到位，从而产生目前机动车绝对量不大而污染严重的现象。
5.贯彻绿色税费激励机制
制定绿色税收体系时，对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行为要予以支持。如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的减免税；对生产环保产品的产业给予的政策倾斜，如对无污染的农药、化肥等可采取减免税措施，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实行一定优惠；对从事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进行支持，对单位及个人给予环保的投资、再投资、捐赠予以退税或所得税税前扣除等；鼓励企业防治污染设备加速折旧；对使用环保建材的建筑企业要予以减免税费等。同时，对不利于环保的企业和行为要借助惩罚性的抑制手段。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等。
6.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保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绿化税收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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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口退税 免抵退税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免征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下简称城建税）作为地税部门负责征管的主要税种之一，自1985年开征以来，它在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加速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设以及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城建税是一种附加税种，作为三税的附加，城建税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然而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国税局负责征收，城建税由地税局负责征收，地税局不能确切掌握增值税、消费税的应纳税额即城建税税源，直接影响到了城建税的征收方式。而对一些享受增值税和消费税减免的纳税人，按规定也享受城建税减免。但两个税种分别由国、地税两个税务机关管理，国税局无权审批减免城建税，地税局以增值税减免政策为依据去审批城建税的减免，造成政策和管理权限的矛盾，从而导致对免抵退税中免抵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否要缴纳城建税存在分歧。
出口货物退税，简称出口退税，指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措施，这也是国际惯例。其基本含义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出口退税（Export Rebates）制度，是一个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
对于出口退免税货物是否需要征城建税一直都存在争议，虽然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5号）中规定，经国家税务局正式审核批准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应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征范围，分别按规定的税（费）率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笔者根据在10多年财税工作中的实际操作中仍认为免抵退税种的免抵额应区分开来，抵减额应该征收城建税，而免征额不应征城建税（因教育费附加与城建税相似，本文中所提城建税均包含教育费附加的内容）。
第一，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免抵额是否为出口退税而设计的专用词汇，经笔者多方查询，免抵额是随着出口退税的概念而出的，再没有相关税务概念中提及此名词。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是由于企业进项税不够，造成留抵的税额比免抵退应退税额少，即不能给企业退税的差额部分，企业本是一种损失，企业本没有收益，更没有资金流入，却要视同已缴增值税来计附加税，对出口企业来说确实显失公平。
第二，与本税种及相关税种比较中发现存在有失公平的地方。首先与消费税对比，按照规定，除国家限制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外，纳税人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免征消费税。在免征消费税的同时，城建税也获得了免税待遇。而对于免征的增值税由于参与的免抵退税的计算，免征额却无法获得此项待遇，这样显然有失公平。其次，对于直接免税的企业或者只经营免税业务的企业来说，他们免征的增值税也不用缴纳城建税。同样，对于就因享受了退税的企业，造成增值税的免税额不能得到免征城建税则显得有失公平。
第三，有些时候，参与免抵退税的企业，因免税额缴纳了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要比不退税的负担还要重，下面我就举例说明这一情况。例1：一个生产地板产品100%出口的企业，他的征税率是17%，退税率为9%。该企业成本中有60%的部分有进项税额，另设定该企业的成本利润率为15%，以当月全部为出口销售收入3000万来计算（不考虑上期留抵和信息单据是否齐全等因素）：企业当月的进项税额=3000/（1+15%）*60%*17%=266.09万元；企业当月的进项税转出额=3000*8%=240万元；企业当期的应退税额=266.09-240=26.09万元；企业当期的免抵税额=3000*9%-26.09=243.91万元；企业当期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附加=243.91*12%=29.27万元（本文中均以辽宁的税率为例，城建税7%+教育费附加3%+地教费2%）。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该企业的退税26.09万元还不够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29.27万元。同时，我们注意到该企业，因没有内销业务，所有免抵税额均为免税额。如果该企业本月不参与退税，只享受出口免税待遇，则该企业不退税也不用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还要节省3.18万元税金。但国税局规定，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可以放弃全部适用退（免）税政策出口货物劳务的退（免）税，并选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或征税政策。自备案次日起36个月内，不得变更。因此，企业不能自由选择是否参与免抵退税计算，这就意味着企业参与了免抵退，就有可能负担更多的税款。
第四，退税率的高低和是否参与免抵退税率计算，并不影响所谓的“免抵额”。假如我们把例1中的退税率改为17%计算一下：企业当月的进项税额=3000/（1+15%）*60%*17%=266.09万元；企业当月的进项税转出额=3000*0%=0万元；企业当期的应退税额=266.09-0=266.09万元；企业当期的免抵税额=3000*17%-266.09=243.91万元；企业当期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附加=243.91*12%=29.27万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要企业参与的免抵退税的计算，就要缴纳29.27万元的附加税，而与出口退税率的高低无关，这也就与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因国家的鼓励程度不同背道而驰。同样不参与退税的企业，如果也按此方法计算免抵税额，得出的数额是一样的。就因为不参与退免税计算，则没有免抵税额的概念，从而不用缴纳该附加税。如果按照笔者的方法，将免抵税额区分开来，由于该企业没有内销，没有抵减税额，则该企业无论是否参与退税，都因免增值税而获得免城建税的待遇。
第五，企业实际操作中，为了避免缴纳城建税，通常不审核提交海关的电子数据，从而不产生免抵税额。因此，不必缴纳城建税。但这样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首先，造成企业出口电子信息不齐数据堆积如山，减缓了退税进度。其次，有些申报错误无法及时通过与电子信息的比对进行纠正。从而给企业申报和税务出口退税的审核都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在近期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1号，用以减少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退（免）税申报的差错率和疑点，进一步提高申报和审批效率，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然而，在笔者看来此项公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并且会进一步加大企业办税人员及相关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且导致企业月度成本与实际产生偏差，因所涉及的内容较多，笔者在此不再给予过多解释和说明。总之，尽早解决企业不提交电子数据的根源――“合理避免缴纳城建税”才是关键之所在。
第六，有些人认为区分免抵额计算太过麻烦，征收起来和以后的监管中都存在问题，因大部分地税工作人员，不熟悉出口退税，但笔者认为在可操作方面，展开一个最简单的国地税合作即可，其实也就是在制作出口退税软件的时候，将免税额和抵减税额分别显示在汇总表中即可。这样地税部门就可以按照抵减额征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了。以例1的为例继续进行分析计算。因该企业没有内销业务，所以该企业的免抵额243.91万元没有抵减额，而全部是免征额。因此，不应该缴纳城建税。如将此例加以更改，该企业本月的销售额的3000万中有500万为内销，则会产生抵减额，则需要缴纳城建税：企业当月的进项税额=3000/（1+15%）*60%*17%=266.09万元；企业当期的销项税额=500*0.17=85万元；企业当月的进项税转出额=2500*8%=（下转第页）（上接第页）200万元；企业当期的应缴增值税=85-（266.09-200）=18.91万元。
因该企业当月缴纳增值税，所以出口销售收入所应缴纳的增值税均为免征额：企业当期的免税额=2500*9%=225万元；企业当期的抵减税额=500*17%-18.91万元=66.09万元。如果按目前现行的方法计算：企业当期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附加=（66.09+225）*12%=34.93万元，也就是说企业没有享受到出口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减免额。如果按笔者认为的方法来计算：企业当期应缴纳的城建税教育附加=66.09*12%=7.93万元，则该企业享受到了出口免税所带来的相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减免税额。
笔者认为将免税额与抵减税额区分开来计算城建税等附加税，是对出口企业最为公平的方法。国家税务总局应再次组织国地税的相关专家进行研判。从而制定出最有利于出口企业发展的政策，扩大出口。
（作者单位为大连市排水处。郭俊良（1979―），男，河北承德人，本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中级会计师，曾担任外资企业财务经理10余年，目前任职于大连市排水处，作者本人在成本核算、现金流管理及出口退税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及管理经验，研究方向：出口企业税收筹划。）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S]. 1985-2-8.
[2] 国务院.关于批转财政（下转第页）（上接第页）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的通知[S]. 1985 .
[3] 城建税有关问题的讨论[J].吉林财税， 2003（11）.
[4] 财税〔2005〕25号文件[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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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体系绿化税制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必要性分析
所谓绿色税收，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绿色税收即实现保护环境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环境税，广义的绿色税收则包括对环境保护起作用的税收体系和收费。21世纪的税制不再是以经济增长即GDP为中心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与此同时，税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也将发生内涵上的改变。传统的效率原则体现在税收有利于GDP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税收效率应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换句话说，要考虑税收的生态效率。传统的税收公平原则主要考虑当代人之间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不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公平，新的发展观则要求考虑到“代际公平”。由于上述的差异，现行税制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做进一步调整，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势在必行。
1.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构建绿色税收体系
（1）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和公民对生态问题的日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均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消费型”向“享受型”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生态问题日益重视，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的程度也有普遍提高，环境立法趋于完善，这为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现实条件：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条款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创造了现实的基础条件。
（3）实践经验：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绿色税收是政府调节资源使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筹集环保资金的重要手段。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少走“弯路”。
2.构建绿色税收体系是政府调控生态建设的最佳选择
税收在克服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时有其特殊优势：
（1）具有环保效应。西方环境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市场失灵”。政府在治理这种市场失灵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主要有税收、收费和津贴。税收以其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把污染者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成本扩大化，使其得不偿失，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优化生态环境的目的。
（2）具有财政效应。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将收费或行为改为收税之后，税收以其固有的特征可以为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来源和财力保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3）具有公平效应。在绿色税收缺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政府通过征税，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保要求的企业的税负，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4）具有贸易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开发和采用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同时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治理和控制污染，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加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有害环境的产品和技术的输入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二、我国现行税制的缺陷分析
1.尚未形成绿色税制体系，缺乏全面的提高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环保税收主要分散在某些税种中，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税制中存在对环境具有负效应的税收规定。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因为是对使用煤、天然气、石油、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税、费调节面过窄。现行税制只是在鼓励利用“三废”、限制生产污染、鼓励节能治污、鼓励利用资源和发展环保科技等方面有些单项规定；现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也只是对排放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征收一定标准的排污费，现行税、费制度基本没有涉及制约散滥开发资源、无偿占有、随意浪费资源以及推进循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定。
4.调节力度弱化。国外经验已证明，污染治理投资达到超过GDP的1%-1.5%，环境恶化才有可能得到控制，环保状况才能大体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如果达到2%-3%，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我国只达到0.93%.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环保的投入，1998-2002的五年间，国家累计投资5800亿元用于环保建设，是1950-1997年投资总和的1.7倍，占同期GDP的1.29%，2003年这个比重达到1.39%，但这些投入大多依赖国债资金、世行贷款等完成，若靠现行税费制度是不可能完成的。
5.环保方面的税收优惠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
三、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GreeningTaxSystem）。税制“绿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征各种环境税；二是调整原有税制。
1.开征各种环境税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芬兰1990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D%D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2.调整原有税制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机动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1.“绿化”现有税种
（1）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二是调整计税依据，由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三是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的方式加以限制，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饮料容器、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3）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理念。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对经营环境公共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与优惠；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共设施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2.尽早开征环境保护税
借鉴国际经验，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分期分批开征环保税。首先将对排污的收费改为对污染征税，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其次是对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征税；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对噪音等行为征税。
3.建立“绿色关税”体系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可能用竭的资源、改善我国的出国结构、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国、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国、增加环境保护资金，应建立绿色关税。绿色关税一般包括出口税和进口税。对进口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进国，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4.尽早开征燃油税
燃油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能起较好的促进作用。现有机动车税费结构的存在着严重弊端，即保护浪费、排斥效率，保护落后、排斥先进。主要表现是入门税费过高，运行税费过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消费者追求高排量的机动车，落后车型和超龄服役的车辆难以及时退出，车辆的保养维修不能到位，从而产生目前机动车绝对量不大而污染严重的现象。
5.贯彻绿色税费激励机制
制定绿色税收体系时，对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行为要予以支持。如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的减免税；对生产环保产品的产业给予的政策倾斜，如对无污染的农药、化肥等可采取减免税措施，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实行一定优惠；对从事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进行支持，对单位及个人给予环保的投资、再投资、捐赠予以退税或所得税税前扣除等；鼓励企业防治污染设备加速折旧；对使用环保建材的建筑企业要予以减免税费等。同时，对不利于环保的企业和行为要借助惩罚性的抑制手段。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等。
6.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保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绿化税收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7.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
绿色税收体系直接涉及到收入上实质只有两个税种：环境税和资源税。建议在确保地方利益的前提下对绿色税收的筹集和级次作如下调整：将资源税划为中央、地方共享收入，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将环境税划为地方政府收入，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这样调整后，地方利益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也将得到充分调动，绿色税收作为专项财政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将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安体富、龚辉文，“可持续发展与税收政策”，《中国可持续发展》2001年第5期。
[2]曲顺兰、路春城，“用科学发展观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
[3]高萍，“征收环境保护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税务研究》2004年第5期。
[4]胡孝仑，“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
[5]苏亚然，“浅谈绿色税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论坛》2004年第13期。
[6]武振，“构建中国的环境税收体系”，《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篇7
一桩又一桩富豪英年早逝的消息使使京城富豪们感悟到享受生活的重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富豪们已经为奢侈赋予了新的含义，炫耀财富已不再是奢侈的象征，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平时难得收获的生活体验。
比如说，现在，你乘坐游艇在地中海畅游的经历比放在你家门口的宾利轿车更能体现你的奢侈和品位；比如，你在南非乘坐世界上最奢华的蓝色列车和在奥地利、德国骑自行车沿着莱茵河畔旅游，肯定比你天天坐在那个什么顶极俱乐部更能体现你的优越和奢侈。
奢侈品公司的老板们敏感地捕捉到这股奢侈风尚已由实物演变成生活体验，并迅速地采取行动了。国际服装名牌――意大利的乔治・阿玛尼公司近日宣布正与一家阿拉伯房产公司合作创建连锁豪华宾馆和休闲娱乐胜地。
因此，如果你以后发觉有Versace宾馆、Fendi画廊和Gucci避暑山庄的话，你一定不要觉得惊奇――这只不过是一种世界潮流而已。
慈善消费成时尚
出席慈善舞会，在慈善拍卖会上买下心仪已久的钻饰，或者购票去看一场慈善演出――在上海，名流士绅正在改变慈善“捐款捐物”的单一模式，而演变成一种消费时尚。
至少在前几年，上海上流社会的精英们，一直还以捐什么发愁，所以，索性就拿出大把大把的钱来，也博得个好名声。
前不久，一场名为“佳酿荟萃大上海”的品酒会和慈善晚宴，为这种新兴的时尚作了很好的诠释。数百位知名企业家和外国驻沪领事代表通过购买餐位的方式参加了这次大型慈善活动。晚宴现场还义卖了由法国、意大利等6个国家的20个知名酒庄无偿提供的40多款顶级美酒。当天的晚宴和义卖募集善款超过100万元人民币。2004年早些时候由《欧洲货币》杂志主办的“寻找中国卡耐基――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名”活动，也选择了慈善晚宴和义拍作为“开场白”。这场取名为“生活奥斯卡”的晚宴，吸引了百余位企业界知名人士踊跃参与，这一结果大大出乎主办者的意料。
不单奉献了我们的爱心，还会拍到心爱之物，更能体现我们再做一件实实在在事情的想法，同时还能交往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上海上流社会的名流名媛们，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慈善。
有钱人想省钱，就像穷人想挣钱一样难
入世3年，中国富豪们发现，他们在消费保时捷、劳斯莱斯、悍马之类的高档进口车的时候，必须等待6~12个月的提车期，这些动不动就价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因为中国加入WTO而降价。
篇8
关键词：税收负担；税收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1－0074－08
一、文献概览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而从现代大量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来看，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不显著到非常大。
Stokely和Rebelo［1］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2］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3］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4］对台湾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factortaxation)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5］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向的关系。此外，Plosser［6］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7］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 Karras［8］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9］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须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10］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 Turnovsky［11］和Capolupo［12］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
学者们在研究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同时，还进一步地从税收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外学者通常是从对资本所得征税、对劳动所得征税和对消费征税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资本税，学者们的分析比较一致，认为其存在着扭曲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对于劳动税，学者们对其是否存在扭曲效应所持观点有所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各有不同。对于消费税，争论的观点在于效用函数，如果效用函数不包括闲暇，消费税被划为非扭曲性税收。
格雷纳［13］利用数理模型得出结论扭曲性税收（所得税）提高税率意味着对资本收益征收更高的税收，抑制了私人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非扭曲性税收（消费税和劳动税）不影响私人资源的配置，对于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Zeng和Zhang［14］得出了同样的研究结果。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5］的研究表明收入税降低经济增长率，消费税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闲暇的定义。在实证研究中，Bleaney等［16］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是非扭曲性税收，利用非扭曲性税收来为生产性消费融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扭曲性税收则降低了经济增长率。Daveri和Tabellini［23］的研究则表明劳动税的扭曲效应要大于资本税和消费税。
国内很多学者也就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晓芳［17］、马拴友［18］、马栓友和于红霞［19］、李永友［20］等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关系 ，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都是把我国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我国各个省份经济差异比较大，所以将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有所不妥。本文将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所得税、消费税和劳动税的税收结构角度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理论分析
格雷纳［13］模型从所得税、消费税和劳动税三个角度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所指的所得课税包括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本文对格雷纳的模型进行修正，分析资本税、消费税和劳动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济由三个部门构成：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和政府。代表性家庭的目标是在其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贴现流量V最大化：
maxV=∞0e-rtU［C(t)］dt=∞0e-rt［C(t)1-σ-1］/(1-σ)dt （1）
其中，C(t)为消费函数，σ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假定其为常数。r表示不变的时间偏好率。效用函数U(・)是严格凹函数，并且U′(・)＜0。假定劳动供给无弹性，并标准化为1，这样所有的变量均为人均指标。家庭的预算约束随着政府征收的税收的变化而变化。
假定生产部门由一个从事竞争性活动的企业代表，其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Y(t)=AK(t)1-αG(t)α（2）
Y(t)为宏观经济产出总量，A为正常数，K(t)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G(t)为人均公共资本存量，属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用品。该模型不考虑公共物品的拥挤效应。
假定政府征税后，一方面用于公共消费Cp(t)和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Tp(t)，一方面用于基础设施投资G(t)和用于投资补贴θK(t)。政府预算保持平衡，T(t)表示在t时期的税收收入。
在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情况下，假定税率为τ，利用现值汉密尔顿函数的最优化求解可以得到平衡增长率
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直接给出了最终结果，而将推导过程省略。如有需要，可联系本文作者。：
C・C=1σ-r+(1-τ1-θ)（1-α）AK-αGα（3）
其中C・为C的增量
利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得到在对消费征税，税率为τC∈（0，1）时的平衡增长率：
C・C=1σ-r+1-α1-θAK-αGα（4）
和对劳动征税，税率为τL时的平衡增长率：
C・C=1σ-r+1-α1-θAK-αGα（5）
由这三种情形下的平衡增长率可以看出，对资本所得征税将会降低平衡增长率，而对消费征税和劳动征税对于平衡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首先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将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率共同引入模型，以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为：
yit=αit+β′itxit+μit i=1,2,…N;t=1,2,…T（6）
其中，xit是影响所有横截面单元的外生变量向量，βit是参数向量，αit代表了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μit是个体时期变量，代表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随截面与时序同时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下标i代表不同个体，t代表时间。
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即参数不随时间变化，上式可以写为：
yit=αi+β′ixit+μit（7）
其中αi和βi取值只受到截面单元不同的影响，这是一个变系数模型。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截距和斜率又可以有如下两种假设：
假设1：混合回归模型，也即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都是相同的，即：
yit=α+β′xit+μit(8）
假设2：变截距模型，也即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都是相同的，但截距不同，即：
yit=αi+β′xit+μit（9）
要对模型进行正确的估计，必须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假设1，如果检验结果不拒绝假设1，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了假设1，就应该检验假设2，如果假设2也被拒绝，就采用（7）式表示的变系数模型。
对两个假设的检验是根据F检验进行的。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为：
F1=(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10）
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为：
F2=(S2-S1)/［(N-1)K］S1/［NT-N(K+1)］~F［(N-1)K,NT-N(K+1)］（11）
在式（10）和式（11）中，S1、S2和S3分别为采用模型（7）、（9）和（8）时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样本点的个数，T为时序期数，K为自变量的数目。
2．数据来源
样本区间选择为1994―2003年，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以下均简称为各省）为研究个体，重庆并入四川省，新疆统计数据由于部分指标无法获得没有列入。因此，本文实际包含29个省份的数据资料。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模型，同时考虑到我国省际数据的可得性，结合赫尔姆斯在研究税收对州个人收入增长的效应时，证明考虑州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有利于研究税收的效应［21］，本文确定我国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共包含四个经济变量：人均GDP增长率（PGDP），宏观税负（TAXB），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G）和人力资本（H）。宏观税负采用小口径税收负担，人均GDP增长率由不变价格人均GDP求得。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各省在各个年份不同学历层次人数统计的详细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刘溶沧和马拴友［22］的做法，以大中小在校生数与教育水平加权平均表示，H=ENRP+2ENRS+3ENRT，其中ENRP、ENRS、ENRT分别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重。
3．实证分析过程
首先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宏观税负情况（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三大经济带中，无论是从平均数、中位数还是最大值来看，我国东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都是最高的，其税收负担的最小值略小于其他两个经济带，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东部经济带在三大经济带中税收负担是最重的。从中部和西部经济带的宏观税负来看，除了最小税负两大经济带无差别之外，从平均值、中位数和最大值来看，中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比西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低1个百分点左右。所以三大经济带中，东部税收负担最高，中部税收负担平均来看，比西部税收负担约低1个百分点。
表1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税负比较
以中国29个省市1994―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F检验，得到F1=1．75，F2=1．74，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的相应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假设2，即采用变系数模型。这表明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29个省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由于数据较多，本文在此不再列出。为了考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税收与经济增长进行类似的分析。
表2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模型选取的F检验
西部地区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具有西部经济带各个省份之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同省份差异并不显著。由西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西部经济带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综合三个经济带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看出，在三个经济带中，东部地区的平均税收负担最高，税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提高税收将会降低该经济带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除极少数省份外，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再次表明我国各个省份之间差异比较大，将各个省份作为一个总体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妥。同时也表明税收负担越高，越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四、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计算
本部分分析的主要指标是人均GDP增长率（PGDP）、劳动税率（LATAX）、资本税率（CATAX）和消费税率（COTAX）四个指标。人均GDP在利用GDP缩减指数变换为不变价格的人均GDP后，可以求得人均GDP增长率。
劳动税率由劳动税收/劳动收入求得，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劳动报酬由各年统计年鉴中各省收入法GDP中的劳动报酬加总得到。1983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对劳动要素的收入征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和社会保险基金。我国农牧业是劳动集约型，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基本属于对农民的劳动所得征税。社会保险基金缴纳，国际上一般把社会保障缴款作为税收和政府收入的一部分，由于它是对劳动工资征收的，因此也属于对劳动要素收入征税。
资本税率由资本税收/资本收入求得，其中资本收入=营业盈余-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资本税收。营业盈余来自历年统计年鉴各省收入法GDP中的营业盈余加总，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来自财政支出。我国对资本要素征税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烧油特别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些税种主要是对财产、资本或投资征收，税负主要由资本收入负担。但是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并不全部属于对资本征税。例如对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征收的增值税属于对资本要素征税，而对消费品征税则属于对消费支出征税。因此，本文利用支出法中GDP中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将增值税、1994年以前的产品税、和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营业税分为资本税和消费税两部分，改革后的营业税则作为对资本征税处理。
消费税率由消费税收/最终消费求得，其中最终消费来自支出法GDP。对消费支出征税也即对购买商品和劳务进行消费时征税，这些税种除了来自流转税中的部分税收外，还包括1994年新开征的消费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筵席税和1994年税制改革前的集市交易税、特别消费税和盐税。
本文分析的数据区间为1985―2003年。所有指标均由《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3）、《中国税务年鉴》（1993―2003）和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中的税收统计。
2．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ADF检验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首先观察变量的时序图，如果序列表现有趋势变动（确定的或随机的），则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项又有趋势项。如果序列没有表现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回归中应仅有常数项。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检验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项又不含有趋势项。其次采用AIC 准则与SC准则，在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选择AIC值和SC值同时为最小时的滞后长度作为最佳滞后长度。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
表6实际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6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序列。因此，通过检验可判断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
3．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协整回归分析
由于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下面本文利用E-G两步法检验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税率、资本税率和消费税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考虑到本文数据期有限，本部分的回归模型不再考虑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变量。模型建立后的RESET检验表明本文所使用的模型是正确的。
，回归结果如下：
PGDP=18．67-1．435CATAX+3．119COTAX-0．072LATAX
（-3．4419） （2．2670）（-0．1136）―t值
R2=0．58， Adj R2=0．50，F=7．00， DW=1．53，JB=1．08（0．58）WHITE=0．60（0．73），
LM（1）=0．91（0．36），LM（2）=0．49（0．62），ARCH（1）=0．00（0．99），ARCH（2）=0．50（0．61），
RESET（1）=0．14（0．72），RESET（2）=0．68（0．53）
对模型的残差项进行ADF检验，采用无常数项和漂移项的形式，根据AIC 准则和SC 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0，检验统计量为-3．2396，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残差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因此检验的结果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劳动税率、资本税率和消费税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从上面各种诊断检验统计量来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JB检验的结果表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1阶和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1）和LM（2）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序列相关。1阶和2阶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检验ARCH（1）和ARCH（2）的结果表明序列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1阶和2阶模型设定误差的检验RESET（1）和RESET（2）的结果表明模型形式正确。检验统计量的p值在括号中给出。
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对于消费征税能够显著地提高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对于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影响。这一实证分析的结果与格雷纳［13］修正模型的数理分析结果一致。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回归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消费征税则显著地提高了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我国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我国总体税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发现对不同的省份，结论是有所不同的。同时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论也给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的税收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我国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尤其是从东部经济带所表现出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应该控制税收负担水平。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尚不具备减税的条件。但是既不增加税负，又不降低税负，并不等于税收政策无所作为。我国目前在税收政策上的操作思路应该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整。在税基的选择上，我国应该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和劳动收入为税基，加强对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征税，尤其是要加强对于高档消费品和高档娱乐场所消费的征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税，降低或减免对百姓生活必需品所征的消费税，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适当地减免或降低资本所得税，尽快将生产性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实行更快的加速折旧制度，促进企业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从西部经济带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降低平均税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不显著。因此对于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税收政策的效果需要作细致的规划，尤其是结构上的规划，同时应该注重实行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以促进西部经济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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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新一轮发展热潮
一条完整的游艇经济产业链包括，从游艇研究、设计、制造到游艇俱乐部的服务，再到游艇相关的度假、休闲、旅游及各种商务活动，并包括游艇驾照培训和考核、专用码头的建设与管理、游艇海域水文气象观测预报、游艇和人员抢险、搜救、打捞保障、游艇维修、俱乐部建设和运营管理、零配件制造、内部环境装修、专业保险等。
游艇产业是劳动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产业，被认为是一种多方得利的长链产业，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拉动作用。比如，游艇的生产可以带动新型材料、涂料、电子仪器等几十个配套工业的发展，游艇的消费，可以带动游艇码头、游艇运输、维修、餐饮服务等一大批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国外有研究显示，在游艇上每投资一美元，就可以带来6.5至10美元的经济效应。
纵观整个游艇产业，目前国内约有374家玻璃钢船厂，年销售1000万以上的企业30余家，产品80％至90％出口。近几年是中国游艇制造行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出口额从2006年的1.8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2.6亿美元。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冲击全球游艇市场，但中国游艇出口数量仍超过170万艘，总额达到1.7亿美元。据透露，今年上半年出口额也已达1.3亿美元。
由于中国游艇的制造价格与欧美国家相比便宜20％至30％，这就使得中国游艇在国际上非常具有竞争力。中国整体游艇生产能力已跻身全球十强，其中超级游艇的制造能力已位列全球第6。
政策利好促发展
除了游艇制造价格上的优势，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也日渐攀升。统计显示，当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游艇经济”开始萌芽。全球每年的游艇经济收入超过500亿美元。发达国家平均每171人就拥有一艘游艇；在美国有1700万艘游艇，平均每16个人拥有一艘游艇。而中国目前每130万人才拥有一条私人游艇。
专家分析预计未来5至10年，中国游艇购买群体一方面来自于游艇俱乐部、房地产商和滨水企业，购买量约为5万艘，另一方面则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个人购买，目前这一基础群体在中国是50万人，预计将有10万艘游艇的采购量，按平均每艘50万至100万计算，将是500亿至1000亿元的市场。
此外，在创造就业方面，无论是建造游艇和辅助设施，还是兴建、管理水上活动中心，游艇产业都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据估计，制造一艘40英尺左右的游艇可以提供10人一年的工作量，售出一艘价值20万美元的游艇平均可以解决5个人的长期就业。
任何产业的发展，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如今的游艇产业正迎来这样的利好期，游艇产业前前后后涉及约13个政策相关部门。要实现游艇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部门问的协调、政策上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而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近日，国家海事局正式《游艇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意见》。《意见》为促进游艇业以及水上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出了业界期盼的多项游艇安全管理实施意见及优惠措施。
就在2009年12月，国务院陆续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都表示鼓励发展游艇旅游，这些政策都会给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游艇新兴产业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
消费观念待转变
尽管游艇产业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都十分明显，但是目前中国的游艇产业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并且由于公众对游艇含义的长期误解，转变消费观念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上端制造业来看，目前中国游艇产业的运营模式还是“两头在外”的格局，即设计、销售在外。目前，国内游艇制造业最薄弱的是设计，我们现在的设计比世界水平大约落后10年。不过，这方面台湾地区的优势十分明显，两岸之间应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
篇10
[关键词]生态税收；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税；生态税收优惠
生态税收又称绿色税收、环境税收，是指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包括一切对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有作用的税种和税收条款，甚至可以包括各种法定征收的费用。在国外的文献中，虽然生态税收的名称不少，但研究的内容是一致的，即如何通过税收手段来实现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可见生态税收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单个税种，而是由多个税种和多项税收措施组成的科学、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它是与流转税、所得税并列的一个大类。生态税收体系具体有以下内容：一是税收限制。即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资源的特定行为和产品征税，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开采税等。二是税收引导。即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生态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减税、免税、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提取公积金等。税收限制是一种事后的惩罚，带有消极性与被动性；税收优惠则是事前的鼓励，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由于征税所得款项都必须依法用于治理相应的环境污染，使得征税的消极性和被动性相对减弱。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制止了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也为环保事业提供了专项资金。鉴于此，在生态税收体系中征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税收优惠则只能作为配套措施来运用。
一、我国生态税费政策的现实考察
（一）生态税费政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绩，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瓶颈之一。虽然目前我国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收，但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具有生态价值的税费政策，与政府的其他政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具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污染行为而采取的分散在其他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者给予免税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的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等。上述税费政策通过采取税收限制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限制污染、鼓励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政策导向。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税收在环保方面应有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有效发挥，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二）生态税费政策问题分析
1 主体税种缺位，环保资金难保证。随着环境污染程度的加剧和污染范围的扩大，治理与改善环境状况的任务日益艰巨，要求财政提供的资金不断增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保护环境的各项措施中，税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征收环境保护税则是筹集环保资金的最有效方法。然而，我国现行税法中却没有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行为和产品课税的专门性税种，即环境保护税（以下简称环保税），环保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环保税在整个生态税收体系中应处于主体地位，该税种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而单纯依靠收费筹集的环保资金已经很难满足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的需求，开征环保税已势在必行。
2 排污收费制度立法层次低，征管不到位。我国的排污收费工作始于1982年，虽然2003年对1982年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重新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排污收费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排污费的征收、使用、管理，使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立法层次低，征收不规范。作为辅助行政手段运用的排污收费属于政府行为，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在大量的乱收费和乱摊派使企业负担能力很低的情况下，排污费难免会使污染者认为是在承担政府的某种“摊派”，因而产生抵触心理。再加之征收工作缺乏刚性，随意性强，征管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议价收费”、“感情收费”等不正常的现象，大大降低了其应有的调节作用。（2）对拒缴和挪用排污费者的处罚力度不够。《条例》规定对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这样规定罚款的额度明显过轻。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来说，缴纳排污费比起对环保的投资依然少得多，所以他们宁可缴纳排污费或罚款来代替对环保的投资。同时该罚款数额与《税收征管法》的不缴或少缴税款的处以50%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也不一致。此外，《条例》对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者不按批准用途使用的行为，仅仅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剥夺其10年申请专项资金的权利，并处以挪用资金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这也是极其微弱的处罚。因为作为挪用者怀着侥幸心理，如果挤占、挪用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话，那么剥夺其申请权利就无足轻重了。
3 相关税种设计时环保因素考虑不够，生态功能难以有效发挥。（1）资源税。首先，性质定位不合理。按照征收目的的不同资源税可分为一般资源税和级差资源税两种。一般资源税是对占用开发国有自然资源者普遍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通过对国有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达到政府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级差资源税是对占用开发国有自然资源者因资源条件差异获得的级差收入而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通过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由于大多数自然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往往因不需要或很少需要支付费用而过度使用，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其他国家的资源税多采用普遍征收为主、级差调节为辅的原则。我国现行资源税的指导思想为“调节级差与普遍征收相结合”，但实际上却以调节级差收入为主，属于级差性质的资源税。这种性质定位不仅与世界潮流相悖，而且由于其没有给出资源价格，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因而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作用的有效发挥。其次，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资源税只对矿产品开采和盐的生产征税，使大量具有生态价值的水、森林、草原、滩涂等资源长期处于税收监控之外。这不仅与公平税负原则不符，同时也使利用资源生产的后续产品的比价极不合理，从而导致了非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第三，税额设置不合理。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源税单位税额设置偏低，而且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该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弱化了税收对资源的保护作用。第四，计税依据有待调整。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资源的销售数量或使用数量。这意味着对企业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应税资源不征税，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2）消费税。消费税设立之初并没有考虑消费应税产品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但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叠加征收一道消费税，以及对含铅与不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和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实行税额减征等，确实体现了限制污染的税收意图。但是，消费税征税对象限于5大类、11种消费品，其中与环境有关的仅有8种，课税范围过窄，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氟利昂、化肥、一次性产品（相机、剃刀、饮料容器、塑料袋）以及煤炭等，这对环境的保护也是极其不利的。（3）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实缴税额为计税依据，专门为城市维护建设（包括环境治理）而征收的一种地方税。税款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但此税主要依赖于上述三税，税基不稳定。若三税减免，必然会减少城市维护建设税，从而影响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在车船使用税中则规定机动车船主要按辆或载重吨位征收，而对车辆由于性能、油耗和尾气排放量的不同对环境损害程度的差异等因素则不予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车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没有关系。此外，由于车船使用税征收额度较轻，实际操作中很难起到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的作用，而需要更多地使用交通管制手段。
4 生态税收优惠形式单一，整体协调性差。我国现行税制在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性质的税收优惠，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存在以下弊端：（1）税收优惠在形式上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与免税，受益面较窄，且缺乏明显的针对性与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2）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生态税收优惠措施过于零星、分散，大多为临时性、阶段性的保护政策，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有些税收优惠措施在扶持或保护一些产业或部门利益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却起了负面作用。如增值税中为支持农业发展，规定对农膜、农药尤其是剧毒农药实行低税率等。
二、构建我国生态税制的模式取向
（一）对排污收费实行费改税，开征专门的环境保护税
根据中央“清费立税”的精神，对现行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税收化改造，提升其立法层次，开征专门的环保税。在实行费改税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1）征税范围要合理。鉴于我国当前首要的生态环保目标应是扭转水污染、大气污染及工业固体废物污染不断加剧的趋势，因此，应首先选择工业污水、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工业固体垃圾以及超过国家环保标准的噪声作为课税对象，待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2）税基确定要准确。可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以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浓度作为税基，即按照纳税人某种活动所产生污染物的实际数值或估计值来计税。这样做一方面可直接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减少其废物排放；另一方面这种以排污量为税基的做法使企业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污方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税率制定要适中。税率不宜订得过高，以免抑制生产活动，导致社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太高的代价；也不能过低，否则其调控功能将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最优税率应使企业的边际控制成本与边际社会损失成本相等。可采用弹性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以便使防治污染的总成本在每一时期都能趋于最小化。（4）税收征管选择要科学。可作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各级政府应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严禁挤占挪用，确保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益，真正做到“取之于环保，用之于环保，造福于社会。”同时，应加强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联系，明确各自职责。环保部门负责定期对污染源进行监测，及时向税务部门提供计税信息，而税务部门则负责税款的征缴。（5）惩罚力度要加大。对违法者惩处一定要严厉，使拒缴税款和挪用环保专项资金的风险远远大于其收益。建议对上述违法行为统一适用《税收征管法》，实现与征管法的有效衔接。
（二）改革相关税种，增强其环保功能
1 改革资源税。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确立普遍征收为主的征收机制。建立一般性质的资源税，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向所有自然资源开采、生产单位和个人普遍征收，并合理确定资源的价格，最终实现政府通过征税调节自然资源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自然资源配置的目的。（2）扩大征收范围。首先应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和森林、草场资源的生态破坏问题。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其他资源（如土地、海洋、地热、动植物等）纳入征收范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建议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统一并入资源税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是采伐、垦荒、兴建工程以及生活设施建设用地等，都应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用途、使用期限等情况征收资源税。这将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多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促进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3）调整税率。首先，对铁、煤、石油等非再生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定额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实行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之后在销售环节根据销售价格再实行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力争使资源税在节约非再生资源、稀缺资源方面切实发挥作用。对其他资源则仍采用定额税率，统一在开采或生产环节从量计征。其次，对所有应税资源普遍调高单位税额或税率，并适当拉大税档之间的级距。通过提高税负和运用差别税率强化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防止资源的乱采滥用。（4）完善计税依据。对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税资源的计税数量由销售或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或生产数量，而对是否已经销售或使用则不予考虑。上述做法不仅可以使纳税人能够从自身利益或市场需求出发合理开采资源，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杜绝损失浪费的现象。同时也便于源头控制，防止税款流失。
2 完善消费税。（1）扩大征税范围。将那些用难以降解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类包装物品、一次性使用的电池以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等产品列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2）在继续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实行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对排气量相同的小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以体现对具有环保功能的汽车在税收上的优惠，从而促使消费者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消费选择，提高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果。（3）提高税率。应对既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香烟、鞭炮、焰火等消费品以及用引起公害的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汽油、柴油等消费品课以重税。
3 改革其他相关税种。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首先将其由附加税改为独立税，使其拥有独立的税基，成为独立的税种；其次，把征税范围扩大到乡镇，税名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改革车船使用税，首先应统一现行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牌照使用税为车船税，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财产税税种；其次，根据车船污染程度确定不同的差别税率，按污染程度分档征收，并对生产、销售以及购买环保节能型车船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第三，适当提高征收标准，使其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的生态效用得以充分发挥。
（三）完善税收优惠措施，优化生态税收体系
首先，增加生态税收优惠形式。除继续保留必要的减免税优惠形式外，还应增加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提取公积金，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手段，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激励企业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其次，尽可能取消或调整不利于环保的优惠政策。如取消对能源的不合理补贴；在适当时机取消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的优惠增值税税率的待遇。此外，还应根据我国的环保目标，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化学品及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
[参考文献]
[1]李兰英 对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税收体系的思考[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8）：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