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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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性减税 消费税 税制改革
一、引言
2008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观点,结构性减税的提出在顺应全球性减税的同时又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税负状况。结构性减税强调的有选择性的宏观税负的降低,针对特定的群体选择特定的税种,通过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来优化和完善我国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作为我国的三大流转税之一,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显示,2012年国内消费收入为7872.14亿元,增长13.5%。消费税收税占我国税收收入的7.8%,由此可见消费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结构性减税的提出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消费税改革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热议。
二、我国消费税的发展现状
消费税最早产生于古罗马帝国时期,是一种古老的税种,盐税、酒税等产品税是早期消费税的原形。消费税作为流转税的主体之一,在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可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调节产业结构,正确引导消费结构。
我国现行的消费税是由1994年税制改革建立起来的,期间经过数次的改革和调整,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制体系。其中2006年的消费税改革主要是针对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进项调整,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税目,增列了成品油税目,取消了护肤护发品这一税目,同时还对白酒、小汽车、摩托车等税目的税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2009年的消费税改革主要是着重调整了烟产品的消费税,在调整期计税价格的同时提高了烟产品的消费税税率。
随着国家对消费税的不断改革,2011年国内消费税收入达6988.73亿元,增长了27.5%,2012年国内的消费税收入达7872.14亿元,同比增长13.5%。从统计资料上可看出,成品油、汽车、烟酒是消费税的主要构成部分。卷烟是消费税的主要来源,2011年卷烟的消费税占国内消费税的的比重为47.97%,而2011年成品油的消费税收入占国内消费税总收入的36.95%,其次2是小汽车的消费税占国内消费税的比重由2009年的8.8%上升至2011年的10.3%。同时实木地板、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高档手表等的国内消费税收入的比重较低且部分税目的税收有下降的趋势。虽然我国的消费税收入逐年增长但从国内消费税构成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消费税数额的绝对增长,这与今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何在顺应结构性减税的趋势下更好的完善消费税的改革对我国的税制体系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存在问题
我国的现行的消费税是按商品的种类来设置税目的,目前我国的消费税有14个税目其中涉及的商品众多。判断一种商品是否应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征收消费税主要是根据该商品是否属于奢侈品或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些商品不再适合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而有些未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商品有符合消费税课征的原则,应将其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因此,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虽然从消费税建立后国家就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其征税范围还需做进一步的调整。
同时,在现行的消费税税目中,有少数的生产资料也被列入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内,例如在酒类商品的税目中,酒精也要征收一定的消费税,但酒精的种类较多,对酒精中的工业酒精和医用酒精征收消费税会增加其生产的成本,影响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一些化学类的普通化妆品,已经变成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品,不应再将其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内。
(二)消费税的税率设计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与小汽车相关的商品大多都是单列在消费税和其他税种的征收税目中,例如从消费的税目上来看,小汽车按其排量的大小征收相应的消费税,而与小汽车相关的轮胎则要征收3%,成品油也要单列出来征收消费税。其次,在小汽车的交易环节还要征收车船使用、车辆购置税等。最后在其生产流转环节还要被多次课征流转税,因此小汽车及其相关商品的税率就相对较高税负也就随之偏高。同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普通小汽车作为普通家庭的重要代步工具,税负较高就会挤占其他部分的家庭消费,不利于刺激需求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化妆品的税率为30%也相对偏高。
部分资源类商品的所使用的税率偏低,在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制度中,涉及都资源类应税商品的主要有树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等,为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应对其课以重税。但由于其税率偏低,不能对浪费僧林资源的行为起到较大的抑制作用。
四、对我国消费税改革的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制度存在着征税范围不合理,税率设计不完善等问题。笔者将提出几点关于如何在结构性减税的背景下,贯彻“有增有减”降低宏观税负的同时正确引导消费的消费税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进一步发展,消费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我国应对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实施“有增由减”的消费税改革。将高档实木家具、私人飞机、高档私人会所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扩大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及高档消费行为的征税范围。同时为顺应结构性减税及考虑到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可将不可再生资源、和将高污染、高耗能商品增加到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内,这种做法既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解决目前尚未开征碳税所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再次,适当取消酒类等涉及到生产资料的应税商品的征税范围,在适合的时候也可取消对普通的化妆品征收消费税。故此,在结构性减税的背景下,对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既能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又能完善和优化我国的消费税制体系。
(二)合理设计和调整消费税税率
我国现行的消费税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形式,用以适应不同应税消费品计算应纳税额的实际情况。应纳税额的大小与消费税的税率和税基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我国消费税并没有统一的税率,消费税的税率是根据应税商品的特殊性来确定其税率高低的,税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响到税负的高低。
篇2
【关键词】中国古代 流转税思想 税制改革 当代意义
所谓流转税,从现代意义上讲,是指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形式。现行流转税制主要是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具体税种组成。根据流转税的内涵及其理论,在中国古代(约公元前1066年~公元1911年)属于流转税范畴的主要有关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中国古代流转税思想及其发展
纵观中国流转税的发展历程,自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了关市税和山泽税,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流转税历经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流转税思想的演变轨迹,涵括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流转税的精辟论述以及古代流转税政策、制度的变迁规律,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对其进行梳理,不仅是对现当代税收理论的丰富,而且还对建立当代流转税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度体系,以及我国的现实经济和流转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及方法借鉴。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无论是流转税诸税种思想的演化,还是整个流转税制思想的变迁,都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一决定性因素外,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流转税征税的实践也是推动流转税思想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而纵观流转税发展历程,历经沧桑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形式改变。形式改变是指流转税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发生的税种形式变化。在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就有了关市税和山泽税等流转税,当时的关市税往往被合称为“关市之征”,思想家在论述时也往往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其后的历史时期,关税和市税便逐渐分离,在分离的同时,各自在形式上又经历了演化的过程,如关税由内部关税,至内部和外部关税并存,再至以外部关税为主;市税在秦汉时期为“市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估税”,在唐朝为“除陌钱”,在宋元时期为“住税”,至明清时期则越来越规范,为交易税或营业税。消费税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由盐、酒、茶等专卖品收入向盐税、酒税、茶税等规范形式的转变。流转税具体税种形式的改变,反映出中国古代流转税发展由繁至简,趋向统一、规范的历史特点。
制度创新。流转税在古代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形式改变上,也反映在制度创新上,即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具体历史时期的客观经济要求。如对关市税的征收由早期的主要是地方至宋代的国家制度化、合法化,便是以关市税制度的创新,通过这一创新,体现出封建政权愈加重视财政收入的征收目的;消费税的征收由最初的“寓税于价”向“一切通商”,向二者并行,再向开中制度、纲法、票盐法等变通方式的演变,也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通过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来维护其封建收入的真实目的。
所以,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是对于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时代特点的另一诠释。
结构调整。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流转税在整个国家税制结构中不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来说,流转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流转税制结构内部,封建社会前期消费税占主导地位,是封建国家流转税收入的大宗;当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到封建政权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对消费品商业利润的完全占有,采取一些官商分利的妥协政策,从而降低了消费税在流转税中的比重,同时也加紧增设其他流转税税目,极尽其裸的搜刮之能事。因此,中国古代流转税制结构的变化、调整,反映了经济结构发展变化对税制结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古代流转税思想由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演化的客观背景。
职能转换。税收职能可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分别实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政策目标。流转税作为税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上述税收的共同职能和目标。然而不同类型的税种由于自身特点,更由于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应有不同的职能和目标侧重。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政权和封建制政权的特质,决定了流转税的主要职能是财政收入职能。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灭流转税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其他职能,比如收入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等职能。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流转税职能也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由单纯重视其财政收入职能,至兼顾其他职能。反映在流转税思想方面,主要有不少的思想家越来越重视以流转税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发挥其杠杆作用。
中国流转税制改革的现实思考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重要的经济转轨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具有发展经济和转轨经济的双重特征。尤其是转轨经济,在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现实的流转税制演变依然在形式改变、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职能转换四个方面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既然我国当代征收流转税的实践并没有割断历史,那么,当前的流转税制改革从过去,尤其是古代社会汲取合理的思想因素便符合历史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税制度建设方面。关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过了从政治关税、财政关税向保护关税的漫长演变,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财政关税思想,应该说封建统治者因注重关税的财政征收职能而实施的关税政策,以及思想家出于扩充税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探讨关税问题,都是有其合理的时代经济背景的,无论是先秦时期墨子对征收关税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其后各历史时期封建官府征收财政关税的实践,都验证了这一点。关税征收环节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凭借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的制约影响,遏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终于导致了保护关税思想的产生,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在保护关税方面的观点主张,通过关税这一经济杠杆来保护国内新兴工业的核心思想,对于当前的关税制度建设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关税建设的长远发展考虑,应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营业税制度建设方面。营业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逐渐规范的漫长演变,且出现了许多宝贵的制度主张,比如将征收营业税同管理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思想,营业税负担由买方、卖方共同负担的思想,革除营业税征收过程中采用包税制弊端的思想,用商业原则开辟财政收入来源的“除陌钱”思想,用较低的营业税税率刺激商业发展的思想,以营业税来通行钞法的思想,这些思想财富对于当前的营业税制度建设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的营业税范畴已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社会,而营业税制度建设的着眼点也应在于发挥营业税的杠杆调节功能。营业税税率的设计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发挥税收的奖限作用,合理调节消费;有利于搞活商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为国家更好地积累建设资金。
消费税制度建设方面。消费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由“寓税于价”至“通商”的漫长演变。联系当前的消费税制度,对这一思想脉络作综合考察,便会发现中国古代消费税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历史发展至当代社会主义阶段,客观政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很难再用古代的消费税思想来直接指导当前的消费税改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流转税思想对当代的消费税改革完全失去了借鉴意义,像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有关消费税征收过程中的重复课税现象和税负转嫁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则恰恰是当代消费税改革应合理税负的理论前提。正是由于消费税所固有的重复课税、易转嫁缺陷,才会严重干扰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带来市场运行效率的损失,为避免和减少该效率损失,政府应合理安排消费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消费税制应尽可能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减少对各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扭曲效应。从长远来看,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改革,消费税的转嫁机制逐步形成,消费税应从调节生产转为调节消费,从平衡产品利润转为促进间接税的累进征收,并依此作为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和征税范围的主要依据。
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古代有关流转税征收过程中贯穿的包税制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流转税的征收是有成本的,为了降低流转税的征收成本,封建政权采取的是往往给百姓加重税收负担的包税制、买扑制,这在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固然不可取,但它从侧面为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即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设计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要遵循低成本原则,这也是符合提高流转税征管效率方针的。
总之,中国古代的流转税思想不仅在古代具体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对当代流转税制改革也通过不同角度发挥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作者为上海电力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篇3
[关键词]增值税;营业税;改革;挑战
一、引言
增值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采用流转税之一。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引起税收扭曲和额外负担,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一般都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纳税人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等已纳的增值税税金。但对固定资产已纳的增值税税金能否扣除,各国的税收政策不同,分别产生了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我国增值税法规定,增值税是对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出口货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就其货物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2009年我国增值税实现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但因为各种原因,现行增值税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增值税改革并不彻底。
在1994年税制改革里,营业税和增值税确定为平行征收的关系,二者分立并行。营业税是以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商品劳务税。营业税包括了大部分的第三产业和建筑业、运输业等,而增值税则覆盖了除建筑业之外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商品批发和零售以及加工、修理修配业。
这一始于1994年的税制安排,适应了当时的税收征管能力和经济体制,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体制日渐显现出其内在的弊病和问题。因此,在2011年上海市公布的《关于本市贯彻落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文件的意见》中,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对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和鉴证咨询服务等10项服务,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已经暴露出其问题,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和扭曲。因此,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对两税并征的体制进行改革,日益具有迫切性。
二、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
(一)两税并存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
营业税实行全额征收,重复课税严重,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营业税对于不同的营业额均一视同仁,无论营业额是多少,企业都必须按固定的比率交税,由此就产生了税负的不公平。此外,一些纳入营业税征收范围的行业购进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从而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大大增加。比如,对于建筑业来说,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时所购进的原材料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这将必然导致整个行业税负的提高。由于税制设置导致纳税人在同样的利润水平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税收负担,所以,应该对营业税进行调整,使得营业税的部分征税的范围归于增值税,从而使得增值税能对产生增值额的行业征税,包括服务行业,是增值税的征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反观增值税,则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对于某一应税劳务或者商品,无论中间经历多少重流通环节,只要该商品最终的增值额一样,应缴纳的税款就相等。正因为增值税、营业税二者的征税范围设置不合理,同时税率也具有差异性,纳税人税负失衡的情况由此加剧。同时,我国目前税制的设置是,增值税与消费税交叉征收,而增值税与营业税则是平行征收。增值税对于某些奢侈品、稀缺商品再加增一道消费税;但是税法却没有对发生在营业税征收范围内的某些奢侈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也属于一种不公平,导致税收中性原则大打折扣。
(二)两税并存引发征税管理权矛盾
税法中对于增值税的“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进行了相关定义和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的混合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应当缴纳营业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变得复杂和多元,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往往难以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二者的边缘地带,很难分清到底是属于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的征收范围。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划属于国税和地税。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由国税局征收;营业税中铁道部、银行总行、保险公司集中缴纳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由地税局征收。当出现混合销售的行为时,双方处于政绩和利益考虑,有可能发生税源争夺的矛盾,或者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一方面地税局和国税局的征税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税收的漏征和重复征税,引发税收流失或者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三)两税并存不利于企业专业分工,阻碍服务业发展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除建筑业之外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商品批发和零售以及加工、修理修配业,而对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则课征营业税,因此 许多商品和劳务无法纳入增值税从而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许多企业为了降低税负而自行提供商品所需的劳务。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流程越来越复杂,企业业务繁多,多头经营必然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同时限制了专业分工,不利于企业协作的发展。另一方面,营业税的税负过重,服务业大部分行业全额缴纳税收,偏高的税额将会影响企业投资导向,从而限制服务业的发展。
三、增值税扩围面临的挑战
(一)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如何分配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规定,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除了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属于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对于增值税税收收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按照75∶25的比例两两分成。而营业税则属于地方税,地方财政收入把除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和保险总公司缴纳的营业税划归地方的财政收入。按照目前的数据来看,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地方政府失去营业税这块蛋糕,将直接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从而极大地影响地方财政利益。有可能使得地方政府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增值税改营业税产生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如何推进的问题。
(二)价格难控制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规定,增值税为价外税,营业税为价内税。如果增值税扩围,纳税范围扩大覆盖到营业税,则价内税变成价外税。改革对价格的影响主要是税率提高和价税关系变动。则自然对价格产生一定的冲击影响。从理论上来讲:营业税实行价内税,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征收营业税或调整营业税税率主要是减少企业利润;而增值税为价外税,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征收增值税或调整增值税税率主要是增加购买越小。
(三)引发税收征管权矛盾
由于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以及管理,而营业税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增值税扩围后,涉及服务业增值税继续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还是转为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继续由地方税务局负责服务业增值税的征收和管理,虽然保持了征收管理上的连续性,但是一个税种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税务机构同时征收,容易引起征收管理上的摩擦,不利于降低征收管理成本,提高征收管理效率。如果转为由国家税务局负责服务业增值税的征收和管理,优点是有利于增值税在征收管理上的统一性,缺点是除了在征收管理上失去连续性以外,也将对地方税务局机构设置带来较大冲击。
四、针对增值税扩围的建议
(一)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比例
对于增值税的税权,仍然可以采用由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方式,支配权继续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可以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在综合考虑地方总人口数目、人均GDP、消费习惯和水平、当地基本建设情况后,适度提高地方的分享比例。此外,为了确保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稳定以及达到相应的预期,地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一预算制定地方财政收支预算。
(二)分步改革,循序渐进
增值税扩围会对现有的税制体系进行改动,同时会冲击地方财政收入。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如何确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的税收征管范围,都需要做出仔细的考量。另一方面也要对现有的税务管理水平进行提高,这些都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的,因此,对增值税的改革不可操之过急。改革可采用分两步走的办法来进行。第一步,将营业税的部分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以后,可以考虑将对于由营业税转型而来的增值税这部分收入,纳入地方财政收入;第二步,如果解决确定增值税地方与中央的分享比例、重新制定新的比率等问题后,确保在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执行到位,可以正式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
(三)税收收入核算科学化
增值税的扩围,使得税务机关面对的征税环境更复杂,情况变得多样化,因此,加强收入规划核算,提高征管效率显得越来越重要。首先,要建立健全税收收入质量考核制度,同时完善税源监控制度,努力实现收入规划核算工作的规范化;其次,建立一个完善的数据管理网络,保持全国税务机关之间有效信息的畅通;第三,强化数据应用,健全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增值税转型因素的影响,规范数据口径,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加强数据应用分析,分地区、分行业测算增值税减收规模,通过加强税收分析来带动和促进整体税收工作水平的提高。
(四)调整税率
增值税扩围面临诸多挑战,如引起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冲突和风险,征管难协调,立法难推进等问题,因此需要实现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平稳过渡。可以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营业税的税率,也有助于形成“宽税基、低税率”的理想税制,并且从制度上抑制了纳税人因为税率差异扭曲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杨全社.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变化趋势及改革路径[J].涉外税务.2010(8)
[2]龚辉文.关于增值税、营业税合并问题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0(5)
篇4
摘要:随着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化,不同学科的学生对同一课程的知识需求是不同的,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本文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为例,在分析三类学生对中国税制课程诉求的基础上,找出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帮助学生形成对课程的正确认识,如何加强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如何完善集体备课制度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 :学生诉求;中国税制;教学改革
东方学院《中国税制》是一门开课时间早、授课对象多样化、地位相对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从建校开设至今,其教学资源逐步完善、师资力量逐渐雄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教学成果逐渐显现。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税制》作为一门实务技能性极强的课程,必须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变化,改变以往单一不变的教学模式,使教学手段多样化,最大可能地培养有较高实际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
一、《中国税制》课程授课对象的诉求分析
《中国税制》课程授课对象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工商管理、电子商务、日语、英语、统计等专业的学生,此课程是学生的学科选修课,每学期设置34 个课时。第二类是会计、审计、资产评估、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此课程是学生重要专业课程,性质为必修课,每学期设置51 个课时。第三类是财政税收专业的学生,《中国税制》是学生的核心专业课程,性质为必修课,每学期设置68个课时。
《中国税制》课程对这三类授课对象的重要性不同,所以从本课程中需要获取的知识程度也不同。下面就本课程重要章节之一的消费税举例,来分析这三类授课对象对消费税知识的需求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是第一类学科选修课的学生,只需要了解消费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以及税目、三种税率形式、三种消费税的简单计算(即从价定率、从量定额、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复合计算);其次是会计类等专业的学生,因为财务离不开税务,所以不仅要熟练掌握消费税的基本要素和应纳税额的计算,还要了解消费税的相关征收管理规定。因此跟第一类学生相比,要多掌握包括自产自用消费品、委托加工消费品、进口消费品等特殊情况下的复杂计算,掌握应纳税额计算中涉及到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已纳消费税额的扣除计算,了解消费税的相关征收管理规定。最后是财政税收专业的学生,这类学生需要具备较高的税务业务技能,需要掌握税收的基本理论知识,需要熟悉我国税收政策、法规和改革进展,需要有分析和解决我国现实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的能力。因此除了学习前两类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财政税务学生还要多了解消费税的征税原理,清楚消费税改革的历程和趋势,分析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思考如何完善消费税政策,还要更多地接触税务机关的实务工作。
所以尽管这三类授课对象使用的教材相同,习题集相同,但因为对本课程的知识需求不同,我们授课教师在面对三类授课对象时应撰写差异化的教案、设计差异化的教学思路、应用差异化的教学手段、实行差异化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
二、《中国税制》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科选修课的《中国税制》开课率低
《中国税制》课程每学年的上学期主要针对会计类等专业的学生开设51个课时的必修课,下学期针对财政税收专业的学生开设68个课时的必修课,而不管上学期还是下学期都会针对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开设34个课时的学科选修课。但是近两三年来,学科选修课却总是因为人数达不到学院开课要求而停开。据调查结果显示,学科选修课的学生普遍地认为《中国税制》是一门知识点复杂、难度高、考试通过率低的课程,在可选可不选的情况下,不愿意选择这样一门课程来修得学分。在学生以考试容易通过来衡量是否选择某一门学科选修课的大环境下,《中国税制》不占据优势。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出,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并没有仔细分析学科选修课学生对本课程的需求,学生的专业与《中国税制》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前期基础课程学习得很少,仅仅从兴趣的角度来选择本课程,更希望从本课程学习些税收的基础性和常识性的知识,所以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将税收知识简单化、趣味化,在考核方式上多样化和差异化。但在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因为节省自身的备课时间,对学科选修课的学生讲授知识的难度与必修课学生一样,期末使用同样难度的试卷,造成工商管理类专业跟不上教师讲课的节奏,期末复习时因为课程难度大且不重要而选择战略放弃,期末考试交白卷的事情时有发生,不及格率相对较高。如此一来,《中国税制》就有了难度大、要求高、不及格率高的口碑,选择的人数少之又少。
2.财政税务学生的《中国税制》教学与实践结合尚待加强
为了提高学生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避免学生的理论知识与社会需求的严重脱节,近两三年来,财政和税务专业所在的财税分院一直与海宁市长安国税分局和地税分局展开紧密合作。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有:税务局的业务领导和业务骨干担任学生实习基地指导老师,不定期来学校为学生做实务讲座;分院学生定期在课外时间到长安税务部门进行实习;在税收宣传月期间,邀请税务部门人员与学生共同参与税法知识竞赛;与长安地税分局合作出版税收电子杂志,由学生亲自参与税法知识的宣传、策划、编辑。一系列的努力,使得学校的实践教学与过去相比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真正的想要了解和学习社会部门实际如何操作的需求和渴望。每每和学生探讨他们的课堂教学感受时,学生都会提到自己的疑惑。比如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等规定,个人出租房屋需要缴纳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印花税等,但是现实社会中,却很少看到有人交税;又比如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经过认证才能抵扣,那么在实际工作中企业财务人员和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是如何开展认证工作的?很多的关于现实工作如何操作的问题,学生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还不能得到相关回答。
3. 教师备课存在差异,缺少必要的授课心得交流
前面提到,51个课时的《中国税制》主要面对会计分院的各类专业学生,开设时间是每学年的上半学期。此类学生数量相对是很多的,平均有10个行政班级,约450名学生,而教师人数需要4-5人,每人负责2-3个班级。这类专业的学生对税务知识的需求大体类似,但由于老师的教学风格和理念不同,知识体系的供给存在差异。比如,同一个知识点,不同老师讲解的细致程度不一样;同一个章节,不同老师强调的重难点不一样;同样的教材,不同老师的教学进度不一样,让学生自学的内容不一样。在此情况下,某个教师编写的《中国税制》习题集只反映了自己所认为的重难点和学生需掌握的知识点,某个教师负责的期末试卷只体现自己认为学生需考核的范围,这样的期末试卷对出卷老师所教授的班级学生是有利的,因为出卷老师知道哪些考题是学生掌握比较好的,哪些考题可能学生掌握得比较差。所以对同一分院的学生,同一门课程的成绩不能很好地体现公平性。
三、对《中国税制》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看法
1.提高学科选修课的开课率,帮助学生形成对本课程的正确认识
针对学科选修课的开课率较低,建议从两方面来改善这一现状。一方面,首先授课教师应根据学科选修课学生的需求,重新备课,修订教案、课件、教学大纲,改变课后作业的布置方式,重新设计难度适中、较为灵活、注重思考的期末考核方式。授课过程中,加强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使老师和学生都能以较为轻松的姿态度过教学时间。另一方面,财税分院作为开课部门,可以与工商管理分院、外国语分院合作,请各分院的辅导员老师、各班班助和班委在每学期期末的选课指导中,面对学生是否应该选择《中国税制》的疑惑时,给予正确性引导,消除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误解。让学生知道,《中国税制》课程会根据学生的基础和需求改变过去的授课思路,使之学得愉快和轻松。在转变过程中,要求教师们杜绝特意通过简化课程和降低考核难度来提高开课率的想法。
2.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强化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为强化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使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国税收理论在实践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新方法,教师需要进一步深化实践教学。一方面,授课教师可以精心设计实际业务讨论题,或举行课堂讨论,或要求学生写成论文,或提交学术类协会讨论研究。另一方面邀请税务和企业实践部门的业务骨干定期为财政税务学生作实践知识讲解,同时鼓励学生将自己关于实际操作的疑惑向业务骨干咨询并获得解答。最后,在省内建立稳固的实习基地,使财政税务学生能更好地完成阶段实习和毕业实习。
除了强调要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之外,税务系教师也应学习业务实践知识。税务系目前有一半的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后不到五年教龄的,尽管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学术素养都比较扎实,但是因为很少或没有接触到实际业务操作,所以在传授学生实践操作知识方面存在局限性。学校可以利用假期组织年青教师和骨干教师到税务部门和相关企业进行挂职锻炼,让他们学习最新的业务实践知识,提高实践操作能力,缩短课堂与实践部门的距离。
3.完善集体备课制度,加强教师间授课心得交流
在学生需求类似的情况下,为保证知识点传授的相似性,需要每个老师参与进来,在表达自己诉求的同时考虑整体性效果。而集体备课制度是实现这一效果的可靠途径。集体备课制度能学进度、统一重难点,统一授课深度,统一内容。具体而言,由税务系所有教师分工制作教学大纲、教学方案、课程课件、习题集、辅导阅读材料等,在编写和制作过程中,定期组织办公室内部小型讨论会,每位教师在自己负责的相关内容上需征询其他老师的意见。编写和制作完成后,所有的教学资料汇总,发给每位老师提出最后的修订建议。如此做之后,有利于更公平地考核10几个班级的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程度,有利于老教师完成对新老师教学上的指导,有利于本课程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承月.高师政教专业中国税制课程教学的难点与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4).
[2]李芳.案例教学法在中国税制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
[3]李小珍.中国税制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及建议[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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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制结构 所得税 财产税 商品税 结构优化
一、中国现行税制结构
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当时税制结构理论的认识,中国一直强调商品税的重要性,并将建立以商品税与所得税并重的税制结构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近年来,虽然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有较快增长,但以商品税为主、所得税和财产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依旧稳固。
2013年,中国税收总额为110530.70亿元,其中商品课税(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为74479.80亿元,剔除出口退税后为63960.95亿元,占57.87%;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为32252.64亿元,占29.18%;资源财产税为14316.38亿元,占12.95%。
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的利弊
我国商品税占主体地位、所得税占比重较小的税制结构既有一定的优势,又存在很多的弊端。
(一)税源充足,征收成本低
我国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优点,首先表现在政府获取财政收入方面。商品税的征税对象是商品和劳务,税源充裕稳定,可以保障收入。其次,商品税主要采用比例税率,在征税时不需要考虑纳税人的复杂情况,征收成本较低。
(二)税负转嫁与累退性税制结构
商品税普遍具有税负转嫁的特性,企业将商品和劳务所缴纳的商品税以提高定价等方式转移给消费者,消费者成为了实际负税人。另外,增值税、消费税等具有累退性的特点,低收入阶层人群比高收入阶层人群要承担更重的税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三)税种配置不科学
从我国税种构成来看,部分根据国家经济政治发展需要开征的税种尚未开征,如遗产和赠与税、环境保护税等。除此之外,我国商品税比重大,而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小的税制结构不利于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四)地方税体系中主体税种缺失,税种结构失衡
根据2010年地方各项税收收入数据,从收入来看,除营业税以外的各税种收入均占比很小,远不到地方税收入总额的30%。在“营改增”的背景下,原本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空缺的问题。
三、税制结构优化的几点建议
(一)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总税收的比重
为了逐步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实现对现行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并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首先应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将现行税制中没有涵盖的个人所得如证券交易所得等纳入征收范围。其次,个人在一定时期应纳税额的多少不应该由其单项收入决定,而应结合个人在这一时期的收入总额来采用不同税率,在优化过程中寻找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
(2)开征遗产和赠与税。遗产和赠与税的性质为财产税,其开征有利于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为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创造良好的征收条件。
(二)减少商品税所占比重
首先,逐步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增值税税率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负。其次,改进消费税征收范围:一是取消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酒精、汽车轮胎、啤酒等,同时对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进行征税,如私人飞机、裘皮大衣等;二是对资源消耗比较大、污染环境的消费品进行征税,如对一次性用品、塑料袋、氟利昂产品等,建立起高消费者多交税,低消费者少交税的新格局。
(三)优化税种配置
优化税制结构需要建立健全的辅助税系,优化和完善已有税种,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征新税种,形成主次分明、兼顾公平效率的税制结构。
(1)改革和完善资源税。一是要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森林、湖泊等再生长周期长且稀缺的资源列入征收对象;二是要将定额征收改为从价计征,提高资源税税率,实行经济发展和资源价格联动的机制。
(2)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现阶段正在不断加大社保力度,急需资金来推动社保事业的发展,在此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利于充实社保基金,缓解贫富差距,深化社保制度改革。
(3)开征环境保护税。我国当前环境污染问题严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做好环保税立法工作”,通过用环境保护税取代现行与排污相关的行政性收费,提高污染者违法成本,减轻环境污染。
(四)地方税制改革,发展地方主体税种
良好的地方税体系不仅能优化地区财政收入结构,还可以增加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建立完整的地方税体系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1)公平分配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税权,赋予地方相应权利。在科学的限定地方征管权限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地方税税种,合理安排中央税地方税的分享比例,减少中央的转移支付数量。
(2)选择和确立能够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一般来说,地方主体税种须具备三个条件:税基较宽,收入稳定且具有增长潜力;与地方产业发展相关;税制方面严密规范,透明度高,便于征管。房地产税因其在地方税体系的特殊地位,被寄予扛起地方主体税种的重任。自2015年3月,国土部正式启用新的不动产登记权证,从而为我国未来征收房地产税搭建了可操作性的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1]何赛.增值税扩围下的地方税问题研究[J].对外经贸,2013,02: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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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增值税转型;发电企业; 影响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国务院令第538号),这是我国增值税改革中里程碑式的重要一步,不仅对我国宏观经济将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发电企业税负及会计核算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至今已15年。但受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比开始呈现负增长,其危害快速向实体经济蔓延。电力工业方面,发电企业因煤炭价格的大幅飙升,利润被大幅蚕食,五大发电集团利润同比负增长高达95%以上。据统计,2008年全国燃煤电厂因煤炭价格的大幅飙升,导致亏损700亿元,五大发电集团中的华能国际(SH 600011)2008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亏损37亿元,同比下降161.72%;华电国际(SH 600027)2008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亏损25.58亿元,同比下降287.85%;不少地方发电企业利润也发生巨额下滑,如粤电力(SZ 000539)2008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仅为0.29亿元,同比下降95.60%。资产负债率的居高不下,使电力企业购买煤炭的资金匮乏,由于财务状况不断恶化,金融机构从自身风险控制角度出发明显惜贷,这使得电力企业更加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局面。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仍处于动荡的背景下,为抵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国税总局提交的增值税转型方案,适时进行增值税改革。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主要内容
所谓增值税转型,是指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与原《增值税暂行条例》比较,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以下几项主要内容:
1.全国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可
以计算抵扣(购进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除外);
2.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从13%恢复到17%;
3.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降低为3%;
4.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
备增值税退税政策;
5.适当延长纳税期限。
三、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电力企业成本的影响
(一)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电企税收负担
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电力企业可以抵扣购进生产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这对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发电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构成实实在在的利好。2009年广东沿海某火力发电厂,扩建二期工程2台100万千瓦的超超临界发电机组,总概算为68.8亿元,折算造价为3 440元/千瓦时,其中仅汽机、锅炉、电机三大主机招标价合计为23.67亿元(含税),根据2009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改革,其购进设备的进项税额3.439[23.67÷(1+17%)×17%]亿元可以抵扣,这样使得发电企业的折旧费相应降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由此可见,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国家以降低财政收入的方式,向企业直接让利。而转型改革消除了原生产型增值税制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降低了发电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平,有利于鼓励电力集团公司加大投资规模,对应对煤价大幅上涨的不利影响,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从而提升电力行业的竞争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按照新条例规定,由于火电企业购进的三大主要设备等生产用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而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相应减少,使企业无论以何种折旧方法计提的折旧费也将减少,从而大幅降低了作为电企主要固定成本之一的折旧,使得发电企业提高了盈利能力,增强了发展后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在火电资产中占比较小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虽然在新会计准则下仍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但按照新条例规定不得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不得抵扣进项税额。2.新条例规定购进的应征消费税的游艇、小汽车和摩托车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其主要原因是:小汽车、摩托车等主要由企业管理使用,不直接用于生产,实际操作上难以界定其用途哪些属于生产用,哪些属于消费用。3.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的载货汽车则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因载货汽车的用途明确,实际操作上较好界定。
(二)减轻了火力发电企业的税负
转型改革前,作为非金属矿产品的煤炭,一直执行13%的增值税税率,转型改革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从13%恢复到17%,而火力发电厂的生产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进项税额相比原条例可增加4%的可抵扣金额,从而使火力发电企业的应交增值税相应减少,并进一步影响了以应交增值税计缴的两个附加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的明显降低。
(三)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
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这是避免与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制度上打架的配套政策
转型改革后,企业购买设备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其进项税额均可以抵扣,对进口设备实施免税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是在生产型增值税和对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的背景下出台的,转型改革后,这部分设备一样能得到抵扣,因此,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政策及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均相应取消,从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由于政策层面的衔接已经考虑了配套,故对发电企业而言,不论是否外商投资,其税负不会产生变化。
(四)适当延长纳税期限,有利于发电企业节约财务费用
根据新增值税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期限从10日延长至15日,申报时限的延长不仅方便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提高了纳税人的申报质量,而且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节省了财务费用。
(五)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也得到降低
原条例规定,小规模纳税人按工业和商业两类分别适用6%和4%的征收率。本次改革鉴于现实经济活动中小规模纳税人普遍混业经营,难以准确区分工业和商业小规模纳税人,转型改革后,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按工业和商业分别设置两档征收率,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至3%。这样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也得到降低,尤其是原来的工业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大幅降低了50%,得到实实在在的税收大优惠。
四、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一)购建固定资产时会计核算的变化
1.增值税转型前:购建固定资产时的进项税不允许抵扣,必须计入成本
例1,某火力发电厂为一般纳税人,通过招标程序购入需要安装的#1发电机,价款为25 000万元,增值税款为4 250万元,已到货,款项已支付,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292 500 000
贷:银行存款 292 500 000
上述工程已验收交付使用,竣工报告已编审通过,假设为一次性付款,电厂支付某省火电安装公司安装费1 840万元时,在建工程一并结转固定资产,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310 900 000
贷:在建工程 292 500 000
银行存款 18 400 000
2.增值税转型后:购建固定资产时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须单独计算,承上例,其分录分别为:
借:在建工程250 0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2 500 000
贷:银行存款 292 500 000
电厂支付安装费1840万元,工程已竣工交付使用时:
借:固定资产 268 400 000
贷:在建工程250 000 000
银行存款18 400 000
由此可以看出,当实施增值税转型后,该电厂形成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要比转型前少4 250万元(31 090-26 840),而电厂的累计折旧相应减少、影响利润总额相应增加4 250万元。
(二)购入发电用煤时会计核算的变化
1.增值税转型前:资源类的金属矿、非金属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为13%。
承上例,该发电厂购入发电用煤一船,为50 000吨,价款3 500万元,增值税款为3 500×13%=455万元,已验收,货款已付,会计分录为:
借:存货――燃煤 35 0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 550 000
贷:银行存款 39 550 000
2.增值税转型后:作为发电用的动力煤,其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承上例,其进项税额=3 500×17%=595(万元),会计分录为:
借:存货――燃煤35 0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 950 000
贷:银行存款40 950 000
由此可以看出,该电厂购入煤炭时,应交增值税转型后比转型前,可多出4%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即140(595-455)万元,应交增值税的减少进而影响电厂应交城建税(税率7%)及教育费附加(税率3%)相应减少、利润总额相应增加14万元(140×10%)。
仍以上述电厂为例,其投产的五台共1200MW机组,以2008年实际购煤240 962万元(含税)计算,实施增值税转型后,为方便比较,假设2009年购煤量维持2008年的水平,则应交增值税比2008年可减少8 530万元[240 962/1.13×(13%-17%)],从而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也相应减少了853万元(8 530×10%)。
(三)建造领用材料时会计核算的变化
例2,某电厂安装工程到材料仓库领用一批钢架,价值40万元。
1.在增值税转型前,其相应的进项税6.8万元必须转出,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 468 000
贷:原材料 4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8 000
2.增值税转型后,因对购进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或材料的增值税均单列,已经在购入时抵扣,没有计入成本,故领用时也就无需对进项税额进行转出进行处理。承例2,会计分录为:
借:在建工程 400 000
贷:原材料 400 000
由此不难看出,此种情况下不会对电厂的税负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发电企业在这次增值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策的变化,在税负方面不仅有所降低,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亏损,得到一定的实惠,而且会计核算方法也必须按转型要求与时俱进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2008年以来发电企业发生的利润巨幅下滑甚至亏损,这种困境不是依靠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所能摆脱的,因为行业性亏损的根源在于燃料价格――煤价的巨幅飙升所导致,故国家从政策层面合理地理顺“市场煤、计划电”的电价形成机制,才是火电企业扭亏为盈的希望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J].财会月刊(会计),2009(1).
[2] 王学军.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五大看点 财会月刊(会计),2009(1).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J].会计之友,2009(1下).
篇7
关键词:奢侈品进口量;影响因素;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426.471;F75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252-02
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也即非生活必需品[1]。它能够显示消费者的富有程度、地位高低以及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目前,奢侈品已涵盖人们生活的诸多领域,包括顶级珠宝首饰,私人游艇,名牌服饰,高级轿车、酒店、化妆品等。据中国奢侈品协会(CLL)统计:2008—2011年,我国奢侈品消费量累计已达800亿人民币,占全球份额的1/4。据世界奢侈品协会(WLA)统计,2012年中国国内奢侈品消费达18 365亿元。中国消费者在世界各地奢侈品消费总和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25%。贝恩调查《2012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研究白皮书》指出,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奢侈品定义一直是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学者肖璐、向凯雄(2006)[2]指出,“奢侈”的定义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产品的生产模式是否大众化、批量化,也取决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张慧芬[3]指出:奢侈品卖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种文化及其代表的品位和内涵,消费者消费奢侈品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精神享受。奢侈品消费动机研究也是主流研究。朱晓辉[4]通过奢侈品购买动机的问卷调查,挖掘出中国消费者的奢侈消费动机:社会性消费和个人性消费。王静[5]针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提出新型中产阶层正逐渐成为奢侈品的消费主流,他们的消费动机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以及与人更好交往的需要。
随着社会进步,近几年奢侈品征税问题日益增加。赵旭[6]指出:我国奢侈品消费税应实行价外征收制度,既可以解决现行增值税与消费税的重复征税问题,又能改善我国国民纳税意识淡薄的现状,促进我国税法建设。张源[7]、张慧芬[3]均赞同实行价外税。他们认为,采用价外税有利于对奢侈品消费进行引导,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对奢侈品征税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虽然目前奢侈品问题的研究已经涵盖多个层面,但基于奢侈品进口量因素角度所做的研究还不多。本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奢侈品进口总量的影响因素。
一、影响奢侈品进口量的因素分析
一般生活必需品可以用经济学中供求理论来解释。按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消费中,理性的做法是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但时尚男女却愿意选择价格昂贵的“奢侈品”。经济学家把这种似乎不理性的消费选择称作“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带来超出基本需求的满足。因此,普通的价格机制无法用来研究奢侈品进口问题。
经济增长促进商品的进出口。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在人们的需求在呈现多样化的同时,满足其需求的迫切感也愈加强烈。消费者需求量大、需求面广、时间紧,为优化资源配置,尽可能满足各个国家不同需求,商品的进出口尤为重要。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国人对“奢侈品”相当心动。无论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生活,或是出于炫耀的心态,奢侈品在我国商品进口中已经占有很大比例。奢侈品进口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联系。
社会发展带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正在逐年以巨大的上升幅度增长。我国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是现在月收入2万—5万元的80后和90后,正是因为新新人类消费观念的改善,只要在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中留有闲钱,他们便愿意购买奢侈品以改善生活质量。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
(一)变量选取
经过大量数据查询和模型分析,并且为了保证所选数据的非连续性,最终选定对奢侈品进口影响最大的两大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增量(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PDI)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上述变量对奢侈品进口量(LIV)的影响。选取1984—2012年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区间。
(二)数据
奢侈品进口量来源于联合国商品数据库。由于我国进口奢侈品种类繁多,名目复杂。特意选取HS编码71的贵金属、珠宝首饰类奢侈品作为被解释变量。珠宝,特别是贵重宝石是重要的具有保值增值手段的奢侈品。通过汇率及单位换算(1美元=6.1372人民币元)将奢侈品进口量单位转换成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量(GDP)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PDI)数据取自《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研究GDP和PDI对奢侈品进口量LIV的影响需要运用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在做协整检验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研究使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8]。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1可知,在5%和1%显著水平下,变量LIV、GDP和PDI都是非平稳的,是经过一阶差分后,这3个变量才平稳,因此,他们都是I(1),即为一阶单整。
(二)协整检验
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存在协整的可能,故对其进行协整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可以研究他们的长期关系。本研究采用E-G两步协整法。E-G两步法认为,对2个变量进行常规的OLS回归,如果回归残差为I(0),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残差的ADF检验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残差的ADF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GDP和PDI与LIV在5%和1%显著水平下均存在协整关系。最终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LIV=0.00068GDP + 0.01757PDI - 3.9463
t= (4.3285) (3.5783) (-2.0239)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研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检验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引导关系。设置滞后阶数为2阶和3阶,得出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3可知存在长期单向的Granger原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量GDP是奢侈品进口量LIV增加的原因,反之不成立。说明我国GDP增长对奢侈品进口量增加有单向引导作用。而奢侈品进口量LIV的增加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单向引导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根据198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奢侈品进口量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一)模型拟合了影响奢侈品进口量的因素
模型很好地拟合了影响奢侈品进口量的两大因素,虽然模型系数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经济模型还是有意义的,也符合经济实际:GDP每增加1亿元,奢侈品进口总量将平均增加6.8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奢侈品进口总量将平均增加175.7万元。
奢侈品进口量受GDP增量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的显著影响,确定为最终结果。
(二)随着我国GDP的迅速增长,奢侈品进口量将持续增加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过度依赖奢侈品进口的弊端,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奢侈品征税问题将被提到更显眼的位置。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也存在问题,大多数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消费心理不成熟。我国政府需要设立组织帮助消费者确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奢侈品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在文化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所以,我们国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投入更多关注力度。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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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旭.关于消费税改革的思考[J].经济师,2006,(4):218-218.
篇8
摘 要 在我国公路收费的多种模式中,费改税有着重要的必要性,这种模式的实施技术也计较成熟,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在公路交通中实施费改税模式是主流。
关键词 公路交通 费改税
在长久的公路交通收费模式中,适应性最广的模式便是费改税模式,此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我国公路收费的主要形式。因此,对费改税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一、费改税收费模式的必然性
1.从国内外发展形势来看
国际上的政府收费是为了各自的政府管理并弥补政府为劳务所付出的费用,尤其是发达国家,收费项目少且具有规范性、严格性,收费主要用于政府自身管理的需要,而在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中,依靠的不是费收而是政府的税收。
从我国政府实际收费来看,总体情况是收费主体多、收费种类复杂、收费金额庞大且管理混乱。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乃至国有控制的企事业单位等都存在着收费现象,有基金、集资、罚款、摊派费等各种名目,各单位中到底有多少种类,任何部门都不能作出准确统计。在收费规模上更是巨额庞大,总费用万亿左右,按照这个发展下去,税收将不再是国家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仅仅是补充。在管理上,有的部门越权审批,有的部门自立收费项目等,这些行为扩大了收费范围,提高了收费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脱离国家监督,出现滥用现象,管理混乱不堪,因此,应该保持税收作为政府的主要来源,费改税模式有着极好的实用性与适用性。
2.在社会根源上也需要费改税模式
我国存在的乱收费现象有着多种原因,一方面是预算资金制度存在着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机构权利膨胀与税收功能不完善。在总体上来说,这是存在乱收费现象的根源。
对于税收功能认识不足也是乱收费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历史上尤其是苏联税收理论影响,我国税收的功能没有得到发挥,甚至连起码的税收机构职能都没有,正是由于功能的不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仅仅作为一个补充机构,随着之后的税收改革,才有了国家税收部门与地方税收部门;另一方面在处理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分配上功能欠缺。这是由于这些功能的缺失为乱收费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3.从公路收费的发展现状来看
建国以来,国家出台的征收的交通收费资金是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管理与养护的主要来源。随着近几年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各地方便在自我权利范围内设立了众多的收费项目,将大量的费用转嫁到了车主上。这些乱收费现象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税收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行费改税收费模式是必然的突破口。
综上可知,我国公路交通实施费改税模式极其必要,通过费改税可以将公路收费加以规范化,遏制公路乱收费现象的产生,净化公路收费环境,为公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二、费改税的基本思路
现阶段公路费改税主要是针对车购税(中央税)、燃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等进行的改革。在《资金管理办法》、《中央对地方燃油税转移支付实施方案》等众多国家政策文件中,都可以发现对公路交通费改税的措施主要有:在环节、征收税率不变与机构人员成建制转移的原则前提下进行征收税收;对柴油、汽油同时征税,且包括生产环节上的征收。
三、道路使用税制的比较研究
在国外燃油税一般称作为汽油税、燃油消费税与汽车燃油税等,是消费税中的一种,有着使用费性质。目前,很多国家开征了燃油税,且此税的调节作用在运用程度与表现方式上有着明显特色,如征收方式上有的在生产环节、有的在销售环节、有的在轮胎使用中等,多数国家采取了多税种、低税率的方式进行公路使用税的征收。
我国公路交通目前虽然实行了费改税,但仅仅是个开始,税种过于单一,仅仅是一个燃油税。而在实际操作中,为了让税赋与费收持平,自然的形成了高税率的燃油税。这种现状虽然有利于管理,但是一旦发生了偷税漏税现象,便有着极大的损失,根本不利于国家税收根基的稳定。同时,我国目前的油价,在没有征收燃油税的情况下便已经与国际油价相当甚至过高,如果再加上通常五成的燃油税,必然造成油价上涨,继而发生走私等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国的费改税应该充分吸收国外比较成功的道路使用税的经验,尽多的将公路建设、养护与管理等资金来源转移到其他的税种上,或通过新的税种的开辟达到降低单一且高燃油税的现象,最终达到税率的均匀合理,最终确保公路建设、公路管理、公路养护等在资金来源上的稳定增加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燃油税征收现状及其分析
我国燃油税征收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有些部门明确指出费改税不能增加消费者负担,但只有税率在3成左右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在我国目前不管开车多与少,养路费是固定不变的,且费用的多少直接与燃油税税率相关,在燃油税征收比例上过高,并不科学。
我国应该将税率设置的相对较低(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最佳比例是20%到25%之间),实施燃油税改革,这样才能利于油税的长久发展。相对较低的燃油税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收入高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走私犯罪的产生与物价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张小玲.费改税若干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1992.02.
篇9
关键词:矿产资源;资源税;补偿费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18-04
一、概念
中国矿产资源税费金主要是指专门针对矿产资源所征收的税费,而对于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所征收的如增值税、所得税等不在研究范畴之内。中国矿产资源税费金主要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矿区使用费、石油特别收益金,下面就这几项简单概括说明。
1.资源税:为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资源税设置的目标是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调节资源级差收益。资源税的税权归属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目前是从量定额计征方法,海洋石油企业纳税归中央政府,其他收入归地方政府,收入使用计入财政预算。
资源税经历两代改革。第一代资源税,以销售利润计征,1984年10月1日起征收资源税,只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的企业开征,对于开采金属矿产品和非金属矿产品的企业暂缓征收。此次资源税征税原则按照应税产品的销售利润率累进税率计算交纳。
立税依据是资源级差导致级差收益,在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当条件下,使用好的资源,企业能获得超额利润,资源税即对这笔超额利润开征的特别税,目的在于调节使用不同级差资源的级差收益。
第二代资源税,从量定额征收。1994年1月1日施行新的资源税。这次的税改以“普遍征收,级差调节”为核心,资源税的应纳税额按照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算。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的所有矿山,不管企业是否盈利普遍征收。
2004年以后调税以局部调整为主。2004年,提高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资源品目的资源税税额标准;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暂按规定税额标准的60%征收,调高了岩金矿资源税税额标准,统一了全国矾矿石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标准;同年,对石油开采企业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上调了全国焦煤资源税税额,大幅上调了铅锌矿石、铜矿石和钨矿石的资源税。
2.矿产资源补偿费:为实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征收。1994年4月1日,国务院颁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标志中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的建立。矿产资源补偿费是指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依法向开采矿产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的费用。矿产资源补偿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财产权益。
征收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其他管辖海域开采矿产资源的都应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行从价计征,以矿产品销售收入为征税依据,辅以矿山开采回采率系数。矿产资源补偿费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征收,实行三级征管制度。收益按比例分成,中央与省、直辖市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5∶5;中央与自治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4∶6。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察,使用方向明确。
3.探矿权和采矿权价款:为补偿国家地勘投入而收取。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统称矿业权价款,是指国家将其出资勘察形成的探矿权或采矿权出让给矿业权人,按规定向矿业权人收取的价款。具体指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机关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方式或以协议方式出让国家出资(包括中央财政出资、地方财政出资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勘察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时所收取的全部收入以及国有企业补缴其无偿占有国家出资勘察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价款。
矿业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但探矿权价款缴纳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年,采矿权价款缴纳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年。
财政专户管理,矿业权价款由矿业权人在办理勘察、采矿登记或年检时按照登记管理机关确定的标准,将矿业权价款直接缴入同级财政部门开设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财政专户”。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凭银行的收款凭证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领取“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专用收据”和勘察、开采许可证。探矿权和采矿权价款由登记管理机关收取,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管理。
价款按比例分成,自2006年9月1日起,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按固定比例分成,其中20%归中央所有,80%归地方所有。具体管理、使用办法,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计划主管部门制定。
4.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为体现国家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而收取。探矿权使用费,国家实行探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探矿权使用费以勘察年度计算,逐年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国家实行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分别设立收取标准,费用由登记管理机关收取,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具体管理、使用办法,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计划主管部门制定。
5.矿区使用费:专为开采海洋石油资源而收取的费用。矿区使用费按照每个油、气田日历年度原油或者天然气总产量计征,矿区使用费费率从1%~12.5%不等。分类缴纳,原油和天然气的矿区使用费,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中外合作油、气田的矿区使用费,由油、气田的作业者代扣,交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负责代缴。
6.石油特别收益金。自2006年3月26日起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是指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其目的是为了推动石油价格机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征收范围包括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领域和所辖海域独立开采并销售原油的企业,以及在上述领域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开采并销售原油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合资合作企业),均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石油特别收益金。
石油特别收益金实行五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其征收比率按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的月加权平均价格确定。 具体征收比率自20%~40%不等。收入属中央财政非税收入,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部负责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征收管理工作。
二、焦点
随着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用于体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税费金手段也在不断调整。中国财税政策改革的目标逐渐明朗,就是要制定有利于资源有偿使用的财税政策,合理调整资源税费管理制度,从而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回采率和承担资源开采的安全成本。但是围绕矿产资源税费体系设置、税费性质、功能定位等方面的争论也不断出现,总结近年来对于税费金的探讨,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税费体系能否体现:1)矿产资源有偿使用,2)矿业权有偿取得,3)矿产资源级差收益,4)合理的矿山企业税负水平,5)保护节约矿产资源,6)促进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上,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关于矿产资源税费体系设置,包括资源税取代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建立权利金的探讨;(2)关于资源税的性质、功能、计价方式、税率、税基的探讨;(3)关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功能、征管方式、计价方式、费率、分配、使用的探讨;(4)关于矿业权价款出让性质、方式、评估计价、分配比例、使用方向的探讨;(5)关于取消矿区使用费的探讨。
三、观点
(一)纠结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关于目前矿产资源税费金设置能否正确及涵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成为学术界纠结不清的话题,从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设立,以及后来矿业权使用费和矿业权价款等的收取,均以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矿产资源有偿使用为目的进行制度的建立。
1.规范税费金称谓,使其“名副其实”。陶树人[1]认为,在体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权益时,政府作为资源的所有权人向矿山企业提供矿产资源而收取的税费为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政府作为勘探工程的投资人向矿山企业收取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
张文驹(2000)认为,中国目前的税费金称谓既不能完全表达其真实的意义,也不能完全表达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内涵,更不符合矿产资源财产权利体系的建立,因此建议规范不同性质财政收入的名称[2]。因为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依据是财产权利、政治权力、特殊服务,而从这三条途径取得的财政收入,其经济属性也各不相同。参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称谓,建议将这三类财政收入的名称分别定为“金”、“税”、“费”。比如将“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可改称“探矿权出让金”和“采矿权出让金”,“矿产资源补偿费”可改称“矿产资源补偿金”,取消资源税,新设矿业权增值税,使“税”这种具有“无偿性”的财政收入真正名副其实,国家政治权力在矿产资源财产权利制度体系中也得到了更好的定位。
2.资源税与补偿费,混淆还是重复。(傅鸣珂,1999;王广成,2001)认为,中国资源税具有普遍征收和级差调节的双重功能,既要体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又要起调节级差收益的作用,征收资源补偿费的目的也是要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因此二者显然存在重复。蒲志仲(1998)认为,在贯彻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下,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混淆了所有者和管理者权益[3]。首先,资源税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征收,但是又调节矿产资源的级差收益,将国家公权权益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混淆;其次,矿产资源补偿费被用于矿区管理支出,将国家所有者权益与矿业管理的公权权益混淆。因此资源所有者权益未完全实现。
殷(2001)认为,中国现行的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的法律规定是重复的,其所征收的都是矿产资源有偿开采性质的权利金。但是,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的立法依据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二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不能互相取代[4]。
张华(2007)认为,中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政策在性质上相似于国际通行的权利金,但是由于从价征收,不能完全体现所有者权益;同时中国的资源税制度实行从量计征,普遍征收的原则,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调节资源级差地租的租用,所有者权益也无从体现,普遍征收的原则更不能体现“级差收益”[5]。
关凤峻[6~8]等认为,应该取消资源税,将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改征权利金。刘权衡[9]更是认为,资源税不能纳入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并且应该给取消资源税,改征“暴利税”,这样就可以将因资源赋存状况、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客观存在差别而产生的级差收入纳入到调节范围。
3.设立以权利金为核心的税费体系――目的是实现国家所有者权益和资源级差收益。刘宝顺,李克庆等(2000)认为[10,11],税费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减轻矿业税赋,废除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建立中国矿业的权利金制度。利用权利金达到对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以矿产资源所有者的身份管理矿产资源。由于权利金制度把矿产资源作为资产,征收权利金,国家凭借的是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权益,这要比国家凭借政治权利普遍征收的资源税对矿业经济有更强的调节作用。要根据对不同资源的等级,确定出不同的权利金利率,使权利金的征收客观公正。
朱振芳(2000)[12]认为,应将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矿区使用费、开采海上石油资源矿区使用费合并为权利金。
薛平(2007)[13]建议,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变更为矿产资源国家权利金,现行的矿业权使用费建议并入矿业权价款,不再单独设费,这样就可以将矿产资源附加价值在税费中得以包容。
付英等[14]认为,应建立以权利金为核心的矿产资源使用付费制度,一是为开采矿产资源付费,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更名为权利金;二是为开采优良矿产资源付费,应部分取消资源税,只对通过行政授予方式获得矿业权的经营者征收资源税;三是为占用矿产资源付费,取消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设置矿区占用费。
(二)以资源补偿和可持续发展为背景
1.资源补偿机制如何通过税费体系实现。杨晓萌(2007)认为,只有在理清资源补偿费、权利金、资源税之间的关系后,才能初步解决税费设置与资源补偿的关系。而资源补偿机制需要补偿的内容,广义上分为资源的自身价值和在勘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因此,负外部性的补偿任务应由资源税承担,需要政府凭借政治权利来强制获取补偿,资源自身价值的补偿由权利金制度实现[15]。樊纲[16]认为,现在资源企业到资源溢价的时候,还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垄断型资源不收资源税,资源性财产收入由经营性企业所得,实际上构成了企业之间的分配不公,而真正的所有者――国家并没有拿到收益。这就产生了资源收益补偿给谁的问题。
马衍伟(2009)认为,中国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快速发展的形式与资源税费体系难以适应,更难以弥补矿产资源所产生的外部性。可以考虑将资源税由原来介入调节资源级差的领域,改为实现全民所有权益的功能调节资源资源耗竭补偿问题。
2.矿产资源税费体系设置应以可持续发展概念为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税负转移”,即将税负从传统的对资本、劳动、财产等的课税转向对高耗能、环境污染行为的课税。但是中国税制结构调整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税制的概念。因此,有必要从资源税开始明确提出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概念。这可以是资源税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
陈文东[17~18]、马衍伟(2009)认为,中国现行的资源税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无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不能将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成本内在化,不能达到促进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资源税应该在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要充分体现由于资源开采产生的外部性成本的补偿和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因此,资源税的定位应该从级差调节中出来,在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中找到新的立足点,作为地方税,应该与环保税类共同构建生态税系。张丽新[19]建议把排污费、矿区使用费等改为资源税,马衍伟认为,资源税制的进一步完善要考虑与其他税种协同运作,切实发挥好资源税、燃油消费税、环境税的协同调控机能,构建起相互补充、相互衔接的资源环境税收体系。
(三)立场分明的矿山企业税费负担争论
1.资源税改革牵动利益各方。企业――免征资源税,降低矿山企业税费负担。目前,中国矿山生产企业需要缴纳的税费种类较多,去除一般性企业所要缴纳的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纳资源类税费,共涵盖了十多项税费,项目偏多,导致部分矿山企业税费负担偏高。在2009年“首届百家矿业企业峰会”上,企业提出了“免征资源税,从根本上降低矿山企业税费负担”的观点,并且百家企业形成建议,准备递交相关管理部门。资源税的提高,对于资源类企业来说,在面临比较恶劣经济和市场环境时,自然会加重其负担,不利于资源开采型企业减负脱困。政府、学者――调高资源税利国利民。资源税改革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无论什么时候实施资源税改革,都会给相关企业增加一定的税负,给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王小广、钱凡平(2009)[20]认为,资源税的改革针对对象是资源型垄断企业,在经济保增长之下,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整个宏观经济形式,并与其他政策配套考虑。但是其改革最终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资源税是地方税,如果提高资源税,将会显著调高资源企业所在地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自然是乐见其成。民众――千万不要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在新浪网针对资源税的民意调查中,42%的受调查人群认为资源税的改革将会变相增加百姓税负,因此不赞成改革。从中长期来看,资源税改革的确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从短期来看,魏文彪[21]认为,实施资源税改革,容易出现资源型垄断企业向消费者转嫁负担的可能性。资源价格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上涨过快容易受到市场一定程度的抑制,因而资源开采企业向消费者转嫁负担的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像石油、天然气等实行政府定价的资源,由于政府定价主要按照企业生产成本制定,所以很容易出现通过涨价将增加的成本与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现象。尽管消费者也应节约资源,但由于消费者对于基本能源的使用事实上是免除不了的,所以资源税改革,会造成消费者经济负担进一步增加,使消费者利益受到影响与损害。
2.矿产资源补偿费企业负担并不高。根据《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研究》[22]课题组的报告,研究中指出,在统计2002―2006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开采业、有色金属矿开采业、非金属矿开采业销售收入时,其年均增长速度为38%、24%、51%、34%、24%,销售利润增长速度为75%、30%、81%、64%、107%,而企业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负担率却没有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而有所改变,统计年份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负担率不超过1%,其他类行业不超过2%。因此,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企业负担并不高。
(四)矿产资源税费改革应符合国际趋势
在世界范围内,近年来至少有一百多个国家调整了与矿产资源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调整中,各国以权利金为核心,形成了税、费、租联动机制。高小萍[23]认为,中国目前在矿产资源领域,主要的财政工具是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与国际矿产政策调整的趋势相比,一是缺乏相关的租金制度,如权利金制度。二是目前的三个财政工具存在理论依据不足、征收对象重复、征收税(费)率不合理的问题,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应该考虑通过价、税、费、租联动改革,最后形成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价格形成体系、资源税收体系、市场准入环节和采矿环节的行政收费体系、矿产资源租金体系。
(五)油气资源税费应统一
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所征收的税费由于其分为大陆开采和海洋开采,因此,在税费设置上比较特殊,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需要缴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而对于中外合作开采陆上、海上石油资源的以及中国独自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仅收取矿区使用费。由于这种特殊设置,李富兵等[24](2008)认为导致了资源税率与矿区使用费率难以衔接。对油气资源征收资源税,不能区分油气资源的差别性,同时也不能调节油气田的差别性,因此,应该统一油气资源的税费征收。
四、结语
中国矿产资源税费体系并不完善,随着国家经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如何建立合理完善的矿产资源税费金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同时也是矿产资源参与宏观调控的关键所在,更是实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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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环境保护 税收政策 环保税制
随着工业化经济发展到“环境经济”,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人们认识到传统的行政管制的方式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识。世界经济学界在着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问题时,绿色环境税收也应运而生,承担起宏观调控自然环境保护的职责。
一、我国环境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地球日”的特别报道中显示,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环境监测以来,就整体而言,环境状态一直处于恶化过程。主要表现在: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雾霾天数逐年增多,约有1亿以上的人口每天呼吸不到清洁空气,因空气污染导致每年约有1500万人患上支气管炎;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电子垃圾、放射性污染形势严峻;大量排放的工业废水使全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有80%被污染,近2/3的城市供水不足,50%的城市地下水源不合格,有近2亿人每天都在饮用有害物质超标的水。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危害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已迫在眉睫。
二、国内外环保税制的发展比较
环境税又称生态税,绿色税收。是20世纪90年代,为保护自然资源,遏制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发起而提出的。1993年,我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双向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资源、环境的保护,使资源、环境能永续地支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国际环保税制发展趋势
环境税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庇古税。从国外环境税的具体应用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个时期环境税主要体现为补偿成本的收费。其产生主要是基于“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监控排污行为的成本,种类主要包括用户费、特定用途收费等,尚不属典型的环境税,只能说是环境税的雏形。
(2)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纷纷出现。功能上综合考虑了引导和财政功能。
(3)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税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利于环保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环境税制改革。总体来说,世界各国开征环境税愈加普遍,环境税费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由于各国国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反映环境管理思路的具体税费结构存在很大差别,开征的具体税种、开征方法五花八门。
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发达国家实施的环境税对环境改善效果显著。硫税使瑞典的硫排放量降低了6000吨;碳税让挪威部分经济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下降20%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开征环保税,不仅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用于产业和社会建设,而且有利于对环境保护的严格管制,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用实际的金钱来制约人们破坏环境的行为。可谓一举两得。
(二)我国环保税制的发展现状
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传统的以管制或者命令为主的环境保护手段已存在低效率的缺陷,我国已在不断完善我国在环境保护措施上的手段。
目前,我国在税法规定的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中都有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例如,我国在增值税中规定,对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泥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泥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资源税中规定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要缴纳相应的资源税;消费税税目包括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花、汽油、柴油、小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品;对部分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如暖气、煤气等实行13%的低税率。上述税种和政府的其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政策过于零散, 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 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因此,我国有必要完善现行的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规定,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保税制。
三、完善我国环保税制的必要性
一方面,完善我国环保税制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环境严重受损的必然要求。世界银行的有关专家在1991年出版的《世界税制改革的经验》一书中,建议发展中国家针对环境的破坏征收环保税,实行绿色财税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要求政府采取适当手段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改革传统税收制度。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已刻不容缓,完善环保税制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完善我国环保税制是筹措环保资金的迫切需要。虽然从1979年开始,国家相继颁布实施了近20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也有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并且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部分相关条款中对环保企业的优惠措施作出了规定,但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税制严重滞后,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环保税制,以筹措相对稳定的公共环保资金。
完善环保税制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经之路。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趋严峻,许多国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贸易保护结合起来,使环境问题与贸易措施挂钩,从而导致绿色贸易壁垒的产生。因此,进一步完善环保税制,尽快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绿色税收制度,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四、完善我国环保税制的几点建议
借鉴外国环保税制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现状,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环保税制:
对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税种进行调整。对相关税种进行调整,继续扩大对有利于环境保护行为的税收优惠,加强对造成环境污染行为的税收征管,根据污染程度或环境保护程度不同确定差别税率, 分档征收, 适当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把环境保护融入市场行为。
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实施费改税,开征一些环保税种。我国目前尚无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税种,一直以来都只有污染费, 在会计处理上把它作为管理费用列支。我国只是在部分税种的规定中直接或间接的含有环保因素,所以我认为应当根据国家当前最主要的环境问题和环保政策,首先选择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物、污染行为作为课税对象,单独立法,设立独立的环境税种。通过确定合理的征税范围、准确的税基、适中的税率,选择科学的征管办法,开证环境保护税,在组织环保资金的同时,有效遏制污染环境行为。
加快环境税立法,加大对违法的处罚力度。运用税收经济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改善环境、维护人类健康,坚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税负和污染相适应、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法体系,从完善现行的税制结构开始设计其基本内容,实现与《税收征管法》的有效衔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五、结束语
目前是启动环境税改革的一个合适时机,我国现在就应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环境保护税收体系。随着我国环保税制的不断完善,将会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稳健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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