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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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的影响

篇1

1木地板消费税的概念

1.1释义

2006年3月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33号)明确规定,自2006年4月1日起对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及实木指接地板加征5%的消费税。

实木地板又名原木地板,是指天然木材经烘干、加工后形成的地面装饰材料;实木指接地板是由一定数量相同的树种、相同截面尺寸的长短不一木料,沿着纵向指接长料,加工而成的地板;实木复合地板是由不同树种的板材交错层压而成。这三种产品的共同点是在生产过程要消耗大量的木材资源。木地板消费税是对木地板企业在木地板生产加工环节征收的税费,而不是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支付额外的税费。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特殊性的消费税,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性的对一些特殊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且我国消费税采用价内税的计税方式,只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缴纳。

1.2地板消费税征收的背景及目的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直接关系到全球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内对木地板的需求大幅上升。生产和使用木质地板客观上消耗了大量木材资源,我国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存环境受到威胁。

伴随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为了鼓励节约使用木材资源,世界各国对天然林采取禁伐、限伐措施。按照5%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就是国家保护森林资源,引导木材合理消费的一种方法,反映了我国政府对森林与环保问题的重视。开征消费税后,一是可以调节消费结构,通过调节纳税人的经济利益,影响消费活动的方向和内容,进而调节整个社会消费结构;二是限制消费规模,引导消费方向;同时增强国人的环保意识,提高民众树立更加环保的木材消费观。征税将促使厂家与消费者更加珍视实木地板的生产与消费,从而提高木材使用率,减少浪费。

1.3消费税征收现状

地板消费税实行9年来,对于保护濒危树种、促进生态良性循环发挥了作用,对抑制纯实木地板消费也有一些效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木地板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进口木材及速生林地的开发使用,继续征收木地板消费税,对保护环境已失去了应有作用,并对资源综合利用和木地板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且受近几年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持续升高,国外贸易壁垒的阻碍,地板行业发展速度降缓,地板企业已经到了生死边缘。

2木地板消费税对木地板企业的影响

2.1我国地板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木地板行业起步晚、基础差,但是发展迅速,在不到30 年的时间内开拓了多种类、多规格的多元化产品格局,建立了从生产、销售到配套铺装的服务体系,并形成了一定企业规模的产业集群,整个行业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成熟阶段。同时,由于木材资源紧缺、市场竞争不规范、企业创新能力弱,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出口贸易壁垒等因素影响,我国木地板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2目前地板企业的发展困境

2.2.1国内市场需求不旺,行业产品销量总体下滑

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2014年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成交额持续走低。连众人期盼的金九银十效应都明显减弱很多,品牌艰难维系,企业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2014年地板销量约为3.88亿元,同比下降2.8%,实木地板及强化地板销量下降5%以上,地板行业整体呈现出疲软的态势,企业不同程度的减产或停产再一次对地板行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2.2.2高企的税负严重阻碍了行业发展,造成不公平竞争

木地板企业在生产中要承受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其他各种税赋,对企业来讲压力很大,这样就会促使一部分企业不规范,容易在行业当中犯错。降低木材企业的税负,公平税收环境,规范企业纳税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2.3企业税费过高,产不敷出,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国际市场疲软,国内商品房调控,导致地板行业销量下滑,出现了局部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的情况。而国内木地板企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水、电等生产成本大幅上涨,运输物流成本也居高不下,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等各种税费也有增无减,致使业内出现大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老板跑路等现象,大量工人待岗。

2.2.4国外技术和贸易壁垒导致国内木地板出口受阻

我国木地板出口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和欧洲,每年木地板出口量一直保持在1亿平方米左右,占木地板产量的1/4。木地板上承载着很多“所谓”的知识产权,由于我们在地板产品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对较少,出口相关产品需要购买国外知识产权,在与外国企业的出口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现在中国地板企业的出口竞争,除了成本原因以外,还有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美国《雷斯法案修正案》及《欧盟木材法规》的强制实施,俄罗斯、东盟等相关木材贸易和保护法案的出台,全球材种资源的认证成本越来越高,以及针对中国地板企业的“双反”调查,使我国木地板出口量大幅下滑,负增长率高达1724%。由于出口受阻,许多企业转向内销,致使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2.3我国木地板生产已向资源综合利用方向发展

我国多年开展森林保护工程以来,实木地板原料基本均为从国外进口,对于出口实木地板成品的企业来讲,只起到来料加工的功能。从木材原料看,实木地板原料主要来自于进口木材,而实木复合地板、强化木地板原料主要来源于人工林木材、次小薪材、枝桠材等,均属于资源综合利用型产品,尤其实木复合地板基材也一部分是秸秆人造板材。木地板的生产对木材资源的损耗已经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

3取消木地板消费税的政策建议

3.1实木地板消费税应尽快取消

征收消费税的目的是为了节约木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我国现在的木材消耗主要依靠进口和速生木材。速生林25年就可以利用,杨树甚至10年左右就可以利用。速生林在我国迅速发展,很多木材加工企业都有自己的林地,甚至在国外开发了自用林地。通过技术的进步,未来的速生林实木地板产业化成必然趋势,速生木材促进了木材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会更好的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

自我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国内优质、珍贵木材供应量急剧下降,实木地板原料很大一部分从国外进口。大量进口木材,间接保护了我国的森林资源,对于国内的实木地板生产企业,不应再征收5%的消费税,而对于实木地板成品的出口企业来讲,国内只起到来料加工的作用,消费发生在国外的部分产品,也不应再征收消费税。

3.2实木复合地板、实木指接地板消费税,应享受国家补贴或退税政策

实木复合地板是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国际上对木材的综合利用、科学利用或加工利用有一个基本定律:如果对天然林的利用小于30%,基本上就属于科学、合理的利用。拿木地板行业来说,实木复合类就符合这一环保要求。实木复合地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三层复合,一类是多层复合。15毫米厚的为三层复合,表层4毫米为天然林材种,中间层和底层均为速生林木材;多层一般为12~15毫米结构,目前普遍利用的表层只有06~2毫米,所占比重也都小于30%。从国际上对资源的环保绿色、科学利用的角度来讲,复合木地板是环保产品,其资源的使用是合理,不破环环境的,生产过程也不污染环境,产品的消费利用对环境无害,产品废弃以后,还可以被再生利用,这都符合现代环保可循环利用的理念。

实木复合地板基材为人工速生林木材,同为综合利用产品,中、高密度纤维板能享受国家退税政策,实木复合地板基材亦应享受。大力推广实木复合地板的消费,有利于保护稀有木材资源。

实木指接地板主要生产原料为短小木材及木材加工边角料,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产品生产不仅能减少原木消耗,还可提高木材资源利用率。因此指接地板不但不应征税,而且应该进行相应补贴。

3.3尽快研究制订地板行业木材综合利用鼓励政策

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加快绿色城市建设,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完善绿色建筑标准及认证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建材,强力推进建筑工业化。木材与木制品是唯一可再生的绿色建筑材料,国家应积极鼓励其发展,近期也是取消木地板行业消费税是最佳时期。为保护森林资源,应采取差别征税的方式,对使用次生材、速生材、边角料等非原木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实木复合地板、指接实木地板,按照低税率征税或者免税或者在其他税目中退税,以鼓励企业使用原木替代品。同时,也使征收税率与征税对象所耗用的自然资源(木材)相适应,回归消费税的本意与宗旨。

篇2

关键词:烟草税收政策;卷烟消费;影响

一、相关背景

2015年5月,国家出台了新的烟草税收政策,对卷烟消费税进行了调整,在提高卷烟从价税的同时在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从量税。由于之前的烟草税调整,都是只调烟税不调烟价,不少烟草企业为了保证销量的提升都通过内部消化来对烟草的税额进行了调整,难以切实发挥实质性的卷烟消费控制效果。此次我国烟草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提升了烟草批发环节的消费税率,将其提高到6%,这就使得零售环节烟草的指导价格同步提高,能够在卷烟消费行为的管控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根据管理实践和国际经验,烟草的税收税率每提高10%,烟草的税收总额就能够增加5%,同时卷烟的消费量也能够降低5%。尤其是对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烟草税收政策对卷烟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

烟草经济作为戒不掉的经济,烟草专卖局一方面提出自身的经营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控烟的社会责任。而政府一方面征收高额的烟草税,另一方面还需要补贴烟农进一步推动烟农的转产。由于烟草企业的税收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同时烟草企业本身也需要维护自身的发展和利益,使得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着保障烟草税收来源、提高财政收入的动机,依靠保护性措施促进本地烟草行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提高烟草税负所带来的控烟作用。

二、烟草税收政策对卷烟消费的影响

烟草税收是我国地方以及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烟草既是创税大户,同时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户。就我国而言,当前烟草行业涉及到的税种比较多,主要包括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烟叶税、城建税和教育税附加等。除此之外,我国对于卷烟的产品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并确定了卷烟的价格体系,从卷烟的零售价格、批发价格以及调拨价格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确定。其中,卷烟的零售价格是指烟民最后承担的价格;卷烟的批发价格是指卷烟商业企业向零售企业销售卷烟时确定的价格;卷烟的调拨价格则是卷烟厂向卷烟商业企业销售时卷烟的价格。卷烟的最终零售价格中包含了较高的税收。卷烟的含税价格跟不含税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卷烟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对于这一部分税款25%划归地方,其余归中央财政所有。

同时,卷烟作为特种商品,还需要同时交纳消费税这一中央税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卷烟的消费税计税价格为卷烟批发环节销售价格*(1―批发毛利率)。由于消费税本身包含重复纳税的特征,卷烟批发企业也需要交纳相应的消费税。烟草相关企业在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之后,还需要根据实际交纳的流转税额进一步交纳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等。

除此之外,烟草企业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测算,烟草的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卷烟厂和烟草零售商大约各占13%,而烟草公司大约占28%。烟草消费者购买的卷烟产品价格中67%的价款都是国家税款,在这些税款中中央能够获得消费税、大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以及75%的增值税,这也解释了烟草行业作为我国的纳税大户,推动地方经济的现实状况。

依据我国卷烟消费税计税价格信息采集和核定的相关制度,税务部门将烟草的调拨价格作为基准,并将烟草分为了五类。这五类卷烟产品在烟草税收政策调整之后,卷烟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都进行了调整,但价格的增长幅度是不相同的,卷烟的类别越高增长幅度越大,这也使得这五类卷烟厂品的消费水平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税收提高之后,低收入消费人群所受到的消费抑制更为明显,促使他们向更低档的香烟消费转移。

三、卷烟税收政策跟卷烟消费间的矛盾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在卷烟行业税收上都有着重工轻商的特点。卷烟生产企业所承担的税款,大概是卷烟商业企业承担税款的三倍,这就造成了卷烟生产企业承担的税款相对比较重。在这样一种税收管理体制下,卷烟行业税收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卷烟的生产量,而不是取决于卷烟的销售量。卷烟行业这样的一种税收特点,常常会导致地方政府对本地的烟草行业实施干预和保护,比如发展本地卷烟品牌、实施地方性封锁等。除此之外,跟一般的行业相比较卷烟行业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卷烟商业企业跟卷烟生产企业的联系常常会非常紧密。假如对卷烟的税收征管只是在卷烟的生产环节上进行强化,而忽视卷烟的销售环节,就会导致卷烟行业的税收征管链条不够完整、不够健全,进而出现卷烟生产企业人为压低生产环节的销售价格以此来规避纳税。国家此次卷烟消费税的调整,重点就是侧重于卷烟的批发环节,这有助于缓解之前卷烟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纳税不均衡的问题,降低卷烟生产企业的纳税负担,同时也降低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工商联手规避税费的行为。

第一,在我国烟草企业属于国有垄断企业。烟草相关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既要交纳相应的税款,同时还需要按照中央财政的要求对产生的利润按比例上交。烟草税收政策的改革,提高了烟草的税率。这就使得烟头企业能够保留的利润减少,对烟草企业职工的工资以及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烟草企业为自身发展的需求,会针对新出台的烟草税收政策提出相应的对策,以维持烟草的销量。这对于我国控烟行动、控制卷烟消费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我国卷烟消费税的制定和管理实行分档比例税率,税收政策的改革很可能会导致相邻档次的卷烟消费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烟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出于自身管理的需求,会在税收管理中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以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卷烟价格区间。这样的税收管理行为,很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它既会导致税额的流失,同时也会导致税收政策在调整卷烟价格方面作用比较小,卷烟税收政策的调整很难及时地传递到消费者终端,也就很难对卷烟的消费行为产生作用。

四、我国烟草行业税收政策的改革建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烟草税收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这一发展变化不但涉及到税收政策改革,同时也涉及到国家财政分配体制的完善。在烟草消费管控上,既要依靠原有的税收政策,同时也应当逐步建立完善必要的配套机制,逐步提高税收在卷烟消费上的引导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理调整从价消费税,尤其是从量税。当前,在卷烟生产批发环节中的从量消费税水平比较低,这就导致其在管控卷烟消费方面作用比较低。一般来讲,低收入者对于卷烟价格的弹性更大,也就是在卷烟的价格提升情况下低收入者减少得更多。正是基于此,应当对烟草的从价消费税进行合理的调整,尤其是烟草从量税,以此有效管控卷烟消费行为。不仅如此,依靠从量税的征收还能有效规避企业避税行为,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背景下,依靠从量消费税提升来实现烟草消费行为的管理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效益。

第二,从现有的烟草税中提取烟草消费控制税。设置烟草消费控制税的目的是控制烟草消费,根据国际管理实践可以发现,提升烟草纳税水平,收取烟草消费控制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烟草消费。因此,为了有效实现卷烟消费的管控,可以将部分烟草税投入社会医疗保健等相关领域,强化烟草消费管控宣传,支持青少年健康教育,依靠从量消费税的征收来鼓励烟农转产,并依靠烟草税的征收推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保健等产业的发展。

第三,对卷烟消费税的税率进行合理的调整。尽管烟草行业能够为我国创造较多的税收财政收入,但是烟草消费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烟草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生产力损失、生命损失、医疗卫生成本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强化卷烟消费的管控,依靠烟草消费税税率提升,强化烟草价税联动。在对烟草消费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还需要对烟草工商企业之间的纳税负担进行合理的平衡和调节,对现有的烟草税收体制进行完善和健全。当前,不少国家对烟草消费税的税收税率都提高了70%,出于控制卷烟消费行为的目标,我国也需要进一步提升烟草的价格和税收水平。

参考文献:

[1]石坚,胡德伟,毛正中,陈文东.提高中国烟草税税负的经济影响分析[J].财贸经济,2012(02).

[2]胡鞍钢,胡琳琳.运用税收与价格手段控烟的政策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11).

篇3

[关键词]水资源 消费结构 承载能力 恩格尔定律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紧缺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本文将引入恩格尔定律,对我国当前水资源消费结构进行分析,结合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影响因素,改善不合理的水资源消费结构。

一、我国水资源消费结构分析

(一)恩格尔定律的引入

消费结构指的是人们的各种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根据消费结构由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的发展规律,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越穷,其国民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一比例会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

(二)我国水资源消费结构分析

水资源消费结构根据经济和社会需求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基本型消费结构,即满足生存需要。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农业用水资源,一般主要应用于生存和生产资料的消费,主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用水;第二种是发展型消费结构,即满足发展需要。主要指工业用水,指的是发展型资源所需用水,在保证满足衣食住行的基础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第三种类型指的是生活用水,即满足享受需要,通常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水资源的消费。

如果将水资源看成是一种社会消费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其消费比例是不同的。以地域作为划分单位,通过对当地的工农业发展情况进行比对分析。由于不同地区的地貌地质不同,导致当地工农业发展不均,耕地较多的地区,基本型消费结构所占比重较大;经济和工业发达地区,则发展类型消费结构所占比重较大、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有些耕地资源有限的地区,对农业格外重视,会引起基本消费类型与发展消费类型的失重。

二、影响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因素

1、水资源的总量

水资源总量指的是河流循环过程中可以更新和恢复的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总和。确定水资源的总量是研究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某一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关键。在研究水资源承载能力的过程中,水质是需要和水量同时考虑的因素。确定水资源总量的因素有:在环境变化过程中所不变的水量,水利水电工程所储备和增加的水量,跨流域调水过程中引起的增减;以及包含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资源资源总量。

2、生态环境所需的用水

生态环境所需水指的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以及各种生物的生存对水资源的基本需求以及对水质的要求。生态环境所需水的耗水量包括自然生态用水与人工生态建设所需的水量与水质。另外,计算生态所需水时还应当考虑到水体的流速与流量。

3、可供人们使用水资源的总量

可供人们使用水资源的总量是包括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水资源的总量。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可供使用水资源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可供人类使用和开发利用的水资源的最大量,这个量也是水资源承载能力计算的基础线。在实际计算中,一般要扣除生态环境所需水量以及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量;同时,由于各地区生产力水平不一致,以及节水技术与社会经济消费水平不一,影响了对水量以及水质的计算,因此这些因素也不予计算在内。

4、水体的自我清洁能力

通常情况下,污染物进入水体之后,在水体流动过程中,会进行一系列的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使污染程度降低,这就是水体的自我清洁能力。针对不同流域水质,不同程度污染,水体的自净能力不同,这也是在计算水资源承载能力时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优化水资源结构、缓解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建议

1、转变水资源消费类型

在水资源依赖较强的地区,农业是当地的生产支柱,但是水产业的产值却不多,因此,在这类地区,应该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由农业向畜牧业和林业转化,调整水资源消费结构,使水资源结构逐渐由基本型消费结构向发展型消费结构转变。

2、优化水利建设工程配置

为了满足优化水资源配置需要,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相关的水利建设工程的实际需要,同时要尽最大限度减少消耗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配置。在规划中要未雨绸缪,提前计划好节水工程以及治污工程的调控手段和支出费用等等。

3、节约用水,保证城市用水的补给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在考虑节水以及治污手段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检测系统,替代传统的不科学手段,以保证居民生活用水的供给,以及生态和水体的平衡。当前很多城市在表面看来,水资源丰富,完全能够满足居民生活用水,但是在实际上是以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的严重透支作为代价的,因此,应当确定生态目标,恢复生态水的平衡,保证水资源持续发展。

四、总结:

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是我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的巨大问题,通过对水资源消费结果以及承载能力的分析,客观认识当前水资源开发现状,为研究水资源承载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数据。

参考文献:

[1]郝端文,卢世煜,王东辉.加快节水型社会创建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河北水利,2009;11

[2]李玉荣.加强水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与信息,2010;2

[3]张满银,张虎元,孙志忠,高全全.基于PLS的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影响因子分析.人民黄河,2008;4

篇4

关键词 水稻;“三控”施肥;产量;效益

中图分类号 S511;S1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8-0018-02

水稻“三控”施肥技术是以控氮为主的控肥、控苗、控病虫(简称“三控”)的施肥措施及配套技术体系,通过控氮和氮肥后移促进氮肥利用率和产量构成因素提高,减少病虫害和农药使用,实现水稻栽培高产增效、环保安全[1-3]。2014年,根据省总站安排仍继续开展双季稻对比试验,为今后大面积推广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粮食高产创建付坊乡示范片双季稻田,面积800 m2。试验田为潴育型麻砂泥田,肥力中等,排灌便利。土壤测试pH值为5.7、有机质32.6 g/kg、全氮2.23 g/kg、速效磷35.8 mg/kg、速效钾118 mg/kg、碱解氮170 mg/kg。

1.2 试验材料

供试品种早稻为陵两优7108,晚稻为五优308;供试肥料为养分含量稳定的单质肥料:尿素(含N 46%)、钙镁磷肥(含P2O5 12%)、氯化钾(含K2O 60%)。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3个处理,具体如表1所示。3次重复,随机排列[4-6],各小区面积66.7 m2,小区间做埂用薄膜覆盖单排单灌,设好保护行。本试验习惯施肥用肥量为纯N 172.5 kg/hm2、P2O5 90 kg/hm2、K2O 112.5 kg/hm2,试验中“三控”施肥总N量为习惯施肥施N量的90%,用肥量为纯N 155.25 kg/hm2、P2O5 90 kg/hm2、K2O 112.5 kg/hm2,施纯N的比例为4∶2∶3∶1和5∶2∶2∶1。

1.4 试验实施

早稻于3月26日播种,4月18日抛栽,秧苗叶龄3.5叶,7月15日收割,全生育期112 d;晚稻于7月3日播种,7月22日抛栽,秧苗叶龄4.0叶,10月21日收割,全生育期110 d。早、晚稻抛栽密度均为27万蔸/hm2,每蔸2根。试验除施肥时期、施肥量不同外,其他农事操作均一致。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水稻主要生育性状的影响

2.1.1 分蘖动态。抛秧后,每5 d田间调查1次。从表2可以看出,早、晚稻2季处理T1和处理T2均在第25天达到分蘖高峰,处理T3迟5 d达到分蘖高峰;分蘖速度从第5天开始至到达高峰时,处理T3比处理T1和处理T3明显加块;早稻处理T1和处理T2比处理T3分别少87.0万、82.5万株/hm2、成穗率分别多12.1、10.5个百分点,处理T1和处理T2之间差异不大;晚稻处理T1和处理T2比处理T3分别少97.5万、91.5万株/hm2、成穗率分别多14.1、12.1个百分点,处理T1和处理T2之间差异不大。以上说明三控施肥处理T1和处理T2在控氮施用、推迟蘖肥、重视穗肥,能有效地控制前期禾苗生长速率,加快中期生长速率,有利提高成穗率。

2.1.2 叶势和株型。据田间调查和大田长势总体来看,早、晚稻处理T1、T2水稻生长表现为前慢后快,逐步赶上并超过处理T3,两者间差异不大。处理T1、T2叶色前期比处理T3叶色浓绿看相要弱,但整个生育期处理T1、T2叶色都保持青绿,叶姿挺直,成熟后剑叶仍为活叶,而处理T3前期叶色浓绿,叶姿披散,抽穗开始后,叶色渐褪、落黄,成熟后剑叶尖出现一定程度枯黄。成熟后处理T1、T2比处理T3株高平均高3 cm左右,茎秆单茎干重高10%~15%,基部节间距较短。

2.1.3 病虫害和抗倒伏。根据田间病虫害调查,本次试验相同药防情况下,由于三控施肥对苗峰的有效控制,增强了群体通透性。早、晚稻处理T1和处理T2病虫害明显低于处理T3。三控施肥使水稻茎秆更粗壮。上半年雨水较多,早稻处理T3发生大面积倒伏现象,而T1、T2只发生零星极小部分倒伏。晚稻处理T3发生小面积倒伏现象,而T1、T2未发生倒伏。综上可知,三控施肥技术能增强水稻抗逆性。

2.2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早稻处理T1、T2比T3有效穗数分别多21.0万、16.5万穗/hm2,每穗实粒数分别多4.2%和4.3%、结实率分别少0.14、0.24个百分点,千粒重增加0.2、0.1 g;晚稻处理T1、T2较处理T3有效穗数分别多12万、9万穗/hm2,每穗实粒数分别多15.8%和13.0 %、结实率分别高3.8、3.8个百分点,千粒重增加0.5、0.7 g。由此表明,水稻上利用三控施肥技术能较好地增加有效穗数和穗总粒数,提高结实率和千粒重等,为增产奠定基础。

2.3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对实际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早稻处理T1、T2较处理T3分别增产718.5、637.5 kg/hm2,增幅分别为11.6%和10.3%,产量差异极显著;晚稻处理T1、T2比处理T3分别增产627.0、484.5 kg/hm2,增幅分别为8.8%和6.8%,产量差异极显著;早、晚稻处理T1和处理T2产量差异都不显著。

2.4 不同处理对水稻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早稻处理T1、T2较处理T3纯收入分别增加1 893.75、1 691.25元/hm2,增幅分别为14.2%和12.7%;晚稻处理T1、T2比处理T3纯收入分别增加1 727.7、1 357.2元/hm2,增幅分别为10.5%、8.2%。早、晚稻处理T1、T2较处理T3增收效果明显。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N(4∶2∶3∶1)与N(5∶2∶2∶1)之间水稻“三控”施肥试验结果差异不大,两者适宜本地推广。水稻“三控”施肥较当地习惯施肥相比,有更高产量和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

4 参考文献

[1] 曾家焕.水稻三控施肥技术试验[J].中国农业信息,2013(6S):107.

[2] 黄农荣,钟旭华,程飞虎,等.水稻“三控”施肥技术示范应用进展(摘要)[J].中国稻米,2013,19(4):146-147.

[3] 林少飞,陈军旺,陆少萍.水稻“三控”施肥技术在信宜市的示范应用效果[J].农业科技通讯,2015(8):133-135.

[4] 熊竹林,谢靓,袁美玲,等.2015年水稻“三控”施肥氮肥调减幅度试验[J].现代农业科技,2016(1):25.

篇5

关键词:城镇化;消费水平;影响探讨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01

一、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在我国人均消费与收入对比中,能够发现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9倍以上。以理论分析的数据结果能够看出,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在逐步向内收敛,但是从根本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仍在整体社会居民消费中处于下游,但消费结构的晋升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刺激消费,而城镇化全面的地区仍有较大的消费潜能。但是以全国的层面进行深度分析,也能过体现出不同地区的消费差异化,目前我国城镇化的提升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消费率提升结果,虽然理论消费增长仍在提升,但并没有预计中的快。从城镇化的角度分析,其带动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方面,目前我国依旧存在不完全城镇化的人口比例,而且规模较为庞大,对社会保障与户籍具有割裂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进城农民对未来发展和预期的不确定,那么从消费本源的考虑,消费意愿并没有在新增城镇化人口中得到释放。那么即便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生活,但是候鸟化的迁徙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收入方式或者消费模式,那么这部分居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消费支出,本身也没有发生过高的改变,然而对未来生活的诸多考虑和主观思想,也促使其更加容易产生回乡消费的习惯。那么隐性市民与正式农民的双重身份,实际上已经影响的这一部分人口的消费方式,没有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促进消费增加的动机也就不为突出。

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过程只是将农民从农村推进了城市,但是并没有在生存技能或者文化水平上促进其发展,这部分进城农民大多从事了体力劳动,无非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但是也提升了在支出,在降低这部分劳动者的永久性收入,消费增长并不能完整消化,就无法产生过高或过快的增长空间。从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能够发现部分农民对进城的行为而言并非主观意识,完全属于被动行为的推进。那么在征地或者变迁的过程中产生了被动城镇化的行为,当离开原有的生产环境,抛弃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又缺乏相应的谋生技能,在城市中就业不容乐观。虽然征地补偿的资金也并非小数,但一夜暴富的居民并没有长期投资或者经济控制能力,一度产生高消费只能促使其再次返贫,其后果不但不能刺激消费增长,反而会降低人均消费和生产值。从原有的农村生活消费习惯中,能够发现这一部分人口的储蓄动机是基于防范风险的本能,当城镇中物价上涨或者房价提升的阶段,必然导致其消费行为向储蓄形式转化,那么跨期消费的增长只能对未来消费产生促进,但是对当前消费的促进却也产生了制约。

除此之外,城乡居民在原有生活状态的生活习惯,是由几代人产生的生活模式,而这种模式并非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内在变化,那么也就产生了对消费增长的实际阻碍,从其消费模式与城镇化的联系中,也能够发展特定历史时期内,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影响了这部分人的主观思维的固有模式,那么这种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并非在一代人中能够马上变化,从城镇化的目标中也应当考虑,其转变的过程是两代人或者更L时间。而在这样的时间阶段中,既要促进其掌握生产能力,同时也要促进其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

二、城镇化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如何促进其经济增长能力的稳步提升,需要借助其新型城镇化的消费模式改变与提升。但是依据消费增长的客观规律,对城镇化的居民来说应当逐步推进,而并非立竿见影。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展推进。

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消费增长的根本动力,而推进其消费动力,要依据经济市场环境中的规律与模式,其中政府职能仅起到推进作用,对政策的创新与变革,需要依据经济环境因势利导。那么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规避围城造地的主观思想,同时也应当戒除强制性的征地模式。从推动居民进城,到引导学生进城,变被动为主动和引导,才能在思想进程中促进其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发生本质的变化需求,从而促进自身在城镇中的生活,形成改变原有生活习惯的意愿和动机。

另一方面,在原有经济模式的推动中,实际上存在某种缺陷,包括在城镇化过程中原有居民的基数在下降,而人口流动数量却在增加,产生了忽略居民生活质量的倾向。当城市生活并不能产生其居民的依赖,那么在消费中如何引入消费动机就成为了矛盾。换言之,对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要满足居民居住的基数占比,同时也应当考虑生活质量的提升,包括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公共产品的基数和占比,在营造和谐适宜的居住环境中为其居民提供定居条件,从而主观意愿引导其留在此地长期发展,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只有当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发生了本质变化,才能促进其产生对新型城镇的依赖,进而产生在此生活的长期考虑。

除此之外,必须完成对城镇化推进的制度完善与创新。其重点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能够良性运转的长效机制,从而达到稳定发展的未来预期。在城镇化的推进与演变中,相关制度的构建本身就是规范其行为的措施,而变革与创新并举也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当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基础保障全面完善与改革,必然能够从多重方式中,提供其居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对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多方面公共服务完善之后,其生活的基础设施也会成为其主观意愿的推动。而这样的方式也更为人性化,从推动变引动,需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只有将常住人口的服务作为城镇化的基础,才能在全面覆盖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促进其消费增加和不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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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肥一体化;施肥量;番茄;产量;效益

中图分类号: S64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05.033

海阳市是胶东半岛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面积20多万亩,以前蔬菜大棚沿用大水漫灌的方法,蔬菜用水是粮食用水的2倍以上。从2008年开始,海阳被农业部确定为蔬菜大棚肥水一体化滴灌示范县市之一。目前70%的大棚户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节灌设施。该设备利用管道灌溉系统,将肥料溶解在水中,同时进行灌溉与施肥,适时、适量地满足农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实现水肥同步管理和水肥高效利用技术[1]。该技术大大节省了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强度。本试验主要通过试验探讨在海阳日光温室栽培条件下,番茄使用水肥一体化的最适施肥量。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点

试验于2013年9月 ~2014年6月在山东省海阳市里店镇纪疃村,日光温室蔬菜示范区内进行。土壤类型为棕壤土,耕层质地为轻壤土。土壤中具体养分含量见表1。

1.2 试验材料

试验以普罗旺斯为试验材料,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灌溉施肥,以椰树牌水溶性肥料20-20-20,19-8-27(北京富特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进行灌溉。苗期和生长期灌溉20-20-20水溶肥,结果期使用19-8-27水溶肥进行灌溉。

1.3 试验设计

采用高垄栽培,双行定植。行距为60厘米,株距为45厘米。每垄铺设两条滴灌管。根据灌溉施肥制度,设五个处理:处理1,不施肥;处理2,低施肥量,亩追肥95公斤;处理3,中等施肥量(常规施肥量),亩追肥118.8公斤;处理4,高施肥量,亩追肥146.5公斤;处理5,常规灌溉施肥,中等施肥量,不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CK)。试验均三次重复。番茄于9月20 日定植,于12月26日开始采收。

1.4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2003和DPS7.05分析整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施肥量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施肥处理的番茄亩产量差异明显。处理1亩产量最低,仅为6508.7公斤。比处理5常规方法减产11.94%;处理2、3和4比处理5均增产;其中处理4亩产量最高,为8516.0公斤。其次为处理3亩产量8511.6公斤,处理4 亩产量8029.8公斤。处理2、3、4与处理5之间差比为均为极显著。但处理2、3之间差别不显著。

2.2 不同施肥量对番茄生产成本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后,每亩的水电费和人工费均有所降低,但是增加了设施的折旧费用。与处理5传统方法比,处理1和处理2的总生产成本均大幅降低,分别降低了37.66%和10.39%;而处理3和处理4与处理5传统方法相比总成本均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0.65%和11.69%。

2.3不同施肥量对番茄效益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处理1的每亩纯收入与处理5 传统方法比降低10.01%;处理2、处理3和处理4的每亩纯收入与处理5 传统方法比均大幅增加,分别增加了10.07%、15.49%和16.25%。

3 结论

与传统方式相比,水肥一体化技术可减少肥料挥发、固定以及淋洗的损失。肥料利用率可提高30%~50% ,水分利用率可提高40%~60%[2] 。由于利用设备进行水肥一体管理,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应用膜下滴灌技术单产可提高20%~50%,最高增产1倍[3]。本试验结果可知,与常规方法中等施肥量比,应用水肥一体化后低水平施肥量,中等施肥量和高施肥量的番茄产量和效益均显著提高8%~15%。但高施肥量和中等施肥量的产量和效益差异不明显。因此,从生产成本和效益综合考虑,建议生产上推广中等施肥量。

参考文献

[1]陈广锋,杜森江,荣风.我国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及研究现状[J].中国农技推广,2013,(5):39-41.

[2]吴勇,高祥照,杜森.等.大力发展水肥一体化加快现代农业[J].中国农业信息,2011,(1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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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一、引言

消费水平不仅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所以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也应充分考虑倾向于拉动消费水平的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只有清楚地了解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具体因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从来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

然而,伴随着中国市场化加深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却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中国居民消费者的现状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30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经一跃成为世界GDP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的人均GDP也有所增长,但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如果说中国居民的主要消费品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那么恩格尔定律的确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国居民消费率随着经济的增长下降。但是与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明显要低了很多。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典消费理论回顾

1、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强调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其实际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的收入水平,即指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消费函数通常表示为:

C=α+βY ( a>0, 0

其中,C表示计划消费,Y表示现期收入,截距α表示自主消费,不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斜率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of consume,MPC),表示每变动1单位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变动额。

2、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森贝里于1949年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

另外,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还论述了消费方面的“示范效应”,即消费者的消费受到周围人们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低收入者因攀比心理、提高社会相对地位的愿望等因素而使自身的消费处于和收入不相称的较高水平,在社会收入增多的情况下自然就提高了短期消费水平。

3、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和布伦贝格共同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

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青少年阶段、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退休以后的阶段)。通常,在青少年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消费又会超过收入。因此,各个家庭的消费取决于这个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该理论的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C =b1YL +b2WR

其中,C表示现期的平均消费,b1表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YL表示一生中平均的劳动收入(现期收入和预期的未来收入两部分组成),b2表示平均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WR表示一生的平均财富。

(二)可能的影响因素

根据经典的消费理论以及现实的经济意义,本文选用如下因素作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解释变量:

1,人均可支配收入 消费水平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说明人们越富裕,消费水平相应会越高。

2,储蓄存款 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人们的储蓄存款越高,则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越少,即消费水平越低;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越多,说明人们越富裕,消费水平也可能相对越高。

3,消费价格指数 它是根据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产品与劳务价格变动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消费价格指数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低,人们会相对贫穷,从而减小消费降低消费水平。

4,税收 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税收越高,可支配收入越低,人们会相对贫穷,用于消费的支出则越少,消费水平越低;但是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可以提高再分配的收入水平,从另一种角度看可能会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1990-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下表:

通过以上结果可知:Adj-R2=0.997,说明模型的样本拟合性很强,总离差平方和有99.7%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只有0.3%未被解释;F值为2272.903,数值很大,说明方程有很强的显著性,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由方程的各系数可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税收、储蓄存款呈正相关关系,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

(二)模型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与修正

(1)相关系数检验 因为模型涉及到的变量较多,容易产生多重共线现象,所以需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2)修正多重共线性

修正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利用SPSS软件对变量逐步回归,可以得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最优函数为f(X1,X2),此时的可决系数Adj-R2提高到0.998,F值提高到4740.440,方程显著性更强,所以最优回归方程为:

Y=224.007+0.445X1+0.028X2

F=4740.440R2=0.999Adj-R2=0.998

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税收有正相关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0.445%,居民消费水平便可提高1%,税收每增加0.028%,居民消费水平便提高1%。

2、序列相关性检验

在回归模型的古典假定中是假设随机误差项是无自相关的,即在不同观测点之间是不相关的。也即模型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μi(i=1,2,3,4)中,Cov(ui,uj)=0,如果对于不同的样本点该公式不成立,即随机干扰项之间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则称出现了序列相关性。

由于随机误差项是不可测的,所以我们用残差来估计。首先通过残差的散点图粗略的观察,做出标准化残差散点图如下:

3、异方差检验

这里利用相关系数法检验该模型的异方差性,新生成变量abse为残差的绝对值,然后利用软件SPSS计算出abse与解释变量X1、X2的Spearman相关系数,得到Spearman系数为0.337,对应的P值是0108>0.05,说明残差与解释变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不存在异方差。

四、结论分析及政策建议

由上一节中的多重共线性检验与修正、自相关性检验及异方差性检验可得模型的最终表达式为:Y=224.007+0.445X1+0.028X2,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居民消费水平便可增加0.445%;税收每增加1%,则居民可消费水平便增加0.028%。虽然模型中剔除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储蓄存款这两个变量,但并不说明这两个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没有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给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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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溶性肥;花椰菜;产量;效益

中图分类号:S635.3;S1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47(2013)24-0052-02

云南元谋是全国重要的冬春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菜篮子”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蔬菜生长环境污染及有机肥、化肥的长期不合理使用,导致水资源利用率低、肥料养分严重流失、环境污染加剧和农产品品质下降等问题。

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了科学灌水、施肥及用药一体化管理,可以有效改善土壤微生态环境、提高作物产量及品质。水溶性肥料除具有易溶解、无沉淀、易吸收等优点外,还含有丰富的大量元素及钙镁锌等,可为植株生长提供必需的营养元素,因此,其普遍应用于经济效益较高的蔬菜生产、园艺栽培中[1~3]。为验证水溶性肥在花椰菜生产上的应用效果,开展了其肥效试验,以期为水溶性肥在花椰菜栽培以及今后水肥一体化技术研究中的应用提供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共3种肥料,天泽丰水溶性肥料(粉剂),由昆明润隆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养分组成为20% N+20% P+20% K+TE;肥沃森腐殖酸(水剂),由青岛九农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提供,有效成分为腐殖酸≥80 g/L、N+P2O5+K2O≥350 g/L;高钙钾宝,由桂林兴安林湖农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有效成分含量为N≥13%、P≥20%、K≥10%。

花椰菜种子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蔬菜研究中心选育提供。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云南省元谋县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试验网室内进行,前茬为花椰菜。设4个处理,即天泽丰水溶性肥(T)、肥沃森腐殖酸(F)、高钙钾宝常规肥处理(J)以及清水对照(CK)。每个处理设3次重复,田间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两端设保护行[4]。

2012年10月15日进行穴盘育苗,11月19日定植于网室内,定植14 d后,每隔7 d浇肥水1次,直至试验结束。每次浇肥水300 mL/株,对照组浇清水300 mL。苗期肥水为800倍液,结球期至成熟期肥水为500倍液。各处理施肥浓度及时间一致,且不再使用其他肥料。

1.3 试验调查

在花椰菜结球期,从每个处理每个重复中随机抽取5株植株,调查其株高、株幅、叶片数等植株性状,研究不同肥料对植株营养生长的影响;在花椰菜商品球期,从每个处理中随机抽取5株植株,调查球横径、纵径以及单球质量等花球性状,并折算小区产量及667 m2产量。

根据不同肥料价格、单位面积肥料投入量以及667 m2产量,计算投入产出比[5]。投入产出比=项目总收益/投资总额。

用SAS 9.0软件对所有处理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并用Excel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肥料灌施处理对花椰菜生长发育的影响

从图1可看出,天泽丰肥料处理可有效促进植株生长及株幅扩增,其在结球期时株高达49.70 cm,株幅宽达57.43 cm,但4个肥料处理对花椰菜植株株高和株幅影响的差异性不明显。

2.2 不同肥料灌施对花椰菜经济性状、产量的影响

方差分析发现,4种肥料灌施处理对花椰菜产量影响差异极显著,其中,天泽丰水溶性肥对花椰菜对单球质量影响最大,平均单球质量为358.11 g,较常规复合肥处理增加44.44 g,同时花球横径和纵径也明显高于对照处理(表1)。

2.3 不同肥料灌施处理对花椰菜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表1可看出,与常规肥料高钙钾宝处理相比,天泽丰、肥沃森肥料处理的667 m2产值均不同程度增加,其中,天泽丰水溶性肥料处理的生产效益增值最大,达5 371.65元;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肥沃森肥料等量处理的产出投入比最高,达33.27∶1。

3 结论与讨论

天泽丰肥料元素配比为20% N+20% P+20%K+TE,其营养均衡,能有效促进植物生长发育;而肥沃森肥料是以甲壳素为主的腐殖酸,其内含有的有益微生物可以有效促进土壤中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盐,因此,这2种肥料的肥效突出。

本试验在灌施前,对各种肥料用水稀释时发现,天泽丰和肥沃森2种肥料水溶性较强,而常规肥料在水稀释并静置溶解3 min后,仍有较多的悬浮颗粒,这可能是造成各处理产量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由于天泽丰和肥沃森肥料水溶性较强,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利用这2种肥料开展不同作物的水肥一体化技术研究,以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改善菜园土壤环境。综合评价,从各肥料处理对花椰菜产量、产值以及投入产出比来看,天泽丰对花椰菜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较好。

参考文献

[1] 苗峰,刘振栋,刘进余,等.大量元素水溶性肥料在白菜上的应用效果初探[J].蔬菜,2010(11):37-38.

[2] 蔡丽华,蔡瑛,刘俊,等.大量元素水溶肥料(粉剂)在番茄生产上的应用效果初探[J].湖南农业科学,2007(3):116-117.

[3] 李慧君,王玉莲,张云华.全水溶性肥料在香水百合栽培中的试验[J].甘肃林业,2008(3):38-39.

[4] NY/T 497-2002肥料效应鉴定田间试验技术规程[S].

[5] 陈涛,洪娟,黄翔,等.大量元素水溶肥对萝卜的应用效果[J].天津农业科学,2012,18(1):51-53.

Effects of Water-soluble Fertilizers on Cauliflower Yield and Benefit

CHEN Yiqi1, DAN Zhong2, YANG Hongjun1, CHEN Rui1, PENG Zhiyun1, QIAN Min1

(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unming, 650205;

2.Institute of Tropical Eco-agricultural Sciences,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Abstract: To relieve problems on the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w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two water-soluble fertilizers on cauliflower yield and benefi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water-soluble fertilizers could promote the curd development of cauliflower. Applied with TZF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the cauliflower yield and benefit were increased by 133.33 kg/667 m2 and 666.65 Yuan/667 m2, respectively. The treatment applied with FWS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possessed highest output-input ratio of 33.27∶1. Irrigating with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the cauliflower yield and benefit were enhanced obviously, thus, it could be used in the technology research of integrated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Cauliflower; Yield; Benefit

陈艺齐(1979-),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植物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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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54例Ⅳ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并进行为期10天的治疗。对照组给予紫杉醇联合顺铂化疗,试验组除了给予上述药物化疗外加用ω-3鱼油脂肪乳治疗。观察治疗前后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白介素-6(IL-6)水平的变化。

结果:经过10天的治疗后两组CRP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试验组IL-6水平明显下降。

关键词:肺癌 ω-3鱼油脂肪乳 C反应蛋白 白介素-6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8.035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8-0036-01

有研究表明全身炎症反应与包括肺癌在内的许多实体瘤的预后不良存在关联[1,2],此外血清炎性介质水平亦与肿瘤患者营养状态的恶化有关[3]。ω-3鱼油脂肪乳含有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对肿瘤有抑制作用,并可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减轻机体的炎症反应,在肺癌治疗中日益受到重视。这是一项对54例Ⅳ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旨在探讨ω-3鱼油脂肪乳对其血清炎性标记物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择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在我科住院治疗的肺癌患者54例,其中男性37例,女性17例,平均年龄56±7.2岁。均为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的Ⅳ期NSCLC,体能状况评分(KPS评分)≥80。如果既往接受过抗肿瘤治疗(手术、放疗和/或化疗),合并急性感染、心力衰竭或肝肾功能不全等重要脏器损害者则被排除于研究之外。患者被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7例,两组在性别及年龄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1.2 研究方法:两组患者均接受紫杉醇(175mg/m2)联合顺铂(80mg/m2)方案化疗,其预处理和水化方法完全相同。化疗开始前1天留取血液标本,检查并记录患者的血清CRP及IL-6水平。对照组在充分预处理后给予紫杉醇联合顺铂(TP方案)化疗,并进行水化。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加用ω-3鱼油脂肪乳100ml,连续静点10天。在10天治疗之后再次留取血液标本,复查CRP及IL-6水平。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以X±S表示,两因素水平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CRP水平的变化见表1,IL-6水平的变化见表2。

在接受治疗之前试验组和对照组的CRP和IL-6水平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10天的治疗后两组CRP水平均无明显变化(P>0.05),对照组IL-6水平同样如此。但试验组的IL-6出现明显下降(P=0.01)且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6)。

3 讨论

肿瘤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肿瘤的缺氧坏死、急性期蛋白生成等有关[4]。全身炎症反应对于患者存在诸多不利影响,如诱发恶液质[5]、导致白蛋白合成减少[6],与患者营养状态的恶化密切相关。化疗可以降低肿瘤负荷、减轻其所诱发的炎症反应,除此之外ω-3鱼油脂肪乳的炎症调节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

ω-3鱼油脂肪乳提炼于深海鱼油,其调节炎症反应的机制为:①直接与花生四烯酸(AA)竞争结合细胞膜磷脂,从而增加免疫细胞膜磷脂EPA和DHA含量。并通过下调内毒素和细胞因子诱导的环氧化酶2(COX-2)表达和抑制磷脂酶PLA2的活性,减少来源于AA的二十烷酸,有助于抑制炎症。②融入到T淋巴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脂质双分子层中,改变其细胞膜的组成、影响膜的流动性和膜上受体的空间构象,进而影响细胞功能分子的合成和细胞功能[7]。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接受治疗前两组患者的CRP及IL-6水平均高于正常值上限。给予治疗后的第10天两组CRP水平均无明显的下降。单纯化疗组的IL-6水平无明显变化,但加用ω-3鱼油脂肪乳治疗的患者则有明显下降。由于化疗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往往起效缓慢,故治疗10天后也许尚不足以见到其对于CRP和IL-6水平产生的影响。加用ω-3鱼油脂肪乳治疗10天虽未见CRP水平的明显变化却有效降低了IL-6水平,提示其对于Ⅳ期NSCLC患者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ω-3鱼油脂肪乳在肺癌患者中的应用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确定合理的剂量及疗程以保证取得最佳的疗效。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患者从治疗中获益。

参考文献

[1] Gabay C, Kushner I.Acute-phase proteins and other systemic responses to inflammation.N Engl J Med. 1999;340(6):448-54

[2] McMillan DC.An inflammation-based prognostic score and its role in the nutrition-base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ancer.Proc Nutr Soc. 2008;67(3):257-62

篇10

[关键词] 居民消费水平;计量模型;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25

[中图分类号] F224;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42- 03

1 引 言

居民消费水平是按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总量中用于居民消费的总额除以年平均人口计算得到的,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一般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是GDP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热点。它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对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对其消费水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本文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研究对象,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运用1978-2009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对模型进行检验,验证模型的正确性。

2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选择

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居民的收入、物价水平、经济增长、个人消费偏好、利率水平、家庭财产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风俗习惯等。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考虑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商品价格对消费的影响也很重要,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综合反映商品价格变动的相对数,所以应将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国内生产总值是公认的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指标,因此要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居民消费水平计量分析的影响因素之一。同时,居民消费水平既受当前收入水平影响之外又受前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前一期居民消费水平也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为目的,选择了1978-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解释变量(Y)。城镇居民人均收入(X1)、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3)、上一期居民消费水平(X4)。

3 数据的搜集与模型的建立

3.1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利用Eviews 6.0软件进行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和统计检验。由散点图观察变量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自变量和因变量间呈线性关系,因此,设定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εi(1)

式中,x4为上一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生成;εi为随机误差项。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得到的回归方程如式(2)。

y=-21.068+0.231x1-0.395x2+0.115x3+0.299x4

从回归结果可知,可决系数R2=0.999 9,拟合优度非常高。F统计量=56 663.52,模型总体显著。解释变量x2的t统计量没有通过检验,初步判断方程中存在着多重共线性。

3.2 模型的修正

采用逐步回归法消除多重共线性。将被解释变量分别与每一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1)y=-169.467+0.591x1

(-3.155) (69.671)此处数据为对应参数的t统计量数值,以下相同。R2=0.993 8,F=4 854.184。

(2)y=-1 708.702+14.306x2

(-13.561) (39.549) R2=0.981,F=1 564.149。

(3)Y=326.718+0.360x3

(4.643) (48.098) R2=0.987,F=2 313.399。

(4)y=25.327+1.109x4

(0.677) (97.894) R2=0.997,F=9 583.372。

上述4个一元一次方程中,可决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x4,x1,x3,x2,说明对于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言,上一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对其影响最大,其次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此,以上一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基础,依次加入其他因素后可以获得最终回归方程,形式如下,具体参数见表2。

y=22.240+0.294x4+0.249x1+0.115x3

从回归结果可知,可决系数R2=0.999 9,拟合优度非常高。F统计量=73 543.18,模型总体显著。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在α=0.05时均通过检验,模型有效。

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上一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0.294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长1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0.249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0.115元。这说明增加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拉动居民消费水平作用明显。

4 模型的检验

4.1 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时间序列平稳的基础上的,因此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C,T,K)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

单位根检验结论表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2次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因此各变量为二阶单整过程。

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要先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没有协整关系的单整变量的回归为伪回归。协整检验要求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要小于或者等于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解释变量的时候,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要相同。如表3所示,被解释变量Y和解释变量X1、X2、X3、X4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可以做协整检验。

4.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约翰逊协整检验对解释变量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解释变量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5所示。

由表4、5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大特征根检验和特征根迹检验都拒绝原假设,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4.3 模型的评价

从检验结果可知,本文所建立模型通过了初步检验,解释变量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和预期,解释变量和截距项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本文所考虑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拟合优度为0.999 9,表明变量间相关程度非常高,方程拟合效果好。最终模型形式表明,前一期的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其中对前一期的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最大。

5 结 论

本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居民消费水平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前一期的居民消费水平,其次为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应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整体水平,改变居民消费观念,刺激消费,挖掘更多潜在可实现的消费,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储德银,经庭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4):99-105.

[2]程松柏.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与政策建议[J].商业时代,2010(35).

[3]郝卉.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J].才智,2011(8):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