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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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特征

篇1

关键词:高管特征 股权激励 企业绩效 交互作用

作者简介:

白 洁(1984-),女,山西大同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有效激励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是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手段之一。对此学者多是从公司层面的内部治理结构改进完善的角度来探讨我国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制度的合理搭建与实施问题,而高管自身特征对股权激励实施效用的影响容易被忽视。本文尝试从多理论整合视角出发,结合高阶理论与理论来研究高管特征与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高阶理论又称为高层管理团队理论,是管理学家汗布里克和玛索(Hambrick and Mason)教授于1984年提出。该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各成员背景和构成特征会对组织竞争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核心内容是高管的年龄、教育水平与背景、职业背景,以及任期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反映了其认知基础与价值观,进而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及组织绩效。高阶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支持,很多研究证明企业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企业管理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在具体的研究结论上的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有些是相反的。理论则是高管激励管理的一个主要研究理论,其认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特点会增加成本,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出口是建立企业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而高管变动薪酬,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早已指出高管变动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基本薪酬却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不显著的观点。同时还有研究表明,在变动薪酬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最大。作为高管激励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框架,理论也引导众多学者对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对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结论不尽统一。由此,可以看到高阶理论在深入探讨高管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忽视了企业层面上的治理结构与管理行为的影响;理论在专注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时候,没有考虑高管自身人口特征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对于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命题,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了理论整合模型进行探讨。如渥沃克和汗布里克(Wowak and Hambrick)提出 “个人—回报”交互作用模型,首次将高管内在特征与薪酬的交互作用作为企业绩效影响的因素,但此理论模型的最大问题在于变量的测量,实证检验的可行性有待商榷。而国内对于二者交互作用的研究基本上无人涉及。由此,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文从高阶理论与理论出发构建理论模型,来研究高管团队年龄、教育水平以及任期长短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与股权激励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股权激励程度体现为高管持股比例。

(二)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高管年龄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高管年龄会影响到高管人员对激励措施的反映,进而影响其战略决策行为与企业绩效。高管年龄与其整合信息、做决策的能力与信心为负相关关系,年龄大的高管决策需时也更长,在学习和接受新东西上也较困难,所以更趋于保守,较少有创新精神,不愿意做出变革。同时,他们或许正处于一个最看重自身的财务稳定与职业安全的时期,任何有可能引发变动的因素都会想办法回避。这种风险回避使高管即使面对激励机制,行为表现也不明显,此时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积极作用也会降低。而年轻的高管更有意愿接受风险的挑战,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高于年长管理者,由此也更倾向于接受和进行较大的战略变革,对于未来也有更长的预期,已有研究对此进行了证实。所以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回避风险,更愿意维持现状,而这种风险厌恶使其不喜欢薪酬设计具有太多的灵活性,股权激励的实施未必能够提升其业绩表现,反而有可能使高管产生厌恶心理,影响到企业绩效。而年轻的高管团队则更愿意尝试创新的冒险行动,由此可能捕捉到更多的市场机会,他们更偏向于接受薪酬设计具有更多的灵活成分,为了企业长期利益而努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进而也就容易得到较好的绩效表现。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高管年龄与高管持股比例的交互作用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年龄越大,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绩效越差;持股比例越高,高管年龄越大的企业绩效越差

(2)高管教育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教育是对高管认知能力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高管人口统计学特点与企业战略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是最强的解释变量。因为高教育水平的高管往往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较好的信息获取能力与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对新观点和新管理思想的适应性也较强,越倾向于实施战略调整与系统变革,有实证研究也已证实,而且高教育水平的高管人员更看重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所以,本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人员,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能力去寻求机会并做出评判选择,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更大,自身也更愿意接受薪酬设计中的灵活部分,也更倾向于从长远角度来看待企业的发展,对于长期利益导向的股权激励的接受性也就越高。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2:高管教育水平与高管持股比例的交互作用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高管教育水平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绩效越好;持股比例越高,高管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绩效越好

(3)高管任期长短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在本研究中,高管任期指的是高管人员在高管团队内的任期,而不是高管人员进入组织的任期。高管任期也是一个对高管战略决策,以及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的高管特征变量,任期会影响到高管团队对自身现状的看法、信息所得的多样性,以及风险责任的态度等多个方面。有研究表明,随着高管的任期延长,持股比例也会有所增加,高管薪酬的股权激励力度会增强。同时,持有公司股权的高管人员也可能会具有更长的任期,股权激励本身就具有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来保持人员稳定的功能,二者的有效结合能够推动企业业绩的提升。 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3:高管任期长短与持股比例的交互作用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高管任期越长,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绩效越好;持股比例越高,高管任期越长的企业绩效越好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做实证检验,在样本的选择上:(1)只保留了A股上市公司;(2)剔除ST公司和PT公司;(3)剔除了数据与信息资料不齐全的公司;(4)剔除了保险金融类行业的上市公司。从深沪两市上市A股2136家企业2000年至2010年的资料中,本研究最终得到4953个有效样本,基本上覆盖了各年份主要行业的各类企业。

(二)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与股权激励两个方面。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高管年龄、教育水平、高管任期长短;股权激励主要指高管持股比例。其中,高管团队成员,是指公司年报中披露信息的高管团队成员;高管年龄、教育水平以及任期值均采用团队成员个体情况加总求均值的方法来获得。我国股权激励的研究多是以经营者持股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考察持股激励强度。同样,也使用高管持股比例作为持股变量。因变量为企业绩效,将会计基础指标和市场基础的指标结合起来考虑,对企业绩效的衡量选取以下指标,即总资产回报率(ROA)、每股收益(EPS),以及市净率(P/B)。还对可能影响以上变量关系的其他重要因素在检验中进行控制,主要包括外部环境(行业)、股权结构(国有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治理结构(两职合一与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规模(员工人数与高管团队人数)。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多元回归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采用分层多元回归法进行分析,在每一层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放入采用强制回归的方式。检验采用统计软件SPSS 11.5。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高管年龄大小与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 由表(1)可见,model4是将高管年龄与持股比例的交互项引入方程的结果,显示二者交互项在P

(二)高管教育水平与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 由表(2)可见,从每股收益所衡量的企业绩效上来看,回归检验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假设2所提出的变量关系,高管教育水平与高管持股在分别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作用的同时,二者之间确实还存在一种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三)高管任期长短与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 由表(3)所示,高管任期长短与持股比例在总资产回报率和每股收益上都体现出积极的交互影响作用,高管任期长短与高管持股确实对企业绩效存在交互作用,并呈积极的影响效果。

四、结论

本文经过理论推导,得出高管特征会影响到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用,这种差异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表现,且在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检验中,得到了具体支持性研究结论:(1)假设1的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高管年龄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存在交互效应,且这种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为负,高管年龄越大,高管持股越多的公司企业绩效越差。高管的年龄越大,股权激励所带来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越有可能引起高管人员的厌恶心理,以及短期利益导向驱动所导致的套现行为,所以相对于年轻的高管而言,股权激励下年龄大的高管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的力度反而偏较弱。同时还发现,高管年龄本身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社会具有“关系性”特点,该特点是指我国企业的行动与效益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其与其他企业、政府部门等相关主体的关系如何。对企业经营具有绝对影响力的高层管理者,其对于“关系”的运作能力与在“关系网络”方面所掌握的资源程度,对于企业绩效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就使得年龄这一要素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2)假设2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教育水平与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存在交互影响作用,且方向为正,即高管教育水平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绩效表现也越好。这与多项已有研究的结论相一致,说明高管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所拥有的相对较优的认知基础与价值观会强化高管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信心,越有可能倾向于选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并作出实际行动,对于强调长期利益导向的股权激励具有更高的接纳性,在实际管理活动中也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与运营能力。高层管理者与企业双方利益联动效应的加强,使得高管教育水平与股权激励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3)假设3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任期长短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存在交互作用,且影响方向为正,即高管任期越长,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绩效表现越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的原因与高管年龄分析中所提及的“关系网络”优势相类似,即虽然说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相比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资本市场而言,在公平公正、机制完善,以及发展程度等方面都仍然存在一定距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管理者在较长任期中所积累的人脉优势与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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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股权激励; 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 股票增值权

引 言

1999年我国开始股份期权试点;2005年8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可以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2005年10月《公司法》、《证券法》对股份回购、股票发行、高管任期内转让股票等进行了修订,为上市公司全面实施股权激励消除了法律障碍;2005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出台,标志着股权激励制度正式引入我国,上市公司纷纷开始尝试股权激励。由于股权激励在我国实际应用时间较短、监管政策影响大、操作难度大,因此本文选择2006—2011年的实施数据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在总体趋势、企业性质、行业特征、激励对象、激励模式、股票来源、激励幅度、激励期限、指标体系方面的应用特征,以更好地开展股权激励工作。

一、总体趋势分析

笔者收集、整理了自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沪深两市关于股权激励的信息,得到样本数据(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应用数量较少且各年样本数波动幅度较大,2007年、2009年公布股权激励草案的样本分别仅有13个与20个,2008年终止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高达80.33%,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应用总体趋势是公布数、实施数都在波动中有所增加,特别是从2010年起股权激励应用数据有了明显增多的趋势,但是股权激励终止数波动幅度仍较大。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环境以及监管环境的变化。2007年3月证监会开展了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要求上市公司只有完成了公司治理整改后才能实施股权激励,直接导致2007年公布股权激励的样本数大大减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内外资本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股价持续下跌,公司业绩大幅下滑,股权激励业绩目标难以完成,许多上市公司不得不终止股权激励。同年证监会陆续推出的3个《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与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推出的《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都从严规范了股权激励,在激励对象、行权指标、股份来源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导致很多上市公司原来制定的方案与规定不符而自行选择终止。在经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监管政策对行权条件的提高间接地将股权激励应用范围限定在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为了鼓励业绩较差的公司选择股权激励以激励管理层努力提升公司业绩,监管部门对因期权费用而导致亏损的公司可以放松对其的退市管制(吕长江等,2011)。随着经济的回暖以及股权激励相关政策的完善,2010年以来股权激励逐步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二、企业性质分析

表1实施股权激励的147个样本中,经收集、分析、整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27个,占总数的18.37%,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20个,占总数的81.63%。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受政府调控影响较大,多数高管是政府直接任命且公司业绩与其努力程度相关性不明显,因此对股权激励的应用没有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积极;另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出于对防止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考虑,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体现了“重约束、轻激励”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施条件严格: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薪酬委员会制度健全,议事规则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3年无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2.审批程序严格: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必须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审核后才能实施,同时还必须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网站上予以公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议。

3.方案设置严格: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需严格控制激励对象范围,不得随意扩大范围;授予股权时业绩应不低于公司近3年平均水平及同行业平均水平;行权限制期原则上不得少于2年,行权有效期不得低于3年,对于董事、高管授予的股权应有不低于授予总量的20%留至任职(任期)期满后行权。

4.收益水平控制严格: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收益占薪酬总水平的最高比重不得超过40%,超过部分不得行权。这一规定影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灵活性,不能针对不同国有企业的产业竞争环境、产权行使方式、企业目标定位等作出区别对待和灵活安排(辛宇、吕长江,2012)。

三、行业特征分析

经对实施股权激励样本中行业分布特征的分析整理,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应用在各个行业中分布不均匀,并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业。在147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中,有59.18%的样本属于制造业,有16.33%的样本属于信息技术业。在制造业中,实施股权激励比重最大的是“机械、设备、仪表”,其次是“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再次是“医药、生物制品”与“电子”。这些行业中大部分企业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高,未来收益空间大,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严重,行业竞争激烈,对管理人才、研发人才、营销人才的依赖程度大,因此对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较大。

四、激励对象分析

经对股权激励样本中激励对象的分析整理,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象仅限于高管与核心员工,且核心员工的激励比重从2010年起有了明显增加的趋势。目前股权激励中激励对象均不包含普通员工,这是由于普通员工的努力程度与公司股价之间的联系较小,个人贡献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将其纳入激励对象,难免会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和行为,股权激励难以发挥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作用(徐海波、李怀祖,2008)。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数据中,仅激励高管的有7个,仅激励核心员工的有4个,其余样本均包含高管与核心员工,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特点与徐宁对2006年至2009年的统计研究结果一致,即多数上市公司摒弃了集中在高管层与扩展到全员的两种极端范式,而是倾向于由高管层、核心员工等核心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激励契约(徐宁,2012)。

五、激励模式分析

经对实施股权激励样本中激励模式的整理分析,得到样本数据(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股票期权的应用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限制性股票的应用呈现出了逐年增加的趋势。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中,只有斯米克采用了单一的股票增值权,永新股份、英飞拓、爱施德采用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混合模式,得润电子、正泰电器与三花股份采用了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的混合模式,单一采用股票期权模式的样本占68.03%,单一采用限制性股票的样本占27.21%。上市公司偏向于选择股票期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股票期权不需要当前实际付出资金,也不发生实际现金流出,而且未来只有权利而无义务(李曜,2008)。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性偏向也反映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待激励对象时重激励、轻约束的特点。

六、股票来源分析

经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样本中股票来源方式的统计分析,发现定向增发占绝对主导地位。在147个样本数据中,选择定向增发的比例高达95.24%,选择二级市场回购的比例为3.4%,选择大股东转让的只占1.36%。产生这种选择性偏向的原因在于相关政策法规的限制,为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2006年9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规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股票来源不得由单一国有股股东支付或无偿量化国有股权;2008年3月《备忘录2号》规定股东不得直接向激励对象赠予或转让股份,股东拟提供股份的,应先由上市公司回购,并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在1年内授予激励对象。由此股票来源实际上只有定向增发与回购两种方式,定向增发由于简单易行,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选择最多的方式。

七、激励幅度分析

经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样本中激励幅度的统计分析得到图1,其显示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激励幅度较低,主要集中在5%以内。在147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数据中,激励幅度在5%以下的占76.19%,激励幅度最小的为恒丰纸业0.269%,激励幅度最大的为德美化工10%。造成激励幅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实施股权激励时,给予激励对象的股权越多,激励对象进行信息操纵的欲望越强(罗富碧,2009);其二,激励幅度越高,承担的成本费用越大,2006年伊利股份与海南海药均由于激励幅度较高而出现了财务亏损(张军,2009);其三,相关政策法规的约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计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首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权数量原则上应控制在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1%以内。

八、激励期限分析

经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样本中激励期限的统计分析得图2,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效期主要集中分布在4~5年之间,除了有效期为3年的样本外,其余样本均呈现出有效期越长样本数据越少的特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效期的设计偏短。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有效期的上限为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规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效期的下限为5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门槛设置较低,有福利之嫌。有效期越长,激励对象行权的门槛越高,因为他们每期都要面临激励条件的约束,其操纵行权指标的能力被显著地削弱,因为行权业绩目标短期内可能易操纵,但长期来看,这些指标总会反转,不可能一直纵。此外,长期激励有效期使每期行权的数量大幅降低,这削弱了高管通过操纵股价来集中获得高额收益的能力(吕长江等,2009)。

九、指标体系分析

经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样本中指标体系的分析整理,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指标体系设置不严,主要侧重于会计利润指标而缺乏对现金指标与市值指标的考虑。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数据中,同时设置授予条件与行权条件的有36个,占总数的24.49%,只设置行权条件的有111个,占总数的75.51%,在指标运用方面主要侧重于会计利润指标中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增长率,使用现金指标的只有华菱钢铁与威创股份,使用市值指标的只有华星化工与苏泊尔。会计利润指标更多地衡量了企业的短期业绩,难以反映企业的长期业绩,因此容易诱发激励对象的短期行为,损害股东利益,而现金指标和市值指标则比较客观,不易受激励对象的操纵,且市值指标还能克服会计利润的短期性(吴育辉、吴世农,2010)。

十、结论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性激励手段在我国应用时间较短,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应用特征的系统分析,能及时了解其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为监管部门更好地开展股权激励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还能为准备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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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股权激励;创新活动;高管层;滞后期

中图分类号:F272.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136-02

2005年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我国上市公司开始重视对高管层实施股权激励。对2006年至201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实施了高管层股权激励的公司数2006年为38家,2007年21家,2008年51家,2009年46家,10年高达116家。从总体上看,实施高管层股权激励的公司在逐渐增多。

实施长期的激励机制有利于高管层利益的趋同,同样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且“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上市公司中实施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影响。但股权激励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否存在滞后期,且滞后期长度如何测量等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在股权激励方面,一些学者从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未得到一致结论。如张倩(2010)得出高管层激励与经营绩效间呈不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王颖(2010)研究认为高管层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在创新活动方面,国内外一些文献检验了高管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例如,Hoffman等(1993)从高管层团队特征和社会文化方面验证了不同高管特征对创新的影响有差异。还有文献从高管薪酬方面,Balkin等(2000)研究表明长期报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弱。更多文献是从高管持股方面,但未形成一致结论。一些文献认为高管持股与创新活动呈正相关关系(Wu和Tu(2007));一些文献认为高管持股与创新活动呈不显著相关关系(冯根福和温军(2008));还有一些文献认为高管持股与创新活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赵洪江等(2008))。但用高管持股比例来衡量高管层股权激励不很妥当,曹阳(2008)提出高管持股不等同于高管股权激励。

至今,学者对高管层股权激励与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文献还较少。Lerner等(2007)研究发现长期激励(如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能显著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国内,张晖,万解秋(2010)指出股权激励对企业自主创新有促进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对创新活动的滞后期,如Yasuo 等(2004)研究发现专利授权滞后期的减少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在国内,如朱平芳和徐伟明(2005)研究了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的内部支出与专利产出存在2-6期的滞后结构。那么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从理论上讲也是会存在滞后期影响。

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1,实施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滞后期影响;假设1-1,实施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专利的申请量存在滞后期影响;假设1-2,实施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专利的授权量存在滞后期影响。

股票期权是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而限制性股票则是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相比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实施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对高管层有更强的激励性。因此,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二者有本质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又得到:假设2:高管层股权激励不同类型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滞后期影响有差异。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A股上市公司1161家,采用行业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60%作为研究样本。在抽取样本的同时剔除以下公司:被列为ST、*ST和PT的公司;同时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最终有49家公司实施了高管层股权激励。所有财务数据及股权激励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网专利数据库。

2.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高管层股权激励采用高管层激励权益值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来衡量,创新活动用专利指标来量化。考虑到行业,规模,负债率及业绩会对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将这些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说明见表1。

3.模型构建

篇4

【关键词】股权激励预案;累计非正常收益率

一、引言

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12月31日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后陆续颁布《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2、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旨在促进上市公司遵照相关要求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表明监管层已经认识到股权激励计划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激励约束功能。股权激励计划本质上是事先签订的一份关于剩余索取权如何分配的契约,以此激励和约束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以股权激励计划预案的公布日为基准日期,短时间窗口的累计非正常收益率(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CAR)能描述市场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认同程度,依此制定投资者欢迎的股权激励计划条款。

二、文献回顾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包括:魏刚(2000)研究表明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仅仅是一种福利制度的安排。周建波(2003)依据2001年年报施行股权激励的34家上市公司,界定的是“增量”意义上的股权激励,在对公司治理特征进行分析后,得到成长性机会较高的公司推行股权激励计划,公司业绩会显著提高;公司业绩提高与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负相关的结论,说明一般法人、管理层、私人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对完善,激励监督机制健全,推行股权激励计划激励约束机制更有效。陈勇(2005)在周建波(2003)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配对样本研究方法实证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公司的业绩总体上略有提升,期股激励效应大于期权,但两者均不显著。孙堂港(2009)综合运用配对样本、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发现上司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表明期权和股票其激励效果不同,授予数量比例与公司业绩存在“区间效应”。吕长江(2009)对股权激励与公司股票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文选择2005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的108家样本公司,界定的是“股票期权激励”,以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布时点作为基准时点,考察了窗口期的CAR的情况,按照激励条件和有效期,设置3个划分激励和福利型公司的标准,进而分析子样本并考察激励有效期、授予数量、预留数量的特征。他的研究表明,激励型公司有更高的CAR,更长的有效期。除其中一个标准划分的结果外,另外两个划分标准均支持激励公司有更高的授予数量和预留比例的假设。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1.样本的选择与描述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样本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之间公布股权激励预案的公司,共有86家上市公司。其中,在激励标的物来源这一变量下,78家选择定向增发,4家选择回购,3家选择股东转让,1家选择公司利润。在激励标的物这一变量下,67家选择股票期权,18家选择限制性股票,1家选择股票增值权。依据大智慧公司编制的31个行业板块划分标准,23个行业板块涵盖了全样本86家公司,其中,电器、医药、计算机、化工化纤分别涵盖8个样本公司,房地产、通信、仪电仪表分别涵盖6个样本公司,电子信息涵盖5个样本公司,上述8个行业板块总计涵盖了55个样本公司,也就是说,26%的行业板块涵盖了64%的样本公司,行业集中度高。

我们以股权激励预案公告日为基准日期,假设样本公司和所属行业板块有相同的,,行业板块的风险构成不包括非系统性风险,我们可以证明:剔除市场风险和行业特定风险后的样本公司CAR=样本公司的CR-行业板块的CR。样本公司在经所属行业板块调整后的CAR(0)、CAR(-1,1)、CAR(-2,2)和CAR(-3,3)的四个区间内的CAR的总体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表1表明,除25%样本公司在CAR(0)和CAR(-3,3)的市场反应为负以外,全样本公司的CAR显著为正,随着时间窗口的扩大而变大,表明市场对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并表现出短期的持续性,与吕长江(2009)的实证结论吻合。

对于变量激励有效期,有32家选择了5年的有效期,23家选择了4年的有效期,如表2所示,75%的样本公司选择了有效期为6年以内。上市公司的选择表明激励有效期设置在5-6年比较适宜。而对于授予数量而言,距离证监会规定的10%的上限比较远,普遍选择了比例为3%左右的授予数量。

2.样本公司CAR与受所属行业板块的影响

依据所属行业板块对全样本公司进行分类,进而对行业板块的子样本公司CAR进行描述性统计。

如表3所示,依所属板块分类的样本公司的CAR,随着时间窗口的放大,电器、计算机板块的样本公司各CAR呈现放大的趋势,除计算机板块的CAR(-1,1)之外,均在全样本公司调整后的各CAR均值之上,这说明市场对电器、计算机行业未来的成长性比较看好。对比各样本公司所属板块的CAR的方差,除计算机板块的CAR(-3,3)的方差比全样本公司的方差略大外,两板块的各CAR的方差均小于全样本公司的CAR的方差,说明市场预期较一致。医药板块和化工化纤板块的CAR有波动,各CAR差别不明显,表明样本公司的累计收益率与受时间窗口的影响并不确定。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断化工化纤行业相对其他行业,并不受市场的吹捧,市场预期相对一致。电器行业、计算机行业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则会更受到市场的认同,而对医药行业的分歧则比较大。以调整后的CAR(0)与电器、医药、计算机、化工化纤板块的统计特征为例,如表5所示。

3.样本公司CAR与股权激励变量的回归分析

吕长江(2009)按照股权激励条件和激励有效期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划分为激励和福利两种类型。激励型公司的划分标准有三种:一是激励条件大于前3年任一年的指标,二是激励条件大于前3年均值且考虑标准差异常值,三,激励有效期大于5年。依据第一种和第三种划分标准,对激励公司与对照公司比较,其研究结果表明,从均值来看,激励公司有更长的激励有效期限,更大的授予数量,更高的预留数量,但统计上不显著。依据第二种划分标准,激励有效期表现出与上述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而授予数量和预留数量则相反。

本文在不按照激励条件对样本公司进行划分的条件下,对全样本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为调整后的CAR,自变量为激励有效期、授予数量、核心技术人员激励数量、预留数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观察回归的结果,授予数量的系数均表现为负,与吕长江(2009)的研究结果是不吻合的,也许是与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公开透明度不高,股东大会对经营层和大股东的监管约束力不够,投资者认为股权激励计划设置过多的授予数量有向大股东、经营者输送利益的嫌疑。预留数量的系数为正也可以验证这个假设,即投资者不希望上市公司一次性的设置过多授予激励数量。就是说,授予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证监会的10%的最高限设置过高。激励有效期变量的系数在时间窗口(0)和(-1,1)为负,在(-2,2)和(-3,3)为正,表明激励有效期的约束条件并不像激励条件那样严格(吕长江,2009),对CAR的影响不确定。授予核心技术人员激励数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也不确定,说明股权激励授予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应依据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的具体特点进行授予数量的划分。

如表7所示,Durbin-Watson值在2附近,说明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关系。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的P值落在接受域,所以上述方程的误差不存在异方差。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受到所处行业的影响,即未来成长性好、股东对管理层难以监管、投资者与公司管理者信息不对称严重的行业更倾向于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从Rose(1977)的信号理论看,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更好的激励约束公司管理者,即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公司管理者也会自行依照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决策经营,另一方面,股权激励条件传递公司未来成长性的信号,从而市场对公司价值的预期进行调整。从CAR的统计特征看,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行为是比较认同的,股权激励计划机制是能够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激励人选择更高的努力水平,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增大公司的价值(谢作渺,2007)。从经调整后各行业板块的CAR的统计特征看,不同行业的样本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时,市场的反应是有明显的差异。相对成熟的行业,如化工化纤,市场对其股权激励计划推出对公司业绩、价值的提高的预期明确,但不如所处电器、计算机、医药行业的样本公司会被市场大幅调高价值预期。在吕长江(2009)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各时间窗口的CAR与激励计划变量有效期、授予数量、核心技术人员授予数量、预留数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激励计划授予数量与公司的股票收益负相关,预留数量与公司的股票收益正相关,这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者认为过多激励授予数量有掠夺投资者利益的嫌疑。激励有效期与授予核心数量两个变量的符号不确定,说明并不能按照激励有效期作为划分激励公司和福利公司类型的标准,这与吕长江(2009)的划分标准是不吻合的。对于授予对象,回归分析表明,管理层和投资者不可偏废,应依据公司所处行业具体情况,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业绩的贡献程度进行激励数量的分配。

对投资者认为设置过多激励授予数量是向激励对象输送利益的结论,进一步研究时应该统计激励对象在上市公司推出激励计划之前是否持股和激励条件是否过低,如果重点激励对象在推出激励计划前持股和激励条件过低,则判断股权激励计划极有可能是向激励对象输送利益。如果重点激励对象在推出激励计划前持股极少和激励条件较高,则判断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为了激励约束管理层和核心激励人员。对满足激励条件的公司,在股权激励行权后的时间窗口,应研究公司价值是否和推出激励计划前有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吕长江.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J].管理世界,2009(9).

[2]陈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5(2).

[3]周建波,孙菊生.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3(5).

[4]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5]孙堂港.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09(3).

[6]谢作渺,薛冬雪.股权激励理论研究综述[J].工业技术经济,2007,26(3).

本文获得南京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题“金融中的统计方法”资助。

作者简介:

篇5

(一)理论假设

为了避免管理者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股东需要对管理者采取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措施以避免其做出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对管理者的激励方式有很多种,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中两种主要的高管激励方式。本文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双重维度考察股权投资介入对企业高管激励的影响,提出以下理论模型随着股权投资对公司治理的不断介入,股权投资者在改善高管激励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股权投资机构的进入可以从薪酬激励及股权激励两方面提升对公司高管的激励作用。薪酬机制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直接揭示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问题。合理的薪酬机制不仅可以促使经理人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而且合理的薪酬机制可以降低成本,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提高公司价值。因此,股东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薪酬政策给管理层以激励,从而使其能够选择并从事有利于股东财富提高的行为(Jensen,1990)。股权投资者作为相对独立、持有股份较高的积极股东,对公司高管层具有较强的监控能力,能更好地扮演委托人的角色通过薪酬结构参与公司治理以提高治理水平。王雪荣(2009)等认为,股权投资者通过薪酬结构参与公司治理,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同时,高管的薪酬水平也随之增加。毛磊(2012)的研究表明,股权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增加管理层的风险,薪酬水平的提高是对其风险的相应补偿,高机构持股比例往往伴随着高薪酬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股权投资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投资机构对高管的激励作用越明显。股权投资者可以通过与控股股东、公司高管谈判协商的方式直接作用于高层管理者的薪酬计划,也可以通过表决权、股东积极主义以及董事会席位影响高管层薪酬结构。股权投资机构在公司董事会中的“话语权”,使得投资机构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去激励公司高管以提升公司绩效。股权投资机构在公司董事会的席位都能帮助投资机构提升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股权投资机构占公司董事会席位比例越高,则股权投资机构对高管的激励作用越明显。此外,本文进一步从股权投资机构的背景、经验和是否采用联合投资等角度考察了不同的股权投资机构的特征对企业高管激励作用的影响,并根据笔者的观察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股权投资机构的经验越丰富,则股权投资机构对高管的激励作用越明显。假设4:不同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对高管激励的作用有所不同。假设5:联合投资能够增强股权投资机构对高管的激励作用。

(二)实证设计

1.变量选取

(1)因变量分别采用高管团队平均薪酬水平(Salary)、高管与普通员工的绝对薪酬差距(Gap)和高管团队持股比例(MTShare)三个变量来衡量高管激励中的薪酬水平、薪酬结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其中高管与普通员工绝对薪酬差距的计算方法为:Gap=[(高管总工资-独立董事总津贴)/(高管总人数-独立董事人数)]-(支付给员工工资和现金/员工总人数)

(2)关于PE特征的变量设计根据上述五个假设,分别设置了以下关于股权投资者特征的解释变量进行考察:股权投资者的持股比例(PEShare)、股权投资者在董事会所在比例(PEBoard)、股权投资者经验(Age)、股权投资者的背景(Background)、是否联合投资(Dummysydicate)。其中,本文将股权投资者的背景分为四类,分别设置虚拟变量为政府(Gov)、私人(Private)、外资(Foregin)以及混合背景(Mix)。

(3)控制变量我们首先控制了公司规模(Firmsize)和公司经营业绩(ROE)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一些研究揭示,公司规模代表了高管获取资源和谋取私利的能力,为了防范高管的道德风险行为,公司规模越大,高管获得的薪酬激励越强;同时,高管的薪酬收入也与公司本期的经营业绩正相关。其次,以董事长是否兼任CEO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变量。最后,我们也控制了行业和地域等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公司是否属于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公司地址是否在北京、上海、广州为虚拟变量。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下面根据股权投资者的特征对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以及高管持股比例作描述性统计外资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更加重视对公司高管的激励,在薪酬水平、薪酬差距以及股权激励方面都领先于其他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PE持股比例越高,更倾向于对公司高管采取固定薪酬激励而不是股权激励,拉开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达到激励高管的目的。同时,关于PE经验的统计结果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越有经验的PE更倾向于对公司高管采取薪酬激励而不是股权激励的形式。而是否采用联合投资则对股权投资与公司高管的激励效用没有太大的影响。

(二)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PE持股比例对薪酬水平和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股权激励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PE持股比例越高,更加倾向于采用固定薪酬激励,通过提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和拉开薪酬差距来实现激励目的,而不是给予高管股权激励。本文认为,由于国内的大量企业属于家族型企业,存在家族股东任职管理层的情况,通过增加管理层持股会导致家族股东股权的过度集中,从而影响股权投资机构的治理效果及公司绩效。因此,国内股权投资机构并不倾向于对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措施。同时,由于股权激励方式在我国的运用并不成熟,面对投资者与高管层之间的高度信息不对称,股权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选择薪酬激励而不是股权激励。

(2)政府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通过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行激励,民营背景股权投资机构倾向于拉大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进行激励,而外资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则倾向于采用股权激励方式。Leeetal(2008)研究证实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比单纯的高管薪酬水平更能激励高管并提升公司业绩,从我们的观察也发现,民营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比政府背景的股权投资机构在高管激励方面更有效率,而另一方面国内股权投资机构与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对于激励方式的倾向不同主要取决于双方对于股权价值目标的分歧,国内的股权投资机构更加强调对企业的股权控制。

(3)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大规模的公司倾向于采取薪酬激励,小规模的公司倾向于采取股权激励。一方面成本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薪酬激励机制相对于股权激励可以更好地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小规模的公司营业收入并不高,无法提供足够的薪酬激励,但是公司的成长潜力却巨大,因此小规模公司采取股权激励更能提升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效用。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相对于其他行业,信息更加不对称,容易造成成本的增加,因此,股权投资机构更倾向于采取薪酬激励而不是股权激励。对比本文的理论假设与上述回归结果可知,假设1和假设4得到验证,而假设2、3、5的回归结果则不太显著,但变量PEBoard和变量Age回归系数的符号基本与假设预期一致,而虚拟变量DummySydicate回归系数的符号则与假设预期相反,也就是说多个股权投资者的介入并没能够加强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相反起到削弱的作用。

三、结论

篇6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股权激励的渴望正在取代工作的压力,成为企业高管们焦虑情绪的首要诱因。

一位在某中型企业任职的高管朋友,最近聚会时一直气色不佳,大家以为他是最近工作遇到了难题压力大,不过听他自己的解释却不是这么回事。原来他们的老板去年承诺过针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方案都已经拿出来了,却迟迟不见行动,最近有内部消息说这件事很有可能泡汤。看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很多都给高管们分配了股权,他们公司却铁树开不了花,他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跳槽。后来我了解到,现在很多类似我这位朋友的高管都在为股权激励的事情发愁。看到有些公司上市前就分配了期权,而自己的公司成功上市了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能不焦虑。

最近,国美电器的股权激励刚刚出台,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00多位高管拿到了国美3.38亿的股份,按照当天的股价来算,这相当于7.3亿港币(折合6.4亿人民币)。国美经历了黄光裕事件的风波之后,高管的日子肯定也相当不好过,7个月煎熬最后还是没白费,换来了丰厚的股权回报。同样是行业的佼佼者,苏宁的高管这时候心里一定不好受。去年苏宁就已经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按照当时的股价换算,那套方案拿出的股份相当于20亿人民币之多。可惜,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苏宁在12月时宣布终止股权激励计划。苏宁的高管也遭遇了到手的股权不翼而飞的经历,不知现在他们在国美成功进行股权激励后又作何感想,会不会和我那位朋友一样焦虑不安?

股权激励近几年来几乎在大大小小的企业中都成了焦点,今年国家还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突破IT企业研发人员的激励瓶颈,其中就包括了股权激励这一条。其实,IT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已经超越了大部分行业,从联想到金蝶再到一些小企业,股权激励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去年8月,金蝶就在15周年司庆的时候启动了管理层的第16次股权激励方案。2003年10周年司庆时,他们甚至给每位员工都发放了3000股。7月初,中兴通讯的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的3000多人已经得到了解锁,他们终于在5年之后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但是当初股权激励计划刚刚放出时,曾经还有很多高管担心过计划存在变数。因为当时除了 “这个方案还未获证监会以及股东大会的批准”外,对中兴通讯企业性质的界定还没有完全清晰,具体算不算国有控股对中兴的股权激励有很大影响。当时的高管也在等待激励落实中相当焦虑。不过幸好最终结果还是让他们满意的。

企业高管们的焦虑其实不无道理,对于他们来说,社会压力和工作压力都高于普通员工。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企业,拿的是年薪,职业前途也未必能够完全由自己左右,但是他们又必须在精英阶层中表现得游刃有余,不管是精神压力还是物质压力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心理学中则把引起这些压力的原因解释为“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工作不安全感”是员工在对工作特征或者工作价值的认知、情绪反应等方面渗透及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感知和体验,折射出员工对工作存续、职业发展的总体担忧。它包括高管们对很多方面的不安全感,比如对组织变革的不安全感、对工作特征的不安全感、对个人利益的不安全感。股权激励对企业高管们可以说是弥补这些不安全感的药方,它给了高管们更好的职业生涯保障,同时又解决了经济问题,一举两得。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和同业的其他企业比起来,自己的企业有没有股权激励、有多少又成了高管们关心的问题,也成了他们焦虑的最大来源。有很多企业的高管像我那位朋友一样对已经快要装进口袋的股权迟迟落实不了郁闷不已,也有很多人看到行业中其他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后产生了是否要跳槽的困惑。

篇7

关键字:股权激励公司绩效形成机理

一、股权激励的相关理论概念:

1.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是激励主体(所有者或股东)授予激励对象(经营者或员工)实际利益或潜在利益的形式股份,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鼓励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激励的人力资源管理积极性的一种管理方式,以激发员工创造力。

2.高管人员股权激励

在现代企业中,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是企业对管理层进行长期激励的形式,是金融产品中的衍生工具在企业分配制度中的运用。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是指企业高管人员通过持有企业股权的形式,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一种激励行为。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核心是使经营者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最大限度地对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或者两者追求方向一致,使企业利益增长成为经营者个人利益的增函数,使得经营者经营过程中更加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对防止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引导其长期行为具有较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是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

3.股权激励效应的基本涵义

企业作为资源分配、创造社会财富的实体,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或以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一个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应具有其内在的激励机制。股权激励是一种促进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密切关联的利益激励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修正企业管理者利益驱动行为,使之与所有者产权利益保持一致。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股权激励效应,是指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机制后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们可以通过该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后的比较,以探讨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的表现。

二、股权激励效应形成机理

对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刺激高管人员的正确行为,使他们为公司的业绩上升而努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形成机理就是指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形成过程,即股权激励是通过一系列什么因素和传导机制来影响公司业绩的。任何一种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可以看作:制度产生的基础—制度的实施—制度对人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与外在传导机理—经济后果。我们研究股权激励效应的形成机理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1.股权激励制度的产生基础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要求是在股权激励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的,主要是看它是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人力资本私有产权却正好能更为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激励,它在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所引起的激励作用是一切传统手段无法比拟的。由于人力资本独占和排他性,从而产生了人力资本的产权要求。人力资本的产权演变过程产生了管理层对产权的要求,从而产生了所有权激励形式之一—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制度,是尊重和理解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将人及附加在人身上的管理要素、技术要素与企业分配的问题制度化。只有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资产所有者依据公司的特性和对经理监督的难易程度设计一个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相容的合同,经理人员根据股权激励效应传导机制的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公司的利润和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所以说明晰的产权制度是股权激励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

2.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

在现代企业中,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着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从提高企业的业绩来看,公司治理结构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和企业的决策交易体制。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为管理层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去追求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目标。通过影响决策制度,激励高管人员的公司治理,交易战略来影响企业行为,从而影响经营业绩。股权激励制度是公司治理的手段,决定是否授予购股权,并通过有关谁来授权,来激励约束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股权激励机制是一个动态调整企业家的行为,其中包括是否批准授予股权激励、授予谁、授权后如何制约等,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家的股权激励的授予和约束进行动态的调整,以保证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家行为既有约束作用,又对企业家的行为有激励作用。所以说股权激励的效应的发挥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

三、总结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目前已经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了正向影响,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股权激励——业绩敏感度,因此,进一步推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使之覆盖到大多数上市公司,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降低委托成本,加强高管与股东的利益相关性和目标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对股价的影响增强,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价具有特殊作用,应加强实施监管,使其成为与激励相容的机制而不是投机手段。

篇8

【关键词】股权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改进建议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现状分析

1.总体状况分析

2005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出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风起云涌。2006年9月,国资委及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标志着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结束了破冰之旅。2006年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元年,从收集的数据来看,2006年沪深两市共有43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不到上市公司总数的3%。在2007年前三个季度,很少有股权激励方案公布,但随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结束,以中化国际、中粮地产为首的部分企业率先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打破了2007年中国股权激励市场的沉默。虽然2007年只有13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方案,但是与2006年相比,股权激励方案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2008年是五年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一年,达60家,占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3.61%。在方案具体设计上,“民营企业、股票期权模式、定向增发方式”等特征仍然是主旋律,但是限制性股票的重受青睐也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变化对股权激励产生的影响。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只有18家,大多数公司基本上是处于谨慎观望期。由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提高,2010年公布股权激励的公司达55家,相比2009年数目显著提高。

2.股权激励模式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激励模式主要包括: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组合模式五种模式。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分布如表1。

表1 上市公司激励模式分析

激励模式 数量 所占%

股票期权 143 75.66%

股票增值权 1 0.53%

限制性股票 37 19.58%

业绩股票 1 0.53%

组合模式 7 3.70%

合计 189 100.00%

从表1中可以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激励模式主要以股票期权模式为主。五年中,有143家上市公司采用了股票期权的激励模式,占所有公司的75.66%;单独采用股票增值权和业绩股票的激励模式各有1家上市公司,占0.53%;有37家上市公司采用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模式,占所有公司的19.58%;其余还有7家公司采用了以上四种模式的组合模式。

3.企业性质分析

利用以上189家样本公司的数据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性质进行分析,得到以下企业性质分布表(详见表2)。

表2 股权激励计划企业性质分布表

激励模式 企业性质

国企 民企 外资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合计 39 78.84% 149 20.63% 1 0.53%

从表2中可以得出,我国在2006-2010年提出股权方案的189家上市公司中149家(占78.84%)为民营企业,39家(占20.63%)为国企,五年中仅有1家外企提出股权激励方案,采用的是股票期权的激励模式,民营企业所占的比例为国企的3.82倍。

4.股票来源分析

利用以上189家样本公司的数据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进行分析,得到以下股票来源分布表(详见表3)。

表3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来源分布表

激励模式 股票来源

大股东转让 定向增发 回购 原非流通股 定向增发或回购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合计 7 3.7% 164 86.77% 10 5.3% 1 0.53% 7 3.7%

由表3结合原始样本数据分析可知,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股票来源主要有大股东转让、定向增发、回购等形式,采用定向增发的公司有164家(占86.77%),采用回购方式的有10家(占5.3%),采用大股东转让和不确定来源的各有7(占3.70%),仅有中信证券1家公司的股权激励股票来源为原非流通股。

5.激励额度分析

所有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189家企业中,排除未明确激励额度和混合激励额度的公司后,明确激励额度的有177家(详见表4)。

表4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额度统计表

激励额度 3%以下 3%-5% 5%-8% 8%-10%

公司数量 74 42 41 20

所占% 41.81% 23.73% 23.16% 11.30%

由表4结合原始样本数据分析可知,有74家企业激励额度在3%以下,占比41.81%;有42家企业激励额度在3%-5%,占比23.73%;41家企业选择了5%-8%这一激励额度的中上区间,占比23.16%;剩余20家企业激励额度在8%以上。激励比例为10%的公司有金发科技、报喜鸟、德美化工、隆平高科,激励比例最小的公司正泰电器为0.0199%,平均为4.01%。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

篇9

  论文摘要:目前在众多上市公司普遍施行的股权激励,主要针对高管和其他核心员工,但就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探讨还停留在简单的相关分析和描述对比,不足以全面揭示问题本质。基于股权激励微观研究的不足,本文在回顾心理所有权内涵及其对员工态度和行为影响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关注高管心理所有权是股权激励获得实效的关键。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就了大批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 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是企业运营的重要决策者,对企业业绩起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在人力资源成为企业重要核心竞争力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积极改变员工对企业的态度和认识,促成他们像企业所有者一样思考问题,才可能提高个人绩效乃至企业绩效。因此,以分享企业剩余价值为核心的员工股权计划及涉及所有权分配的激励自诞生以来就广受瞩目。

针对那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起关键作用的经营管理层,特别是公司的高管和核心成员的股权激励更是彻底改变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全球500强企业至少有89%的企业已实行了针对主体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而近20年,美国90%以上的企业总经理的报酬形式都因股票期权的实施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股权激励制度,多年间也经历了从全体员工配股逐步向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重点转移的过程。随着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全面铺开,我国的企业股权激励制度已走过了“萌芽-探索-试点-推广”的四个阶段,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众多上市公司已经不再陌生。

股权激励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引入股权激励是为了发挥出它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但在进一步深入探讨股权激励及其在我国的实践前,国内外一些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及公司价值是否存在正相关的疑惑却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例如,loderer和martin以1978-1988年美国国内发生并购(除公用与 金融 行业外)的867家企业为样本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conte& tannenbaum 1978年对全员所有制企业的研究,美国 会计 工会1987年的行业调查等都表明使得管理层持有较大股份后对企业的业绩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善作用。此外,morek等人利用1980年《财富》500强企业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说明企业的业绩与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是线性关系。

与国外研究结果不同,国内一些的实证结果更是有许多不能统一的地方。例如有的学者发现股权激励可能与企业业绩提升不相关,有的则认为两者仅仅微弱相关。尽管总体上大多研究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还是持肯定态度,但这些额外的“声音”说明针对实施主体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层所实施的股权激励并非“万能”,它的成功实施应该是有条件的,特别需要了解那些针对高管人员的特殊条件及其背后的深层涵义。

心理所有权的提出与员工持股

在进一步挖掘股权激励深层问题的研究中,心理所有权的提出颇为瞩目。因为它不同于通常的经济学宏观分析,而是从个体的微观层次出发,说明员工由于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对企业绩效提升所产生的作用。

心理所有权是以占有心 理学 为基础,从法学领域所有权概念衍生而来的新概念。pierce等人将心理所有权定义为人们对(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目标客体所产生的拥有感,即个体将所有物视作“自我”一部分的心理状态,是“自我”在物体上的一种延伸。当个体对所有物赋予了“我的”占有情感后,便会产生时刻准备保护该占有物的意愿,从而表现出一些角色外行为(extra-role),增加所有“我的”利益。

心理所有权根源于以自我效能、自我认同和“空间感”为主的三种人类根本动机,若将这一内涵延伸到企业,那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满足员工的这三种动机需要,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了心理所有权,员工就会乐于维护企业的利益,除了完成组织期望角色还会产生更多非角色期望的利组织行为,企业业绩也因此而得到提升。事实上,系列的研究也说明心理所有权在“基于组织的自尊”、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员工个人绩效多个方面的解释力比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要强。由此可见,实施员工持股之所以可以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感,促成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实质性改变,其关键在于员工指向组织的心理所有权,这对于高管而言也是同样适用的。

高管心理所有权的内涵及意义

高管的特殊企业角色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所有权所包含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的感受心理应有别于普通员工,而股权激励主要针对高管的做法也使以高管为对象的股权激励分析显得更有意义。高管个体在股权激励过程中态度和行为的改变,正是高管心理所有权发生作用的体现。

有研究认为,普通员工持股后之所以产生系列心理行为反应是因为普通员工自客观上持有本 企业 的股份时,改变了以往其处于企业中的状态,在 法律 意义上拥有了企业的客观所有权,成为企业的股东,并获得法律所赋予的股东对企业经营的知情权、控制权和收益权,于是便因为在心理上认同自己是企业的股东而获得所有权的体验,从而萌生心理所有权。然而,高管作为企业管理决策的主要成员,由于其职务的特殊性,他从开始就比普通员工有更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此外,当股权激励以制度的形式落实后,高管自身对它就会有更为明确的预期。因此,高管心理所有权必然在内部心理 发展 过程上与普通员工有所不同。尽管高管心理所有权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其中有心理所有权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造成重新说明高管心理所有权问题并不容易的原因,也与学者们大多仍从委托和所有权内涵出发讨论管理层激励有关。在目前的情况下,根据心理所有权的研究模式,要进一步说明高管心理所有权问题,有必要从高管在企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出发,结合企业实际情景先说明高管心理所有权的本质,挖掘高管心理所有权的结构内涵,考察诸如个体特征、组织和行业特征等可能高管心理所有权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从而更好地说明针对高管等核心成员的股权激励问题。

关注高管心理所有权对股权激励实施的作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公布预示着相关部门借助股权激励机制进一步推动股改向前发展的决心。当前,股权激励正成为企业发展,特别是上市公司向 现代 股份制公司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性事件,国内与股权激励相关的讨论也陆续增多。但目前集中于公司治理和 经济 学委托等宏观层面的讨论似乎不足以解释股权激励的作用机制,随着研究手段和理论的不断完善,特别是行为经济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它相对于传统经济的研究优势时,从微观层面考察宏观经济问题,融入心理和情景的分析,应该更能促进人们对问题的全面认识。

关注股权激励,不仅仅是要了解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可行性、施行模式以及对我国企业的影响等基本信息,还应该关注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提高股权激励的成效。因此,高管心理所有权可以视作其中一个较为适合的突破口。关注股权激励中的高管心理所有权就是关注高管股权激励的心理发展及作用机理;关注高管心理所有权也是关注高管对企业核心价值分享所持有的态度和感受,关注这些感受最后如何通过个体行为转化为影响企业发展的动力。可以说,关注高管心理所有权是运用区别于传统经济学方法揭示管理层股权激励及其作用结果的有效途径。

参考 文献 :

篇10

【关键词】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公司业绩; 自主创新

随着股权激励相关规定的出台,股权激励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都把股权激励视为调动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杠杆。但是纵观目前国内的文献,虽然关于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的研究文献很多,但是涉及到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而且随着我国对自主创新的越来越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些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实施的情况如何?实施股权激励是否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09年度报告为依据,通过考查其已的股权激励计划,对高新技术上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的研究文献都比较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如Jenson&Meckling(1976)根据利益一致假说,认为市场价值随着管理人员持股而增加。Mork(1988)通过对董事会持股与Tobin’s Q关系的研究发现,当持股比例在0%~5%之间时,持股比例与Q值正相关;持股比例在5%~25%之间时,持股比例与Q值负相关;当持股比例超过25%时,持股比例与Q值又正相关。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如葛文雷和荆虹玮(2008)、潘颖(2009)等的研究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明显正相关。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另一种观点,即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不相关。如魏刚(2000)、李增泉(2000)、顾斌和周立烨(2007)等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激励作用不明显。

纵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一是有些文献混淆了管理层持股与股权激励,将管理层持股等于股权激励,但事实上,管理层持股不一定是因为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而有可能是通过管理层收购、管理层购买等方式实现的。二是研究多采用2005年以前的数据为依据,而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是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实施的,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法规也是于2006年后才相继出台。三是文献基本上都是考查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正相关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全面。四是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研究,没有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以已经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自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已经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既考查实施股权激励与否对公司业绩是否有影响,也考查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对公司业绩是否有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理论,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人会存在道德风险及偷懒行为和机会主义以及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导致委托人(股东)与人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而通过对人即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让管理人员分享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使其预期收益与公司业绩紧密相连,从而有效地解决委托问题。因此提出假设1:公司业绩与是否实施股权激励正相关。

当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越大时,拥有的剩余索取权份额就越大,根据利益一致假说,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就越趋于一致。从而管理人员更倾向于采取有利于公司业绩的决策,从而达到个人财富的最大化。因此提出假设2:公司业绩与管理人员持股比例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自《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于2008年颁布后,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427家上市公司获得认定(仅考虑上市公司自身受到认定不考虑其下属公司受到认定的情况)。通过考查这427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实施股权计划的情况,其中有15家提出过股权激励计划但之后又停止实施,为了不影响数据的准确性也予以删除,共得到412家上市公司的样本。其中,提出了股权激励计划的共计43家,其中已实施的和股东大会通过的共27家(包括已实施的26家和股东大会通过的1家,后续为了简便都称为已实施的),董事会通过的16家。高新上市公司所有数据都来源于锐思数据库(resset),股权激励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所有数据采用EXCEL和SPSS16.0进行处理而得。

(二)模型设计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1:

模型1主要检验假设1;模型2通过考查已实施的股权计划中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检验假设2。

(三)研究变量及其说明

研究变量及其说明如表1。其中,被解释变量选用广泛采用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标准。被解释变量SI01表示是否实施股权激励;被解释变量MSR表示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需要说明的是,股权激励计划处于董事会表决通过状态的,因其由董事会表决通过后很大程度上会实施,但在后续的股东大会和主管部门审核中可能会对其计划如持股比例等进行修订,因此在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变量的设置中将董事会通过状态的设为1,但在考查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时将其排除。

此外,模型中同时考虑将股权集中度(SH)、资产负债率(D/A)、资产规模(SIZE)和行业(INDUi)设置为控制变量。其中行业控制变量INDUi的设置中,由于涉及到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比较多(共359家),因此将其按次类行业代码进行设置,而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传播与文化、批发与零售、综合类都分别只有1家或者2家,因此合并为其他类进行反映。其中INDU5代表信息技术业,INDU6代表建筑业,INDU7代表采掘业,INDU8代表社会服务业,INDU9代表其他类,INDU10至INDU19分别代表制造业中次级行业食品与饮料、纺织服装与皮毛、木材与家具、造纸与印刷、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电子、金属与非金属、机械设备与仪表、医药与生物制品和其他制造业。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1.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概况

从总体来看,412家上市公司中,了股权激励计划的共计43家,占整个高新上市公司的比例为10.44%,说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还比较低。从年份来看,除了2007年由于实行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暂停审批外,已实施的2006年(8家)和2008年(7家)的家数持平,而2009年实施的有11家,与之前年份相比大幅增加。从而可以看出各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持欢迎态度,并且从董事会预案通过的情况分析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2.净资产收益率对比(表2)

通过比较已实施的(不包括仅董事会通过的)和所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可以发现,实施了股权激励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3%,显著高于全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10%。

3.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已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情况

从持股比例来看,实施的27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持股比例最高的9.94%,持股比例最低的是0.81%,平均持股比例是4.94%。由于我国规定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在0%至10%之间,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持股比例偏低。

从表3可以看出,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而建筑业、采掘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中的食品与饮料、木材与家具、造纸与印刷等行业都没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可见实施了股权激励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体现了一定的行业特征。

(二)回归结果分析

1.是否实施股权激励与股权激励持股比例的回归结果

从表4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是否实施股权激励与净资产收益率在10%上显著,说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与是否采取实施股权激励这一措施显著正相关,符合假设1。从行业来看,除了采掘业(INDU7)、木材与家具(INDU12)两个行业与净资产收益率不具备显著相关性外,其他行业都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都为正值。此外,公司规模与公司业绩也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资产负债率越低越有助于提升业绩。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持股比例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说明持股比例的提高虽对提高公司业绩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可以考虑是否存在区间效应。在所有股权激励实施的行业中,除纺织服装与皮毛、金属与非金属两个行业外,其他行业都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司规模与公司业绩也显著正相关,但资产负债率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2.股权激励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持股比例在6%附近呈现明显的区分。因此我们将模型2简化成如下模型:ROE=α+β1MSR+ε,并将持股比例划分为[0%,6%)和[6%,10%]两个区间分别进行检验。

当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在[0%,6%)之间时,样本公司17家。

ROE=0.038+0.03MSR+ε

(0.502)(1.374)

Adj-R2 0.053,F值1.888

当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在[6%,10%]之间时,样本公司9家。

ROE=-0.12+0.03MSR+ε

(-1.43)(3.027)

Adj-R2 0.505,F值9.162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现一定的区间效应,在[6%,10%]区间是显著正相关,在[0%,6%)正相关但不显著。出现结果的可能性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比例规定在(0%,10%]之间,超过6%属于比较高的持股比例,因此体现出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司业绩与是否实施股权激励显著正相关,但在进一步考查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实施的持股比例关系上,发现其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只有在[6%,10%]区间公司业绩与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其业绩有显著影响,即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业绩,股权激励是一项有效提升业绩的激励机制。但是并不是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越大,越有助于提升业绩,只在一定的区间才体现这种关系。

然而,虽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显著提升其业绩,且对股权激励计划也持欢迎态度,但是实施股权激励的比例还比较小。因此,一方面要鼓励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结合自身情况积极引入股权激励计划,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自身和管理部门也要采取相应措施,以便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实施: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要实施股权激励,首先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三会”运作规范,才能有效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各环节发挥相应的作用,才能有效避免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定薪酬、激励成本过高等问题。

(二)结合自身情况设计合理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结合自身情况设计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自身所处行业的竞争性、公司规模等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设计合理的股权激励条款,如持股比例的多少、业绩考核标准的设计等。

(三)管理部门加强监管和支持力度

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吸引和留住人才,激发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从而有助于提升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特别是目前提倡自主创新的背景下,中关村和东湖高新示范区都先后开展了股权激励试点。但是目前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因此,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以及试点企业的支持和指导力度,以便股权激励既规范也有效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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