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制度建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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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依法治校 法制 高职院校

党的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为贯彻会议精神，教育部印发了《依法治教实施纲要》，要求各院校转变观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的综合改革，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在高校教育体系的具体体现。用法治的精神改革教育体系，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理性、民主、契约、自由的校园环境，这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之精神。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政府进行管理、社会参与教育、高校依法治教。第二个层面为高校内部的管理，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与接受管理的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对学校的管理，还是高校自我管理都需要法律章程、规章制度的支持。因此，学校应当运用法治和法制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本科院校提出并实践依法治教有数余年之久，依法治校的理念得到了普及；依法治校工作机制基本建立；规章制度建设在逐步完善；师生权利保护得到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反观高职院校，法治意识薄弱、法制理念缺失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更甚者，现有的规章制度与现行法律相悖。这些均不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推广和建设。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相关理论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针对高职院校管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不够丰富，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学校三者的关系，偏于宏观层面。国内主要研究成果：徐显明《确立依法治校理念，提升依法治校水平》、刘树忠《论依法治校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江曼洪《对当前高职院依法治校的几点思考》、有从收集到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理顺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关系；保护师生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展开，缺乏对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的探究。研究角度侧重于法学、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对实践工作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具体制度建设上，譬如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学评价等。主要有夏文莉、史红兵的《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科研间接成本看待大学可持续发展》、刘筱毅《国外高校人事制度现状及对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其实浅析》、《英国高等教育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黄珊《美国大学制度的进步性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二、“依法治校”下的高职院校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切入，为高职院校在自我管理中的法治化、规范化提供新视野。本研究认为依法治校在高职院校应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制度、理念和文化：一、加快推进规章制度的建设。形成章程、学校基本制度、部门规章制度、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四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并加强规范管理。二、做到校务公开。岗位职责、各种办事程序、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畅通信息渠道，维护师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避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二为一，清新学术氛围。三、建立学校法律服务和支持体系。随着社会参与教育的深入，学校和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法律风险也随之提高；维护学校师生的权益，要健全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成立专门负责法律的机构，同时加强师生的普法工作。四、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将法治融入进师生生活，发展普法讲座，或者形成相关法律知识手册，在大学里生根发芽。心中有法，依法治校才能顺利推广，现代大学制度才能形成。这对夯实高职院校自我法治管理的理论基础有重大意义。各学院可成立与“依法治教视域下的高职院校规章制度建设”相关的课题研究，并将成果用于实际管理中。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推进法治治理新格局。明确各管理、教学部门在依法治教改革中的任务，共同推进已有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法务体系、机构的建设；法治校园氛围的营造等工作，在法治治校的理念下办出职业院校的特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法制建设对于高职院校贯彻党的“十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从制度、理念、文化三管齐下，建立健全法制、法治保障体系；从微观层面落实法律保障，打牢法治基础，才能使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在高职院校实现。

参考文献：

[1]梁明.坚持依法治校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J].法制与经济旬刊， 2011，（4）.

[2]李伶.依法治校与高职院校科学发展[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3]文莉， 陈珍.依法治校视角下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新路径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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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治校；师德建设；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08-0069-02收稿日期：2015-11-27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中小学教师师德研究中心课题“依法治校与师德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研究”（CJSD15-022）的资助。

作者简介：黄明友（1968―），男，四川中江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法学。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新世纪，“依法治教”理所当然。“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1世纪学校管理的必然选择。教师是最基本、最直接的教育执行者，担负着教育发展的重任，学校能否发挥其在教育现代化中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教师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略。每一位教师必须将依法治校方针落实到自己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时刻以教育法律法规调整或约束自身行为，把教育教学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同时必须加强师德建设，实现师德建设制度化，提升教师师德修养，增强教书育人实效。

一、依法治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要求依法治教，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依法治教必然要求学校依法治校。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教育部于2013年1月16日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对各级各类学校推进依法治校的目标、任务以及依法治校的具体措施提出了系统要求。对教师与学生参加学校管理、行使监督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等权利从制度方面给予保障，同时强调要积极落实师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理当实施素质教育，全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确定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切实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全面提高学校领导与教师的法律素养，强化学校依法处理各种事项的能力，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坚持学校自主办学的基础上，完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的法治化，依法保障教育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且依法接受国家与社会的监督。

二、加强师德建设

师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与管理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是教师行业的职业道德，它调整教师、学生、学校领导、学生家长等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用何种思想、感情、态度与作风去待人接物，处理问题，干好工作，为社会履职尽责从道义上作了规定。加强师德建设，有利于处理好教师与其他教育主体的关系，化解各种人事争议，优化育人环境，促进教师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加强师德建设，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能够推动教师自觉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和自觉承担法律责任。控制教师行为，不仅需要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管理制度的外部约束，更需要通过师德规范进行内部约束。当师德变成教师的习惯性思维与实践，融入教师思想中时，良好的师德对广大学生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将强有力地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实施，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因此，必须加强师德建设。

三、师德建设制度化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是教师对学生最好的教育。良好的师德修养是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必要条件，提升师德修养就必须加强师德建设，就要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以实现师德建设制度化。

1师德规范制度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明确要求， 制订科学、有效、可行的师德规范制度，如师德建设工作条例、师德建设实施细则、教师教学工作规范等， 明确教师的岗位职责及具体要求。师德规范制度化的根本任务是要将学校教师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纳入制度建设的框架， 把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要求， 把主要依靠自我人格和良心的力量来维系的行为自律转化为主要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保证的社会约束。同时，建立一套师德考核指标体系， 并将其标准量化，通过学校、教师、学生不同权重打分， 给予综合评价， 将评价结果存入本人档案， 作为教师聘任、晋升、晋级、培养、流动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使师德建设与管理有章可循。

2师德培养制度化

加强师德教育的学习和培训， 是提高师德水平的基础和前提。新进教师与青年教师由于欠缺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学生管理经验缺乏，非常需要加强经常性的师德建设学习与教育， 并形成长效机制。通过经常性的学习与培训，他们可明确哪些行为教师可为， 哪些行为教师不可为， 主动运用师德规范和行为标准约束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 从而不断提高师德建设水平，提升师德修养，提高教育教学的本领，切实增强教书育人的实效。

3师德监督考核制度化

督促教师努力提升师德素质、切实履行教师职责的根本方法是实行师德考核制度化。考核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全面的原则，充分听取教师本人与学生意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学校有必要建立师德建设监督机制和严格的师德考核体系。依据师德规范要求与师德评价标准，制订详细的师德考核办法，采用教师自我评价、教师相互评价、督导参与评价、学生参与评价、组织最终评价相结合的办法，对教师师德实行全面、综合的评价。对教师无故漏课、迟到早退、教学效果、考风考纪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与考核， 同时也要把广大学生的意见作为重要指标来考虑，以充分发挥考核工作的积极导向作用，实现师德监督考核制度化。

4师德奖惩制度化

把师德水平的高低与教师的个人发展和利益紧密挂钩， 把落实师德建设与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和晋升以及各种荣誉称号的授予，以至奖金、津贴的分配，年终考核的等次等有机结合起来， 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因而建立师德奖惩制度非常必要。对于师德高尚、育人事迹与教学贡献突出、被广大师生公认的优秀教师，学校应当大力表彰，甚至给予重奖，树立榜样。同时，学校应当大力宣扬这些优秀教师及他们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效应，引领广大教师投入师德建设中去，着力提升教师师德修养，让“学师德、树师德、重师德”的理念深入人心，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目的，形成个个有师德、人人重师德的良好社会风尚。

总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今时代，学校在实施依法治校的同时，必须加强师德建设，实施师德建设制度化，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提升教书育人的实效，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骆德军浅析师德建设与依法治校之关系教学与管理，2004，（3）.

王维浅谈法律不是万能的科技与法制，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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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实施恢复性司法探索可以率先从少年刑事案件着手

西方社会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恢复性司法对日趋严重的刑事犯罪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司法处置模式，那就是改变了国家对犯罪行为高度干预、严厉打击的格局，强调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通过以犯罪人主动承担罪责和弥补损失来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替代性司法活动，恢复性司法问世后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推崇，很快在西方各国予以推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于2002年4月第十一次会议在《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文件中，高度评价了恢复性司法，认为其“通过使受害人、罪犯和社区复原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与平等，建立理解并促进社会和谐”，由此进一步推进了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施行。

自恢复性司法从21世纪初被介绍和引进到我国后，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对其的先进理念和实际效果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而对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前提下由基层司法机关直接进行本地化实践的做法颇有争议，尤其是各地司法机关在具体涉及到决定机关、操作程序和掌握的标准幅度等方面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差异，使得不少人对恢复性司法与法治的关系，对引进过程中会不会“走样”等，产生了疑义，从而更加关注我国恢复性司法活动的动态和走向。

鉴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是科学的，成效也是明显的，并对加快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本地化进程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要寻找一条国外恢复性司法本地化的具体途径。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建议我国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大胆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但具体操作实施时则需采取比较稳妥的策略，率先从少年刑事案件着手探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予以推广，最终通过立法来确认。理由是：

1．国外恢复性司法是从年轻人中间开始实施的

恢复性司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基奇纳，起源于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犯罪，他们打破窗户、刺破轮胎、损坏教堂、商店和汽车，共侵犯了22个被害人的财产，最终通过恢复性司法得到了妥善的处置。随后出现的英国恢复性司法也是发端于少年矫正制度，警察发现犯罪人实施犯罪后，并不直接送交法庭，而是先进行面谈，然后带少年犯去作案现场，与受害人面谈，让其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得到受害人谅解，最后形成协商补偿方案，从而使犯罪人免于。在恢复性司法领域较为著名的新西兰，于1989年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当地土著人毛利人的明显带有恢复性特征的犯罪处理方式，并要求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罪只能在以恢复性司法方式不能适当处理时才可以动用正规的刑事司法程序。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已经有数十个国家都在探索恢复性司法，虽然一些成年人实施的刑事案件和重罪案也开始尝试实施恢复性司法，但恢复性司法主要还是适用于一些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而少年犯罪中相当数量的案件属于这类案件，所以恢复性司法适用的主要对象还是少年，这是与年轻人的作案特点、身心特征等不无关联的。

2．恢复性司法符合国内外少年司法的科学理念

恢复性司法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认可，不仅在于它强调恢复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缓和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严重对立，注重给予加害人一次被社会重新接受的机会，同时由于恢复性司法所形成的罪犯悔罪机制，还可以促进罪犯从认知到情感的社会化，促进罪犯与社会的内在融合。从这一点看，恢复性司法符合了世界少年司法的科学理念。一段时期以来，缘于少年身心特殊性和犯罪可矫治化特点，国际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对少年犯罪的从轻处罚和非监禁化，这就为恢复性司法奠定了法理依托。透视我国政府有关对少年犯罪提出了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少年司法既要保护社会又要保护少年的“双保护”思想，可以看到，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方案与此是相吻合的。

3．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法制建设进程

国外恢复性司法方案适应的范围国际和地区之间不尽一致，在构思我国恢复性司法探索时，初始阶段范围不宜过大，可以先从少年刑事案件入手，这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制建设进程：一是少年刑事案件中相当多的少年刑事案件是独生子女犯罪，对犯罪的少年实施刑事和解程序，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二是我国人口密集和居住地相对稳定，相当多的少年案件中的犯罪者与受害者居住同一社区。恢复性司法可以促进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和解，有利于侵害者与受害者本人及家庭今后在社区内的生活；三是由于我国少年没有专门的刑事法律，当然也就缺少少年特殊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少年定罪量刑总体上还是比较重的。鉴于我国相当多的少年刑事案件是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对这些犯罪的少年使用恢复性司法也是刑法个别化、科学化的体现，同时也能够被社会所认可；四是我国尽管改造机关对在押未成年罪犯卓有成效，但很大程度上改造效果局限在改造场所，未成年犯回归社会后的不适应是改造机关所无法解决的。目前我国未成年犯重新犯罪率要高于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的现实，也需要我们引起深思并迫使我们寻新的科学有效对策。在新形势下实施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法制建设进程，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十分明显和深刻。

4．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相适应

我国少年法庭自80年代中期创建后，以它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以及显著的社会效果，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作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领头羊”，一直在积极引导和有力促进着我国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20余年来，我国少年司法已经取得了四大成就：一是少年司法组织形式多样化，既有专门的合议庭和独立建制的刑事案件审判庭，也有包涵刑事、民事等案件审理的综合性审判庭；二是将审理程序和方法作为突破口，在诉讼权利的保证、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法庭的教育开展、定罪量刑的科学化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同时，将工作向外延伸，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预防青少年犯罪作出了贡献；四是在发展过程中少年司法不断加强和优化内涵，办案日趋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为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起着非常积极的推进作用。恢复性司法在少年刑事案件探索取得经验后在更大范围内予以推广，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二、目前少年司法推行恢复性司法需要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

在我国少年司法建设过程中，国外有关少年司法的各种理念和法律规定的借鉴无疑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我国少年司法中的许多改革思路和程序设计往往受到其启发形成，并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起来的。然而，立法是司法的前提，良好的司法依赖于科学、完备的立法。少年司法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少年司法工作作为神圣的执法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司法的本质决定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司法机关的任何探索只能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而决不允许超越法律来搞所谓的“改革”、“创新”，这是保证整个社会主义法制秩序正常、高效运转的基本前提。为解决当前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切实改变现实生活中司法超前于立法的非常规做法，必须走规范化的立法程序。从恢复性司法而言，就是要在我国的少年司法领域渗透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形成具体的司法标准和操作性程序。加快恢复性司法的专门研究，力争在立法上有所建树，并进一步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尽管我国具有探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的土壤和条件，但由于暂时我国没有专门的有关恢复性司法方面的法律规定，从这意义上说，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在国家没有立法规定的前提下，最高司法当局应从国家法制统一着眼，本着鼓励和支持地方司法机关探索恢复性司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选择确定若干基层司法机关进行试点，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为相关立法奠定基础。为此，需要解决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是试点单位的选择要注意恢复性司法试点单位的社会背景。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实现这一价值的必要条件就是对恢复性司法所依赖的社区氛围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因为，恢复性司法所面对的未成年侵害人是已经犯罪的人，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未成年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家庭、学校和单位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开展矫治和回归工作，决不能允许一“放”了之。一般而言，要选择那些具有较好的环境、氛围和资源的社区进行有关恢复性司法的探索，而对于那些环境、氛围和资源比较差的社区则不宜选择为试点单位。

二是试点过程要探求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作为极其严肃的司法工作，要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制定恢复性司法的特殊性的程序和要求。基本的程序和要求有：（1）制定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作为替代性的司法模式，不应该无限扩大，而应当将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严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在试点阶段，可严格控制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判处管制、拘役的未成年犯；（2）要解和评估案件，分析是否适应恢复性司法的合适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评估未成年犯对被害人的忏悔，这不仅是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也是其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重新获得社会接受的前提；（3）搭建侵害人和受害人和解的“平台”。探求召开由权威性机构（如社区矫正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主持、未成年侵害人和受害人家长参加的和解会议，让未成年侵害人了解和明白自己的行为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并知晓自己错在那里；让受害者正面面对侵害人，降低报复心理、恐惧心理及其它负面影响，最终促进侵害人和受害人之间恢复和睦关系。

三是试点工作要研究我国恢复性司法实施过程中的特殊性。恢复性司法的试点必须直面我国的具体国情，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例如，我国违法犯罪人员中流动少年占一定数量，对这些户籍不在案件受理社区的外来少年如何适用恢复性司法。又如，如何在推行恢复性司法过程中，充分利用我国的传统经验和成功做法，依靠社会力量来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少年。恢复性司法应当充分注意到我国少年违法犯罪的特殊性，制定出针对性的实施方案。

四是恢复性司法方案产生的协议结果应受到司法监控。虽然未成年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可以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由于这种社会关系仍然是刑法保护的特定社会关系，加害人行为的性质仍然是刑事犯罪，故司法机关必须对这种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督和控制，包括对适用对象是否人为扩大，对社会关系是否修复，对加害人是否真诚悔罪，都可以进行全方位考察，必要时可以启动诉讼程序，以防止恢复性司法中的权力不被滥用。

三、围绕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启迪

我国在全面掌握少年身心特点和犯罪规律基础上，有意识吸纳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之长，保持我国的历史传统，结合自身的实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以达到审理少年犯罪案件中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恢复性司法本地化实践就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少年司法先进理念和方案的又一佐证，同时再次给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以深刻的启迪：（转第31页）（接第67页）

一是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思路要进一步拓宽。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历来具有开放性特征。在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背景上去加强少年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国际合作和联系，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有关少年司法的先进的理念、科学的经验和成功的做法，尤其是要按照联合国有关少年司法文件所规定的具体要求，促进本国少年司法制度符合我国所签署的联合国文件的要求，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早日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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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当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类对自然无度、无序、无底线开发所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进一步转变人的理念，规范人的行为，界定人的责任。

1.用法律制度转变发展理念

向污染宣战是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但生态文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治理和保护，而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达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兼得。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生态文明摒弃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注重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注重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兼顾。体现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就是要有效约束人的开发行为，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尽快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要求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社会福祉、社会公平的同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主动减少对自然的伤害，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资源可更替再生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循环发展从资源利用方式的角度，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线性模式，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反馈循环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从而减少污染物，减少对自然的损害。低碳发展是从能源利用角度，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的生产率，尽可能减少高碳的化石能源使用量，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产品、低碳交通等，在保证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2.用法律制度约束开发行为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唯GDP导向，投资冲动较大，拆除古迹、毁掉良田、牺牲环境的现象屡有发生，造成自然资产的巨大浪费。部分投资者也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名义，超越法律法规边界使用环境容量和生态资源，造成了污染的扩散和环境破坏，致使我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约束日渐趋紧。与传统的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更加注重保护与发展的兼顾，更加注重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防控。

严格约束权力和节制资本，有效防范不当开发行为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和发展前提。针对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并最终引致自然灾害的盲目开发，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以及切断自然生态和经济内在联系的无序开发，必须加以严格约束，特别强化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线、耕地保护红线、水资源总量控制等生态红线的硬约束作用，把各种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活动都关进包括环保法律法规在内的制度笼子里。

3.用法律制度强化保护责任

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责任者是人，而非自然；主要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因此强调生产者的责任，以更加集约高效的方式实现发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法律必须对生产者提出更多、更明确的要求，依靠法律制度促进生产者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主动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在执法过程中，也须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受罚的原则，加大对生产者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构成犯罪的生产者，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加快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

推进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需要从战略视角进行统筹考虑，根据“重点突破、全盘推进”的思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构建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立法体系

立法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地推动现有各种法律的生态化调整，优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撑。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对需要起草、修改的相关法律进行系统梳理，优先制定能源法、天然气法、应对气候变化法等相关法律。在适当时候，补充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规定，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与流域性特征，受到行政区界的影响，跨行政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是当前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快研究区域、流域环境保护立法的可行性，积极探索区域、流域综合管理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通过举办培训、开展咨询、组织专家制定地方立法模板等方式提高地方生态文明立法能力，重点是生态经济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公民环境权益保障机制、流域协调机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制度、地方环境标准制度等法律机制。

2.推进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司法创新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需要司法部门的积极参与，司法保障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在符合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大局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司法创新，通过司法创新，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给予严惩，才能进一步维护法律的权威。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促进生态环境案件的受理和公正审判，保证人民群众的最普惠民生福祉。为了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对司法的不当干预，确保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人民享受生态产品的权益需要依靠严格的法律保障，法律的权威也需要依赖人民的主动参与才能得以有力维护。通过创新和规范生态环境案件的诉讼规则，特别是及时调整案件和受理、举证责任的分配、因果关系的证明、侵害后果的评估等环节的具体制度，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利用法律，积极、有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有效地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

3.探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体制

严格执法是保障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高效运行的重要手段。严格执法需要坚持“统一执法”方针，需要进一步改革现行生态和环境监管体制，科学划定不同执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边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责任，完善和落实问责制。设立区域督查派出机构统一行使跨行政区域、跨部门的生态环保执法权，妥善处理执法区划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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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建设　现状　发展趋势

[分类号]G358

1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现状

瑞典1766年以出版自由法首先确立文书公开制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信息公开法。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以公民的信息自由权为基石的信息公开制度纷纷确立，目前有英、法、日、加拿大等近70个国家制订全国性的信息公开法。总体来说，国外研究的情况是，其一，理论探讨的系统性，从制度设计的内容构成和功能看，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应设立两方面的内容：基本内容(实体)制度和监督保障制度。国外的信息公开在这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比较完整。理论探讨转化为现实规范的具体表现是：形成较为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如美国形成以1966年制定的《信息自由法》为核心，以《联邦文件管理法》、《隐私权法》、《阳光下的政府法》等为支撑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为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其二，实践上的与时俱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有的部分制度安排已不能适应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需要，因此，美国1988年通过《电脑比对及隐私保护法》、1996年制订《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对1974年的《隐私法》和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的立法缺失做出适合时代要求的修正。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现实”是什么呢?目前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已走过第一阶段――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部门规章，进入第二阶段――国务院颁布施行的《条例》；但还未上升到第三阶段――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以下简称“条例”)，这也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中外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对比研究，可将国外比较成熟的制度设计的理论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同时，在先进理论“中国化”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立足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在发展阶段上还处于《条例》――行政法规阶段的现实，通过对从《条例》到《政府信息公开法》发展趋势的梳理研究，就公民而言，实现了从“知情权”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的飞跃；就政府而言，对贯彻人民，建设责任、透明、服务、法治政府以及践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

2.1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指导思想的发展趋势

认真梳理一下，各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理念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信息保密”、“信息公开”或“信息自由”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支配下，各国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保密优先为原则，以信息公开为例外”、“以信息公开为原则，以信息保密为例外”。换言之可以概括为：在保密主导下的公开和在公开主导下的保密。在“以信息公开为原则，以信息保密为例外”指导思想的统领下，“以公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始引入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美国布什政府对电子政府的建设非常重视，2001年提出“以公民为中心”的工作服务理念；英国“电子政府”战略框架中提出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

《条例》自施行至今已两年，实施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也面临诸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信息公开所需要的一些配套制度“不到位”，而这种“不到位”的关键不是在制度建设上，而是在制度的应用上。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条例》实施的政府推动与法治推动两种方式的衔接和过渡”。政府推动与法治推动是制度演进的两种重要形式，就推动形态与推动方向而言，“政府推动由上而下、由内而外，供给驱动，推动主体是政府机关，国家权力居于中心地位；法治推动由下而上、由外而内，需求驱动，推动主体是广大民众，公民权利居于中心地位”。“以公民为中心”在我国具体表现为：国家从传统的一元结构向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元结构转变，政府从“权力至上”到“权利至上”观念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由几千年来自上而下由大权力监督小权力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方式，向自下而上由公民权利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转变，这是一次政府的“自我变革”。《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理念由“信息保密”向“信息公开”转变；而《条例》的应用则必须引入“新动力”――法治推动，以“实现从制度建设向制度应用的跨越”。因此，“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的“信息公开”则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在理念和指导思想上的未来发展趋势。

2.2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客体、对象的发展趋势

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两方面，权利主体指有权获得政府信息的人，义务主体则是负担信息公开义务的人。从主体、客体、对象关系视角而言，这里的义务主体即为公开的主体，权利主体即为公开的对象，信息即为公开的客体。

2.2.1公开主体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确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大致分为4种模式：①仅限于行政机关，如日本、荷兰、新西兰；②指行政机关及其他具有行政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财政支持的组织、国有公司，如美国；③指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国家财政支持的组织和国有企业，如韩国、泰国、罗马尼亚、芬兰等；④将私立机构也纳入信息公开义务主体范围，如南非共和国。

我国目前是以《条例》形式出现的行政法规，使得其只能适用于行政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一些公共企事业单位。笔者以为，基于“知情权”的需要，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发展趋势是从目前单一主体――行政机关，拓展到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及其他具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乃至私立机构。

2.2.2公开对象的发展趋势　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公开对象：①主动公开的对象(或者说权利主体)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在各国都没有异议；②依申请公开的对象。笔者以为，对于依申请公开的对象亦即权利主体有以下发展趋势：

・权利主体呈现出从“限制”到“不限制”――从“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到“公民”的发展趋势。从权利主体而言，有的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利害关系，有的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任何关系。申请人是特定人还是任何人，关系到法律对公开对象范围的限制与否。从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看，对公开对象的范围经历了从限制到不限制的发展过程。以美国为例，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只有“正当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可请求查阅政府文件；而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规定，“任何人”皆可成为信息公开

请求人，在法律条款上对公开对象未加任何条件限制。可见，公开对象主体范围扩大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我国理论界，对于依申请公开的对象有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是“不限制说”，如刘华在《论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法律问题》一文中认为：我国《条例》第13条规定：“除了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没有限制申请人的范围。也就是说，任何人而不只是特定人都有权利向行政机关提出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第二是“限制说”，如章剑生在《知情权及其保障――以为例》一文中认为：《条例》第13条又以“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为申请公开的前置条件，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再次作了限制。这种规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者必须具有“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这与“知情权”所内涵的精神大异其趣。

・权利主体呈现出从“本国公民”到“外国公民”的发展趋势。就各国立法而言，许多国家均认可外国人也同样享有请求权。亚美利亚《信息自由法》(2003年)和土耳其《知情权法》(2005年)都规定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以依法行使知情权。外国人能否申请公开我国政府信息?我国《条例》没有明确。国务院法制办领导答记者问时已经明确表示，外国人和外国组织不能直接成为申请人，要按国际法的原则办理。由此可见，我国立法间接承认了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具有权利主体地位。

2.2.3公开客体的发展趋势　从各国立法的实践来看，对政府信息公开适用客体的规定一般有三种模式：①以信息本身为对象，对载体形式不作规定；②不明确规定任何介质，统称为“书面文件”；③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载体形式。我国《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可见，我国《条例》对信息公开适用客体的规定采取了第一种模式。笔者以为，政府信息公开客体有以下4个发展趋势：

・从信息来源看，从公开主体制作的信息到制作与获取的信息的公开。从《条例》第1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信息从来源看可以分为：“制作的”和“获取的”两类。以前的政务公开中主要公开的是政府自己“制作的”的信息；而《条例》则明确了公开客体不仅是政府“制作的”信息，还包括政府“获取的”信息。不过，政府“获取的”信息的对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而，要求政府在公开“获取的”政府信息时要处理好第三人利益，即要处理好公开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关系。

・从载体形式看，从单纯的纸质信息到纸质信息和电子信息的多元载体的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对象应是政府机构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收集、获取、保存和传播的信息。在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机构收集、获取、保存和传播的信息，应当包括纸质信息和电子信息。传统的政府信息都是以纸质介质形式存在的，而电子信息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应在法律中对其有效性予以确认。美国1996年的《电子信息自由法》对电子信息的检索、公开等问题进行了规范，把电子信息置于与纸质信息同等的地位，并规定，凡属必须提供给公众阅览和复制的记录，1996年11月1日以后制作的文书，该日以后1年内，必须使之可以通过In-terrier等计算机网络形式获得。该法赋予了电子信息与纸质信息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根据国外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也应为网络技术的发展预留空间。

・从信息内容看，从单纯的“政府信息”拓展到“信息”。公开的内容涉及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而且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不公开的内容则越来越少，日渐萎缩。从公开角度看，从单纯的“政府信息”拓展到“信息”，从结果信息的公开到过程信息的公开；从保密的角度看，则是由国家秘密的保护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从关注获取“信息”拓展到获得具有品质的“服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者本位”的观念推动了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信息公开已从简单的“将行政信息向国民公开”向“以尽可能方便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信息”方向拓展。权利主体将更加关注政府能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具有较高品质的服务。

2.3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是以《条例》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而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则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2.3.1以《条例》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基本上形成以200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条例》――国务院行政法规为核心，以国务院所属机构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为重要支撑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迈向“信息公开时代”；但是，《条例》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局限性：如未明确规定“知情权”概念，公开与保密的标准范围不清，立法层级较低，无法解决与现有法律制度的冲突，配套法律制度缺位等等。《条例》既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同时，又为未来留有发展的巨大空间。换言之，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以行政法规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并不是最终目标。

2.3.2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

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为核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远景制度安排。保障知情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活参与权、监督权等更高级的民利，而要实现这些权利的“连续效应”，立法就不能满足于知情权层面，更应延伸至参与权、监督权层面。正因此，我们既需要信息公开法、官员财产申报法这一类的“阳光法案”，也需要公众参与法、反腐败法一类的“参与权法案”、“监督权法案”，需要更具民主性、法制化的选举机制、监督机制。为此，笔者以为，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条例》第5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公开”是对公开义务主体的要求，其最重要的价值是建立透明政府、廉洁政府，保障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公平”是对行政相对人即公开的对象而言的，公平最重要的价值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避免歧视对待。“公正”是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的，它要求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政府机关要维护正义和中立，防止。“公开、公平、公正”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适用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公开：“知情权”的诉求。公民的“知情权”是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公开是对公民知情权的维护，相反，过多的不公开或保密在一定程

度上则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可以说，公开保障的是私权，而保密维护的是公权。

・公平：“参与权”的呼唤。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规范了政府的公开义务；另一方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这从制度层面上改变了政府机关与公民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状况。但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面前是否能保障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这就需要畅通公民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渠道，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而这需要以“参与权”为法理基础的制度安排，比如行政程序制度等来保障与尊重公民的信息平等权。要切实保障公民的信息参与权利，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公民只有了解相关信息，才能维护自身利益。②必须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表达权是公民陈述意见、发表看法、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

・公正：“监督权”的要求。在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中，无论是公开还是豁免公开所涉及到的“利益攸关方”有――主体、客体、对象、第三方。就公开主体而言，对按照规定应公开、公告的程序、内容而未公开、公告的，或者应听证而不听证的，由谁来监督?就公开对象而言，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或者不能履行保密义务的，由谁来监督?就公开客体而言，公开的信息涉及到第三人并损害其利益时，由谁来监督?这时，以“监督权”为法理基础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就成为必须的制度保障体系。

篇6

一、以转变理念为要求，

增强推进法治建设的自觉性

执法理念是统领执法工作的灵魂，检察机关要坚持把转变执法理念与推动法治实践紧密结合，牢固树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执法理念。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2012年，刑事诉讼法作出重大修改，对传统的执法理念提出了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并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审判程序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强调要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规范意识，切实保障人权。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现象，这是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面临的一大障碍，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检察机关要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既履行好追诉犯罪的责任，又保障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死刑犯的合法权益，体现人性化执法。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刑事诉讼法的血肉与灵魂，共同构成刑事司法制度的终极依归。因此，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始终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实体和程序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案件的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实体上，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法办案，强化法治意识、证据意识，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确保每一件案件都经得起法律、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坚决防止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现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等实体权利。在程序上，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切实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真正把程序公正作为保证办案质量、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严格履行批捕、等环节的审查、审批程序，严格遵守询问、讯问、调查取证程序规定，杜绝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努力使每一个执法办案环节都符合司法程序规范。

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并施。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司法实践中，个别检察院在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工作关系中存在配合有余监督不足、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乏力的状况，未能全面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如个别检察院与法院之间“讲和谐、卖人情”，在履行刑事抗诉职能时未能做到应抗尽抗，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树立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并重的理念，大胆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二、以严格执法为重点，

确保公共权力行使的廉洁性

执法办案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途径，检察机关要坚持以执法办案为核心，切实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诉讼活动监督和职务犯罪惩防工作，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加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行政执法与群众权益息息相关，行政执法不规范，必然侵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造成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息平台，实现“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案件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查询、《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抄备审查等机制，使检察机关能及时发现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制定出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规范，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工作中的具体职责、任务和工作程序，避免工作中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高度重视办理行政申诉案件，正确处理因行政拆迁、企业改制、社会保障、环境监管等引起的行政争议，加强对上述行政案件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增强行政执法公信力。

提高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促进公正司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全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大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以强有力的监督捍卫司法公正。一方面，加强刑事诉讼活动同步监督力度。着力加强对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随意变更强制措施等违法行为的监督，确保侦查权正确行使。全面开展对简易程序案件、二审案件、再审案件的监督，实现监督全覆盖，促进刑事审判公正。强化对刑罚执行和监管的监督，落实日常巡视、安全防范、监外执行监督、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等机制，严防脱管、漏管。另一方面，切实转变“重刑轻民”观念，更加重视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积极开展对民事执行活动、调解书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切实担当起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新任务。加快构建多元化监督格局，重视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调查核实等方式，不断增强民事行政监督的效果。

增强对职务犯罪的惩防力度，促进廉洁履职。“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怨声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其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要积极策应十关于重拳反腐的总体部署，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大案、要案和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适时在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新农村建设、医药卫生、安全生产等领域和行业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同时，注重对网络舆情中有关腐败问题信息的收集研判，加强线索分析排查，健全腐败问题及时发现和查处机制，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主阵地作用，组建预防职务犯罪演讲团，推进预防职务犯罪讲座进党校、进机关、进高校、进社区，使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要部位的从业人员普遍接受警示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预防职务犯罪的良好氛围，促进干部廉洁履职。

三、以群众利益为根本，

促进社会公共管理的规范性

党的十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大力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努力促进民生改善。

“心连心”促进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当前，群众诉求表达机制运行还不够顺畅，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渠道还不够宽广，群众的一些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导致部分群众选择非理性的方式维权。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搭建与群众沟通联系的“连心桥”，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健全下访巡访、无障碍接访等工作机制，加强控告申诉接待窗口建设，认真办好“12309检察民生服务热线”，畅通渠道，强化文明接待。积极开展矛盾防控，加强涉检风险评估和重大案件社会效果调查，及时化解隐患。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落实首办责任制、领导包案制等工作制度，依法综合运用教育疏导、司法救助等多种手段，促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

“面对面”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既是法治江苏建设的亮点，也是法治江苏建设的重点。检察机关要将检察工作与基层对接，实行检力下沉，深入开展检察工作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的“三进”活动；组织开展举报宣传周、法律服务日、公开典型案例等活动，面对面向群众宣传法制，将法治理念传播给群众，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坚定群众法治信念。积极延伸工作触角，坚持“全覆盖、零负担”的工作原则，在不增加社区和群众负担的前提下，规范设立派驻检察室、检察工作站，使其成为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平台。深入推进政务、居务和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村）”创建活动，加强与基层司法、综治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推进基层法治服务阵地建设，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民主法治实践。

“手拉手”加强特殊人群帮扶教育。对特殊人群的帮教，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外来涉罪人员的管护，全面建立涉罪外来人员“管护帮教基地”，依法保障外来人员平等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使外来人员司法权利得到平等保护。同时，促进涉罪外来人员尤其是青少年更好地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监督管理，做到向前、向后两个延伸，不断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实现安置帮教无缝衔接，帮助社矫人员增强自新的信念和就业能力，防止重新犯罪。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探索完善监督机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扶济困等工作，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重塑人生、回归社会。加大对刑事特困被害人的救助，注重发挥倡导、呼吁作用，推动将刑事被害人救助纳入社会救助机制框架内，切实保障刑事特困被害人权益。

四、以队伍建设为支撑，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全面性

过硬的队伍是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保持政治本色。始终把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念，切实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使命。按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筑牢检察干警执法为民思想根基。加强检察干警政治轮训，引导其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力推进检察队伍职业化建设，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促进检察干警增强职业认同、提高职业素养。

提升执法能力。检察机关要真正担当起“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必须把能力建设作为根本途径。以提升检察干警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能力、诉讼监督能力、涉检的息诉化解能力、检察信息化应用能力、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公正廉洁执法能力为重点，千方百计加强检察干警的学习和培训，积极提供平台，采取走出去学习、培训、研讨和请专家讲课等多种方式，提高检察干警的法律素质，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努力使检察干警由传统的经验型办案转变为理论指导实践型办案，使检察干警学会用法律思维、法律理论审查办理案件，从而向检察官专业化、精英化迈进。加强检察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重能力、重实绩、重公信，把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的干警培养好、使用好，真正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

改进工作作风。优良的工作作风是做好法律监督工作的前提和保证。检察机关要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为契机，切实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养成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执法作风，讲究执法策略，改进执法方式，确保执法质量，追求执法公正。养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执法作风，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顺应时代潮流，紧跟形势变化，创造性地开展检察工作。养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执法作风，反对脱离实际、形式主义、作风飘浮，坚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养成自觉接受监督制约的执法作风，增强诉讼民主观念，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制约的意识，自觉地把执法活动置于党委、人大、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以监督促公正，促进法律监督职责的全面正确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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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成“六五”普法迎检验收。制定《__“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实施方案》，并对各乡镇及县直各部门“六五”普法开展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和督导，总结完善各单位先进经验做法，10月中旬顺利通过了省、市级验收。二是扎实开展普法宣传。开展“法律春风进万家”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协调组织职能，秉承“大普法”理念，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开展加强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的落实方案》，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组织协调多家部门进集市、进乡村、进企业开展普法宣传，让老百姓真正感触到法律就在身边。同时，开展了以缉枪治爆专题普法活动，深化平安__建设。共计发放宣传材料25000余份。创建“零犯罪”学校，开展针对青少年的普法宣传活动，印制青少年的法律读本、以案说法等宣传材料免费发放到各乡镇、学校，共发放普法宣传材料10000余份，提高全体师生的法律素质，杜绝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借力媒体，拓展宣传平台。借助互联网和电台等媒体，在开展网站普法的同时，积极上线“阳光热线”，通过电波解答百姓咨询。在“12·4”法制宣传日，以“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为宣传主题，组织广播局、国土局、电力局、国税局、地税局、教育局等开展了专题普法和“宪法、税法进校园”活动，共计发放各类法律法规宣传资料6000余份、宣传布袋1000个、笔记本300余册，取得了良好效果，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一是加强培训。上半年组织人民调解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集中培训4次，联合县法院印发了《乡（镇）人民法庭、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工作规程》，实现了人民调解与司法审判的有效对接。在完善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丰富人民调解的内涵，实现人民调解全覆盖。二是深入推进“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的法律顾问团队与各村委会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指导各村依法调解矛盾纠纷，能够有力地促进基层和谐稳定。截至目前，共解答法律咨询500余人次，开展法制讲座150场，指导村委会修订村规民约80余份，协助调解矛盾纠纷260起。三是组织各乡镇司法所对矛盾纠纷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把最容易激化和重大民间矛盾纠纷隐患作为排查和防范的重点，努力将各类矛盾纠纷全部纳入视野，解决在萌芽状态。截止目前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1040起，调解成功974起，成功率达94%以上，切实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一是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加强与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沟通协调，制定相关工作规定，细化完善工作流程，实现制度全覆盖，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引入检察监督，县检察院驻我局社区矫正检察室正式成立，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大力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建立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案件一案一报制度，定期召开监管安全分析会，提高社区矫正安全防范能力。二是加强专业业务培训。组织司法所长、协管员参加市级培训1次，县级培训8次，重点学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工作流程、执法业务等。同时，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全市集中教育培训4次，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开展，提升工作能力和矫正效果。三是严格落实日常监管。规范信息化管理，强化手机定位，对需要重点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实时监控，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行为、异常表现及时掌握、及时处理。方便了司法所的工作，在重大节假日和重大社会敏感时期，以群发短信的方式教育和提醒社区服刑人员，约束自身言行，加强社会改造，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执法效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安全持续稳定。截止目前，全县在矫人员共计488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445人，解除矫正957人。全县共有安置帮教对象1493人，其中今年新接收432人，未发现脱管漏管及三假人员。

一是公证工作有效拓展业务领域。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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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亲亲相隐”制度 现代法制建设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内涵

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在古代刑律中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其罪行。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第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第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第三，国事重罪不适用相隐。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综合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展过程以及国外立法状况，这一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的制度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亦得到传承。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法系均趋于一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

法不外乎人情，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延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人类最基本最不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 亲亲相隐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

2．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

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的鲜活例证。在亲亲相隐制度下，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所标榜的人权均在其中，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法律体现人权保障比现代西方的人权宣扬更具理性，权利更为广泛。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观念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从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制度的设计之初是作为一种义务而存在，体现了人性之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它已经成为一项权利，与当代人权保障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现代法治的不断完善，亲亲相隐不再是古代社会所要求的义务，我们今天应当把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即容隐权对待。容隐权在法律中的确立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它不但不违背世界法律之发展，而且为我们这样一个情味浓浓的社会所急需。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更多地是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以社会本位淹灭个体独立，要求个人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而往往忽略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要求。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立法者制定出来的法自然难以体现人伦精神。鉴于我国尚未确立容隐制度，所以，公检法机关在工作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侵犯这项尚未为法律所明示的权利，在侦查中尽可能不使亲属进入两难境地，在刑事审判中尽可能不使亲属作被告人有罪的证言，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法自身的威信和价值，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家庭稳定和社会秩序，而且更有利于对人权的彻底保障。

3．亲亲相隐制度体现法律的价值

国家要使百姓亲法、服法、守法，法律就必须立足于人情，不能强人所难，逆众情众心。如果强迫老百姓不惜牺牲亲情，大义灭亲，做到“社稷亲于戚”、“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劂”，其结果必然会更为严重。

我们设立的法律应当是“中人”的标准，一方面要尊重、赞赏大义灭亲者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大义灭亲是否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常言道，法不制众，大多数人都不能遵守时，这一法律规定也就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也会因此扫地。“法律文化是中等人的文化”，法律应当是“以中人的思想境界为标准”“法律不可能将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作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行为标准加以明文规定”。法律一旦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价值观念，则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

所以国家法律就必须正视人性和亲情，在一定程度上让度国家利益，承认亲属相隐，赋予亲属之间互相不举告和拒绝作证的权利。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在于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有利于公民的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顺民心，合民意。

4．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制度是当代诉讼制度核心内容。亲亲相隐制度可以解决很多诉讼制度的问题。首先，在诉讼制度中证据证明力与可采信度到底有多大，司法官员如何判断证据的真实性，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的具有相隐关系的亲属不得提供证言恰好解决了因为考虑证人的身份进而怀疑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其次，在诉讼制度中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证人出庭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让一个在“熟人社会”里的证人去指证其亲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亲属憎恨，朋友厌弃，社会圈被阻断，群体凝聚力消失。有悖于法律的文明进步和人道主义精神，给证人出庭制度蒙上一层阴影，最后，就诉讼本身的目的来看，调查取证是要寻求公正的裁判，就整个社会而言，追求公正的裁判并不是司法审判的最终目的，通过法院的公正判决，规范和导向公众的行为，维护人权，维护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亲亲相隐制度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受到了保护，另一方面体现了人性之本能，体现了伦理道德观念与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三、构建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设想

本文并不否认“亲亲相隐”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也无意认为该制度具有无上功能。笔者认为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明智，有限度地借鉴、继承才是其应有之义。

1、通过立法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学上使用“拒绝作证权”。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四个国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允许亲情回避。

2、应设置“拒绝作证权”例外情形。这一点中国古代也有体现，诸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国当代应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动摇统治基石的犯罪排除“相隐”之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亲属不得拒绝作证。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拒绝作证权也应进行限制，鉴于当前“丈夫用权、妻子收钱”腐败现象突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职务犯罪，犯罪者的配偶不得拒绝作证。

3、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即除上述应受限制的罪行外，此类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这一要求是说，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都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对一些特殊犯罪的特殊主体就要加以限制此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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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XX分局本着边改边建的原则，紧密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大接访”及日常管理工作，从执法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和要求抓起，扎实开展长效机制建设，不断推进队伍建设和公安管理工作规范化。

一、完善和落实工作作风和服务质量的管理制度。为了大力改进工作作风和服务质量，分局全面完善和落实了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管理制度。通过制度建设，克服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和推委扯皮的现象，杜绝了工作简单粗暴、对待群众“冷硬横推”和不依法办事的现象发生，杜绝了、索拿卡要的行为发生。

二、加强执法制度建设，全面推行执法责任制度体系。我分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和依法办事、依规办事责任制，全面落实过错责任追究制，按照公安部《关于解决执法突出问题推进公安执法制度建设的工作计划》的要求，继续抓好执法制度建设，以市局制定的执法责任体系制度为基础，认真贯彻执行《XX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实施办法》，促使全体民警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规范执法行为，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真正做到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明确分局及民警的执法责任，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检查行为，确保执法的合法性、公正性、科学性、有效性，使全分局的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定期进行监督检查，杜绝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

三、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和民警绩效考核制度。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安机关队伍管理的长效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治安队伍，保证各项治安工作的顺利完成，科学、公正地评价民警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考核体系，努力推动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综合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落实。分局根据《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员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惩条例》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等规定，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XX公安局XX分局目标管理考核评分细则》和《XX公安局XX分局民警绩效考核实施细则》。对各科所队和民警的具体工作目标从共同目标、执法质量、业务工作目标三个方面进行考核。将年度工作任务分解量化到个人，确定每个民警必须完成的基本工作量，并按设定项目和分值进行考核评分。对民警目标管理的绩效考核实行逐月考核、逐月通报、逐月排名的办法进行，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评优评先、晋职晋升、公务员考核和计发考核工资及年终目标考核奖的主要依据。

四、制定分局学习制度和开展法制教育的规定。在分局建立学习制度，以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对民警每月完成学习任务进行量化，定期检查。通过加强学习，特别是对程序法的学习，改变了“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制定开展法制教育的制度，要求各科所队深入基层选定一批学校、企事业单位、非公经济企业作为工作联系点，每月定期上门讲法制课，进行法律咨询。

五、建立案卷管理、检查制度。在民警中强化制作法律文书的规范意识，将填写法律文书、案件装订是否规范纳入考核内容，保证案卷不漏项，不错项。加强案卷的归档、检查工作，使案卷的管理经常化，从而促进这项工作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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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等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检察机关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工作。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指导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指针，也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检察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坚决纠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监督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准确地实施和适用法律，不断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度，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认真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履行检察职责与服务大局的关系。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服务。当前，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人员应把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作为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立足点和切入点，通过依法履行职责，发挥检察机关打击、预防犯罪和保护人权的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二是执行法律与落实刑事司法政策的关系。检察机关必须忠实地执行法律的各项规定。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既要严格执行法律，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要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犯罪情况和社会治安形势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予以从严或从宽处理，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三是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办案的法律效果是前提和基础，社会效果是目标和归宿，二者统一于依法办案、正确履行职责的全过程。检察机关应正确运用检察职能，依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做好解释疏导工作，通过文明执法，有效化解检察工作的各类矛盾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检察机关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要求，以公正执法为核心，以专业化建设为方向，不断提高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人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促进改革发展、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的政治素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广大检察工作人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内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提高领导班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三是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检察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和执法规范，维护司法公正。四是加强专业化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加大教育培训工作的力度，广泛开展正规化分类培训、专项业务培训和任职资格培训，努力提高检察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