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文明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信息全球化及各种外史等书籍涌入我国，使我们更多、更深地了解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历史观、文明观、及人类起源等种种学说。

笔者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河谷与黄土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我们也未能就黄河文明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入、广泛地交流与研究，等等原因导致了外国学者撰写的史书忽视或遗漏了人类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历史文明观的片面性、人类历史的失实性、人类起源的多样性。

现在，外国史书，特别是西方的人类起源论、文明观、传播观已作为大学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我们的史书，除采用传统的理论与观点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学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文明起源及传播观。

因而没有各种文明参与讨论的史书，是不准确的史书。

每种文明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黄河文明的古老性、连续性、广泛性且黄种人占全人类的大多数，足以说明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史书一直沿用外国人的观点。

如达尔文的人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而我们没有全新的理念推证人类进化，我们也很少怀疑人类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吗？

现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人类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传播。现斯氏的史书已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材，我们能相信这种文明起源与传播观吗？人类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苏美尔人点燃的吗？其文明何以产生？苏美尔人从何而来，又到何方去？没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围内又提出现代人类起源地在东非，这种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证观点正确吗？古人类历史以新旧石器和铜器为标准划分科学吗？

而上述这一切，很难听到黄种人的声音，很少有黄河文明的参与，没有全人类大多数人及黄河文明为依据，现编的史书科学吗？客观、公正吗？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外一切考古发现及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深入研究人类历史，论证人类起源。

二、现人类起源学说不足之处与起源地必具条件

人类起源有二层含义。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指的是从古猿怎么演变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种动物演变而成的问题。是从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问题，这在时间上要久远的多。另一个是现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现地球上黄、白、黑、棕四色种人是何处、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说早期人类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一段虽是整个人类进化中离现代最近的、局部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弄清现代人类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个人类的起源，因此，应首先论证现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二种理论。一种是“同源论”，另一种是“多源论”。同源论认为现代各色人种均为同一先祖，是人类早期智人，从某一地区起源，渐渐渗入世界各地。多源论认为现黄、白、黑、棕四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变而来的。

持同源论观点的学者根据古化石及人类基因推测，现人类起源于东非，但各自理据不足。

如考古发现的化石中缺少古猿与南猿之间400万年化石证据及南猿与猿人之间20万年化石证据。因而无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类的演变过程，即证据链缺少关键必要的环节。用片面的、单一的某地区化石的古老性寻找人类起源地，违背了人类是迁徙动物，有四处游走之规律，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一旦证实人非猿而变，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现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为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所以，用化石推断人类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证前提的不确定性，一些推论往往是徒劳的。因而化石可做为人类起源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测人类起源，亦可做为证据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万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时期内的遗传基因差异甚大，进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长的）其基因虽更相似先祖，但环境产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更不能以现存的进化慢的基因视为各色人种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将进化慢的地区定为人类起源地。再说进化慢的人类也存在着迁移规律。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常常是最落后的类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或附近继续发展。基因判断法与此规律相悖，因而其推证也难让人信服。

多源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类同宗的规律，只要是同类，归根结缔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推证都是人类，是一类必定是同一源头，差异只是进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一样的。

基于人类同源论，四色人种先祖在全球范围内，应曾有一个生存发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人类的发源地——人类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时代人类几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较远的热带或温带草原、河边，狩猎、游牧游走不定，人类文明难以产生。即使有一处可容纳近百人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山洞，后来种种原因被废弃，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遥远（如上百万年），仍不能视为人类的起源地。人类起源地必须同时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的物质环境，且要有相关的综合证据佐证此区域为人类文明源头（人工取火与铜器的产生地），同时这个区域必须具备家的特性，即有人类不断繁殖物质条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时代至少保证在三百万左右。最古时间应定在新旧石器时代即20万年前后。最大面积应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且周边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较好。最好应定为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产生文明、传播文明的优良的地理、气候条件，且此区域一直是人类居住地，文明的产生地，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途成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从未产生、或很迟产生，或外来传播产生、或中途中断的等。都难以认定是人类地起源地或人类文明的源头。

三、划分新旧石器人类历史还应参考的几个标准：

划分人类历史以石器为标准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标准。即是以考古发现的石器为标准，而考古未被发现的木器、土窑洞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确存在，现无论从各方面推证是客观事实的，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导致人类起源论、文明观混乱、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深入地想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年代，人类居住的山洞，有几个是人工挖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纳众多的人类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严格的说，人类是伴着木器进化而来的，进一步说，没有木器就没有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无论是保存火种、人工取火、狩猎、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无一不与木器有关。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毁性，使人类历史学家忽视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划分古人类历史不能单一用石器作标准。笔者认为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参考以下标准：

（一）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

远古人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猎、游牧远涉他方，要有相应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工具，离水源生活近远，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现在的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是最远水源的时代。

古文明均产生于水源边，之后人类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为水源，以此定居、农耕、游牧。这都说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与人工开凿水源，是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的分界线。

（二）旧木器时期与新木器时期

旧木器时期可使为人类对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对野兽、利用木棒挖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种、取暖、熟食等时期。新木器时期即用木器为原料人工取火或种植，建房等时期。

（三）旧火时期与新火时期

旧火时期可视为人类只会利用天然火来保存火种。新火时期可视为人工以各种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热、温带时期与远热、温带时期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可御寒的体毛，古人类只能在热、温带生存，人类能否在零下10度渡过寒冷的冬天，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能够在低寒带生存，标志着人类居住、御寒的技术提高。

（五）旧冶炼时期与新冶炼时期

土陶器的烧制可称为旧时期，青铜器冶炼可视为新时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水的保存与扩大利用，铜器的出现，使人类对矿石有了新的认识，锋利的铜刀等武器出现，使人类有了对付猛兽，征服同类的物质基础。

（六）食物采集时期与食物生产时期

狩猎与采集野果为食物采集时代，游牧、农耕为食物生产时期。狩猎、游牧、农耕三者互相影响。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游牧和狩猎范围的缩小。

（七）旧居住时期与新居住时期

旧居住时期就是人类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简陋的草、木、石房时期。新居住时期即人类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意义十分重大。人类无体毛的特殊体质，使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任何动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个空间外，第二个空间（区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栖所。第三个空间是觅食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优劣、大小决定其生存、兴衰之命运。人类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与人类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证大规模农耕生活，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

（八）新旧石器时期与金石并用时期

这两个时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虽然石器不如木器轻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几十万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八项标准，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大小不一。任何一个旧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各种标准，不能单一的以某一类器物为标准。

四、从火或青铜的出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在古人类不会利用天然火的时期，人类的无体毛之特殊体质，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或温带的夏季。人群的规模不会很大，从人的牙齿上看人非食肉动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虫为生，茹毛饮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狩猎活动应是从人类会利用火的时期开始。因此，人类在无火的旧石器时代，移动采集野果、昆虫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没有保障。随着火与铜的出现，人群规模不断增大，人类的文明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人类用火取暖观点看，越炎热的地区，人类对火的需求越不强烈，故对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产生，距寒带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产生于寒带几乎不可能，因为彼时的人类不能在寒带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类在温带冬季时因取暖利用天火，产生人工取火。

人类从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万年，我们现在难以定论，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内有用火的遗迹。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会人工取火。在七万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人工取火。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地区，在中国南方，也曾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何时起尼安德特人会人工取火呢？我们可设定为二十万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类进化中最具有质的飞跃。推证人工取火年代意义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种人在何处发明了人工取火，这应是现代人类起源及文明产生的关键环节。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类彻底地与其他动物分开，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的基因科学依四色人种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研究证明推算各色人类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前后。现代各色人种及可能产生于那个时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体，因此，结合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设定人类会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万年前后。

那时这群先祖住在何处？在20万年内如何生存、繁衍，度过漫长的冰期发展到现在？首先一点，离不开火，没有火，生活在寒、温带的人类在漫长的冰期里，是难以存活的，故我们应首先从火的利用论证现代人类起源。

从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类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产生人工取火，农牧生产，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文明时代。

在几十万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为了度过漫长的温带冬季，肯定会无止境的滥伐木材，以保证火种延续，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树木，都会被人类无情地摧毁。特别是冬季的火源会将万顷森林化为乌有，使之成为荒漠、戈壁。热带草原也会成为沙漠。曾经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经是森林的塔克拉玛干就是明证。被毁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无法成为耕地，使人类不能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生产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兽，人类只得再去寻找植物再去烧林取暖。

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产丰富，而如今黄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高原黄秃秃一片。其地层内有大火烧焦的土层，说明也曾遭过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黄土的特性，高原未变成沙漠，黄河与黄土高原又塑造出华北平原，平原又成为草原牧场、农耕良田，同时高原已可发展农耕、牧业，这一特性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这一特性使此区域的火从50万年前至今就没有熄灭过。

自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后，一部分人类持火种可以走向低温带甚至寒带。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无一不是在低温带发现。火的发展表明人类可以顺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带或热带狩猎、游牧、农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术，持火种的人类可以征服植物，战胜严寒，走遍全球大陆有水源的各个地区，但是却难以在低寒带或热带发展农业。持火种的人类可以使同类（可能被称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术的人类）逃离原住地、或者同化同类，但难以消灭同类。同时，更不能征服猛兽，仍需与猛兽作顽强的抗争。猛兽仍是人类的主要天敌。而人类的近亲（或远亲）—猿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由于人类对火的扩大利用，使其他不会用火的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发展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当某一区域的人类造出铜器并会驯兽、种植时，动物界、植物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类在地球上所向无敌，更加大胆地走向全球。火毁的土地上可以发展农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猎、征服猛兽，以至在资源枯竭时，残杀猿类或落后的同类，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现考古发现众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吗？北京猿人头骨上均有打击伤痕，难道是别的动物所为吗？我们只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黄河地区出现的青铜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摘自《全球通史》语），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煤的发现与利用，使燃料从地上发展到地下。虽然会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黄河地区的火却一直未灭，且越烧越旺。“火”又象征着光明，没有火产生的明，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文，“文明”是以明为前提、为基础。文明之一的明在黄河地区，历史十分悠久。现黄河区域内山西芮城西候渡遗址发现最早人类用火遗迹，以及黄河地区内考古发现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均为20万年—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形成中的黄种人）均在这火的周边，这一切均说明此区域火源、人种及产生的青铜器具有古老性与连续性，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以此佐证黄河谷地是现代人类主要发源地。

五、最早铜源地及其作用与意义

人类进化史上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铜器出现。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简要论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应首先着眼这两个源地。

全人类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黄河河谷出现，笔者不能肯定。因为天然火的可见性、随机出现性，以及树木的广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现。也许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现过许多火源，但其持续燃烧的时间及强度，远远不及黄河河谷。因此，相对的说，黄河河谷可视为现代人类最早的火源地。

但黄河河谷古代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铜器，几乎近万年，这都证明黄河河谷是全球冶炼技术最早的源地。其烧制土陶，冶炼青铜年代，可推定为三万年前或更早。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年代，可推定为两万年。大规模使用铜器至少在一万年前。从考古发现及人类五万年内的活动情况，也可印证此推断。

之所以在这一地区最早产生铜器，是因为此区域有许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优越的环境使此区域人类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跨入铜器时代。

黄土高原与黄河均处在北温带。黄土高原面积60万平方公里。黄河近万里长，从西向东横跨亚洲大陆，流经黄土高原时，在疏松的黄土层上冲刷形成宽大的河谷。黄土高原地层内有优质丰富的煤炭，时常被冲刷散落在河滩上，古今皆有。而黄河流经中条山西端，中条山上风化散落的铜矿石，随地可见。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炼铜是很容易的自然的，这就是此区域成为全球最早产铜的主要原因。

黄河冲击形成的黄土岸崖，土质疏松。在石器时代，石木皆可在黄土岸崖挖凿洞穴。窑洞冬暖夏凉，且可成片开发（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在旧时期时代，此类居住环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区域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猎。取暖用材除两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丰富，且航运便利。人类在此生存发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区域在旧时期时代，以至铜器时代中期，可称作是古人类的人间天堂。自现山西河津禹门口到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几百公里长的河谷中，窑洞成片，两岸鸡犬相闻，氏族部落和睦相处，河水清澈，两岸农耕、狩猎、游牧、制陶、炼铜迅速发展。人类的各种生活技能、知识，迅速提高，并传播。导致人口激增、膨胀，迫使人类不断向四周扩散迁徙。由于铜器出现，人类可以手持铜器，扩散到陆地上每一处可以生活的地方。这次扩散可推定是二万年前短暂暖期时的事情，随后是漫长的冰期。冰期过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现了四色人种（另节再论）。

此区域最早出现铜，表明火的利用扩大，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铜器的出现，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铜器使人类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人类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最早的铜源即为现代人类除上苍造物之源之后的人类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分析推证现代人类源地

依据化石对古人类有多种划分法，鉴于猿是否为人祖之问题，故笔者认为划分应以类人的动物可否用火为标准，会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为人类。现证实会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发现在德国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称为“尼人”，“尼人”分布在亚、欧、非、美等地区，从现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的爱斯基莫人有几分相似，我们可视其为黄种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年代，在几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猎，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但在七万年前“尼人”销声匿迹，现有人认为“尼人”成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认为进化成中东人或欧洲人，有的认为其成了野人。

根据我们分析的火与铜的产生使用发展及黄河地区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黄种人，我们有理由推认“尼人”应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从黄河河谷走出的人类。

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美国学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类学上近乎蒙古人种（黄种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万年或2万年前冰期时代，从冰峰的白令海峡由亚洲地区进入美洲地区，苏联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时期正是山顶洞人生活时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时期，同时又是一部分人类有了铜器的时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顶洞人出现、印第安人东迁与黄河河谷人类有一次持火铜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印第安人与黄河地区人居住的地理气候相似，在一、二万年进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其源也应在黄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万年。昂栋人距今20万年，而中国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年，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中国的早期智人（20万年—10万年）有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许家窑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为 10—1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今没有发现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万年）、菲律宾的的塔邦人（距今2.3万年）、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塔尔盖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万多年），而中国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从南亚地区没有发现早期智人遗骸及学者对两地区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亚地区的晚期智人来自中国的大荔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黄河地区人种在不同时期又分批向南扩散。

七、从黄、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数量、历史分布，特征、进化过程分析现代人类起源地。

依据同源论观点，全人类应当是同一群先祖。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应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种共有六十多亿，而黄色占大多数，其它各色均为少数。

从四色人的历史分布看，一万多年前，黄种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南、北美洲等广大的温带地域。黑种人在非洲热带大陆。白种人在欧洲温带草原上。棕种人在南太平洋热带岛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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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种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白种人在寒冷漫长的冰期中受严寒影响，其活动区域更小，只能在欧洲南部。从居住环境上看，白种人远没有温带的黄种人与热带的黑种人、棕种人条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种人最好的御寒栖身之所。而黄种人在黄河谷地的人工窑洞可成千上万，成片随意开发。热带的黑人、棕人居住环境也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冰雪隔绝各区域各色人种的往来。各色人种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内顽强的独立发展，漫长的数万年或十多万年冰期，使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的人种进化成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色人种的肤色受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肤色，这是各自进化产生的结果。这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肤色应当是特定的、不同于现四色人种的肤色。我们可以设定其为近水色的肤色。将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冰期间的暖期。然后用进化论观点，分析四色人种肤色、体高、毛发等形成原因。

首先，黄种人的先祖为生存，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流失严重，黄河成了混浊的黄水河。常年饮用含黄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黄色食物，栖于黄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黄土环境中，遗传基因从内改变了人的肤色。因此，此区域的人类随黄土环境形成黄色人种。黄种人与黄土高原及黄河变黄有密切的关系。

白种人的肤色是因为其先祖常年在阳光照射不足的低温带游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是冰期，若干万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剧肤色发白，基因也随之改变。“碧眼金发”是低寒少光导致的。而非先祖生来如此。

黑种人先祖在若干万年的强烈阳光辐射下，皮肤变黑、基因改变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种形成亦同比理，两者的差异与饮食有关及阳光照射时间长短有关。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快变黑，离开阳光又渐渐发白，说明人的肤色与阳光照射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人的毛发。过去许多人曲解了达尔文的人是类似于猿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达尔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人是古猿进化而来没有得到证实，且基因学证实人与猿是近亲，非人类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类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体毛如何进化退去的，这一基本问题都难以解释清。现我们只能说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决非猿类。人类在与猿类分支时，身上的毛发仅有现在的头发、腋毛及细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长长的御寒体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先祖有厚厚的御寒体毛，锋利的牙齿及发达的四肢，那么，现在的人类也许是猿、虎、豹、熊等其它类的动物。人类对天然火的利用与人工取火就不能产生。

各色人种的毛发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发基础上各自进化而来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一色人种毛发少就进化快，毛发多就进化慢，现四色人种的毛发，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环境中进化的结果。

比如，白种人毛发最多，那是白种人为适应低寒环境的自然选择产物，鼻子长是为了保持其体内温度长期进化的结果，作用如同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加长烟筒。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黑种人、棕种人毛发，鼻子正好与白种人相反，且黑、棕人种毛发较黄种人毛发更少，其头发弯曲、蓬松、胡须卷曲如波，鼻子宽大，何也？环境使然！炎热的天气无须毛发御寒，便逐渐消退。头骨的发孔变细，导致头发弯曲，鼻子鼻孔宽大其作用恰好与白人长鼻左右相反，使为了散除体热进化的结果。而黄种人的毛发、鼻子介于黑、白两色人种之间，这也是温带环境影响形成的。

白种人长期游牧，黑种人长期狩猎，运动量大于农耕的黄种人，其身高于黄种人，也是长期进化形成的。

现基因学证明，七、八千年前，亚洲众多的黄种人，由黄河谷地向亚洲边缘地带扩散(应与炎帝、黄帝、蚩尤大战有关)。

所以依据前几节的论证，黄种人的起源地应为黄河河谷，鉴于前一节的对化石论述，棕色人种的起源地也在黄河河谷，白色人种生活在低温带，其历史主要为游牧生活，是铜器前期的历史，该地区也没有最早古文明产生，其来自亚洲地区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区没有产生过最早的古文明，难以认定其为现代人类起源地，所以说黑、白、棕三色人是数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黄河地区人群向全球迁移途中遇冰期而长期进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黄河河谷。

八、从各地区古文明产生的时间、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证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产生于各大河的可发展农业的流域，说明定居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

《全球通史》作者认为人类古文明出现最早的时间是从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创造的两河文明开始，其它文明出现的时间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鲁文明为公元前500年。其对文明的定义是以制度、文字、阶级等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人类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等生产力为特征，那么，从火与铜出现最早，黄种人最多，早期活动区域最广等证据推断，黄河文明要领先其它文明几千年或上万年，且黄河文明独立发展并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义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苏美尔人是何种人，来自何方，又去何处？来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为文明源头，理据不足。

从上几节论证的观点看，黄河文明在对天然火的利用时间，掌握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上，均远远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时间，且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切说明，黄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头。是人口众多的黄种人（文明的载体）引燃了黄种人周边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排除其他人种在其地区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只是说在各人种接触的边缘地带，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发展更为迅速，这是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其文明的中心点、起源点在黄河谷地。

结合上几节的推证，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十多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人类先祖，以黄河为源地，向全球扩散，遇冰期，文明发展受限。在二、三万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及农耕技术的人类，再次向全球扩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种，各自文明独立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文明结果不一，以黄河文明为最好，发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万多年前，黑、白、黄三色人种在其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相会，以黄河文明为主导，产生了更新、更辉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种。这一点推论是基于黄河地区火与铜产生最早、农耕最为古老，黄种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种亦为黄河人种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迁至印度河流域发展农耕的人群，其在黄河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种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种。

属于黄种人的印第安人则在美洲地区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独立发展。

棕色人种（亦为黄河人种分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由于种种原因，文明难以产生发展。

不难看出，黄河谷地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头。

黄河文明在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之时，相对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为中心位置，与边缘文明交流机会少；二是此区域内人口众多，发展文明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是此区域内发生了古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此后，时常内战，从未中断。

所以，黄河文明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源头，以此佐证现代人类起源地在黄河河谷。

九、从中国古代传说中分析推论人类起源地

关于古人类的传说，虽神话成份颇多，但除去神话部分，仍能印证人类起源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与发展。虽然传说不如文字准确，但“口碑”也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代代相传的“口碑”除去神话等成份，并结合人类起源进化中发展每一时期的基本规律，仍能看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首先，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人是由何种动物演化产生的问题，如同我们现在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就是说，中国人先祖也曾考证过人类起源于何种动物，或者说龙是人的先祖是中国人先祖用语言代代相传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于“龙”是何模样，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绘形成现在的四不像动物—“龙”。

其次，关于盘古一手持凿，一手持斧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推证为旧石器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在黄河河谷开辟生存活动空间—人工造穴，砍伐树木，放火烧荒，混沌初开之时，人们与天地作斗争的情形。

女娲造人是人类母系社会的表现。

有巢氏建巢时代是人类“穴居”转为“房居”时期。

燧人氏钻木取火表明人类进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炼时期。

伏羲氏时期是人类进入渔猎、畜牧、八卦、算术、天文时代等。

神农氏（炎帝）时期是农耕、医药、大规模用煤冶炼铜、铁的时代。

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文字、宫室、船车、货币、弓矢、指南针等更为文明的时期。

嫘祖发明蚕丝象征着女性进入纺织时期，等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传说，比如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

这些传说除去神话、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因为人类就是从这些阶段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时间上太模糊，很不准确，每个阶段也许就是成千年、或上万年，离现代愈远时间跨度愈大。

现代科学技术用碳14测定，炎帝时代距今七、八千年，黄帝时代迟于炎帝时代500余年，蚩尤与黄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黄河河谷周边发生的炎、黄、蚩尤大战。炎帝时代农耕已很发达。“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铜铁业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当时煤的广泛使用与铜、铁冶炼技术发达。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运城盐池南边中条山下（有蚩尤村为证），中条山的铜矿遍山都有，蚩尤应是铜业的代表。彼时蚩尤又管理着盐池，又为盐业的代表。蚩尤部落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黄帝最初的部落在陕西北部，亦属炎帝部落。黄帝死后葬于陕西，也说明黄帝最初部落在此区域游牧生活。黄帝部落后顺洛水南下，由黄河河谷进入河东，战胜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

黄帝部落先与炎帝其它部落发生激战，最后与蚩尤部落决战，将蚩尤在山西运城解州杀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传说蚩尤血流入盐池使池水变红，说明这次战争异常残酷、规模巨大。传说战争中蚩尤部落人铜头铁额，会铸刀造戟，会施用烟火雾气战术，而黄帝部落作战工具为驯养的虎、熊等野兽。最后黄帝打败蚩尤。蚩尤余部纷纷南逃，后发展为南方的苗、黎等少数民族。

从作战双方使用武器说明这次战争性质是手工业部落、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之争。

这次战争导致此区域及周边人群向更远的四周扩散。人类基因测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间，黄种人以黄河河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了西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及中国南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

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如匈奴与汉朝、蒙古族与宋朝、满族与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黄蚩尤大战性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次人类的扩散是基因学证实的，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导致人类扩散，我们只能依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基因科学进一步推测论证。

上述这些传说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出世。历史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无论有无学说，人类仍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变化、发展。

为此，笔者多次去黄河地区考察人类有无穴居时代。在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窑洞，虽大都是很晚期的窑洞，但人类“穴居”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同时，发现几处有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应发掘的土陶时代遗址。

并发现了清代咸丰二年石碑，某姓先祖旧居被称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将黄土窑洞称为“佛洞”，这“佛洞”应是后来所有神庙的邹形。等等

中国古代传说及现实证据说明，人类从黄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艰难而顽强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遥远的地方。人类是由此谷地起源向远方发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综合分析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已从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铜冶炼、四色人种、古化石、古文明、中国的传说、黄河河谷的遗址等）分析论证人类的起源地在黄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说往往是以单一的证据，从某一方面片面地从古向今顺向推证，因而难以探寻到人类客观存在的源地。现我们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识，以全人类的四色人种及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痕迹、遗迹为证据，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在向远古逆向论证。这样的论证，如果关键环节无误的话，就一定能寻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我们已经从人类最大部分的黄种人为主线，结合其它方面证据，推论出主要人类的起源地—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说这些黄种人，无论其为何国、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时代，均生活于黄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种先祖也极可能出自黄河河谷。为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推证，一般认为，在距今4、5万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四色人种也开始形成，参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时间（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冰期高峰，当时气温比现在低7-8度），再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认为人类在特定的条件下，5000—10000年时间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种之观点。（这是他推认中东智人和欧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时所持观点）。笔者认为在二、三万年内形成四色人种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4—5万年前的现代智人（即四色人种的先祖）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并从非洲扩张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直立智人和远古智人。走出非洲的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演化成现代智人。其证据主要为化石资料，认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即6—13万年的化石较多）。问题是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种的先祖？没有定论。

中东地区以色列加尔默山的斯库穴发现的智人遗骸，碳14测定也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国的克罗马人和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论证这遗骸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这遗骸的先祖来自何方？又是何种人先祖？也无定论。

如果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在非洲产生，就是说在5—10万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热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万年。也就是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已经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变成其它三色的？

我们不妨借用笔者第七节四色人种形成法，那就是说，在四、五万年前或二、三万年前黑色人种由非洲扩散到寒带或温带，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黄色人。现问题是基因已改变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带、温带形成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黄色的变白色或黑色相对容易，但由黑变黄或白，相对困难。再说非洲当时没有早于黄河谷地的铜、火技术，热带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带狩猎、游牧？又如何在温带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与黄人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祖是黑人。纯黑的人种在二、三万年内形成白、黄、棕人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排除五万年至十万年前非洲有黑种人，但现在的黑人可能是黄河地区人祖与当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种。况且，黄河地区也有许多古化石，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几乎与元谋人生活的年代相当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发现了更明显的用火痕迹。西侯渡就在黄河谷地。这说明黄河谷地人类用火年代比我们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因关闭自守自认为其是“中央之国”，是对世界不了解的表现，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与别人叫起的。“中央之国”说明黄河谷地是黄河地区与外部人在几乎跑遍地球陆地后认为的。如十多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迹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现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类同样用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达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国界阻隔与限制。只要有火与铜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类均可到达、生存。因此，当时的人类认为黄河谷地及周边地区是“中央之国”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义。

非洲有许多古老化石，只说明古人类或古猿在此生活过。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话，或古人类化石已无后代，就难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来认定是人类的起源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实是亚欧大陆凸出的一个半岛，其中动物与亚欧大陆密切相关。亚欧大陆的原人类迁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美国底特律市维恩大学古德曼教授与其他生物学家，一道分析人与巨猿的基因构造时发现：人与大猩猩、黑猩猩这两种巨猿只有1%的差异，这说明，人类与巨猿仅有亲缘关系，猿不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在500万年—1000万年间或更早的年代，人与猿分开了。

仅用化石的古老与多少，推证人类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现在人类所有的证据向远古人类逆向推证，且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用化石证明东非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学者认为中亚是人类的起源地，其理据亦不足。因为人类是热带或温带动物，地球上的几次冰期有的长达数万年、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冰期中，这一地区冰天雪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中亚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也令人难以信服。

也有的学者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其理据是基于南亚的褐猿与人类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说理据不足，南亚次大陆也难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所以说，黄色人种之外的三色人种来源于黄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黄河谷地的人种是从哪里来的？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从何而来？是自生的，又如何产生？是猿变的，还是其他动物变的？综合上述论证，结合古猿变人假说及海猿变人假说，现笔者提出新的假说，人的先祖为“水龙猿”，且产生于黄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类起源说—“水龙猿”假说

笔者之所以将人祖定为“水龙猿”，其理据有如下几点：

关于古猿变人说，因发现的古猿化石到现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证据链中有的环节未证实，以及人的毛发、体毛是如何进化的，用进化论难以解释，加之基因科学证实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们不能再坚持猿变人之说。

有的学者根据人是喜水动物，发现人的许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浑身有浓密的毛，而人与水兽一样，皮肤裸露没有体毛；再有，灵长类动物是没有皮下脂肪的，人却与水兽极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类眼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妇女在水中分娩是没有痛苦的，婴儿天生的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领，这些都说明了人类与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说”，其根据是在800—400万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推测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进化成“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陆地，成为人类的先祖。这一学说仍是基于古猿变人学说为基础的。虽然这与笔者提出的“水龙猿”有相似之处，可借鉴参考。但其仍没有脱离古猿变人说，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据不足，所以视其为古猿变人学说的延伸。

笔者提出的“水龙猿”。其中的“水”是借鉴“海猿说”人与水有密切关系而言。“龙”则是基于中国人（黄种人）言其是“龙”的传人，以及几千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虽大部分灭绝，但仍有个别品种生存下来，如鸡、鳄鱼等仍是恐龙的后代而言。人类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龙时代生活在水边的两栖动物进化而来的。“猿”是因为基因科学证实人与猿有亲缘关系，且人的先祖形态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千多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形态相似考古发现的18000年前的普罗猿形态。他们生活在温带或热带的海洋、河、湖边，是水陆两栖动物，大如猴子，身上无体毛，但有头发、腋毛等。常年在水边捕食昆虫、采食野果，不时与有亲缘关系的猿、猴在河滩上嬉耍。也许他们是某种恐龙的后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先祖—“龙”。

其头发的作用是为隐蔽、保护自己，为捕食需要而生长出来的。腋毛等是为防止水中生物侵扰而生。均是生来具有的。其毛发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纹，或青蛙身上的颜色，是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其是两栖动物，且生活在温带，身上无需体毛。他们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晒晒太阳，有的找个洞穴，生儿育女，与其他动物一样，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有一天，气候发生变化，天气变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陆地，为御寒迫使他们本能地钻入岸边洞穴。他们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一步步进化成现代人类。

人类只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除本身素质外，说明人类在进化中还有许多特殊的环境突变。因人类适应了环境才演变成了现代人，这也是进化论中的观点。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的路线图为：

一千多万年前，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着现代人类的先祖—“水龙猿”。由于气候、地理等环境变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万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陆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体质，只得寻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万年前后，人类会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万年前后会人工取火。五十万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扩散。二十万年前后，现代四色人种之先祖开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万年前后，炼铜技术出现萌芽。五万年前后，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农耕。人类再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扩散。由于冰期的影响产生了四色人种。一万年前后，四色人种的分布区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现萌芽。而黄种人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及产生的文明一直遥遥领先。在黄河文明的影响下，其他各地文明进一步发展。

结束语：

人类历史中横躺着人类未来的秘密，探寻人类起源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人类从何种细小的细胞演变成现代的人类，其中有无数的秘密。宇宙中无数之谜，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类的起源。我们在探索宇宙的同时，更应深入研究探索人类的起源，特别是寻找现代人类起源发展变化之规律。因为这规律对现代人类的发展仍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如进化论）向未来不可逆转的前进着。

篇2

这天谢义豪跟他说起“经济”这个词的起源，闹闹马上找出“经”和“济”的汉字起源，摇头晃脑地解说了一番：

“这个‘经’嘛，金文是的变形，表示在织机上精心布置众多纵线，以便横线穿织；三条纵线上的三点表示用功所在，‘壬’表示布置纵线是纺织中的重要能力。‘经营’也差不多是用心编织的意思，现在引申为处理财政事务。这个‘济’，就是金文=（水，渡河）+（齐，相等，统一），本义是众人在同一条船上喊着号子，整齐划桨，强渡激流。后来变成统筹使用钱财的意思。连在一起，就是今天的‘经济学’。”

字面虽然不相干，可是闹闹自有一套说法，小胖听得一愣一愣的。

谢义豪可没有那么好蒙，他说：“怎么看都看不出跟金钱管理有关系啊！《红楼梦》里的‘经济学问’，不是明明指经营仕途吗？”

闹闹搔搔头皮，“意思是后来发展的。”

谢义豪不服，找小静老师评理。

小静老师听了闹闹的强词夺理，扑哧一声笑了，“‘经济’这个词，是一个外来词，或者说回归词，从古代的文字里确实找不到现代的意思。闹闹，你现在越来越想当然了，这可不好！”

闹闹这下闹了个大红脸。

“小静老师，外来词不就是‘沙发’‘摩托’那几个吗？‘经济’怎么也成了外来的？”他问。

小静老师说：“你说的‘沙发’‘摩托’是英文发音，‘经济’和‘物理’‘化学’‘派出所’这些词，却是来自日文的。”

“啊？日文？”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日文里本来就有不少汉字，只是意思不一样！”谢义豪说。

“是的，这些词本来中文就有，可是在中国刚刚进入近代的时候，日本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步子更快，已经先行一步翻译、运用了很多科学知识，对于‘经济’这些现代概念，他们定下了现在使用的h字，与古文里面‘经济’的意思并不相干。”

“怪不得，是外来词，可是又是汉字，所以也叫回归词A。”闹闹恍然大悟，“小静老师，这次我闹笑话了，请你把外来词的历史给我们讲讲！”

“中国古代的外来词，大多是从西域胡地来的，‘琵琶’就是外来词，‘胡萝卜’这些西域少数民族传来的物品，前面都加了个‘胡’字。”

“对，胡麻、胡椒都是。”小胖抢着说。

“到了20世纪初，大量的舶来品出现了，发达的西方科学文明出现了，这个阶段就产生了大量的外来词。因为这些东西本来没有，就从原文的发音直接翻译了。英文里的‘起司’，就是奶酪的音译。这样的叫法很多，连‘科学’这个词，一开始都被译作‘赛先生’，因为英语‘科学’的发音是赛恩斯。‘民主’也被译作‘德先生’，当时提倡民主和科学，说应该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

“哦，这样啊！”

“日文也有大量的词汇进入，比如‘干部’‘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小静老师说，“当时这些词对中国引进现代文明很有帮助呢！那个特殊时代产生的外来词，可别去甲骨文里找起源，那肯定是牵强附会。”

“现在还有没有外来词？”谢义豪急忙问。

“现在有了网络，地球越来越小，很多词成了世界通行语，比如说，No 作No Die。”

“哈哈哈！那可不是外来词了，是输出词！”小胖得意地说。

“是啊！”闹闹一拍脑袋，“据说连英文词典都录入了‘豆腐’‘功夫’‘大妈’‘广场舞’这些中国词汇。”

“嗯，明白了，任何一种文字，应该都是有输入有输出的，需要与时俱进，融会贯通。”谢义豪说。

篇3

关键词：《弗兰肯斯坦》；哥特；精神分析；悲剧

《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英国著名诗人波西比希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其作品以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最为知名。小说讲述了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研究，他试图征服死亡，创造一种新的生命。通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发现了创造生命的秘诀。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生命再创造之旅。但是，在创造出怪物的之后，弗兰肯斯坦因无法容忍其丑陋的相貌，而将自己的创造物抛弃。怪物在人世间备受凌辱，于是开始反抗，疯狂报复人类，在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后，终于同其造物主弗兰肯斯坦同归于尽。

精神分析法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为文学著作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使文学研究在人类精神、心理这一视角上开拓出一片天地。本文解读的是哥特名著《弗兰肯斯坦》。

小说是一部悲剧，“造物主”和“被创造者”最终都归于灭亡。以往研究者对这部作品的阐释已经很多。传记研究，女权主义分析，后殖民主义分析，生态主义批评，异化理论分析等等。而弗洛伊德后期的“死亡本能”说，同样可以作为阐释这部小说的理论。

一、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

弗洛伊德提出了三重人格理论，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经常相互矛盾、斗争，特别是“超我”和“本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而到了晚年，弗洛伊德将“本我”修正为两类，“性本能”和“攻击本能”，也即“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生存本能”是最广义的性本能，与个体生存和种族绵延息息相关，追求自我满足，不顾社会和他人。“死亡本能”以破坏为目的。弗洛伊德说：“假定远在远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生物，那么据我们的假设，那时便已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复返于无机状态为目的。有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突起源于这种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被视为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少的一种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表现。”［1］因此，死亡本能“要将生命的物质重复返于无机的状态。”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本能派生出攻击、破坏和战争。而转向生命体内部时，又表现为自责，甚至是自杀。

二、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看《弗兰肯斯坦》的悲剧

上文已经提到，《弗兰肯斯坦》是一部哥特小说，简单说，哥特小说就是一种恐怖和鬼怪小说。《弗兰肯斯坦》虽不是最典型的哥特小说，但这部作品将科学幻想与哥特恐怖有机地融为一体，内容充斥着死亡、怪诞的叙述。比如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造人行为。

弗兰肯斯坦日夜赶造自己梦想的生命，但这个被创造的生命存在就其相貌而言，真的是一个不择不扣的怪物，正如文中所描述的“他那黄皮肤勉强覆盖住皮下的肌肉和血管，一头软飘飘的黑发油光发亮，一口牙齿白如珍珠。这乌发皓齿尽管漂亮，可配上他的眼睛、脸色和嘴唇那可真吓人！那两只眼睛湿漉漉的，与它们容身的眼窝颜色几乎一样，黄里泛白；他脸色枯黄，两片嘴唇直僵僵的，黑不溜秋。”［2］这是一个外表酷似人类却形象极其恐怖的特殊生命存在，是人类难以接受的生命存在。怪物在被创造出来，是怪物的悲哀，也是弗兰肯斯坦的悲哀。小说对怪物的描写为全书的叙述奠定了基调，烘托出浓郁的死亡氛围。而小说的死亡情节也是比比皆是。这主要表现为怪物被创制后由于不被人类接受而带来的疯狂报复。怪物先是将路边遇到的幼童，也是弗兰肯斯坦的弟弟残害致死，而后，弗兰肯斯坦家内的女佣贾斯婷、表弟克莱尔、最挚爱的妻子伊丽莎白都相继被怪物直接或间接的杀死。

那么怪物为何要进行疯狂的报复，致使作品最终成为一部悲剧？除了通常认为的是作者对现代科学过度发展而产生的忧虑外，我们也可以运用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冲动来解释。怪物在起初也是试图接触人类，试图同化于人，但无论是在他的造物主眼里，在他认为善良美好的法国受难贵族家庭那里，还是在一个无知的儿童眼里，怪物都只是怪物，而不是其他，人们更难以接受将它纳入自己的世界。怪物希望造物主为他制造一个同类的伴侣，但被遭到拒绝，怪物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价值，当他的造物主丧身北极之后，他选择了死亡，在这里，怪人表现了强烈的死亡冲动而不能自拔，怪物在此时不是欲死而不能，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怪物的生存能力是顽强的，怪物虽然不被接受，但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可是他不愿意如此。怪物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生命体，在他这里，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会表现的更加明显，而他又恰恰是一个必然不被接受的“人”。怪物的各种本能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怪物不会被这个文明的人类世界所接受，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他必然面对人的各种攻击和不解，死亡本能在这里将会因此而表现得更加带有攻击性。死亡是怪物的终结，当死亡本能转向外部世界时，怪物将死亡本能投射向他的创造者以及造物者的家庭。而当死亡本能投射到怪物自身时，怪物自责自怨，以致最终走向了自杀。

三、《弗兰肯斯坦》带给我们的启示

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的提出是他对现代文明不满的表现之一，之所以会有不满，是因为他认为现代文明对人的限制会给人带来不快乐的结果，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不论是性或攻击的冲动，都会受到压制。弗洛伊德的理论自然有他的合理之处，但也有失偏颇。不过，他的理论确实为人类认识自己以及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就如《弗兰肯斯坦》所塑造的怪物，他的出现如一面镜子，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社会的不公正一面。弗洛伊德将人的生理欲望极度夸大，这是不恰当的，不过，人的原始冲动确实隐约出现，怪物的自杀以及他造成的悲剧让人们看到了生存者的艰难，人的本能冲动在重压下爆发，悲剧由此而生。我们不禁会问在这个已经异化的世界，如何才能让我们在理性与感性的天平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显然，伦理与法律是其中一条道路，但这条道路的实施是通过规范与限制人的行为得以实现的。在这条道路以外，我们发现艺术也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创造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无意识的化妆过程，而艺术的价值就是使人的欲望得到合理的宣泄，不至于危害到社会。艺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不合理的情况都不会造成现实的惨剧。弗洛伊德的思考是具有很大价值的，但他思考的出发点是个人，其实，扩大到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艺术将现实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现实世界里的棘手问题提供新的途径，而《弗兰肯斯坦》为我们提供的悲剧恰恰是我们在现实中应得以重视的，那便是通过塑造怪物这一艺术形象，通过其悲剧的命运，警示人何以更好的生存，提醒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参考文献

篇4

    风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贝克、吉登斯等指出,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观念,不是指洪灾、瘟疫等等“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与“安全”意味着可接受的风险相对照,“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同时,风险是保险的社会性放大,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化的回应使危险可以预测”,即“危险的辩证法”。(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4页)这样一来,风险观念的确立就不仅意味着“工业社会安全推定”(贝克、吉登斯、拉什,第17页)的危机和“本体性安全”价值观念的断裂,而且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观念“对于所有社会领域、并最终对于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根本意义”。(多德,第234页)正是基于对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反思,风险观念强调风险作为现代文明建构的社会复杂性,确立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方面,风险观念揭示了所谓“技术安全”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现代公共安全观念之间无法调和、无法克服的复杂矛盾,摧毁了靠诸如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机制等“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计算方法”。(贝克,2004年a,第19页)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的风险作为潜在的威胁,其核心价值既不在于过去,即对传统束缚的解放;也不在于现在,即对现代性安全逻辑的强化;而在于未来,即把风险观念看作“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同上,2004年b,第4页)也就是说,风险观念打破了现代性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否认未来是过去、现在的线性延续,而是强调由于风险的“不可控”或不可预测而造成的未来与过去的“断裂”,以通过“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方式”(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来把握现在。这种价值观念是把握文明基本走向的一种新的探索。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以“本体性安全”为代表的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颠覆,其后现代性特征是比较鲜明的,即通过对现代性的质疑,来彻底反思传统现代性的逻辑。当然,与一般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一味地批判、否定或解构不同,风险观念倡导了一种更为积极也更为现实的价值观,即通过“风险规避价值观以及对技术的自我反思认识”,来确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现代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价值判断能否解决问题,尚待实践的检验;但作为一种摆脱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的努力,是值得期待的。

    风险观念之价值批判的哲学基础

    风险观念彻底颠覆了“本体性安全”的价值观念,的确具有启发意义。但要彻底破解现代性的困境,客观上要求风险观念必须通过反思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重新确立其价值基础。这是风险观念能否真正超越传统价值观的局限,使现代文明的发展“化险为夷”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探讨风险观念自身的价值基础是否坚实,对于确立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风险观念终结了现代性的“自然”观念。按照风险观念,随着现代风险的普遍化,那个曾经被传统所畏惧而作为现代性征服对象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支配之下。夸张地说,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同上,第3-4页)显然,这种“自然的终结”意味着作为传统价值判断基础的“是”与“应当”的区分已基本失去作用。而随着这种区分的消失,风险观念语境下的价值观就只能体现为对“能否接受风险的文化及生活标准”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终结”标志着作为价值基础的自然的本体性缺失,而由此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合一的实现,是以对自然的伤害和威胁为前提,进而以对文明的伤害和威胁为代价的。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逻辑固然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出发点和前提的,但这种“自然的终结”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复杂性,而且使这一矛盾彻底转化为人与社会的矛盾,并为后者所决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种自然的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同构,必然会导致现代性的某种“异化”。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的人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前提的,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有超越自然的任务,但这种超越决不是“釜底抽薪”式的超越,而是在维护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超越。而现代性所造成的“自然的终结”,则从根本上无视自然的基础地位,剥夺了其内在价值,其结果必然引发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与危机。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社会化应当是一个自然价值从外在于社会到内在于社会的过程,而不应是一种脱离了自然基础的价值博弈。因此,风险观念的价值观所断言的“自然的终结”,只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昭示我们,不论自然是否直接“出场”,是否实现了与社会的同构,其作为社会生产方式之前提和基础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意义上,还自然界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和优先地位,至关重要。其次,风险观念动摇了现代性的理性基础。一般地说,作为与传统“本体性安全”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工具理性、秩序与安全构成了“简单”(或初期)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基础。在反思现代性的意义上,风险观念揭示出“现代性内部在理性的基础和工业社会的自我意识问题上”的一个冲突,即“知识和无知的某种特殊的综合”。一方面,以“高度发展的专家理性”为代表,“更多、更完善的知识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贝克,2004年b,第181页),即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与无条件的过度使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风险的现实构成表明,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政治、经济上的无知、短视乃至行为不端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彻底驱逐了现代性引以为荣的理性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险观念对现代性理性基础的反思,揭示了对现代性反思所不可避免的悖谬性:一方面,它试图打破现代性的“理性垄断”,强调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工具理性既不是“绝对的权威”,更不享有逃避反思的“治外法权”;另一方面,它又要通过文化批判和价值主导的方式,把科学技术由风险的主要制造者改造成阻碍产生风险倾向的力量,即要纠正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所造成的价值偏离和丧失。与其他的解构性或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不同,风险观念强调,“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裂的,但它们同时保持着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的状况。……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是对风险社会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同上,2004年a,第30页)因此,风险观念主张,只有通过“理性改革”“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即通过建立“预警原则和可逆性原则”等新的现代性标准,来消除科学和工具理性的“虚假的、脆弱的明晰性和伪确定性”。(贝克、吉登斯、拉什,第43-44页)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现代性的理性基础所作的辩证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何通过确立“各方都共同认可的社会理性基础”,在价值观上实现有效的理念整合和文化整合,却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这是因为,确立“健全的理性”一直是现代化历史进程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才特别强调“现代性的未完成性”。而风险观念所揭示的现性的局限性,既是认识上的矛盾所致,也是价值上的偏离,更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实践的偏离。一方面,理性认识的辩证法早已表明,认识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不仅作为内在矛盾贯穿于认识和科学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无论是作为认识规范还是作为价值基础,理性自身的认识作用都是有其限度的。另一方面,现代价值观之所以会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来已久的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提高知识的愿望”与“对自然的剥夺与控制”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预设,从而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异化”,进而导致文化发展的失衡和文明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在哲学看来,要克服这一系列的理性矛盾,实现标本兼治,并非通过单纯的理性批判、建立新的文化空间或价值空间就能完全胜任的,而是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确立现代文明新的发展范式,才有可能根本解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见,风险观念虽然揭示出理性认识矛盾与社会发展矛盾的复杂性,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存在过于简单化之嫌。第三,风险观念重塑了现代性中的责任伦理价值。在风险观念看来,现代风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商业公司、政策的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出了当代社会中的风险”(贝克、吉登斯、拉什,第255页);由于“被经济外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且被政治变得表面上无害”而容易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2004年b,第49页)。正是借助于这一核心概念,风险观念“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制度怎样和为什么必须不可避免地承认灾难的真实存在,同时又否认其存在,掩盖其起源并排除补偿或控制机制”。(同上,第191页)现代风险的普遍化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诸如“没有考虑人为误差对技术产生影响、对现代科学技术过于自信、不能整体评价技术系统的功能、不能预见人对安全措施的反应,等等”(费斯科霍夫等,第24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制度和人的因素,使得风险“日益变得无法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原因和赔偿”。这是因为,传统责任观念确立的只是根据既成事实的结果来回溯原因、事后追究责任的原则,这种延迟的责任追究方式在许多“不可逆转”的风险问题上,只能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又意味着责任主体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不仅与现代化的高度“控制性”是完全相背离的,而且与现代性所追求的个人解放是相悖谬的。因此,风险观念试图通过采取“伦理问责方式”、倡导“向社会开放”的科技伦理、倡导“责任对称”的伦理责任观等方式,意在化消极的责任追究为积极的责任追究,这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责任观的建立,同样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在哲学看来,无论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既不存在超时空、超历史的伦理责任,更不存在超阶级的伦理道德。“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普遍存在,凸显了现代文明、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下竞争的商业文化、职业的科技文化与政治和社会的伦理文化之间深层次的矛盾。而如何化解这样一些伦理困境和文化危局,不仅仅是对伦理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考验。因此,责任追究无论是强调伦理道德上的自律还是法律上的他律,无论是事先预防还是事后追究,都既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法律、伦理原则,更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机制来具体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的说来,风险观念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层面上所展开的价值批判,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批判本身不仅饱受争议,而且同样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因此,只有同样把它们作为理论反思的对象,才有可能达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认识。

    风险观念的价值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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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闽南文化；惠安女服饰；变迁；原因

1 闽南文化与惠安女服饰

“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是对惠安女服饰最经典的概括。惠安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突出部，地势一面依山，三面环海，特别是崇武、大觥⒕环濉⑿鼍处在环海的半岛上，是一种海岬的位置。与外界交流几乎降至最低点。由于其地理的隔绝性，大大减少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原来独特的文化便保留的较好，也有了其文化的独立性。

有一些学者认为惠安东部之所以产生这种服饰，在于惠东族群起源于少数民族，是因为惠安东部曾有古百越族的残留痕迹，古百越族后衍变为许多少数民族。作为族群的遗存而以女性服饰作为独特的风貌。

惠安一带，家庭主要经济都是靠男人外出谋生或捕鱼，家里的其他劳动都由女人负责，大多女人也成为海边劳动生产的人群。多年常见山风海风，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下她们的生活习俗及其审美理念。

2 惠安女服饰的适应与变迁

2.1 老年化

在调查访问过程中，笔者发现一种现象：普遍有穿传统服饰的惠安女年龄层次大概在35岁以上，35岁以下的多数年轻女性基本不穿。年纪大的女性穿的频率高，生活工作都是离不开传统服饰，夏天穿的更加原汁原味，冬天在外披挂一件厚外套或是毛线衣。凡四五十岁以上妇女多穿得整整齐齐，年轻妇女更习惯用黑色线布或尼龙制成的西装裤来配节约衫。在服饰从繁变简的过程中，现只有老人家有梳“大头髻”并插上各种簪钗之类的头饰。在为数不多的穿传统服饰的妇女中，传统往往只剩下一条简单的花头巾。在调查访谈中，被访者普遍觉得惠安女服饰比现代服装有特色，她们大多从18 ～ 19岁就开始穿，且喜欢穿，平常也会自己手工做些小马甲等。

2.2 渔村化

如今，外地人很容易从图片或是媒介上认得惠安女服饰的独特装束，但是很多人还存在一些误区，认为惠安县的妇女都是惠安女。其实不然，惠安县隶属泉州市，从走访观察了解到，泉州地区基本少见惠安女身影。而惠安县16个乡镇里，惠安女的密度也不大，只有惠东的小觥⒕环濉⑸较己统缥渌母稣虻母九有这种服饰打扮，区域仅限于两个小小的半岛上，所以严格地说应该是惠东女服饰。

崇武城内的五个村大多和其他地区的妇女一样的打扮，而城外七个村妇女装束却与众不同，属惠东女服饰。在崇武县附近有少数惠安女从事驾驶三轮车，主要途经地点也是距离崇武古城不远的港乾大龃濉R虼耍我们估计城内的惠安女多数来自城外的几个村。在观察其服饰色彩款式和路人访问中，我们了解到小隼胂爻且桓龆嘈∈甭烦蹋其服饰色彩艳丽，特征明显，且穿传统服饰人数居多，全身披挂，整整齐齐。从这两点我们可以判断出崇武县的惠安女多集中来自大龈矍村，而非小觥4鍪歉鋈面环海的小渔村，山水相衬，这里是惠安女的集中居住点，港口码头和菜市场也是惠安女集中劳作的场所。小龃泳环宸掷牒蠖懒⑽镇，但仍然同净峰的服饰打扮趋同。大鲇胄觯其地理位置都位于半岛，腹地及海岬，人们多数过着渔民生活，是惠安女聚居的两个重地，并且代表了惠安女服饰文化的两种类型。

2.3 两极化

在边远贫瘠的半岛上生存的惠安女服饰，表面看是人们在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浅层活动体现，实质是一种来自惠安女心中的自发性和自为性，是一种深层次的传承习俗。而在服饰的花色品种标新立异的今天，惠安女服饰作为“现代服饰中的一朵奇葩”，已经随着音乐、舞蹈走上银幕，作为休闲服务旅游业的形象标签，被更多的人认识，这种行为已加入了官方的倡导，甚至是商业带动。在穿惠安女服饰的人群中，一方是作为传统的继承，接受这种约定俗成的服饰，在劳动生活中体现其实用价值；一方是作为传统的弘扬与创新，在现代文明中体现其商业价值。这两种现象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现代化的进程给惠安女服饰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造成其服饰的同化和退化。

3 惠安女服饰变化的原因分析

3.1 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

惠安地处东南沿海开放前沿，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被新时代的信息所情迷。慢慢冷落了那种接近自然的纯色，大红大蓝大绿的搭配已经显得老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了简单的现代服饰。从走访的小龊痛鲋锌梢悦飨缘乜闯觯小龅囊路保留的比较原汁原味，穿传统衣服的人也比大鋈硕唷4龅姆饰已经稍有偏离传统。如今，头巾的传统色已经改变，宽筒裤不流行了，大鼋滞罚人们更习惯穿西裤或是牛仔裤。从老人口中得知，大龅姆饰颜色淡雅，而小龅姆饰色彩浓烈，大红大绿。是因为大霰刃龈辉＃传统东西受现代冲击较大，遗失得较快。

3.2 思想观念的变更

随着教育水平提高，思想观念不断冲击着惠安女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女性已经不像长辈那样，接受那种约定成俗的服装。当人类社会的大分工形成之后，不同工作的各个阶层，思想意识上会考虑服饰是否利于行动及工作场合，因此有了不同的标准。早些年，惠安女作为体力劳动者的突出代表，其着装心理中占突出地位的便是服饰不影响其工作的效率。如今现代人对服饰需求的意志指向使女性的思想观念转变了，传统服饰已经有点不合时宜，更多年轻女性纷纷选择现代时装。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得传统服饰没有了传承的余地，且年轻人的思想很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原先对传统服饰的认知很容易发生改变。

3.3 惠安女对自身服饰价值的不自信

许多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进行研究，惠东人群并没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自己的语言。如前所说“基本断定惠东人群是土著也是古越族的残余，是经过历代汉化而演变的汉族人士，而非少数民族”。因此少了更多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尊重和保护，民族认同感模糊，这是个类似谜，现在看到的只是谜面，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惠安女觉得穿着传统服饰进城，往往会引起众人的关注，而使她们显得鹤立鸡群。她们对趋之若鹜的旅游者穿起惠安女服饰感到不解，低估了自身服饰及其民俗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惠安女自我意识上的求同思想，更加深她们对自身服饰的信任危机。

4 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惠安女服饰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了新的适应与变迁。这种文化变迁中既有对传统的保留也有改变，需要正确引导，避免退化同化。以调研者所感知的当地行为方式及其思想观念的转变，意识到传统服饰正在慢慢衰落，在边远的渔村人们还是热爱穿这种服饰，但是年轻人对传统却很冷淡，失去热情和喜欢是很可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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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无德，易使人之大部心智游离；有德无法，放纵至恶之徒为非作歹，唯德法兼备，正社会之风，助国之昌荣。

[-找文章到网]古往今来，法与德相容相生，相较相长。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文明熠熠生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绵长的车辙印证了这样一个定论——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特别是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法律制度还有诸多不完备之处，单纯依靠这样的法律来调整十三亿泱泱大国显然力不从心，而借助传颂千年的中华美德正是我们治国兴邦的又一法宝。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论述中概括法德关系的最精妙之语。它既从正面肯定了法的强制性，又从反面强调了德的规制力。正反比对，法德互补，“一荣一耻”充分地诠释了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以遵纪守法为本文来自荣，既强调了法律作为调控社会的主要手段不容践踏，又教育了全社会牢固树立遵纪守法的道德标尺。将法治寓于德治，以德治推动法治。

以见利忘义为耻，既蕴含着“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警戒线，又隐藏着惩治危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法律制裁鞭。德治与法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

当今的中国是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确实是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硬件条件。但相对薄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不容忽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的社会，“见利忘义”之为比比皆是，且有愈演愈烈之风。如果说集贸市场的缺斤短两可以用“见利忘义”草草代过，那么英语四六级泄题、制卖假文凭、抄袭研究论文等行为就是对科学知识的践踏，假化肥、假农药就是对衣服父母的毒杀，假烟酒、假奶粉就是对人类生命的漠视，贩卖假钞、假证件就是对国家利益的侵蚀。所有这些“见利忘义”都起源于道德的缺失，归结为对国法的蔑视。因此我们说，“见利忘义”既是违反道德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也是违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正如马克思说过，“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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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2005年最出色的纪录片《灰熊人》的导演，他浓缩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提摩西・崔德威(Timothy Treadwell)不平凡的一生，也讲述了一个迷恋灰熊的人被他的熊杀死的过程：他也是好莱坞2006大片《重见天日》(Rescue Dawn)的导演，影片根据他在1997年制作的纪录片《振翅高飞》改编而成，这部纪录片曾经为他赢得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的评审团特别奖。

沃纳・赫尔佐格1942年9月5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4岁开始徒步旅行，游遍英国，希腊，墨西哥、苏丹：19岁那年，用一台35mm摄影机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26岁时，他的首部长片《生命的讯息》(signs of Life)获1968年柏林影展银熊奖。该片描写了纳粹在被占领的希腊的暴行，但影片并不仅限于对历史的如实描绘，而是留下更多的篇幅将这种暴行寓言化，普遍化。正是这种对人类历史，政治的终极思考，使影片呈现出一种非凡的品质。

或许跟少年时代的游历相关，沃纳・赫尔佐格的影片大多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地区拍摄，在人与环境的交流与碰撞中巧妙地讲述人力与天意的对抗；而影片中的主角大多是孤独的狂人；赫尔佐格的电影以寓言的手法解构现代文明机制与大众文化，创作力十足且充满挑战性。在拍摄《玻璃精灵》一片时，他甚至对全体演员进行催眠。在1972年的作品《天谴》中，赫尔佐格再一次将历史事件寓言化：16世纪欧洲殖民者侵略美洲的冒险在片中成了一个激情而孤独的狂想者的疯狂行为，历史背景被从影片中剥离出来，而人性本身才是导演最关注的主题。《天谴》在当年大受好评，赫尔佐格也成为国际影坛最受瞩目的德国青年导演。两年后，他的名作《加斯・荷伯之谜》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国际影评人联合会特别奖。

从1962年至今，他一共拍摄了46部电影，还出版了10多本散文、导演过十多出歌剧……而集中体现赫尔佐格风格的还有他的御用乐团一Popol Vuh，这是一个1969年成立在慕尼黑的前卫迷幻乐团，团名来自玛雅文化中说明人的起源的神圣之书，意指“相约之处”，乐队作品大多飘渺出世，充满神秘感，带有强烈的南美、印度等异域元素。赫尔佐格与Popol Vuh，让电影和音乐成就了彼此。

《沉默与黑暗的世界》Land of Silence and Darkness 1971

一部关注聋哑盲人群的影片。导演的关怀透过镜头语言，不仅达成了对这些在沟通上有问题的人群的理解，而且以悲悯的情怀表达了人的最根本需要是爱，而爱是通过沟通来完成的这一主题。

影片结尾，一位中年聋盲人由于长期受到他人的不解和冷遇而深受伤害，拒绝了别人伸出的援助之手。镜头最后跟随着他离去的身影，远远地看着他用手摩挲着一棵小树――他的痛苦来源于人类，但似乎只有非人类的生命能够给他心灵的安慰。

《白钻石》The White Diamond 2005

本片讲述了伦敦大学的Graham Dorrington博士到亚马逊丛林试飞自己研发的氢气飞船的故事。主人公带着童年的梦想跌跌撞撞地努力着，他向往自然，虔诚而执著。

Dorrington遇到过很多困难。首先他失去了几根手指，在飞船实验中也一直遇到各种小问题，比如发动机故障，突如其来的暴雨等。更为不幸的是，十年前他的摄影师好友和他一起进行野地考察时突然遇难身亡。这些不幸和困惑在赫尔佐格的巧妙铺陈下变得异常真切而动人。

片中的当地人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赫尔佐格把一片美丽，富有想象力的土地静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使影片具有无限张力。

《灰熊人》Grizzly Man 2005

“谢谢你们愿意做我的朋友，我爱你们，我会为你们而死!”这是野生动物保护者提姆・崔德威尔对灰熊的呼唤。

提姆・崔德威尔13年来，每年都到阿拉斯加的卡特迈国家公园拜访他喜爱的灰熊，他甚至自诩是灰熊家族的成员，他与熊之间亲近的关系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自然界自有它的界限，野生动物也有人类无法理解的行为，一场几乎命中注定的意外发生，提姆和女友命丧熊口。并且，生死瞬间，提姆的DV摄影机是开着的……赫尔佐格以这段影像作为创作的起点，利用提姆自拍的100小时录像素材，加入自己的巧妙构思，既不嘲笑也不批判，呈现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与《白钻石》的主角Dorrington相比，“灰熊人”Treadwell更像一个厌世的小朋友在逃避社会，企图通过与正常途径截然不同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灰熊人》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探讨，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按导演的说法，《灰熊人》的重点不在于野外生活的探讨，而是对于人类处境的关照，透过电影我们能看到埋藏在幽暗深处的孤寂灵魂。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在任何一种关系结构里，双方都不宜越界，否则后果会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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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洲；中世纪；特权；大学去行政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72-02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欧洲的中世纪是黑暗、落后、愚昧的，而细致了解欧洲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欧洲的中世纪不仅不是那么黑暗，反而充满了理性之光，中世纪作为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的衔接，是欧洲历史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其许多特性根源于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亦有许多特性直接为现代欧洲所继承，作为欧洲现代文明萌生的土壤，中世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大学――人类文明史上最美丽的花朵之一，就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大学成为现代世界大学的直接源头，这些大学对欧洲以及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在现代人的思维中，一些常用词语的最基本含义往往被忽略，人们往往没有思考词语的含义而直接去应用，例如封建社会的含义，在中国与欧洲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们的不同点而直接笼统一概而论，陈乐民先生讲过，要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词语的含义进行重新定位。同样，大学这个词语的含义也是如此，在中世纪的大学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中世纪大学的称谓经历了stadium（学校）、stadiumgenerale（大学校）到universitas（大学）的转变，名称的不同代表着大学特征和规模的变化。Stadium（学校）继承了古希腊学院的特征，比较简陋随意且有希腊游学的特征，Studiumgenerale（大学校）具有国际性特色，课程门类齐全，是Stadium（学校）的进一步发展，Universitas（大学）是指学生与教师的整体，有相对固定的教学设施和教学人员，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最典型代表，根据学者研究，universitas（大学）是最接近现代大学的中世纪大学[1]。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犹如一朵美丽而又娇嫩的花朵将人类文明衬托得如此光彩照人，探求这美丽花朵的起源，必须找到培育其生长的土壤，因此我们必须漫步到中世纪那悠远的岁月与欧洲辽阔的疆域去一探究竟。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必然会继承一些旧事物的合理因素，中世纪的大学也是如此，中世纪脱胎于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废墟，而古希腊罗马素有人文主义的传统，这种精神必然得到传承，人文主义传统是中世纪大学兴起的一大精神因素。

很多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教会所兴办的学校，以便于培养宗教界人才，这在基督教作为欧洲普世信仰的中世纪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正是一部分基督教兴办的大学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欧洲反对神学最积极的力量，并且为欧洲的进步积极努力着，因此神学也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的一大动力。亨利・皮雷纳在其经典著作《中世纪的城市》中给出了中世界城市兴起的经典解释，大部分中世纪的城市不是古罗马帝国原有的城市，那些城市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所荒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大部分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些手工业者，商人新建的城市[2]，是在其聚居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形成，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聚集，并且在某处讲书著说，这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提供了场所和人才。

在欧洲中世纪广阔的大背景下，最能引起我们重视的应该是代表宗教力量的教皇与代表世俗力量的封建主之间的争斗，这是贯穿中世纪始终的旋律，而大学则可以利用二者争斗留下的权力真空来发展自己以及从二者之间获得某些权力，教皇与封建主之间为了拉拢大学的力量从而孤立对方，也会为大学提供某些特权。随着的进行，欧洲人见证了阿拉伯文明的兴起，十字与新月两种文明之间不仅有军事冲突，更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欧洲人在翻译和阅读伊斯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各种著作中重新发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开始“发现欧洲运动”，导致了欧洲发展文化的热潮。也有个别大学的兴起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例如地处特殊的地理环境，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大学，由于靠近大海，气候宜人，风光旖旎，使人心情愉悦，是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这里办起了医学院[3]。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数量较多，比较著名的大学有萨莱诺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各具特色：萨莱诺大学是欧洲医学教育中心，博洛尼亚大学是典型的学生大学，巴黎大学是典型的教师大学[4]。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大的特色在于拥有很大的自与特权，这是大学崇高地位的体现，大部分大学无功利性，很多大学具有宗教特色，大学内部蔓延着中世纪神学的幽灵，为基督教神学服务。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带有国际色彩，这是对希腊学院游学传统的继承，但是也具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在普遍意义上的特权主要有：罢课及迁徙自由权、学术自由、免税免服兵役权、司法自治等等，这些特权不是从空而降的，是大学师生长期通过与教皇和封建主不断的斗争与合作得来的，教皇与封建主为了获得大学的支持也往往乐意为其提供许多特权，若是大学与神学或者世俗力量发生冲突，可以进行罢课或者另换校址，大学师生不论出身如何，都享受贵族和教士的待遇，并且免除税收和兵役，许多大学设有特别法庭，享受司法自治，大学内部的司法事务可以自行通过法庭来解决，学术自由则保障了学术的健康发展，不受或者少受外来力量的干预，从而保持知识与学术的神圣性。中世纪大学一般设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四个学院，讲授文法、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自由七艺”，①总的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已经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成为现代大学的直接来源。

中世纪的大学是中世纪的欧洲遗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直接来源，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成为现代大学的源头，中世纪的大学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留下了许多文化瑰宝。大学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学术机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会神学学校独霸欧洲的局面，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发展，其独立性和特权也有利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保存与翻译了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书籍，使欧洲人重新发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在欧洲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避免了欧洲文明的断层和缺失，随着大学在全世界范围的兴起，人类文明得以更好地传递与发展。在看到中世纪大学上述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世纪大学在历史发展中的消极作用。很多中世纪的大学为基督教会所控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反而成为宗教顽固守旧的堡垒。

现代欧美大学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也使很多欧美大学成为世界级名校。基辛格在就任美国国务卿时，哈佛大学就要求其辞去教职，②因为大学要保持其独立性就不能容忍政府的插手，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哈佛毅然选择了前者。大学是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地方，若是被政治与权力所染指，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何在？大学何以为大学？大学之大，在于有名师，有大师，教授敢于直陈己见，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

陈寅恪先生曾经在王国维先生的墓碑上写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箴言，这是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品性与理想的大学精神，而这一箴言也很好地诠释了大学人士应该拥有的品质，而陈先生在实践中更加践行着这句箴言，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明确地写到：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为了信仰与真知而不畏政治压力，这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所该拥有的气节，这是陈寅恪先生对行政权力的反抗，对学术权力的捍卫，这种精神来自于陈寅恪先生所生长与受教育的历程中，因此那个自由宽松的时代才是大师辈出的时代，而当大学行政权力超越于学术权力之上，并几乎主宰一切之时，鲜有大师再会出现。幸运的是对于大学过度行政化这个问题，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并且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先生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模式，倡导学术主导和学术自治；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实施了“序长不序爵”的接待校友的原则，按照年龄来排座位，而不是按照官职来排座位。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很好地迈出了开拓的步伐，相信去行政化这条路会有后来人一直踏实地走下去，去还原大学的源头――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的精髓和本质，即独立性与自主性。返璞归真并不是向后看，而是去寻找最初的美好，来改变现在的歧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延建林.中世纪大学称谓的变迁[J].教育学报，2007，3（6）.

[2]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篇9

关键词：《群山之巅》 生态意识 自然 文化

迟子建的小说不仅有着对自然诗意的描写、美妙的意境，并且在内容上也关注人类与自然、自身的现实关系。作者对鄂伦春族文明的凋落谱写了一首挽歌，在人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生态意识，尤其是在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精神造成一定损害的今天，迟子建的创作就更加富有意义。

一、自然文化与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最早是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谈到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土地（自然界）。”[1]他强调将人类的道德自觉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主动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基鲁索夫则将生态意识定义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人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2]我国学者陈铁民认为：“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运动规律，如何从最优角度反映、解决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3]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动性的重要性。刘湘溶将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类以对包括自己于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4]可以看出，自然意识就在人类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处理人与自然、自身的方法进行不断调整。

（一）“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观

首先迟子建小说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敬畏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无所畏惧，生态危机接踵而来。正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奇说的：“人类的困境正是传统发展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人们忘记了自然是赋予人类的发展的基础。”只有像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y治异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5]如此，人类才能躲过自然的惩罚。

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还体现在人与自然情感的互通中。“天”是生命的起源，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安雪儿眼中，月亮、星星是和人类一样的玩伴，同样有生命。“人类早期的医药仪式，萨满教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消灾。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古人通过肉体与地球的类比来解释和表现平衡。”[6]这些早期人类的幻想通过与自然、自身的情感结合、互通。

（二）动物形象的灵性体验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具有人类的情感，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小说《群山之巅》中，辛七杂的出场伴随着一群鸡鸭鹅狗的出场，这些生物能体会出人身上死亡的气息。绣娘的白马更是灵性的代表。正如史怀泽提出“敬畏生命” “尊重生命”。他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生命立场来看的、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7]就是因为做到了敬畏生命，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才能被人类用心去感知，从而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在人与动物的相互关爱中，人类得到心灵的慰藉。迟子建的动物世界里没有较多地对凶猛动物的力量的赞美，较多的是对通人气的动物的关注。利奥波德的大地理论认为：“气候、水、动物和植物都是大地共同体的一员，都有它存在的权利。”迟子建更是将动物作为同样具有情感的个体与之相互关爱。辛开溜将狗取名爱子，这只狗已经成为他思念妻子的寄托，也是唯一的伴侣。文章写道：“辛开溜的墓地是爱子选的……当辛开溜的灵车到达龙盏镇时，爱子在北口迎接，呜呜嚎叫，它在西山刨的墓穴，印满花形爪印。”[8]298

二、人文文化与生态意识

与张炜、郭雪波、叶广芩等作家一样，迟子建的小说有着浓厚的生态意识，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景观和生物的关注上，也表现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态变化、科技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社会的危机以及古老文明、习俗的衰落等问题上。

（一）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生态意识

迟子建的大量作品，如《北极村童话》《福翩翩》《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抒写的是对古老乡村文明和大自然的美好体验。迟子建生长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童年的乡间记忆让迟子建对人生有着最朴素的理解。正如她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缘故……虽然小说是作家创造的，但我的感觉也是自然创造的，所以它就更应该是美的。”[9]可见大自然在迟子建心中的价值和对其创作的影响。

小说《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龙盏镇。“镇”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它既有城市的特点，又有乡村的一些性质。在20世纪的中国，每一个镇都发生着社会的转型。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城镇是如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建设，但一系列事件如毛虫灾害、农药、食品添加剂的过度使用、安大营掉进河道大坑的死、地质工程师的探矿，都反映了现代化正渗透着这个城镇。而作者的意图则是通过唐汉成来叙述的：“而他在山里长大，热爱大自然。每当疲惫地回到青山县，看见山，看见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的血液就畅通了，一路的风尘也被洗去了。”[8]43对于矿物勘探者而言，不惜采用误伤的手段来维护龙盏镇的“太平”。

（二）鄂伦春文明的挽歌与生态意识

中华民族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包容，在团结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精神文化。如果要找寻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曾认为：“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10]在迟子建笔下，不论是《北极村童话》，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用鄂温克族的历史、风俗、建筑、饮食乃至萨满文化，来表达对这种古老文明衰落的惋惜，但《群山之巅》却用更加深刻的笔触把目光落在了城市对乡村文明和人类思想生活的影响之上。

首先，迟子建歌颂了鄂温克族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我从小在大兴安岭长大……这支部落现在就剩两百多人了，我去内蒙古的根河追踪这支部落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我痛心的是，现代文明的进程正在静悄悄地扼杀着原始之美、粗犷之美。”[11]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人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保留了原始人类的生机。古约文乡是鄂伦春人的居住地，绣娘的身上较多地保留着古鄂伦春人的活力，心里也像明月般纯净。

其次，风葬等一些习俗也体现出鄂伦春文明所具有的生态意识。“风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在树杈上或树与树之间搭横木，上铺篱笆，将死者放上，再以树枝或篱笆覆盖。也有将死者装入木棺再置于树与树之间的横木上的。[12]这种丧葬形式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鄂伦春人外出行猎经常有人死于山中者，这是及时安葬的手段；另一方面，丧葬是一种宗教性的习俗。风葬在一些居住形式上类似巢居，是远古时代人们巢居的生活情景在葬俗中的一种折射。迟子建也认为：“他们为什么风葬？ 在我想来，就是他们要让自己的躯体与天相接，灵魂这时就会在晚风和晨露中脱壳而出，化做云朵。”[11]

三、对人类精神冷硬的批评

迟子建曾经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过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人的意义上的。”[13]由此可见，迟子建作品的生态意义包含着人类精神上的生态精神。

迟子建的小说塑造了许多充满神性的美好人物，但S着现代化大潮的侵袭，人的恶逐渐暴露。《群山之巅》里，安雪儿可以说是美好人性的代表，她像尘世中的精灵一样。她的父亲安平是个正义、重感情、有担当的汉子，奶奶绣娘更是具有少数民族人民身上特有的热情与古朴。在这种对比下，辛欣来就显得充满了人性之恶――他嫌弃龙盏镇家乡。老魏则崇尚享乐消费主义。还有单尔东，成名后抛妻弃子。这显然是经济浪潮蛊惑了乡土人们，使他们出现了虚荣心与欲望。不过，迟子建在恶中始终坚持着把温暖和爱留给了这个世界，她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14]。

迟子建的作品在当代主流作品中题材和人物形象都是独树一帜的，也正如她自己所说：“就像大兴安岭一样，它太偏远了，不是什么中心，就在边边角角的一个小地方，你可以注意它，也可以完全把它忽略。个人的能力太微弱了，别说一个作家对文学史有多大影响，我觉得我能对自己有点影响，不停地用写作来改造自己，就挺了不起了。”[11]迟子建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守卫着这片美好的生态理想家园，带领人们关注自然，引领人们的新视野和新生活。

参考文献：

[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2]B・基鲁索夫，著.余谋昌，译.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J].世界哲学，1986（04）.[3]陈铁民.论现代生态意识[J].福建论坛（文史哲），1992（04）.

[4]刘湘溶.论生态意识[J].求索，1994（02）.

[5]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6.

[6]张艳梅，吴景明，蒋学杰.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7][法]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9：133.

[8]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9]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

[10].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8.

[11]郭力，迟子建.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01）.

[12]夏之乾.风葬略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04）.

[13]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J].名作欣赏：鉴赏版旬刊，2015（28）.

篇10

上古的题材，我们可以在近期北京的舞台上看到，不管台湾来的云门舞集，还是中国的精卫等等，都是上古先秦的题材，至于，为何选择上古先秦，每个作者编者和舞者的动机是不同的。

舞之，蹈之，舞蹈的起源，手之舞，足之蹈，构成了基本的形体表达，与相类的音乐、文字也都充当同类的人类学功用。人类有了舞蹈、音乐和文字，估计神灵就开始畏惧，大地就开始颤抖了，以为，人类有了与自己呐喊的巫术与胴体图腾。就像少年派的漂流，他找到了制服猛虎的法门，人与神之间，有了教法之前的教法，有了震慑人心的震慑，有了自我观照的观照，有了回到本原的本原，有了命名天地的形式，有了表达孤独的语言，有了战胜恐惧的密语，有了将军密令，有了利钝兼收，因此，也就有了基本的心理需要，一旦，道统崩塌，魂归何处。清朝的皇帝废了，道统崩塌了，孔子、释迦、老庄都成了历史的材料，价值的判断如粪土草芥，历史不值钱了，更何况上卉舞蹈记忆？

1929年的启蒙

启蒙一辞，有些泛滥了，但此处不得不提出，宪法是第一的。《独立评论文选》中，可以阅读到了1932年前后，主编下的进步杂志，胡道维介绍英伦、欧陆和美国的制度源流。这些体制边缘，就是音乐舞蹈的肩蒙，法日本，法德国，法英国，法苏俄，法美国等等。中国内地的舞蹈现代启蒙，是日本与德国表现主义的交集。吴晓邦先生是孤独的勇者，先锋。

现代性是充满诱惑的，不论是柏克还是兰克对近代中国第一流的思想人物，影响是心智深处的，但是，中国思想的现代启蒙，又是曲折的一把矛盾。1911到1948年，1978年后，成为了中国内地两次思想启蒙的火热期，舞蹈也充当的活跃的角色，在1980年代，舞蹈的表现更为强烈，如贾作光先生的《海浪》等。

两个时代的启蒙，同样充满力度，民国的舞蹈启蒙是有与没有的问题，80年代的启蒙是苏美对峙的问题，渴望多元的问题，走出意识形态的问题，面对国际化的问题，两岸四地竞赛的问题，为华族华人表达的问题，回到中国文化本我的问题，观念交织的问题。

舞蹈为何表达？

新千年，末日后，这属女权的时代，弱者抗辩的时代，为个体抗争的时代，经济分析的时代，这时代大致半世纪左右，时代钟摆又将同归双鱼座的暴力与热血，但这焦虑的前半程，消费主义的女性气质，是自遣自戕也是自救，为权利而抗争，争取弱者的自由就是争取一切的平等与自由，“我之利，当取同之”（德国谚语），权利法定，人权与平衡厘定之前，一切虚无。

末日，何以重生？过去，我未生时属于历史，易滋生惰性；未来，创意想象毕竟不可得；今日，于末日之前，急迫紧张焦苦，政经波橘云诡，自性恍惚摇动：本我是空，自然明白，自我私欲，何以枷锁教诫，超我之念，何以冲决网罗，虚伪？南美人的政经神话魔咒，何意大加挞伐，抄底，货币控制墨西哥，粉碎谎言？巫与舞者，可信？可用？

现代社会是消费主义控制的时代，、文明、性与理性是时代的枷锁，也是民众捍卫自我的语言和法门，对治现代文明宰治特立法门，神与人之间的巨大空隙里，巫与舞者貌似救世胴体图腾，末日，其可用？可信？道成肉身？体露金风？体诚？何以重生？

金刚经育，不取于桕，如如不动。